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严重扭曲的人格──《范进中举》评析（郭英德）

“范进中举”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这一回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小说描写广东学道周进，到广州上任，先考两场生员，考完两场以后，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来进行考试。童生里就有范进，范进考完这场考试后就进了学，取得了第一名，人们称他为“相公”。范进进了学以后想进一步考举人，考上举人后人们就会称他为“老爷”。中举是科举考试的一个过程，在我们讲评这个故事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县太爷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进士，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300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这是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自明代开始形成的一套很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以上是对清代的科举制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知道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基本情况，我们就知道范进在科举仕途上的跋涉是多么艰难的，也可以知道范进在科举仕途上都学了些什么书，他学问上的训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这是了解小说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科举考试弥漫天下，八股文弥漫天下，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出现了范进这样一个很特殊的，但在当时又是很普遍的人物。

范进是广东南海县人。小说对范进这个人物的描写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写他中举之前，第二个段落写中举之时，第三个段落写中举之后。通过这三个段落，我们可以看看在当时科举制度下，在以八股文来衡量人的学问、文章的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一般的读书人、文人士大夫，他们的心灵是什么样的情况。小说通过范进这个人很生动地揭示了当时读书人的心灵。

下面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范进中举之前。范进中举之前又分两个小段：一个是进学之前，就是考中秀才之前；一个是进学之后，即考中秀才之后。进学之前是范进经历的很漫长的阶段。小说写范进在20岁的时候就开始应考了，在30多年当中，他经过十几场科举考试。他在小说中一出场，年纪已经是54岁了。从20岁到54岁，范进整整考了35年的时间。在这35年中，他经历了十二三场的考试，但他始终是一个童生，童生是刚刚起步，参加初试，还没有真正获得科举考试的名分。要有一定的名分，得是秀才，才算进了学。没有秀才的身份就不能进学，还是一个老童生。像范进这样的老童生在当时是很多的。小说前面描写的周进也同样是个老童生。范进也好，周进也好，他们名字都有一个“进”字，可他们通过这么漫长的科举道路的跋涉，却一直进不了学，小说这样描写是很有意味的。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人名，但名字中有一种意味。

小说描写范进一出场，写他面黄肌瘦，花白胡须，穿着麻布的直裰，头戴破毡帽。这个时候已经是12月上旬了，他却穿着很薄的单衣，所以他冻得乞乞缩缩的，非常猥琐、非常悲凉的图景。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进入考场以后，因为年纪大了，走路又不小心，磕磕碰碰的，把破衣服又扯破了几块。这是非常悲凉的形象。这种悲凉的形象一出场就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人产生一种疑问：为什么范进从20岁到54岁一直参加这样的科举考试，一考再考？这要了解当时的实际状况。当时的读书人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境况，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路可以走，他所能走的路是非常狭窄的，就读书应举这么一条路。天下的读书人很多，这么多人都挤在一条小胡同里，为什么不去找别的路呢？比如去经商，去学医什么的。为什么就非得走科举考试这条路呢？因为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来说有极大的诱惑力，这诱惑力就是，科举考试就像龙门一样，“鲤鱼跃龙门”，你跃过了它，就改变了一生，社会地位、家庭境况，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你跃不过它，又怎么样呢？小说写范进，虽然这么多年的科举考试一直考不上，但他还是希望通过进学这样一种最艰难的道路，来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读书人的确是非常可悲的，当然也是非常可怜的。但他们到底有一种精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苦难、磨难，才能最后翻身做“人上人”。这是他们为什么能长时间地忍受外在的衣食之苦，也能长时间地忍受心灵上的磨难，内在的、外在的种种的压迫、种种的折磨，都得忍受，忍受的最后结果就是能够跃过这个龙门，成为“人上人”。

