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论文篇1

［关键词］名著改编；互文性；《红楼梦》电视剧

《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最早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广播有限公司1975年摄制的5集粤语电视剧《红楼梦》，截止到2010年各台热播的李少红版50集《红楼梦》和李平版35集《黛玉传》，共有70来部(段)《红楼梦》电视剧(片)。与方兴未艾的《红楼梦》重拍现象相呼应,有关《红楼梦》影视改编的研究也颇为兴盛。对《红楼梦》影视改编与传播的研究，前人主要集中在改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改编的原则和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改编的方式模式与具体方法以及影视改编对小说的传播和普及作用等论题。①从当今的学术眼光来看，这些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大家研究都习惯从影视剧本身及与小说原著比较其成败得失，改编时考虑的对象也局限于原著与改编作品，长期陷入似与不似的僵局中。本文引用互文性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电视剧改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关注一切与原著有关的文本乃至不可溯源的文化因素，以期为今后的影视改编创作提供一点启示。

互文性指“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②，描述了一部作品和它自己以及其他文本所形成的关系中的变迁。而改编行为即是找到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间的孕育渗透关系，从而达到艺术形态的转换。因此，任何一种改编行为必然包含着互文性，互文性是改编的内在机制。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改编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互文性活动，改编活动本身涉及两种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转换，并且借助于改编者进行对话与交流，这个过程充满了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文学作品所处时代的文化与影视文本所处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对话互动。笼统而言，《红楼梦》电视剧改编的互文性主要可分为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关系、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影视文本与社会、文化这种“大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一、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互文性

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互文最为明显。文学文本是影视文本的原型和基础，是最具有互文参考价值的语篇。每一次对《红楼梦》的改编都和《红楼梦》小说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出于“正说”的电视剧改编作品总是试图“忠于原著”，体现“原著的精髓”。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文本，改编者还需要阅读和研究相关的文献、评论等资料，例如原著的时代特点、对于原著的评论等，这些相关资料会对作者的理解产生影响并在影视文本里体现出互文痕迹。如1987年央视版的《红楼梦》电视剧在八十回之后另起炉灶，摒弃了人们普遍认可的程高续本，而根据前八十回正文伏线，脂批提示，并参考高续和红学研究成果，逻辑地推演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

另一方面，《红楼梦》电视剧改编也影响着原著的流通与普及。2010年李少红版《红楼梦》的拍摄就引发了全民的红学热、读书热、中华传统文化热。电视剧在北京卫视和安徽卫视播出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原著小说，销售量直线上升。③早在198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红楼梦》电视剧时，全国上下也掀起了“红学”热潮，街谈巷议争说红楼。这是互文性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表现。按照巴特的理论，《红楼梦》原著、《红楼梦》各个版本的影视作品及一切与红楼梦相关的事物都是观众的记忆，而在收看电视剧时，这种记忆偶然或者默许地在观众心中升腾，并且激发了观众阅读原著文本追忆以往作品的愿望。又因为《红楼梦》特殊的古典名著文化身份，进而引发了观众的其他古典名著追忆热。“文本的性质大同小异，它们在原则上有意识地相互孕育，相互滋养，相互影响，同时又从来不是单纯而又简单地相互复制或全盘接受，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是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④萨莫瓦纳的这一段话有力地印证了笔者以上的论述。

二、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通常来说，观众在选择一部影视剧之前，会考虑它是某种类型，然后带着一定的期待视野进行观赏，其最终的结果是这种期待要么没有得到满足要么被超越。不管何种情况，互文性都在这种比较中产生。与《红楼梦》电视剧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文本包括根据“红楼”题材拍摄的影视剧以及根据其他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前者如1962年越剧版《红楼梦》电影、1987年央视版《红楼梦》电视剧以及1989年谢铁骊版《红楼梦》电影，后者如2010年高希希执导的《三国》电视剧，2011年鞠觉亮执导的86集《水浒传》等。

首先是同一文学文本的不同影视改编作品间存在互文性。这是因为虽然各种改编作品由于改编者创作目的的不同而各式各样，但都由同一个文学文本而来，万变不离其宗，各个改编作品由此延长了互文链接，也形成了互文关系。比如由于都是出于名著《红楼梦》这个“母本”，早出的影视(尤其是那些已成经典的作品)对后来摄制的影视创作自然会产生影响，后来的影视改编者们总是试图超越，有所创新，人们也习惯了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如1987年央视版《红楼梦》与2010年李少红版《红楼梦》电视剧。87版的巨大成功给李少红版《红楼梦》的创作带来了影响的焦虑。另一方面，李少红版的拍摄也加剧了观众怀念87版，客观上促进了87版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员、拍摄地等的再次博得关注。为李少红版《红楼梦》挑选演员而举办的“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项目负责人刘学军介绍：北京电视台在选秀之前及选秀之后都在重播87版电视剧《红楼梦》，海选之前重播的收视率是2%，海选之后收视率飙升到了7%，87版的实景拍摄地北京大观园客流量则增长了4至5成。⑤

其次，同样改编自古典名著的电视剧，如2010年重拍的新版《红楼梦》《三国》《水浒传》《西游记》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四大名著电视剧中都不约而同地增加了元素：《三国》中增加了女性成分，如大小二乔，如司马懿身边的女卧底静姝，而新版《红楼梦》则将20年前87版有意避开的那些、同性恋、恋童癖等一律恢复，花大力气做足了氛围，新版《水浒传》中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负面女性故事情节，剧中给予浓墨重彩。

再次，对于自身风格独特的导演，其执导的其他影视作品也会与影视文本具有某种互文性。如2010年李少红执导的《红楼梦》便与其以往作品《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等电视剧存在对话关系。《红楼梦》是其唯美风格的延续，一起构成李少红电视剧群像。一部影视作品引用、吸收，或者模仿、戏拟以前的影视，这使我们看到的影视就不仅仅是一部一部独立存在着的作品，而且还有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

