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污染论文篇1

关键词：新型干法立窑，对比，结构调整

历时近两年的鄂州市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已圆满结束，总结普查工作的组织、方法、技术方面的经验是开发普查成果的具体体现，普查的目的在于应用，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探讨我市工业源的某一行业小类，通过对普查数据进行认真梳理、全面分析、深入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对解决我市较为突出的环境问题、逐步改善我市城乡环境质量有所裨益。

一、论题的选择与意义

从《鄂州市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技术报告》可知，我市的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源，工业源大气污染主要来自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火力发电业）这三个行业，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废气排放量、烟尘、粉尘排放量仅次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居行业第二，SO2、NOx排放量居行业第三。我市水泥制造业的废气、烟尘、粉尘、SO2、NOx排放量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废气、烟尘、粉尘、SO2、NOx排放量的比例分别为70.1%、49.1%、89.4%、22.2%、82.0%，由这些百分比数据可知，水泥制造业是我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中的主要排污者。这说明水泥制造业的废气污染具有充分的行业代表性，以普查数据为主分析水泥制造业主要企业的工艺、能耗、排污差异等情况对深入研究我市工业大气污染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二、鄂州市水泥生产的环境污染概况

我市水泥年总产量为400万吨，有新型干法生产线2条，即湖北世纪新峰雷山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新峰）的2500t熟料/d、2000t熟料/d生产线，年产水泥240万吨，我市立窑水泥企业年产量合计85万吨，粉磨站年产量合计75万吨，粉磨站无熟料焙烧工艺，其环境监管重点为粉尘排放，污染因子单一，本文讨论的重点为有熟料焙烧工艺的水泥企业。

1、水泥制造业环境污染的表现形式

我市水泥制造业对环境的污染表现形式为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噪声污染。水泥制造业的水污染主要为生产设备外排的冷却水、化验室废水，我市水泥企业普遍建立了循环水系统，水的循环利用率在95%左右，产生的主要水污染物COD平均去除率为95%，化验室废水经酸碱中和处理后外排，水泥制造业对水环境的污染已不再是污染的主体。论文参考网。水泥制造业使用的高噪声设备较多，如球磨机、空压机、风机，通过对靠近厂界的设备加装消声器，再利用建筑和绿化隔声带降噪，我市水泥企业都远离市区，其噪声的社会危害一般不大。水泥制造业产生的固废为收尘装置捕集的粉尘，这些粉尘回收后又重新用于生产，所以水泥制造业基本不存在固废污染问题。水泥制造业对环境的主要污染是大气污染，其特点为废气量大、产生大量的烟尘、粉尘、SO2、NOx。

2、对立窑水泥企业的环境污染投诉较多

近年来，我市12369环保举报热线投诉件的统计显示，平均每年有6至9件群众投诉，反映立窑水泥企业烟尘、粉尘扰民，污染周边环境，被投诉的企业集中在我市西山街办的塘角头村、七里界村、梁新屋村，这里属我市大气环境质量3类区即工业区，面积约8平方公里内有鄂州市华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鄂州市建材水泥厂、鄂州市晶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共3家水泥企业，均采用立窑工艺生产，共有立窑5个，窑径为2.0-2.8米。相对立窑水泥企业，为什么新型干法水泥企业基本无环境污染投诉？我们将就新型干法和立窑这两种工艺的多个指标进行分析。

三、新型干法与立窑工艺的能耗、排污对比

我市新型干法和主要立窑水泥企业的各项普查数据明细情况见表1（第13页），表中的5家立窑水泥企业是我市立窑水泥的代表，水泥产量合计占我市立窑水泥产量的87%，在普查年工况负荷均在75%以上。

1、用煤量

世纪新峰吨熟料耗标煤量为113kg，鄂州市晶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吨熟料耗标煤159kg，各企业吨熟料用煤量见图1，两种工艺煤耗对比见图2。经统计普查数据，新型干法吨熟料用煤量较立窑少29.8%，节能优势非常明显。

