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1

一（略）。

(一)略。

(二)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在一个依赖劳动力数量投入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不足或老年人口比重过高，都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6]。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最富有生产性的时期中，劳动力供给充足以及高储蓄率就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而当人口转变超过了这一时期，人口的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并且在总体上不再富于生产性时，那么这种额外的经济增长源泉———人口红利便会丧失[7]。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主要借由三条渠道，即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第一，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人口转变会导致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8]。假定随经济增长而出现了足够大的劳动力需求，那么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会较高，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参与率；此外，家庭规模的减小会大大增加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这将进一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量[9]。当然，由于分工具有规模效应，随着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下降，分工的规模效应也会减弱，这就会导致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下降；此时，即使假定处于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数量相对减少也仍意味着总产出会同比例下降[10]。第二，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的改变，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11]。人口转变过程是长期的，既包含有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了代际之间的更迭关系。在社会上，不同年龄人口的产出、储蓄及消费行为都存在系统差异，若某一部分人群占据总人口的主要比重时，该年龄段人群的行为就会明显影响到经济发展情况[12]。而且，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增长，特别是达到劳动年龄以后，其储蓄的变化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倘若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较大，那么该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对提高储蓄率有利；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也就意味着他们承担抚育、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这些会有助于减少家庭支出，而进一步提高家庭储蓄的比例。第三，人口结构变化还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3]。在一个社会中，人口的老龄化会导致吸收新知识、新观念的速度降低，以及科技创新能力的下降，这就更加易于诱使一国政府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弱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技术进步等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程度[14]。比如，根据欧盟的一项研究，预计来自劳动力供给和公共财政的“双重冲击”将影响欧盟及日本等国未来经济增长率约0.5个百分点，而对美国的影响也将达到约0.25个百分点。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还会导致人力资本积累模式的改变。当死亡率下降时，家庭会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在显著增加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二、实证分析

（一）境外实证分析

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显著的人口转变以及由此伴生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使来自经济学、人口学等领域的学者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1.来自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据

一些经济史学者通过考察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提出了来自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绩效影响的经验证据。比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分析了1870—1913年欧洲和北美等17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及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指出新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较之旧大陆要高出0.47个百分点，而该增长率中大约90%、甚至全部的差别都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优势，也就是说，新大陆主要利用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提高了地区人口结构的生产性[15]。此外，另有一些更具体的事例揭示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比如，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比法国的该项指标值高出0.3个百分点，而其原因完全可以用年龄优势来解释；再如，意大利经济增长赶超英国的时期，如若不是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存在劣势，其还可以取得比超过英国0.3个百分点更好的经济绩效[16]。此外，人口红利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在美国，随着二战以后出现“婴儿潮”以及逐步成长为“兴旺的一代”，人口红利对1970—200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17]。

2.来自东亚国家（地区）的经验证据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下文统称“东亚经济”）创造的“东亚奇迹”，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国家（地区）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黑田俊夫（1993）指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两个人口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由于出生率迅速下降和高龄化进展缓慢，造成了低抚养比；二是日本战后“婴儿热”时出生的人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达到劳动适龄人口，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18]。布鲁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也认为，东亚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19]。在1970—1995年的一段时期，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平均6.1%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高于稳态增长率达4.1个百分点。而另据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的估算，这一时期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为1.5～2.0个百分点，因而在整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就达到了1/4～1/3；此时，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进一步高达1/3～1/2[20]。当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表现出的强关联性并不必然带来“红利”效应。在目前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泰国、韩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最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国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21]。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转变的“机会窗口”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丰富的劳动力数量提供了价格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前，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既有利于减小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又有助于储蓄率的提高；此时，如若加上健全的资本市场可以将储蓄转化成为投资，那么就将发挥助推经济增长和增加财富积累的效果。

（二）我国的实证分析

1.经济后果分析

（1）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是人口素质的社会性反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从综合与定量的角度出发，研究者尝试借助不同的统计指标和研究方法，分析和探讨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蔡（Cai）和王（Wang）（2005）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代替性指标，发现人口红利对我国1982—200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是26.8%，同时该项研究还认为，大约到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会从下降转变为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将趋向消失[22]。张继红（2006）发现，性别比、乡村人口比和老年抚养比越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低，则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受阻[23]。针对目前我国上述三项人口构成的指标值均偏高的问题，研究者认为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刘家树（2007）考察了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结构中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这些指标之间存在相同的发展趋势，认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总人口比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24]。