三、影视文本与社会、

文化“大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影视创作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无论是从艺术创作、艺术传播，还是从艺术接受环节来看，都不可能保持所谓的“纯粹”状态，它必然是与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其他方面如商业因素、意识形态、文化娱乐等相联系。影视艺术作为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特殊的媒体身份更使它的生产制作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插手干涉，致使它的目的性、功利性十分明显。纳入大众传媒渠道的成品形态因此也负载了许多非艺术的成分。这其中改编者的艺术倾向、摄制者的个性特点，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各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或多或少对改编工作进行制约和影响。改编作品不可避免地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部作品和孕育、渗透它的文化之间存在很多明显的趋同。”⑥互文性理论注重文本背后的文化影响研究。同样是《红楼梦》小说“全本”改编的2010年李少红版《红楼梦》与1987年央视版《红楼梦》电视剧之间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两部电视剧无论是演员挑选方式、编导改编创作理念还是电视剧创作的环境等都已经是大相径庭，影视作品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1987年前后正是精英文化盛行的时期，87版改编者是抱着重塑经典、干预现实的雄心改编的。编导们坚持走名著与专家结合、名著与学术结合的道路，更多的是听从红学家的意见。忽视电视这一大众传媒通俗化、娱乐化、市场化的特点，忽视受众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编者的精英意识。80年代后期，精英文化已逐渐处于被怀疑、被解构，一个全球化的大众文化市场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接受方式已然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文学艺术的审美期待大幅度降低，其消闲、娱乐功能获得重视，这种审美的转变在2010年新版《红楼梦》中体现明显。不论版本的选择、主题的确立、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典型环境的刻画，新版都打上了鲜明地当代烙印。在创作过程中，打着挑选演员旗号的“红楼梦中人”的大型选秀活动，北京电视台全方位的宣传营销等带上娱乐资本运作的色彩；唯美细腻的画面，强大的影视特效也与当今影视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电视剧弱化社会悲剧、强调了爱情悲剧，刻画了细腻的人物情感，突出“”，恢复太虚幻境等梦幻情节也都与当今的大众意识形态相关。当代社会、文化这个大文本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新版的整个创作过程无疑在这个无处不在的文化网络的影响之下。

四、结语

以往谈到改编，大家关注的焦点仍然在于它是否忠实原著并有所超越。将互文性理论引入到改编研究改变了这种单向的研究思路。互文性理论的文本缺乏固定位置，而将之放置在流动变化的网状结构中，平等地看待各个文本。一切与原著有关的文本乃至不可溯源的文化都成为改编的对象，这无疑显示出了改编活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为改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改编从原来的单单考虑原著与影视作品“似与不似”的问题中解放出来。

注释：

①饶道庆：《〈红楼梦〉影视改编与传播研究述评》，《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1期。

②杰拉尔德?普林斯：《叙事学词典》，袭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③刘爱勤、张欣：《立足文化品位，彰显大家风范》，《中国电视》，2009年第10期。

④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⑤司丽：《红楼选秀后的冷思考》，《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7月9日，第7版。

影视剧论文篇2

中国的消费文化语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时代的产物，在经济诉求和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我国的影视界开始对“红色经典”进行重温和再确认，同时也具备了一些崭新的时代特点，大众文化对红色经典有了自己的策略：政治主体通过和大众媒体的合作将红色经典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改编，通过大众媒体的讲述与编码，男权意识形态中的女性形象成为了一个新的卖点。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中所提出了“女性形成”的论点在这里得到了最贴切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消费文化重新在中国得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男权中心意识故伎重施，借助于消费文化语境的形成重新把女性推向了“被观者”的前台。大众传媒引导下的消费文化为女性提供了各种诱人的范本，召唤和规范着女性形象，也得到当代主流观念的认同。在具体的影视文本中，女性依然成为了“眼球经济”中最直观的欲望客体，女性特征演变成最成功的消费热点和卖点，而男性作为“观者”的价值观与消费文化语境融为一体，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和媒体的特意迎合成为一种合谋的文化消费景观。

（一）“贤妻良母”式的革命母亲。当今社会是大众消费文化塑造下的“草根”时代，以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推崇的道德英雄来对抗转型期娱乐到死、消费至上观念的蔓延所带来的集体失忆，在广大市民阶层中得到了情感上的认同。“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普世母亲的“原型”客体共同塑造了荧屏中的革命母亲形象。高明的大众媒介把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人性美德和革命事业中的激情进行了巧妙的糅合，赋予了消费文化一种美好的道德载体，在观众观看改编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同时，还能领会到中国社会传统美德。随着时生了变换，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换上了崭新的外衣，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为我们的行为制造了新的标尺和价值体系，掌握大众话语权的媒体依然把母亲看成一种原型化的职业，一厢情愿地把她们固定在“贤妻良母”的文化角色上，其本身缺席了女人作为主体的概念，成为男性的“屈从体”，自身的主体性缺失得过于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对于妻子和母亲的呈现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贤妻良母所承载的中国传统美德也是当下主流意识所宣扬的奉献精神等伦理道德的体现。

（二）主旋律和商业化的糅合体。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消费文化具有商业和娱乐的双重属性，主流文化恰恰找准了它的死穴加以吸收利用，这使得影视文化之中主旋律影视和商业影视作品的界限愈发模糊，通过商业美学改造的主旋律影视内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而商业影视则采用主旋律化的包装更好地实现了商业目的，从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视剧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这种崭新的影视文化形态需要一个崭新的艺术载体，由此商业主旋律的女英雄诞生了。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看”是一种权力，那么这种窥视情景的建立是受男权中心意识所支配的。新时期，大众媒体刻意恢复了革命女英雄的女人属性，深入挖掘女性的附属价值。革命女英雄呈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女性的性别特征被毫无顾忌地展示和暴露在观者面前，女人的全部都成为了消费语境下的消费品，成为了“被观者”。近年来，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层出不穷，《潜伏》可谓是它们当中的佼佼者。太行山区游击队长出身的翠平，本身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可是她慢慢地适应了自身的环境和身份，成为了资产阶级阔太太，她已经“入戏”了，女人也就是这样“被形成”的。这种“革命+爱情”的商业化重写将她的女性特质充分地呈现给了观众。通过翠平的改造，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女性艺术形态被推向了广大的窥视团体，以男性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观众共同处于一个“观者”的位置，女性再次沦为被窥视和“被观者”的欲望客体。

（三）“悲哀”的知识女性。当今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英雄集体消隐”的时代，大众传媒体现出其惊人的创造力，将英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以“李云龙”为代表的世俗化英雄让我们感到更真实、更可爱，同时女性形象在英雄的身旁得以以一种新的意象展示，“美女爱英雄”的经典伦理模式被大众媒体原封不动地置换成观众理念中不可动摇的程式，在这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故事逻辑中，婚姻成为了女性避难的港湾，知识女性再次沦为家庭的守护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知识女性”的经典故事。在《亮剑》、《父母爱情》等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对于革命爱情的叙述，采取了“美女爱英雄”这一套路。英雄们的配偶选择多为出身不好但又年青貌美的知识分子女性，她们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女性，怀着对英雄的爱慕和敬仰，渴望婚姻的美满幸福，需求英雄的呵护，然而婚后的生活完全地失去浪漫的伪装，失去了自我，她们痛苦过、挣扎过、反抗过，但是最后还是在男权阴影下屈服，“享受”着男人的争夺、庇护。然而大众媒体的重复灌输式的宣扬将这种状态描绘成幸福生活之真谛，从而完成了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分配。

二、“女性”的复活与回归

影视剧论文篇3

[摘要]：2009－2010年，在中国经济全球崛起的语境中，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的议题日益受到重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注重体系化与实证化。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谍战剧、家庭伦理剧等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泛娱乐化的生态环境的反思以及纪录片、动画片的研讨也日趋深入。

