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篇1

关键词：中国；国际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使本国利益最大化、为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实现本国收入公平分配而采取的限制或者是鼓励自由贸易的策略。国际贸易理论中，自由化国际贸易政策一直以来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世界上还没存在一个国家是实行完全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他们大多是采取种种贸易限制措施甚至保护主义政策。针对世界上各国贸易限制政策及相应的保护政策，中国必须结合国际环境及制度，选择符合本国国情、遵守国际准则、加强本国经济实力的国际贸易政策。

一、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竞争环境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面对世界经济的新变化、新挑战、新形势，中国国际贸易面临的国际竞争格局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今后的竞争行驶有着重大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发展，各种不利于中国国际贸易的因素在不断滋生，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道路仍然崎岖、坎坷。

1．国际市场及其制度环境相当严峻。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将面临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挑战，首当其冲就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建立。中国不像亚洲“四小龙”，不能单向地直接向国际市场迈进，只能在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进军宽广的国际市场。同时，中国不得不全面接受以wto为中心而制订的一系列国际贸易制度、准则，尽管这些制度、准则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完全合理。

2．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的形式。当今国际经济中，在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不断推进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以各种新面貌涌现。国家之间的竞争开始与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竞争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国际竞争格局变得愈演愈烈。新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打着保护生存环境和人类健康、保障全球共同利益等旗帜，利用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对发展中国加进行变相的贸易保护政策。对于这些新型的保护政策，其中，适用的最多的就是“技术壁垒”与“绿色壁垒”，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沉重的冲击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国内的出口企业，其影响不亚于“反倾销”案件的影响。自从中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更加严峻，同时受本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还没用能力主动利用绿色壁垒来保护本国企业。因此，绿色壁垒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极大。技术壁垒主要是信息壁垒的应用，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发达国家经常性的对一些技术规则、制度或标准进行修订，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上的落后、信息不畅等原因，往往在出口使遭遇技术壁垒，损失惨重。对于中国，目前遭遇技术壁垒最多的出口产品是农产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化工产品和医药产品等。

3．新经济潮流呈现出新的机遇和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呈现出新潮流，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机遇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的流入为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及后备资源。通过网络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新的经济运营和管理机制也相应的成立，同时中国企业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发展信息密集型产业，或开发“信息一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信息一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开发出新的市场需求。我们还可以利用国际分工机制，发展新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参与国际及地区分工，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可是，中国一旦没有抓住这一机遇，也就必将使中国经济在新的国际或地区分工体系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况。

4．国家干预与自由贸易化同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也不断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呈现出自由化发展的趋势，可调节的有限制的自由贸易政策在此时已成主流。但在同时，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卷入到国际贸易中去，要么公开的，要么秘密的进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从而达到扶持和保护本国的企业的目的。世界各国政府在国际贸易上的博弈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位。

5．外贸企业的竞争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1世纪以来，国际并购潮流盛行，“新寡头经济”形成，许多行业都开始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各国大型企业的全球性战略眼光突显。但现在，中国企业与外国的跨国公司的关系仍处在争夺中国市场的合作阶段。跨国公司不断的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投资，使得中国已成为他们全球战略思想中的一部分，他们将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国内竞争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国内化”同步发展，从而促使中国经济更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得中国外贸企业面临极其恶劣的国际竞争环境。同时，经济利益关系多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政策协调能力失利，也加剧了中国外贸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使得国内企业很难做到“一致对外”。再者，中国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贸易结构的不断重组以及利益结构的多元化，从而导致中外企业之间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控制，使得中外企业之问“敌友难分”。

二、中国国际贸易政策选择

针对国际竞争环境的越发激烈化，中国国际贸易在坎坷中经历了近二十多年的改革，逐渐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使得中国国际贸易政策不断趋于成熟，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国民福利的提升。在中国参与apec运作及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也越来越趋于理性，向自由化的贸易不断迈进，贸易政策措施的选择也越来越具有针对性、规范性。

1．在wto体制下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国已是wto成员，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依据wto这个开放型的自由贸易体制，必须在wto所确定的原则、规则下推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一般说来，wto中对贸易政策及贸易行为而制定的准则、规范提倡的是使贸易自由化逐渐进行。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i)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开放贸易制度。(2)建立并维护贸易环境的公平性。(3)采取规范的、透明的贸易调节政策。(4)允许wto贸易政策规则以外的经济事项发生。在实际贸易交往中，一些交易和贸易政策部分的与wto原则相冲突相违背的情况发生也是可以包容的。这些政策主要是：国际收支平衡、进口损害防御措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幼稚工业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政策等。在wto贸易政策规则下，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主要体现在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以及利用wto‘的相关保护措施对国内市场、产业、企业进行适当的必要的保护。

2．立足于本国的发展现状，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不相同，因而对他采取的贸易政策也不相同。所以每个国家在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时，必须结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本国的具体法律制度，而不能盲目地采用西方国家的政策策略。在本国行业遭遇外国贸易保护主义冲击时，比如反倾销、反补贴、绿色壁垒、技术壁垒时，中国应适时地制定相关应对措施，加强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贸易保护主义打击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必须制定实时的贸易政策来应对各个方向而来的保护主义攻击。如：利用

