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范文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法性质；民法基本原则

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构建和谐社会将是党和国家长时间内的重大战略任务。正如主席指出的“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公正，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民法的基本原则和性质与和谐社会这些基本特征和要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实施民法，崇尚民法的性质，坚持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民法的性质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作用

（一）民法是人法。崇尚民法这一性质，有利于我们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任何部门法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着眼点应该是人。民法是民事主体之间利益关系法制化的法律，以对生存的人确立以人为根本出发点，并以人的彻底解放为终极关怀。所以，民法是人法。充分认识民法的人法性质至关重要。首先，民法在整体上是一个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典型的人，民法是为人立了一个法。民法中民事主体制度是人在民法上的缩影，民法关于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即关于人的民事主体资格的规定，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又是人能够享有民事权利的范围。民法规定了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及自由权等人格方面的权利，是人成为社会及法律关系的主体的基础和前提。民法同时又规定自然人的亲权、配偶权、亲属权等身份权，以确立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法还规定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方面的权利即物权和债权等，以谋求人的发展和进步。民法规定这么多的民事权利的目的在于鼓励现实中的人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获得法律规定的全部权利，希望人们都能够追求幸福，达到幸福的境界。从终极的意义上讲，人人皆可以达到民法人的境界，民法为民事主体展示了一种自我解放的“大道”’。其次，民法上的人是一个理性的社会普通成员，他们在有意思能力的前提下，遵循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追求人格独立，人格完善，充分开发其智慧，大力进行创造性活动，争取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谋求自身以及人类的福祉。最后，民法上的人是市场经济基础上诞生的人，市场经济是民事主体的舞台，市场经济关系主要采取民事法律关系的形式，市场交换的主体只能是民事主体。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民事主体发育、成长的摇篮，民事主体是市场经济关系内在本质属性的体现。所以，民事主体在市场经济关系中就位，而行政主体应该从市场经济关系中退位。民法是一个用人的声音宣布的时代文明，是人的理性设计的法律大厦。在此基础上民事权利才能正确界定，市场行为才能正确规范，民事责任才能真正落实，社会秩序才能合理建立。从而，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社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人的觉悟得到极大提高，这些方面都促进了人的发展和解放，使民法的最高价值即正义得到实现。

总之，民法作为人法，为人的自由发展和相互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制化进行了科学的构建，使市场经济获得了一套完整的基础法律体系和成熟的法律模式。充分认识和提倡民法的人法性质，能够使我们确立一切“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人、关怀人、爱护人，对于和谐社会的创建无疑有着重大的作用。

（二）民法是市民社会的私法。崇尚民法这一性质有利于市民社会秩序的建立，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尊重权利，保护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

民法是市民法。民法是调整市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是市民社会的法。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对立的体系后，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市民社会属于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而政治国家则属于普遍的社会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社会中每一个独立的人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又是政治国家的成员。在市民社会里，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市民就是私人在政治国家里，人在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所确定的范围内，为自己的利益进行各种活动，国家政权不去干预。可见，在现代社会，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法，是相对政治国家而言的，民法是调整私人利益的法，纯属“私”的范畴，属于私人的事务，国家的权力不得直接干预，只有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国家权力方能进行适当的干预。充分认识和提倡民法的市民法性质，就应该禁止和遏制国家行政权对市民社会的侵害，市民社会的正常社会秩序，保障市民社会在遵循立法者意志安排的规则下安详和谐地发展。

民法是私法。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法律最基本的分类。其中，公法是规定国家公共利益，调整国家生活关系的法，是调整以命令服从为主要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而私法则是规定私人利益，调整市民社会生活关系的法，这一理论将人类社会区分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个领域。人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人作为国民，在国家生活中必须服从国家的统治，而人作为市民，在市民社会生活关系中则是彼此平等、自由的。依此，公法是调整国家生活关系的法，私法则是调整市民生活关系的法。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自然应当归于私法范畴，认识民法的私法性质，一方面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必须打破政府指令及其他有碍市场运行的行政命令对经济主体的束缚；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市民社会关系中，确立私权神圣，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由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把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生活关系的干预限制在维护市民社会的秩序、安全、公正之必要范围内，防止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生活的侵扰及不正当的干预，维护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活力，激发人们谋求幸福的积极主动性，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繁荣。