上编：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与以往中国电影史研究侧重宏观的影史描述不同，2009-¬¬¬2010年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更加注重微观的史料解析与专史研究。在影史研究上形成了一种区域性、层次性、多角度、多类型的电影史解读方式。范志忠《国产现代战争片的叙事内涵与美学嬗变》（（《当代电影》2009年10期）认为，国产现代战争片从“十七年”着重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教化与传播，演变为新时期以来对人性的呼唤与现代意识的探索。随着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转型，国产战争片叙事进入多元化时代，既诞生了弘扬主旋律的史诗巨片，也催发了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喜剧战争片。越来越多的国产战争片正走出历史的悲情，致力于建构更富于人性化的影像世界。陈晓光、车琳的《新中国电影60年：社会阶层变迁与银幕主流形象流变》（《当代电影》2010年1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储双月《新中国60年电影中的“家庭空间”的呈现》（《当代电影》2010第3期）、郭亮亮、段鸣鸣《形象的焦虑——中国电影语境中民族情绪的一种缘起》（《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3期）针对早期好莱坞电影中对华人形象普遍丑化的情况，分析中国早期电影语境中民族情绪的某种缘起。

在专著方面，杨艳、徐成兵的《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以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全面梳理了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历史发展脉络，系统论述了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相关理论和创作实践。袁庆丰的《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1922-1936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解读》（上海三联书店，2009）选取了1922-1936年底公映而现存的36部中国影片，将其分类为旧市民电影、左翼电影、新市民电影、政府主旋律电影、国防电影和新浪潮电影来进行文本分析，开拓出被遮蔽的社会形态与话语空间。屠明非的《电影技术艺术互动史：影像真实感探索历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以技术手段为视角，别开生面地勾勒出影像百年的另一行足迹。彭骄雪的《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简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分析了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作为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电影现象，丰富了民国电影的历史图景。刘小磊的《中国早期沪外地区电影业的形成（1896-194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采用中国电影地方制研究视角，以“电影在中国的传入”作为论述的基本切入点，将研究触角伸向除上海这一中国早期电影产业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系统且全面的阐述了中国早期地方电影制作业、放映业、教育业以及传播业的产生和形成。周承认、李以庄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以“编年+专题”的研究方式，重新梳理了香港电影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并附有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大事记”。此外，如汤祯兆的《香港电影的骨与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以过去港产片与现实对照的启悟，建构出香港电影与香港文化彼此呼应的阅读趣味。魏君子的《香港电影演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内容很多来自香港影人的口述亲历，以故事的方式讲述香港电影的发展史。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2010年，中国GDP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在经济崛起的语境中，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的这一议题也日益被关注。蓝爱国、马薇薇的《文化传承与文化消费——电影产业的文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针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史与现实所呈现出来的产业文化格局，以文化理论为研究框架展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分析与阐述。《当代电影》于2009年第2期推出“国家形象与中国电影”专题，通过倪震的《我们将为世界银幕生产什么？——再论中国电影和国家形象》，饶曙光的《国家形象与电影文化自觉》、王一川的《国家硬形象、软形象及其交融状态——兼谈中国电影的影像政治修辞》、尹鸿和石惠敏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等系列文章来探讨如何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如何通过银幕来塑造和树立中国形象。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于2009年、2010年分别推出的《2009中国电影艺术报告》、《2010年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010）以2008年、2009年中国电影艺术为研究对象，从年度总述、年度专题、导演艺术、剧作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港台地区华语电影创作、创作争鸣、海外反响等方面对中国电影进行评述。《2009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010）分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题研究报告和市场调查报告三部分介绍每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态势。靳凯元论文《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产业化道路（1999-2009）》将中影集团从1999年到2009年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股份制改革阶段和全产业发展阶段，力图揭示其产业化的主要特征。

此外，张卫在《民族题材电影的边缘化与中心化》（《当代电影》2010年4期）一文中，探讨了民族电影边缘化的原因及其如何有效的实现其中心化的策略。黄式宪在《以文化的主体创新推进中国电影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电影艺术》2010年5期）指出，电影之强盛，根本要点取决于文化的创造力，为实现电影产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我们需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张颐武、赵宁宇，陈旭光等作者从喜剧电影历史、文本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喜剧电影的叙事、文本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北京电影学院报》2010年4期）。张会军的《风格创造：张艺谋电影风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对第五代领军人物张艺谋的电影做了独到的解读和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于纪的《区县电影市场田野调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是一本来自基层的电影产业现状报告，对区县电影公司现状、区县影院生存现状进行了调查。田义贵的《历史形态与文化表征：川渝方言影视剧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以川渝方言影视剧为研究对象，论析了蕴含于川渝文化影视剧中的本土文化特征。

三、电影理论研究

电影理论研究方面的基本理论建设，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贾磊磊的《什么是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认为好电影的达成是一个从电影的被表述层面到表示层面、从电影的艺术风格向电影的美学意境逐级提升的完整过程。黎萌的《分析传统下的电影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在对历史的追溯中，围绕电影叙事的因果结构、观众对电影虚构的情感反应、摄影影像的认知等基本问题，全面展示了分析传统下的电影哲学、认知主义电影理论的相关成就，向国内学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赵斌的《电影语言修辞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按照“文本研究”、“修辞研究”和“精神分析的叙事修辞”的顺序，尝试将“小规模”的镜头修辞推进到“大规模”的叙事修辞，在精神分析式的文化批评与第二符号学之间勾勒出一条隐含的理论脉络。沈小风的《20世纪90年代电影批评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大量的电影批评和论著进行研究，分析了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的话语形态特点。游飞、蔡卫的《电影艺术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电影学术理论与电影艺术创作、电影历史脉络与电影作者个性、电影艺术表达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结合，全面地阐述世界电影艺术观念。冯欣的《电影观念的生成》（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从“理念”、“表象”、“作者”、“文本”这四个方面考察了不同观念背景对“电影”观念所形成的不同理解。陈晓云主编的《电影理论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围绕着“电影是什么”这一电影理论的基本命题，梳理电影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基本观点。

王志敏的《电影批评》（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是教学经验与理论研究的总结，对电影创作、理论研究、电影教学均有较强指导意义。胡克的《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当代电影》2010年6期）讨论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发展趋势，梳理了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理论模式，以及未来电影理论发展的可能性。葛玉清的《动画电影叙事艺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从动画电影艺术的内部角度纵观其故事的构成问题，力求呈现一个相对全面的、客观的动画电影叙述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国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收录了“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研讨会上的经典论文。这些论文从电影理论、电影美学、文化研究、电影批评、理论与评论、电影史研究、表导演理论、产业研究等方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走过的历程，充满了对历史的再思考，以及对未来中国电影学理论建构的展望。

