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影响篇1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国老龄化发展速度快与经济不相协调。就那发达国家来说，发达国家在经历这样的过渡的初始阶段时它们就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较高的医疗卫生条件，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都经历了十年甚至有的经过了数百年之久，但是现在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总的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还不容乐观，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但是现在我国却已经处于了老龄化的阶段。

影响世界各国老龄化的因素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形成的各国的老龄化的特征有很大的差异，就我国来说，人口老龄化特征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老年人口高龄化迅速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年龄结构也在发生惊人的变化，由原来的中老年人口占有绝大比例，转变成为高龄人口的大幅度增长，高龄人口所占老年人口的比例迅速增长。所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是货真价实的老龄化，是真正的人口高龄化发展。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非常不均衡

由于受到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老龄化的现象往往是突发性的，并不是伴随着某种规律发生的，但是就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呈现一种增长趋势的，它是与我国的控制人口同步发展的，人口增长的控制使得出生率不断地下降，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养老制度和医疗卫生制度却是在不断的优化升级，所以死亡率降低，所以老龄化问题出现。

（三）区域间存在发展不平衡

我国疆土幅员辽阔，存在很多层次的发展区域，这些发展区域经济、政治、文化水平都存在很大的不同，所以就造成了各个地域的老龄化状况显著不同，但是就总体来看由于东部沿海经济发展速度要高于西部内陆地区所以老龄化问题也较西部要高。

（四）老龄化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要超前很多

还是就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快速，所以即使是出现比较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它们也会有相应的养老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来相适应。但是我国与这些国家不同，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并不算富裕，现阶段出现这样的严重老龄化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经济所负担不了的。

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人口规模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有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即使在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人口还是较多，对于这部分新出生的人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我国的人口年龄队伍的一个惯性推移，就会产生七八十年的影响，所以接着就会出现所谓的就学高峰，婚育高峰，就业高峰，退休高峰，死亡高峰，因此就是随着这样的一次次的人口年龄的抬升的过程，老龄化问题逐渐的严重，其实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就是反应的人口年龄结构的抬升过程。所以选择人口规模作为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因素之一。

（二）人均GDP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也有影响

人均GDP也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反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越，所以我国人口生活的更好人们活的时间就会更长，又因为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福利保障制度更加的好，养老制度更完善所以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选择人均GDP作为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因素之一。

（三）恩格尔系数也是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恩格尔系数是反应人民用于食品支出的比例，它越大就表示人民生活质量水平越低，经济的发展使得恩格尔系数越来越低，所以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人民更加注重养生方面，所以人口年龄越来越高，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选择恩格尔系数作为影响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因素。

（四）其实城镇化的加速也是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城镇作为经济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的发展中心，对于社会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行政区的划分使得城镇的数量增加，又由于城镇中较为完善的医疗体系和保障制度，使得老年人口的数量的增加，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所以选择城镇化的加剧来作为分析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我们必须要科学的制定一系列措施来抑制老龄化的进一步增长，且制定并且实施好全面促进全区老龄事业发展的工作规划。现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几点应用性的建议供参考：

1.区民政局、人事劳动保障部门要深入研究老龄的问题。对于老龄化问题要全面重视起来，不仅仅是要注重过去一定要着眼于未来，要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区域，使更多人可以进入最低老年人生活保障，从而将占全区总人口六分之一的老年人的养、乐医等列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去统筹考虑和安排。

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影响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调整；老龄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受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的生育率逐渐下降，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至今，截止201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至了12.07‰，死亡率为7.11‰，自然增长率为4.96‰，已经提前迈入了低生育国家的水平行列当中。此即表明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我国上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将会愈发严重，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必须要加强关注，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因而就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与价值，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与思考。据此下文将重点就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工作。

1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对于产业结构的解释即为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其比例关系以及相互间的依存性与制约性。人口结构同产业结构间休戚相关，通常而言人口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层次的变化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人口结构大多是通过消费需求以及劳动力的供给两方面来对产业结构造成影响。由需求层面而言，人口结构的改变会造成整体社会消费需求层次产生巨大的转变，为了满足于整体社会的消费需求结构，相应的生产结构也便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提供具有良好市场销售前景的产品，与之相伴发生的便是产业结构的改变。有供给层面来进行观察，人口总量与结构的改变将会直接对劳动供给量以及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同结构、数量的劳动力群体将会对于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重大的影响。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消费需求结构的影响

需求主要包括消费与投资两部分，其中消费性需求为终极需求，因而最终对产业结构起到决定性影响的便是消费需求。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最终会造成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产生巨大的转变，有发展趋势而言老年人数会持续升高，而幼年儿童则持续下降，中青年人群会先增多后减少。持续改变的社会人口结构将会对于整体社会的消费结构产生本质性的影响，并最终使得投资需求也产生相应的转变，相应的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转变。