总之，认识并崇尚民法的私法性质，有利于民事主体权利的实现，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繁荣与发展，有利于限制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随意侵害，为市民社会生活创造出良好的法治环境，对于市民社会的良性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创建有着重要作用。

（三）民法是权利法。崇尚民法这一性质，有利于协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私权的保护和实现，为和谐社会的创建创造良好的权利空间。

民法是权利法，是由民法的私法性质所决定的。民法作为私法，它调整以平等自愿、协商一致为特征的市民社会生活关系，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对私权的维护，调动市民社会成员进行民事活动的积极性，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生活的繁荣。由此也就决定了民法的权利法性质，民法以权利为中心构建其规范体系，在规范形式上多采用授权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民法是权利法，必须确立私权神圣原则。私权神圣是指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受法律的充分保护，不受任何人以及任何权力的侵犯，不依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在市民社会里“私权”是每个社会成员或组织的基本权利。这里的神圣是指私权受法律的特别尊重和充分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犯，民法以保护私权为己任。

总之，崇尚民法的权利法性质，可使国家承担起尊重和保护私权的义务，加强对私权的保护，防止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不当干预。有利于人权的保障和实现，有利于人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可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创造良好的权利空间，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营造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和谐的市民社会秩序。

三、民法基本原则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作用

（一）遵守平等原则，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平等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就必然要求法律赋予民事主体平等的地位。平等原则的含义是，任何民事主体在民法上都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彼此互不隶属或依从，任何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没有大小之分，高低之分和贵贱之分，任何民事主体依法取得的民事权益都同等地受法律保护。任何民事主体非法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原则赋予民事主体平等的民事权利，反映了民法的人法的根本属性。市场经济是最基本、最普遍、最大量的民事关系，市场经济关系即商品交换关系，商品交换关系的参与者各自具有自己的利益。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所以，只有社会成员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易，才能实现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讲平等就必须反对特权和身份，使社会的所有成员同受普遍性法律的约束。遵守平等原则，有利于和谐社会民事活动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二）遵守意思自治原则，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交易环境，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市场条件。

西方国家的意思自治原则，即我们所说的自愿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自主参与市民社会生活，管理自己的私人事务，在不违反国家强行法的情况下依自己的意志安排私法关系，不受国家权力或者其他民事主体的非法干预。意思自治原则是民事主体意志独立、利益独立的必然要求，也是平等原则的表现和延伸，民事主体只有以自己的真实意志自愿地设定权利义务，才能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自愿意味着自由，是以平等为前提的，当事人只有地位平等，各方才能有独立的意志，才能有意志自由，才能自愿地决定自己的行为。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可以自主决定各种事项，只要其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具有法律效力。但在现实生活中，违背意思自治原则的行为和实例到处可见，特别是一些具有垄断地位的行业如电讯行业，交易中违背消费者意志，强行交易，影响社会生活正常秩序和社会的稳定。所以，遵守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贯彻和遵守意思自治原则，对于建立一个和谐美满、井然有序、繁荣兴旺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打下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

诚实信用原则原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种道德规范，后来上升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商品经济是一种以利润为诱导的为他人而生产的经济形态，利润最大化是每一个经营者追求的目标。在这种追求利润的情况下，一方面使商品生产经营者紧盯市场，瞅准时机，尽可能多地和尽可能好地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利益最大化又可能使商业上的欺诈蔓延和猖獗，使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就认识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的提高，商业上的投机，欺诈所造成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欺诈造成了消费者对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不信任，损害了商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严重地阻碍着商品经济自身的发展，诚实信用是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等不道德行为的对立物。为维护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须把诚实信用由道德规范上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原则，它不仅具有“语义”上说的含义即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要诚实，不弄虚作假，不欺诈，要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进行正当的竞争，而且它还具有“一般条款”说的含义即基于民法的正义公平或分配合理的立法精神，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维持双方利益的平衡以及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社会生活规则。在此方面，它要求民事主体应当善意地行使权力，以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方式来获取私利，不得损人利己，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包含了公平的含义，它具有超乎法律条文规范的抽象性，贯彻正义，公平和分配合理的精神。可见，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目的在于反对一切非道德的、不正当的行为，维护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与安全。在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还不甚成熟的今天，市场交换领域存在着大量缺乏诚信的现象，形成市场缺乏诚信的社会弊端，造成社会经济秩序在一定方面的混乱，这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商品房的买卖中存在着大量的虚假成分，在广告的宣传上，商家和厂家对产品广告随意扩大宣传，欺骗消费者，更为严重的是假冒伪劣和盗版行为的猖獗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成了不治之社会顽疾，难以根绝。所以，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社会生活在各方面都能井然有序，使我们的社会在各方面都能和谐地得到发展，就必须在全社会领域崇尚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一切进入市场的民事主体都能切实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共同创建一个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打下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

