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戊戌变法》心得体会篇1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是守旧势力的阻挠和镇压;社会现实条件的限制;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等等。但是，这些情况与其说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客观原因，不如说是改革者在进行改革之前应当考虑的客观现实条件。所以，真正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主观方面的原因。戊戌变法人士激进的改革心态及其改革战略的失误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主观因素。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以皇帝的合法权威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推动体制更新的变革运动。直到1898年，中国才真正获得了这次来之不易的变革机会，然而，它却以迅速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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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戊戌变法》心得体会篇2

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真的态度，真的是众人心中所想的“满心拒绝”吗？

我们查阅史实，在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著作《慈禧外纪》一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慈禧太后对于光绪帝的变法行为，也有过十分明确的态度。慈禧太后曾交代光绪皇帝：只要变法措施不违背大清朝的祖制，不会损害清朝的权势利益，她便不会阻止其变法。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态度有值得注意的两点：

一个是她赞成变法；

另外一个是她主张在不违背祖制的情况下，慢慢地有节制的变法。

由此可见，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帝后二人对于变法的问题是达成一致的。在慈禧太后这一方看来，也是由于之前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和现实中的清朝正受到内外威胁的两方面原因，最终，在慈禧太后权衡利弊后，同意了变法的主张。

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在1898年6月10日，光绪皇帝令帝师翁同龢起草了变法思想汇总《明定国是诏》，亲自呈给慈禧太后审阅，当然，也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首肯，并于次日正式在朝野颁布，表明了帝后二人变革的决心。

也就这一日起，百日维新运动才拉开帷幕。事实上，慈禧太后是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可是，后来的戊戌政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后、变法运动背后，帝后矛盾升级日益显现：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废除陈旧的科考制度、办理新学堂、鼓励私人工商资本运作、建立新体制军队、废除一些无用禁忌等等。除此之外，康有为心里还怀揣着很多尚未发表的新政，有一些甚至是颠覆性的，比如：制定宪法，让皇帝亲自统帅军队，改年号为维新等等。

虽然，此时的帝后处于不同的政治认知层面，在变法一事上达成了共识，但是，随着光绪帝大刀阔斧的发动变法改革层层深入之后，帝后二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就日益凸显了，最后，慢慢就演化成为了在所难免的现实利益的碰撞。

守旧派不断阻碍着光绪皇帝的改革步伐，为了搬走绊脚石，光绪皇帝下令：将部分迂腐守旧的朝廷命官们纷纷革职。更让慈禧太后无法容忍的是，光绪皇帝任命谭嗣同为军机处大臣，试图架空固步自封的军机处。而后来，光绪帝居然召见了新军统帅袁世凯，试图去抓住大清军权。

在这期间，慈禧太后为了维护自己及部分守旧势力的权益，不断做着各种动作。就在变法进展到第5天的时候，慈溪太后就要求光绪皇帝下了三道上谕，大致意思意是：免去帝师翁同龢的朝廷职务，逐回原籍，凡是新上任的二品以上大臣，都需要在走马上任之前，到皇太后面前谢罪，亲自受命于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使其大权在握。

就这样，帝后二人以及背后的帝后两党，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争夺战。

维新运动，其手段过于激进，矛头曾一度指向了慈溪太后，到后来，居然开始威胁到了慈禧太后苦心经营数十年才建立起来的权力架构，这才是慈禧太后万万无法容忍的地方。后党权力的基础，正是皇权不可触碰的地方，也是皇权最大的威胁。慈禧太后可以在保证自身权益共同体不受威胁下支持变法，而妄图架空她苦心经营的政治果实，这是她绝对要给予反击的。

所以，在当年的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刚刚回到紫禁城，就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之后，开始大规模的抓捕维新党人，一些参与运动的人纷纷出逃海外。而在康有为、梁启超准备出逃海外时，同为运动领袖的谭嗣同，却选择留下来直面面对这次政变。谭嗣同认为：“所有的变法运动，不流血就不可能成功。”所以，他愿意做第一个为变革流血牺牲的人。