（2）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

已有研究指出，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是我国和东亚增长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围绕人口结构变动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影响的讨论主要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展开。首先，在劳动力供给数量方面，研究者基本支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供给状况的判断，但对影响的程度和后果的认识却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增长是否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的贡献，以及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是否已经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等的判断，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争论焦点。一方观点认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存在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因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并结合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格局变动、“民工荒”现象的普遍化趋势，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几个方面的新形势，可以充分论证、检验和支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蔡昉，2004；CaiandWang，2005；《人口研究》编辑部，2007）。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指出，尽管“人口红利”涉及到了两个存在关联性的人口学意义上的事实（一个是“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另一个是以年龄结构来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较低），在人口转变发生的某个特定阶段确实会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来统一评价各国某个特定阶段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25]；我国人口转变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数量多，只是人口问题的惯性表现而非人口红利的到来[26]，如果考虑到我国尚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将之纳入到非就业人数计算，那么以基于人口年龄结构测算的抚养系数来确认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就容易出现较大的偏差[27]。第二，在劳动力供给质量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伴随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而可能出现的对其身体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于学军（1995）指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力在生理机能、生产经验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各具优势或不足，30岁～44岁中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最高，15岁～29岁青年劳动力和45岁～64岁老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年劳动力的都低[28]。布科曼（Boockmann，2000）发现，技术进步越快，劳动力的平均替代弹性越小[29]。蔡昉（2009）认为，老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不足，不能适应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职业的转换和必要的调动[30]。为考察劳动力老龄化可能对仅由劳动力年龄结构决定的劳动力总产出效率的影响，杨道兵和陆杰华（2006）对我国21世纪上半叶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了预测，发现我国劳动生产率在劳动力老龄化最严重的2035年将降到历年最低水平，并认为随着劳动力的老化，社会总产出效率在下降[31]。袁蓓（2009）指出，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并非是完全同步的；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替代弹性越小，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越小[32]。张车伟（2010）也认为，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会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削弱我国经济竞争力，甚至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33]。

（3）人口结构变化与消费/储蓄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围绕人口结构变动可能给消费和储蓄带来的影响问题，逐渐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主题。总体而言，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微观和宏观两种机制来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率。在微观层面，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的揭示，一个人处于未成年和老年两个时期的消费均高于收入，因而是进行负储蓄；而在成年时期，个人消费会低于收入，进行正储蓄。可见，若一国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则总储蓄率也应上升；反之，当儿童和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上升时，则总储蓄率下降。当然，考虑到退休人口的遗赠或保留一些储蓄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那么这些会部分地抵消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下降[34]。在宏观层面，当劳动人口逐渐减少时，如果社会为每个人配备的资本存量不变，那么由劳动人口减少而节约的投资可以转化为消费，从而人均消费水平上升；如果儿童人口比重下降引起的消费增长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引起的消费减少，那么社会人均消费水平也会上升[35]。此外，生命周期也给出了大量关于经济增长与年龄结构交互影响的预测，如利用“可变增长率”（variablerate-of-growth）模型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对储蓄的作用效果，就会发现其有赖于处在不同年龄结构群体的个体的生命周期内财富水平状况，但这些都由经济增长决定[3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者从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也进行了探讨。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的指出，我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受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抚养系数的影响”[37]。袁志刚和宋铮（2000）认为，高储蓄很可能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个体的理性选择，人口老龄化造成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38]。王德文等（2004）发现，我国人口转变对目前的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转变影响储蓄的程度会不断减弱[39]。李俭富（2008）发现，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计划生育政策和储蓄习性等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40]。陈如和李杏（2010）验证了老年抚养率、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等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都与储蓄率存在负相关性[41]。还有一些研究得到了不同结论，如我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只存在弱显著的负影响，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率没有显著影响[42]；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43]。

