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论文篇1

关键词：经济合作组织分工协作演进

近几年，有关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文章浩如烟海。在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文献中，朱广其(1996)认为农户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成立合作组织从而把交易费用内部化。振辉(2000)认为，分散的农户产生的外部性如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直接导致了农户的交易成本上升，农民通过合作可以起到减少这种外部效应的作用。苏斯彬•姜明伦(2005)运用厂商理论和蛛网理论，认为提高市场谈判力和降低市场经营风险是农民组织出现的主要原因。而本文从分工理论角度来分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原因。

一、分工理论

在亚当•斯密以前就有许多思想家讨论过分工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三次社会大分工，给社会发展造成影响尤为重大，但真正把分工置于重要地位的是亚当•斯密。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工人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这在经济上第一次提出了分工与劳动率的关系。李嘉图则提出了国家间相对优势的分工原则，认为各国应生产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交换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而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尤其是“组织能提高效率”②这一著名论断，对在分工基础上形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上述的理论。他更强调分工组织产生的协作力。分工与协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说：“不仅通过协作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③而杨格认为，在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演进过程中，引起了报酬递增并导致经济进步和产业、组织的演进。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到杨格，再到现代经济学家，分工理论思想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因此，本文从分工的演进来论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

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的分工演进分析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之所以赶不上制造业，主要原因就在于农业不能像制造业那样采取完全分工的制度。现在看来，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低估了农业分工的潜力。第一次社会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农业成为独立的产业，在那时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进行任何交换。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每个劳动者只从事初级农业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户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出现了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有人就放弃生产，从事其他行业。第二次社会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裁缝、木匠、泥水匠等手工业者。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第三次大分工是商人的出现，商人就成了交易职能的专业职能者。一方面，商人将农产品收集起来卖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另一方面，商人消费由其他农户生产的粮食或蔬菜，而农户成立农产品的专业生产者。三次社会分工的结果，使个行业之间相互协调非常好。这正如斯密所说的，分工是可以由市场来组织和协调的。这说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存在着分工和协作，但并没有形成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一阶段。

到封建社会末期，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新的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得到发展。专业化生产使产品能在更大市场范围内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农、林、牧、渔和副业等各行业都可以雇佣几个或几十个村民在一起劳动，这时组织出现了，但它是低级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二阶段。

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分工变得日益细化，服务活动日益复杂化，人们的生产活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经营中的交易需求进步增大，并出现了多层次和多结构的交易形态，于是更高层次的组织就出现了。通过组织协调，使得许多职能有了专门的承担着。农业产业发展是农业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又面向农业的龙头企业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依据市场需求以农业为核心不断向产前、产后延伸，形成集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农科技一体化的经营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高阶段。这时的组织形态既体现了斯密的分工，又体现了马克思所论述的集体。

三、依据农业分工的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分类

从分工角度看，企业是社会内部分工基础上各特定行业的，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要素组合的最小单元，是具有技术性的有机组合，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定的企业形成和规模，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一定的企业形成联系着相一致的社会分工形式。根据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和我国目前农业特点，对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分类。

(一)综合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以农产品加工、运销企业为龙头，围绕多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的联合，进行一体化经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这种组织甚至可以涉及成员在信贷、保险和生活方面。它的特点是规模大，地区覆盖面广(见表2)。

(二)专业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根据农、林、牧、渔分类，以一类专业产品为龙头组织起来，专门从事某种产品的销售、加工、生产指导和生产资料的购买等。如养猪协会、养牛协会等，具有明显的专业特征。

(三)手工业人员组织

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分离出来的人员，一部分人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半工半农，像农村中的木匠、泥水匠等。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组织。这种组织以服务为目的，根据他们从业的特点，不但可以成立专一的木匠组织、泥水匠组织等，而且可以成立以搬运、维护、清洁等综合性家政服务组织。

(四)服务型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由商人游离出来的服务专业的人员组成，成立中介公司，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业生产过程中，专门为各农业经营单位的某项技术工作服务的，如农机服务、植保或兽医服务公司等。农业前部门的服务业，主要是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某一项产品，如种子公司、饲料公司等。农业后部门的服务业，主要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等方面的服务。根据本地产业特点可以成立大型的批发市场，将农户纳入市场体系。这样，农民可以快捷地接受市场信息，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和保险组织等。