（一）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多，消费规模持续扩大

自上世纪末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整体人口结构的比例在持续发生着改变，其中老年人数持续升高，幼年儿童持续下降，中青年人群先增多后减少，社会的抚养比例会先降低后增多。据有关调查研究预测到2050年我国15～64岁的人群数量会下降至61.6%，其中中青年人口比例未出现明显的改变，而两端人口比例变化明显，老年人口持续增多，幼年儿童持续减少。

伴随着整体人口结构所发生的巨大转变，相应的社会消费结构也会随之产生巨大的调整，整体人群之中中老年人群的消费比例会越来越高，幼年儿童的比例则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此种消费结构产生的转变大多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在整体社会人口比例之中两端人群数量绝对值所产生的改变将会直接造成消费结构的转变；第二，则是老年人群与幼年儿童两类人群的消费水平的差异性所带来的转变。第三，伴随着我国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日趋完善老年人群的消费能力也将会有所提升。

（二）老龄产业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消费需求作为人的终极需求，其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导向性意义。伴随着我国整体社会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整体人口的结构也将会产生巨大的转变，其中主要的体现便是幼年儿童的整体消费需求量大大降低，而老年人群的消费需求量急剧扩大。因此为了满足于老年这一消费结构的转变相应的产业结构也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满足于老年人群需求的产业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由大的分类方面来说，老龄产业主要包括有三个方面即：第一，老龄用品，其中主要就包括了电子产品、日用保健产品、医疗等；第二，老龄服务，其中就包括了旅游服务、护理服务、医疗服务等；第三，老龄金融，其中涉及有储蓄、证券、保险、房地产等。

3顺应老龄化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的措施

（一）大力支持社区服务业，带动老龄产业发展

人口老龄化促使以老年人群为主要客户群体的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就目前我国的老龄产业发展现状而言同老年人群的实际需求还存在有一定的差距，老龄产业在我国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力开展老龄产业发展，必须要寻找到老龄产业发展的领头者。从老年人群的切身需求来说，日常服务是老年人群最为需要的，特别是对那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群。因而在老龄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应当重点就加强对于生活服务类行业的大力发展，要加快老龄产业发展，就必须以社区发展为着力点，以此来推动整体产业的发展。

（二）加快推进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人口的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力供应量的极度稀缺，劳动力成本也会出现大幅度的上升，若仍然坚持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则将在全球化的市场分工协作中优势尽失，相较于劳动力而言，资本与技术的成本优势尤为突出。因而大力推进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是我国下一阶段应当重点发力的方向。但与此同时也切忌急功近利，不能完全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此方面可参考借鉴日本与美国的发展模式，应当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携手共抓，产业的转型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的，况且我国目前还仅是处在老龄化社会的初级阶段，单纯强调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而忽略人力深加工产品显然不合时宜。

（三）持续扩大教育投入，提升教育质量

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劳动力人口逐渐减少的情况日渐加重，劳动力的老化对于产业转移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出现了新型产业后，必须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资源的支持，而人口的老龄化则会造成劳动力转型面临困境，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将受到严重的限制。因而基于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之下应当持续扩大教育投入，提升教育质量，特别是针对职业教育，应当不断提升劳动者自身的技能水平，增强其综合素质，以促使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能力能够得以进一步的增强。

4结束语

总而言之，人老老龄化对于我国的整体经济产业结构将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并会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阻碍，而要想处理好因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应当顺应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做出适当的调整措施，具体可采取大力支持社区服务业，带动老龄产业发展；加快推进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扩大教育投入，提升教育质量等措施来将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确保我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保持相对较快且稳定的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1]陈敦贤.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3）.

[2]鲁志国.简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影响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机遇应对策略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和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这样就导致了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变化，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要看到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对现代文明发展的体现。人口老龄化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有很多的老年人，这些群体可以促进消费，从而能够使经济得到增长。随着我国时代的发展，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兴起和发展可以为社会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能够增加经济的增长。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老龄化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也可以延缓经济的发展，这是两种对立的现象。人口年龄的变化，一定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同时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主要是因为：老年人口是社会功能下降时期的群体。老年人口本来就是出于弱势群体，假如，这一群体人口的增长非常迅速，就会对社会带来一些问题。不利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1）当儿童人口比例不变时，人口老龄化就会造成劳动人口的比例下降，也有可能会出现劳动力不足，这样就会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一些问题，阻碍社会的发展。

（2）人口老龄化就会使劳动力结构的老化，从而影响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3）人口老龄化能够对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从而造成家庭养老的减弱。

（4）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的养老金不足，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二、给年轻人从事养老行业及养老产品开发提供了机会

