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化概论篇1

[关键词]西方社会思潮“概论”课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

[作者简介]张泽宇，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7-0179-03

西方现代社会思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及其矛盾不断尖锐激化的产物。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经济飞速发展、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不断进步、社会问题不断凸现，学者们开始从新的视角来对上述现象进行思考和解读，由此逐渐形成诸如未来主义、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地开展。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涌人，对于思维活跃、求知欲强的高校大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对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产生不可小视的影响。为此。我们在广东部分高校的学生中展开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应对策略。

一、调查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本课题组成员主要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展开调查，共发放问卷1010份，回收问卷1000份。在调查问卷中。我们一共设计了18个问题，下面主要选择5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分析：

第―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一目前哪些西方社会思潮对高校大学生影响较大?调查结果显示，对当代大学生影响较大的西方社会思潮有后现代主义(82.4％的学生选择)、实用主义(48.4％)、女权主义(44％)、幸福主义(36.8％)、新自由主义(32.8％)、消费主义(30.4％)、个人主义(26.6％)等。

第二个重要问题一同学们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究竟有多少了解?25.6％的学生承认自己对西方社会思潮仅仅是听说过，没有什么了解；而30.4％的同学认为自己对西方社会思潮有比较系统的了解；43.4％的同学对西方社会思潮仅有一定的、并不系统的了解；还有0.6％的同学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西方社会思潮。总体而言，多数同学们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有一定了解，但不深入。

第三个重要问题一同学们是否希望教师在课堂上适当介绍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多达86.4％的同学希望教师能够结合教学内容、有选择地介绍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与时展关系密切的西方社会思潮。

第四个重要问题一同学们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对概论课的教学有没有影响?多数同学(84.2％)的同学认为有影响；8.8％的学生认为二者没什么关联，因而影响不大；7％的同学说不清楚。这个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同学认为现代西方思潮对概论课有比较大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对教学效果起到一定的负面效应，应该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

第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一哪些西方社会思潮会对概论课教学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多选题)?需要说明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上一个问题中认为有影响的84.2％的同学，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把这84.2％的观点仍然用百分之百的方式来统计：其中65％的同学认为西方社会思潮中的后现代主义对于概论课教学的影响最大，46％的同学认为实用主义对概论课教学有影响；其他西方社会思潮所占比重很小，这里就不一一列出。

综上所述。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对当代大学生对于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认识及其对概论课教学的影响有了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了解，下面，我们就针对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讨。

二、对“概论”课教学影响较大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评析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着重探讨对“概论”课教学有负面影响的思潮，而调查结果显示，后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对于概论课教学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

后现代主义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80年代。概括来说，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对固有理论和观点的怀疑、批判、解构和颠覆。例如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罗蒂对真理提出挑战，认为真理不过是人们相信为真的东西，在元叙述不存在的情况下，大写的“哲学”、“人”、“真理”都不复存在；雅克・德里达对语盲、传统哲学的二元论、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进行全面的解构；利奥塔对知识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哈贝马斯则提出理性和现代性恰恰是现代世界的两个大问题。客观地讲。后现代主义的怀疑、结构和批判颠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怀疑恰恰是一种科学精神，颠覆和解构也是破旧立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作为当代大学生，带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来进行学习和思考也不失为一种科学态度。但是，凡事不能矫枉过正，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将怀疑、批判、解构和颠覆无限扩大，演变成为怀疑一切、解构所有、全部颠覆，对所有的理论、观点、学说均持怀疑态度，对人类取得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都予以否定，甚至对客观真理的正确性加以否定。这种态度对于当代大学生是具有负面影响的。

实用主义也是一种很有影响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流派。同样也对概论课教学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体来说，实用主义注重人的价值，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实用主义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人们去思考和创造；实用主义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实用主义倡导一种脚踏实地、务实进取的人生精神，非常符合资产阶级的价值取向。但是，实用主义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处理理论和实践关系上矫枉过正，重实践轻理论，例如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奎因反对在哲学层次上界定真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真理的适用范围；詹姆士则提出的著名命题“有用即真理”，这明显是对真理的一种歪曲；罗蒂则对真理的概念完全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真理是一种虚无。在这个层面上，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有联系的，一个是过分重视实践。轻视理论；一个则是在普遍怀疑的基础上否定和解构传统理论。这无疑对于概论课教学具有负面作用。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非常重视实践。但并没有因此而忽视理论的作用，而是提倡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用主义轻视理论的做法。必然会对学生产生消极影响，一方面使他们轻视思想政治理论，影响对概论课知识的接受；另一方面则会使学生走向庸俗的实用主义，对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怀疑。影响学习的效果。