2、电耗

世纪新峰电耗为100kwh/t·水泥，各企业吨水泥电耗见表2，立窑企业平均电耗为98kwh/t·水泥，新型干法综合电耗和立窑基本持平甚至稍偏高，但这并不表明立窑工艺优于新型干法，4000t熟料/d的主流新型干法生产线吨水泥电耗并不比立窑高，水泥企业电耗与环保投入、环保设备正常运行率、运行效率密切相关，立窑水泥单位产品电耗低是因为小型企业环保投入少，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率低。

表2各企业吨水泥电耗

工业污染论文篇2

关键词：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入海量

中图分类号：S506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60732027

前言

辽宁沿海横跨黄海、渤海2个海域。海岸线东起鸭绿江口，西至绥中县万家镇红石礁，岸线长约2110km，占全国海岸线长度的12%。辽宁省海域面积（大陆架面积）约1.5×105km2。辽宁省海域有30多条较大河流分别注入黄海和渤海。由于河流多，带来大量有机质及泥沙，水质肥沃，是各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的良好场所。同时也将大量的工业、农业和城市污水带入海区[1]。陆源污染物通过入海排污管道、沟渠及河流等途径直接进入海洋，对近岸海域环境影响较大[2]。本文通过对2010―2015年辽宁直排海污染源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掌握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入海情况，为辽宁省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提供基础数据，为海洋环境保护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监测概况

1.1监测范围

直排海污染源的监测范围为通过辽宁省大陆岸线和岛屿岸线直接向海域排放污染物的日排水大于或等于100t的污水排放单位，包括工业源、畜牧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市政污水排放口等。

1.2监测频次与项目

不少于每季度1次。列入国家、省、市（县）重点污染源监测，监测频次大于每季度1次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各类直排入海的排污单位（或单元）监测项目按照《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HJ/T92-2002）[3]的规定执行。

2监测结果与评价

2.1污水排放达标率

2011―2015年，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达标率分别为33.3%、68.8%、50.0%、53.3%、74.2%，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达标率最低，为33.3%，2015年达标率最高，为74.2%。超标项目主要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和总氮。

2.2入海污水量

2011―2015年，辽宁省直排入海污水总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见图1。2012年和2013年直排入海污水量略有增加，2014年和2015年有所下降。2013年直排入海污水量最高，为58737.6227万t，2011年最低，为41620.54万t。

直排海工业污染源、直排海生活污染源和直排海污水综合排放口占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总量比例如图2，由图可见，工业和综合污染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2011年2014年工业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最大，2012年、2013年和2015年综合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最大。

2.3入海污染物总量

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入海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石油类、氨氮、总氮和总磷。2011―2015年，主要污染物入海总量表现出“N”形变化趋势，2013年达到最高值，2014年为最低。各主要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入海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辽宁省2011―2015年直排海主要污染物入海总量见图3。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辽宁省2011―2015年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达标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污水总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工业和综合污染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主要污染物入海总量表现出“N”形变化趋势，各主要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入海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

3.2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并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对策措施与建议：加强对沿海地区直排海污染源的监督管理，对超标排放企业和单位加大处罚力度，并彻底清查，全面整顿，直至污染物排放浓度全部达标；推广清洁生产和废水循环利用工艺，减少污水排放，保证企业治污设施的配套建设和正常运行，确保直排入海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达标排放；加强直排海污染源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依据科学、系统的分析，进一步为直排海污染物总量的削减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严登华，何岩，王浩，等.辽宁近岸海域水质演化及对近海陆域生态水文格局的响应[J].海洋通报，2004，23（3）：54-60.

工业污染论文篇3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工业企业也随之不断发展，它所产生的有害气体越来越多。在很多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势必会排放很多工业气体，而这些气体因为多含有的有害物质且不易在空气中消散，对我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所以，文章对于如何治理现今的工业技术污染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污染问题的治理提供良好的借鉴意义。

1工业废气污染的种类及成因

社会上的工业生产种类繁多，对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是石油及与之相似的工业品种，这些工业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会排出大量的有害气体，这些气体的有害物质在空气中无法分解，对空气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而其中污染物主要包括两种：第一、固体颗粒污染物;第二、气体污染物。

