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完整篇1

介于我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资本主义文化并没有很大的关联，因此，在阅读了贝尔先生的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后，更加觉得自己的知识面太过狭窄，对于书中的许多专业名称，读来觉得苦涩难懂，惭愧的说，在读完后，我并未产生什么大的共鸣，不过，贝尔先生精深的思维和分析能力还是深深的让我折服。

在序言部分，贝尔先生的阐述是十分精彩的，他讲道“与社会统一观相反，我认为较有益的方法是把现代社会看做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我把整个社会分成经济—技术体系，政治和文化。它们之间并不互相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

它们各自有自己独特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行为模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

在笔者看来，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冲突决定了各种社会矛盾。在作者严密的分析下，我们可以看到领域之间的裂缝。

作者感慨道：“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运动，侵犯了宗教领地，并把权威中心从神圣移向亵渎。”对于人们的信仰危机，作为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来说，他主张适合保留传统宗教中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内容。

笔者认为，这一点对于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总之，作者试图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断裂造成了整体的紧张，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

我赞同作者关于现代主义的论述，作者关于现代主义及其所带来的影响的独到见解，即便多是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如今的中国，它也能解释正在盛行的民众的自私行为，心理的冷漠和腐败现象等等，它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因为在我国，也出现了多方面的矛盾和危机，这些危机如若不能及时发现、解决，便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我们要给予重视，认真对待各类问题。

对于我来说，我认为信仰关乎到个人的幸福与平和。在现代社会，你可以选择反传统和反智识分子的文化。你也可以遵守传统文化，坚持严肃的艺术。但对个人来说，无论是张扬个性还是压抑自然，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相比，最重要的是实现幸福和幸福的最大化。信仰能让你的心平静。即使遇到大的困难，也会有很强的精神支持。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完整篇2

众所周知，在过去30年里，关于资本主义的大部分普遍观点都受到马克思韦伯的影响，在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双重起源上，马克思韦伯仅从辉格党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方面强调“禁欲”这一论题，而忽视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个起源——世俗的霍布斯主义，即贪欲。

要初步了解、学习、研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找寻深层次的文化矛盾，贝尔引经据典，对比分析，在马克思韦伯、桑巴特、马克思、亚当斯密、理查德库珀等人的基础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通过大量的论据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内部结构的脱节和断裂现象，展现了他强大的理论根基和对现实的思考。

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会有瓦解的可能性，社会结构的是否能在一夜之间颠倒过来？社会是否可以看成一个统一“体系”？社会制度（技术经济结构）、政治与文化的关系？

现代性和文化之间是否有内在联系？权力是否依然存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文化有凝聚力吗？支持它有什么意义？

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危机，文化界限是什么？如何裁定群体之间互相对抗的诉求谁更合理？……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位学者。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条件下产生了。

为了强化作者观点，作者通过反复论证的方式，采取总分总的模式，再版前言，先总的论概括了本书的意图和结论：包括现代性贬值原因、文化富有意义的方法、资本主义的起源、宗教、追求现代主义的代价、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和现代性文化驱动的源泉、文化开始掌握变革的主动权的表现、权力、文化界限等；导论部分，从分析性差异和道德发生变化对比（社会学史）两个角度阐述了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断裂过程，提出了影响我们认识的两个困难、社会结构、文化和政治三者之间区别、工业主义和后工业主义术语的区别、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和道德文化口味的矛盾、社会学上的“越界”、人的双重身份、“公共家庭”概念、资本主义传统价值观摧毁的原因等观点；正文，由远及近、由古至今、循序渐进，从现代性的双重羁绊和政治的困境两方面对社会结构本身矛盾、反文化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个断裂领域、文化语言的断裂、现代性的本质、宗教衰弱的原因、社会结构变化的三种困境、美国社会动荡的原因、现代公共家庭的困境和问题、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矛盾、信仰危机、相关差异原则、公共家庭的任务等问题进行一一解读，并加以对比、联系，一针见血的指明了结构转变下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实质，即性格构建的不一致、领域的分裂对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文化冲击和社会失去传统的合法性后弥漫整个文化的普遍失向感，并强调，回归传统是维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意义连续性的精髓，美国是否能处理自身问题的能力取决于它的政体能否实现“公共家庭”的一些概念；后记，作者在全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和总的概括，加深了读者对主旨的认识。

通过阅读全文，我们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思想即矛盾有了深刻的认识。

作者首先指出自己的学术思想“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隐晦地揭示了他的价值观，即经济上共同体比个人优先，政治上个人是首要参与者，文化上注重传统，为下文提出的原则和措施埋下伏笔，他认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工具性的，是以积累财富为目的的。这种发展模式忽视了文化价值体系对经济的最终导向作用。并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判断，他认为，资本主义存在技术经济结构、政治与文化三大领域间的根本性的对立冲突，三者并没有简单决定性关联，并分别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则、轴心结构、本质、价值观衡量标准等方面交错运转，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

这种文化矛盾，从表面上看，是指文字结构和三个领域划分的不一致（88页）。从资本主义起源上看，品格构建中存在禁欲和贪欲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清教思想和新教伦理鼓励人禁欲苦行主义，先劳动后享受，将工作视为天职（宗教冲动力），强调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而另一方面是贪婪的攫取性（经济冲动力），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刷新意识的冲动，在文化领域，表现为没有限制的自我冲动（导论p14），揭示了人的双重身份（公民、资产者）和意识形态上的异化，如何在个人欲望和公共责任之间取得平衡是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作者以艺术家和企业家为例，进一步揭示了人物塑造的不一致性。

其次，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受互相对抗的轴心原则所统治，对经济来说，是效益，对政治来说，是平等，对文化来说，是追求自我实现，由此造成的分裂构成了西方社会过去150年来的紧张关系和社会冲突（初版序p2）。它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的分裂。