那么，为什么范进这样的人，这么长的时间考不中秀才呢？问题出在哪儿呢？当时的人认为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外在的，怎么我的文章很好，但考官看不上呢？所以只要文章能中考官的意就行了，要揣摩考官的意图，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考生自己的文字能力，这也是很重要的。虽然八股文的写作是一种很古板、很死板、很教条的写作，但这种很死板的写作也能体现某种文学的或文字的才能，所以很多十来岁、二十来岁的人，也能考中进士。那么范进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呢？我们看看小说中的描写：小说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周进来考童生，已经有了一种先验之见，因为周进很长时间的科举考试连童生都没考上，后来他做生意的朋友为他捐款买得了一个秀才的资格，他才能考上举人，考上了举人他才考上了进士。所以他非常同情老童生，在考试中特别注意老童生。他一看到范进就油然产生一种怜悯的心情，觉得范进和自己的遭遇非常相似，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他特别关照范进。小说有很生动的描写：周进看范进的卷子，用心用意地看了一遍，但他感觉的是，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根本看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所以他心里想，怪不得三次都没有进学。但他想还是再看一看，所以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而这一看看出点门道、看出点意思来了，所以又硬着头皮再看第三遍，看了第三遍后，他才恍然大悟，说了这样的话：“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天地间之至文”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文章了。那么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说：“真乃一字一珠!”那一字一珠的文章他怎么第一遍就没看出它真金的闪光呢？这就很奇怪了。他也在讽刺自己，实际上文字到底有多好呢？读了一遍、两遍、三遍，要试官读了三遍才读懂的文字，恐怕未必是好的文字。看完后他就感叹了：“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所以，别的卷还没看，他就给范进填了第一名，范进就中了秀才。

范进的个人生活是非常贫困的，那么他的家庭生活又怎样呢？小说里又有一段描写：他住在茅草棚的屋子里，这个屋子破破烂烂的，没有什么家具，没什么豪华的摆设。他的岳父是卖肉的，叫胡屠户。本来卖肉的社会地位也不高，但在范进面前他有特殊的富态，因为他有钱，范进没钱，经常要靠他的资助，范进一家才能勉强度日。这个时候范进对他说：我中了秀才了，我想到省城里去考举人。胡屠户把他臭骂一顿说：你能考上秀才就是你的福分了，这就是你的命了，再想考举人，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别说吃天鹅肉，连天鹅屁也吃不到了。他看不起范进。于是范进悄悄地向别人借了钱，就去考试了。这是范进中举之前，主要写他的悲惨的境遇，同时也写了造成这种悲惨境遇的社会原因。

下面再来看看范进中举之时，小说采取的是先抑后扬的写法。先写范进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家里已经好几天没吃的了，母亲也饿得两眼昏黑看不见。无可奈何，他只好把家里惟一一只老母鸡抱到集市上去卖。这个时候有人说他中了举人，他根本不相信，被人硬拉回家来。一拉回来，便看到他家里高高地张贴了他中举人的报帖，这个时候范进不得不信，在这个信与不信的犹疑之间，他突然痰迷心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高声地说了一声：“噫!好了!我中了!”说完之后，他往后一绊就跌倒了，不省人事。人家把他灌醒后，他还是迷迷瞪瞪地，笑着就往外跑。这里有一段很详细的描写，对他的“疯”的描写。“疯”到什么样呢？疯到自己到集市上摔了好几跤，浑身血淋淋的，拍着笑着，还在一个庙的门口站着，满身满脸都是污泥，鞋也跑掉了一只，还在那儿拍着，一直叫：“中了，我中了!”范进为什么疯了呢？好好的一个人，这么好的事情，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原来这是喜极而疯，他盼望的中举这一天对他来说是十分漫长的时间，整整35年过去了，到第36个年头他才盼到了中举这件大事，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他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他只有原来的一次次考不上的心理准备，考不上再考，他没有想过一旦考上了怎样。一旦他考上了，脆弱麻木的神经无法经受巨大的欢喜，所以他是喜极而狂，喜极而疯。旁人也说：“他只因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欢喜过头了，一口痰涌了上来，迷了心窍。从这儿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来说的确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但同时对他们的心灵也是一种巨大的摧残，这种摧残是潜移默化的，摧残到什么样呢？摧残到了人不像人的样子，丧失了人格，散着头发，满身满脸的污泥，鞋也跑掉了一只，还跑到集市最热闹的地方，在那儿当众宣布：我中举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甚至都不相信自己中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描写，让我们在笑的同时，心底也冒出一种悲凉。范进是非常可笑的，但更是非常可悲的。而且这种可悲不是范进一个人，在当时是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小说里描写，前有一个周进，这儿又有一个范进。这里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时候，而周进还没中举时，就几乎是疯了。他到南京看到举人考试的考场，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跨进那个考场，他一头撞在了考场中隔断的板子上，撞得头破血流，心里悲伤自己连踏进这个门的希望都没有。可以想见当时很多的读书人都要经受这个科举考试，很长时间考不上，但这是惟一可走的一条狭窄的路，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他也得走。