1.1固体颗粒粉尘污染物

固体污染物是空气污染物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除了被称为固体颗粒污染物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名称叫溶胶性污染物。顾名思义，颗粒污染物一般指的是大气中的固体或液体颗粒状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主要来自化工厂、水泥厂及锅炉厂等这些地方所产生的废气污染。大部分是因为在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都需要烧煤等矿物质来完成生产，而在燃烧过程中，在很多时候燃烧物燃烧的并不彻底，随后被排放到空气中，其中所存有的不溶于大气的颗粒物就对空气造成了非常大的污染。

1.2气体污染物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着工业企业的不断发展，在现今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所排出的大气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大气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污染物：

(1)含氮有机气体污染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和汽车相类似的一些机械产品燃料的燃烧也会对空气造成污染。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汽车作为一种新型、便利的交通工具被广泛使用，但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现今，绝大多数的汽车仍需要燃料的燃烧，才能进行工作。但在汽车燃料的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氮有机气体污染物，对这些气体在燃料燃烧过程中被排放进大气中，使得空气中的含氮有机污染物不断增多，不利于空气的循环，对空气的正常循环结构造成了严重破坏。

(2)含硫气体污染物。含硫污染物是大气污染物中并不经常见得一种。它主要是由工业企业冶炼金属所产生的，是由有金属气体在冶炼的高温环境下产生的。这种污染物还能与空气中的水汽相结合，发生反应后所产生的物质就是我们所说的酸雨。酸雨除了对物体具有腐蚀作用外，同时也对人的身体健康有所危害，使人在酸雨的环境下产生呼吸系统的疾病。

(3)碳氢有机气体污染物。碳氢化合物统称烃类，是指由碳和氢两种原子组成的各种有机化合物，碳氢化合物主要来自天然源。其中主要包括四种污染：烷烃、烯烃、芳香烃、含氧烃。日常生活中，虽然人们还没有感受到它对人们生活的不良影响，但是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对人们造成了危害，这一气体的排放，对空气中的臭氧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太阳所发出的紫外线强度大大增加。不仅对社会环境造成了破坏，同时也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增加了皮肤癌的患病几率。之前有研究表明，氟物质的使用过量对环境造成了很多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减少氟物质的使用量，对自己负责，对环境负责。

2促进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的策略

2.1突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

应该加大对空气污染的治理问题，这要从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工业行业抓起。对于工业污染问题的治理，只靠个人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管理力度，制定有效、合理的整治措施，对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非法型企业，政府应该予以取缔，空气污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所以这就要求政府相关部门把治理好空气污染问题当成重中之重。对于空气污染治理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对于如何治理的策略性建议，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参与进来，出谋划策，为空气污染的有效治理出一份力，同时结合政府的有效政策，使人民对保护环境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层面。团结统一，使空气的治理问题能够高效完成。

2.2不断革新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

对于工业废气的治理，为了减少排放气体的污染物质，相关部门已经推出了多种污染气体排放之前所能进行的有效处理方法，其中主要包括活性炭吸附法、催化燃烧法、催化氧化法、酸碱中和法、等离子法等多种处理方法。除以上方法之外，废气处理塔采用多重废气吸附过滤净化系统，工业废气处理设计周密、层层净化过滤废气，效果较好。但是相关的治理技术在在治理空气的过程中，还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在空气的治理的过新程中，不断实践、不断改良，不断推动着治理技术的革新，是全社会人民团结起来，钻研治理空气污染的新技术，从而使空气污染的治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2.3注重政策的引导和环保宣传力度

对于空气的污染，很多都是传统的工业企业造成的，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需要耗费大量的生产资金，有很多小企业因为资金不足，为了节约成本，对于空气造成污染的问题企业给予了置之不理得态度。在这问题上，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宣传，使群众的环保意识得以有效提高，在今后环境的保护的实践中增加人民的自主意识。由于一些企业资金不足，无法完成本企业对所排放的污染气体的治理，这就要求政府对这样的企业给予一些资金上的支持，有了充足的资金，企业的污染治理才能有效进行。同时，政府还应该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运用法律的手段强制企业进行气体污染物的处理。对于对空气治理问题置之不理的企业，政府应该进行通报批评，且根据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治理方案，同时要求企业必须按照要求完成，否则就会得到更加严厉的惩处。