三、如何在“概论”课教学中应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

前文已经分析了对概论课教学具有较大负面

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三种西方思潮，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消除其负面影响的策略。首先，有三个问题应该注意：

第一，教师自身的素质至关重要。我们认为。要想在教学中消除这一负面影响，首先要求授课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不但要对概论课的专业知识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要对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发展历程和理论体系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授课的过程中尤其是涉及西方社会思潮的讲解时，才能够使学生信服。这是在教学中应对和消解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二，应该将教学内容与对西方思潮的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概论课并不是哲学课，不可能在教学中用大量的时间用来对后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潮进行详尽的介绍、分析和批判，应该结合教学相关内容，用发生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大量有说服力的事实来对西方社会思潮加以评价和批判。这样，既能做到有的放矢，又不至于过多占用教学时间，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第三，授课教师必须认识到，在教学过程中，绝不能够对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简单地全盘否定，必须在肯定其合理性基础上来进行分析和批判。这是因为现代大学生都具有比较广泛的信息来源、活跃的思考能力和一定的逆反心理，如果在教学中仅仅是一味的批判。不但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还会适得其反。

在遵循上述三个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再来具体探讨一下在概论课教学中应该如何消解西方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

后现代主义对于概论课教学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理论的解构和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否认，这就会导致两个后果：其一，对理论的解构会使学生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认为理论甚至真理都是相对的。那么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的正确性不都值得怀疑了吗?不都应该对其进行解构吗?这就等于直接否定了这一系列理论的存在价值；其二，后现代主义否认事物发展具有规律性，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无不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规律进行总结和升华丽形成的理论。否认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就等于动摇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的存在基础。我们应该针对后现代主义的这两个负面影响开展教学活动。首先。应该在教学中结合具体内容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例如在讲解第一章时可以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理论形态发展过程，强调理论来自于实践及其对于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在这里。可以先不提后现代主义，重要的是使学生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如思想就是来自于实践，是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的高度概括和升华，理论体系形成之后，就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使中国革命的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实用主义对于概论课教学的负面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使学生重实践、轻理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和上文中提及的后现代主义是一样的。不再赘述。我们在这里主要探讨以下如何应对其第二个负面影响。前文已经提及，我们这里所说的实用主义并非那种庸俗市侩的实用主义，但是，由于实用主义的理论过分强调效用和实际。间接引发世俗实用主义和主观利己主义，而这对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是有一定影响的。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大学生就业越来越成为一个难题，因此。很多在校大学生利用一切时间为自己“充电”，学习外语、计算机、驾驶等等他们认为实用的技能，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认识不够，学习积极性低。针对这一问题，教师首先应该阐明西方社会思潮中的实用主义和同学们所认为的实用主义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并不相同；其次，教师可以在教学中适当地插入一些评论，说明学习概论课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从而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历程、现状和未来趋势，这些都将有助于他们将来毕业后更好地融入社会，有利于个人发展；第三，教师应该积极认真准备，采用多媒体等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多采用讨论等方法活跃课堂气氛，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这样，可以使概论课教学对学生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使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这门课程。

总之，在当今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涌入通过各种渠道对高校大学生产生影响的背景下，概论课教师应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教学中有目的、有计划、有侧重地采取适当的措施，消解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对概论课教学的消极影响。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成为培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栋梁人才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影视文化概论篇2

一、综合国力和文化力的起源

根据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综合国力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中国自创的概念，与国际上所流行的那种相关概念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不同。相对来说，关于文化力的概念，国际学术上几乎没有，更别说对它的阐述，它几乎就是中国独创的国际术语。但是，关于综合国力和文化力的相关研究，虽然与国际上的表达不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也可以这么说，综合国力和文化力的形成是其影响下的直接结果，它们的形成虽然没有进行直接的翻译，但还是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下形成的。所以，可以认为，综合国力和文化力的源头在西方学术界。

二、综合国力和文化力的进一步探索

曾经有中国学者对其源头进行进一步尝试，那就是从马克思理论中对其进行系列寻找，并直接将西方理论的影响直接忽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马克思的理论论著进行依据上的查找，想要证明马克思的理论早就拥有了关于综合国力和文化力的相关概念。当然，这种学术研究还是存在着自己的价值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综合国力和文化力的理论，还对马克思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介绍，加深了对其理论的理解。不过，如果硬说其概念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值得商议的。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综合国力和文化力的相关概念是人们所不知的，或者说根本没有对其进行过明确的提出。但是，也并不能完全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关于其概念的提出，这些内容还是有的，而且还非常丰富，只是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发挥出来，更别说得到相关重视。