争端解决机构(dsb)保障自身的权益、建立反倾销应对机制等。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框架下，国际上贸易政策的本质都是具有保护性的，并且在wto框架下的保护更具系统性、进攻性、合法性，更难应对。中国加入wto后，首先，必须制定出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贸易法律体系，以保护本国市场和企业；第二，由于国内各产业之间在中国加入wto后各产业的利益分配存在冲突，因此，必须维护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促使社会的平稳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制定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措施。

3构筑中国非关税壁垒保护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在倡导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对非关税壁垒的使用作了诸多禁止性规定。可是它的思维模式则是用规则、规范来消除贸易中存在的障碍，但同时它的规则、规范还允许在贸易中进行合理的保护。这些保护的手段主要就是非关税性壁垒的措施。比如反倾销、检疫措施、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等。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非常注重这些非关税措施的应用。因此中国也应该在wto框架范围内，巧妙地利用这些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构筑起除关税外的非关税壁垒保护体系。

(1)加强对非关税壁垒保护措施的研究。要根据国际惯例和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对非关税壁垒保护体系的内容、结构、特征、出台时机、相互配合以及透明性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当前特别要加强环境保护措施、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的建立和实施，严防外国不合格产品、污染产品以任何形式进入中国。(2)加强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措施的协调和配合。随着关税税率的下降，非关税壁垒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外贸体制中关税和非关税的协调手段比较少，而且中国传统的非关税措施已不能适应目前的保护要求。必须抓紧时机制定既为世贸组织所允许、叉起到对本国特定商品进行保护作用的新非关税保护措施。在这方面，政府采购、反倾销法等是切实可行而又极为必要的。

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篇2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经济转型升级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悄然发生变化，建立在人口红利、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投资、高污染、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低科技贡献率基础之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产能过剩、结构失衡、流动性过剩、金融风险、债务危机等结构性问题日益显现。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复杂阶段，面临着“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威胁。经济增长由金融危机时期的“周期性减速”进入发展红利消退导致的“结构性下滑”，[1]“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潜在趋势。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形势和新变化，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阶段，我们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的思想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新常态”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为应对经济发展呈现的“新常态”，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积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通过简政放权，开放民间投资，提升服务业比重，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并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省市选取一定区域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意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通过制度的先行先试，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2013年9月30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启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2015年4月，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揭牌，把对外开放推向更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是继经济特区、国家经济新区之后，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各地自由贸易园区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积极贯彻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积极探索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和水平。力争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辐射带动功能突出的自由贸易园区，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②在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的转型期，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承担着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示范、带动、服务国家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责任，其功能设计应充分体现引领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因此，分析自由贸易园区与经济“新常态”的内在关联，探讨自由贸易园区引领“新常态”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价值取向，以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察国内自由贸易园区的功能设计，探讨其在经济转型期推动经济制度创新、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