3结束语

文章主要论述了工业废气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并通过详细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建议，在文章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就是工业企业，所以工业企业在治理废气污染的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必须要履行对于保护环境应尽的义务。另外，个人在也要加强自己的环保意识，监督好自己的同时也能对别人实行监督，团结一致，为保护环境出一份力，共同构建和谐、健康、美好的社会环境。

作者：杨伟鹏来源：科技创新与应用2016年20期

工业污染论文篇4

关键词企业出口污染排放强度制造业企业

一、问题提出

中国经济已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加剧了中国经济健康转型的压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占年均GDP的8%～10%。环境污染问题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当前中国污水、废气等主要污染物排污征费标准分别增加一倍。与此同时，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动力之一，2014年中国企业的货物出口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61%。随着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内需疲软，短期内出口仍是安置就业、解决产能过剩、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动力

陈勇兵、李梦珊、赵羊、李冬阳：《中国企业的出口市场选择：事实与解释》，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20-37页。，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在一定时期内仍将为政府所倚重。“污染天堂假说”、“逐底竞争假说”等传统热点研究，以及叶继革和余道先等基于中国样本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了较高污染密集度的产品，产品输出国外、污染留在国内的状况较为严重。那么，企业出口真的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吗？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高吗？企业出口与污染治理之间的矛盾真的不可调和吗？这些问题的厘清，关系中国经济转型动力与环境污染治理的双层因素。

企业出口如何影响其污染排放的相关研究方面，研究者普遍关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进出口过程中，污染排放以及能源消耗是处于逆差还是顺差？例如Mukhopadhya对印度进出口贸易中能耗和碳排放的研究、沈利生和唐志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二氧化硫排放的研究、谢建国和姜珊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能耗的研究等。另有学者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研究了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问题，叶继革和余道先基于中国工业行业出口与“工业三废”排放数据的定量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优势行业多为污染密集型行业。上述文献多基于不同视角对进出口贸易中企业的污染附加量进行对比研究，然而，较为遗憾的是，现有研究罕有涉及企业出口与其污染排放强度之间关系的直接探讨。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际情景表明，不管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否高于进口，出口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都或多或少存在污染排放的可能，而当中国制造业企业仅仅在国内市场销售时，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样也在所难免。立足中国制造业现实，本文在厘清企业出口影响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有效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从企业层面考察了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以及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两者污染排放强度的差异，本文研究为中国企业出口与污染治理等问题协调发展以及中国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启示。

二、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污染减排效应的内在机理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前提是企业必须克服其出口面临的障碍，随着当前中国环境污染到达一个“忍无可忍”也“无须再忍”的境遇，排污费缴纳将是污染排放企业出口过程中一个必须克服的阻力。排污费缴纳提高了污染排放企业出口面临的成本，而为了降低企业出口的成本压力和价格劣势，意图出口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前后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也无外乎“治理污染降低成本”的策略。从中国制造业出口与企业污染排放治理现状作为研究内在机理的出发点，本文梳理了企业在出口前后可能对自身污染排放构成影响的渠道，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可能对其污染排放产生影响的三个关键效应。

（1）出口中学习效应。“干中学”理论已证明企业生产过程中具有向其他优质企业学习的倾向，企业出口过程中应对污染排放问题也可能存在“干中学”渠道的清洁技术出口学习效应。一方面，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可以通过向出口目的国厂商学习主动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或先进污染治理技术，也可能在与出口竞争对手的出口竞争中被动为之。出口企业为了获得行业内出口竞争过程中的成本优势，将可能被迫提升企业自身生产工艺的清洁水平，进而降低了自身污染排放强度。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企业出口中广泛存在加工贸易这种“两头在外”的特殊类型出口贸易方式，而这些企业多集中在能源消耗较大、技术含量过低的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这一情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水平实现清洁生产的急迫度更高。因而，此类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出口学习效应学习竞争对手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来提升其产品的清洁程度。另一方面，企业出口过程中同样存在生产率的出口学习效应，出口贸易在国际技术扩散中通过“外溢效应”促进了出口国企业的生产率，当然更为直接的影响表现在企业出口对自身生产率水平的促进。通过出口学习效应这一途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生产率水平，而且可以为其应对污染治理提供便利，Hettige等的研究也已经证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利于其污染排放强度的降低。结合中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制造业企业通过出口学习效应这一途径，在提升了自身生产率水平的同时，将很可能有效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2）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融资约束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阻力之一，Claessens和Tzioumis发现在其所有调查样本中这一问题在中国最为突出，而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治理以及清洁生产技术应用过程中，融资约束显然是阻碍这些企业实现工艺提升和清洁生产的重要障碍。研究者普遍认为，高生产率企业可以通过克服出口障碍在海外市场获取额外利润，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

