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的读后感篇1

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主要依据时间顺序将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各家理论进行梳理并加以略微解读。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以及分不同时段及不同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差别化分析。

首先，其结合中国古代以“农”为中心的现实背景对中国哲学的总体趋向加以解释，以“农”的直觉为先的习惯解释中国哲学将直觉植入思想背景中的原由，以“农”的朴实性与自然的密切关联性解释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趋势的成因，以中国特殊的家族制度解释儒家伦理思想何以成为正统等。

其次，其基于一种分段研究的思维，分不同时间段对中国哲学进行具体的差别化研究。以道家为例，冯友兰认为道家起源于周朝封建解体制度伊始的隐者，其将道家思想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为代表的隐者，此阶段道家的目的是避世全生，基本观点是“为我”、“重物轻生”。第二个阶段以惠施、公孙龙之后的老子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道无名，以及“反者动之道”的物极必反思想。其处世观亦意在全生避害，但由于物极必反，故强调欲刚则柔、无为、弃智。第三阶段以先秦时期的庄子为代表，其主要思想是顺乎自然本性能得到相对幸福，天人合一方能得到绝对幸福，强调物我同一。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南北朝时期的新道家（也称“玄学”）阶段，冯友兰将这个时期的道家分为主情派和主理派。主理派的代表是向秀和郭象，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庄子》的注疏当中，其主要观点是道就是无，同时以变化的思想解释“有为”和“无为”，遵循变化是无为，固守旧制是有为，强调万物没有是非差别。主情派的代表其选取的是《杨朱》及《世说新语》，主要是任我从人、率性而为的风流精神。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以时间维度进行条分缕析，阶段分明，在每次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如周朝、秦朝、魏晋南北朝等时期，冯友兰均对其社会制度先行阐释，为相关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背景。无论是法家在秦朝的兴起，还是儒家在汉朝的独尊地位，抑或是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非突如其来，其与不同时期统治者、民众需求息息相关。从这种分时段的差别化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期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是乱世中国哲学的兴盛，以及不同阶段中国哲学思想的前后传承与超越。

此外，冯友兰在分析中国哲学时，能够与西方哲学相联系，采取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如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相比，将中国的“物极必反”思想与黑格尔的“一切事物均包含其自己的否定”思想相较等等，其谈中国哲学又不仅仅只谈中国哲学。但可能因需与西方哲学相联系，而中国哲学中名家的辩论之法与西方哲学的逻辑辩证思维最为接近，冯友兰在该书中大篇幅提及名家的辩论思维，反而显得有些本末倒置，这一点尤其为牟宗三所诟病。

全书中最具创造性的是前三章对中国哲学总体的分析，因其结合我国的风土人情、地理特点、政治背景、家族传统分析中国哲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本土性特点。而后二十五章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时间轴以及传承脉络的梳理较有学习及借鉴意义。现代对中国哲学的研读大多借助后期的注解进行研究，冯友兰按时间轴并结合几个重大时期内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分析的方式，为理解后不同时期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因提供了参考。这种结合时代背景研究内在动因的方式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而研究中国哲学时结合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亦值得效仿。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分析亦存在一些问题。冯友兰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梳理脉络时间跨度大，工序庞杂，其对某些思想的研究存在偏颇亦可以想见。以儒家为例，冯友兰对儒家思想的分析有些浮于表面，其对儒家相关经典的分析本身只能看作众多解释中较偏僻的一种，尤其是冯友兰的分析过于向逻辑辩证思维靠拢，如牟宗三所说：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偏离了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其试图使中国哲学走向明晰化，但有点过犹不及。

在此举两例，一是对正名的理解，孔子崇尚周礼，故而其对正名的论述主要是为应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重一种人伦的名实观，而非实证性的名实之辩。其主要出于《论语》：“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当时卫国国君不顾父子伦常越过其父而登临君位，故子路有此问。孔子答名正才可能言实事成，进而礼乐兴，故必先使其行为符合礼制伦常，这是孔子正名观的主要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亦体现了这种人伦的礼制思维，而冯友兰对“正名”的解释，仅截取了孔子对“正名”的部分论述，脱离了孔子当时的完整语境，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必须履行与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偏向于近代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是一种实证的名实之辩，显然偏离了孔子的思想。

