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范文篇1

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何以作为

虽然文明之初，地理障碍曾极大地限制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一旦文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不同民族之间有了相互交往的条件，原本“特立独行”的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便开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事实上，在持续的民族融合进程中，我国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借助对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优秀因子的吸收而不断丰富与更新自身，并随着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而持续发展。武术的形成发展便大量吸收了华夏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的武技内容。早在远古时期，各个民族便有了源于生存之需的原始武技，只是与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民族相较而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周边民族生存于更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加之狩猎、放牧等有别于中原农耕的生产方式等因素决定了他们拥有精湛的武艺技能以及更为浓烈的尚武精神。因而，在中华武术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少数民族的武艺内容通过文化交流往往成为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武术的形成、发展中起着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古传说中与黄帝交战的九黎族部落首领蚩尤被视为“战神”、五兵的发明者及角力的开创者即是明证。[1]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明清这几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频繁，体育活动也广泛接触，相互吸收、融合。元朝武术的发展即深受其惠。即便元统治者多次推出禁兵令与禁武令，严禁南人、汉人习武，武术的发展受到束缚。然而元士兵来自不同的民族，其军队编制客观上使各民族不同风格的武技交汇在一起。同时，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及随后的统一使得沙陀、党项、契丹、女真及其他色目人，连带从中亚、西亚迁来我国的不同民族所形成的回族，与南人、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一个各民族武技广泛交流的大熔炉，致使元朝武术并没有因禁武而停止发展的脚步。[2]应该说，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除了靠自身不断积累、创新，异质体育文化的冲击、启发与补充无疑促使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壮大。正是华夏大地上56个民族之间、中华民族与国外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实践，在相互取长补短中融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与智慧，才形成了今天根深叶茂、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不仅如此，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为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我国民族体育文化以悠久而绵长著称，但其中也曾有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一度失传，幸而文化交流屡建奇功，“失传”的民族体育文化在当地失传之前已传播至异地并生根发芽。当体育文化交流再度发生时，外传的这部分体育文化就有机会回传，这和“礼失求诸野”是同样的道理。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长期分裂割据，陇右是北方难得的安稳之地，因而成为保存、发展中原地区民族体育文化的大后方。中原汉俗乐舞《清商乐》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了陇右凉州地区而得到了较好地保存。及至大唐盛世，国富民安，陇右体育文化开始回流，并发展成为大唐《宴乐》和《清商乐》，同时西凉伎、“剑器舞”等也都以汉族体育文化的形态从河西地区复归中原文化体系。多亏了陇右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才避免了中原体育文化的中断与失传，陇右也因此成为有唐一代中原体育文化的繁荣及中华民族体育历史延续性重要文化链。再如，清初以后，中华民族体育的许多内容失传，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与外界交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条。好在中国古代体育与日本、朝鲜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曾有着长期的交流。中国失传多年的一些武术、气功、围棋典籍仍可从日本、韩国的图书馆中找到。[4]因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保存传统文化、维系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的作用。当然，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的输入方并非原封不动地保存这些外来的体育文化。在输出方的体育文化因子不断地丰富输入方的文化内涵，促使其民族体育文化不断丰满、深邃的同时，新文化因子输入方的本土文化也会影响、改变传入的体育文化，引起体育文化的变异。如东周时期由北方直接传入西南地区的三叉式护手剑，在传入地的发展中不仅纹饰变得更为精细富缛，同时带有区别于北方护手剑而具有西南地区青铜器特色的尖突。体育文化的变异是由文化适应造成的，有其积极意义。民族体育文化的流动不仅会发生文化变异，文化变异反过来也会导致民族体育文化间的差异缩小，而同质性增加，从而利于民族体育的文化认同。

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方式

无论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族际之间，还是中华民族与境外民族之间都存在形式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方式与渠道。移民、外交、战争、传教、婚姻、贸易、旅游等等共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网，正是这张巨大的文化交流网推动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奠定了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坚实基础。