谭嗣同《戊戌变法》心得体会篇3

戊戌变法的意义总结和失败教训

一．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1）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

（2）爱国救亡运动，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3）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二．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1.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

2.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

3.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事实证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行不通。

1.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第四，戊戌维新运动不仅在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在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

2.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

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在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

其次，对帝国主义报有幻想。他们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结果是处处碰壁。

谭嗣同《戊戌变法》心得体会篇4

山河破碎，危在旦夕。以康梁为代表的有志之士以救亡图存之心，行精忠报国之志。可惜，种种缘由之下，终究还是未能力挽狂澜。大厦终倾，再谈遗憾已是于事无补，后人也只能从中提炼稍许经验聊以自慰。

一、聊一聊平衡

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洋务大臣之间、士绅与地方官之间，萦绕其中始终挥之不去的一个词就是平衡。

从某种程度上，它反映出了皇权的败落，皇帝不得不利用各方势力牵制彼此来维持目前的统治现状。更进一步的是，皇权失落又间接影响了皇帝的统治习惯，使得制度和命令在下达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变形。

政治体制中有非常多“既想要……又不能……”式的矛盾举措，既想摆脱昏昏沉沉的暮霭之气，又不能大刀阔斧的砍掉某些群体的利益；既想要任用人才，又不能过分信任……这种基于对祖训的遵从、对改变的渴望、对失败的恐惧等种种情感与行为杂糅而成的不伦不类的政策补丁，维持着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却无法控制它慢慢走向衰落。

二、谈一谈政治策略

书中提到了很多康梁在政治操作中的失误，如对权臣李鸿章的冷落态度、裁撤冗余机构过于急切、未能把握国家局势导致整个变法秩序混乱等等，种种原因的叠加最终导致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

政治场是一个讲究谋略的地方，说得更极端一点，策略可能远比目的更重要。一个再完备的方案只有实施之后才能看出它的价值，而变革的开始，往往都是最困难的部分。在诸多政治力量中维系好支持者、拉拢更多中立人群、稳住潜在敌人，这些人脉方面的“术”看似简单，实则如同深海变幻莫测，更别提政策颁布等其他方面的种种龃龉了。

三、乱七八糟的感想

整本书对于戊戌变法这一事件的完整阐述让我意识到了自己之前对历史认知的轻浮。

读了太多由人物、地点、结果、意义组成的轻飘飘的历史，却鲜有机会咀嚼其背后错综复杂的一面。

倏然间体会到了那些能够在青史留名的丰功伟业之不易，不敢再妄言天时地利人和。

谭嗣同《戊戌变法》心得体会篇5

晚清的历史当中，有很多次变法，戊戌变法算是非常具有的代表性的。虽历时很短，但是，这次变法也对当时的时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整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很短，但是，在这短短的不过百天的时间里，中国陈旧的政治体制，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思想下的真正挑战。所以说，这算是一个真正近代思想斗争的缩影，也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一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

1898年9月21日凌晨，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在了中南海的涵元殿中，从那一刻起，慈禧太后又一次宣布训政了。而在太后宣布训政的前三个月发动的维新运动，经过了百余天的艰难历程，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史称“戊戌变法”，后来也叫“百日维新运动”。

如今，再思考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变法失败，是因为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一致反对新法而最终采取的武力反扑，造成了百日维新运动最终的失败。

而在维新运动中，身为主要的发起者之一，梁启超先生也都是这样的认为的，并且，在其后来编写的总结史实一书《戊戌政变记》中，也同样把变法的失败，归咎于来自朝野的保守派与狡猾的慈禧太后联手造成的各方阻碍，最终，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我们再次回顾史实，这样的说辞固然没有瑕疵，但是，当我们慢慢地深究历史中的各处细节，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此次维新运动的失败，其中的内情绝非那么简单。

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参与的人很多，并且，当时的变革者，意图变革改良的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如果只是一概而论此次运动失败的原因，那就真的太片面了。