韩剑、陈艳：《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1期，第124-141页。企业出口将有助于企业通过获取海外利润从而降低其融资约束程度。周世民等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出口行为显著降低了其自身的融资约束程度，罗长远和李姝醒的研究也证明企业出口通过提升其流动性获取等渠道对企业融资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出口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可以大幅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瓶颈，进而使其拥有更为充裕的资金投入到企业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技术引进中，进而提升了出口企业生产的清洁度，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当前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动力不足，中国制造业企业亟须海外市场消化部分过剩产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将有更大机会通过出口海外市场来缓解其资金压力，从而通过污染治理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的使用有效降低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3）政策“倒逼”效应。企业的出口行为无疑将面临国内外政府政策的影响。一方面，中国政府降低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意志已经得到展现，财政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6月下发的《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甚至已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实施限制措施，决意宁可牺牲出口也要获得环境治理改善。当前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也将坚持绿色发展的要求列为其重要核心内容之一。显然上述一系列针对出口企业污染排放的政府政策将有效“倒逼”意图出口以及正在出口的企业降低其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出口目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显然也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1992年欧盟即已出台生态标签制度，允许厂商自愿为自身商品申请生态标签，获得标签产品不仅要符合质量标准，同时其生产过程均需要符合环保要求，这一行为显著影响了出口企业的排污排放，一定程度上“倒逼”了出口欧盟的中国企业不断提升其生产工艺的清洁度。李昭华和蒋冰冰研究发现欧盟有关纺织品与服装、玩具的一揽子环境规制措施阻碍了中国此类产品的出口，这也证明了欧盟政策的有效性。

进一步梳理上述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其污染减排的内在机理，本文发现，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不论是基于企业出口的自然门槛，还是政策门槛抑或竞争效应，企业出口对其污染减排的影响多为正向效应。中国制造业的实际也显示，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底端的现状并未有较大的改观，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依然任重道远。污染治理情景下，不论是企业出口学习效应，还是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抑或政策“倒逼”效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由于企业出口的污染减排效应由企业出口行为所产生，企业的资金来源以及竞争策略制定也更依赖于其出口，而企业出口比例越高，企业受出口影响做出决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而这里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内在影响机理，也就是说企业出口强度越大，企业出口比例越高，其污染减排效应将越显著。据此，本文发现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也就是说，企业出口降低其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低。当然，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仍需通过接下来一系列设计严格的计量检验进行验证。

（二）数据处理

本文样本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2003-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样本选择过程中，本文选取了以GB/T4754-200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标准的2位数行业代码中13-41的所有制造业企业样本（未包含代码为38的行业）。样本处理方面，本文采用与Cai和Liu类似的标准程序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剔除了年平均员工人数、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等重要信息缺失以及企业员工人数少于10等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样本。由于排污费为0的企业中，部分企业可能因政策性优惠而得以免征排污费，当企业排污费为0时，采用排污费替代的企业污染排放可能与实际排放当量不相符，严谨起见，与张艳磊等对企业环境污染水平的衡量相类似，本文采用排污费缴纳额大于0的企业作为样本来研究企业污染强度。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位于样本污染排放强度值前后1%的样本进行截尾处理。表1中报告了本文样本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基准回归分析中，本文首先通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观察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变化，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污染减排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的同时，考察本文模型设定准确与否。表2中报告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影响的检验结果。表2中模型（1）-（6）显示，在逐步添加变量回归过程中企业出口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企业出口显著降低了其污染排放强度，这说明企业出口的确存在污染减排效应。同时，这一结果也证明本文计量模型的设定是十分准确和合理的。

