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入悖出，何足称道──“智取生辰纲”性质辩说（王振彦）

分析了参与劫取生辰纲人物的言行思想，了解了他们的动机愿望，那么这一事件所蕴含的实际意义也大致可以弄明白了。

首先应该肯定，《水浒》作者对于劫夺生辰纲事件及参与其中的人物抱以肯定的态度，赋予赞赏的笔墨，这实质上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宣扬了“取其非有官皆盗，损彼盈余盗是公”的鲜明的是非观点，是作者对贪官污吏乃至赵宋王朝的统治的不满和否定，并且采用了“武器的批判”的方式。事实上，这一事件对蔡京等人的震动的确不小：首先是“梁中书听了大惊”，其次是“蔡太师看了（梁中书的报急家信）大惊”；接下来是济州府君、郓城县爷“听得大惊”，最后弄得封建官僚机构的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星夜驰檄，火速缉捕──作者的用意和这一事件所显示的客观效果，实质上是贯穿于《水浒》自始至终的，体现了作为封建社会进步文人的较为先进的思想。同时，这也正是“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乃至整部《水浒》几百年来所以流传下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真正原因。

但是，作为唯物论者，我们不能就此抓住一点无限上纲地乱加吹捧，不能脱离开作品的实际描写，为迎合某种社会现实的需要而采用贴政治标签、套用公式的庸俗社会学和形式主义的方法，从而不切实际地夸大这一事件的革命性。鲁迅先生就曾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不能把《水浒》的反抗精神与现实的革命划等号。这可谓是较为辩证的说法了。

客观地说，劫夺生辰纲之举是促使晁盖等人投上梁山的根本契机。设若他们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真的从反抗统治阶级，反对贪官污吏的目的出发，他们的这次行动反而是立了大功哩。遗憾的是，他们的初衷丝毫没有去触及贪官、反抗政府的意思。而是出自人性原始的贪婪，冲着“一套富贵”，由一个地主财主，联络几个流民、闲汉，用顶风冒险、拦路抢劫的方式夺得个别贪官的若干财物以图自身的受用罢了。这与原来占着二龙山“聚集着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的邓龙一伙，与扬子江上专靠摆渡而杀人谋生的“截江鬼”张旺、“油里鳅”孙五之流，与王伦时代的梁山泊强人可谓是雁行昆仲。从这一点说，晁盖等人甚至连常人心目中的江湖英雄都不配称得上。因为江湖英雄们的行为准则是仗义疏财、打富济贫。而他们的行为则纯是为财富而来。我们且看，劫取生辰纲以后，三阮兄弟“已得了财，自回石碣村去了，”白胜也把分得的金银埋在床底下，余下四人就住在晁盖庄上，整日在“葡萄树下吃酒。”他们哪里想到劫了富要去济贫呢？所以我们说，从梁中书到晁盖、吴用，从生辰纲的聚敛到散去，正应了《礼记·大学》里的一句话：“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即用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财物也必然被别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拿去，这哪里谈得上是革命，是“义劫”!不客气地说，这不过是一起地地道道的黑吃黑的行为而已。就连那被金圣叹称之为“义旗”的“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口号，看似冠冕堂皇，也实在是一种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变态心理的外化。

同时，劫取生辰纲虽然也使封建官府受到一定程度的震动，但丝毫不能动摇赵官家的天下江山。因为贪官仍在，失落的十万二十万金银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聚敛。更何况，晁盖等人又哪里是真的仇恨官府，主动向官府进攻呢？果真如此，在麻醉了解送金银担的一干人后，何不将他们一刀一个解恨，最起码应该把属于走狗、走猫的提辖、都管、虞候们就地正法，以儆贪官，以儆效尤？相反，晁盖等人只是“将这十一担金银宝贝都装在车子内，遮盖好了，叫声‘聒噪’！”便逃之夭夭。笔者曾作过这样的设想：假如蔡太师，梁中书也如今天的贪官一样，失了财物不事声张，黄泥冈之事不会败露，官司不来勾捉，晁盖一伙怕不会一把火烧了庄院，上山落草的。因为有了“一世的指望”，他们尽可以坐吃坐喝，赌钱交游，哪里用得着明地里去做贼呢？这样，我们后来的一些善于附会的“革命”评论家们，就不会再用什么革命英雄的桂冠加在他们头上了。

这里，我们并非有意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古代的农民革命，以致于把他们理想化。那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降低了古代农民革命的原则，把任何类似于见财起意，趁伙打劫的行为都随意拔高为农民起义。尽管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等主要条件的制约，其形式可能是千差万别，我们不好用一个模式去硬套。但是，在看它是否代表了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去反对封建社会，反对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这个根本原则上，却是不能随意迁就的。譬如今天的一个盗窃集团，用撬门别锁、剪径劫道的方式掠去了一个现代贪官因贪污或受贿得来的“不义之财”，其情境与劫夺生辰纲几乎雷同。对此，我们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评论呢？难道也把他们等而上之，不与一般的穿窬者等同看待？这怕是一种有悖于当今道德的不经之论吧!

我国有句老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说法固然失于偏颇，近乎武断，但从认识劫夺生辰纲的性质上看，这句谣谚应该说是得其真义了。也许笔者杞人忧天：倘若晁盖、三阮等人的阴魂不散，借当今不法之徒而还魂，又有吴用这类点子多的人的蛊惑煽动，真的去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这该是我们的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吧!尤其是在提倡用传统的优秀的伦理道德教育青少年的今天，对于晁盖等人的此事此举，就更是不宜一味地盲目颂扬，而应该作必要的批判分析，否则，其消极影响将会给我们带来负面的效应，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选自《南都学坛》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