四、结语

从民法的性质来看，民法作为人法，为人的自由发展和进步做了科学的构建，充分认识和提倡民法的人法性质，对于确立“以人为本”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建设融洽的市民社会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是私法，民法调整的是市民社会中属于私人领域的法律关系，充分认识和提倡民法的私法性质，有利于限制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非法干预，为市民社会生活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利于市民社会中成员的权利的实现。民法是权利法，是一部写着人民权利的书，认识民法的权利法性质有利于加强对私权的保护，有利于人权的保障和实现，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创造良好的权利空间，使社会每一个成员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营造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的社会秩序，使民主法治得以实现。坚持以人为本，保护私权，使主体的民事权利在极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也就促进和鼓励了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

总之，我们认识和崇尚民法的人法性质、私法性质和权利法性质，坚持民法的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我们创建和谐社会，实现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章礼强民法精神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4月第19期

[2]朱向东民法精神的复兴与中国的现代中国民航学院学报,1998年2月第5期

[3]尹长海论民法理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6月第14期

[4]史尚宽〈〈民法总论〉〉台北正大印书馆1998年版，第54页.

[5]魏振瀛〈〈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至28页

[6]王泽鉴〈〈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至32页

[7]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社会与法范文篇2

关于法学分类方法，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以来，就长期影响着大陆法系各国法律部门的定性。私法与公法之间的区分成为法律体系化的基础.（注：[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作为制度的结果，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已形成了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并因此形成法学的体系。就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从法所保护的利益为标准，凡是有关公益的法为公法；有关私益的法为私法。从法律关系的主体为标准，凡以国家或公同团体的一方或双方为主体而规定法律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私人相互关系的法为私法。从法律关系的内容为标准，凡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与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而规定公民相互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理念的变化，西方国家的法学家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并将社会法视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法，法律并未作明确规定，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从各国学者对社会法的研究和理解看，社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法是指为了解决社会性问题而制定的各种有关社会法规的总称。它是根据国家既定的社会政策，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法律，以保护某些特别需要扶助人群的经济生活安全，或是用以普遍促进社会大众的福利。将所有有关社会法规集合在一起，便被广泛地称作社会法或社会立法。（注：陈国钧著：《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12页。）“以维持这种社会经济弱者阶层的生存及其福利的增进为目的的诸法律在学术上按体系分类，称为‘社会法’，并被试图加以体系化。”（注：[日]星野英一著，王闯译：《私法中的人》，《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而狭义的社会法，通常是专指社会保障法。

德国是较早提出社会法概念并制定了《社会法典》的国家。对社会法的概念采取了狭义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兴起，德国试行了工业社会化政策，并开始了社会法的研究。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法，在德国同样存在着分歧。有人称社会法是调整对收入（如工资）、个人待遇不足或其他特殊负担及损失进行平衡的社会支出以及与之相关的预防和改正措施的法律部门。它还应包括对“社会弱者”提供机会的有关法律以及有关社会救济的基本保障法律。（注：《中德劳动立法合作项目成果概览》1993—1996，第264页。）还有学者参照联合国第22条的规定来定义社会法，该条款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有权享受必要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以符合其人格尊严和促进其个性发展。”因此，将社会法理解为消除社会不公平和不平等待遇的法律。（注：《中德劳动立法合作项目成果概览》1993—1996，第264页。）由于认为前者对社会法的描述不够精确并过于武断，后者对社会法的定义过于宽泛，因此这两个定义在德国都未被普遍接受。更多的学者是从《社会法典》的规定来定义社会法，该法典第1条第1款规定：社会法典为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应有效调整社会福利支出（包括社会救济和教育性救助）。它应协助、保证符合人之尊严的生活；为性格之自由发展创造平等的前提条件；保护家庭并促进和谐；保证自由选择就业方式以谋取生活费用；消除或协调生活特殊负担。从社会福利支出的意义上去理解社会法，则社会法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其他调整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如劳动法和租房保护法，尽管它们的宗旨也是为了保护社会弱者，但也不包括在社会法中。因此，在通说上，德国的社会法就是指社会保障法，两个概念是可以整理的。