2.社会后果分析

（1）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保障

人口既是社会保障的对象，又是决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随着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比例的迅速提高，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诸多挑战。以养老保障为例，孙祁祥和朱俊生（2008）认为，我国人口结构与该项制度之间存在“五大矛盾”：一是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与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制度之间的矛盾；二是老龄化程度严重与养老保险低覆盖之间的矛盾；三是老年人口贫困与养老保障水平降低之间的矛盾；四是人口转变进程的区城差异与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提高之间的矛盾；五是农村更为严重的老龄化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整体缺失之间的矛盾[44]。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撑，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45]。从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看，如果增加“统账结合”模式中个人账户的比例，可能会刺激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延缓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46]。此外，还有研究关注到了老龄化对老年照料、医疗保健等造成的影响。张翼（2007）指出，老龄化水平的升高已显著增加了老年抚养比，特别是对那些有大量年轻人口流出的省份来说，则是常住人口的抚养比在上升，进而导致照料老人负担的加剧[47]。蒋承和赵晓军（2009）发现，目前我国老年照料对成年子女的就业概率和工作时间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48]。张彬斌（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社会适龄劳动人口比重降低，劳动力供给将出现短缺，未来的劳动人口需要通过公共养老金计划或者家庭资助的形式承担抚养老人的责任[49]。张车伟（2010）预计，随着我国社会抚养比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都会加大[50]。

（2）人口结构变化与教育发展

教育部门是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一国对教育投入的总体规模和结构都与该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当其受教育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时，需要增加用于教育的资源；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的总体下降和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规模的上升，会促使教育资源的总量需求上升，从而要求资源的分配格局发生调整。都阳（2009）对教育投入水平进行了国家比较，发现我国标准化后的实际公共投入为GDP的2.4%，略低于印度的2.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在教育投入结构方面，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在校生总量规模预期都呈现出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51]。立足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与比较优势的内在逻辑联系，蔡昉（2009）认为，通过深化教育，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更多积极影响，随着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即年龄在5岁～14岁的少儿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下降，教育资源的制约会有明显的缓解，从而为扩大和深化教育创造有利的条件[52]。

三、研究述评和今后研究的设想

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2

1材料与方法

1.1死亡资料

1998―2006年卢湾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均来源于卢湾区公安分局户政科。大部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由患者死亡前的救治单位医师填写，部分由死者所在社区医院保健科医师根据死者生前病史填写。对于死亡填写不全或不明者，由所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生命统计医师向治疗单位进行病史核查或入户调查。

1.2人口资料

所有人口数资料均取自卢湾区公安分局户政科。以2000年全国人口构成资料为标准人口构成。

1.3研究方法

1.3.1病因分类居民死亡个案卡统一由区疾控中心专业人员根据国际疾病分类规则进行编码，1998―2001年根据ICD-9统计分类，2002―2006年根据ICD-10统计分类。[]1.3.2统计方法1998―2006年死亡个案卡通过上海市疾控中心统一的统计软件（Dis、Access）进行汇总处理，制作历年生命统计死因年报表。按1998―2000、2001―2003、2004―2006进行数据汇总分析，所得疾病分类数据及人口数据通过Excel进行处理。

YPLL（寿命损失年）计算方法：YPLL=∑（ai•di)

ai为某一年龄组生命损失年数；早死亡年龄域采用1-70a0di为某一年龄组死亡人数。

SYPLL(标化寿命损失年)=YPLL•校正系数

校正系数=年龄组标准人口构成比/年龄组现时人口构成比（采用2000年全国人口构成比）

2结果

2.1主要疾病死亡率及构成

1998―2006年卢湾区居民恶性肿瘤粗死亡率呈缓慢上升趋势，由1998―2000年的237.84/10万上升至2004―2006年的245.70/10万；构成比也逐年上升，且一直居死因顺位的第2位。各年代恶性肿瘤YPLL均明显高于其他主要死亡疾病，经标化后，各年代恶性肿瘤死亡率呈递减趋势（表1）。

2.2各类恶性肿瘤死亡谱

肺癌一直处于恶性肿瘤死亡谱的首位，2004―2006年粗死亡率达57.50/10万，呈波动性上升趋势，其次是胃癌、肝癌和肠癌。各类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中，鼻咽癌、膀胱癌均呈波动性下降趋势，白血病呈缓慢上升趋势；女性肿瘤中，乳腺癌及宫颈癌均呈明显上升趋势，由[]1998―2000年的2.63/10万、0.34/10万上升至2004―2006年的5.14/10万、0.83/10万，上升幅度分别达到95.44%、144.12%(表2)。