（一）移民迁徙

移民迁徙往往带来文化的迁移。游牧于中原北疆的匈奴、鲜卑、回鹘等许多尚武的少数民族曾大批移民中原地区。如在汉代，匈奴的部分降人武艺精湛且骁勇善战，在大汉被征从军，甚至一部分匈奴人还被选编为护卫京师的精锐部队，驻守长安。[6]他们不仅带来了游牧民族独特的武技，使北方少数民族所擅长的骑射、摔跤传入中原，也带来了勇猛彪悍的异域民风与尚武精神，从而丰富了中原武技的内容，促进了中华武术文化的发展。移民带来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还可以从少数民族武术的传播、交流中窥之一斑。回族武术家河北沧州马凤图在武术思想和实践中尤其倡导武术交流，强调在交流中促进武术流派的融合及分流归类。在家乡沧州已经系统研习了劈挂、八极拳的马凤图，于民国初年远走东北，在沈阳与多位关东武术家换艺，完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关内外武术文化交流。定居兰州后，他不仅继续研习流传当地的鞭杆等西棍技法，还不遗余力地向各族民众传播通备武学，并使之成为西北传习最为广泛的武术流派之一。某一武术家携技迁徙，将一身武艺带至其工作、生活的迁入地，促进武术文化的跨地域交流，这在传统拳种流派的传布中是较为常见的。移民迁徙是人类延伸自己和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活动，是文化交流最深刻的形式之一。伴随着移民迁徙，一种民族体育文化被带入迁徙地，对当地体育文化产生影响，进而促使两种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二）外交活动

外交活动如互派使节、古时和亲等是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汉朝将角抵作为接待当时的匈奴、乌孙等少数民族客人的重要娱乐节目。当外国使臣来朝，汉武帝便通过角抵展示汉朝军民的精神风貌，致使各“外国客”、“倾骇之”。这可以视作古代外交中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为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实行的“和亲”政策，虽是一种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加强相互关系的政治联姻，但也往往借之完成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等都存在大量和亲的史实，每一次和亲的迎亲过程都是一次重要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过程，如唐中宗时期和亲中的“汉蕃”马球比赛即是一证。此外，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和亲及710年金城公主进藏都带去了杂技百戏。据《新唐书》载：金城公主嫁往吐蕃时，“杂伎诸工悉从”。这些“杂伎”们身携大量民族体育技艺，在增进汉蕃传统体育文化交流方面必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人类社会弥合冲突，加强合作的理性手段，外交在调整国际关系、带动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与体育便有过很多次的成功合作，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民族体育文化，尤其是被誉为中国文化名片、脸谱的武术文化更是频频出镜。1974年中美“武术外交”便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佳例。近期如2014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参观成都七中期间学练太极拳，以及近年在北京外交学院举行的“驻华使馆武术嘉年华”、“驻华使馆武术一家亲”系列活动，不仅是武术促进外交，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友人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认识，实现了政治外交与文化交流的双赢。

（三）战争征服

古时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战争可谓此伏彼起，给黎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战争也强势地冲破了异质文化之间的区域藩篱，疏通了异质文化之间的联通渠道，使不同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流。古代中原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往往肇始于战争，文化融合则多缘于征服。如据《古今艺术图》载：秋千本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山戎用以军事训练的工具。齐桓公战胜山戎之后，将其地收为燕国所有，秋千由此南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受西方体育文化的种种影响更为人们所熟知。中华民族在遭遇了一系列屡战屡败的战争刺激之后，开始重视并加强与域外民族的文化交流。我国固有的体育文化也在这一西化过程中发生着多方面的变化。传统武术就由于西方文化的浸润而导致了竞技性转化，运动场馆、运动服饰等器物层，传承方式、比赛方式等制度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思想层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然而，战争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一方面推动了民族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伴随着对被征服文化的巨大破坏。战争带来的也并不一定是文化交流，可能是对被侵略民族的文化毁灭性的扫荡，也可能导致被侵略民族的自我封闭、文化交流通道中断。因而，战争在历史上曾起过文化交流的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种消极成分多于积极成分的文化交流形式。