在法国和日本，社会法的范围比德国要宽泛。法国一般认为社会法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在日本，社会法的研究和发展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法究竟是一种法律观念，还是根据这种观念制定的法律，都曾经引起过争论。最初，在学者的心目中，社会法一词意味着：修正以个人的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等为基本原则的近代资本主义法的新的法学理论；根据这个修正理论而制定的法律，不属于私法、公法等任何一个旧的法律部门，而成了新的、第三个法律领域。劳动法是其中的典型并得到了发展。随着日本进入战时体制，社会化思想迅速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法在日本重新得到发展，现在，社会法一词，通常被学者非常实际地肯定为对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总称，或者指社会保险及有关社会事业的法。（注：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国外法学知识译丛？法学总论》，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在英美国家，社会法通常作较为广义的理解。在英国，社会立法被解释为对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立法的统称，例如涉及教育、居住、租金的控制、健康福利设施、抚恤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工厂法属于社会立法。（注：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33页。）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在其所著的《Sociallegislation》一书中对社会法的定义为许多学者所引用，他指出：“我们今天所称之‘社会法’，这一名词的第一次被使用是与俾斯麦的贡献有关，他在1880年代曾立法规定社会保障，以防疾病、灾害、残废、老年等意外事故。其立法意义一是为了保护在特别风险下的人群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大众的利益，我们今天使用这一名词必须包括这两方面的意义。”（注：HelenI.Clarke：SocialLegislation，（1940），P117.）海伦？克拉克实际上也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论述社会法。就狭义而言，社会法旨在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是为保护经济弱者而制定的各种社会安全立法，如工业革命以前的济贫法，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会法、工厂法、社会救济法、社会保险法等；就广义而言，除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外，还在于预防社会问题，凡以改善大众生活状况、促进社会一般福利而制定的有关法律，都属社会立法范畴。

我国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法的性质的认识，除了强调法的国家意志性、强制性、规范性、概括性外，还特别强调法的阶级性，相对而言技术性的规范考虑得少一些，并一直以来否定社会主义法有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我们不承认任何‘私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注：《列宁文稿》第四卷，第222页。）因此，我们没有公法和私法的区别，也没有关于社会法的明确提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理论研究上开始突破各种界限，以公法和私法作为法学分类方法又开始为人们所提及，并开始提出建立社会法的设想。如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中，就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主要由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三大部分构成。就社会法的研究，许多学者已经明确将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等在内的法律部门定位于社会法。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委员长在其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法律部门的划分问题，“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关于什么是社会法，委员长的报告将其界定为“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上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

社会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概念，它究竟是一个法律部门，还是一种法律观念，或是一个新的法域？人们的认识有较大分歧。上述官方文件将社会法看作是一个法律部门，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并列，并明确了社会法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但如此一来，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成为了社会法的子法，而非独立法律部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又变得模糊和复杂化了。笔者认为，将社会法看作是一个法域更为合理，从社会法产生以来，关于社会法涵盖的内容就未有定论，各国大多将其看作是公法与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这样有助于法学的分类和探求法的发展轨迹。至于社会法应当作狭义的、中义的还是广义的理解，亦即社会法是指社会保障法，抑或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还是前两者外还包括环境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笔者认为，前一种理解过于狭窄，忽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联系，而后一种理解又过于宽泛，容易模糊社会法和经济法的区别与界限，因此，应当将社会决定位于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二、社会保障法是最典型的社会法