二、完善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③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期，我国必须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一直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作为一项重要探索内容。积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按照国际化、法制化的要求，探索建立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国际贸易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大力推进监管模式创新，构建以“负面清单”为核心市场准入管理模式，转变行政审批管理方式，推进审管职能分离，制定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给市场让出更大的空间，创造更公平的环境，让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发展潜力、市场竞争力竞相迸发，释放更多改革红利。积极推进工商登记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相衔接，试点推行企业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制，改企业年度检验制为年度报告公示制，放宽企业准入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服务。为提高行政效能，自贸区逐步完善企业投资贸易的信息网络平台，创建不同部门协同管理机制，建立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工商、质检、税务、鉴定等职能部门办事窗口各自独立的格局，整合了各部门职能、简化了办事流程，形成了“一表申报、一口受理，部门流转、综合审批、统一发证”的运行方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创立以来，逐步完善企业准入的“单一窗口”模式，并推进其向企业工商变更、统计登记、报关报检单位备案登记等环节拓展，扩大“单一窗口”受理事项范围，提高整体服务效能。④其他三大自由贸易园区积极效仿上海经验，大力推进“单一窗口”模式。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综合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实施“一颗印章管审批”，⑤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探索全程电子化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建立一口受理、同步审批的“一站式”高效服务模式，建设市场准入统一平台和“单一窗口”服务模式，实现多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一口受理”服务模式，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在国际贸易领域，四大自由贸易园区统一实施了“单一窗口”管理模式，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货物进出口和运输工具进出境的应用功能，进一步优化口岸监管执法流程和通关流程，实现贸易许可、支付结算、资质登记等平台功能，将涉及贸易监管的部门逐步纳入“单一窗口”管理平台。“一口受理”或“单一窗口”服务模式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企业运行成本，在自由贸易园区注册一家企业原来至少需要29个工作日，现在最快只需4个工作日就能办妥备案证明、营业执照、企业代码和税务登记等手续；货物进出口通关时间也压缩了三分之一以上。在着力为市场主体营造宽松准入环境的同时，自由贸易园区相应加强了对事中、事后的监管。逐步推进监管标准规范制度建设，加快形成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着力构建宽进严管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加强对自由贸易园区内企业在区外经营活动进行全过程跟踪、管理和监督，构建适应现代市场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体系；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反垄断审查机制、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信用管理体系、综合执法体系和部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对自由贸易园区经济运行的管理和风险防控，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深化海关、质检、工商、税务、金融监管及外汇等部门协作，依托地方政府主导的电子口岸等公共电子信息平台，整合监管信息，实现相关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建立市场监管的综合执法体系，共同提高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的服务保障能力。推动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评级标准，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局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探索把服务相关行业的管理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探索将原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资产评估、鉴定、咨询、认证、检验检测等职能逐步交由法律、会计、信用、检验检测认证等专业服务机构承担，建立社会组织与企业、行业之间的服务对接机制。从而构建政府主导，行业自律、企业自控、公众参与，多元化的市场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能，切实维护统一开放、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由贸易园区政府通过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设置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削减了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从不该管的领域退出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自动调节经济运行。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相互竞争，引导资源高效配置，激发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使经济更具活力、更具效率和更具效益地发展。推动政府职能向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强化市场监督、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把政府该做的事情做好，真正解决在某些领域存在的政府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保障经济安全，弥补市场本身具有的不足和缺陷，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三、深化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在增长指标导向下形成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实现了产业规模化增长却难以推动结构优化和升级；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扶持出口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却是高速增长下的产业低端化。当前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生产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向世界产业链中上游攀升，支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肩负着探索经济转型新路径，实现发展模式新跨越的重要使命，需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市场机制创新，完善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模式，引导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自由贸易园区功能设置重点在于推进投资领域对外开放，探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意在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透明开放的投资服务体系,引导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入驻。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及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3]备案制的实施彻底改革原有的不分投资主体、不分资金来源、不分项目性质，一律按照投资规模大小分别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的企业投资管理模式，投资企业只需向自由贸易园区主管部门备案，并依法办理土地使用、资金利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城市规划等许可手续，即可自行组织建设。企业自行决策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产品技术方案，并自担风险，从根本上削弱政府拥有的强大行政审批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强化了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真正体现了“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各地自由贸易园区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减少或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生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引导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等六大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并将对外开放措施扩展到自由贸易园区的新增区域。[4]第二批设立的三大自由贸易园区借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积极探索扩大对外开放的途径和方式。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凭借临近港澳的优势，加强粤港澳合作，推进仓储、港口贸易、物流、加工制造、金融领域合作，从过去的加工产业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转型，为现代物流、航运服务、供应链管理、金融创新提供强有力支撑。并充分利用广州、深圳等地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优势，推进实体经济与国外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发展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⑥激发强大的聚变、辐射和带动效应，以实现粤港澳经济一体化、服务贸易一体化，以及大珠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以融资租赁和服务京津冀一体化为重点，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开放，增加对内、对外辐射效应，凸显自由贸易港功能，天津港片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国际贸易、融资租赁等现代服务业；天津机场片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业；滨海片区重点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力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立足两岸、面向世界、服务全国，努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国际旅游岛、“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合作平台、两岸服务贸易与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促进闽台产业的对接，努力打造闽台产业合作新模式,促进闽台产业的深度融合。⑦各地自由贸易园区意在通过先行先试，探索扩大投资领域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从注重引资规模向注重引资质量和效益转变，凭借高新科技知识聚集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着力构筑高端产业链阵地，引领区域乃至全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积极谋划引进来的同时，自由贸易园区也在为企业走出国门探索新路。目前，我国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纺织、服装等行业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提升逐渐丧失了成本的优势，急需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推动过剩产能走出去将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总理曾指出，许多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工业化的需求强劲，而中国很多装备和产能质优价廉，综合配套能力强，与这些国家有很高的契合度。[5]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盘活存量资产，也有利于其他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扩大就业，还可以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创造更多机遇。因此，自由贸易园区内在地包含了促进对外投资的功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对境外实体投资以备案制代替核准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创新投资服务促进机制，加强境外投资事中事后的管理和服务，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和年检工作。支持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鼓励设立专业境外股权投资项目公司、投资母基金等。为构建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创新投资服务促进机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成立一周年之际，创建了境外投资服务平台，涵盖了综合咨询、境外投资备案、投资项目推荐、投资地介绍，行业分析、境外投资专业服务等功能，形成了第三方搭平台、专业机构提供市场化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的运作模式。在推进企业境外投资的同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在积极探索个人境外投资工作，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联动的方案，加快启动个人境外投资试点。自由贸易园区对外投资制度的创新和流程的优化，提高了投资效率，减少了运行成本，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助推剂。截至2014年8月底，自由贸易园区办结79个境外投资项目，对外投资17亿美元。其他三大自由贸易园区效仿上海的有益做法，积极构建对外投资促进体系。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和设立企业实行备案制，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及个人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合作，逐步减少个人对外投资的外汇管制，允许企业或个人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项目。支持企业在境外设立股权投资企业、项目公司，以及从事境外投资的股权投资母基金。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加强境外投资事后管理和服务，完善境外资产和人员安全风险预警和应急保障体系，努力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企业“走出去”的窗口和综合服务平台。自由贸易园区逐渐成为境外投资的前沿阵地，推动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同台竞争，倒逼国内产业不断提高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自由贸易园区实现了对经济特区、经济新区、保税区的超越，改变了传统的以特殊政策尤其是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来投资的模式，进行出口加工、转口贸易、保税仓储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引导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低效率和高消耗的生产部门或产业链环节退出，向高附加值、高效率、低消耗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转移，以适应新常态下优化经济结构的需求。