中举以后的范进就不是一般的人了，这里头有个寓意性的描写。范进虽然身份低，但毕竟是个举人了，中举给他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整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范进疯了后，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打他两巴掌，让他把口里的痰吐出来，他就能够清醒过来了。那么由谁来打呢？谁也不敢打，只有请他的岳父胡屠户来打：他的岳父平时对他任打任骂是常有的事儿，刚才讲了，他在范进中举前还经常骂范进呢。可这个时候胡屠户也不敢打范进，他说，中了举可是老爷了，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了，不是随便可以打的。但现在为了救他，没有办法，非打不可，只好壮起胆来打了他一巴掌。这一打，范进就清醒过来了。可胡屠户的胳膊却像不听使唤了，怎么抬也抬不起来，隐隐作痛，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所以他明白了，文曲星果然是打不得的。范进还是范进，可是中举给他带来了整个身份地位的变化，像有神附身一样，整个身份就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这当然是一种夸张寓意性的写法，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人的一种普遍心态。这种普遍的心态造成一种社会舆论、社会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范进才会闷着头，一门心思地走科举考试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一旦走成了，他就能够身价百倍。小说写范进在疯的时候像在梦里一般昏昏沉沉的，什么都忘了，可醒来以后他还能记住一件事，“我也记得我中的是第七名”，别的什么也不记得了，但中了举人这件事他是横亘于心，所以才逼得他疯了。相信又不敢相信，在巨大的心灵挤压下，他的精神承受不了。这是讲范进中举之时的情况，也是小说中最精彩的一段描写。

那么紧接下来就是中举之后。中举后，顺理成章地，范进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自此以后，果然有了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人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的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又搬了新房。这又有一个问题：范进才刚刚中举，为什么这么多人给他送房、送钱、送粮食，甚至来他家当仆人呢？刚才说了，中了举人就意味着做官当老爷了。而在清代，做官当老爷就意味着发财。清代有句谚语，《儒林外史》中也写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范进中举就意味着做官，做官就有权，有权就可以发财。这么多人给他送钱、送房子，都是要求有报答的，就是他做官后，给他们一定的利益，大家都有利，这个利当然比他们原先送的钱财要多多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中不中举是大不一样的。吴敬梓在一首诗中写道：“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一贵一贱是身份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权势变化。所以范进中举后，他和胡屠户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中举之前他要靠着胡屠户的救济才能生活，可是中举之后他就可以给胡屠户送银子了。他有权了，他是大官的“预备役”了，当然这也显示出了他的地位，体现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范进自身地位的变化也引起了他人格的变化。当他经过了那么艰苦的科举道路的跋涉，终于做官以后，是不是更加爱护百姓，更加珍惜自己的地位呢？并不是，相反，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科举的跋涉，一旦当了官，他要找补回来，补偿他30多年失去的这些利益，所以他整个的性格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举之前，范进是个唯唯诺诺、老实巴交的人，小说中描写“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有点钱还想到救济邻居，见到平头百姓还和他们拱手作揖，和他们平起平坐，因为他本身是个平民百姓。那么中举之后呢，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中举后连称呼都发生了变化。在中举之前，他称胡屠户是“岳丈”，是尊称，可中举之后，他称他的岳父为“老爹”了。虽然是长辈，但他的地位已经高于人家，他就不那么称呼了。小说第四回紧接着写范进一系列丑恶的表现。在张静斋的教唆下，他不顾戴孝在身，跑到高要县汤知县那儿去打秋风。在酒席上还扭捏作态，不肯用银镶的杯子和筷子，以显示守孝，用木筷子，可夹起的却是大虾元子，送到嘴里吃。这是非常生动的描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范进中举以后，他的人格被扭曲了，这种扭曲意味着他当官以后在仕途上将会怎么做，恐怕他会更多地去找回自己所失去的。那么对百姓、对国家，他究竟能作出什么贡献呢？这就很难说了。从中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是怎么选拔人才的，真正选拔出的人才又是什么样的。从范进中举前后的经历，从他人格发生变化的这样一种现象，可以看出当时千千万万的读书人的精神面貌。