对老龄化进行研究要从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进行分析，想办法提出老龄化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但是，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一些专家学者对老龄化这一问题进行了争论，有的专家学者认为人口的老龄化给年轻人从事养老行业及养老产品开发提供了机会。

医疗照顾、社会关照、有关老年人的技术创新和老年人社区服务是老年人的主要需求。

一些专家指出：医学护理需求是老年人巨大的需求。当前一些国家没有做到这些，老年医护人员很少。老龄化带来的重要机遇主要表现在：老年医护的特殊培训和对老年人的教育。老年人同样需要社会的关照，老年人的社会关照主要由社会人员完成。当前，国家的社会工作者是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拥有高素质并且能够满足老年人需求的社会工作者是很大就业创造过程。国家要对老年人进行教育和培训来了解健康保健知识，所以，对老年人的教育和培训也是当前新兴的一门产业。给年轻人从事养老行业及养老产品开发提供了机会。

一些专家学者通过研究得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企业的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降低了，有许多的工作岗位对适龄范围不断加长，企业给老龄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假如一个国家出现了老龄化，不会造成劳动力的减少，所以，经济增长不会从高处降到低处。一些专家学者还指出：老年人具有积极地生活态度，那么这个老年人积累的资本在经济市场上是宝贵的财富。

三、缓解我国老龄化问题的策略

（一）适当快速的增长

人口老龄化既是一个人口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经济问题。在经济发展中，不同的人群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同，所以，人口老龄化一定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产生很大的影响。面对这样的问题就要我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平等地分配等等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样调整对于我国来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选择调整的机会正确，那么这个国家付出的代价就很小。如果调整的时机不正确，那么这个国家付出的代价就会很大，目前，我国正处于这有利的种调整时期。

（二）积累、投资政策的导向

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的存蓄、投资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样会使我国的经济在很好地时期快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是否有很好的积累和投资，因为积累和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正处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所以，保持较高的投资和积累非常的重要。

（三）延长老年人口的劳动时间

老年人依照自身有不同的情况，比如：有刚刚退休的、有专业技术的和对家庭没有负担的等等，老老龄人要在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挥老年人的余热，这既是对老年人生命价值的体现，也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贡献。

（四）法律法规完善，加大对养老行业的优惠扶持力度，发展居家养老

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像过去那种多子女家庭来共同照顾老人是不可能的。所以，随着老人年龄增长，身体功能退化，需要人照顾而身边无人照顾，这就体现了社区居民养老服务的意义所在。身边无子女或者子女照顾不过来，从这个角度，社区对老人、对家庭成员的支援就显得尤为重要。发展居家养老是对这一现象所作出的一个正确选择。

四、结束语

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所以，要充分保证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发挥老年劳动力的潜在价值。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影响篇4

关键词：“少子化”；“老龄化”；消费；产出

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19-11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多样，人民生活水平正处于逐步上升阶段，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的市场容量，都十分巨大。加上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结构升级调整加快，国内市场必将进一步增大。另外，扩大内需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项重要举措。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只有有效扩大内需，特别是国内的消费需求，才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动权。我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此，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1]。”

消费（特别是家庭消费）是受很多复杂因素影响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口年龄结构[2～3]当然，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对生命周期假说持保留态度，如对英国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对消费变动的影响并不显著（参见：Garruth，A.，A.Henley.DemographicStructure，AssetHoldingsandtheExplanationofAggregateConsumers’Expenditure[J].JournalofEconomicStudies，1990，17（2）.）。。我国从1980年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30多年。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得到基本遏制。近年来，一些学者依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所计算的总和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4～5]。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风险已经不再是迅猛的人口增长，而是较低生育率带来的劳动力不足，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少子化”和“老龄化”。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将对我国的家庭消费乃至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成为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理论回顾及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基本模型解释：一个是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伦伯格（Brumberg）于1954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模型，另一个是萨缪尔森（Samuelson）和内尔（Neher）提出的家庭储蓄需求模型。莫迪利安尼认为，理性的消费者要根据一生的收入安排其消费与储蓄，消费者一生的收入将与消费相等。他将人的一生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阶段。在年轻时期，往往会把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有时甚至举债消费，导致消费大于收入。进入中年后，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降低，收入大于消费。这是因为他一方面要偿还青年阶段的负债，另一方面还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消费又会超过收入。所以，在人口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从长期来看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口构成比例发生变化，则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变化，如果社会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如果中年人的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降低[6]。

家庭储蓄需求模型把后代数量作为影响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认为孩子可以作为家庭储蓄的替代品，子女越多，父母对未来的生活保障越有信心，家庭收入中用于养老等生活保障的储蓄就越少，消费比例越高。子女数量少，父母就会倾向于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7～8]。另一种观点认为，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增加时，在既定收入下，父母可用于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但是，孩子质量作为替代物，不一定能够完全抵消人口过渡时期孩子数量的减少，使得父母随着人口过渡的发生而增加一生中的储蓄[9]。