社会法概念的出现，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思想与文化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法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能脱离社会的土壤和环境。法与社会的交融是现代法发展的一个特征，社会法的出现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出现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什么是市民社会？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对市民社会下了这样的定义：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注：黑格尔著，范阳、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4页。）黑格尔所谓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等同，“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注：黑格尔著，范阳、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7页。）在市民社会出现以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限于国家，不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主的和自发性的社会主体，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诸法合一”，国家是法律的制定者和受益者。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促进了完全市民社会的出现，其充分改变了国家与私人的关系。私人成为独立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国家从原来的权利主体演变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市民社会对法律的影响体现在私法的出现以及其后的高度发达，出现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即所谓二元法律结构。二元法律结构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下形成的。“二元法律结构相对于古罗马的公、私法概念性分类，是结构性的升华，相对于中世纪，是对权力—义务一元法律结构的否定，它的实质和功能，在于维护市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注：刘楠：《论公、私法二元结构与中国市场经济》，载《民商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二元法律结构中，无论私法还是公法，其目标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手段是保障权利和限制权力。“二元法律结构表现为保障权利和限制权力的功能，这也是私法与公法区别的价值意义。”（注：董保华：《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这种法律结构的背后，充分体现了个人本位的法思想，这种思想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

显然，私法的权利（Right）和公法的权力（Power）是一对矛盾体。公权力的扩张和膨胀是其本性使然，私权利的极度保护同样会危及社会的公共利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法概念的出现，正是在这些矛盾难以协调中提出的。

从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分析，市民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作为单位所组成的联合体。黑格尔给市民社会总结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市民社会的个体，是一个以满足自己欲望为目的的自利主义者，他不在乎别人的欲望是否得到满足；二是作为一个联合体，彼此之间必须相互依赖。“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8页。）这种市民社会的特色是，在这个社会中，一切东西，包括劳动力都成为了商品，所有的东西都待价而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市场式的关系，人们所争取的是自己的利益，与别人交往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交换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市民社会的逐利性与寻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

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规律看，自亚当？斯密提出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资源配置得到最大效益这一经济学的重要命题以来，市场就成为了自由竞争时期决定生产、交换和分配各个方面唯一手段。基于自由竞争的理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就是促进了社会利益。（注：萨缪尔逊：《经济学》（第12版）下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689页。）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源泉在于个人的行为中，个人自由发挥才能的天地越大，社会的进步越快；相互竞争的个人与社会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和谐。因此，要增进社会利益必须以充分实现个人利益为前提，法律也必须以保障个人利益为目标，保障个人利益和权利的实现。

然而，市场经济并不如同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认为那样万能的，市场本身并不可能使个人利益总是与社会利益自然地协调一致。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以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凸现，自由竞争导致的垄断反过来大大限制了自由竞争，个人利益不仅不能与社会利益相一致，而且还会直接危害社会利益。例如，公共产品的生产因为缺乏竞争性和利润导致无人问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与社会追求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目标产生矛盾；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与私人盲目追逐利润导致生产无限扩大，造成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难以化解，个人价值取向和社会价值取向的矛盾不可避免，这些现象都是市场失灵所导致。人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并非完全一致，纯粹的市场并不能解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个人利益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且个人利益是要由社会利益来为之提供实现的外部条件。

市场失灵产生的负面影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促就了国家干预理论的诞生.国家不能再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是要运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在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时，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对不利于社会利益的行为加以限制，以保护和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表现在法律上，出现了所谓“私法公法化”过程，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弱者利益出发，国家越来越多地干预传统的私法领域，最为典型的为劳动法，国家干预雇佣劳动关系的结果，使得劳动法逐步脱离民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使劳动法除去了传统私法的内在本质。社会保障法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一项重要法宝，自19世纪末在德国诞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与现代市场经济伴生的重要法律制度。这些法律既不属于传统的公法领域，也不属于私法领域，被认为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独立领域，即第三法域，又被称为社会法。由此，在法律结构上就出现了公法、私法、社会法并存的三元法律结构。