二是关于“命”的解释。冯友兰将孔子所说的“命”理解为命运，认为我们尽力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计成败就是“知命”，有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成分，但这明显是对孔子“天命”思想的误读。从孔子周游列国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便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悲观主义者。孔子对“命”的理解主要表现在知天命和君子三畏当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知天命”可以理解为对天所赋予自己的使命的明悟，也可以理解为对大道使命的理解。“畏天命”则是对事物之义理明悟后产生的敬畏之心。儒家所说的“命”主要指事物所遵循的义理，可以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而对天道产生遥契，是可知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所体现的就是修身养性提升而致知“天命”的一种过程。若理解为宿命则会陷入一种不可知论当中，偏离了儒家的传统思想。相较而言，牟宗三对“性与天道”的解读即参考了君子“三畏”之说，更为符合传统儒家思想，兹不赘言。

冯友兰在解释儒家思想时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认为后来儒家对孔子的解读受政治环境影响而有失其原意，但另一方面其在解读孔子思想之时，不自觉地受西方逻辑思辨思维的影响，偏离相关语境陷入自己的理解当中，有为表达而表达之嫌，而非为解读而表达，以上对“正名”及“命”的解释即属此类，难免偏离了中国传统。

总体而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不失为了解中国哲学之佳作，其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并分不同时期对中国哲学进行差别化研究，同时采取分阶段研究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加以梳理并适当解读。虽在各家思想的横向分析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纵向分析脉络清晰，足以使人对中国哲学产生概括性认识。无论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均值得细细品读。

中国哲学简史的读后感篇2

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主要依据时间顺序将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各家理论进行梳理并加以略微解读。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以及分不同时段及不同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差别化分析。

首先，其结合中国古代以“农”为中心的现实背景对中国哲学的总体趋向加以解释，以“农”的直觉为先的习惯解释中国哲学将直觉植入思想背景中的原由，以“农”的朴实性与自然的密切关联性解释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趋势的成因，以中国特殊的家族制度解释儒家伦理思想何以成为正统等。

其次，其基于一种分段研究的思维，分不同时间段对中国哲学进行具体的差别化研究。以道家为例，冯友兰认为道家起源于周朝封建解体制度伊始的隐者，其将道家思想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为代表的隐者，此阶段道家的目的是避世全生，基本观点是“为我”、“重物轻生”。第二个阶段以惠施、公孙龙之后的老子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道无名，以及“反者动之道”的物极必反思想。其处世观亦意在全生避害，但由于物极必反，故强调欲刚则柔、无为、弃智。第三阶段以先秦时期的庄子为代表，其主要思想是顺乎自然本性能得到相对幸福，天人合一方能得到绝对幸福，强调物我同一。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南北朝时期的新道家（也称“玄学”）阶段，冯友兰将这个时期的道家分为主情派和主理派。主理派的代表是向秀和郭象，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庄子》的注疏当中，其主要观点是道就是无，同时以变化的思想解释“有为”和“无为”，遵循变化是无为，固守旧制是有为，强调万物没有是非差别。主情派的代表其选取的是《杨朱》及《世说新语》，主要是任我从人、率性而为的风流精神。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以时间维度进行条分缕析，阶段分明，在每次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如周朝、秦朝、魏晋南北朝等时期，冯友兰均对其社会制度先行阐释，为相关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背景。无论是法家在秦朝的兴起，还是儒家在汉朝的独尊地位，抑或是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非突如其来，其与不同时期统治者、民众需求息息相关。从这种分时段的差别化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期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是乱世中国哲学的兴盛，以及不同阶段中国哲学思想的前后传承与超越。

此外，冯友兰在分析中国哲学时，能够与西方哲学相联系，采取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如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相比，将中国的“物极必反”思想与黑格尔的“一切事物均包含其自己的否定”思想相较等等，其谈中国哲学又不仅仅只谈中国哲学。但可能因需与西方哲学相联系，而中国哲学中名家的辩论之法与西方哲学的逻辑辩证思维最为接近，冯友兰在该书中大篇幅提及名家的辩论思维，反而显得有些本末倒置，这一点尤其为牟宗三所诟病。