2.3年龄、性别死亡率

3个时期年龄组死亡率男性均高于女性，性比值为1.34~1.47。男女标化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随着年龄增长，死亡率成几何级数增高，65岁以上年龄组死亡率明显上升（表3）。

2.4不同时期各类恶性肿瘤YPLL分析

3个时期SYPLL居第1、第2位的分别是肝癌、肺癌；3个时期比较，白血病上升明显，其中尤以男性增幅明显，2004―2006年男性白血病SYPLL分别较1998―2000年、2001―2003年上升了139.06%、154.80%。女性乳腺癌及宫颈癌上升明显，尤其是宫颈癌,2004―2006年宫颈癌SYPLL分别较1998―2000年、2001―2003年上升了872.59%、368.67%。肝癌、肺癌、胃癌及肠癌一直是男性减寿的主要恶性肿瘤，女性则为乳腺癌、肺癌、胃癌及肠癌。另外，鼻咽癌2004―2006年分别较1998―2000年、2001―2003年下降了67.44%、18.33%；食管癌2004―2006年分别较1998―2000年、2001―2003年下降了46.07%、53.74%（表4）。

3讨论

1998―2006年，卢湾区居民恶性肿瘤粗死亡率呈缓慢上升趋势，且一直居死因顺位第2位。2004―2006年恶性肿瘤粗死亡率较1998―2000、2001―2003年分别上升3.30%、5.33%；死因构成中所占比例也由1998―2000年的26.10%上升至2004―2006年的28.32%，远高于中国恶性肿瘤3年抽样调查的结果［1］。因此，恶性肿瘤对卢湾区居民的生命健康已构成了严重威胁，应进一步重点加强对恶性肿瘤的防治工作。2004―2006年居民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为99.10/10万，高于2003年中国城市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94.71/10万）［2］。3个时期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呈缓慢下降趋势，表明卢湾区老年人口的增加致使粗死亡率上升，且65岁以上老年人群的死亡率远远高于低年龄组人群，呈几何级数递增。我国到2025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会超过14%，高龄老年人口到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3547万和12083万，占世界高龄人口的23.1%和31.9%［3］。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趋严重，恶性肿瘤死亡的比例也将随之不断地增加。

1998―2006年，肺癌、胃癌、肝癌、肠癌是导致本区居民死亡的最主要的恶性肿瘤。男性恶性肿瘤死亡率明显高于女性，性比值比为1.34~1.47，可能与男性在社会角色中所承受的压力以及较多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鼻咽癌、膀胱癌、肝癌等恶性肿瘤死亡率在2004―2006年期间均显下降趋势，归因于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人群保健意识的增强。而肺癌、乳腺癌、宫颈癌、食管癌等死亡率却呈上升趋势，尤以女性乳腺癌、宫颈癌为主，而肠癌、白血病等无明显下降趋势，可能与环境污染、过多的使用化学物品、吸烟等不良因素有关，也与生活水平提高后饮食结构的改变及肥胖人群的增多有一定的联系。

YPLL分析结果显示，肝癌、肺癌、胃癌、肠癌以及女性乳腺癌是造成人群寿命损失的主要恶性肿瘤。其中，女性乳腺癌已经成为影响青年女性的主要疾病；肝癌、肺和胃癌则一直是影响男性减寿的主要疾病。另外，白血病、女性宫颈癌都有年轻化的倾向，其中尤以女性宫颈癌上升幅度惊人，表明其年轻化趋势明显，这与女性的个人卫生、是否定期妇科检查有一定联系，应加强年轻女性这方面的健康教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重视恶性肿瘤的预防和控制，减轻恶性肿瘤对人群生存及寿命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约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3/4的几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预后目前仍然相当差，然而其危险因素则比较清楚并已得到公认［1］。因此，在社区进一步加强针对恶性肿瘤危险因素的健康教育，促进人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及生活方式，提高人群尤其是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争取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都是降低恶性肿瘤死亡的重要环节。

4参考文献

［1］高玉堂.1990~1992年中国恶性肿瘤三年抽样调查的意义及评价［J］.中华肿瘤杂志，2000，22（3）：263-264.