在实证研究方面，莫迪利安尼用抚养系数（或赡养比率）来研究人口年龄与社会总储蓄率，发现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与储蓄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10]。列夫（Leff）在莫迪利安尼的基础上，采用更大的跨国横截面数据作了一个经验分析。他将74个国家分为两组，一组是发达国家，一组是不发达国家。发现无论是所有这些国家还是两个子组的回归结果都得到了与莫迪利安尼同样的结论[11]。古普塔（Gupta）根据年人均收入将不发达国家进一步划分，发现只有处于较高收入组的不发达国家，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才和储蓄率显著负相关[12]。亚当斯（Adams）认为高生育率导致的人口压力使工作人口更努力工作、寻找更好的生产技术或方法、增加资本积累，从而使生产力或产出增加，进而储蓄增加[13]。因此，高的人口抚养系数并不必然意味着低的总储蓄率。

此后很多学者继续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对消费的影响进行研究。赫德（Hurd）发现，老年人口的增加将使社会的储蓄率降低，并且其消费结构中，将增加医疗服务的支出，而减少私人交通的花费[14]。福克斯（Fuchs）利用美国的相关资料，推算到2022年时美国老年人口花费于健康照顾的消费支出将占GDP的10%。若用1995年价格表示，到2022年时每人用于健康的消费将达到25万美元。如此高的比例与金额，并非因为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恶化。相反，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甚至要更好，之所以产生如此高的健康消费，是由于健康营养的需求以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死亡之前长期处于生病状态[15]。鲁尔曼（Luhrmann）则讨论至2040年，老年人口如何影响德国的消费需求结构。结果显示与房屋有关的消费和休闲消费支出份额将显著增加，而食品与服饰的消费支出份额将显著下降[16]。有关“少子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的文献较少，叶（Yip）和张（Zhang）发现出生率较低的国家相对于出生率较高的国家，有较高的消费表现[17]。但也有学者认为，“少子化”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家庭中成年人的消费，这是因为家庭不必为较多孩子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进行较多的储蓄[18]。但是“少子化”在长期内将降低该家庭和全社会的消费[19]。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我国人口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袁志刚和宋铮通过数值模拟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于最优储蓄率的影响比较显著，他们由此推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20]。王德文等利用列夫模型[21]拟合中国的数据后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影响[22]。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利用中国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儿童和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中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即中国儿童抚养系数的下降反而提高了居民消费率，但这种影响并不大；中国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并不是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23]。李春琦和张杰平利用1978～2007年中国宏观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习惯非常稳定，儿童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4]。李文星和徐长生利用1952～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和协整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中国实际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实际居民消费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短期波动也对实际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由于目前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已近谷底，未来其对中国实际居民消费的影响有限[25]。王宇鹏利用2001～2008年省份面板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因素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家庭未成年人抚养总支出对抚养数量弹性较小[26]。

可见，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对于“少子化”与“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均还未有定论，国内对于此领域的研究多采用时间序列或者省级面板数据，但是由于居民消费的复杂性，用宏观数据无法具体反映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不同类型消费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本文采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07年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少子化”及“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时，我们利用该调查1988～2007年数据及2007年投入产出表，预测了“少子化”及“老龄化”对我国各产业产出及GDP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构建了“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衡量方法；其二，研究了“少子化”和“老龄化”对不同类别消费的影响；其三，分别用OLS和分位数回归进行研究，并分别预测了“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总消费的影响；其四，结合投入产出表，预测了“少子化”“老龄化”对产业产出和GDP的影响。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为研究“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本文首先定义了“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衡量指标。在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解释变量中也包括其他影响家庭消费的指标，具体计量模型如公式（1）所示：Yi=c+β1YOUNGi+β2OLDi+β3INDi+β4AGEi+β5EDUi+β6INCOMEi*LOW