自从邓小平同志对综合国力进行大力提升后，它已经成为了我国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成了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理论之一，而文化力的概念也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核心概念中的重要理论，文化力的概念也在其提出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中逐渐形成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随着国家的不断重视和其理论在学术界的不断发展，它已经成了我国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成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同时，从很大意义上来说，这一理论的形成是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总的来说，可以认为文化力的相关理论是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如果将其进行单独概念上的讨论是非常不可取的，而且，如果两者真的脱离关系，不仅不利于对它们进行的相关研究，还不利于对其该概念的系统研究。正因为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那种学术上的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所以它们之间是斩不断的。它们就好比一个整体，在对一个概念进行研究时，必然会离不开对另外一个概念的研究，对其关系的论证是综合国力和文化力的关键所在。

三、综合国力及文化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综合国力及文化力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对其有着莫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综合国力及文化力的相关理论不仅仅与社会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而且还和其基本原理相互契合，这一理论的提出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如何才能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面临的系列挑战，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结合，不仅使理论走出困境，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总而言之，综合国力与文化力从理论的出发到实践，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的精神基本上完全一致，而且也是一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说，综合国力与文化力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及科学的精神都是一致的，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冲突，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原来不曾涉及到的理论。毕竟，从综合国力和文化力的角度对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还是属于新的话题。从核心理论上来说，综合国力和文化力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基本完全一致，比如唯物主义中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进步，如果说综合国力与文化力会在上述理论中引起质疑，那么，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由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述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认为综合国力和文化力理论中的相关提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一致，那么造成这种不一致的绝对不是其理论与综合国力和文化力的相关理论，而是那种传统的教科书对理论的解释不一致。

影视文化概论篇3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170-02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当今时代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借鉴西方软实力理论和中国文化力理论的过程中，关于文化软实力的解读和分析文章以及研究性著作不断涌现，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基于对国外、国内文化软实力研究成果的梳理和认识，从我国的国情实际出发，着眼于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定位，拟提出对文化软实力概念、范围等基本看法。力争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一、国外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

“软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全球战略问题研究专家约瑟夫・奈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提出并不断阐释的，其后不胫而走，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但是，国外对“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范围和指标体系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对文化软实力概念内涵的界定

“软实力”理论创始人约瑟夫・奈明确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他把“软实力”主要分成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文化的吸引力；二是国家制度的吸引力；三是国际话语权的掌控力。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和灵魂。国外主流的观点有三种：一是文化软实力是通过文化魅力造成的吸引力，在信息时代文化软实力比以往更加引人注目（约瑟夫・奈和基欧汉《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二是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但并非所有的文化都产生软实力，它来源于具有全球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够独断专行》）。三是文化软实力就是“文化影响力”、“文化感召力”、“文化竞争力”，它影响乃至决定人类命运的观点已得到广泛认同。正如美国战略家热津斯基所言：“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影响”，一句话道出了文化软实力的真谛。

（二）对文化软实力范围外延的界定

关于文化“软实力”的范围和外延国外学者有多种不同观点，约瑟夫・奈把“软实力”分成三个方面：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也就是文化的吸引力，国家制度的吸引力和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能力、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大棋局》的作者布热津斯基认为，军事手段之外的政治生命力、意识形态灵活性、经济活跃力和文化吸引力是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因素。他提出的大国的四个标志（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最后一点强调的就是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涵盖的主要内容：一是大众文化。通常包括出版、广播、影视、图书、杂志、音像等在内的印刷、生产、制作、广告及发行；包括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书店、文具用品商店等在内的服务。二是民族文化。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阿米特・库马尔・古普塔认为，印度的传统有着古老的智慧和精神，但它始终未能展现昔日辉煌，原因正在于没有充分利用其在国内外的软实力资源。如果印度要重振自己的形象，就应该向世界展示其文化精髓，促使其他国家认识到印度在世界上可以起到的领导作用。同样，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路易斯・克莱瑞文斯在《希腊人轴承共识：提升希腊在西方的软实力的建议》一文中指出，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民主的摇篮，它的那些反映在希腊历史和文化中的原则对西方世界最具吸引力，能提升希腊的软实力。希望希腊能借此成为民主价值观的灯塔，标上“欧洲品牌”，与美国的价值理念相抗衡。三是教育培训。约瑟夫・奈指出，教育也是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手段，它通过每年向世界各国在美国留学的50万外国留学生，不断地宣传民主自由理念和文化思想，向在美国的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后代传授美国教育，由此与掌握权力的各国精英们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并向其灌输美国的价值观，提升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