四、对我国目前建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几点思考

(一)加大政府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

深化农业内部分工，有利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对于从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看，如何提高分工水平，斯密认为应该通过改善交通，扩大对外贸易，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建立稳定的市场只需以及进行生产的资本积累等途径来实现。为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给予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搞好服务，帮助合作组织把握方向，搞好组织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使其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规章进行，采取现扶持后规范的步骤，培育和壮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二)完善土地制度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约束条件是人地矛盾，土地的小规模经营成了深化农业分工的拦路虎。而且组织与规模是密不可分的。科林.杨格认为劳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即“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为此，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三)增强农民的合作精神

古典经济学强调人是有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户应当体现一种团队精神即合作精神。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通过合作途径进行农业分工来完成单个农民完成不了的或不能高效率完成的生产经营活动。马克思把这种“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称作协作产生的集体力。这种集体力可以把广大规模、分散的农户吸收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参与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中，从分工中获利。

(四)鼓励农村有一技之长的人建立组织

随着农业分工的深化，从农业中分离出许多手工业者，像泥水匠、木匠等，他们是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人往往被人忽视。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平时赚些钱，没活干时又回到地里从事农业。他们在大市场中弱势群体，只有把他们联合起来，成立组织，不但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又可以解决许多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比如成立某某家政服务公司，一串红服务公司等，这些组织不但可以立足本地，也可以走向大城市。

(五)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

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一决定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它可以解决农民贷款难，生产经营、保险、福利、社会保障等无金融支持的问题。对处于弱势的广大农民来说，农民银行是他们的避风港湾，是可靠的后方。

参考文献：

[1]徐金海等，专业化分工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

[2]向国成、韩绍凤，小农经济效率分工改进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6.

农村经济论文篇2

1.1农村劳动素质不高

目前占社会主流的是70、80和90年代，他们大多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是90年代几乎都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他们的思想观、价值观都与老一辈不一样：习惯了热闹、便利的城市生活，厌弃相对闭塞和劳累的农村生活。这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而参与农村经济建设的只有年迈的老人和孱弱的妇女儿童，他们不论在体力和智力上与健壮的中年人和青年人都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不会将新型机械作业、种植培养技术应用到生产实践上，这大大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2农村土地利用率低

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耕地面积广阔，但很多地区都是山地与平原交错的丘陵地区，加上人口分部不均匀，耕地面积与人口不成正比，产生了大量的小农经营，它具有分散性和独立性，并且保留着大量的传统生产关系,这些都使得无法大规模开展机械作业，大大降低了土地资源利用率，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2农村经济管理的改革措施

现阶段，虽然我国经济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农村经济管理模式仍存在较多问题，我国农村经济管理现状仍不容乐观，要使农村经济管理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协调，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是否能解决好农村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在针对以上几点现状的分析和总结，笔者也在此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为农村经济长足发展略施绵薄之力。

2.1提升农村经济劳动素质

在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下，人的能动力是最主要的，提高农村经济劳动素质就是改革的前提。针对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象，研究者表示需要大大提高农村土地种植的经济效益，提高农民种植的补贴，加大相关技术和设备的投资，使得农民在农村也能满足其生活的需要。还要定期的对村民开展技术培训课，确保各乡镇里都有专业人员对农业生产进行及时指导，同时，要对有改革意识和在生产实践上有创新的人员进行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以此来鼓励他们自主学习和研究新型的农业机械设备和种植技术，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

2.2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

农村经济论文篇3

“社会保障”源于英文“social-security”一词，又译作“社会安全”。它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稳定器”、“安全网”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以国家救济和社区互助为主的剩余式社会保障制度，并未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了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业规模化、非农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减轻农民生活风险，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维护农村社会的安定；也为了更好地贯彻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迎接业已到来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亟待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此，就有必要廓清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存在的似是而非的认识——“经济因素惟一论”。

一、对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因素的重新解读

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种观点肯定了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范围和程度的根本制约作用。有的学者通过分析建国以后我们建立的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引发的弊端，以及引证这种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的现实，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的决定作用。有的学者则通过对欧洲发达的福利国家的检讨，来说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搞社会保障，必然会重蹈福利国家的覆辙，且经济和社会后果将更加严重。