贝尔在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和现代性的文化驱动有着共同的源泉，即自由、解放思想和对传统和过去之权威的否定，但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精神和有条不紊的克制约束，跟对感性和兴奋的孜孜寻求发生了冲突，后者从文艺复兴延续到了现代主义身上。当工作与生产机构变得官僚化，个人缩减成各种角色时，这种敌对性日益加深，以至于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越来越和对自我探索和自我满足的强调相异（再版前言p16）”。艺术家创造观众，艺术中的享受方式从最初的享象和模仿中焕发生机：

表现为现代文化中的享乐主义。经济上由于长年受宗教影响强调的是一种道德编码和守纪目标合一，是对性格的强调，而现代主义文化则是对个性的强调，是需求个体差异和享乐主义的大众文化，反抗资本主义井然有序和严肃节制（再版前言p16）；随着资本主义的演变，由消费耐用的技术革命释放出来的获取欲望，依靠分期付款方式和消费品信用贷款的帮助，毁坏了性格中的基石——新教伦理的朴素、谨慎和先劳动后享受的消费观（p317）。其次，表现为现代文化思维的转变——判断主体变成了人（即“自然理性”到“思维理性”的转变）。

社会结构是由经济原理支配的，经济原理是根据效益和功能合理性，通过对事物的排序来决定如何组织生产。文化则是挥霍无度，不加选择的，受非理性、反智性风气所主导，在这种风气中，个人被认为是文化判断的试金石，对个人的影响也被当作经验之审美价值的衡量尺度（p37），作者还在后文指出，“从已知向认知者的转移是现代思想知识构建的起点，这个转折随着康德那著名的判断“认识并非是从自然中导出自己的法则，而是给予自然法则”一块儿产生。这就是从“自然理性”到“思维理性”的转变（后记319）”。

总之，资产阶级社会在经济领域里引入了激进的个人主义，以及想要在进步过程中摧毁一切社会关系的意愿后，资产阶级本身却害怕文化领域中现代主义激进的实验性个人主义（导论p17），进一步说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断裂。二是政治的窘境。表现为“没有限制的欲望”——应享权利——借此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

最初，自由社会的建立是为了促进个人目的，然而如今，它却变成一种必须以集体目的为条件的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在平等的重要领域，社会越来越考虑群体权力和救济（p190）；现代西方社会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经济中它追求个人利益和贪欲，文化中是自我增强和扩张。市场上追求私人经济利益的积累，而且常常是以牺牲公共家庭为代价……如今，私人欲求的满足和人们感觉到的社会不平等的纠正，不再是个人通过市场去追求，而是群体在政治上通过公共家庭去争取，这是权利观念的突出变化（p272）；公共家庭不仅成了公众诉求表达的场所，也是私人欲求展示的舞台，基本社会的分配权不是经济性的，而是政治性的（p241）；平等需求被扩大为对社会一系列更为广泛的权利——政治权利、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诉求（p249）；在今后25年，这种革命将转变成不断争取权利的革命——简而言之，就是应享权利的要求（p250）。

其次，表现为政治秩序变成权力呼风唤雨的地方。如果政治冲突注定要有增无减，那么，如何才能把群众压力作为集体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呢？这种可能性的增加成为社会制度结构性紧张的深层根源（第210页）。再次，表现为对建立哲学合法性的迫切需求。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公共家庭的社会学理论（p236），将来，社会中要求群体权力的范围会扩大，因为社会生活越来越建立在群体基础上，对建立哲学合法性的需求，对制定政治机制来裁定这些冲突的需求，是未来社会关系紧张的又一大源泉（p211），哲学的关键在于，它表达出了一种理性标准，提供了应用的延续性，使行动既不任性随意也不反复无常，并建立了规模的辩护标准，满足了人民的公平感（p268）。最后，表现为现代文化中的信仰危机——精神问题。反复出现的周期性通胀将为经济和政治不稳定创造条件，而政府发现这种不稳定越来越难以应对。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一种迷失方向和不安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第260页），并转化为信仰危机。

从更深的层面来说，表现为社会失去传统的合法性后弥漫整个文化的普遍失向感(p92)，这是现代主义的危机根源,即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传统主流文化意识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主义缺乏新的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

当新教伦理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物质享乐主义所替代，清教精神被心理幸福说所替代，资产阶级社会竭力提倡享乐生活方式，却不能从道德上证明它，它缺乏取代旧宗教和旧价值体系的新宗教或新价值体系，结果就是断裂现象（p79）,导致在自由市场环境下，传统资本价值观体系崩溃；其次，新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来自传统过去，它的语言是颇具古风的新教伦理，但是，它的技术和动力却来自现代性精神——不断创新、在分期付款基础上创新“需求”的精神（p82），这也导致了它常常陷入窘境，它摧毁了清教精神，却没能发展处一种和这变化一致的完全崭新的意识形态，它使用的是新教价值的旧语言（p82）。二是文化话语的断裂。对现代主义文化来说，中心的缺失和走向分门别类的文化碎片，不可避免地割裂维系了整个社会文化的话语(p111),多样性和具有反叛的文化瓦解了社会的内聚力，即旧的文化概念建立在连续性的基础上，而现代文化则建立在多样性的基础上，旧的文化概念重视传统，而当代理念是兼收并蓄(p106)；随后，作者在文中指出，“潜在问题不是这些显而易见的社会学发展，而正是让现有文化失去内聚力的话语——语言，以及语言表达经验的能力——的断裂，这大致是因为现代性这个词及它所表达的东西的含混，但更大的原因是文化风格的潜在句法结构的断裂(p92)。