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3

摘要我国人口老龄化严岭的形势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人口老龄化将通过消费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与加快第三产业的转型相结合；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努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

从已经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岭。人口的老龄化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将通过消费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

一、新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特点

（一）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学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的结果。也是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即老龄化率处于7%-14%时，称为老龄化国家，若老龄化率超过14%则称为老龄国家。从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年龄构成看，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显然，我国目前处于老龄化国家阶段。由于30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寿命的提高，以及出生高峰期的那些人口队列目前将进入老年，因此，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迅速。

（二）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未富先老

虽然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人均的各种指标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一般认为，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2000年我国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不足1000美元。可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这必将给我国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巨大压力。

（三）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均衡，差异显著

从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来看，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农村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人口老龄化，我国存在城乡倒置现象，而且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从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来看，我国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由于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与此相适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四）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与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存在

中国目前确实已开始步人了老龄化阶段，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目前中国社会抚养率仍不高、根据人口模型推算，离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至少还有10余年的时间，因此，我国从中期来看，还处于劳动力增长的阶段。但是，尽管现阶段我国劳动力资源很丰富，但随着我国人口逐步迈进高龄化，劳动力年龄也将出现高龄化现象，并且这一趋势会越来越严重。

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和方向

英国学者分析整理了40多个国家不同时期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移动的统计资料，考察世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和方向。得出以下结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后，劳动力便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从而揭示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趋势。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不断降低，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则不断提高，而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则大致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而就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而言，其规律均为由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产业向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产业转变。

（二）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人口与产业结构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客观联系。人口与产业结构的相互适应、协调发展，是取得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的一个先决条件。一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既要考虑产业结构的演化进程与现存劳动力技术结构的差距及其就业目标，又要考虑到一定时期内劳动力技术结构演变的刚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制约。一定的产业结构对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相互适应状况有重要的影响，就产业结构本身的发展来看，一定时期的产业结构是生产力长期发展的结果。产业结构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口职业、行业结构的变动。国民经济各部门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是受生产资料总量和技术构成制约的，也就是说社会各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与生产资料总量成正比，与生产技术构成成反比。从人口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来看，由于各个年龄组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分布状况和比例关系的变化，将会影响到不同时期的劳动力资源状况，进而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状况。人口的年龄构成决定了不同年龄组的人口素质的差异，以及从事具体职业的不同。

从中国的人口发展和老龄化趋势与产业结构相互影响来看，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其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力度，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但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应进一步调整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从而优化第三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提升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益水平。

（三）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影响

首先，从人作为生产者的角度考察。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劳动力老化程度的加深，将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双重影响。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来看，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在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短期内我国劳动力资源数量与青壮年劳动力相对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均相对较低，能够保持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增长率，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但从长期来看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受其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偏低的制约，其转移大多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其他服务行业”，难以适应以农业科技成果创新与应用、发展高效农业与生态农业为目标的农业结构调整需求，进而将对农业结构调整带来消极影响；也难以完成由劳动密集型为主体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体的方向转化。

其次，从人作为消费者的角度考察。一切经济活动是从需求开始的，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人的需求是具有层次性并发生阶段性变化的。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量不同，消费方式也大有区别。对于老年人口来说，其消费倾向、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具有与其他年龄人口不同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需求结构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化。因此，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状况和变动趋势必将通过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致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从而要求各大产业内部次级产业结构做出相应的长期调整。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通过“储蓄率”对消费产生影响，由于消费和投资的变化决定了消费资料产业和资本资料产业的生产，因此，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变化对产业结构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二是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因人口老龄化而带动的以老年人服务为目标的老年产业的需求，将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助于调整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产业结构，并有力促进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实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大力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加快第三产业的转型

在人口老龄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基于人口老龄化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会影响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供给的国情，首先要重视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兼顾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和企业的协调发展及合理布局，特别是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其次，产业升级应同时体现在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动和产业内部的优化。对于第三产业，必然经历由传统服务业向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业转变。现代服务业要求用新的服务方式、新技术和新业态为生产和生活提供高附加值、高知识含量的新兴服务，这个过程既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也涵盖了对不同环境下现代服务业的自我塑造。