社会保障法作为典型的社会法，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利益是人们需要社会转化，它反映和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利益背后，都隐藏着特定的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利益，就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现代社会，社会利益是“公民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和需要。”（注：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对市场经济中公平问题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它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普遍需求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共同价值取向。如果透过法调整不同利益阶层背后的社会关系来分析法的取向，则一般认为，调整国家利益的为公法，调整私人利益的为私法，在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存在的社会利益，则是公法和私法所无法完全调整的，这需要由社会法来调整。社会保障法以谋求社会利益为己任，其与国民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家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为了谋求国民生活普遍获得安全保障，免于生活资源之匮乏而濒临于危险，并实现一种安康的、幸福的生活。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大众为获利对象，充分体现了其社会利益的本性。

（2）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公平为其价值追求。实现社会公平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实现社会公平源于人们对平等的追求，而现实社会中，绝对的平等是难以做到的。一方面，每个人明显存在智力和体力的差异，另一方面，人们的背景和掌握机遇的不同，使得弱势群体享有成功机遇相对较低。平等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理想，重要的并不是是否能够达到完全的平等，而是追求平等的过程。罗尔斯（JohnRawls）在其《正义论》中，明确提出社会正义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平等和公平是达到该目标的工具。在罗尔斯看来，社会正义的问题就是社会中分配的公正。他认为，个人是社会的，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于个人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合理的社会结构是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极为重要的条件。朗斯曼（W.G.Runciman）在《相对劣势与社会正义》一书中进一步提出，分配社会福利的三个基本标准应当是需求、功绩和对共同福利的贡献。“在一个正义的社会，必然有财富的不断移转，从最富有的移转到最贫穷的人，除非在最贫穷以上的人能够根据上述的原则来证明他们拥有较多财富的权利，在缺乏这些特殊条件时，其财富移转逐渐向中间平均数回归。”（注：W.G.Runciman，RelativeDeprivationandSocialJustice，Penguin，1972，P316.）在追求正义和公平的目标中，社会保障就是一项重要的制度。社会保障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是社会保障的运作，是国民收入的一种转移，即从高收入者转移到低收入者，从健康者转移到疾病者和残疾者，从家庭负担轻者转移到家庭负担重者等，这种转移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建立在社会公平之上。因此，社会保障法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其价值目标的，其通过各种社会立法以保障公民的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谋求人类对美好生活期待的实现，既保障人们在各种意外风险出现时的基本生活，又能保障社会大众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使人类社会共同迈向文明与进步。

（3）社会保障法以强制性作为其实施手段。在私法领域中，涉及的是私人之间的关系，以私法自治为其基本原则，在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基础上，私人之间可以任意创设合同的内容，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约束力。权利人可以通过放弃权利而为自己消除义务或消除对方的义务，义务人可以通过履行义务而为自己实现权利。在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中，既包括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个人、单位与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之间的关系等，在这些关系中，既有个人（包括法人或单位）之间的关系，也有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社会保障的实施完全建立在立法强制性的基础上，不允许当事人之间自由设立权利义务。如就社会保险而言，凡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参加投保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必须参加保险，当事人没有任意选择的权利，也不能任意退出保险，保险的险种和保险金的缴纳也必须按法律规定执行，不能由当事人自由协商。社会保障法正是通过立法的强制，对涉及的各种关系进行调整和规范，以使其符合大众的利益，实现社会保障制度所追求的目标。