”三是信仰危机。作者以来源于勤勉、节俭、自律和审慎这些新教教义的“禁酒运动”为例（p67），揭示了社会行为的合法性的转变和清教主义社会的终结，说明人口分布持续变化、消费社会的出现和技术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容易造成人们意义感的迷失和不安感，变成信仰危机；所以他认为，问题在于文化是否能重新获得内聚力，一种实质性，经验性的内聚力,而不是徒有虚表的内聚力（p127）。

可见，贝尔贯穿全文的“公共家庭，回归宗教”这两个基本观点是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重要途径，基于对“贪欲、革命、困境、断裂、限制、享乐、距离”等关键词汇对比分析，贝尔阐述了他独特的理论体系，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在我看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关于社会整体论与碎片论社会观之争。

他说“在我之前，几乎所有现代的社会科学家都把社会看作是依照某种单一的关键原则建成的统一‘系统’(对马克思来说，这关键原则是财产关系。对塔尔柯特，。帕森斯来说，它是主导价值观，即成就原则)，这些原则通过自己在不同重要机构里的’‘再造’，渗透到全社会。

我的看法颇为相悖。我认为最好把现代社会当作不协调的复合体，它由社会结构主要是技术——经济部门、政治与文化三个独立领域相加而成，这样才能更合理地分析其中情况(p41)”。马克思总是设法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根源，以经济基础为主线，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决定人的存在的不是人的意识，相反，决定人的意识的是人的社会存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通过对比，强调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行性。但他并没有忽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的相对独立性。

马克思与贝尔的本质区别在于，马克思通过分析人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内在关系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而贝尔只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

其次，部分想法偏激和片面。不管是文化决定论中，贝尔反复指出，文化地位不断提升，文化冲动开始活动合法地位，甚至至高无上，他说：“经济开始大规模调整自己来适应文化需求，文化也不再作为表达的象征或道德的意涵，而是作为生活方式开始统治一切。

”（p79）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由经济领域转向文化领域，未免过于绝对化，并且他把冲突的矛头指向语言断裂——即表现象征意义的领域——以此来说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种做法过于片面。还是在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法上和对现代主义（或者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评价上，过于消极，贝尔在文中：“把共产主义看作政治宗教,认为共产主义政权会无可避免地沿着独裁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方向走向腐败堕落。

”却没看到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贝尔在评价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上，没有看到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而是一味的批判，他没有看到，文化的批判建立的基石：在已有的基础上的扬弃，就像恩格斯评价的那样“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凡是存在的都必然灭亡。

”科学的进步就在于它不断的继承、批判、创新。最后，贝尔只看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领域之间的断裂，却没看到造成矛盾深层次的根源和因素——资本主义制度，而局限的停留在对文化内部矛盾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修修补补，而没从根本上对其合理性进行怀疑和否认，他没看到，资产阶级文化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虚伪性：是“形式上”的平等，是富人的自由，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依旧满怀希望，这就使他的理论和研究视野具有不彻底性和偏颇性。

将解决文化矛盾的希望寄托于宗教的传播。贝尔在书中提到，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信仰是一种精神危机。我冒昧地给出一个不那么时髦的答案——西方社会回归某些宗教概念（导论第29页）。它有利于限制人们无限的贪婪，保持人们对神圣必然性的敬畏，引导人类行为规范。因此，他主张回归宗教，与宗教合作，以保持道德意义的连续性。

但是他没看到，对宗教的认识和分析不能仅从宗教本身出发，不能单纯用精神性的因素去解释宗教现象，要到宗教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宗教的根源和本质，要从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出发来认识和说明宗教，在阶级社会，宗教为统治阶级利用和控制，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工具，对于被压迫人民而言，宗教具有精神麻醉作用。

对马克思部分思想的误读，一是认为体系的不完善。在《1996年版后记》中，贝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

对马克思来说，文化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他从来没有详细说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明过——经济基础(主导的生产方式)到底是如何产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的……也许，最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为什么伟大的历史宗教——佛教、印度教、儒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能历经几千年保留到现在，而伟大的政治王国和大型经济体系——如果每种模式都产生了可以被截然不同的时期划分开的不同文化风格和历史——却瓦解了、崩溃了。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而是作为社会‘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矛盾。”（p362-363）其实，马克思恩格在早期就指出，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类特性；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文化作为社会存在的上层建筑，不仅不可缺少，并且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列宁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指明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提高全体劳动人民和领导干部的文化素质，完成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并把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独立领域，阐发了文化的本质与内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两个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差异性的概念；指明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吸收中外文化精华，中国文化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特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精典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科学文化发展观等重要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认为马克思忽略了国家的作用，他认为，马克思——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曾以为，在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中，国家无法干预经济，无法使经济变得稳定并提供经济指导（p245）,实际上，上层建筑作为第二性的原因,也能够产生影响并对基础发生“反作用”。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国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积极地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将成为促进自身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的积极动力，同时也会对阻碍和威胁自身经济基础发展的其他经济关系、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产生打击。

政治上层建筑通过强制手段在一定秩序内控制人们的行为。思想上层建筑运用舆论工具，展示自身经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调控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统治阶级依靠整个上层建筑，维护和巩固自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由此可见，贝尔对马克思忽视国家在经济中的指导作用的理解是错误的。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完整篇3

丹尼尔·贝尔有三本重要著作1959《意识形态的终结TheEndofldeology》，197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ComingofPost-IndustrialSociety》，1976《资本主义文化矛盾CulturalContadictionsofCapitalism》，他自认为自己“在经济上是个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是个保守主义者”。在文化方面他认为应该“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p24）。”

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他晚年企图攻克“终极问题”的努力。这本书里贝尔思索当代西方的精神危机问题，以美国社会为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在新历史时期文化矛盾突出的特点，并追溯其政治经济原因，进而提出一个改进的方案。