（四）宗教传播

宗教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宗教为附着体的各种文化，都可能对传入地的民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佛门寺僧与武术的历史姻缘使得拳与禅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其中少林拳与少林禅的结合表现得尤为突出，少林武术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的佛教禅修方式。佛教通过武术“杀一恶救百善”，武术通过佛教历练习武者的人性，杀戮与救生的矛盾在少林武术中得到了融合。尽管伴随宗教传播的其他非宗教方面的文化内容可能在宗教意义上被阐释，或伴随宗教传播的其他方面的文化传播可能是宗教借以传播自身的工具，但客观上它带来了文化的广泛交流。西方体育文化传入我国首先是随着西方传教士而至。他们借助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打造了一个西方体育文化传播网络系统。中华民族体育也由此开启了自身的改革之门，不断吸取西方体育各个层面的有益成分，踏上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之旅。宗教带来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的同时，也会把中国的民族体育文化介绍给西方。这些西方传教士们通过撰文、写信、设刊等方式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民族文化，使远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西方人逐步认识中国。尤其是宗教所具有的强劲感召力，文化传播的效率往往高于其他形式，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东西方体育文化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当然，现实中不同的文化交流方式往往相互交错、相互联系、相互伴随，同一个体育文化的交流过程，可能会同时存在多种交流方式并存。

三、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次性

（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面

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我们通常可以将文化由外而内分为器物层、制度层、思想层三个层面。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也通常按这三个层面展开。器物层的体育文化交流相对而言更易发生，有关的记载也较为多见。如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载：“氐（视）蜀射三百。”以射技闻名的川西蜀族时常向殷王进贡精于羌射的好手，此处记述的正是其中一次进贡，贡品为蜀族射手三百名。他们带来的当然包括羌射所用的弓箭等兵器以及羌射技艺。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的，近年川西曾发掘出大量戈、矛、戟等兵器，形制同殷代晚期武器相似，应该是殷王回赠蜀族的。甲骨文的记录和出土的青铜武器见证了古代蜀族和殷商之间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待到近现代的中国，田径场、篮球场，以及足球、网球等西方体育器物交流传入中国的例证更是随处可见。制度层的体育文化交流是中间层面的交流活动，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也较器物层面的交流更为深刻。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及其下属国术馆体系借用西方体育进行自我改造，规范武术教学、规范武术比赛、推进武术的整理和学术研究等。[14]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之下，中央国术馆为近代武术的发展留下了深厚的一笔财富。再如，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龙舟队伍大量地吸收了西方龙舟的先进技术及科学的训练及管理办法，成绩得到明显提升。1987年6月，首次国际龙舟邀请赛上，广东顺德龙舟队以绝对优势一举取得杯赛冠军。这是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积极交流中吸取新的养料加以融会贯通带来的结果。同时，中华民族体育对异国的健身内容提供资源的过程中，也有效优化了他们对国民健身的组织形式。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代表着不同文化内核的思想层是最为深刻的一个层面，当然它的交融也最为艰难。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受封建迷信影响，妇女是从不被允许划龙舟的，甚而龙舟入水之时，她们都要回避。直到1985年，在外来文化的熏陶下，第二届“屈原杯”全国龙舟锦标赛才打破了女子不得参加划龙舟的惯例，正式设置了女子项目，女子组队参加龙舟角逐自此逐渐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这是社会进步、文化昌明，以及体育文化交流的结果。思想层面的交融意义深远，西方体育文化的规则意识和精神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崇德意识和精神是一种完善，同时，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尚德的意识作为守法、守则的基础，则能促进西方体育文化的思想体系的完善，可谓彼此交融，相得益彰。