三、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关系的再认识

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同属于社会法的范畴，两者是最为邻近的两大部门法。就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目前国内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有认为劳动法包括社会保障法，有认为社会保障法包括劳动法，还有认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相互交叉。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呢？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是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保障法的核心内容社会保险法就是建立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在劳动法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产生的。从学说上分析，一般认为19世纪末德国俾斯麦颁布的有关劳工保险法律是社会保障法的开端，而这些劳工保险法律的出现却是与保护劳动者劳动权为中心的劳动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号召下，自由主义、重商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形成了以都市为中心的工业社会。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和沦落的手工业者成为了工厂中的劳动者，集合在一起从事各种工业性的社会劳动。而工业劳动客观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劳动风险，劳动风险的客观存在迫使劳动者采取各种办法来抵御风险。最初，遭受意外的劳动者主要通过家庭、亲友的帮助或本人的储蓄来解决生活困难。之后出现了一些劳动者互济组织，大家共同出资形成互助基金以防止风险的出现。但这仅仅是杯水车薪，并不能真正解决遭受意外的劳动者的生活困难。非但如此，劳动者生存状况的恶劣已成为当时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由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奉行的是自由放任主义，雇佣关系被视为纯粹的私的关系，国家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尽管在法律规定雇佣关系双方地位平等，但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对于经济弱者的劳动者来说是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的。在自由原则之下订立的雇佣合同非但不能使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有所改观，反而是越来越恶劣，劳工问题日益突出。19世纪初，英国率先将劳工问题纳入立法议程。1802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学徒健康及道德法》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限制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法律，被认为是现代劳工立法的开端。劳工立法很快从英国遍及欧洲各国，涉及的内容从工时到工作场所、劳动条件、安全卫生等。对于劳动风险，国家鼓励设立各种共济团体。如1854年德国普鲁士立法规定应设立共济基金，并授权地方官署强制工人与学徒加入共济组织，以防不测之风险。此外，立法也进一步扩大了雇主的责任，规定雇主对雇员的疾病有照顾的责任，并强制雇主对职业病、工伤等负损害赔偿责任，但当时的雇主责任主要以过失责任为前提，也就是说，劳工权利在私法领域是无法得到真正保障的，即使是后来无过失责任制度的建立，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劳工问题。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工问题不仅仅是劳动者个人或某一雇主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解决，这就需要借助于国家力量，通过国家立法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来解决劳动风险问题。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俾斯麦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保险法，从此开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法的历史。20世纪以来，特别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社会保障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得到迅速的发展，并赋予了其全新的内容，社会保障不再是传统社会的局部的、有限的社会活动，而是一项面向全体国民的社会制度；它的内容不仅仅是满足国民因生存而需要的单纯的物质生活保障，而且还涵盖了增进人们精神生活和个性发展的各个方面。可以说，社会保障法是在劳动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其后的发展又大大突破了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的界限，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社会与法范文篇3

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系，需要将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与冲突后果的破坏性降低至最低点，而排解社会冲突的核心机制与效率机制是进行有机的社会整合，即在矛盾、分化、冲突的社会主体间进行资源、机会、利益的调适、妥协与再次分配，通过社会合作使强者与弱者、富者与贫者共存共荣、互惠互利、和谐相处。社会整合包括利益整合、力量整合、秩序整合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利益整合是指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在各社会主体的合理承受力之内，社会利益心理健全；社会力量整合是指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国家力量、私人力量、集体力量、群体力量达到相生相融状态，边缘力量与边缘群体的形成得到了有效控制；社会秩序整合是指公共秩序与私人秩序、国家秩序与民间秩序、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强者秩序与弱者秩序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状态，不是相互间的压制与控制，而是彼此间的共存与吸收。

经济法与社会法共同担负着社会整合的法律功能，并且在功能上相互配合。

（一）经济法承担着发展性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法承担着保障性社会整合功能

就经济法承担的发展性社会整合功能而言，在经济法的制度设计中，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得到法律保护并且要求保持高效、持续的运转，一方面，国家在市场化指向下运用各种政策促动工具，发挥各种能动作用，为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公平、安全发展提供动力与支持，使国家在市场机制中内化为一种发展力量；另一方面，国家帮助市场克服其自我颠覆倾向，市场难以自身矫正的缺陷被借助于国家之手得到治理，市场秩序在国家与市场的合力中得以维持。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是具有分化倾向的，优胜劣汰、强胜弱出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但经济法并不因其导致社会分化的趋向性与规律性而对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进行否定，而反过来是对这两种机制进行保护与强化，目的在于使可供社会分配的资源与产品得到更大的丰富与更多的增加，使实现社会再分配与社会公平具有前提与条件上的可能性与保障性。经济法的发展性整合功能还表现为国家在社会分配中的资源安排能力与财富调节能力。国家可以通过预算安排、计划实施、财政转移性支付、政府控制价格等方式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安排，使经济力的配置符合社会整合的要求。国家还可以通过收入税调节等手段赋予富人更多的社会义务与社会责任，使其负担更高的社会安全成本与社会秩序成本，目的在于使富者与贫者达成一种建立稳定秩序的合作与通约。因为不与贫者合作，富人的财富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由于每个人都依赖于一种合作体系，没有这种合作，所有人都不会有一种满意的生活，因此利益的划分就应当能够导致每个人自愿地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们。”①