作为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贝尔将文化定义为:“就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文化是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的连续过程。这种内在聚合力的获得,则靠着前后如一的美学观念,有关自我的道德意识,以及人们在装饰家庭、打扮自己的客观过程中所展示的生活方式和与其观念相关的特殊趣味”。(p81)“对我来说,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为一种努力”(p24)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文化的内蕴来讲,贝尔认为在美学观念上应具有连续性,在自我方面应具有道德意识,在生活方式和个人趣味上应具有独特性。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的结构体，同时也是文化的结构体，资本主义文化问题便由两者之关系而发生。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内部结构脱离与断裂的问题，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矛盾。

一、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

从社会结构上说，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了它在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的根本性冲突与对立，这三大领域各自拥有不用的轴心原则，相互独立，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相互冲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其根本来说是社会结构矛盾的产物。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

经济领域在本质上是线性的，它无限度地追求效益和生产力，因而会最大限度地要求专门化和分工化，所以，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个性的泯灭；而文化则是一种螺旋式发展，极力高扬个性和自我实现，这与经济的发展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正是这样，贝尔说到：“社会不是整一的，而是断裂的；不同领域回应着不同的规范，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也由不同甚至相反的轴心原则所支配。……我将社会分解成技术经济结构、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不互相重合，也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它们遵循不同的规范，这些规范将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行为类型合法化。是这些领域间的不相调和造成了社会的各种矛盾。”（p8-9）

二、文化内部的矛盾

贝尔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两种冲动力，其一是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所强调的“禁欲苦行主义”，其二是桑巴特所主张的“贪婪攫取性”，贝尔将两者分别称之为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在资本主义早期，“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长了他们挺进边疆、政府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两者相得益彰，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一。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大众消费、技术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社会以小城镇为载体，强调的新教伦理精神遭到冲击、解体；与此同时，文化领域内兴起了以游玩、娱乐、炫耀和快乐为主导的享乐主义，以快乐、狂喜、放纵和纵欲主导价值的消费主义、以个人、自我、自由、意志为主导的现代主义以及以解放、色情、冲动自由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资产阶级的理性至上，讲究实效，注重实效的世界观遭到消解。

贝尔看到，“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验道德观……一旦社会失去了超验纽带的维系，或者说当它不能继续为它的品格构造、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种‘终极意义’时，这个制度就会发生动荡。（P66-68）

失去宗教超验纽带后，西方资本主义为经济冲动力所主宰，文化追求缺乏终极意义，人们“伫立在一篇空白荒地的边缘”，社会出现了一种“扩散到整个文化中的普遍的迷向感”，以往以“信仰、传统、仪式、天命”所连接起来的文化统一性遭到了破坏，“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现代社会中文化本身已失去了凝聚力,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一套全面的、超验的终极意义。问题就在于“言路本身——语言,以及表达某种经验的语言能力的断裂。正是言路断裂给文化带来了当前的涣散性。”

贝尔意识到：“我们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过去的二百年中，资产阶级曾经靠着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由此,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社会的断裂，而现代主义文化的危机实际上是信仰危机。旧的价值体系被摧毁,新的价值体系还未确立,文化内部出现脱节和断裂。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被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现代文化瓦解，资本主义精神从双重结构走向单一结构。

三

在传统的宗教解体之后，社会如何构建一个连续的意义系统？个人又该如何得到救赎？

1.回归宗教

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日益变成一张“意义之网”，文化取代了宗教和工作成为了人们认识世界和联系世界的唯一手段，但这种文化（现代文化）所提倡的“上帝般的自我”、冲动的新奇感不仅抹杀了邪恶与美好，更毁坏了宗教为人们所提供的一种连续性，导致人们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孤立的立于世界，在个人的自我无限扩张中“追求新奇与享乐的（最终是放荡）的生活”。这种新型崇拜式的宗教信仰，隔离了个人信仰和日积月累的历史传统，强调过去无关的个人信仰，割裂了连续性，否认了权威性，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放纵式的，难以实现个人救赎。

贝尔提出，“西方社会将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即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来解救人类。因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但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宗教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出来的，文化革命也不是人能够发动的，人类唯有对自身能力有限的痛楚认识，意识到人生局限才会“重新回到对神圣意义的发掘上来（p40）”，正如贝尔所说，“连续性来自虽生活抱有的悲剧意识，而这种意识只有生活在有限和自由的刀口上的人才会理解。”

如韦伯所表明的那样,宗教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有时是所有力量中最革命的。当传统和机构变得僵化而又暴虐,各种相互矛盾的信仰的争吵令人不堪忍受时,人们就会去寻求新的答案。而宗教,由于它在生存的最深层次寻求生活的意义,这时便成了最先进的反应”(p222)

“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p75)“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p76)

2.建立公众家庭

贝尔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出发，主张建立一种新宗教，即“一种公共家庭的政治经济学”。贝尔认为公共家庭“不仅是一个‘政府’或和市场经济、家庭经济并列的一个公共经济部门；它比后两者更重要，对它们起指导作用。……它结合了经济和政治维度；或一种公共家庭的政治哲学，它能为规范调节那些互相的诉求提供决策原则，并为其结果提供哲学上的正当性”。在贝尔的设计中，公共家庭恰恰是古典城邦在当下的复活和延伸，是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自治平台，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公共家庭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作用物。正是由于社会结构的断裂，致使信仰缺失，最终导致文化危机，因此，作为解决机制的公共家庭必须从根基上打破原来的分裂结构，将技术经济结构、政治、文化融为一体。

其次，公共家庭的根本原则是关心“人类的良好状况而不是财产的良好状况。它承认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区别，并重新恢复了社会目标，即公共政策必须寻求人类的良好状况”。因此，它的根本任务是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