在电影教育研究方面，张会军、薛文波、陈浥主编的《探索与实践——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与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立足电影教育艺术，探讨电影艺术人才培养的规律、特点、方法、本质，通过电影艺术人才的选拨机制、创新人才培养的结构教育、教学的把握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对电影教育进行深入的思考。王志敏、陆嘉宁主编的《中国影视教育现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通过“中国影视专业本科教育数据汇总”，“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与影视教育数据”，“中国影视教育专家学者访谈”和“中国影视教育专业设置及课程安排的若干问题”四个方面，描述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中影视教育的基本状况。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方面，对于叙事分析和类型研究的介绍是2009年电影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范茜秋的《电影化叙事》（王旭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超过500幅电影抓图和76个剧本摘录，分析了100个电影工业界顶级编剧和导演所使用的非语言技巧，阐述了如何利用电影媒体来优化故事。波德维尔德《电影诗学》（张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针对电影出于其电影的目的如何引导并改造文化和跨文化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全面理解的方法。大卫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的叙事方法》（白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对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用影像来讲述故事的主要方式的回顾，考察那些被赋予惊人生命力的叙事技巧。克莉丝汀汤普森的《好莱坞怎样讲故事——新好莱坞叙事技巧探索》（李燕、李慧译，新星出版社，2009）通过对新好莱坞时代获得票房和评论双赢的成功之作的叙事分析与展示，深入研究了好莱坞的叙事艺术，并对好莱坞电影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奥蒙的《现代电影美学》（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以传统电影范畴为主，涉及符号学、叙事学和精神分析等电影研究新学科，以及电影理论探讨和争论的美学问题。

在大师研究和介绍方面，诺曼卡根的《库布里克的电影》（郝娟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收录了库布里克电影发行时的评论与反应，把电影的理解放到历史中去考察。埃娃马齐耶斯卡、劳拉拉斯卡洛里的《梦与日记——南尼莫瑞蒂的电影》（穆青、聂阳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分析和检视了意大利中生代代表性导演南尼莫瑞蒂的电影作品和这些作品在当代欧洲电影中的地位。田中真澄的《小津安二郎周游》（周以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把目光聚集于常人眼中隐而不见的材料细节，品味小津电影的复杂况味。

在电影史方面，马克卡曾斯的《电影的故事》（杨松锋译，新星出版社，2009）被看成是一部“既让人信得过又挑战陈规的电影史书籍”。让-卢普布盖的《好莱坞——欧洲电影人之梦》（严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叙述了“好莱坞古典主义”时期的“好莱坞和欧洲人”对好莱坞电影美学的贡献。雷米富尼耶朗佐尼的《法国电影——从诞生到现在》（王之光译，商务印书馆，2009）梳理了法国电影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彼得拉森的《电影音乐》（聂新兰、王文斌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探究了电影和音乐之间的复杂关系。蒂莫西科里根的《如何写影评》（宋美凤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介绍了各种类型的电影批评方法。安特耶阿舍得的《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柳迪善、丁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深入剖析了纳粹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矛盾与性别冲突，阐释了宣传控制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凯文康罗伊斯科特编著的《编剧大师班——众编剧巅峰杰作访谈录》（黄渊译，文汇出版社，2009）通过对当今影坛19位著名编剧的访谈，全面地展现了剧本的创作过程。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9-2010年度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电视剧生产大国的强势，理论界对于电视剧的批评也日趋活跃。央视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平台，其开年大戏也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董红言、陈富清的《流着眼泪放歌喉》（《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2期），梁英的《的主题阐释及其意义审视》（《电视研究》2009年4期），刘潮的《平民英雄叙事与史诗性品格呈现——电视剧人物形象特征及审美意蕴》（《电视研究》2009年4期），高卫红的《从看开年大戏的文化诉求》（《电视研究》2009年4期）等，对以《走西口》为代表的央视开年大戏做出了多方面的分析评价，分析其背后的成功因素。

2009-2010年度谍战剧崛起令人瞩目。尹鸿、马向阳的《话语身份景观——从2009年谍剧热看类型电视剧的生产、消费和意义生成机制》（《电视研究》2010年1期），从电视剧生产消费的角度切入，通过《潜伏》、《生死线》和《冷箭》三部谍战类型的剧目内容和思想分析，指出谍战剧既能满足观众对于当年烽火漫天时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追求，又能通过侦讯、推理和紧张的故事情节达到个人视听享受的目的。梁英的《：人文命题与市场品质的有机结合——兼论国产电视剧的文化功能实现方式》（《电视研究》2009年7期），则从文化功能实现方式角度，分析《潜伏》所开启的新的创作方向。

青春励志剧则更多地将注目点放在青少年在艰苦的现实条件下如何成长的故事。韩卫娟的《国内青春励志剧的问题及发展方向研究》（《中国电视》2010年3期），张应辉、陈丹雯的《青春励志剧：作为一种剧型的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对青春励志剧这个剧种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赵俐的《电视剧精彩台词的应用语言学分析》（《电视研究》2010年9期）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我的青春谁做主》电视剧文本，做了较为精彩的解读。

陈红梅的《后家庭伦理剧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的颠覆与重构》（《电视研究》2010年8期），侧重于分析家庭伦理剧对于现代家庭生活以及伦理意识带来的影响；高卫红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直面生活的追问拥有精神的坚守——从到》（《电视研究》2010年8期）、张爱凤的《拒斥与认同——论中的文化冲突》（《电视研究》2010年8期）则主要通过对电视剧《老大的幸福》的解读，分析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手法和发展态势。游宇的《守望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有感于电视剧的热播》（《中国电视》2010年7期），重点分析了2010年现实题材电视剧《蜗居》的内容以及成功原因。