+β7INCOMEi*MIDDLE+β8INCOMEi*HIGH+ui（1）式（1）中，c为常数项，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少子化”与“老龄化”），本研究以户内人口年龄结构比重来表示。即用户内0～14岁儿童人口占户总人口的比重（YOUNG）测量“少子化”，用户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OLD）来测量“老龄化”。除了人口年龄结构，还有其他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本文选择的其他控制变量如下：户主的年龄（AGE）；产业结构转型（IND），用户内人口从事服务业的比重来表示。本文按照家庭总收入将住户分为三个阶层，即低收入阶层（年收入6万元以下）、中收入阶层（年收入6万～18万元）和高收入阶层（年收入18万以上）。设定虚拟变量LOW、HIGH分别表示该住户位于低收入阶层或者高收入阶层。关于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标准的界定，主要参考了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它的测算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将这两个数据转换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牵涉到三重换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换算，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换算，购买力评价标准换算。根据三重换算而来的收入参考标准，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中等收入者的界定，常兴华把人均年收入15000元左右定义为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下限，认为“如果基尼系数保持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高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差距应在25倍左右”（参见：常兴华，城镇低收入阶层收入问题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0，（4）.）。南京市统计局则使用不低于3000元的月收入与不高于30%的恩格尔系数来共同确定中等收入者。。EDU表示该家庭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计量模型所用数据来自于李实教授主持的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07年的调查数据，所用数据为城镇数据，该调查在全国共调查了19个城市、787个社区，共5000户家庭、40000个个人。样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获取，分层是在省和城市的基础上进行的。城镇内部的家庭样本是随机的整群抽样。我们使用的数据包括城镇住户数据和个人数据，为了计算儿童占户总人口比重、老年人占户总人口比重等变量，我们将住户数据和个人数据进行了匹配。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剔除了缺失值，并用巴尼特（Barnett）和刘易斯（Lewis）的方法处理离群值[27]即所有离群值均以仅次于（大于或小于）非离群值替代。，最终获得4107户家庭数据，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家庭2007年平均支出3675万元，其中支出比例最大的是食品支出，每户家庭平均支出1509万元，其次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衣着支出和居住支出，每户家庭平均支出0436万元、0374万元和0365万元。

四、计量结果分析

对于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的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YOUNG）和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OLD）均对总消费无显著影响。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对食品支出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对食品支出无显著影响。处于成长期的儿童对食品的需求一般来说相对较高，特别会增加家庭对零食的消费。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对衣着支出有显著负向的影响。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增加，会增加该家庭的生活负担，因此，会减少衣着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另外儿童对服饰的要求相对较低，这也会降低家庭的衣着支出。对于居住支出，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均对其无显著影响。对于医疗保健，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对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儿童和老年人抵抗力差，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另外，儿童往往较为顽皮，这也会增加其受到运动伤害的可能性，进而增加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关系，往往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对这些疾病的治疗也需要较多的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28]。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对交通和通信无显著影响，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对交通和通信有显著负向影响。这是由于老年人疾病多发，社交活动减少，往往减少出行和与人联系，这会减少交通和通信消费。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均对其无显著影响。

令人奇怪的是，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均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一般来说，儿童教育是我国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的部分，仅次于食品支出，并且我国家庭对儿童的教育一直较为重视，似乎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的提升应该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不过考虑到我们儿童的定义为0～14岁，而这个年龄段所受教育为义务教育，因而可能造成家庭教育支出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家中有儿童，因而父母等家中的成年人为了照顾儿童会减少外出娱乐的活动，相应减少了娱乐消费。另外对于消费结构不同的家庭，家庭人口结构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这在本文后面的研究中也会提到。而到了老年阶段，由于其早已完成教育周期，因此，家庭教育支出同样较少当然，也有部分老年人进入老年大学，因而支出教育费用。，此外由于老年人社交活动的减少，家庭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也会下降。另一个比较难以解释的是居住支出，儿童和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对其均无显著影响。实际上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住房居住支出其实都已经占了城镇居民日常开销的大头。而一般来说，为了更好地养育子女，儿童人口比重的提升会增加对房屋居住面积的需求，但是OLS的分析结果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其他变量对消费的影响如下：户内人口从事服务业的比重越高，则总消费越高，其对居住支出、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均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户主年龄对食品支出、医疗保健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对居住支出有显著负向的影响。户内成年人受教育年限对食品支出有显著负向的影响，对衣着支出、交通和通信、其他商品和服务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收入对各类消费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中等收入人群除食品支出和居住支出外，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其他人群高[29]。

根据家庭收入调查的大样本特征，我们用JarqueBera统计量，检验样本是否符合正态分布。根据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所有的消费支出（包括总消费和8个分类消费支出）均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假设。在此情况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其估计结果是有偏的这可能也造成了之前我们对计量结果进行解释的困难。。而分位数回归在此情况下会有较好的估计效果[30]，另外分位数回归对于数据中出现的异常点具有耐抗性并且估计出来的参数具有在大样本理论下的渐进优良性。因此，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所选择的分位点为015，03，05，07，085。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根据表4所示，随着分位点的从低到高，儿童占户总人口比重对食品支出、医疗保健的正向影响逐步增加；对衣着支出、交通和通信的负向影响逐步增加；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影响在Q（05）和Q（07）处显著为正；对居住支出的影响在Q（015）处显著为正；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影响比较复杂，在Q（015）、Q（03）和Q（05）时为正，在Q（07）、Q（085）时为负。

根据表5所示，在衣着消费水平较高的分位点，老年人占户总人口比重对衣着支出的影响从Q（07）开始显著为负，对居住支出的正向影响从Q（03）开始逐步增加，对医疗保健的正向影响逐步增加，对交通和通信的负向影响从Q（05）处逐步增加，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负向影响也是从Q（05）处逐步增加。