再次，它的实现方式既不是国家的强力干预，也不是个人的自发冲动，而是全体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合法程序，自觉协调的结果。在公共家庭中，任何个体都有受到平等待遇的权利，社会应当根据个人成就来决定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最后，旧宗教是通过半强制性的教义来制约人们，而公共家庭则是全体人民公开讨论和自觉决策的产物，是每个人自觉自愿奉行的“信仰”，具有比旧宗教更为强大的凝聚力，因而能够解决现代主义盛行所导致的心灵空虚和精神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家庭无疑承担着宗教的角色，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信仰崇拜。

贝尔的公共家庭实际上是将“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杂糅在一起的混合物。在公共家庭设计上，他主张群体价值对个人价值的优先性，在政治上强调个人成就原则；同时贝尔还力图通过宗教的回归来建立一种限制现代主义文化的神圣机制，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供一种可靠的精神家园，进而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和谐发展。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完整篇4

这次拜读的是由丹尼尔贝尔著作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实说实话，在初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个题目时，我有仔细回想了一下，发现我之前一点都没有思考过文化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或者矛盾等方面的内容。我一直对资本主义和经济的内容感兴趣，因此这本书给我带来了新的思考。

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是严谨。非常严谨。它的前言就细分了7节，作者非常严谨地提前对读者叙述了他对一些名词、概念等方面在这本书中所代表的含义以及整本书的主题，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然后作者分了两大部分：现代性的双重羁绊、政治的困境，然后在这两个大主题下再细分小主题，所以整本书的框架思路不可谓不清晰。

我想和多读者都和我一样，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个内容并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作者在第一张就首先解释了这个名词：在当今普遍流行的自由主义风气中，文化意象的模本就是现代主义者的冲动，其意识形态原理是将冲动探索作为行为方式。这些词不太容易理解，所以作者用了很多例子来帮助理解：

“中产阶级趣味”文化，假内行的文化批评游戏，被组织和“消费”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社会”文化，总是将文化看成商品，并从它的交换中获得势利价值观，在文化和社会之间总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等等。

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学会了怎么样从现象中思考出背后本质。最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中国*****中出现的“像章交换市场”的诠释。我有从长辈那儿听过很多有关那个时代像章的流行，但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交换市场”为何出现，如何发展。

“世俗世界再次闯入意识领域，面对你那难以驾驭的有物质刺激引起的欲望和将权力传给后代的欲望，道德只是抽象观念”，作者的这句话在文革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真正的问题出现在“革命后一天”。从历史现实也可以证明，*****后，社会陷入了一场持久的革命。

第一次知道原来可以把一个现象剖析得那么清晰、那么本质。而借由这样的剖析，作者又回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个大主题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是需求，而是欲求”，而这样的欲求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着无处不在的体现，这样鲜活的证据更加有力地征服着读者。

虽然作者讲话的主题是资本主义，但他对社会主义的一些看法也让我相信。贝尔说，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不认为财富可以在与之无关的领域转化为不适当的特权。也就是说，因为钱而要求医疗机构享有不正当的特权是不对的，因为这也是社会权利，所有人都有平等获取的权利。

进而，对于“平等”这个概念贝尔向我展示了极具创新力的阐释。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何分配财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就涉及到“平等”。贝尔又说道：

法律是平等对待众人，但它并不是想“使他们”平等因而从根本上说，人们还是不平等。诸如此类的有趣的论述还有很多，这使得这本书显得生动而耐人寻味。

这本书很厚，我想，我会花些时间仔细读一读。我相信这会对我的想法产生很大的影响。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完整篇5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丹尼尔·贝尔教授所撰写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随经济发展而产生了精神分裂、文化危机、信仰危机等问题，并努力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路径的经典著作。该书以时间与空间组合的阐述方法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用“中轴原理”虚拟演绎的研究方法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鞭辟入里，对当今社会包括中国在内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基本内容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其内容一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现代性的双重羁绊”。其一共包含了四个章节，第一章节“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第二章节“文化话语的断裂”为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其主要阐述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第三章节”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个案表达。第四章节“走向伟大的复兴：后工业时代宗教与文化”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展演变的预测。第二部分是“政治困境”其中有两个章节，第五章节“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暂时和永久的因素”主要以理论方式提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问题。第六章节“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中,贝尔提出了西方国家危机解决的方法。因此，第二部分作者主要是以美国国家社会文化危机问题为例，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既然贝尔德著作是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为论述中心，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呢？

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双重起源：一是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所强调的“禁欲主义”即合理的计算收支，有条经营生产活动来实现财富的积累。一是桑巴特所讨论的贪婪的攫取性（acquisitiveness）即对改造自然，开拓新领域的无线激情。霍布斯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浮士德精神就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贝尔把这两者分别称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这两者相互制约，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宗教的冲动力”造就了资产阶级克己严谨、勤勉敬业、精打细算的作风：宗教冲动力则促成他们发掘新事物，改造自然的冒险进取精神。新教伦理和清教的约束，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同时也为经济的冲动力提供了信仰支柱和合法论证，而经济的冲动力为宗教冲动力提供了财富积累，两者相得益彰，形成了具有传统特色资产阶级价值观体系，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与统一。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西方逐步出现了一种新文化，力图摆脱既定社会结构的制约，取得自身独立，这集中表现在艺术领域的先锋派思潮否定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向传统文化发动攻势。新的文化强调“大胆试验、自由作为、冲动优于秩序、想象不受纯理性批判”之类的提法与新教伦理的精神相悖或相矛盾，这是贝尔所言的西方现代性第一重羁绊。资本主义展开的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在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分裂成了一个断裂的碎片化社会：分化为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这些领域各自遵循着它们的轴心原则，这些轴心原则将不同甚至相反的行为合法化。技术领域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模式是经济化，其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效用；政治领域的轴心原则是合法化，它的决策原则是法律或谈判；而文化的轴心原则是自我满足。三者各自拥有自主的逻辑，成为了相互分裂，互不谦让的对立领域。比如，经济领域本质上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在成产过程中为提高生产力，要求角色的专门化和分工的精细化，人的个性被压制甚至被泯灭，而文化领域则极力扬高个性和自我实现。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带来人的个性退化，与人类努力发展自身的初衷背道而驰。这就是贝尔所言的西方性第二重羁绊。那么如何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呢？贝尔提出了“公共家庭理论”贝尔认为，它“不仅是一个‘政府’，或和市场经济、家庭经济并列的一个公共经济部门；如今，它比后两者更重要，对它们起指导作用。它是更大规模的城邦„„它结合了经济和政治维度；或一种公共家庭的政治哲学，它能为规范调节那些互相的诉求提供决策原则，并为其结果提供哲学上的正当性”。在贝尔的设计中，公共家庭恰恰是古典城邦在当下的复活和延伸，是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自治平台。