表2中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与Hettige等研究结论是相一致。企业规模与其污染排放强度成倒U型关系。企业利润降低了其污染排放强度，这与本文内生机理中的分析是一致的，企业利润越高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大，更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企业人力资本降低了污染排放强度，显然，这一结果证明了企业通过研发等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污染排放。企业年龄增加了其污染排放强度，这说明企业年龄越大，生产设备的老化加剧，其生产工艺的清洁程度越低。

为了对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同时，对本文理论分析中的内在机理进行尝试验证，本文进一步使用不同出口强度的分样本企业进行回归。具体来说，通过对企业出口强度进行排序，按照其数值由低到高划分为四个组，即1/4分位、2/4分位、3/4分位、4/4分位，分别进行样本回归。表3中显示了分出口强度样本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表3模型（1）-（4）中企业出口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再次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并且随着企业出口强度的提升，企业出口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增大，t值也越来越显著，这一现象证明，企业出口强度越大，出口企业的污染减排效应越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企业出口的污染减排效应的确是由企业出口所导致。值得注意的是，模型（1）中企业出口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企业出口存在污染减排效应，但由于此时企业出口强度较低，企业依据出口的影响而做出决策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此时企业出口污染减排效应并不显著。其他变量回归结果与表2无显著差异。

接下来，本文采用了企业出口的替代变量企业出口强度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再次进行检验，同时间接检验本文内生机理的可靠性。具体来说，本文在使用企业出口强度进行回归的同时，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来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定性。特别的，为了控制企业出口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其进行控制。企业出口强度的工具变量选择过程中，通过反复筛选和检验，本文最终选择了企业出口强度的城市均值作为企业出口强度的工具变量。同时为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定性，我们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来考察研究假定是否稳定。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4。

说明：括号内为Z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为了排除可能存在异方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各模型均稳健的标准误进行回归。Kleibergen-PaaprkLM检验的原假设“H0：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相应括号中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值的P值；Kleibergen-PaaprkWaldF检验的原假设“H0：工具变量弱识别”，相应括号中数值为Stock-Yogo检验的临界值。

表4模型（1）-（6）中Kleibergen-PaaprkLM统计量的P值均为0，有效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假定，Kleibergen-PaaprkWaldF检验中最小特征统计值均大于Stock-Yogo检验的临界值，排除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由表4可以发现，表4模型（1）-（6）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一回归结果一方面说明，企业出口强度越高其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越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确存在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另一方面，这一结果也验证了本文内生机理的可靠性，企业出口的污染减排效应的确是由企业出口所导致，这一结论进一步证明表3结果的可靠性。此外，表4模型（1）-（6）逐步添加其余控制变量后，各模型中企业出口强度的回归系数基本保持稳定，再次证明了本文模型设定的准确性。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及内在机理与表2、表3并无显著差异。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根据本文稳健性检验的研究设计，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中，本文首先估计企业出口的Logit概率模型，表5报告了样本数据Logit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企业员工人数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规模扩大有助于企业出口的实现。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企业生产效率越高，企业出口概率越高，这与一般预期是一致的。企业利润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利润水平越高其越可能克服出口成本等障碍实现出口。资本劳动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是因为资本强度越高企业越可能是污染密集型企业，过高的污染密集度显然不利于企业出口的实现。人力资本强度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人力资本强度较高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并不倾向于出口。