首先、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此次事件中，最重要的两个主角便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众所周知，这两人并非亲生母子关系，而是其他的三重个人关系：名义上他们是母子，血缘上他们是姨甥，传统亲戚关系上他们是叔母与侄儿。

其实，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是当时的醇亲王奕譞，醇亲王也就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也就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而载湉则是醇亲王与慈禧太后的妹妹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并且，在光绪帝成为皇帝之前，清朝历史上，还有这样一场骨肉被迫分离的画面：

在慈禧太后的亲生的儿子同治皇帝去世的当晚，在皇室决定皇位继承人的重要会议上，慈禧太后一意孤行，执意将当时年仅四岁的载湉，过继给自己做儿子，并且，拥立载湉为皇帝。而载湉的亲生父亲奕譞，在看到了慈禧太后如此举动，当场昏迷倒地，不能起身。

一生历经沧桑的奕譞，对于慈禧的为人是非常了解的。

并且，他心中更是知晓：慈禧如此作为，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皇权在握，而让自己的儿子登基，不过是要他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而已。也许你会认为，若自己的儿子可以登基，醇亲王不就父凭子贵更加的位高权重？

其实不然，睿智的醇亲王在看到儿子即将成为傀儡皇帝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明白：自己很有可能会成为慈禧太后下一个打击的对象。

醇亲王的一生，做事十分的谨小慎微，对于慈禧太后更是恭敬有加，但是，当得知自己的孩子要被强行夺走继承大统之时，醇亲王的昏厥表现也足以看出此人的性格十分懦弱。有其父必有其子，恰巧光绪皇帝也是这般优柔寡断的懦弱性格。

但是，很遗憾的是，光绪皇帝只是继承了其亲生父亲的懦弱性格，却没有继承其父亲的谨小慎微，这对于长居深宫的光绪皇帝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而我们客观地来看一下光绪皇帝名义上的这位母亲，也就是现今的慈禧太后，这个历经残酷的宫斗而能屹立不倒的女人。哈尔滨师范大学的教授隋丽娟，曾经在其《正说慈禧》的系列讲座中，就十分精辟地总结过慈禧太后的手段，她称其：“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可以洞悉人性的同时，巧用心计，更是把自己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能处险境而不乱，敢作敢当。”当然，这也正是专制时期的帝王应该具备的过硬素质。

纵观整个大清王朝，它吸取了明朝败亡的教训，所以，未来的皇位候选人，更是大清朝的国运昌盛的保证，所以，他们对各皇子们的教育可谓是严苛至极。据记载，每一位皇子从童年起，便要服从的第一件大事情就是：刻苦读书。

刚刚登基不久，还不满五岁的光绪皇帝，就在光绪二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正式开始了其读书生涯，这期间，他的导师翁同龢更是对光绪皇帝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谭嗣同《戊戌变法》心得体会篇6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首的维新派，主张在不动摇封建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1898年1月提出变法钢领。光绪帝接受变法主张，引用维新人士。从6月至9月颁布变法诏书，实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掌握军政实权，坚决反对变法维新。9月21日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取消新政，恢复旧制，杀害谭嗣同等六位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变法失败。

最想说的一句话：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谭嗣同《戊戌变法》心得体会篇7

看了张鸣先生的书《再说戊戌变法》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了更多的了解。张先生关于戊戌变法的议论，与书本上的定论相去不止一星半点，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力求从晚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戊戌变法。侧重点有三：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意义。作者另辟蹊径地讲述了“旗下闲人政治”、士林的政治习惯、清朝政治的“补丁传统”等诸多因素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对西太后及洋务派的表现、学习西方过程中政治操作的变形、老百姓对变法的观感等问题，也有独到诠释。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的最高统治者，精于把握政治平衡，明了利害之所在，更清楚自身国家的局限，但却不懂得如何使社会进步、政治更新。在中国任何政治行为都难逃“道德囚笼”的束缚，权力的合法性依据既有民意因素，又有制度因素，还有实力因素和伦理因素。