（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化

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三个层面有着表里深浅的不同，然而，它们绝不是彼此孤立的。随着交流实践的发展，文化交流自然不会停留于某个发展层面，而是不断深化推进。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化首先表现为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即更多的民族体育文化成为交流的参与方。人类历史上的几大文化发源地由于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过于遥远而一度处于相互隔绝状态。不过，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能力的提升而逐渐得到克服。就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历程观之，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散居各地，极少相互往来，随着文明的进程，相邻、相近区域逐渐才有了文化交流，然后发展为远隔重洋的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并发展至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都是人类实践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也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从相邻民族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到与周边民族的多边交流，再拓展为区域之间的交流，进而发展到全世界各民族相互依赖的体育文化互动。交流距离的扩大，交流内容的扩充，交流形式的扩展，这都是人类实践能力提升的结果，也是体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二是文化交流基本上经历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思想文化这样一个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表层到深层的逐步延伸、推进的过程。从西方体育对近代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文化交流深化的路径。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逐步发生巨大变化，传统体育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样受到强烈的冲击，其中传统武术首当其冲。1911年，马良编定“中华新武术”，通过借用德式兵操的分段分节配以口令的方式，试图对传统武术进行改革。这对于武术借鉴吸收西方体育起到了一个开端作用，只是它仍属简单套用西方体育的外在形式，尚缺乏深入理解与认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近代武术对于西方体育科学吸收开始走向深入，时人从力学、几何学、生理解剖学、心理学、卫生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等多个学科对古老的武术展开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伴随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呼声的兴起，“土洋体育之争”渐渐平息，转而转向带有官方色彩的“土洋合一”的“民族本位体育”建设。随后的武术便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继续发展。及至新中国成立，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体育不仅在器物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更为人所瞩目的是思想层面的深刻变化加剧了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转化的程度和速度。竞技武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三个层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运动场馆、运动服、运动鞋等器物层，组织方式、传承方式、比赛方式等制度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思想层都在悄然改变。文化因子之间的密切联系促使诸种器物或制度层面的文化交流最终总会导致精神层面的交流，实践着东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由外至内、由表象至核心的历程。

四、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动力机制

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得以运行，异质体育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产生的文化压是其根本动因。广袤而多姿的中华大地，丰富的自然形态为各民族提供了构成文化创造基础的生存环境。各具特色的生存环境、经济状况、社会人文背景决定和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区域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造就了与之相对应的传统体育文化类型，“北人善骑，南人善舟”、“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便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情形。长期从事游牧业的柯尔克孜族，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马是他们的坐骑，是征战、运输的工具，也是他们的朋友，马上运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克孜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刁羊”、“姑娘追”、“赛马”、“马上角力”、“马上拾银”、“骑马射箭”、“女子赛马”等等都与马密切相关。再如世居三江流域的赫哲族，渔猎是其重要的生产方式，以渔叉捕鱼更是其拿手好戏。赫哲族根据叉鱼技术创造了叉草球游戏，并发展成为赫哲族人强健体魄、锻炼智勇、提高渔猎生产技能的运动项目。如果说民族体育起源于生活，那么它就是源于特定生存环境中的特定的人们的生活。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基础，正是与不同环境相适应、相匹配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也造成了民族体育之间文化的种种差异。体育文化间适度的民族性差异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及持续的动力。某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创造对另一个民族而言，或者缺乏创造的基本条件，不借助文化交流就无法获得；或者本土创造的成本过高，通过交流的途径获得则低廉而便捷。正是不同民族体育文化之间差异的客观存在，体育文化交流才能水到渠成。不过，由于文化因子的丰富性存在，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压通常不会仅仅表现为一个方向，而是随文化因子的不同而存在着交错性。从大的历史尺度看来，文化流动是双向的，是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民族之间的双向流动。所以，在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文化信息的流动常常是交互的。当然，不同的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文化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并不总是保持文化的“收支平衡”，而是不时呈现出文化“盈余”或文化“赤字”的动态景观。

五、结语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范文篇2

关键词: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文化交流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2013年9月,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是借用古丝绸之路为历史符号象征,以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平台,以综合交通运输网为纽带,以沿线各城市群为支点,以全球跨国贸易自由投资为动力,以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为基础,以金融货币自由流通为保障,以实现各国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带状经济合作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沿线国家普遍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并表达了参与意愿。[1]这条古老通路的复兴因其呈现出广阔的国家合作前景而受到广泛关注。国际社会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动参于国间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增强政治互信,有利于化解地区冲突,消灭宗教极端势力滋生温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一带一路”战略,符合沿线各国的发展战略规划,为参与国家的优势互补、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是建立在已有合作机制基础上的“大区域”范式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想通;核心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合力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寄托着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愿景。2013年10月24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展重要讲话指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路线,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二、“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国际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是目前全球跨度最大的经济带,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始于中国,贯通亚洲及非洲和欧洲的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联欧洲经济圈,经济总量达20多万亿美元。指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可以通过创新合作的模式,以点带面,以线到片,最后形成区域大合作,“一带一路”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不限国别,不搞封闭机制,欢迎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加入进来,成为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进入21世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取得了较为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沿线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和共赢精神薪火相传,是促进沿线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一带一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时代主题,积极主动地与沿线各国建立经贸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经济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一带一路”具有广泛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有着较为深厚的民心基础。沿线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上具有较强互补性,贸易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巨大。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沿线国家分享经验,共同发展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大多是新兴经济体,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惠共赢的合作前景广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商品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变迁,而在新的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则是全球变迁创新的理念。“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即人类可以不通过战争,可以通过互联互通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把彼此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尤其是新经济体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需要进一步激发合作的潜力”。[3]“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有利于中亚等全球化落伍地区更快地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获得更多发展红利,能够为经济后进国家提供较高性价比的经贸投资方案,有效帮助沿线国家突破对经济起飞的制约。沿“一带一路”将建成一批纵横交错的战略大通道,由此将大大加快国内各主要经济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和整合。