近年来流行的媒介自制剧，也吸引了学界的眼光。近年来以湖南卫视为首创，紧接着浙江卫视、江苏卫视都相继推出了各自的自制剧集，相继创下了不错的收视率。盛伯骥的《电视媒体自产剧生产的目标与机制——兼议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电视剧生产》（《电视研究》2009年8期）深入分析了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相关自制剧目的制作经验。彭文祥的《描述与规范：电视栏目剧的发生发展刍议》（《现代传播》2009年2期）则以栏目剧为切入点，总结了目前栏目剧不及自制剧抢夺收视点的原因。韦聚彬的《从“独播剧”到“自制剧”：谈偶像剧之转型》（《电视研究》2010年3期）一文涵盖了国产偶像剧转型的过程，记叙了我国各大卫视由“独播剧时代”向“自制剧时代”转移的情况，也着重分析了其中转变的原因。郑楠的《电视市场收视竞争新热点——自制电视剧》（《电视研究》2010年第6期），李浩、王旭波、周海、张勇的《寻找快乐前行的路标——〈丑女无敌〉品牌观察报告》（《电视研究》2010年3期）等文章深入分析了这类剧集的成功原因，并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与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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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仲呈祥、陈友军所著《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全面梳理了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史，文献资料丰富，行文严谨。黄式宪的《关于近30年中国电视剧在美学建构上的断想》（《现代传播》2010年1期），则力图诠释30年来中国电视剧的审美流变和文化内涵。刘涛的《电视图像志话语中的历史、叙述与记忆——基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视角》（《中国电视》2010年1期），借鉴了西方现代批评话语，揭示和挖掘了电视图像后面的人文历史和个人记忆。谢娟、刘川郁的《电视剧：革命历史的全景展现与现实的多维透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2期），对长期以来流行的红色电视剧做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学者已经开始将眼光放在电视剧营销和版权管理方面。魏永刚等编著的《电视剧集管理：操盘影视项目八大流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高福安和宋培义编著的《电视剧制片管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等专著，从制片管理角度入手，阐述了电视剧经营的各个阶段所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中国电视剧版权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为电视剧生产者提供了相应的建议。高红岩的《创新探索与模式构建——2009年度中国电视剧市场营销综述》（《电视研究》2010年1期），则是从营销角度分析了中国电视剧市场现状和格局所在。杨鸣的《从“制播分离”到“制播合作”——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趋向分析》（《电视研究》2009年9期），从近期讨论火热的“制播分离”以及“制播合作”的话题切入，预测了中国电视剧产业未来的发展路线。宋培义、杜书妍的《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环境分析》（《电视研究》2010年4期）和李斌、曹燕宁的《融合与创新：新媒体与电视剧产业发展》（《电视研究》2010年6期）分析了目前中国电视剧市场，并从全局方面展望了电视剧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吴丰军《全新的世界，全新的媒体资产管理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2期）论述了在数字化推动的媒介融合持续深入的背景下，电视内容资产的生产、管理和开发的新动向与未来发展趋势。

周星的《文化概念变异视野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概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4期），严前海的《心灵地图的重构和意义生产的滑落——移民题材电视剧的一种解读》（《电视研究》2009年10期），崔刚的《重构中国“宏大叙事”——当下电视剧创作的文本及价值取向》（《现代传播》2009年2期），张智华的《言情剧的主要叙事艺术》（《现代传播》2009年6期），杨爱君、王海波的《二十年家庭伦理电视剧综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3期）杨旦修的《我国军旅题材电视剧的概念、分类及创作的历史沿革》（《电视研究》2010年3期），盖琪的《浅议2009年现代历史题材电视剧》（《电视研究》2010年3期）等，分别以例证式的符号化分析，对当下流行的移民题材、农村题材、历史题材、言情剧等做了理论上的总结与探索。

三、电视文艺栏目研究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国庆盛典节目的分析成为热点。唐俊的《电视“成就报道”直播的话语生态构建——以央视国庆60周年特别直播节目〈盛典〉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以话语生态构建为着眼点，着重分析的是我国重大典礼事件报道的惯用模式和所收获的效果。曾一果的《媒介仪式与国家认同——“国庆60周年庆典”央视电视直播的节目分析》（《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以仪式化的节目形式作为切入点，分析了重大国家仪式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刘永宁的《庄严恢弘绚丽奇观——析“国庆60周年庆典”阅兵仪式电视直播的镜头语言》（《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从技术的角度解读了国庆阅兵仪式电视镜头语言的蒙太奇特点。

刘波、高森的《试论视觉文化视野下的奇观电视文艺节目——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央视“春晚”说起》（《电视研究》2009年5期）、黄良奇的《“春晚”图腾仪式的文化贡献及内涵剖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4期）等，则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指出其作为全民共享的文化图腾的审美品格。胡长全的《我国电视公益节目的问题与对策》（《现代传播》2010年1期）、麦尚文的《仪式传播视野中的“媒介庆典”——以CCTV〈感动中国〉节目为例》（《现代传播》2010年4期）、赵树清的《高扬核心价值彰显媒体责任——对大型公益晚会〈抗旱救灾，我们在行动〉的思考》（《现代传播》2010年6期）等，则对公益节目和晚会的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2009-2010年，电视节目纷纷进入后娱乐时代。白小易的《论“后娱乐时代”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4期）、王爱华的《“后选秀时代”的电视综艺节目格局之变及展望》（《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1期）、方菁的《谈电视娱乐节目的现状与出路》（《中国电视》2010年2期）、林芝的《关于泛娱乐化风气下的电视娱乐手段的思考》（《中国电视》2010年5期）等文章，分别从宏观层面思考了泛娱乐化风气之下电视娱乐节目的出路。王磊卿的《电视晚会品牌管理误区及创新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陈志国的《电视综艺节目发展之乱象浅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8期），张孝翠的《〈快乐向前冲〉的传播学思考》（《电视研究》2009年21期），吴超的《〈幸运52〉退出荧屏的几点思考》（《电视研究》2009年2期），欧阳杰群的《从〈越策越开心〉到〈天天向上〉看电视节目品牌延伸策略》（《电视研究》2009年10期），刘真的《品牌时代电视娱乐节目格局浅析》（《中国电视》2010年2期）等，则侧重从中国的电视节目品牌意识和经营，探讨后娱乐时代文艺娱乐节目的发展态势。

2010年以《非诚勿扰》为首掀起的电视相亲节目风潮席卷各大地方卫视，不少地方电视台为了追求收视率，纷纷调整了被认为不具有收视率的文化类节目，转而大量制作与播放挑战人类情感与道德底线的各类“相亲”节目，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强力干预，批评界对这一现象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高长力的《非为相亲而来——新一轮相亲节目热的冷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张末冬的《从选秀节目到相亲节目——解析中国综艺节目的生存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等论文，从节目本身入手，深入分析了真人相亲交友类节目能够在中国电视娱乐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戴鑫、徐丽玲、王武的《中美电视婚配真人秀节目对比研究——期望冲突理论的运用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则选取中美两国不同的婚配电视节目，通过样本比较分析其各自的制作特征。项仲平、杜海琼的《电视相亲节目低俗化现象的反思与服务化的品质追求》（《电视研究》2010年9期），薛晋文的《电视相亲节目的“时代之潮”与“时代之惑”》（《中国电视》2010年8期）等文章，则尖锐地指出相亲交友类节目的内在性质以及传播现象所带来的忧虑。范志忠在《泛娱乐语境下的电视文化生态》（《中国艺术报》2010年9月10日）认为，这种俗文化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文化氛围日趋多元，说明了中国社会文化正越来越宽容。不过，当这种俗文化试图占据电视主流媒体时，当这种俗文化试图染指婚姻、亲情等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就坚守的核心价值时，当这种俗文化在电视观众面前赤裸裸地宣称“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时，其实质上就试图亵渎、颠覆、乃至篡改主流的道德准则。