同上述学者一样，我们也肯定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实施的范围、程度和给付标准具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否认非经济因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影响，并对上述论证中所涉及的前提和论据提出如下不同的看法。

首先，建国以后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存在着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但更根本的缺陷却在于排斥市场机制，抹煞个人责任，由政府大包大揽，资源非流动，人员单位化，在偏离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同时，追求静态的、绝对的公平。而目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恰恰就是要克服这一根本缺陷，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调动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积极性，实施社会化、市场化管理，以达到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的生活权利，使他们共享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所以，把原有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的事实完全归咎于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妥当的。

其次，20世纪70、8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教训当然应该借鉴，但是它们在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福利国家之初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即所起的正功能，现在往往被众多的研究者忽视了。“二战”后欧洲的经济复苏和繁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功不可没，而这一制度也是超越当时欧洲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公共政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与其说福利国家政策的失败在于其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说是无视其边际效用递减的事实而对它不断固化、加码的结果。

再次，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在经济发展最早、水平最高的英国，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最先建立起来的。德国能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显然和德国国内的政治社会背景即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密切相关。可以说，它既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合法权益而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变化，将其作为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正如当年首倡社会保障制度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所说：“一个期待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也是最容易被统治的。”后来，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在1935年，当时正值经济大危机的恢复时期；西欧、北欧福利国家的建立也是在战后经济很不景气的时期。再联系到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迄今为止仍有数以千万计的国民缺乏起码的疾病、医疗保障的现实，至少可以表明一个事实：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必然地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它与政府的政策取向以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及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最后，企图建立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完全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企图达到纯粹理性化的社会目标，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为社会并非人为设计出来的。既要使社会保障在国家经济萧条、社会成员遭受经济风险时起到社会“减震器”、“安全网”的作用，又要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有些学者在谈及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的问题时，只强调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和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忽视国家作为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公平的主体所应尽的责任，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都导致将农村社会应受保障的群体长期置于一个被忽略的地位。这恐怕也是造成下述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在中国的过去还是在中国的现在，农村社会保障都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薄弱环节；甚至在某些关于社会保障的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中，还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农村社会保障”。显然，这无益于农村的稳定，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二、对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非经济因素的分析

1.土地政策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土”是农民的命根。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的家庭经营是中国农村改革中最本质、最重要的成果。现行的土地政策满足了农民祖祖辈辈想要拥有土地的夙愿，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在充当农业家庭经营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同时，也成为农民最基本的保障依托，从而形成了以土地为基础、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农村保障体系。

现行的土地政策客观上构建了城乡二元的保障格局：农民有土地保障，工人有企业保障。由于农民有土地保障，国家得以将社会保障的重心转移到城市，集中精力和财力解决城市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农村只实行国家救济和社区互助为主的剩余式保障制度，致使农村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的保障水平上。占全国人口近70％的农民只享用全部社会保障费的11％，而占全国人口30％多的城镇居民却占用了全部社会保障费的89％。从年人均占有社会保障费上看，城镇人均占有达455元，农民人均占有仅为15元，相差整整30倍。

城乡二元的保障格局使得农民的身份长期以来难以改变，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其向城镇的流动。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农村逐步向农业规模化、非农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相当一部分农民（而且这部分人员呈日益扩大之势）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而成为非农劳动力，他们在遭受经济风险时不可能再从土地上获得生活保障。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以后面临的新形势，留下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要承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威胁，原有的“土地保障”也日益靠不住了。

为了稳定农业生产，1998年以来中央多次发出通知，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期一律五条件地延长30年不变，并且强调“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旨在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从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但是这一政策也产生了新问题，即土地缺乏必要的重新分配和流转机制，影响了农村的社会流动，难以形成社会公平。对于这个政策，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并不太赞成，这明显违背了政府的初衷。因为政府提出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本意是试图通过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权来稳定农村社会，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但这一政策使得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不可能平等拥有土地使用权，而在经济落后、土地并不富余的地区，农民享有平等使用土地的权利，已成了满足其生存基本需求的必要途径。