三、“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各国文化交流

盲目排外、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民粹主义等思想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的主要羁绊,“一带一路”就是要以开放的视野,以谦虚的精神,以包容合作的态度,不断学习和吸取他国的先进文化,从而发展自己。“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加强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能力,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一带一路沿途具有众多民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也发源于此,四大文明古国皆诞生在此区域。欧亚大陆可能是人类文明最多元的集中地域,丝绸之路的伟大意义在于促使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引相互包容。”[4]“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传承和弘扬古老的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人才交流、媒体合作青少年交往和旅游合作等促进沿线国家的文化发展。上百种语言,数千个民族,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取得共识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一带一路是一条经贸合作之路,同时也是一条各种文明交流融合之路。文化思想交流是进步的驱动力,只有促进文化交流,才能实现更深层次的开放。人文交流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系统,它涵盖了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各种文明之间的包容对话以及人们不同思维模式之间的沟通。各国交往发展,说到底还是要靠人民的心通意合。”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了沿线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减少了由于语言、习俗、宗教和制度差异造成的沿线国家民众间的心理隔阂,包括民族恩怨、利益冲突、文化和宗教壁垒。“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传承着古丝绸之路的友好合作精神,通过“一带一路”既促进了沿线所有参与国加强文化的交流,也为其它需要开展合作的领域奠定了深厚的民意基础,更加有利于发掘沿线各国各具民族特色的人文资源,在交流合作中互学互鉴,共同进步。”[5]通过丝绸之路,我国古代将优秀的东方文化和许多科技创造传播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的近代文明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西方较先进的物理学、数学和医学等科技知识,也是经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与经贸的交流合作,有利于转变东方与西方各自为中心的主观思维,让现代西方了解到拥有丝绸和四大发明的东方文明古国不仅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也拥有较发达的经贸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也让亚洲东方国家看到西方现达的经济贸易和先进的科技文化,有利于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价值理念,并且在经贸文化交流合作中,促进双方共同发展进步,提升各民族的经贸实力和文化软实力。[6]“一带一路”沿线共有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勤劳智慧的人们在历史上创造出了形态、风格各异的灿烂文明,是全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充分发掘沿线各国深厚的人文底蕴,继承和弘扬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友好交往精神,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的作用,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都可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同发展。

四、结语

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亚欧大陆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今天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动,以全新的形式把东方与西方各国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老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沿线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感情结合起来,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一带一路”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沿线各国大多是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各异,互补性很强,有广阔的合作潜力。“一带一路”会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百折不挠,一定能够收获共赢的成果。“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长期合作之旅,携手共进终将迎接丝绸之路新的辉煌。一带一路战略内涵的本质,不是单纯的只寻求其中某一个国家的经贸和文化利益,而是将沿线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融为一体,实现所有成员的利益增值,体现了“命运共同体外交”的东方智慧。“一带一路”战略是沿线各国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需要沿线各国共同努力,逐步建成高效的陆海空立体交通网,促进经济贸易便利化,使经贸联系更加密切,平等互信更加深入,形成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带。同时,要促进沿线各国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使各种文明散发出新的光辉,使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友谊流长。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一带一路”传承和弘扬了古老的丝绸之路“友好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思维,以文明交流合作的新模式取代文明对抗冲突的旧模式,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互补性,使文明之花成为增进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进步的纽带,维护世界和平的剂。“一带一路”将推动沿线国家开展形成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交流合作,推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

参考文献:

[1].厉以宁.读懂“一带一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2].梁海明.“一带一路”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带一路”读本[M],时速出版社,2015年版