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反思从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思想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贝尔不愧是一位深层的历史感和敏锐的未来意识的思想家，有着独到的理论理解、入木三分的剖析和深邃的预见性。他使我们能更好的体会和领悟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导致精神生活的紊乱。在本书中，突出体现的是贝尔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的人文精神。贝尔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断裂，社会成为了分离的碎片，并提出了自己解决的方案，主张分裂的社会领域重新组合，走向统一。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经历自身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在补课，正在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得老路，更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我国很多方面逐渐被发达国家逐渐同化，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借鉴国外学者的成果，尽量完善我们自己的理论，以避免西方国家曾今经历过的危机出现在我们自己国家中出现，对于我国现状来说，贝尔很多文化矛盾理论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1、重视社会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对我国社会建设来说，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广泛性认同，而文化建设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强调。同时，贝尔所描述了资本主义精神世界危机的现象已经在我国普遍存在。例如人们在欲望面前缺少能动的自我控制、信仰的丧失、人生理想的庸俗话，对正义和道德缺乏热情等等。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与贝尔德分析有没有相似性？解决途径何在？上述都可以足以作为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问题而加以重视。

2、“公共家庭”构想的现实价值

贝尔关于“公共家庭”的构想有一点一厢情愿。但是他对群己、公私、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的四种关系论述还是十分深刻的，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贝尔指出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每个人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集体的一份子。这就意味着这里应有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原则，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和疾病防范措施。贝尔德这种观点是否符合我国改革开放所需要达到的目标。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使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但是现实状况不如人意。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完整篇6

摘要：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以美国发达资本主义为分析对象，了解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所出现的各种文化危机，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层出的判断以及阐述。作为美国著名的经济学者，贝尔对工业社会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的成效并且备受推崇，该学者，以传播内容、传播技术接受者和传播者分析为切入点，站在不同的角度深入了解大众传媒背景之下，新教伦理、享乐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过渡关系。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报告；文化与经济

一、丹尼尔·贝尔的生平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概观

反文化蜕变过程对社会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一点有助于深入的剖析文化危机和大众传媒之间的相关性。在对文化危机进行分析以及研究的过程中，贝尔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原则，深入了解大众传媒的载体作用，合理批判大众文化，这一点与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所提出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关系。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非常迅速，综合国力较强，成为了世界大国，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提升，经济实力使得美国在政治上开始寻求新的突破，希望在政治上称霸全球，因此直接发动越南战争。但是在社会主义以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面临着许多的威胁以及冲突。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资本主义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的文化体系产生了明显的变动，覆盖面越来越大，传播速度非常快。但是贝尔则认为，文化与享乐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存在一定的联系，最终会直接侵蚀新教的教化作用以及清教精神，导致中产阶级价值观出现许多的危机及矛盾。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所出现的文化情绪越来越多元，同时无法理解，这一点与人类普遍价值观存在诸多的矛盾。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个人思想境界的解放，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作为个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的丧失自我，这种文化形式反理性、反认识，各种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形式发展越来越快。

通过对当时文化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之中，人们对人性的追求以及个人的空虚思想，这一点也使得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矛盾非常的突出。在60年代之后，精神危机越来越严重，逐步爆发，人们不仅存在许多的失望情绪，还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直接丧失自我，过于注重感官刺激以及原始欲望的宣泄。

二、现代性的双重羁绊

之所以会出现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以及社会冲突和矛盾，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与文化发展之间存在许多的差距，两者无法实现其乐并进。因此出现了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剧烈矛盾，同时在不同领域中的表现有何区别。对于文化政治体系以及社会结构来说，运动节奏差异较为明显，因此在对目前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时，必须要综合考量各种影响因素。

1、《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非常突出，这一问题的出现与领域之间的断裂存在一定的联系，经济领域中所要求的现代文化以及组织文化与自我实现规范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社会经济主体来说，希望民众能够更加努力上进，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及工作效率，始终坚持站在宏观的角度维护企业的经济效益，树立一定的职业忠诚，这一点使得社会公众成为了组织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公司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使得产品以及广告发展非常迅速，出现了许多的放纵风气，人们在白天需要在公司完成复杂的工作任务，在晚上则不断放纵自己，这一点使得文化发展与经济之间存在许多不相匹配的问题。外加上各种政治因素，导致公众所面临的压力非常大，非政府主义以及反战愿望非常流行，后现代主义逐步诞生。

2、文化话语的断裂

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得各行各业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强，不同领域的发展速度、发展模式有所区别，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战略体系以及文化形态也有许多的不同之处，同时运动节奏差异较为明显，时间长短迥然有别。在对动荡时期的美国社会进行分析和研究时，贝尔对国家政治体系、后工业化、公社制社会进行深入的剖析，了解美国的变革情况，其中文化话语的断裂非常明显。这一点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与时代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民众越来越关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分析及研究，无政府主义备受关注，严重影响了后现代主义的稳步发展。民众的审美观产生了明显的变动，出现了艺术之解体等问题，文化话语逐渐断裂，原有的行为准则产生了转变，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新教伦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其中信仰缺失问题比较严重。