四、完善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在传统贸易领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在低端制造业领域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资源约束日益加重，继续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改变依靠出口，特别是依靠传统制造业出口的贸易发展格局，推动我国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5]一方面有选择地进口紧缺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提升我国的制造业水平；一方面推动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国门。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同台竞争，倒逼企业不断提高技术、质量、服务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造传统引擎，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自创建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园区一直秉持贸易便利化原则，努力构建自由、开放、高效、有序的贸易规则体系。积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转变贸易方式，打造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引领我国对外贸易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努力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攀升。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立伊始就以培育新的贸易方式为手段推动贸易转型升级。鼓励跨国公司建立亚太地区总部，建立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⑧加快推进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和资源配置平台建设，深化贸易平台功能，开展能源产品、基本工业原料和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推动文化、文艺产品贸易，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等新兴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⑨支持企业统筹开展国际国内贸易，发展企业离岸业务，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加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功能。推进期货保税交割，开展质押仓单融资业务，探索融资租赁物登记制度和境外融资管理新模式。天津、广东、福建等地的自由贸易园区在借鉴上海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发展定位，积极创新贸易业态，强化贸易功能集成，推进贸易方式转变。三地自由贸易园区在贸易服务平台、融资服务、离岸贸易、跨境电子商务、文化服务贸易基地、绿色供应链合作、知识产权服务、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汽车平行进口、期货保税交割、保税展示交易平台、再制造业务、第三方检验检测结果采用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极培育贸易新兴业态和功能，力争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展之路和运作模式。同时，各地自由贸易园区还通过贸易监管制度和监管模式的创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在自由贸易园区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实施“一线开放、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监管服务模式，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不断探索口岸监管制度创新，如果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规划面积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可按现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规定申请扩大区域面积。自由贸易园区内非海关特殊监管区，仍实施现行通关监管模式。推进企业运营信息与监管系统对接，加强电子口岸建设，推动海关、检验检疫等口岸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和监管联动。创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制度，建立贸易、运输、加工等跨部门综合管理服务平台，鼓励企业参与“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⑩海关通关作业模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总结了“先进区、后报关”、“企业备案制”、“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等23项改革举措向全国推广，以及“期货保税交割海关监管制”、“分线监督管理制度”等6项监管改革措施向海关特殊监管区推广；“企业设立实行‘单一窗口’”、“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等6项改革措施在各省区市借鉴推广。贸易监管机制和模式的创新优化了口岸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减少了大量中间环节，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减少进出口货物在岸时间，节约了贸易成本，实现了贸易便利化的目标。据悉，2014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平均通关时间比区外减少41.3%，出口平均通关时间比区外减少36.8%，降低企业运行成本10％左右。制度创新红利初显，市场活力明显释放，新一轮对外开放逐步展开。为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和贸易功能的转型升级，各地的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创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以增强国际航运的服务功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打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大力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积极发挥外高桥港、洋山深水港、浦东空港国际枢纽港的联动作用，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运作模式。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航运经纪等产业，支持浦东机场增加国际中转货运航班。推动中转集拼业务发展，优化沿海捎带业务监管模式，提高通关效率；简化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流程，形成高效率的船籍登记制度。其他三地自由贸易园区效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航运发展经验，探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和协同运作模式，增强航运服务功能。同时三地自由贸易园区又根据自身定位，创新了独特的航运制度。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建立与粤港澳海空港联动机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物流枢纽，探索与港澳在货运和货物运输等方面的规范和标准对接，推动港澳国际航运高端产业向内地延伸和拓展。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海运快件国际和台港澳中转集拼业务，支持部分对外开放口岸对有关国家人员实施72小时过境免签证政策。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力发展航运金融、航运保险业，力争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运融资中心，支持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建设航空物流中心。自由贸易园区意在通过航运制度和航运模式的创新，深化航运业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化航运人才培养、促进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提升航运业国际竞争力，推进安全、便捷、绿色、高效的现代化海运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区域航运中心。总体来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已经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与开放程度，形成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助于推动我国向全球贸易链中上游攀升。天津、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借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本地贸易发展的模式和制度，努力推动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五、推进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相对落后的金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内在瓶颈。金融制度的滞后导致资源错配、效率低下，无法有效激发制造业的活力和创新力，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提升，金融改革势在必行。自由贸易园区作为当前最前沿的开放领域，连接国外的重要窗口，内在地包含着试点金融创新的功能。各地的自由贸易园区也都把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作为一大主题，积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金融业开放，培育新型金融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投融资便利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跨境使用，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合理定价，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成立后，就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金融制度和管理体制创新，加大金融创新开放力度，强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机制。探索与国际接轨、与自由贸易园区相适宜的外汇管理体制，推进跨境投融资和人民币跨境使用，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投融资自由化。鼓励跨国公司在自由贸易园区设立全球或区域资金管理中心，探索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模式。扩大金融领域开放，增强区内金融服务业功能，支持在区内设立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建立金融市场国际交易平台，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培育发展再保险市场。为支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以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增强金融服务功能为重点，支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体经济发展，先后出台了支持自由贸易园区建设的51条金融细则，大力推进外币存款利率市场化，企业融资自由化，支付结算便利化，企业资金管理规范化，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金融机构集聚常态化，从制度层面构建了自由贸易园区金融开放创新的整体框架，明确了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总方向。金融业已成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包括交易、清算、托管等一整套金融服务平台体系逐渐清晰，必将有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余三地的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借鉴上海经验，构建自身的金融制度创新体系，扩大金融领域开放。探索实行本外币账户管理新模式，建立与自由贸易园区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简化人民币涉外账户分类，促进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便利化。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试行资本项目限额内可兑换，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权限下放给银行。提高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支持企业境外融资活动，允许境外借款结汇使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放宽境外发债的审批和规模限制，允许所筹资金可调回自由贸易园区使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动融资租赁业发展，创新租赁业政策，拓展融资租赁业务经营范围、融资渠道，简化涉外业务办理流程，统一内外资融资租赁企业准入标准，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租赁业发展环境。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利用自身在融资租赁方面的优势，积极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筹建中国天津租赁平台和金融租赁登记流转平台，推进租赁资产公示和租赁资产登记、公示、流转等试点。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分别结合适应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的特点，大胆推进金融制度和监管模式的创新，探索两岸四地金融合作的新途径。自由贸易园区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在改革金融制度、发展金融工具、培育金融市场、强化金融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融资便利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增强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和功能。

