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的特征范文篇1

[关键词]美容医学临床教学医学伦理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观念的更新、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以及法制观念的提高，临床医学教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困惑。如何既能满足医学生教学又符合对患者的伦理学要求，已成为困扰临床医学教师的一个难题。而美容医学作为临床医学教学的一部分，是要处理人们的情感、心理、社会的需要，由于经常涉及美容就医者的隐私以及其本身的心理问题，这方面的矛盾就显得尤为突出。笔者从美容医学临床教学的特点分析当前美容医学临床教学中存在的伦理学问题，来进一步探讨其解决途径。

一、美容医学临床教学特点

1.美容医学的内涵

美容医学――它是由整形外科、颌面外科、口腔修复、五官科、皮肤科、中医科、理疗科等医学学科组合成的一个新型的、系统的、完整的学科，通过手术或非手术的医学手段，以人体形式美理论为指导，来直接维护、修复和再塑人体美，以增进人的生命活力、美感和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的新兴医学交叉学科。医学美容学是医学、美学与美容技艺三者相结合的产物，由多种临床学科与某些非临床学科相互交织而成，是一门以应用为特征的医学新学科。

2.美容医学有别于传统医学

美容医学是继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之后的第四个医学的分支学科，美容医学和非美容医学总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人们的健康而服务的，但是它们健康的含义是不同的，传统的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健康概念是属于生物医学模式的，指躯体健康即躯体结构的完好和功能正常，但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发展到了生物――心理――社会，新的健康概念随之形成，医学除了继承救死护伤，防病治病的使命外，还需要将人的病态变为常态，将常态变为美态，以期从更高的层次上提高人体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完满状态”。如果说，临床医学的目的在于诊治已经发生了疾病的人，实施救死扶伤；预防医学的目的在于实施疾病的防治，维护人群的健康；康复医学的目的在于帮助病、伤被治愈后仍有功能障碍者尽可能地恢复正常，那么美容医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将病态转为常态，进而达到美态；或是帮助那些“健而不美”者克服体象障碍，从而获得心理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满状态。因此，美容医学不仅具有了维护生命质量意义，也有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功能。

3.美容医学与传统医学主客体不同

从医学技术性的角度看，美容技术是一种“非治疗性”手术，它不同传统的治疗外科手术。后者是除去病变组织，并进行必要的修复与再造，将病态转为常态。而美容技术则主要是将通常称之为正常状态的外形转变为更为完美的状态，即塑造人体的修复与再造。从社会心理角度看，非美容医学是满足人们低层次的心理要求――解除病痛折磨，恢复健康，从而获得安全感，而美容医学则是满足人们较高层次的心理需求――美化自身，获得社会的承认与赞许，满足自己的爱美心理。

目前，很多美容就医者以美容为主要目的，每个人的特点、性别、年龄、种族、国籍、信仰、婚姻状况、职业、兴趣、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手术动机及心理状态、审美观、对美容知识的了解、对治疗效果的要求以及期望值千差万别，因此，对每位美容就医者的具体情况美容外科医师都应该在治疗前进行综合评估，提供合理治疗方案并进行正确的健康指导。

4.常涉及美容就医者的隐私

受文化及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整形美容外科临床教学过程中易于触及患者的隐私，如的整形美容手术、生殖器官的整形美容手术等，因而在整形美容外科教学中学生学习的权利与患者隐私权的冲突显得非常突出。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求学生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良好的交流能力，还对学生的道德水准有相当高的要求，不仅具备良好的医学知识和技能，还必须具备如美容学、心理学等知识，较高的审美能力及审美品位．对美容就医者提供合理的健康教育和指导。

二、美容医学专业临床教学中存在的伦理学问题

1.医学生学习的权利与求美者享有平等医疗服务的权利的冲突

美容就医者是临床教学的载体，学生只有在临床实践中才能获得直接的、感性的认识，然而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换，以疾病为中心的医患关系已逐渐转向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关系，在医疗活动中求美者有享受平等医疗服务的权利，而且事实上每位美容就医者都盼望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特别是对隐私权和治疗效果的担心，常常会将实习学生拒之门外。