二、国内对“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的界定

我国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起步比较晚，1993年开始有学者在国内使用“软实力”的概念；根据中国期刊数据库的显示，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最初提出是在2005年，到2006年左右开始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使用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引领和掀起了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热潮。自此我国在文化软实力研究和发展上步入了新阶段，某些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内学界对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路径，另一种是文化研究的路径。前者把“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修饰语，以综合国力、国家和文化问题域为讨论背景。后者把“文化”作为中心语，把“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以“文化力”或“文化实力”为讨论背景。

（一）国内关于“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界定

对于“文化软实力”的主流看法，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官方界定。2006年11月，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深刻地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这些论断的基本原则是把文化视为一种“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即文化实力和影响力。

二是理论界定。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辑出版的《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中明确指出：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它是国家软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是学界界定。许多学者在把“文化软实力”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基础上，对其概念内涵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又分别进行了具体阐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般把“文化软实力”视为文化创生力、文化力或文化实力、文化的综合影响力、国民文化素质等。《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3日曾刊文指出：我们所强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那些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的感召力、社会的凝聚力、市场的吸引力、思想的影响力与心理驱动力的文化资源。

（二）国内关于“文化软实力”范围的界定

对于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外延或所指范围，概括起来说主要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理解。文化是国家软实力最重要的方面。如果我们广义地理解文化这个概念，把它解读为“一切人类精神活动及其结果的总和”的话，那么“国家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就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是文化，语言、宗教、艺术、哲学也是文化，风俗、服饰、饮食、丧葬等同样是文化。文化无所不包，渗透在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所有这些东西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力，就构成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这样看来，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其实涵盖了除“硬实力”之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制度、机制、体制、模式、教育、文化旅游等诸多领域的综合影响力。而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专指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以及广播影视、报刊出版、网络、动漫甚至文博场馆等在文化精神层面的综合影响力。

除以上两种理解外，另外一种对于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外延或所指范围的思考――即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区域文化软实力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力。在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问题上，与国外有所不同，国内研究的着眼点是落在文化的基本层面上，更加注重的是主流文化自身的积极建构，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是“舶来品”，需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目前，国内对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和范围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比较混乱，有“软实力”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泛化倾向，我们认为至少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必要的梳理和界定。

一要进一步明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内涵。综合国内外观点，我们认为，文化软实力在行为层面上体现的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体现为国家或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在外部体现为吸引力、渗透力、感召力和说服力。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是“软实力”的第一要素，是贯穿“软实力”的经纬，是维系“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基础层面，即对本民族、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承传，进行与时展同步的整合和创新，对外来文化和新兴文化进行合理的吸纳和创造；二是输出层面，就是要注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要着力向世界输出、推介体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历史文化和厚重内敛人文精神的优秀文化产品，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震撼力和深层魅力。

参考文献：

[1]朱兆香.“文化软实力”界说[J].世纪桥，2010，（1）.

[2]杨威.“2009文化哲学论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7）.

[3]魏恩政，张锦.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几点认识和思考[J].理论学刊，2009，（13）.

[4]洪晓楠，林丹.大学文化软实力评价体系研究[J].文化学刊，2010，（1）.

影视文化概论篇4

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5-0150-02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9]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J].民俗研究,1998(3).

影视文化概论篇5

［关键词］作者论；华语电影；民族文化身份；民族电影概念；文化身份同一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西方学术界对华语电影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对于很多西方观众来说，不论是中国内地电影、香港电影，还是台湾电影，都被笼统地视为“中国电影”或“华语电影”。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特殊性，让许多电影学者感到在定义“中国电影”一词时困难重重。安德鲁•西格森在1989年提出的“民族电影概念”强调了民族电影构建的民族文化身份，而这一理论在被应用到时，却显得颇具局限性。正如叶月瑜指出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已经形成了“在其各自地域内具有不同特色的民族电影”①。叶月瑜也许忽视了电影的民族文化身份同一性(CulturalHomogeneity)，但却客观地指出了这一民族身份存在的文化差异性(CulturalHeterogeneity)。传统的民族电影理论及其关于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论点侧重某一国家/民族（常常强调政治、地理的国家概念）的电影，显然无法被简单地运用到三地华语电影的研究中来。面对相应的理论困境，本文试图提出一个作者导演理论框架来化解民族电影理论的局限性，从而为华语电影的民族文化身份研究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阐述了电影作者论的理论框架，简要地介绍了电影作者论的来源后，下面转到关于作者论前沿理论的探讨。将集中在电影作者论和它在与好莱坞对抗的民族电影框架下的作用以及在华语电影的语境下，探讨作者导演和民族电影文化身份构建的关系和重要性。