另一方面，贯彻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有限的土地无法实现规模经营，土地产出的低效率显而易见。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政府开始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然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对于承受力较低的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难题。要知道，越是接近生存边缘线的家庭对风险的忍耐力就越小，“安全第一”准则的合理性和约束力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较小而稳定的利润，放弃较大但不确定的利润，因而不会轻易接受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看来，政府应当在土地政策之外，通过实施逆向财政政策、失业补偿、福利计划、社会医疗和负所得税等机制，以保障农村居民的最低限度收入。这些机制和保障措施能使农村居民同城里居民一样，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人口因素

从农村人口的数量上看，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共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直接影响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行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虽然遏制了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了人口压力，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丁家庭中年轻子女的负担系数，降低了农村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原有的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农村保障体系日显捉襟见肘。

从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上看，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现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共8811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负担老人的系数是9.92％，中华人民共和国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7.1％，这表明我国已经进人老龄化社会。其中，农村老年人要占全国老年人总数的3／4或2／3.综合两者的估计，农村老年人约占全国老年人总数的70％左右，可见农村已经先于城市进入了老龄社会。现在，农村老年人不能像城市老年人那样退休、享受国家发给的养老金，主要还得依靠家庭赡养。这无疑增加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使得原本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城乡家庭进一步分化，农村家庭难以摆脱弱者的境地。

从农村家庭的结构上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农村家庭逐渐向核心家庭过渡，子女数目的急剧减少导致每个子女所负担老人的系数明显加大。这不仅使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出现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子女数目的减少反而增加了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家庭关注和经济开支的重心都转移到了子女身上，影响了对老年人的赡养。二是年轻人成为流动进城打工队伍的主力，使得在家的老年人更加孤独寡助，家务繁重，有时还得承担田间的劳动。三是传统的互助共济的兄弟姐妹网络不复存在，削弱了老年人及其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农村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大，获取经济来源的途径越来越少，传统的权威受到冲击，家庭养老不能不通过老人自我养老的方式来加以补充。老人通过种菜、捡破烂、做杂工等途径来获取少量的报酬以维持生活，并尽量节约以减少开支。

从农村贫困人口方面来看，1978年农村有2.5亿人生活在赤贫状态，经过20年卓有成效的扶贫工作，1998年农村贫困人口已下降至4200万。农村贫困人口大多生活在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脱贫任务无比艰巨。这部分人口的返贫率高达30％。扶贫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无法消除相对贫困。这些年来，农村人口内部的贫富差距在拉大，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88元、1423元、1111元；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据估计1999年的城乡贫富差距达到5倍左右。

总之，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农村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和生活质量、农村家庭养老压力的增大和养老功能的弱化，所有这些都迫切要求政府在农村迅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农村贫困人口也急需得到政府给予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人口因素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正面推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基数特别是农村人口中的贫困面太大，又抑制了政府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性。因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要有足够充实的财政作后盾，政府会因财力不足而推迟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时间。更何况，在当前实行农村家庭保障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还没有完全丧失的情况下，这种推迟也还能找到令人可以接受的借口。

3.政治因素

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次分配。在现代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始终受到政治和市场双重力量的支配。如果说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话，那么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次分配就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运作了。

JohnMyles曾以公共退休金政策为例，描述了政治因素在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的作用。由于市民社会和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相互依存，因此需要更综合、更仔细地考察和评估政府所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制定某种公共政策？他们又是怎样将决定了的公共政策付诸实施的？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小视。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握有改变社会、经济和技术配置的权力工具。

其次，政治体制不同，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也不同。考察西方各国后可以发现，民主政治一般能够使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或体现自己所在群体利益的政治集团，来影响国家的立法与政策的制定，国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很自然地会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同专制政治的国家相比，民主政治的国家通常都有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社会保障的水平相应也比较高。这说明民主政治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也会给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因为政治家会将社会保障作为竞选的“筹码”，胡乱许诺，相互攀比，导致社会保障的过度膨胀。日益膨胀的社会保障体系会产生巨大的财政压力，削弱企业和国家的市场竞争能力，甚至使整个国民经济因不堪重负而崩溃，最终破坏社会稳定，也反过来阻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持续运行。