全书中最具创造性的是前三章对中国哲学总体的分析，因其结合我国的'风土人情、地理特点、政治背景、家族传统分析中国哲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本土性特点。而后二十五章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时间轴以及传承脉络的梳理较有学习及借鉴意义。现代对中国哲学的研读大多借助后期的注解进行研究，冯友兰按时间轴并结合几个重大时期内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分析的方式，为理解后不同时期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因提供了参考。这种结合时代背景研究内在动因的方式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而研究中国哲学时结合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亦值得效仿。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分析亦存在一些问题。冯友兰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梳理脉络时间跨度大，工序庞杂，其对某些思想的研究存在偏颇亦可以想见。以儒家为例，冯友兰对儒家思想的分析有些浮于表面，其对儒家相关经典的分析本身只能看作众多解释中较偏僻的一种，尤其是冯友兰的分析过于向逻辑辩证思维靠拢，如牟宗三所说：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偏离了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其试图使中国哲学走向明晰化，但有点过犹不及。

在此举两例，一是对正名的理解，孔子崇尚周礼，故而其对正名的论述主要是为应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重一种人伦的名实观，而非实证性的名实之辩。其主要出于《论语》：“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当时卫国国君不顾父子伦常越过其父而登临君位，故子路有此问。孔子答名正才可能言实事成，进而礼乐兴，故必先使其行为符合礼制伦常，这是孔子正名观的主要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亦体现了这种人伦的礼制思维，而冯友兰对“正名”的解释，仅截取了孔子对“正名”的部分论述，脱离了孔子当时的完整语境，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必须履行与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偏向于近代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是一种实证的名实之辩，显然偏离了孔子的思想。

二是关于“命”的解释。冯友兰将孔子所说的“命”理解为命运，认为我们尽力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计成败就是“知命”，有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成分，但这明显是对孔子“天命”思想的误读。从孔子周游列国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便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悲观主义者。孔子对“命”的理解主要表现在知天命和君子三畏当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知天命”可以理解为对天所赋予自己的使命的明悟，也可以理解为对大道使命的理解。“畏天命”则是对事物之义理明悟后产生的敬畏之心。儒家所说的“命”主要指事物所遵循的义理，可以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而对天道产生遥契，是可知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所体现的就是修身养性提升而致知“天命”的一种过程。若理解为宿命则会陷入一种不可知论当中，偏离了儒家的传统思想。相较而言，牟宗三对“性与天道”的解读即参考了君子“三畏”之说，更为符合传统儒家思想，兹不赘言。

冯友兰在解释儒家思想时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认为后来儒家对孔子的解读受政治环境影响而有失其原意，但另一方面其在解读孔子思想之时，不自觉地受西方逻辑思辨思维的影响，偏离相关语境陷入自己的理解当中，有为表达而表达之嫌，而非为解读而表达，以上对“正名”及“命”的解释即属此类，难免偏离了中国传统。

总体而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不失为了解中国哲学之佳作，其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并分不同时期对中国哲学进行差别化研究，同时采取分阶段研究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加以梳理并适当解读。虽在各家思想的横向分析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纵向分析脉络清晰，足以使人对中国哲学产生概括性认识。无论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均值得细细品读。

中国哲学简史的读后感篇3

一、为什么读哲学史？

人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了解一个事物需要看他形成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才能更透彻地了解他的现在。现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一定与古代哲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今年暑假选读了一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二、介绍冯友兰。

冯友兰，世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哲学家。六十多年前，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大学开讲座，向西方人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其英文讲稿整理后写成《中国哲学简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简史》不仅一直是世界许多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更成为许多西方人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入门书，可以说是历久弥新。

这本书用二十余万字的篇幅讲述几千年中国哲学史，选材精当，文笔精妙，深入浅出，以有限的篇幅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其中充满睿智与哲人洞见，正如冯先生自己所说“小景之中，形神自足”。所以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学习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最好选择之一。