我们从分位数回归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儿童占户总人口比重的增加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影响在Q（015）、Q（03）和Q（05）处为正，在Q（07）和Q（085）处为负。由于教育文化支出是较为缺乏弹性的，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较高的分位点，其教育支出的压力较大，随着孩子的增加，反而有倾向会降低在每一个孩子身上的花费。另外，娱乐消费是比较有弹性的，随着孩子的增加，抚养费用的增加以及照顾孩子时间的增加会大幅降低娱乐的消费。

分位数回归发现“少子化”对居住支出无显著影响。这有可能与我们的统计方法有关，涉及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居住支出有两个口径，一是住户调查中使用的居民居住支出口径：用来反映居民日常消费中用于居住的现金支出情况，主要包括水电燃料费、取暖费、租房房租、物业管理费以及装修材料等支出费用，不包括购建房支出和自有住房的虚拟房租。二是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核算时的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居住支出口径，它除包含上述狭义口径中的居住支出外，还包括自有住房分摊部分或叫虚拟房租。这两个口径的主要差异是自有住房消费的分摊或虚拟房租的计算。如果在调查时已经购房，那么其报告的消费支出可能会缺失这些部分的花费，这在我们对数据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居住支出报告为0的有523人。另外城镇家庭购房多采用个人贷款的方式，那么“首付”如何计入居住支出也成为一个难题。这就造成了本文对居住支出分析的困难。“老龄化”对居住支出的影响从Q（07）开始逐步增加还有可能是因为对子女赠与的原因。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北京、沈阳等七大城市老年人消费行为的调查，“老人为子女花钱更多”，比“子女为老人花钱更多”的家庭高出近一成。

五、“少子化”“老龄化”对产出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1988～2007年四轮数据推算2007年之后“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我们分别计算了1988、1995、2002、2007年，儿童人口占户总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占户总人口比重，计算结果见表6。

根据表7，我们发现由于消费的减少而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制造业，其次是公共服务业，再次是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根据OLS回归，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净减少的消费将会使制造业的消费降低6741元，使公共服务业的消费降低2814元，使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的消费降低2508元。根据Quantile回归，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净减少的消费将会使制造业的消费降低2116元，使公共服务业的消费降低883元，使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的消费降低788元。

根据表8，产出受影响最大的产业同样是制造业，其次是建筑和房地产业，再次是公共服务业。根据OLS回归，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而减少的消费，将使制造业的产出降低111795元，使建筑和房地产业的产出降低19171元，使公共服务业的产出降低14902元。根据Quantile回归，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而减少的消费，将使制造业的产出降低35096元，使建筑和房地产业的产出降低6019元，使公共服务业的产出降低4678元。

最后，根据OLS回归，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而净减少的消费，将使GDP降低202574元。根据Quantile回归，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而减少的消费，将使GDP降低63594元。

对比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少子化”将降低家庭消费，而“老龄化”将增加家庭消费。“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消费的净影响为负，对产出的净影响为负。根据泰勒和彭素玲等文献可知，Quantile回归能更准确地获得“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32]，我们因此选择Quantile回归的结果作为本文的结论。

六、结论与对策

本研究利用了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1988～2007年数据，分析“少子化”与“老龄化”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少子化”降低了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老龄化”则增加了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两者的净影响为负。受“少子化”影响较大的消费支出为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受“老龄化”影响比较大的支出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和居住支出。此后，利用计量分析所获得的预测模型，结合调查数据所获得的户均幼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以2007年为起始点进行之后15年的预测，每年每户家庭将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而少消费561元。

本文进一步利用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分析，估计最终需求变动的产业关联效果。我们发现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而减少的净消费，将使制造业的产出降低35096元，使GDP降低63594元。为减轻“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是中国当前的阶段性特征。中国人口在21世纪中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人口规模问题转向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如果长期维持低于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那么由此而引发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将对我国的经济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现在是对中国人口政策进行一定程度调整的时候了。

其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稳定居民支出预期，增强消费信心，促进居民当期和长期消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对发展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与社会保障紧密相连的养老服务、健康服务、社区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领域，这些行业的发展将会带动就业，有利于增加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注：发展服务业除了利于增加家庭中从事服务业人口的比重，也有利于培育中间收入阶层。参见：Kaufman，P.Middle-ClassSocialReproduction：TheActivationandNegotiationofStructuralAdvantages[J].SociologicalForum，2005，20（2）.）。同时，在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较好保障以后，也会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其三，发挥老年人余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这为他们在生活上自立提供了身体基础。老年人自立程度的提高，不仅减少了对子女的依赖，而且还可以为家庭和社会做许多事情，应鼓励那些有一技之长，身体尚好的老年人再就业，挖掘这部分人的劳动力资源，把他们的“余热”变为社会财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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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影响篇5