六、结语

面对当前经济呈现的向“新常态”转型趋势，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希望在深化改革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增长。自由贸易园区作为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承担着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大责任。因此，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自由贸易园区更应发挥引领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充分体现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实现资本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优化组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创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接轨的制度创新体系，打造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以形成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效应，引领全国经济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刘元春.保持定力适应调控新常态[N].人民日报,2014-06-12.

[2]杨光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世界政治意义[J].政治学研究,2014(2).

[3]曹广伟.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6).

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篇3

一、国际贸易环境系统论的提出

国际贸易环境包括国际贸易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重含义。国际贸易的自然环境是指国际赖以存在并影响其发展和变化的各种自然因素及其态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状况等因素。国际贸易的社会环境是指国际贸易赖以存在并影响其发展和变化的各种社会因素及其状态的总和.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相比有多明显的特点:一是社会环境的构成比自然环境更复杂、更具体;二是社会环境的形成和变迁比自然环境更具有爆发性和跳跃性;三是社会环境的作用比自然环境更隐蔽、更直接、更难以捉摸。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社会环境。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不同的分系统、子系统和各个不同的因素、子因素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共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①。国际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同样处于人类社会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并受到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所谓国际贸易环境，是指国际贸易在人类社会系统中所处的具体位置及其状况。国际贸易所处的具体位置及其状况又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可称为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概括说，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是指在国际贸易发生、发展中，对国际贸易的主要构成和具体阶段产生决定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主要社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统一体。

二、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构成

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按系统内各因素的性质及其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方式可分为两个子系统:一是外部环境系统;二是内部环境系统。所谓外部环境系统是指从外部作用于国际贸易，从而影响国际贸易发生、发展的若干国际贸易外部因素的有机组合.所谓内部环境系统是指从内部作用于国际贸易，从而影响国际贸易发生、发展的若干国际贸易内部因素

的有机组合。值得指出的是，外部因素不等于次要因素，外部作用不等于间接作用;内部因素不等于主要因素，内部作用不等于直接作用。它们的具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不同因素的实际作用程度。

国际贸易外部环境系统包括两个紧密联系的子系统，即国际系统和国别系统。国际系统是指在国际贸易外部环境中带全局性、总体性的若干因素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主要因素:一是国际政治与安全因素。它决定着国际贸易发生和发展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和平的国际政治关系，稳定的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贸易发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只要国际政治与安全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国际贸易也将随之产生重大调整。它既可能改变国际贸易发展的方向，也可能摧毁国际贸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二是科学技术因素。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变化最根本的动力来源。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领域、贸易领域的应用，不仅促使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引导国际贸易方式、手段、工具，从而整个国际贸易质量的提高。三是世界经济因素。它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世界经济史表明，世界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增长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约为1:15。因此，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发展状态直接关系到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状态。四是国际文化因素。它从各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发生、发展。文化属于一种观念形态，特定社会、特定时代和特定民族的文化决定着特定人群的观念基础和行为方式，同时规定了和其他人群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制约了参与国际贸易的观念、方式和过程。

国别系统是指在国际贸易外部环境中带局部性、国别化的若干因素的总和。它包括以下三个主要因素:一是国别政治局势。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的基本前提条件。政局稳定是顺利开展对外贸易的大前提。二是国别科技发展水平。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地位。一国科技发展水平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水平，差不多规定了该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基本的国际地位。三是国别经济发展因素。它包括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具体因素。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的地位，也提供了该国对外贸易的基础，同时规定了该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思路和体制框架。