甲午战争的确是插入中国知识分子胸口的利刀，上至太后、皇帝，下至一般老百姓都以此为深深的耻辱。日本曾经以中国为老师，且一弹丸小国，而大清泱泱大国竟然败给曾经的学生，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几十年的成果付诸东流。而反思日本之强，源自明治维新。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遭受奇耻大辱之后才开始重视学习西方（此前虽有部分知识分子学习、传播西学，但被普遍视为异类），特别是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康梁的变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得到大多数士人的支持和同情的。当时许多大臣上书变法，连荣禄都上书改革武科举。

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士人阶层）都知道要变法，不如此中国就要亡了。西太后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也知道不变法不行，西太后也并非死硬的顽固派。但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书中的观点颇有道理：

1.维新派自我孤立，没有团结可能团结的力量。洋务派也是主张学习西学的，李鸿章在康有为创办强学会的时候曾愿意出钱2000两银子加入强学会，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之故名声不好。维新派梁启超与张之洞也曾有一段蜜月期，但最终也决裂了。康有为一心想成为改革的理论家和“教主”，但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除了康门弟子外，很多士人都不能认同。而维新派越发像《理念人》中的所说的小宗派，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性，排斥有歧见的人，让自己越来越孤立。变法本应需要团结可以利用的力量，洋务派在当时是清朝中最有实力的团体，李鸿章虽然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声势下滑，但仍然是潜力派，张之洞是洋务派的后起之秀，也是很有影响的实权人物。从策略上看应该最大程度的求同存异，而维新派却与洋务派决裂，也失去了占多数的中间派的支持。

2.帝后的两元权力体制下，慈禧最终只能以推翻变法来从新握住权杖。慈禧知道中国需要变法，但是她正处于不得不还政给光绪的尴尬期。光绪一旦变法成功，太后就只有在颐和园安度晚年了。而维新派在太后权力极大，皇帝自己的班底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走皇帝路线，而完全不考虑走太后路线（宦官、外戚、女主被称为最大祸乱），在策略上一味强调皇帝的乾纲独断。而慈禧在看了介绍俄国、日本变法的书籍，康梁等人所著的书之后，明白一旦变法成功，自己就完全没有位置了。所以聚集在太后周围的顽固派的话就比较能听进去了，也只有完全推翻新法，太后才有借口训政，重掌权力。

3.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与下层老百姓反洋教的势力相结合成为扑灭维新运动的保守派力量。让养尊处优的旗人自谋生计，引起了旗人的反弹，而且清朝本来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但是长期由国家财政养着的旗人已经完全腐化，旗人中的优秀人才减少，清中期、末期官员中任用的汉族人增加。八旗、绿营的战斗力锐减，也使咸丰皇帝不得不用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天国。此后，地方大员势力大增，清朝从早期的中央集权转化为清末的地方督抚揽权的格局（慈禧也就善于搞点平衡之术）。而旗人还妄想收回旗人的权力。戊戌变法由于触动了旗人利益，于是太后身边总是有旗人反对变法的声音，而最终慈禧为了自己的权力欲，也听进去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旗人的权力得到彰显，把持重要官位，连李鸿章都被挤兑走了。但是后来旗人还想继续将权力收归中央，收回旗人手里，最终导致清朝的灭亡。下层老百姓一直深受洋教迫害之苦，反对洋教的老百姓对于学习西方有强烈反感情绪，认为康有为、梁启超是卖国贼，对变法是持否定态度的。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非理性的排斥洋教，最终也酿成了义和团运动之祸。维新派过多地看到了一般老百姓迷信、愚昧的一面，而忽视了在这愚昧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种有可能毁掉任何变革的力量。

张先生对于维新派废八股、废科举、兴近代教育的改革措施的看法特别新颖，区分了八股和科举，认为八股是科举的内容，科举坏就坏在其内容八股，而科举作为国家选择官吏的一种制度形式并不能被以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的近代教育体制所取代。新式学校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使中国原先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基础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这对于整个近代化进程有害无益。