四、纪录片研究

近两年纪录片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宏观总体和微观分类两个层面。从宏观总体方面来说，阎伟、欧阳宏生的《电视纪录片：辉煌历程与当世社会的影像纪实》（《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2期），邢勇的《话语变迁与权力表达——观察中国电视纪录片三十年的一种视角》（《现代传播》2009年1期），赵曦的《建国60年中国纪录片创作中主流价值功能探讨》（《现代传播》2009年5期），以及张同道的《中国纪录片的2009》（《电视研究》2010年1期）都在一定的高度对于2009-2010年度纪录片的总体发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理清了2009-2010年度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脉络，给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张同道等著的《2009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研究报告（上）》（《电视研究》2010年7期）和《2009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研究报告（下）》（《电视研究》2010年8期）细致总结了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的历程并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也为中国纪录片放映平台的研究提供了材料。

从微观的方面来说，近两年来对于各个优秀的纪录片作品的评析在理论界比比皆是。如宋献伟的《媒体语境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与拓展——纪录片〈西口在望〉创作谈》（《电视研究》2009年3期），王华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类型与展望——从鄂伦春族谈起》（《电视研究》2009年7期），俞虹、司达的《在艺术中行走的历史——十集电视纪录片〈敦煌〉印象》（《电视研究》2010年5期），尹鸿的《温故而知新——评10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现代传播》2010年2期）都以不同的角度对优秀的纪录片案例进行了分析。

除却这些，学者们还着力于研究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转型和跨文化传播路径。刘阳的《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转型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期），高峰、赵建国的《文化外交视角下的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电视研究》2009年1期），高峰、赵建国的《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与超越》（《现代传播》2009年3期），李智的《纪录片的网络传播策略研究——以央视网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崔予缨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国际商业化道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10期），王庆福的《国际视角与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策略》（《电视研究》2010年11期）等文，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五、动画研究

近年来，中国原创动画的发展势头迅猛。徐群晖的《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动漫产业态势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3期）一文认为，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动漫产业逆势而动，获得了更多机遇，并逐步发展为有效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点。2008年，国产动画片产量大幅提高，全国完成电视动画片共249部131042分钟，比2007年增长28%。2009年由广州原创动力生产的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票房达九千万元人民币，创下国产动画的票房纪录。

此外，郭虹、李思潇的《中国动漫品牌创建分析——以〈喜羊羊与灰太狼〉及其衍生产品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11期），许元振的《探析商业动画片以受众为本的营销策略——以动画系列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7期），朱矛量的《浅谈国产动画片之嬗变及动漫产业发展中的品牌塑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5期），刘斌的《从〈喜羊羊与灰太狼〉看中国成人动画的竞争战略》（《电视研究》2010年2期），焦素娥、李志荣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国产原创动画的品牌意识与生存之路》（《中国电视》2010年6期）等文皆是从《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一品牌动画的发展入手，分析品牌效应对于中国本土原创动画发展的影响。

影视剧论文篇4

影视剧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内在标准

影视剧作为文化产品,其终极目标在于获得他国文化框架下民众的文化理解和认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艺术形式,影视剧总是蕴含着某种类型的文化或某种价值观。影视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情的体现。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无论它产自哪里,它必然透露着本民族的文化信息[3]。1.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影视剧的跨文化传播扩展了国际交往的方式,它所塑造的光影声世界超越了人类时空界限。柯林斯指出:“视听产品可能比书面作品的文化折扣要低,而在视听产品当中,几乎不含语言成分的作品的文化折扣比语言占重要成分的作品要少,语言多的节目在他国异文化中不受欢迎有可能是遭误解。”[4]所谓文化折扣,即是一种本来有说服力的信仰价值、观念行为和制度形式,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吸引力被减弱,很难得到认同的现象。所以,影视剧是有力的文化意象输出者,它的内容总是力争与受众的情感相融合,它集纳影音符号以消解本土文化与异族文化的界限,加强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国外民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文化符号上,传播中国文化的渠道也过于单一。许多西方学者指出,世界发展的理念必须接近中国文化,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的真正内涵,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而现在,用影视剧进行跨文化传播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它的内在标准强调了它必须集中真实的、正面的、积极的内容展现中国的文化原貌,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2.增强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传递文化价值观是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之一。美国就是通过好莱坞电影、迪士尼动画、各大电视网的季播电视剧等影视形式,传播和强化其文化价值观、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影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负载,在向人们提供感官娱乐、审美乐趣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传递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李安导演的“家庭三部曲”尽管是借用西方的电影语言,但表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相融相斥的过程,展现的是东方文化兼收并蓄、和谐包容的特质。中国文化的价值观集中在“和谐”二字,这是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文化精髓,也是人类文化的共通之处。中国的影视剧要传承并发扬“和谐”文化,在世界影视舞台上展现中国文化中体现人类普遍价值的元素,影视剧就不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必须超越本身成为具有直接而强大的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力量;同时要能让他族文化对中国文化具有深度认识,激发全世界对中华文化的想象空间。3.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建构国家形象建构的形式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不只是通过官方渠道。影视剧能以大众的民间的“软性交往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是获得国家形象认知度最直接的途径。影视剧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相对温和且有效的方式,它强调的是文化吸引力和认同感,而不带有强迫性质。如美国好莱坞电影提供的闭合的故事,实质上是美国“国家形象”的体现,只是代表美国“国家形象”的政治理念(民主、自由、博爱)等被叙事主角的个人道德取代了[5]。又如2007年韩国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出口韩国电视连续剧对提升韩国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外国人看韩剧越多,越容易对韩国产生好感。时下,妖魔化中国崛起的言论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舆论界此起彼伏,这直接导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此时,我们就要运用文化手段来建立国家形象,影视剧恰好就能承载这样的作用,可以帮助他国民众塑造认识中国国家形象的理性思维。