（二）积极发展老龄产业，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均寿命的提高，老年人在消费需求上的特点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变得十分明显，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需要在产业政策上提供新思路，必须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人口老龄化将促进老年产业的发展，老年产业是一种综合的非独立的产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老年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份额逐步增加，与老年产业有关的产品和服务增长速度加快。为此，有必要更具体地分析其表现，特别是针对与未来老年产业相关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具体的分析，大力发展包括老年医疗与生活服务行业、老年食品与用品行业、老年居住需求、老年旅游与娱乐行业、老年教育等行业。

（三）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中应对养老负担问题的根本策略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必将导致劳动力数量的稀缺，企业将采用更多的劳动替代性技术。因此，企业要求劳动者积累更多的知识技能以实现劳动力数量的节约。随着老龄化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发展也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转向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因而，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产业结构调整中应作为长期考虑的应对养老负担问题的根本策略。衡量人口老龄化时代的生产力将由劳动力数量向掌握不同程度知识技能的人口质量转变。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建立全社会的宏观教育网络，一手抓复合人才的培养，造就更多的高素质新人，另一手抓在职人员和下岗待业人员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逐步提高他们职业变动能力。目前，产业转移的劳动力的基本国情是以质量比较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主，因此，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杨光辉.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统计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6．

[2]杨雪,侯力.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研究.人口学刊.2007(7).

[3]包玉香.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

[4]滕菲.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1.

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4

1引言

人口问题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举足轻重,在人口问题中,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应重视。人口老龄化指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的现象,在社会里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一般用65岁或60岁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以上,或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在10%以上就属于人口老龄化社会(联合国,1956&1982)。日本现在是全世界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2004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9.5%。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长期陷人严重的衰退之中,日本的经济问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福利国掀起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风潮。为应对人口的老龄化,缓解老龄人口的贫困以及分散和降低养老风险,维系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多层次弹性养老保障制度受到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及国际劳工组织等的重视和推崇。

2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发展趋势

我国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制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有必要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我国已于1999年进人老龄化社会,表1为我国1999}2005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有关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表明,到2100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分为3个阶段:

(1)从2001一2022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

(2)从2022一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

(3)从2051一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

我国现在已经处在快速老龄化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205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亿。

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5

【关键词】跌倒便携智能专利分析

一、引言

随着医疗水平进步及膳食的改进，人类寿命大幅延长，这使得世界范围内老龄人口迅猛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1]。

然而，由于老年人容易发生摔倒、急性疾病等突况，若跌倒时不能及时发现救治，容易导致严重后果。跌倒报警器作为一种感知发生摔倒行为的报警器，能够在感测到摔倒信号时迅速报警，解决了老年人在遇到意外情况下不能及时报警的问题，有效保障了老年人的生命安全，随着市场对跌倒报警器需求的增加，该方面的专利申请也快速增长并迅猛发展。

二、跌倒报警领域专利申请状况分析

本文以CNABS数据库为基础，从跌倒报警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分布方面进行分析，为从事相关领域的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参考。本文检索数据截止到2014年5月。

图1示出了跌倒报警领域专利申请量的年度发展趋势，该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发展初期（1988年-2007年）：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88-2007年之间，跌倒报警领域的申请量维持在较低水平，一般一年有几件，但数量不多，且分布较为随机，这是跌倒报警领域的起步阶段，这说明人们开始意识到跌倒报警的重要性，并逐步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

（2）快速增长期（2007年-2012年）：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2007-2012年之间，跌倒报警领域的年度申请量急剧上升，由2007年的6件上涨为2012年的85件，这是跌倒报警领域的快速发展阶段。一方面，该段时期内，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急剧上升，老年人的生命健康问题受到空前的重视，该领域的产品需求量也急剧上升，同时，伴随着集成电路、传感器及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相关公司逐步加大对该领域的研发投入，这使得该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急剧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国家逐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相关的专利申请鼓励政策相继出台，这进一步加大了相关公司的研发热情，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进一步增加。

（3）稳定发展期（2012年至今）：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急速增长后，跌倒报警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进入稳定发展期，相关公司的研发从一开始的注重申请数量逐步转变为注重申请质量，该领域的专利申请也由最初的简单申请转变为具有技术含量的申请，该段时期的专利申请更加注重使用的简易性、智能化，便携性及准确性。