3、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结

文化情节是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综合实力较强，资本主义发展非常迅速，很多国家十分注重教育技术，充分体现技术决策的重要作用。但是新的精英层与技术群体之间存在许多的矛盾冲突，这一点使得美国面临着许多的发展困境。之所以会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主要在于不同阶层的文化情节有所区别，民众越来越关注自身的自由以及民主，美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许多的困境，文化情节所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也有所差距。

4、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与文化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注重信仰，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仰缺失问题比较严峻，其中宗教信仰的重塑备受关注，只有充分发挥宗教的重要作用，才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西方社会开始结合该阶段的文化情结，以宗教观念的有效回归为基础，进一步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统筹发展，民众意识到了这一发展方案的实践价值。在人的文明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宗教信仰逐步构建，同时构建过程比较漫长，如果出现了文化信仰流失，那么重建难度将会较高，这一点与文化情节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宗教不会受人为的影响，不能够直接进行简单的制造，如果直接人为制造宗教，就会变得非常虚伪和浮夸，同时也会直接影响后一阶段的文化发展。

三、政治的困境

1、从文化到政治

文化、政治、经济三者共同作用、互相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形式以及政治模式产生了明显的变动，国家面临着许多的政治困境。文化到政治的转变显而易见，贝尔在对这一社会发展趋势进行的分析及研究时提出，在领域断裂的过程中，文化政治体系以及社会结构产生了明显的转变，运动节奏差异也较为突出。其中，后工业化世界所带来的变革显而易见，对政治的关注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一点也使得许多国家开始在政治上寻求新的突破。其中享乐主义与文化和经济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可以着眼于国家财政学来对社会的文化欲求和经济欲求进行分析，将需求与欲求相区别，在政治上做出更多的努力。

2、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的暂时和永久因素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非常动荡，面临着许多的国家危机，这些危机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存在一定的联系，其中文化矛盾、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比较凸显，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体现地比较明显。美国需要着眼于国家危机产生的实质原因，对暂时因素和永久因素进行深入剖析及研究，了解政治自由主义原则的实践要求及策略，在全面改进以及有效借鉴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合理分配，确保经济发展成果的有效落实，严格按照不同领域的权利以及特权来进行合理的划分以及宏观统筹，这一点对实现经济的稳步运作以及发展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另外，贝尔也在个人的著作之中也曾明确强调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逻辑联系，这一点对国家危机的宏观调整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

在面对新的时代发展压力时，国家开始以大众哲学的构建为基础，通过对公共家庭运作现状的分析及研究，积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以自由和平等为依据了解这两大问题的解决要求，通过对每一个人所赢得的成就来进行有效分配，关注对不同领域权利以及特权的有效分解，实现公众与私人的有效划分。在政治自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确保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的有效构建。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完整篇7

丹尼尔•贝尔1919年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自小随寡母备尝艰辛，又处于美国强势文化同化的压力之下，对贫富悬殊的社会差异和不公正的社会倾向深有体验。青年时代的贝尔思想激进，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在大学时期选择了社会学作为专业方向和毕生研究的领域。但毕竟贝尔生活在资本主义异常发达的美国，在三四十年代苏联体制显出弊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时，大批左翼知识分子重新回归美国民主传统，树立起“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贝尔作为学术界后起之秀，他积极参加了二战后的历史反省与文化大讨论中，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与文化的观点看法。这一时期的贝尔既继承了左翼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理论批判的传统，抨击麦卡锡反共、反民主右翼思潮；又对左翼运动中的乌托邦倾向和专制色彩提出了尖锐批评。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的出发点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ProtestantischeEthikundderGeistdes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具有相应的文化起源和合法性基础。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同新教伦理非常相近的，而新教伦理的核心是一种特定的禁欲苦行主义：新教徒把此世工作的成功看作是对于自己的上帝选民身份的一种心理验证，因而一方面具有发财致富的宗教动机（这同时也可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合法性基础），一方面又特别重视经济活动的成功手段。但贝尔认为，韦伯所重视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另外的精神起源就是另一个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姆巴特所讨论的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包括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都起了推动作用，但彼此间却处于矛盾之中。但恰恰是这两个矛盾方面的并存，才有助于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另外，这两种精神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但真正为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基础、或者说对资本主义行为行使“道德监护权”的，仅仅是新教伦理。

贝尔在书中将社会分为三个轴心集团，分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并指出这三个轴心集团以不同原则运作并相互影响着。其实，这倒是一种很常见的三分法，也符合一般人对社会的定义。第一部分讲的是经济与文化的纠葛。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要求人严于律己，勤勤恳恳工作，像早期的资本家们那样，过着清教徒苛刻简朴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发展又给人带来无尽的刺激和享受，让人沉醉于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里，这种“精神分裂”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陷入发展的困境。而在文化领域，自19以来发展至今的现代主义，以否定一切为精髓，只剩下追求新鲜、刺激。文化陷入了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鼓励个人经验和自我扩展，宗教从神坛走向没落，导致人步入”浮士德“的困境。在政治领域，贝尔将政治体系视为“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世俗问题”的体系。他指出，美国的政治体系在经历200余年的发展后，由于思想界的分歧、社会结构和人口的变化导致了政治体系上的动荡，针对这一现象，贝尔提出了公众家庭理论，他将公众家庭视为调整个人和社会需求的中介，节制个人无止境的私欲并分担一部分社会责任。

贝尔这本书著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的辉煌后步入了疲软时期，经济上的滞胀，国际霸主地位受到新兴的欧洲和日本影响，国内矛盾和冲突不断。在经济上，滞胀、失业率等指标不令人满意。文化上，人们普遍陷入失落与迷茫。如果说马克思讲述的是贝尔认为，这一切的困境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无法维护资本主义这个体系本身的合法性与延续性。