除了执政党和政府以外，利益群体的作用也非常巨大。工会组织成为劳工权益的主要代表和推动力量，妇联组织是妇女、儿童权益的主要代表和呐喊者，工商联组织则会直接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的作用，建国后曾一度建有的农会早已不复存在，目前农民没有自己的特有组织，也没有正式的利益群体为农民作“代言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一直得不到重视而被长期搁置，同广大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和“代言人”作为坚强的后盾，恐怕不无关系。

应当看到，社会公共政策扎根于各阶级之间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大众偏好的幻境中。因此，需要我们真正从履行“三个代表”思想的高度来认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尽快付诸实施，以真正体现代表全体人民群众（当然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内）的根本利益，而非仅仅代表某个区域或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

4.文化和心理因素

每个社会无论大小，都必然为自己编织一张知识、信仰、习俗、语言、兴趣、制度和法律的“网”，个人从出生到死去，一直处在这张由社会组成的“网”里，在这里，人的心灵逐渐发展；在这里，人的心灵打上烙印。这就使习俗、宗教、成见、爱好和语言得以发展并永远保持下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不能脱离这张“网”，即不能脱离社会文化和心理氛围的影响。

在我国，儒家思想文化长期以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孝”是儒家价值观念的核心之一，普通老百姓将“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事妻子”作为一种义务，乡村至今还保留着儿子继承遗产与养儿防老的习俗。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甚至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都得到了体现。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家庭为其成员提供经济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和精神上的慰藉，家庭保障在农村保障中起着核心作用。可见，传统文化和现行的土地政策共同强化着农村的家庭保障，政府通过对这种家庭保障的正确引导，一方面使之在农民可以进行一定的社会流动的情况下，维系着农村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使政府有可能集中精力和财力来解决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然而，家庭保障毕竟是一种非制度化、非社会化的保障形式，它的存在不能取代政府在农村实行社会保障政策的义务，而且它也越来越不能适应农业规模化、非农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新趋势。

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和农民的共同努力，也就是说，除了国家财政予以必要的扶持以外，农民自身也应缴纳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可是这种并不为过的要求，却难以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看中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他们希望得到政府的关心，希望政府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以维持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但由于其过于现实的考虑，他们不会付出自认为并不必需的支出。比如在未生病的情况下，农民不愿付钱去配合政府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年轻人则认为养老是件非常遥远的事，几十年后还不知道国家会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因而对参保不感兴趣。农民过于现实的考虑和不愿缴费的心理，往往又被以下两种现象所强化：一是基层政权机构和干部的乱收费，二是一些干部的贪污和腐败行为，它们都加深了农民对政府推进农村社会保险的努力的怀疑和不信任。如果说服农民缴纳社会保障的个人基金，需要较高的社会成本；如果强制农民缴纳，其社会风险将更大。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既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政府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时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既要顾及国家财政和农民家庭的经济承受力，又要考虑非经济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重新认识并充分重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中的非经济因素，有利于我们拓宽目前的研究视野，避免陷入“经济因素惟一论”。全面分析各种非经济因素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的正功能和负功能，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因势利导，逐步建立适合当前国情的、符合社会保障发展趋势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胡传玲。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地方政府管理，1998（10）。

[2]孙光德，董克用。社会保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陈丽洁。从公平与效率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J].学术研究，1999，（8）。

[4]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j童星。社会保障与管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利，1998.

[7]李守经。农村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8]林卿。农村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政策的实证分析与理论思考[J].小国农村经济，1999，（3）。

[9]詹姆斯·G·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0]张原震。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养老现状的调查与思考[J].人口研究，2000，（5）。

[11]万克德。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村养老问题透析[J]人口学刊，2001，（1）。

[12]王生秩。中国政府消除贫困行为[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13]王晓毅。扶贫攻坚进入关键阶段[A].汝信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4]裴晓梅。人口·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浅论老年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社会因素[J].人口研究，2000，（4）。

[15]拉雷·G·格斯顿。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与原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农村经济论文篇4