三、跌倒报警领域专利申请的发展趋势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跌倒报警系统作为保护老年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下面将对跌倒报警系统的发展趋势作进一步的分析：

3.1智能、便携、小型、简单易用

智能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跌倒报警系统也不例外。老年人常用的血糖计、脉搏传感器、心跳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心电传感器等感测生理状态的传感器可以集成到跌倒报警器中，从而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的帮助。老年人由于行动相对不便，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老年人的使用需求，跌倒报警器将更加便携、小型化。

3.2更低的系统误报率

误报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报警领域的主要问题，如何降低跌倒报警器的误报问题将是今后该领域发展的重要方面。基于视频图像处理技术的跌倒报警器具有较低的误报率及检测精度，且能够根据不同的人进行相应的样本训练学习，因此，该种跌倒报警器将会在该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四、小结

本文通过跌倒报警领域专利申请的发展概况、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使大家了解当前该领域的专利发展特点，为以后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的分析篇6

关键词：老年旅游市场；老龄化；SWOT分析法

一、我国老年人旅游市场的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按国际通用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即进入了老龄化。《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称，从2001年到2022年是我国快速老龄化阶段。这20年里，平均每年我国将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2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1

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市场机会，尤其是对旅游业。

在构成旅游者的两个客观条件闲暇时间和可支配收入中，我国老年人闲暇时间增多，购买力也增强，已经具备成为旅游者的客观条件。

二、针对老年人旅游市场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一种应用广泛的综合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将对象内部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和外部的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s）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综合考虑，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从而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

1．中小型旅行社老年旅游市场优势分析（Strengths）

有些中小型旅行社已经开始经营“夕阳红”旅游产品，反馈良好。目前我国开设专门部门为老年旅游服务的旅行社还很少，对老年旅游市场重视程度还不够。虽然老年旅游市场是一个潜力广阔的市场，但很多旅游企业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小型旅行社属于旅行社中较早开始认识到老年旅游市场并开始针对老年旅游市场开发产品的旅行社。

2．中小型旅行社老年旅游市场劣势分析（Weakness）

虽然少数嗅觉灵敏的旅行社开始开发老年旅游市场，但并没有针对老年群体的特点设计旅游产品。很多老年旅游产品打着“夕阳游”的旗号，向老年群体出售。但在产品路线选择、活动安排、旅游行程等方面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群体的生理与心理的特点。所以对于人员专业化的程度要求非常高，无论是产品的设计还是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都需要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另外，我国老年旅游产品相对单一，老年人可选择的旅游产品的种类有限，不能满足当今老年人的个性需求。而且很多城市老年旅游产品需求增长十分迅速，但是现今推出的老年旅游产品相对滞后，数量较少，远远无法满足老年旅游市场的需求，缺口较大。

3．中小型旅行社老年旅游市场机会分析（Opportunities）

我国的老年旅游市场虽起步较晚，但受国民经济与旅游快速发展这一大环境的有利影响，使得我国老年旅游市场发展迅猛，增长势头强劲。拿唐山地区为例，老年旅游收入比例占到整个旅游市场份额的20%以上，且还在逐年上升。据统计，70%的退休老人有旅游的打算。国家旅游局也扶持老年旅游市场的大力发展。

4．中小型旅行社老年旅游市场威胁分析（Threats）

首先，根据气候等因素的变化，各种不可预知的灾害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对旅游市场，当然也包括老年旅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2011年日本发生的地震，利比亚战乱事件，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03年殃及全球的SARS病毒，以及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等。老年人有一种求稳，安全至上的心理，一旦发生重大灾难后，他们身心受到的刺激要远大于年轻人，所以这些灾难对老年旅游市场的不利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其他年龄层旅游市场的影响。其次，老年旅游市场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已经是各旅行社都知道的现状，必定导致大批的旅行社进入这一市场，引起激烈的竞争。不仅仅是旅游业内部的竞争，许多行业都想在老年市场分上一杯羹。例如各种绘画、书法、等培训机构，老年学校等，在一定程度上与老年旅游市场形成了竞争，抢占老年市场的份额。

经过对中小型旅行社进行详尽的SWOT分析，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看到老年旅游市场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市场，只要中小型旅行社做好研究谨慎进入，市场前景将一片光明。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