现在本书被列入北大学生应读书目，同时还被确定为“语文新课标深阅读丛书”之一。与《傅雷家书》、《美的历程》并称为“学生三书”。

三、现在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读书所得。

（一）哲学的作用

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以前我们都学过，他教我们世界观方法论，让人感觉到它正确的无懈可击，很高深，也很枯燥，离我们的距离很远。再加上现代社会专业知识日益精确化，专家们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而哲学家对越来越多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学哲学还有用吗？

关于哲学的功用是什么，冯友兰先生有这样的见解：“哲学不报告任何事实，所以不能用具体的、物理的方法解决任何问题。例如，它既不能使人长生不老，也不能使人致富不穷。可是它能够给人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可以看出生死相同、得失相等。从实用的观点看，哲学是无用的。哲学能给我们一种观点，而观点可能很有用。用庄子的话说，这是‘无用之用’。”这种“无用之用”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使人成为理想的人而不是成为不得已而羁绊于某种职业的人。

（二）中国哲学产生的背景

1、地理环境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因此古人常说“普天之下”“四海之内”。从孔子的时代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来没有海上冒险的经历。对比之下，而海洋国家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出生在海洋国家，漫游列岛。其思想肯定与中国思想家有不同。

大陆国家的人们，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不喜欢变革。而海洋国家的人们，情况则迥然不同。他们有根多的机会见到语言、风俗都不同的人们。他们习惯于变化，对新奇事物并不惧怕。

2、经济环境

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向来依靠农业维持生存，在一个农业国家里财富的首要基础是土地，以前我们都把“耕种之术”作为国家的要务。中国古代哲学家也都强调农业是立国之本，商业则被看作立国之末端，所以咱们国家以前一般是重农轻商。

但海洋国家靠贸易维持繁荣，他们首先是商人。商人要和账目的抽象数字打交道，所以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学思维，因此他们使用的语言非常明晰。而中国哲学家则习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举例来说理，给人们留下无限的想象余地。

3、家族制度

农民只有靠士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这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组织得很好的制度之一。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家族制度的'理想化。比如说重亲情，重血缘关系等。

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商人也就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为基础。由于这个原故，希腊人就围绕着城邦而组织其社会，与中国社会制度形成对照，中国社会制度可以叫做家邦，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邦是用家来理解的。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因为在同一个市民阶级之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有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或高于别人。但是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因为在一家之内，父亲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儿子的权威。

4、反者道之动。

即咱们所说的“物极必反”。中国人深信这一理论，因此经常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既使处于极端困难之中，也不要失望。抗日战争时期、内战时期的电影中，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黑暗即将过去，黎明马上来临。”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等。正是这种信仰形成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5、对自然的理想化。

农民时刻和自然打交道，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道家最后将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即主张“天人合一”。

以上就是冯先生所总结的中国哲学产生的主要背景。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孔、孟、老、庄、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大思想家。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的发展已经战胜了地理的限制，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封闭的“四海之内”。中国的经济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已经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所以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除一部分具有持久的价值以外，很多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国哲学史必会抛弃许多过去的意识形态，形成自己新的哲学思想。

（三）境界说的意义

冯先生认为人的各种行动带来了人生的各种意义，这些意义的总体构成了他所说的“人生境界”。它们从低到高的层次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社会风俗习惯而生活。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所做的并没有什么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做事为义不为利的境界，他们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所做的都合乎道德，这种人生境界即为道德境界。

超越世俗，自同与大全的境界是天地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圣人。

在这四种人生境界中，前两种是人的自然状态，后两种是人应有的生命状态：前两种境界来自天然，后两种境界则是人的心灵所创造的。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为了帮助人达到后两种人生境界。

通过境界学说的阐述，冯先生指明了中国儒家哲学主要倡导和期望的是升华人心灵的境界，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理想。冯先生一再强调哲学的功用就是“提高人的心灵境界”，其最理想的高度就是“天地境界”。

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它就深深的蕴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

为了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生活的更加自信，能够获得更高品质的生活都来关心哲学研究哲学吧！

在读这本书时，虽然很多地方反复读好几遍，也不得要领。但我时时会有捡拾散落珍珠的感觉，处处受到启发，所以最后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中国哲学简史》。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