电影作者论

作者论，意即将导演看成其所拍电影的作者，是自20世纪60年代电影学作为一门学科以来最具影响力和普遍性的理论之一，时至今日依旧是电影学领域的核心理论。作者论强调导演在电影拍摄中具主导地位。在1954年发表在《电影手册》的“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一文中，弗兰斯瓦•特吕弗提出了“作者策略”(Lapolitiquedesauteurs)一词，认为一部电影反映了其导演的个人创作思维，导演是影片创作的主导者。美国的安德鲁•萨里斯(AndrewSarris)是电影作者论的重要学者，正如约翰•考基(JohnCaughie)指出：“是萨瑞斯将《电影手册》中含糊的探讨推向极致。”②同时期的英国杂志《电影》也跟进了源于法国的关于电影作者的讨论。基于50年代特吕弗和其他学者的理论基础，萨瑞斯在60年代给这些理论争辩赋予了“作者理论”的称谓。如考基所述，作者论具有以下理论假设：“‘显著地，一部电影，虽然是由许多人共同制作，如果它是其导演的作品（当导演主导并控制了制作过程），则会更具意义，影片意义的连贯性才变得更有可能’,萨瑞斯。当导演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作者导演），影片通常是他个性的展示；这种个性可以在其导演的所有（大部分）电影中找到主题或者风格的延续。”③的确，对于主题和风格延续性的简单的强调，意味着将作者导演的风格进一步提升为某种品牌象征，从而将电影看成是导演个人风格展示的舞台。

然而，将导演作为电影的惟一创作者同样具有争议。罗斯•珍妮丝(RosJennings)认为电影是协作努力的产品，提出“电影是合作过程的产物”④来质疑强调单一作者的电影作者论。裴锐•古特(BerryGaut)指出电影作者论已经被传统的定义为一种阐释或者评价的概念，类似一种认为电影有作者，就好像文学作品有作者一样的观点。⑤古特研究了电影作者论不同观点的不同层面，他抛弃了单一电影作者论，强调“最低限度作者论”(Minimalauthorship)和“多数作者论”(Multipleauthorship)，并指出了作者论本身所具有的争议性。为此，他系统地确定了五种作者论的概念:（1）作者评论家提出的电影作者确实存在以及其对于电影文本意义的决定性关系，和将作者论作为一个批评角度（被定义为一种存在主义、解释性和评估性的主张）；（2）作者的本体论，正如上面引用的例文表明的，指向真实的人或关键单位；（3）作者等同于艺术家；（4）在电影制作体系中作者位置被导演和制片人占据;（5）作者的数目：单一作者和多数作者。⑥古特强调任何特定的作者论其实都可以被以上基本概念的组合所诠释。但他同时也承认“即便多重作者论也没有理由否定实际作者或者构造的作者在电影拍摄中的地位”⑦。面对华语电影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复杂性，笔者将侧重潘斯利•里维斯顿(PaisleyLivingston)的将导演作为其所拍影片文本意义的作者论。

里维斯顿将分析哲学运用到电影学领域。他在所著的《电影作者论》一文中，探讨了作者论是否可以运用到商业电影中的问题。这也是提莫斯•科瑞根(TimothyCorrigan)用昆汀•塔伦蒂诺被美国大众文化创造成作者导演作为例子而认证的观点之一：“对于这个现象的近乎厚颜地自我宣传以及对昆汀作为作者导演和名人的极力讽刺，都告诉我们将电影表述看成是导演的艺术表达的思潮，在今天依然非常活跃，当代导演的艺术表达，是与好莱坞的明星工业束缚在一起的。”⑧由于电影制作公司以强调作者风格的一致性来推销他们的作品，让当代流行文化中的作者观念不仅仅是理论概念，也是商业工具。里维斯顿提供了4种详细的实验，或者说是假设的案例研究，来探讨电影拍摄中不同的的权力关系，从而区分拍摄者和作者。不仅如此，里维斯顿还介绍了电影作者论几种不同的传统概念并指出它们之间并不相互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