2.涉及隐私的问诊及检查所带来的伦理学问题

对于医学生而言，任何一种问诊及检查都是学习的一部分，而且临床知识的掌握及临床经验的积累往往与实践的机会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当病史或检查涉及隐私时，示教者需要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很难配合问诊和示教。如果在示教过程中忽视了示教者的知情权，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纠纷。这些都使得涉及隐私的问诊及检查在教学中难以完成。

三、建议与对策

1.加强医学伦理学教学

医学伦理学贯穿于医疗实践的全过程，面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伦理学问题，最现实的解决方法就是加强伦理学教学。

首先，应当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方法研究，打破传统理论讲授方法，改变国内传统的伦理学教学观念。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都开设有医学伦理学的课程，但事实却是学生进入临床以前没有任何处理医患关系、与病人沟通的技巧。而反观国外许多医学院，医学伦理学在其整个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贯穿在整个医学教育过程中，其中临床前期课“医生―病人”的主题就是医患关系，内容包括精通与病人沟通的技巧，讨论医患关系中的社会、伦理和心理问题。

其次，应完善教学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体系，除了需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外，教师队伍的培养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美容医学带教者应该具有高尚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情操，不受经济利益或社会利益的驱动，并以独立、诚实、尊重的心态面对美容就医者，以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教育医学生，通过与美容就医者的有效交流，使医学生客观认识医患关系中相互了解、相互承认、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内涵；在书写病历时，用词的准确可让医学生领会医生的伦理和法律责任；当病情变化并需要调整治疗方案或做一些有创诊疗操作甚至手术前，可以通过与家属及就医者的谈话让医学生了解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解决医疗纠纷时，让医学生体会医疗技术方面和非医疗技术方面各自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在讨论危重病人的治疗方案时，让医学生感悟应当怎样权衡病人的权利和医生的医疗决策权利等，从而协调好美容就医者与医学生的关系，使临床教学工作得以高质量完成。

2.加强美容心理学教学

由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新模式的提出，我们要树立整体医疗观，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转变，这就要求医学生不但要掌握渊博的医学专业知识，还应掌握一定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处理问题时要全面分析，坚持人文社会知识与医学专业知识相结合的原则。此外，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培养医学生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思想，努力做到为美容就医者提供生理、心理、环境和生活等多种层面的人性化服务。

3.加强医患沟通，正确处理新型医患关系

提高医患沟通技巧是医疗实践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也是医学生医疗实践中迫切需要提高的能力之一。

首先，在教学内容上突出美容就医者是医疗中的主人，倡导医患关系的共同参与型，尊重美容就医者的权利和人格，如在决定治疗之前，尤其是在使用新技术、新材料之前，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向美容就医者推荐合适的治疗方法，并解释说明原因及费用，征得其同意后方可进行治疗。

其次，在医疗的选择上，要了解和满足美容就医者心理情感方面的需要。由于每一个美容就医者的审美观、对美容知识的了解、对治疗效果的期望值差别很大，这就要求实习学生运用美容心理学知识，掌握美容就医者心理共性的同时通过深入的交流，了解每一个美容就医者的特殊求美心理，认真细致地说明各种修复方法的特点、适应症、效果以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正确引导、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尊重患者的自，这样才能获得美容就医者的信任，树立对美容治疗效果的信心，使实习学生参与具体的医疗实践获得直接的、感性的认识。

4.正确应对医学美容伦理冲突

中国的美容医学工作者对美容医学的伦理学原则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四项原则：整体上的无伤害原则、局部微创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及尊重和保密原则，这对整个美容医学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在临床带教过程中，坚持美容伦理学原则，使实习学生明白美容伦理学原则贯穿于医学美容的整个实践过程，并应用所学知识正确处理医学美容伦理冲突，如健康与美的伦理学冲突（“三寸金莲”“束胸”“束腰”的病态美，“断骨再续增高术”等）、生命与美的伦理学冲突（“换脸术”、“脑科戒毒术”“类克隆人”等）。

5.利用先进技术改进教学方法

目前，医学院校学生逐年增多，而随着病人对医疗服务水平要求增高和维权意识增强，可用于示教病例却逐渐减少，在此情况下，可以借助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创设出模拟病人和模拟临床场景，以尽可能贴近临床的真实环境和更符合医学伦理学的方式开展教学。医学生可以借助这些模拟系统反复进行各种临床操作技能的训练以及综合临床思维的培养。

总之，随着对生命认识的不断深入，美容医疗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必将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从事临床美容医疗和教学的医务工作者不断探索、总结和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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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福川，尹梅.医学伦理素质教育与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改革的研究[J].医学与哲学，2003，(12)：49-51.