国际贸易内部环境系统也包括两个紧密联系的子系统，即国际系统和国别系统。国际系统是指在国际贸易内部环境系统具有全局性、总体性的若干因素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因素:一是国际贸易发展格局因素。所谓国际贸易发展格局是指国际贸易发展赖以进行的框架体系，基本上规定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方向。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贸易的发展格局可能不同;而不同的国际贸易发展格局对国际贸易发展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都有差别。二是国际贸易管理体制因素。所谓国际贸易管理体制是指规范国际贸易发展基本方式和手段，它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制度保障。人类真正有意识地对国际贸易进行管理或规范的历史并不长，但实践已经表明，不同的国际贸易管理体制对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别的。三是国际贸易政策取向因素。所谓国际贸易政策取向是指一定时期国际贸易发展过程的基本政策意图和政策动向，它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不同的政策取向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促进或抑制的不同作用，但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态势。四是国际贸易关系因素。所谓国际贸易关系是指参与国际贸易的相关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它直接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随着国际贸易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开展，国际贸易关系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和日趋敏感。

国别系统是指国际贸易内部环境中具有局部性、国别化的若干因素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因素:一是贸易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它从总体上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水平。如果一国实行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其对外贸易就不可能充分发展。二是外贸发展战略。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国对外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道路。一国外贸展战略无非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或是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亦或是实行平衡发展战略，但在不同的外贸战略下，一国对外贸易呈现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对本国经济发展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三是外发展政策。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形态。一国外贸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不外乎保护主义、自由主义和管理贸易三种。不同的政策取向适合于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目标，也会带来不同经济后果和贸易后果。四是外贸发展体制。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秩序。外贸发展体制大致包括两种基本形态，即所谓封闭型体制与开放型体制。它们之间的基本差别主要表现在国内管理体制与国际贸易规范体制的融合度上。

至此，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层次和构成作总体上的归纳。从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层次看，第一层次是国际贸易的内部环境，直接依附于国际贸易，并从国际贸易的内部作用于国际贸易。第二层次是国际贸易的外部环境，接依附于国际贸易的内部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内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来传递，同时也可直接作用于国际贸易的各个构成因素①。第三层次是国际贸易的自然环境，直接依附于国际贸易的社会环境，并通过对国际贸易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于国际贸易。同时也可能直接作用于国际贸易的各个构成因素。

三、国际贸易环境系统范式分析的特征

把国际贸易环境看成是一个系统，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分析和探索影响国际贸易产生与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是思维范式上的重要转换②。国际环境分析的系统范式和传统分析范式相比，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非还原论。传统分析范式认为，所有事物都可以分解还原成要素，同时要素还可由其他事物替换;将所有要素加到一起，又会重新得到事物的整体。因此，对整体事物的考察可以通过对构成事物的具体要素的考察来替换，并由此直接推论出整体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对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环境的考察也可以还原为对国际贸易环境中各具体要素的考察，并进而推导出国际贸易环境对国际贸易的总体影响。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环境问题的一贯方法。

系统范式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内在要素构成的系统，但系统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要素。整体产生其要素孤立状态时所没有的新的本质特征，因此事物的整体大于要素之和。据此，系统范式认定，对事物的考察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对具体要素的考察，更不能因要素在孤立状态时的性质和规律来解释事物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因此还原论是不可取的。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对国际贸易环境的考察，也应把国际贸易环境看成是一个系统，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考察际贸易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但是，这种考察不能被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各构成要素的单一考察所替代，更不能把单一要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看成是整个国际贸易环境的基本性质。系统范式的非还论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一直采用的分析方法。从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来看，国际贸易环境不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简单相加之和，也不是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机械配合，而是由这些不同层次的要素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国际贸易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能由某一层次的要素影响来推导，也不能看成是各种要素影响之和。从现阶段这一问题研究的实践看，明显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要回答一个问题时，首先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小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推出对整个问题的结论。这是一种典型的还原论。实践证明，这种方法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非线性分析。传统分析范式认为，构成事物的要素之间只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要素及事物服从机械因果律和单一决定论。因此，要素之间、事物之间也存在一条直线因果链。据此，分析范式认定，对事物的考察可以通过割裂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来研究要素替换。按照这样的分析范式，对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环境的考察，不仅可以还原为对各具体要素的考察，而且还可以排除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根据机械因果律和单一决定论，推导出国际贸易环境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系统范式认为，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系统服从要素之间以及要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并由此决定了系统整体结构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同时，也正是系统内外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决定了系统自组织地生存和发展。因此，认识整体不能仅仅满足于认识要素，更重要的是要认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整体事物的影响。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对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环境的考察，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影响和制约国际贸易的各具体要素的考察上，必须认识到这些具体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这种相互联系中进一步考察其对国际贸易更深刻的影响。

从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来看，国际因素或国别因素与外部环境或内部环境之间，外部环境或内部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社会环境与整个国际贸易环境之间，国际贸易环境与国际贸易之间，都不是简单的线性的机械因果关系，国际因素与国别因素之间，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之间，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这些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真正构成了国际贸易环境系统。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实践来看，不少研究都过于强调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对问题的影响，忽视了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甚至仅仅从某一因素出发，得出对整个问题的判断。显然，这种分析往往过于简单化。

(三)进化观。传统分析范式认为，事物及要素的运动过程是可逆的，不存在进化发展。据此，传统分析范式认定，事物的要素构成是固定不变的，要素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尽管它们也存在内在运动，但这种运动并不具有方向性和时间性。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对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环境的考察，就变得非常简单。