影视剧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建设途径

影视剧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基础在于有稳定增长的国际市场份额和良好的国际声誉;善于集纳影音符号,编织有人类文化共性的内容情节,展现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特质。我国正处于影视剧产品“走出去”的黄金机遇期,必须完善中国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机制,建设通达的传播途径,建立文化产品的全球化营销理念。1.运用商业运作方式强化外在表现(1)市场细分,争取不同文化圈的文化认同市场细分是以消费者需求和动机的多元化与差异性为前提,是把整个市场划分成不同的消费者群的过程。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越相似,文化需求结构越接近,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量越大[6]。国际文化贸易研究专家李怀亮指出:“中国影视文化产品走出去应分三步走:首先瞄准国内市场,争取在国内市场上保持主体地位,站稳脚跟,营造根据地,牢牢控制国内的市场份额;之后利用文化亲和力,辐射港澳台、东南亚等华人文化圈,以及韩国日本等亚洲汉字文化圈;第三步是进军影视贸易的国际主流市场———欧美。”[7]这三个过程应该是协调统一同时进行,而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东亚、东南亚等华人文化区和汉字文化圈对中国影视剧有强烈的消费诉求,为影视剧带来了广阔的市场,此处的跨文化传播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中国与日韩两国的影视剧年交易量超过了与欧美、拉丁等地区。2006年第一届韩国首尔电视节上,中国的《乔家大院》击败了美国热门电视剧《绝望主妇》,夺走最佳长篇剧大奖;另一部中国电视剧《守望幸福》获迷你剧优秀奖,女主角鲁园拿下最佳女演员奖。但是在亚洲地区走俏的中国历史剧在欧美地区则达不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曾在国内卖出2.5亿人民币票房的《狄仁杰》,迄今在北美市场也仅有10万美元的票房;斥资8000万美元的《赤壁》,在美国票房仅为62万美元。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恰好为市场细分理论提供了实践前提,两者能够高度契合。针对文化习俗相近的亚洲地区,历史剧、家庭剧可以成为传播的首选。欧美地区可以投放现代题材的影视剧,展现现代社会中国人的生活、工作状态,改变西方人思维中对东方古国保守封建的刻板印象。同时,欧美地区的电视剧的常规形式是开放结构的季播形式,这也启发我们针对不同的市场要因地制宜地使用传播方式。(2)整合营销,系统推广国产影视剧整合营销是一种对各种营销工具和手段的系统化结合,根据环境进行即时性的动态修正,以使交换双方在交互中实现价值增值的营销理念与方法。在“2011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研”报告中显示,63.9%的外国观众认为中国电影在“宣传发行”上需要改进。我国影视剧应该针对不同的海外市场进行从包装、宣传、播出到反馈的清晰的产业链,促进其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增值,建立和维护中国影视剧品牌。文化产品的营销过程,就是与消费者进行沟通的过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推广影视剧。一是利用新媒介技术建立跨媒体的营销模式。正如我国观众主要通过网络收看国外影视剧一样,我们同样可以借互联网拓展我国影视剧发行渠道,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交易风险,并且便于观众选择。同时,通过建立网站链接相关的“周边”商品信息,提供影视剧中的食品、服饰和拍摄地点的旅游信息等,积极开发下游市场,或者建立语言学习论坛和剧情讨论论坛等,以延伸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的能力。二是宣传造势,激活海外市场。国内影视剧常打出制造“全球同步热映”、“好莱坞班底打造”的噱头,而实际上,许多新颖优秀的影视剧却没有实行全球同步的商业模式。2008年,电视剧《李小龙传奇》在欧美市场创造了10万美元一集的海外版权天价,其成功之道就在于声势浩大的宣传和周密的营销策略。三是挑选合适的落地合作伙伴合力营销。不同题材种类和在不同国度播放的中国影视剧,都应该“入乡随俗”,与落地处的影视传播机构制定完善的营销策略,主要包括编排策略和衍生品策略。编排策略就需要营销调研,考察当地受众的收视人群特点和收视习惯,找到最恰当的时段播放我国的影视片,促成影视剧在不同文化圈中的感召力。衍生品策略的目的是增值影视剧的价值,开发图书、音像制品、玩具、旅游等项目,以影视剧为核心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扩大我国影视剧的影响力。(3)品牌建设,促成“华流”大势树立品牌的终极目的是强化观众对影视剧的认知、期待和记忆。例如,韩剧和泰剧多为爱情故事片,英剧多为悬疑片,美剧多为现代片。目前,中国的功夫片和历史剧已经初见品牌规模,这两种类型的影视剧所取得的成功能够带给我们启示,即集中本土的优势文化资源,展开全球传播。所以,促进出口影视剧的品牌价值建设,从宏观层面来说,要完善上游市场和下游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考虑将国内收视效果好的影视剧出口,或者针对不同海外出口地投入力量拍摄影视剧,从而降低因盲目追求出口数量而造成的风险。同时,以影视剧内容为核心向四周扩充各种资源,借势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制定详细的市场计划,建立强大而又个性鲜明的中国影视剧品牌。从微观层面上来看,细节也能成就品牌价值,精美的宣传海报,优美的背景音乐,内容饱满的宣传片,导演、明星等都能够被利用起来,成为品牌标志。这就要求影视工作传播者不仅能拍摄出品质优秀的影片,更能主动遵循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利用各种宣传推广手段,把“华流”作为所有出口影视剧的整体品牌口号传播到世界。2.强化内容意识以达到高品质内在标准(1)立足本土,依靠民族内涵进行内容创作当今世界取得成功出口的影视剧都是立足于本土意识创作生产的,比如韩国电视剧善于保持原汁原味本土生活图景;美剧则表现出快节奏的生活,融入了极具张力的电影元素和各种流行文化符号;好莱坞电影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类型化,虽然《功夫熊猫》、《2012》等电影都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但它仍然包装的是美国梦。本土视角是多元化的,不意味着厚古薄今。中国的历史文化类剧集和功夫剧集是出口的两大派别,而很多刚刚在中国热播,受到中国观众欢迎的电视剧也已经流传到德国,并且得到了这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喜爱。《奋斗》中反映出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工作和爱情的烦恼,《蜗居》中表达出的中国大城市“人为房死”的苦闷,《家有儿女》中展现出的中国家庭故事……这些来自中国的故事成为了德国中国迷们的谈资。蒙古国YV9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中国电视剧《我的丑娘》,播出期间该剧在蒙古国各电视频道播出的电视剧中一直保持收视率第一。该台台长恩赫巴特认为该剧“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感情世界”,因而感动了蒙古观众。这些获得好评的影视剧都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内容,没有矫揉造作的模仿能更真实地展现中国,获得国外观众的喜爱。(2)反馈研究,深化影视剧传播的影响力影视剧走出国门,不是简单的对外传播形式,它的传播目的是有效地实现中国文化要素的传播和扩散。当它到达目的地之后,还有一个与他国文化框架内的观众进行意义协调的过程。在这之后,必然会有对影视剧各方面信息的评价。目前,我国对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的反馈主要集中在经济收益上,而国外观众、媒体对于影视剧内容的直接反馈还很匮乏。长此以往,对健康的影视剧行业发展是一种伤害和制约。2010年年初,《国产电视剧出口遇阻日韩称因中国演员太丑》的新闻曾引起了中国网友的激烈讨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节目部营销总监程春丽认为:“在欧美市场上,中国电视剧被认为编造痕迹过重,不能反映中

影视剧论文篇5

关键词草根文化丝逆袭市场需求观众心理类型片制作机制

2012年岁末，由徐铮、黄渤、王宝强联袂主演的《人再途之泰》一经上映变异破竹之势横扫贺岁档，并击败其他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取得了国产电影的票房奇迹。这个结果一方面使电影创作者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使得“草根文化”与“丝逆袭”成为大街小巷、报纸杂志热议的社会话题。