[4].赵磊.一带一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5].向洪、李向前.新丝路新梦想“一带一路”战略知识读本[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5年版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范文篇3

关键词：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3-055-04

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是广西与东盟各国之间开展警察教育训练的理念、内容、方法、管理、人才培养、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活动。它既是中国与东盟国家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警察院校发展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被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许多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以信任、规范、参与网络、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是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社会资本在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于1980年正式提出后，经詹姆斯・科尔曼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作为一种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资本形式，社会资本是以信任、合作、规范及认同为核心，以参与网络为载体，使参与者更有效地共同行动，促进个体内部与相互间协调、互惠和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的社会结构性资源。社会资本理论与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强大的社会资本存量对推进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起到积极作用。

（一）信任是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心理基础

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是广西和东盟警察教育训练机构以共同利益和信任为前提，以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宽广视野和战略思维、熟悉国际规则和现代管理知识、善于把握国内外大局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人才为目标，搭建高层次国际警察教育交流合作与政策对话平台，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和区域性的，服务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发展的教育训练的交流合作活动。为了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给参与博弈的各方带来损失，这种交流合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对共同参与的行动后果共同承担风险的行为，这意味着博弈的双方或各方要求建立一种对称性的信任关系。信任是对他国未来行动的一种预测，判断他国是否值得信赖的重要依据就是对他国声誉的评估，对促进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发挥着作用。首先，信任具有重要简化功能。信任以内心保证的安全感代替信息的匮乏，促使政策制定者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其他国家的相关利益以及国家之间的分歧，简化交流合作程序与实践，减少国际冲突，增进国家之间的了解和信任，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其次，作为全球合作的重要纽带，信任有助于增大国家间透明度，减少国家间交易成本。正如伯纳德・巴伯所言：“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或一种社会体制中为所有成员增进利益的创造者。”再次，在现代社会，互惠、道德义务以及社会责任与信任具有维护交流合作秩序的功能，并为不断相互作用的交流合作者和体制提供了道德认识和道德期望，促进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正常运转。

（二）规范是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运行准则

规范是指人们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实现交流与合作目标，通过长期博弈而形成的、对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规则。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作为一种社会规定，它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和习俗等，影响并规定着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具体利益、行为、交流合作以及国家安全目标的工具。它贯穿于广西一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过程中，从交流合作意向的形成、交流合作的具体施行以及交流合作的监督等都离不开规范的约束和调节作用。“社会资本所包含的信赖与互惠规范有助于促成自发性的合作与协调，可以用来改善社会行动”。有效的规范可以为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提供一套框架与秩序，使交流合作具有可预见性和可依赖性，减少交流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信任，创造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促成合作，促进交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为交流合作提供良好的氛围。有效的规范还可以“促进互利主义道德观念在群体中的普及和发展，并有效抑制自我主义和利己主义道德观念”，可以提供可靠的信息，增强透明度，减少合作者对合作伙伴的担心，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建立一种正式和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减少机会主义的威胁，降低交流合作的交易成本，减少管理与监督成本，把阻碍交流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保证交流合作的稳定与有序，为巩固和发展交流合作关系扫清障碍。正如科尔曼所言：“有效规范是一种作用很大的社会资本，规范对个人行为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因此，它能够有效规约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行为，促其达到相互沟通、理解、认同和协同，并在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形成规则意识和集体行动，形成交流合作的整体性秩序，从而提升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推进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三）网络是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渠道与载体

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提取一定资源的、持续性的、体制化和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存在于人与人特定的亲属关系、工作关系、群体关系和组织关系等各种现实网络之中，“体现为约束网络社会和团体成员并使合作成为可能的彼此信任、相互理解、共同价值和行为取向等”，并通过某种制度化的关系和行为来得到保障和加强。中国和东盟之间经过长期的交往，反复筛选，选择那些遵守国际交流合作规则、信誉较好的警察院校作为合作对象，互利互惠，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交流合作人员在中国和东盟各国警察院校之间频繁流动，结成广泛的同事网络，又会与同学网络、朋友网络、血缘网络相互重叠，从而形成一个范围广、领域多、链接多的交流合作渠道与载体。这些关系网络可以促进广西和东盟的警察院校、警察机关内部与外部间有效联动与相互配合，创造出良好的交流合作环境，使得资金、信息、人才、技术等资源更容易快速流动，警察机关、警察院校、科研院所、政府、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在相互作用中实现资源互补、知识共享、人才支持、技术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资源合理配置，强化信守诺言、遵守行为规范的美德和声誉，培育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广西与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信息沟通，提高交流合作的互信程度，提高交流合作效率，使交流合作变得更容易。