医学伦理学的特征范文

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是20世纪医学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做出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医学模式转变的伟大工程已经结束。事实上,医学模式转变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上都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促进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是当代医学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保证。

当前,医学模式转变中的道德问题的研究是一项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重大、颇具紧迫性的工作。医学模式转变是医学基本观念的变革。医学基本观念的变革必然涉及医学道德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医学模式转变是医学模式转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医学模式转变所具有的深刻道德内涵,道德建设对于医学模式转变的作用,至今未能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理论问题未解决,实际工作必然被动,通过职业道德建设促进医学模式转变的工作便无从谈起。

医学模式转变这一医学基本观念的伟大进步与道德评价的缺如、滞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个问题应当引起理论界的特别注意和认真思考。客观地说,医学模式转变的道德价值并非没有人觉察[1]。但检索一下20年来医学模式研究的文献,就不能不承认,这方面的研究是不尽如人意的。总体上看,在医学模式的研究中,伦理学的探讨十分薄弱,对医学模式转变的道德评价是肤浅的,缺少深入的和深刻的伦理学研究。这种状况,甚至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在医学模式转变的研究中,伦理学“不在场”、“在场未发言”,至少是“词不达意”。

这与其说是医学模式研究的一种缺憾,不如说是医学伦理学研究乃至医学哲学研究的一种悲哀。质言之,这是当代医学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与伦理学割裂、医疗实践中存在的医术与医德割裂即“精”与“诚”割裂的一个表现,它反映了不利于医学哲学研究发展的一种片面性和定势。忽略医学模式转变的伦理学研究是基于这样一条逻辑思路:医学思维方式与医学伦理学是截然不同的;医学模式转变是关于医学基本观念、医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不属于医学伦理学研究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说,医学模式转变中的道德问题的研究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医学模式研究和医学伦理学本身。当然,这篇文章的分析是以这个具体问题为主题的。

二、伦理学———医学模式转变研究的重要内容

以往人们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的评价,大多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思考,将医学模式的转变概括为全面的医学观念对片面的医学观念的取代,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必须指出,这种评价并不全面。因为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识疾病,诊断、治疗疾病,较之生物医学模式的优越,不仅表现在思维方式上,还表现在医学道德上。换言之,医学模式的转变不仅是医学思维方式进步的标志,而且是医学道德进步的表现。不过,医学模式与医学道德之间的关系是医学模式转变中更深层次上的东西。

大概正是由于它固着在深层、又不似思维方式那样“实用”,才被人们忽略。这里涉及到对生物医学模式的评价。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对古代整体医学模式的取代,是医学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医学在近、现代的发展,是以放弃一些本不该放弃的东西为代价的。尽管古代整体医学模式带有笼统、模糊、猜测的性质,但其注重从整体的角度认识健康和疾病,重视包括心理、社会因素在内的诸多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的基本观念,是必须给予肯定的。令人惋惜的是,古代医学重视整体的基本观念,并没有在近代医学中继承下来。

近、现代医学在不断精确、深化,否定古代医学的笼统、模糊、猜测的性质的同时,把古代医学模式的正确的重视整体的基本观念忽略了。用历史的眼光看,近代医学不可能沿着古代医学整体模式的思路,在生物、心理、社会等几个角度齐头并进地发展。在与人的健康、疾病现象密切相关的因素中,近代医学选中了最为直接的生物因素,这是医学不得不走的一条“片面发展”的道路。实事求是地说,生物医学在几百年的片面发展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用发展的观点看,这是符合医学发展规律的。近、现代医学只能首先选择解决生物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因为不搞清楚生物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直接作用的问题,心理、社会因素的间接致病作用便无从揭示。但是,过分重视生物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忽略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毕竟是近、现代医学发展的事实。

这个事实说明,近、现代医学在进步的同时,也存在某些倒退。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忽略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片面的;从病因学、诊断学、治疗学的角度看,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角度,就是伦理学的角度。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不仅是医学思维方式的进步,而且是医学道德的进步。显而易见,忽略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