书里写到的美国与当下的中国有几分相似。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已经过去，而到了21世纪，普通人却越发觉得经济发展给自己带来的不是丰裕和悠闲，而是越来越多的压力。在五四以前，中国人以儒家为信条，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五四打到孔家店后，一下子撕碎了这个链条。再到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文革中所信仰的一切也一下子碎掉，幸好物质让极大的丰富让人们得到满足感。而在这一切过后，中国人又来到了一个迷茫期，对政府的失落，无处安放的精神家园，焦虑的心态，与文化缺位有很大关系。

贝尔在书中指出，工业革命带来的空间和时间距离的缩短，这种距离的侵蚀打破了原有的经验与理性之间的距离，破坏了理性的秩序。他提到了视觉媒介——电影和电视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人们窥视世界的窗口，青年人不再以长辈、理智为模范，而是作为以影视作品里的形象为模范对象。广告不再强调商品的实用性，而是花花世界的纷繁美好。这并不是说大众媒介应该为“文化矛盾”负责任，而是说这种文化的断裂让原本以公平、公正的传媒也迷失了方向。而观看中国当下，又何不是如此。许多青年人以影视为窗口，模糊了屏幕和现实世界的界限，他们模仿着屏幕上的明星的举止。许多过去是奢侈品的东西，比如iphone、汽车，在下一代人的心中却变成了必需品。传媒也不得不让位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否则，怎么会有软文、植入广告的出现。我们谈及这一切，不是为了要批判他有多不好，毕竟经济带来的幸福指数尚未为负，但文化和政治的空缺感却亟待填满。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发展过程的分析，贝尔的结论是，原先赋予资本主义社会以合法性、行使“道德监护权”的文化基础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已然解体。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堪称瓦解传统文化根基的一把利器，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无视原有规则与秩序，现代艺术的蓬勃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传统艺术毫不留情的批判与抗拒上。而在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其实同出一辙。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34页，下同，若无其他引用不标出书名）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和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享乐主义也为传统的坍塌推波助澜。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等让我们对真善美的评判体系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的矛盾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中迷失了自我。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提出了多多消费的需要，而且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

丹尼尔•贝尔反对传统的决定论、反映论之类的社会解释，他认为：“社会不是整一的，而是断裂的；不同领域回应着不同的规范，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也由不同甚至相反的轴心原则所支配。„„我将社会分解成技术经济结构、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不互相重合，也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它们遵循不同的规范，这些规范将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行为类型合法化。是这些领域间的不相调和造成了社会的各种矛盾。”（第8—9页）

“如今，在文化上（如果不是道德的话）证明资本主义正当的是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作为生活方式。在当今普遍流行的自由主义风气中，文化意象的模本就是现代主义者的冲动，其意识形态原理是将冲动探求作为行为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这就是导致现代性双重羁绊产生的原因。”（第20页）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驱动下，人们内在强大的消费欲望被不断激发，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欲望的可实现程度也越来越高。于是，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第119页）；“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第132页）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除了经济层面的分析，贝尔还从政治角度揭示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第298页）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第302页）

对于上述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贝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第75页）“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第76页）贝尔的这个观点，是他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是要求人为地复兴宗教。他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同上）。“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一些规划，可以设立一些机构。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第302页）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第39页）“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第40页）贝尔独特的宗教观认为，宗教作为人们精神的皈依，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等——面前，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第40页）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用这种观念来处理好团体、个人、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分配。”（第320页）通过这些途径，贝尔实现了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完整地结合起来。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完整篇8

丹尼尔·贝尔1919年出生在纽约东欧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年轻时与寡居的母亲相处艰难，在美国受到强烈的文化同化压力。他对贫富之间的社会差异和不公平的社会倾向有着深刻的体会。贝尔年轻时的思想是激进的，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选择社会学作为大学的主要方向和终身研究领域。但毕竟贝尔生活在资本主义异常发达的美国，在三四十年代苏联体制显出弊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时，大批左翼知识分子重新回归美国民主传统，树立起“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

作为学术界的后起之秀，贝尔积极参与了二战后关于历史反思与文化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历史文化观。在这一时期，贝尔不仅继承了左翼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传统，而且批判了麦卡锡和反民主的右翼思想，以及左翼运动中的乌托邦倾向和**色彩。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的出发点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方面又特别重视经济活动的成功手段。但贝尔认为韦伯所重视的新教禁欲主义和禁欲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精神根源是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沃纳·桑巴特（wernersambat）所讨论的贪婪攫取和重新发挥其效用。

”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造宗教更糟。它虚伪浮夸，很容易被下一轮时尚所摧毁。

”“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贝尔独特的宗教观认为，宗教作为人们精神的皈依，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人们自然会回归宗教。

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等——面前，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用这种观念来处理好团体、个人、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

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分配。

”通过这些途径，贝尔实现了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完整地结合起来。【四】<经济化，政治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研究，第四章“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和文化”则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展/演变的**，而非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方案。

因此，在正文的第一部分，贝尔主要阐述了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这是他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奇观和分析工具。

文本第二部分“政治的困境”主要是贝尔借助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对西方社会国家所面临之问题的诊断。贝尔认为，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存在民族危机的内在原因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导致了西方社会的民族危机。

由此可见，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是对西方国家危机和社会整合的一种诊断。在第二部分第五章“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的暂时和永久因素”主要是以理论的方式提出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问题，并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进行个案分析。

第六章“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中，贝尔主要提出自己解决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的办法——“公共家庭”理论。因此，文本第二部分主要是作者借用资本文化矛盾理论提出问题——美国社会国家危机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乃至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