在企业估算了出口概率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最近邻匹配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1∶1匹配，以获得出口企业的对照组样本。数据匹配后，本文得到处理组企业3326家，对照组企业6015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估算了处理组企业与对照组企业之间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差异（ATT）。表6中显示了匹配后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差异。从表6中可以发现，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低，且这一研究结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样本数据显示，出口企业具有更低的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与其匹配的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降低了约25.06%，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污染排放效应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匹配前后，处理组企业均值均显著小于控制组，匹配后控制组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显著降低，这也证明了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必要性。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研究的可靠性，本文对匹配的平衡性进行检验。具体来说，如果匹配结果满足平衡性假定，那么，匹配后处理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控制特征将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采用与Smith和Todd一致的方法，主要采用两个检验确保样本匹配的平衡性，一是匹配后变量的标准偏差越小，则匹配效果越好，匹配后的标准偏差小于5%时，可以说明这一匹配方式是有效的；另一个是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各变量的均值是否相近，具体来说如果匹配后t检验不显著则可以认定为较好的匹配。表7显示了研究样本匹配平衡性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匹配后各变量标准偏差均在5%以下，证明本文匹配结果是合理的；同时，匹配后t检验中各变量t统计值均不显著，拒绝了匹配后变量存在差异的假定，通过了样本匹配的平衡性检验。据此可以证明，本文匹配变量和匹配方法的选取是合理的，匹配后处理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基本特征保持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其污染排放的关键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2003―200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通过一系列设计严格的计量检验，研究发现：①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显著降低了其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低，并且这一结论是十分稳健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确存在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②企业出口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同时表明，企业出口强度越大越有助于企业降低其污染排放强度，一定程度上证明本文所梳理的企业出口减排效应的内在机理是十分可靠的。③本文倾向得分匹配结果表明，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非出口企业要低约25.06%。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企业环境污染监管过程中，政府在对出口企业污染排放进行控制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对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内需疲软，经济转型刻不容缓，短期内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驱动作用仍不可替代，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境问题亟须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势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依据本文的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小于非出口企业，当企业不出口而仅仅在国内市场销售，环境污染问题也同样存在，并且更为严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企业出口与环境污染治理是相辅相成的。未来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不应一味只强调企业出口将会导致环境污染，应将更多监管力量专注于对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的控制。也应该注意到，虽然中国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小于非出口企业，但是，这里仅仅涉及单位出口与非出口企业产品的污染均值，并未涉及其总量问题的对比，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总体规模仍然巨大，因此未来发展中，政府应在污染监管过程中加强对企业所选择行业的监管和引导。

（2）中国经济转型和污染治理过程中，应加大政府监管职责的贯彻，预防“政企合谋”问题的出现，降低“两高一资”企业出口所占比例。部分地方政府出于晋升激励等因素的考虑，可能放松本地企业污染排放监管，默许甚至纵容污染企业超标排放导致的“政企合谋”是当前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一系列污染事件也表明，几乎已曝光的每一件污染事故背后，都有明显的或者政企合谋因素

聂辉华、张雨潇：《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载《世界经济》，2015年第6期，第3-21页。。显然，政府监管职能的有效贯彻才能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此外，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企业出口结构绿色化的过程中，应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数量，促使此类靠政府补贴等国家扶持政策存活的“僵尸企业”尽快重组或退出市场，进而实现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改善。

（3）为有效提升企业污染治理效率，应加速本地配套金融的发展，拓展企业污染治理中融资渠道，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并且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切实监管企业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使用。依据本文研究以及现有文献，企业污染治理中一个关键阻碍即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更低一定程度上缘于企业出口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因此，应该积极解决企业污染治理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建立切实有效的资金筹措渠道，完善企业的投融资机制，为企业的转型和污染治理提供助力。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实现企业污染排放降低的另一个关键，还取决于获得资金的企业是否将专项资金用于生产工艺清洁化以及技术进步等污染治理投资中。为了有效避免将本该用于生产工艺清洁化和污染治理投资的资金被一些“僵尸企业”挪作他用，相关部门应该从企业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事前审批、事中监管和事后核查等途径落实到底，确保资金被用于企业的生产工艺清洁化等污染治理投资中，进而有效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改善本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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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染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作者简介：罗洎（1977-），四川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环境与灾害经济、经济与金融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7.03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7-06-03

历史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与客观环境存在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必然会产生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和大量消耗物资能源，由此会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随之环境恶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会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进而有利于改善环境。近年我国一直提倡发展绿色GDP，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可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探究议题。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水平进行定量分析的重要工具，它是由美国环境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经验数据研究而提出的。该理论假定，环境污染水平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增加而提高，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国民收入增加，环境污染水平会下降。如果在二维坐标系中，横轴表示经济增长指标，纵轴表示环境污染指标，那么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曲线呈“倒U”形，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然而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并不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呈“倒U”形，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也会导致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还可能存在U、N、W、水平、上升或下降等形状特征。四川省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受益者，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备受社会关注，但目前对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因此本文将基于相关理论通过计量分析软件进一步阐述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同时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一些宏观政策建议。