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有极端恶劣的中外环境因素，但却不能单单归咎于新旧势力对比的巨大悬殊。维新派特别是以康梁为核心的领导人物在政治操作中显示出来的幼稚（缺乏政治、权术经验，）、偏执（可以选择西太后路线，却出于同情、倾慕一条道走到黑的选择了毫无实权的光绪），也徒增了变法的障碍。虽然正统的哲学观、历史观一再强调个人无力改变社会历史的进程，但戊戌变法的这段历史却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如果康梁不那么书生气，有哪怕一点中兴名臣所具有的官场上的老辣和现实，如果康梁能以为实现新政之目的，抛掉士人沉重的道德感，倚靠老太婆为手段，或许结果会不一样。但历史没有给中国另外的康梁，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即使西太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期望重新来过（庚子年后的新政），但终究是时过境迁。

策略上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只能成为毛毛雨，重点不突出，什么都要改，结果什么都没有改好。当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改革这一点，不改革另一点，零零散散是不行的。中国的近代化之途是东方最难、最艰险的。理论上的幼稚，导致行为上的幼稚，这场以西化为目标的政治变革，呈现出历史上少见的奇特的新旧杂陈，中西糅合的景观。但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况，一下子天翻地覆的改革，而不是一个阶段一个重点，也是很难成功的。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更何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不可能跳出历史、身份的局限。今天的我们也许正在经历同样或者相似的历史，会有怎样的结局没有人预先就能知晓，后人评说我们时亦同我们评论古人一般，好似事后诸葛。

谭嗣同《戊戌变法》心得体会篇8

所谓革命，就是我活，但是你必须死。但改良不是，改良应该是我活，也得让别人活。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指向要把慈禧赶出权力中心，然后自己取而代之。这和改良已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无怪乎保守派会在政变之后那么疯狂地搜捕康梁等人了。从具体主张分析，那些参与或者主持变法的人未必真的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的素养。不说四位军机章京如何的缺少处理政务的经验，但就各地各部门稍具维新意识的官员的上书来说，几乎没有人真正对西方政治制度有深入研究。比如关于设立议会，他们只强调它有使上下信息通达，而毫不论及他的权力来源以及界限。少数或许是自我保护的谨慎态度，但大多数确是不知议会制度为何物，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名字罢了。所以茅教授对变法是为了施行“君主立宪”一说持的怀疑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的过程中日本对当时情形的观察和它在政变前后对权力中心的影响。为此，茅教授专门在最后一章《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中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整本书中，这一章也是最具有传奇性质的。尤其是日本和英国政府对梁启超和康有为的解救，实在可以拍一部可看性很强的电影。包括后来救援黄遵宪也是如此。在这一章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日本大隈重信政府对变法的理想主义情怀。首相大隈重信以及前任伊藤博文都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参与者，因此他们对维新的意义有着比常人更深沉的感受。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开始变法，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无意识中倾向于维新的一派。于是就有了当政变发动后，大隈重信在发往俄罗斯的情况通报中下意识地流露出对维新派的同情和对保守派的反感。与此同时对康梁等人的救援更是说明了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直到九月二十五日大隈内阁倒台，山县有朋内阁推行务实的外交政策，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才被一切以帝国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所取代。至于日人为何这么积极参与变法，作者最后引用一名德国记者的话说：

“对于中国的改革，日本人的意图也许是真诚的。他们相信改革，因为他们有过成功的经验。日本人大概是想成为中国的参谋和教员，正如欧洲人以前对于日本那样。但是，日本首先想要的是和一个经过改革的、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和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联盟，为的是筑起一条坚固的堤坝，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东亚挤出去。”

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近半个世纪之后的力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全面侵华与此便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了。

总之，正如朱维铮教授所说的，读过茅海建教授这本书之后，对于百年前的那一百多天的中发生的事基本有了轮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