有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499亿。同期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老年人数）为19.67%。

中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是60岁，甚至更低，按此换算，中国已经大约是5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养活一个老年的退休人员。

人口学界公认，深度老龄化的特征之一即为5个年轻人养活一个老年人。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在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此时，年轻人将无力购房消费甚至生育小孩，养老将是巨大压力；而老年人将持续消费，储蓄率降低。

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却在减少。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郑秉文透露，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从2010年的9.7亿减少到2050年的8.7亿。

郑等专家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的拐点将发生在2015年，届时将从9.98亿的峰值开始逐年下滑，年均减少366万。

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判断，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总数开始下降，预计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2015），潜在经济增速会从目前的1995-2009年的潜在增速9.5%下降至8.4%。到十三五（2016-2022）的时候，还会再降到7%。

社科院数量所专家李军则称，十二五期间，老龄化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不会很大，“但从长期看，老龄化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权重一定会变大。预计2022-2030年，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幅度最大。”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特点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呈现阶段性。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四个不同发展阶段：1950年到1975年为老年人口的平稳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人口老年比稳定，1950年为4.5%，1975年时为4.4%。1975年到200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前期阶段。这一期间，人口老年比从1975年的4.4%上升到2000年的6.69%，初步进入老龄化阶段。2000年到203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调整阶段。在此期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比例年均上升0.39个百分点。2030年到2050年为高水平人口老龄化阶段。这期间老龄化速度开始减慢，但人老年人口比仍将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老年人口基数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我国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老年人口增加快。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预测，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2025年达到3亿。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超过4.12亿，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5，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4，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困难老人数量多。近10年来，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了近一倍，已经超过2000万；随着年轻人异地工作，父母与子女异地居住，空巢老人越来越多，2010年城乡空巢家庭接近50%；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已达3300多万。

老龄化先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5000至1万美元之间，目前在2万美元左右。而我国现在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之中，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足1000美元、2010年才突破4000美元。

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相伴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家庭3.1人，家庭小型化使家庭养老功能明显弱化。

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2010年老年抚养比（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老年人的比例）为19%，大约5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个老人。据最新预测，2022年约3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个老人，2030年约2.5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个老人。

人口“未富先老”。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社会性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既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也有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医疗条件改善，人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人的寿命延长，出生死亡率、自然死亡率大幅下降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人口出生率下降、人民寿命相对延长基本同步。但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都是在经济发达时期，经济承受能力强，而且及时建立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即使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出现一些问题，也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然而对于我国而言，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人均GDP、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预计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老龄化达到峰值时，人均也只能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必然会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发展很不平衡。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和浙江、江苏、山东等中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市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较严重，而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如新疆、、青海、宁夏等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小。地区之间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预示着未来人口流动的加剧，人口老龄化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明显，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将通过吸引西部地区年轻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满足。因此，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将减小地区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如果劳动力从不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速度很快，也有可能出现不发达地区更严重的情况。

“银潮”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民生活等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具备劳动力条件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小，财政支出增大，社会负担加重，导致经济发展增速放缓。老年人口规模小，退休金和养老金支出倾向低，劳动力的负担相对较轻：反之，老年人口规模大，引起老年退休金、养老金、老年医疗保健费用、社会福利基金和社会保险基金等国家财政支出的急剧上升，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减少了生产部门的投资规模，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家庭养老功能减弱。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家庭少子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削弱，养老负担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能否解决好老年人口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的需求突出。老年人发病率高、生活不能自理的比重高，老年病又多为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老年精神障碍等慢性病，花费大，消耗卫生资源多。对国家社会和家庭构成极大的负担，医疗保健护理系统首当其冲地迎接了挑战。预计不久的将来，医务人员约有一半的时间用于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康复及照顾上。

与此同时，老龄化也带来诸多积极影响。

倒逼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是从农业社会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快速老龄化，是社会保障体系低起点起步的快速老龄化。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傅勇认为，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

倒逼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老龄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挑战，还有机遇，这就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劳动者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以较少的人口抚养更多的老年人口。老龄化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使经济发展从依靠劳动密集和简单劳动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的发展方式，通过经济结构的提升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更具生产性的老龄社会。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我国对“人口红利”的依赖。中国社科院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发展奇迹。最近30年来，我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报告还显示，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张建明坦言，我国“人口红利”10年后进入“关窗期”。我国大中城市将面临着老年人口数量剧增、年轻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抚养率比例增加、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人口红利在我国发展中的作用日趋消失，有关专家认为这也可能为我国提供一个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说，人口红利终究是要消失的，现在最发达的国家已经没有我们所讨论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消失其实是好事，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应仅依靠人口红利。中国特色的老龄化新路