1.1关于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内外已有诸多研究。从国内外学者有关电子商务发展趋势研究成果来看，大多主要从电子商务规模、电子商务模式、电子商务技术等角度来展开研究。关于电子商务规模的统计与预测，IDC（InternetDataCenter）《全球电子市场模式与预测》报告(WorldwideDigitalMarketplaceModelandForecast)，对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进行分析与预测；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Nielsen)经常调查报告，揭秘全球跨电子商务发展趋势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综述文／曾奕棠境电子商务市场；eMarket对全球电子商务零售业数据进行分析与预测；市场调查公司ComscoreNetworks对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进行过分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电子商务与发展报告》，对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进行统计，对用户进行分区分析；BCG(BostonConsultingGroup，波士顿咨询集团)对全球范围内的企业间电子商务交易额进行统计；ProActiveInternational对欧洲电子商务交易量进行评测；欧盟统计局对欧盟电子商务进行统计统计分析；InternetRetailers用数据分析全球电子商务的发展态势。从国内情况来看，国家统计局、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艾瑞咨询、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等政府机构与研究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国际、国内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统计与预测。例如，IDC在2009年就曾估计2013年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超过18兆美元；中国电子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通过手机进行的支付交易总额将达到3250亿美元；艾瑞咨询预测，2017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将达21.6万亿元。

1.2关于电子商务模式的演化趋势研究

国外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与观点有：美国学者Kalakota和Whinston(1996)创立和发展了电子商务的架构理论，认为电子商务应用模式将趋于变化之中。AmitR.和ZottC.(2001)研究了以交易为中心的商务模式的价值创造问题，认为电子商务模式的演化是基于价值趋动。ProctorR.W.(2009)提出了跨文化电子商务模型，指出未来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跨文化内容的支撑。ZakariaM.(2010)预测电子商务的未来趋势是电子商务与移动应用的紧密结合。Chun(2011)分析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认为建立F2C网络直销模式是生产企业提高市场覆盖率、实现产品个性化定制的有效途径。SawyO.E.和PereiraF.(2013)提出了电子商务模式的VISOR模型，电子商务模式无论如何变化，其核心包括为细分目标客户创造价值(Value)的理念、人机接口(Interface)的体验、能快速交货的服务平台(ServicePlatforms)、面向流程与客户关系的组织结构(OrganizingModel)、所有合作伙伴的收入/成本计算模型(Revenue/Cost)。国内学者叶乃沂(2004)、姚友罡(2010)、吴娜娜(2010)、林炳坤和吕庆华(2012)、龙亚平和杨兴凯(2012)、陶鸿丽等(2013)、马红春(2013)、王慧(2013)等学者对电子商务模式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电子商务模式的变革或发展动向，如F2C模式、B4C模式、BMC模式、O2O模式、F2F模式、SoLoMo模式、网络团购模式等。王慧(2013)指出，C2B模式(即消费者对企业)把以卖方为主转变为以买方为主，为企业打开了通向未来全新商业生态的窗口，未来电商市场C2B将成主流；郄君和李颜鑫(2013)认为，未来电子商务模式主要有B2G、BMC、A2A、B2M、M2C、C2G；王红霞和谷瑞军(2013)分析了云计算环境下的电子商务模式，提出了基于“供应链云的全程电子商务模式、基于“价值网云的第四方电子商务模式和基于“移动云的移动电子商务模式等三种未来的电子商务模式。

1.3关于电子商务技术演化趋势的研究

国外代表性的学者与观点有：Jenkins和Lancashire(1997)早就提出，电子商务时代中介新职能的出现原因是因为IT技术的发展使得供应价值链的细分成为可能，IT技术的智能化是电子商务时代的发展趋势。SawyO.E.(2012)认为，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变革，IT技术依次经历了IT是工具、IT是环境、IT是组织的角色演变，IT日益融入到业务环境之中，高度交互与实时，并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来调节组织工作。FujiiA.(2012)探讨了在云计算技术背景下电子商务的标准化演进。EduardS.(2013)等认为一些关键技术，如云技术、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等的发展与升级换代，推动了新兴电子商务市场的产生。国内学者俞建华(2010)、崔聪聪(2012)、黄景贵(2012)、冯毅(2011)等对电子商务技术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得出云计算、大数据等网络新技术会对网络生产、生活产生革命性影响，电子商务的未来发展应着眼于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动向。