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本质的特征,忽视这一特征,仅仅从生物学角度认识人,诊断、治疗人的疾病,至多是把人等同于猴子。从这个意义上分析,生物医学模式在取代古代整体医学模式的过程中,不仅抛弃了古代医学模式的正确的基本观念,而且不经意地放弃了古代医学模式中的尊重人、强调人的本质特征的道德内涵。勿庸质疑,亘古以来,医学始终是道德科学,医疗活动始终是道德之举,医学有着显著的道德本质。但是,在医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医学的道德本质的贯彻是有差异的。就古代医学与近代医学的差异而言,医学的道德本质是内在于古代整体医学模式之中的,或者说,古代整体医学模式本身就体现着医学道德。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中国药王孙思邈的“论大医精诚”,都有着鲜明的将医术与医德熔于一体的特点。近代医学则不然,尽管讲究道德同样是近代医学的传统,在近代医学史上,许多医学家崇高的道德境界可歌可泣。但与古代相比较,由于近代医学模式中缺乏心理、社会因子,使医学道德不能通过医学模式贯彻,使医学道德外在于医学模式。理性地说,在仅仅从生物的角度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生物医学模式里,医学对人的尊重,是缺乏载体的。

将人的社会属性、亦即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置于医学基本观念之外,不考虑人的社会性质、心理特征,何谈对人的尊重[2]。如何将医学发展视为一个过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具有向古代整体医学模式复归的含义。当然,当代医学模式与古代医学模式不是一个层次上的,这种复归是就基本精神而言的,被生物医学模式否定了的古代医学模式的整体观念重新被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肯定。这种否定之否定关系,也包含着道德方面的含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比古代医学模式清晰的多从而深刻的多的水平上强调人的整体统一性,使医生重新认识到人不仅具有生物属性,而且具有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生物属性、心理属性、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里,“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识病人的疾病和患病的人,才是从真正的人的意义上认识人的疾病和患病的人。这样,医学对人的尊重就体现在医学模式即医学基本观念之中了。

在生物医学模式居于主导地位的几百年间,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惯性和惰性,要在实践中确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就要克服这种惯性和惰性造成的定势,其中包括克服忽略人的心理、社会属性,将人仅仅理解为生物体的片面性。这实质上,是道德建设。医学模式转变说明医学道德进步是医学发展之必然,说明当代医学的发展为医学道德进步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坚实的、强有力的保障,医学道德进步已经以医学模式转变的方式反映到医学基本观念之中。但是,又何以说当代医学道德的状况制约着医学模式转变呢,这就涉及到了医学道德对医学模式的作用。医学模式与医学道德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医学道德在接受医学模式转变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作用于医学模式转变。

三、用道德的力量促进医学模式转变

1996年,我提出了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滞后的问题[3,4]。3年来,尽管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人们围绕促进医学模式转变在理论上、实践上做了不少工作,但我认为,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滞后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这是人们不愿看到、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这不能不引发我们深入思考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滞后的问题。

3年前,我把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滞后的原因归结为医疗实践、医学理论研究和医学教育3个方面,并且提出在医学实践中贯彻、落实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无论在医疗实践上、在医学基本理论上,还是在医学教育上都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并未过时,仍须坚持。但是否还存在其它方面的原因呢,比如,在贯彻、落实新医学模式上,已经搞清楚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实践上是否已经做的很好了呢,未必。原因何在,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何以不为呢,由此道德方面的原因就显露出来了。集医学思维方式进步与医学道德进步于一体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确立和实施是以道德进步为依托的。

医学模式与医学道德进步是相互作用的。医学模式转变有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可以促进医学道德建设,只是医学模式转变与道德进步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医学模式转变与医学道德进步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道德进步对医学模式转变的促进作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在推动医学道德进步的同时,还要求道德进步来保障。这是医学模式转变与医学道德进步之间关系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是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滞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医学模式转变上,相对于思维方式方面的工作,道德建设方面的工作更加繁重。医学模式的转变需要道德建设支持。

医学伦理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医务人员；临终关怀；认知度；行为；调查

[中图分类号]R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742（2013）08（a）-0128-03