二、社会资本缺失是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重要制约因素

社会资本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其是推进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重要资源，但在当前复杂国际大背景下，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社会资本总体发育还不是很成熟，这构成了对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重要制约。

（一）信任有待深化

信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意向或行为的积极预期基础上而敢于托付（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另一方倾向于相互合作而不是盘剥自己的合作的一种信念（beHef）”。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涉及许多因素，信任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交流合作的必要前提。交流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对未来行为的一种承诺，只有彼此相互认可，各方信守诺言，才能使这种承诺成为可靠的计划并最终得以实施。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通过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1-2015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从政府层面到民间交流合作层面的全方位展开，中国-东盟各国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双方安全关系、政治关系和战略关系的互信不断增强，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为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互信既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基础也是挑战。由于中国与东盟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双方在冷战结束之初形成的是一种负向认同即对双方交流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还存在许多阻力因素。例如对中国有疑虑和担心的“中国”、矛盾错综复杂的“南海问题”和悬而未决的“”以及美国介入东亚事务都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使交流合作各方很难在互信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影响广西一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积极性和正常交流合作事务的开展，不但提高了交流合作的交易成本，更增加了交流合作的困难。

（二）规范有待加强

作为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规范是指在特定的交流合作共同体中相互认可、信任并具有约束力能够自我维系的一种社会规则。在国际关系中，它是对国际行为体制度化了的“以权利和义务定义的行为标准”，能为人们的社会行为确立起一个合法性的边界，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帮助达成各国意愿的契合，建构和实现国家的身份与利益，减少国家间互动的不确定性，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等。推进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仅靠信任、认同和声誉还是不够的，必须形成一套相应的约束性和调节性规范，有效保障交流合作的顺利进行。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服务贸易协议》等一系列文件，组建了多种多边合作协商机制，为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和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是我国改革开放、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产物，是建立在相关法律授权基础上的一项涉外警察教育服务贸易活动。随着我国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中外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深入发展，交流合作中的教育、利益回报、适用法律、中国与东盟法律渊源和法系的差异、教学语言使用、优惠政策法律界定等问题日渐凸显，加上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缺乏规范性、全面性、权威性的条约和协议，双方仍然只是停留在探讨、研究和意见交流的阶段，真正的合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使交流合作只限于签订协议、参观访问、开研讨会等，还没有长期、中期、短期专项培训，交流合作多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进入实质性的合作阶段，与政府积极提倡形成较大反差。

（三）合作网络有待健全

“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社会关系网络既是社会资本的来源，同时也是社会资本本身。交流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广，与他人联系越密切越频繁，意味着其社会资本存量越大。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与他人联系的数量与规模，还取决于与他人所建立起来的关系质量。因此，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依赖于中国和东盟各国“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数量的多少”，依赖于其摄取的社会网络资源的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改变过去孤立于国际社会的状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与东盟形成了从双边到多边、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关系网络。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网络急剧扩大意味着中国的国际社会资本增大，但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网络仍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现有的交流合作大多是政府层面的合作或者是政府主导下的或行政力量推动的，还缺乏政府、市场、社会多层次的组织互相交叉、互相组合而成的立体网状的组织机构。同时，当前我国警察教育训练主要侧重于偏向封闭、内向型，与发达国家相比缺乏开放度和国际视野，国际化程度比较低。有关公安部门和警察院校还未真正树立国际化的教育观念，缺乏把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纳入学校发展规划的强烈意识，没有真正成立相关管理机构或部门，也尚未制定相关的具体政策、体制、机制，以支撑、规范、推动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发展。