2、关于电子商务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的研究

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个维度：

2.1从电子商务经济学的角度

探讨电子商务的经济学意义，其中也包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ChoiS.Y.等(2000)出版了《电子商务经济学》一书，对电子商务与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电子商务在经济活动中起到了中介作用。StahlD.O.和WhinstonA.B.(2000)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电子商务，认为电子商务为交易双方提供了一个买卖数字产品的市场。SomalS.A.(2004)对中东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能显著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能力。GolubicD.等(2006)从技术、标准、经济发展、社会影响力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克罗地亚电子商务发展极大的促使了社会经济的增长。HashimS.等(2012)分析了巴基斯坦的电子商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本地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也从经济学的角度，开始探讨电子商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蒋兴明(2001)、卢永刚(2005)、张红历等(2010)、杨坚争等(2011)、余世英(2011)、桂学文(2013)等的研究均表明，电子商务促进内需增长，电子商务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电子商务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电子商务促进制造业升级改造，电子商务促进创业与就业。

2.2从电子商务与农村经济关系的角度

探讨电子商务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基本上都认为电子商务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如：如可以降低涉农企业的管理成本、降低涉农企业的采购成本、降低农产品的销售成本、简化农产品商务交易流程、提高农产品商务交易的服务水平与效率、促进农产品经营管理模式变革等。王景河(2004)指出，电子商务能够加快农村经济建设，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徐先海(2007)认为，农村电子商务的正常运行将会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和农资产品的流通矛盾，引导我国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王红等(2014)指出，电子商务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表现为：加快信息传播速度，提升农村网民的综合素质；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利润；开阔视野，增加商业机会；解决就业问题。

3、现有研究的简要述评

农村经济论文篇5

面对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农村经济管理也做出了相应的措施，使得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和缓解，改善农村教育条件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统筹城乡发展，落实付出政策；发展现代农业，强化科技保障；加强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正是这些管理手段，采取了这些管理形式，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得到了促进。

1.1改善农村教育条件，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农村基础教育条件有所改善，在农村建立起正规的中小学，推广义务教育，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使得适龄儿童都有学上，上得起学，在初等教育上跟得上，打下文化基础，为农村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不会因为没钱上学而错过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对于农民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1.2统筹城乡发展，落实扶持政策切实落实“三农”政策，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新技术、新人才，把经济建设作为核心，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拓宽销售渠道，打通城乡合作，积极帮助农村居民早日步入小康行列。

1.3发展现代农业，强化科技保障结合科技的发展，将新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中，改变农村现状，用科技实现高产，在良种培育、防虫防害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机械自动化等节省了劳动力，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引入新技术，用科技的力量推动新农村经济发展。

1.4加强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如此才能稳定、可循环，保证经济发展不占用下一代生活资源，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要重视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1.5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在农村经济发展之初，没有完善的农业机制，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没有多渠道的信息资源，销售渠道少等问题难以解决，需要政府等部门的支持，加大农业投入，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完善生产机制。

2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对于农村经济发展中长久存在的制约问题，农业经济管理都提出了相应有效的管理方法，对于农村实际需求做出了详细的分析，要采取积极的管理手段，确实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让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制度的保证、提供理论的引导、解决其制约问题，令农村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

2.1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了制度保证在农业经济管理下，结合农村现有条件和经济情况，农村经济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制度，产生了切合实际的发展模式。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制度的保证。规范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行为，使得农业的发展满足农村经济的需要，农村经济的发展行为得到良好科学的规范，保证农村经济发展效果。优化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使得农业的发展具有合理的制度保证，采用优化的制度才能最大化的发展经济，保证农业生产的质量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使得农业的发展得到有效的管理，经济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在农业经济的管理下，农村经济发展得到制度上的保证，农村经济发展有了高水平的发展。

2.2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在应用方面，农业经济管理也对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有了明确的引导，农村经济有目的性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农业经济管理明确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地位，明确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占有重要组成成分的农村经济，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重点发展，明确经济地位，更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2.3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了制约问题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制约问题，然而农业经济管理为这些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或者缓解了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农业经济管理实现了农村发展方案的合理规划，为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科学有效的发展方法，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农村发展资源的有效性，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节约人力物力，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快速。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