临终关怀是一门以临终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以及相关科学、护理、心理、社会、伦理等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1]。随着干休所老干部群体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对临终关怀的需求越来越强烈[2]。临终关怀的任务是使老干部患者在有限的生存期内，在充满人间温暖的氛围中安详而平和、舒适而有尊严、无憾无怨地离开人世。干休所医护人员接触临终老干部患者的机会最多，对临终关怀的认知水平和行为特征直接影响着临终关怀的质量和发展。该研究主要通过调查问卷来探讨干休所医护人员对临终关怀的认知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开展临终关怀提供依据。现选取2010年2月―2012年12月收治患者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该次调查对象为干休所在职医务人员，其中医师120名，护理人员80名。男性76名，女性124名；年龄最小22岁，最大56岁，平均31岁。大学本科128名，专科65名，中专7名。高级职称40名，中级职称82名，初级职称78名。从事老干部保健工作20年以上24名，10～20年81名，5～10年52名，5年以下43名。

1.2调查内容

干休所医务人员临终关怀知识的获取途径、对临终关怀知识的认知、对从事老干部临终关怀的行为特征、希望加强学习临终关怀的相关知识等。为了更清楚地反应调查对象的态度强弱程度，部分试题采用利克特式量表的五级记分方法，对正向问题记分为：非常同意5分，同意4分，不确定3分，不同意2分，非常不同意1分。对负向问题反向记分。对于医务人员的行为及知识需求参照其态度情况进行5级记分。

1.3调查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形式，由笔者亲自发放，调查对象自填问卷，统一指导语，但不做引导回答。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200份，均为有效问卷，回收率及有效率均为100%。

1.4统计方法

应用SPSS18.0软件处理统计数据，计数资料数据以构成比表示，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检验。

2结果

2.1临终关怀知识获取途径

干休所医务人员临终关怀知识的获取途径主要为学校后多种形式的继续医学教育，而学校获得仅占21%，学校后多种形式的继续医学教育占79%。干休所医务人员临终关怀知识获取途径见表1。

2.2临终关怀知识认知情况

对于临终关怀的对象，66名干休所医务人员认为是患者，占33.0%，134名医务人员认为应包括患者及家属，占67.0%。医务人员对临终关怀概念、宗旨和内容的认知情况见表2。

2.3临终关怀行为特征

调查显示，干休所医务人员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行为多比较积极，能最大限度为患者创造良好医疗环境；积极开展死亡教育，消除患者及家属对死亡的恐惧心理；积极控制不适症状，减轻或消除患者的痛苦；选择适宜时机告知患者及家属真实病情；并积极对患者家属试试临终关怀。该组内容努力控制疾病疼痛得分最高（4.12±0.64）；告知患者真实病情得分最低（3.32±0.75），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4对临终关怀知识的需求

加强临终关怀知识教育是提高临终关怀认知水平的重要环节。调查中有58.3%的医务人员表示需进一步加强有关临终关怀知识培训，重点是对患者及亲属生命伦理教育及不良心理安抚技巧，与亲属关怀知识及症状控制方法知识需求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临终关怀是一门涉及医学、护理、心理、社会、伦理等多个学科的综合学科，而医务人员处于临终关怀的最前沿，是临终关怀工作的主体，其知识认知与态度行为对临终关怀服务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3]。

3.1临终关怀知识的获取途径

该调查显示，干休所医务人员临终关怀知识的获取途径主要为学校后多种形式的继续医学教育，而学校获得仅占21%，学校后多种形式的继续医学教育占79%，说明学校对临终关怀教育缺失。这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①临终关怀在我国起步较晚，自1988年天津医学院成立首家临终关怀机构，到目前为止也只有20余年时间，我国20～21世纪初毕业的医学生，基本未涉及临终关怀知识内容。②目前即使医学院校涉及此项内容，也多以讲座形式，并未列于必修课程。彭琰等[4]于2007年9月，对全国135所本科医学院、医科大学和中医学院教育工作者发送自拟问卷调查表，结果显示，有临终关怀教育的大学为12所，开设必修课的仅有7所。军队院校培养的医学生，临终关怀的对象，在战争环境下，以士兵个体为主，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关注的对象方包括患者家属[5]，均未将老干部临终关怀列为教育内容。目前，总后卫生部委托各军医大学专门为干休所医务人员开设的全科医师轮训班，较为系统的介绍临终关怀的发展史、国内外现状、社会伦理问题、临终期相关症状控制、心理援助、死亡教育等，是干休所医务人员获取临终关怀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医学院校临终关怀系统知识的教育，是保证临终关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3.2临终关怀知识认知状况