一、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状况

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从1999年到2011年，名义GDP增长5.76倍，年均增加36.63%，1999年人均GDP仅为4540元，到2011年已上升至26133元，年均增加36.5%。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三种产业产值比由1999年的25.4：41.9：32.7调整为2011年的14.1：52.5：33.4。依据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划分理论，从城镇化水平、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比、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方面来综合判断，可以看出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大成功，已经步入工业化中级阶段，但目前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化中级阶段主要依赖于制造业尤其是重型工业的高速增长。目前，四川省已形成矿产金属开采洗选加工制造业、食品加工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几大支柱产业的工业体系。2011年四川省共有工业企业单位13706个，其中重工业就有8942个，总产值为15613.9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67.45%。

产业结构重型化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展前期，四川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上升趋势明显，直到2005年达到122590万吨的排放量最高峰后才得到有效遏制。2011年工业废水排放量虽然比2010年下降了0.9%，但仍有80428.6万吨。从1999-2011年四川省环境统计数据来看，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随着经济发展而逐年增长，工业废气排放量由1999年的4671亿标立方米上升至2011年的23171.85亿标立方米，增长了4.96倍，比2010年增加了14.7%；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9年的4396万吨上升至2011年的12684.47万吨，增长了2.89倍。在工业化加速发展进程中，环境污染物排放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对环境污染问题加以重视，加大对防污治污的投资力度，走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定量分析

（一）研究指标选择

为了探析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选取四川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X），工业废水排放量（Y1）、工业废气排放量（Y2）、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Y3）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Y4）作为表达四川省环境污染状况的指标。其中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2012》，2000-2002年、2011年的环境污染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3）》和《2011年四川省环境统计公报》，1999、2003-2010年的环境污染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上公布的环保统计专题数据。

（二）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曲线模型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以四川省人均GDP人均（X）为自变量，环境污染指标（Y）为因变量，利用EVIEWS5.0软件建立1999-2011年四川省的环境经济计量模型。一般形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方程表达式为：，式中y为环境污染指标，x为经济增长指标，模型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但对上述变量分别进行二次和三次曲线方程拟合，结果表明三次曲线方程拟合效果更佳，所以在上述方程中加入一个三次项：，式中β3为三次项系数，其他参数含义不变。由表1可知，在1%显著性水平下，各曲线方程均通过R2、F值检验，说明曲线模型拟合效果很好。

图1-4分别是1999-2011年四川省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图。由图1可知，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理论上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样成“倒U”形，其中2005年是转折点，此前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成正相关，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此后则与人均GDP成负相关，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造成这种曲线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大开发前期四川省过分追求工业发展而忽视了环境环保，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道路。2003-2005年四川省加大了环境保护的治理投资力度，各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分别占当年GDP的1.09%、1.17%、1.06%，同时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的显著提高也促使了排放量的明显下降。由图2和图3可知，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没有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轨迹，反而是随着经济增长略有波动，这说明四川省曾一度在工业废气排放和固体废物产生方面加大投资治理力度，措施较为得当有效，但就所研究年份来看两者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随着环保生产科技发展，2011年四川省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已提高至57.5%，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量和处置量也明显增加，因此，从图4可以看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可知，在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只有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形特征，四川省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成显著的负相关，与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成显著的正相关。西部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所以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川省应该从宏观上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不能延续过去“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想，把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走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逐步淘汰和取缔高耗能、高污染、工艺落后的企业，对污染源企业进行规划选址布局，重点发挥区域优势逐步建立以旅游服务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

第二，发挥市场机制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调节作用，推动环保科技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排污权交易及收费制度引入到环保工作来，强化排污申报和征费工作，坚持“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和破坏者恢复”的原则，让社会经济主体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先进的生产技术不但可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还可以提高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所以应继续加大对环保人才的培养和技术设备的开发研究，走循环经济工业化发展道路。（下转第46页）

第三，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环保监管体系，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环保投资要占到GDP的1%-1.5%，才能有效控制环境污染，达到3%才能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虽然近年四川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增加明显，但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都在1%以下，且呈下降趋势。政府是环保监管的主体，但也要发挥社会公众与舆论的监督作用。应加强对矿产金属、化工纺织、造纸印染等重点污染行业企业的排污监管，监管要做到公开透明、严格高效，防止出现监管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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