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我国不能照搬西方高福利模式，必须立足人口众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区域、群体问差别较大，人口老龄化来势迅猛，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双高”的基本国情，走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健康、保障、和谐”的老龄化新路。

宏观上，要注重统筹协调、政策指导。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香港和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新加坡、韩国等，并未因老龄化而抑制其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加坡、韩国等新兴、快速人口老龄化国家的相关经验。只要统筹协调，积极应对，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实现，仍然可以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完全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的背景下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同步。因此，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其公共政策的安排就不能只是一种应急策略，必须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人口老齿令化尽管首先表现为一个人口现象，却不断和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和各个领域相互作用，所带来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公共政策要想在这个系统中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统筹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关系，并促进和支持各种不同系统共同发挥作用。

为此，我国已相继出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关于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规划。

微观上，力求老有所医、老有所养。国家着力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从制度上解决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与此同时，努力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顾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之路。

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要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方针，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我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统筹发展机构养老服务，新增各类养老床位342万张。重点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为辖区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加强老年社会管理工作，各地要建立老龄工作委员会。

此外，还要解决“老有所为”问题，重视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充分融入社会。

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及早动手，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深入调研，科学预测。在各级党政统一安排下，由各级老龄工作委员会统筹协调，民政、公安、计生、卫生、统计、财政、劳动和社保、宣传、发展改革等部门参加，对本地区的老龄人口现状进行抽样调查和普查，摸清老龄人口的数量、比重、分布以及性别、职业、经济来源、家庭结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个人需求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时段进行科学预测，分析原因，找出规律，合理确定老龄化对当前和未来社会家庭带来的正负面影响，为制定应对措施提供依据。

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积极发展劳动强度较低的第三产业。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政府和社会力量应当为他们创造可以继续工作的便利，尽量使其各种能力和创造性在其身体状况许可的前提下得以继续发挥。如可以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利益机制的建立，引导劳动强度较低、技术水平不高的第三产业部门延长劳动者的工作年限，为老年人口再就业提供空间。这样，既可以增加人力资源，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又能够增加个人所得税，减少政府对老年福利事业的开支。

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老年人就业和生活提供保障。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为减缓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应该特别重视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此，政府要制定、落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采取支持和鼓励老年人继续就业的政策和措施。如适当提高退休年龄的法律法规，促进中高年龄者就业的法律法规，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完善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很多的老年人生活无保障，有保障也是水平低下。我国除了少数“社会孤老”“五保老人”的养老费用由各级政府及所在集体提供外、绝大多数老人的养老费用均须由个人或其亲属负担。然而当前或不久后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要一对已婚夫妇补贴双方父母四人的养老、医疗等费用，难度势必很大。因此，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也是老龄化社会的要求。国家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同时，个人也要积极行动起来，踊跃参加养老、医疗等保险。在大力发展我国经济的前提下，不断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影响篇6

老龄化问题突出

事实上，日本是全球老龄化问题最突出的国家，其21.5％的人口都是年龄超过65岁的老年人。除了老龄化，日本还面临着人口的负增长，据预测，日本人口将从现在的1.27亿减少到2055年的0.89亿。这两大问题让日本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年龄大的工人缺少创造力；老年人往往靠储蓄生活，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随着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数量逐渐减少，养老金将会被用尽，税收收入和政府预算将会受到影响。

这种变化将会对美国造成严重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过去10O年中，美日联盟已经上升到关系地区安全的战略高度。日本的这种转变会让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处于危急状态。

金融方面，几十年来，日本的高储蓄为美国的高消费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而日本的老龄化则会完全转变这种局面。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一直都瞄准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直到2008年后半年，日本仍然是美国国债的头号持有国(现在中国超过了日本)。

日本的老龄化将不会再创造这么多的顺差。其贸易账目将会陷入赤字，国内将急需大量资金，该国储蓄率将下降。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预测，到2024年，日本的储蓄率将降至0.2％。

不幸的是，日本人口老龄化以及刺激内需的愿望将会改变太平洋彼岸的平静。

随着日本面临着、人口问题，中国和韩国将有望填补这个空白。

美日共同应对

无论如何，有一些办法可以帮助日美应对日本的老龄化危机。首先，日本应该相信其老龄化将有利于本国外交的发展。日本人口趋于老龄化，短期内该国不会重整军备，这将有利于亚洲的团结，锻造“东京一北京”轴心，类似于欧盟内部的法国和德国。事实上，日本的实力变弱将对地区产生积极影响：一个实力消弱了的国家将更容易向别的国家寻求帮助，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当然这也取决于首尔和北京的态度。)

美国也需要做一些事情。华盛顿应该制定出日美联盟的新范例。日本仍然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如果它愿意，还可以做很多事。日美联盟的合作需要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