该调查显示，对临终关怀的概念、内容、宗旨完全了解的干休所医务人员分别为49.0%、48.5%、44.0%，均明显高于郭辉等14.7%、9.6%、6.6%[3]的调查结果。这与3方面的因素有关：①郭辉等与本文调查时间相隔数年，在这数年中，我国临终关怀事业有了长足发展[6]。②2010年，由总政干部部和总后卫生部联合颁发《军队干休所卫生工作考评标准》，把对老干部临终关怀作为医疗保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将老干部临终关怀工作情况作为评先创优的必要条件，并提出具体要求，充分体现了各级领导对老干部的关怀，无疑也是对老干部临终关怀工作的一个极大推动[7]。③干休所离休老干部年龄均在80岁以上，普遍进入“两高期”，每年都面临着老干部的离世，临终关怀已成为干休所一项常态医疗保健服务项目。目前干休所临终关怀服务，已达到“4赢”的目标：即“患者赢”，老干部获得生活品质的提升及善终；“家属赢”，因生死两相安而使家属顺利度过哀伤期；“卫生所赢”，圆满完成了最终的医疗使命；“国家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8]。

3.3临终关怀的行为特征

该调查显示，作为干休所医务人员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行为是积极的，正向的，他们对老干部的临终需求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在医疗实践中面对临终患者多积极进行症状控制和心理援助，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改善其生命质量，维护临终患者的权利和尊严，让临终患者安详、无憾地到达生命终点。但临终关怀不同于一般的医疗服务，它对从事这一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心理承受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从事临终关怀的医护人员应具有高尚的医德，有同情心、爱心、有高度的责任感，有较强的适应和应变能力，能对患者及家属突发事件进行适当的处理，还要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和娴熟的医护技能[9]。该调查中，干休所医务人员临终关怀行为特征中最为重视的内容依次为：努力控制疾病疼痛，积极开展死亡宣教，关怀患者亲属，创造良好医疗环境，告知患者真实病情。另外，通过调查还发现，从事老干部保健工作时间越长，对老干部临终关怀的积极性就越高，掌握临终关怀的技能就越娴熟。

3.4临终关怀知识需求

该调查显示，58.3%的干休所医务人员希望更加系统的学习有关死亡及临终患者的医护技术，重点是生命伦理教育与心理安抚技巧，而亲属关怀知识与症状控制方法知识需求相对不很迫切，这与前者学科相对较新，而后者与日常医疗保健工作紧密相连有关。临终关怀是一种特殊的医疗关怀服务，它集医学、护理学、伦理学、以及心理学于一体，是在医学不能最终解决病痛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心理疗法和暗示疗法，进而从精神和心理上去关心和安抚每一个病人，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生存的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从而以正确态度面对死亡[10]。国内有关资料显示，41.1%的医院提供的临终关怀重点是疼痛控制，而心理服务比重仅为35.1%[11]。《军队干休所卫生工作考评标准》中明确要求“重视临终关怀工作，掌握临终关怀知识、理念与方法技巧”。虽然军队还没有开展大规模的临终关怀技能培训，但干休所作为一线医疗机构，老干部临终关怀需求日趋增加，应采取多种形式，自行组织医务人员认真学习临终关怀生命伦理及心理安抚知识与技巧，按照《干休所工作条例》要求，积极开展临终关怀工作，为老干部提供亲情化、人性化、精细化服务[12]。

通过对我区部分干休所医护人员对临终关怀服务认知度及行为的调查，证明干休所医护人员对临终关怀的认识是清楚的，态度是积极的，行为是自觉地，但要加强低资历医务人员的思想教育，使其从事老干部临终关怀成为自觉行动。同时干休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让医务人员普遍接受临终关怀的知识、技能和心理素质的培训，从而树立正确的临终医护观，主动为临终老干部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奉献爱心，让临终老干部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满意地达到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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