系统范式认为，系统总是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的系统，是进化的，必然有一个产生、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时间性，因而是不逆的。据此，系统范式认定，系统是不断运动、变化的，系统的构成要素也总是处于特定的变动过程中，，理对系统的考察必须充分考虑。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考察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环境，就不能把国际贸易环境看成一个永恒不变的系统，不能忽视系统内各构成要素的变动和调整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尤其是将这种变动和调整与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

从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来看，自然环境在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化，社会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逐步上升，并最终取代自然环境成为制约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在社会环境中，内部环境直接制约国际贸易，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内部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主要因素。随着国际贸易向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的外部环境的制约作用开始加强。与此同时，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环境，国际因素的地位都在快速上升。这一切都说明，对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分析，以及环境系统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必须把握进化的方向，在进化发展的基础上动态地探索国际贸易环境及其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

(四)整体价值观。传统分析范式认为，由于整体可以分解或还原成要素，因此，要素的性质也就直接决定整体的性质。从这种观点出发，分析范式认定，对整体的判断可以通过对要素的判断推导，构成整体的要素是优先的，整体就一定是优秀的。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来考察国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环境，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国际贸易环境中的具体因素是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就是有利的，国际贸易就能够发展。很显然，这种价值观忽视了各具体因素的组合方式及其对整体的最终影响。

系统范式认为，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化是系统的最高目标，它同时也是评价要素及其运行方式与组合方式合理性与有效性的基本标准。从这种观点出发，系统范式认定，要素的运行与组合不仅影响要素功能的发挥，更影响整体功能的最优化。因此，对要素的判断并不能得出对整体的判断。按照这样的思维范式来考察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环境，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贸易环境中的具体因素是有利的，但国际贸易环境未必有利，国际贸易也就未必能够发展。

从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来看，环境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和系统中具体要素功能的有效性之间不是同等的。例如，外部环境或内部环境的有利决不意味着整个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优化;相反，整个环境系统功能的优化倒可以证明系统中各要素功能发挥的有效性。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目前理论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演绎方法都是值得重新推敲的。例如，如果对外贸易既有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有有利的内部条件，是不是一定意味着对外贸易的整体环境或条件必然有利?答案难以肯定。这是因为整体环境或条件是否有利，除了要看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性质，还要看这两种因素在什么条件下如何配合。

四、几点结论

(一)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考察国际贸易环境是系统范式逐步取代分析范式的必然要求。从人类认识史看，分析范式统治着人类的逻辑思维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尽管这种思维范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自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理论的发展与升华，分析范式开始受到来自相对论、量子力学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方面的挑战。系统范式为人类更深刻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

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篇4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

（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

（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

它具体包括：

（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

（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

（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它具体包括：

（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

（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

（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它具体包括：

（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

（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

（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它具体包括：

（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

（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它具体包括：

（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

（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

（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

（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

（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

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

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

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

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

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

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

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

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

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

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

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

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

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

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第四，经济贸易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自身发展的不适应性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各国经济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对国际贸易发展所造成的压力；

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篇5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保护

一、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冲突

为了经济发展要追求最大限度的贸易自由，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目标要限制或禁止某些国际贸易，两者之间存在冲突。亚历山大O基斯说：”在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趋势：一方面是为了环境保护控制某些国际贸易的愿望，另一方面是为了自由贸易取消所有贸易障碍的愿望。”所以，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冲突表现为下面两种具体的形式：

(一)国际贸易对环境保护的限制影响

当代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求贸易自由，减少各种各样的贸易障碍，以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和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佳地利用世界资源。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自由化要力求扫清各种贸易障碍。但贸易自由化的放任自流则会造成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其主要表现是：

首先，发达国家利用大国优胜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推行环境殖民主义，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这是建立在对其国内资源的高强度开发甚至掠夺性开发的基础上，是用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作高昂代价换来的，而发达国家却以低于实际资源价格的(即没有考虑环境资源价值)的市场价格购买初级产品。

其次，新一轮环境侵略将使环境安全面临新的威胁，长期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和危害环境的工业，设备，产品和有害废物，进行环境侵略(也称生态侵略，生态殖民)。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遭受环境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环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制约

正是由于贸易自由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所以整个国际社会都试图在贸易中考虑环境保护，来协调好贸易自由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具体来讲，是在贸易规则中考虑相关环境因素，在环境规则中对与环境有关的贸易进行规定、限制，甚至禁止一定的国际贸易。这样，环保措施在实现其环境保护目的的同时，对国际贸易必然构成一定的障碍，其主要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保护对国际贸易构成的法律障碍

首先是国际法中与环境有关的贸易规则。这类条约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目的，在规定贸易规则的同时考虑了相关环境因素。最为典型的是GATT第20条。其次是国际法中与贸易有关的环境规则。这类规则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规定了影响环境的有关贸易规则。

2．环境保护对国际贸易设置的经济障碍

第一，课征环境进口附加税。进口国以保护环境为理由，对某项产品的出口，除征收一般进口关税外，还另外加征税款。第二，绿色壁垒。它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内的环境，人民和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为目的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这些根据WTO，GATT的相关规定的条款制定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限制和约束国际贸易的隐蔽壁垒。第三，环境贸易制裁。即一国针对另一国违反国际条约而采取的强制性贸易制裁措施。