三、培育社会资本，促进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

（一）树立警察教育训练的国际化观念

国际化是警察教育训练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借鉴国际经验，拓展国际空间，与相关国际组织、大学和机构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是新形势下我国警察教育训练改革与发展的核心理念和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3年）》指出，“搭建高层次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与政策对话平台，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公安部《关于加强公安院校和训练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意见》也强调，要“推动公安院校、训练基地与国内外著名院校、科研单位和国（境）外警察教育训练机构的交流合作”，“组织开展干部国际化培训，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宽广视野和战略思维、熟悉国际规则和现代管理知识、善于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优秀中青年领导及后备干部”。为了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人才，公安部把广西相关警察院校列入全国首批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政法院校之一。因此，在全球化、国际化、区域化背景下，要牢牢抓住机遇，把握当今警察教育训练改革与发展的潮流，依据我国教育国际化的具体部署，更新警察教育训练的认知，树立国际化观念，不断地增强国际合作意识，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应对教育国际化的挑战，主动开展国际警察教育训练的交流与合作，“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国际上警察教育训练的先进理念和办学经验，加大国际优质教育训练资源引进力度，推进教育训练国际化工程建设，积极构建警察“大教育，大培训”工作体系。将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国际化、应用型警务人才的培养质量，为广西和东盟国家发展、CAFTA建设、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二）增加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信任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重要特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促使信任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中成员间物质利益的等价交换，而在于其他，即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共享规范价值’，还在于通常存在的‘义务与期望’关系”。互信是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前提，是促成国家集体行为的一般逻辑。因此，中国要世界推广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全方位地参与地区合作，努力推动东盟地区主义向前发展，在尊重东盟在地区合作中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挥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影响，维护中国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向世界展示自己和平的、合作的、负责任的、以追求世界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大国形象，增加国际社会的期望和信任。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1-2015年）》，妥善处理双方存在的问题，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加强和拓展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对话、交流和合作，增强CAFTA的文化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实现互利共赢，促进东亚地区整体发展与繁荣，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以睦邻、互信、对话、合作为核心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不断地得到巩固与发展，为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

（三）提升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规范社会资本

建立和完善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过程同时也是进一步加深各国相互依赖的过程，并有利于提高国家的自我约束性，即稳定的国际合作必须通过有效的机制加以保障。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机制是国家间信任的重要制度保证，并与国际合作呈现相关关系。中国和东盟各国要充分考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成员各国复杂的法律关系，在WTO的法律框架下。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涉及政治、军事、宗教、种族事务的原则，限于警察教育训练的原则，自愿合作的原则等，完善调整组织机构法律地位、组织内外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关系和内部争议解决的规范。要认真解决中外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法律冲突，要以战略眼光，科学地预测警察教育训练的未来发展，对我国现有的中外警察教育训练交流法律法规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进行相关的对比和价值评价，对于那些不相适宜的、有冲突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并制定出一些有利于中外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良性发展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外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规范社会资本建设。要参照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融入区域性警察教育训练的特点，建立健全中外警察教育训练管理制度，构建广西一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联络机制、定期会谈机制、对话协商机制、质量保障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和教育训练准入机制，积极探索并创造独具警察特色的育人模式和发展体系，建立和完善适合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现代大学组织、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

（四）构建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网络社会资本

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运行载体和渠道。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是获取社会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搭建合作平台，提供发展载体和渠道，拥有更多的国内外社会关系网络，是推动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物质基础。要充分发挥广西作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枢纽、中国-东盟博览会及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永久承办地和中国一东盟国际区域性人才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地等优势，积极利用东亚合作、东盟地区论坛、联合国等地区和国际论坛等现有机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公安部国际合作局、东盟秘书处、区域性合作组织等的功能，构建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主导系统、协同系统、协作系统和辅助系统相互联系的运作系统。要在组织上尽快成立从事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工作机构（东南亚警察交流培训中心），搭建国际交流合作、援外（外警）培训、引进国外智力等平台，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参与交流合作、探讨交流合作、研究合作搭建交流平台，最大地聚焦国际视野、聚集各国智慧、增进各方互信，推动中国一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发展。要创新《公安部外警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健全外警培训、边境警务会谈（会晤）、国际警务合作、警务联络官等跟踪联系制度，逐步形成纵横交织的多维跟踪联系网络，加强学员与中方的感情、友谊和继续深化、持续扩大教育训练交流合作，促进广西一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渠道的拓展及能力的提高，从而提升广西警察院校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