鲁迅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说：“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这从小说对胡屠户的描写可以看出来。胡屠户在小说中的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叫做“前倨后恭”。前面非常倨傲，后面又很恭敬。当范进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没事儿就骂他，甚至觉得把女儿嫁给这么一个穷鬼，简直是倒了一辈子的运。这么多年，不知道贴了多少钱去资助这一家人，因为这是他女儿家，没有办法。他说：“不知我积了什么德，才让你考中秀才。”范进向他提出考举人的时候，他破口大骂，把范进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吐了一口痰到他脸上，说：“不要失了你的时了!……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口气非常傲慢。可是在范进中举的时候，他把范进送回家，看见范进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皱皱巴巴的，一路上不知给范进的衣服扯了多少下，想把它扯平了。小说写范进中举后送给他银子，他当时就吹牛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他的嫌贫爱富表现得极为真实。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才有范进不懈地跋涉在科举的道路上的表现。当然这里也写出胡屠户这个特殊的人，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写。

小说还有一个很生动的讽刺，也是描写特别精彩的，就是对范进本身的描写。讽刺有不同的程度，较低程度就是诙谐的笑，较高层次是像火一样非常辛辣的讽刺。在范进中举前，作者主要是写他既可悲又可怜；在范进中举之后，作者则更多地采用“婉而多讽”的写法，没有直接写他，而是通过他的言论和行动揭示出他的丑恶内心，这时候更多地是用冷峻的讽刺的笔调，不留情面地揭示他内心的丑恶。特别是第四回，写范进中了举人之后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后来又中了进士，中了进士更是忘乎所以。本来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他到处卖弄自己的学问，让人家对他仰慕，甚至恬不知耻地说：“苏轼是我朝的普普通通的人，凭什么大家都夸扬他呢？”他连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都不知道。就是这种淡淡的描写，通过人的言论，人的行动，揭露了他既无知又无耻的嘴脸。这体现了作者对科举制度扭曲人的人格、心灵的社会现象的入木三分的揭示。

总体上看，在《范进中举》这个片段当中，作者塑造了范进这个典型形象，让人们思考，在科举制度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文人、读书人是怎样一年又一年地跋涉在科举的漫漫长途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灵、他们的人格又是怎样受到巨大的扭曲。由范进这样一个个案，我们可以想像当时很多文人共同的命运。当然造成这种命运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而是社会的原因，是那个社会逼他们这样做的，这是那个社会提供给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途径。所以他们极力步入科举之路，而在极力的步入科举之路后，他们又忘乎所以，忘记去改变这种制度，忘记去改变这个社会，而且与社会风气同流合污。作者并不是采取很尖锐的批判的态度，而是采取客观的、冷静的描写方式，在这种描写当中，让读者在笑的同时感受到非常深沉的悲哀，对社会、对文人的道路都引起了思考。我希望通过这个小说片段的讲评，可以使同学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制度，了解清代的社会文化和读书人的社会状况。

（选自《新讲台：学者教授讲析新版中学语文名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