3．各国环境保护对国际贸易形成的行政障碍

各国为保护本国环境会制定一系列环境管制措施，环境管制是指为环保目的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各个国家实施环境管制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以保护环境为名，征收环境进口附加税。第二，采用强制性措施，限制或禁止进口，其依据是进口产品的生产制造方法不符合本国的环境要求。第三，推行国际标准，即对未达到国际组织制定的环境标准的产品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第四，政府环境补贴。即政府以政治原因或经济原因(如因经济困难商无力支付污染防治费用)而对厂商进行环境补贴。因此，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制定的环境法规和贸易规则构成了环境管制的法律基础和依据。随着环境贸易政策的增多，环境管制措施日趋多样化，由此引发的贸易问题也日益增多，从而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二、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的实质

(一)利益的冲突

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目的不能同时达到是一种表面上的冲突，更深层的冲突是南北国家之问的冲突；是南北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环保水平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冲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利益、环境利益上的冲突。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希望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尽管过量开发自然资源可能破坏环境，但这些国家迫于贫困很难为了保护自然环境而放弃出口收入。另外，它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还很淡薄，环境法规极不健全，环境标准相对低下，且无力支付改善环境状况的高昂费用。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过程，环境污染的一度加剧，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迫使这些国家逐步完善其环境法规，在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的各个环节都有相关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措施。所以，环境与贸易之问的冲突其实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环境意识基础上的不同利益的冲突。

(二)规则的冲突

国际上环境与贸易争端日益成为焦点，案例之多，种类之多，是空前的。这里还有一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打规则仗，各种各样的规则为争论的各方所援引。而规则的模糊性、规则的不协调正是造成冲突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自的环境标准截然不同(其中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相对严格)，难以协调，从而导致发达围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环境保护与追求贸易自由上矛盾更趋尖锐复杂。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保护环境是目前国际社会的人趋势，将环保措施纳入到周际贸易的目标和规则中，发达国家的这一行为似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发达国家同时又运用各种规则中的例外规定来为自己辩解，规则的原则性、模糊性为其援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这就需要国际社会从全局考虑问题，综合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以求规则的协调统，减少因规则不协调引起的纠纷，加强规则的可操作性和明确性。

三、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的协调

㈠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的法律协调途径：

1．不断完善国际法

首先，赋予发达国家更多的国际义务。根据圈际环境法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赋予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上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各国负有保护全球环境的共同责任，但存各国之间，丰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这个责任的分担不是平均的。一方面，发达国家要对一些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物质的生产、排放进行控制，率先采取相关措施，列出时间表，而适当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的宽限期。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应当在技术、资金上给予发展中国家额外的资助。所幸的是，这些已经在一些国际性的条约、协定中有所体现，也引起了同际社会的共同关注。

其次，标准的协调。我们应当寻求产品标准的协调。产品标准的高低表明一国在制度选择上是环保优先还是贸易优先。环保优先会阻碍贸易，贸易优先会降低某些国家的环保水平，所以，在全球范围内，产品标准的协调也显得尤为重要。

2．国内法与国际法协调发展，在协调环境与贸易关系上，除了国际法的完善，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法也应作相应调整，把国际法、多边协议的内容以国内法的形式规定下来，履行国际义务。保护环境不能以经济”零增长”为代价，应当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发展与环保的双重目标，所以要完善环境贸易法规，在环境立法中积极考虑外贸行为，在外贸立法中考虑环境管理；推广”清洁生产”工艺和技术，开发绿色产品，发展环保产业；推广实施ISO14000国际标准；制定和完善外商投资法规：等等。通过这‘系列措施协调好环境保护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达到环保水平和贸易自由的共同提高。

3．完善解决争端机制，环境与贸易的冲突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冲突，且这种冲突短时期内不会消失。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表面目的的不一致和根本目的的一致性，环境与贸易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决定了这两者必然会发生交叉和冲突，并最终协调融为一体，但这个协调过程也是漫长的。所以，现阶段，一旦发生冲突，还是要有相对完备的救济机制，妥善解决环境．贸易纠纷与争端，促使两者走上良性循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地球环境，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超级秘书网

(二)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的经济协调途径：

首先，广大发展中国家要立足于本国，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合作，积极开发环境无害技术，环保工业产品，实行倾斜扶持政策，发展绿色经济，以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应用清洁生产技术，资源节约技术等等，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时要抓住机遇，加强与发达国家繁荣交流合作，借鉴吸收其先进技术与经验，争取早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次，改变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只有本着建立新的，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思想，各国共同努力，调整现行多边国际贸易制度与多边环境条约之间的关系，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因此发达国家应从技术，资金，人力等方面伸出援助之手，使发展中国家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迅速走出生存经济状态，提高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参加国际社会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会议，争取与发达国家一起制定公平合理的环境贸易政策，措施，保证其透明度，以免形成新的贸易壁垒，或不利于其本国的环境保护。

最后，尊重各自的国情，区别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冲突在许多场合下，其本质上都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作为发达国家，其已经渡过了发展与积累的阶段，在经济上处了二有利地位，因此，在面临环境危机时，对环境问题有更多的倾向性措施，甚至不惜减慢发展的速度。而在发展中国家，其正在进入艰苦的发展阶段，甚至有些国家还在为国民的温饱问题苦苦挣扎，因此生存才是其第～要事，面对环境问题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在解决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冲突时，要充分尊重不同国家的实际国情，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