所谓草根文化是不同于主流文化、优雅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它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表达方式和根植于民间根植于大众的强大生命力。它的特点是聚焦于平凡大众，通过表现普通人甚至是边缘人的日常生活、情感经历、人生抉择来展示一种区别于“阳春白雪”雅文化的或朴实生动，或心酸曲折，或痛苦彷徨的人生状态。而在诸多商业喜剧电影中，“丝逆袭”的故事则成为“草根文化”的一种代言，一种偏爱。“丝”是一个催生传播于网络的新名词，它的意思是相对于“高帅富”的“矮穷挫”，是一帮迫于生活压力的年轻人的自嘲与无奈，当人格和尊严可以被自嘲、被调侃的时候，“全民狂欢”的时代便由此开启了。当“逆袭”来临时，没有人能抵挡的住那种现实生活中原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突然实现的，由此影视剧中的“逆袭”便成为观众一种替代性的心里满足和释放，所以“丝逆袭”的故事便一遍遍新瓶装旧酒的出现在各电视剧和电影中。

我国电视剧《裸婚时代》、《AA制生活》、《婆婆来了》，男主人公都不是“高帅富”，但最后都抱得美人归，生活美满。电影中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单说香港导演周星驰，他的许多电影素材都是取自生活于社会底层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却凭着他们特有的善良、执着、正义和勇敢获得爱情事业的双丰收，如《喜剧之王》和《苏乞儿武状元》。还有现在名声大振的黄渤则是完完全全起家于《疯狂的石头》中的“丝”小偷。王宝强始为人知也是缘于《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儿”形象以及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傻得冒泡儿的士兵“许三多。人们对于草根文化的青睐成就了黄渤们、王宝强们的演艺事业，这也说明帅哥、美男形象已不再是观众们追逐喝彩的唯一审美原则，草根们更贴近观众的生活，所以草根的华丽转身和完美蜕变更能表达出普通人对于生活可以变得更美好这种可能性的愿望和期待，毕竟亲眼目睹一只丑小鸭变成天鹅的过程比单纯的欣赏一只天鹅更能让人感慨和激动。

为什么影视剧如此青睐草根文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丝逆袭”的故事？这需要从影视剧的市场需求和观众的审美心理以及电影类型片的制作机制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在市场需求这方面，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刺激了许多从事影视娱乐业的投资人和制作者，他们以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混合商人对市场商机的灵敏嗅觉，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蒸蒸日上的今天，找到了一种没有传统“王侯将相”和“阳春白雪”文化的草根文化。以赵本山的本山传媒为例，他的实体演出有刘老根大舞台，经常出演各种小品和话剧，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并培养了一批扎实的东北受众群。本山传媒投资制作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系列在北方城乡也有着一批的受众群，收视率颇为可观。为什么城乡人民会喜欢看草根文化的“乡村爱情”呢，就是因为它取材于农村，取材于村民身边发生的事，他贴近民众，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会有一种亲切感就像在看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一样。“乡村爱情”里有乡村，也有爱情，还有左邻右舍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甚至有邻里打架，其文化格调谈不上崇高伟大，也谈不上浪漫激情，它甚至是有些墨迹和嗦的，但正是这种里嗦和默默唧唧中产生的喜剧效果才给观众送去了欢声笑语，让他们喜欢上剧中的一个个小人物，而观众对演员的认可又促进了本山传媒的这种品牌效应，是的赵本山和“乡村爱情”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市场号召力，于是每有一部“乡村爱情”问世，观众们都要先睹为快，这正是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完美平衡，正是有了赵本山对草根文化市场需求的正确估量，并量身打造了城乡人民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才有了“乡村爱情”草根文化的成功运作。

再者，观众的审美心理是影视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影视作品的生产制作过程中，可以说观众的心理导向和预期就是上帝，这一点，韩国的电视剧行业是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发言权的。韩剧的制作还采用了一种新的制播方式――周播剧，一边拍摄一边上映，同时广泛采纳观众的意见来决定剧情走向。韩国电视剧以偶像剧风靡亚洲，获得粉丝无数，如果说韩剧有两只脚，那么他的一只脚站在“阳春白雪”的雅文化里，另一只脚站在“草根文化”的俗文化里，主人公也是“高富帅”男和“矮穷挫”女，或者“白富美”女和“矮穷挫”男的爱情搭配，最终“矮穷挫”都会成功上位实现青蛙变王子或者灰姑娘变公主的华丽转身，如韩剧《Mygirl》和《魔女幼熙》分别讲述的就是女版丝和男版丝华丽蜕变的故事。虽然韩剧大多风格唯美奢华，但其中的丝逆袭也是有草根文化的成分在里面的，只是这些成分由于受到“偶像剧”的限制也被偶像化了，失去了原本生动鲜活的内涵，只剩下了一个符号，即“丝”。

第三，从类型片的结构上来讲，《人再途之泰》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是因为它尽量遵循了喜剧片的制作模式：夸张无厘头的剧情，搞笑没商量的对白和完美大团圆的结局，而作为重要喜剧元素的草根丝王宝宝是不可或缺的，王宝强这个演员似乎就是为草根而生的，他的相貌、语言似乎注定了他就是这个时代“草根”英雄的代言人，因为草根所以质朴，在厚黑学当道的今天，这种质朴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然笑料，而“逆袭”作为喜剧片大团圆结局的必要部分也拉开了“狂欢”的序幕。如果说《人在途》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描写草根辛酸生活的文艺片的话，《人再途之泰》则是更彻底、更全面、更清晰的定位于喜剧片，无论是影片的画面风格，叙事节奏，语言对白和故事本身都是按类型片的标准打造的。如果说《人在途》的结局老板结束了婚外恋情回归婚姻本身和讨债的民工“成功”讨回了外债是导演出于一种对人性真善美的歌颂的话，那么《人再途之泰》的结局王宝宝成功实现了与女神范冰冰的互动合影则是典型的喜剧元素“丝逆袭”的运作，一方面它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另一方面它完成了喜剧片作要求的故事走向。

近年来，影视剧的跟风问题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果某部电视剧创下了不错的收视率，某部电影赢得了不俗的票房，就会造成同题材的影视作品扎堆出现的问题，比如谍战剧、清宫剧以及近年来如火如荼的穿越剧，同题材的作品扎堆势必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以及影视作品粗制滥造毫无新意等问题，从而导致影视资源的浪费。表现“草根文化”的作品也不例外，因此，影视艺术工作者们在创作的过程中要保持冷静的头脑，避免粗糙模仿，应该以创新的态度去实现影视作品制作与发行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鲁顺元.“草根力量”与乡村现代化[J].西北民族研究，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