就社会法承担的保障性社会整合功能而言，社会法的社会正义主张中，社会成员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性的法律制度支持。社会分化中的弱、贫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性和结构性的社会病态现象，而这需要有稳定的法律治理机制。社会法的目的与机制之一就在于对弱者与贫者提供法律上稳定的补给、救助与支援。社会成员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机会的分配，而机会分配又取决于社会成员获取机会的机会实力。就社会成员机会实力的原始分配状态而言，因智力、体能、性别、年龄等各方面的自然差异，社会成员的原始机会实力是不平等的，而社会正义指向要求保障社会成员具有基本的发展机会实力。因此国家与社会应当对社会成员提供获得普通机会实力的制度安排，这种普通机会实力的获得必须依赖教育、医疗、体育等方面法律制度的保障性供给，而这也正是社会法的重要功能内涵。

（二）在实现社会实质公平方面，经济法的积极公平观与社会法的消极公平观相互协调

公平是人类与社会的道德容器与利益容器。作为道德容器，公平是社会承受差异与区别的道德底线，控制着人们的选择心理。作为利益容器，公平是社会分配水平的均势与平衡机制，控制着社会分配的溢出效应。经济法与社会法都强调结果公平与实质公平的法律实现，但两者有积极公平观与消极公平观的区分。

就经济法的积极公平观而言，经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发展公平观、发展促进观，强调在经济更快发展过程中用发展来积极、动态地解决社会分化矛盾。经济法强调发展要考虑弱者的付出与整体的和谐、合作与依赖，弱者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强者的支持与合作，强弱之间的利益流动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经济法对优劣、强弱的评价是其不至于对市场机制造成破坏与损害，使市场机制继续发挥效率甚或效率更高。但经济法并非不考虑弱者的利益，只是经济法非因扶弱而抑强，而是为了更强而扶弱。

就社会法的消极公平观而言，社会法的公平观主要关注对已形成的弱势群体的保护与扶助，是一种弱者保护机制，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平均正义立场。社会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对弱者保护的利益倾斜观，其目的在于避免利益的边缘性，控制利益边缘群落的形成，使社会利益心理控制在道德与秩序的承受底线之内。

（三）在社会总体性法益目标中，经济法的经济效益目标与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共同并举

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快速、公平、安全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从制度补给上排除市场障碍，界定财产经营收益的归属和成本的分配，合理分配企业的增量利益分配权及相应的企业控制权，保障竞争机制的功能主导性；另一方面又从制度能动上直接诱导经济增长，发挥政府在资源与信息上的能力优势，通过将宏观调控政策置换为法律而发挥功效。在促进经济公平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注重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经济法制手段尽可能消弥地区之间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现象，达到地区发展公平目的；另一方面，注重控制由于个人自利性的极度膨胀和竞争者的实力差异而给竞争机制带来的损害，通过竞争法来保护竞争公平。在促进经济安全发展方面，经济法着眼于整体经济秩序的协调，通过对市场准入控制、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适度限制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从国家的视角建立一种成本较低的监控与保护机制，维护市场的基本秩序与交易安全。同时经济法建立的宏观调控法律机制，通过对经济增长、经济调节、经济管制的法律补给作用，合理配置与市场适当的国家经济资源，营造符合国家整体安全的宏观环境。

社会法的产生直接导源于社会问题，“社会法的宗旨是弱者救助、反歧视与倾斜保护，”[2]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社会效益通常是作为与经济效益相对的一个概念，“社会效益的外延十分广泛。就法律的效益价值来说，至少包括着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等。”[3]社会效益越高，表明社会公众分享社会成果的机会越多。就社会法这一特定语境而言，社会效益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些指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也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数量与质量水平的评价尺度。

就一个社会而言，其总体性的法益目标中，既需要经济法的经济效益目标，也需要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

注释：

①[奥]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