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内涵与创新方式篇1

关键词：十八大报告语言特色语言魅力

语言是思维内容的外在表达和充分体现。语言特色，是指一定的语言表达区别于其他语言表达的独特风格。形象生动语言是精深思想内容的生动表达，彰显人类语言的文明魅力和时代特色。语言魅力是指语言的吸引力和表现力。党的十八报告的语言特色和语言魅力，生动表达和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深刻内涵。本文着重从十八大报告的语言特色和语言魅力视角，加深对十八大报告思想内涵的深刻理解。

一是语言清新优美。十八大报告语言清新优美，像和谐的满眼春风，读起来使人心旷神怡。如十八报告科学谋划一个总体战略布局。由十七大的“四位一体”到十八大的“五位一体”。这是十八大的一个重大创新亮点。涵盖中国特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建设、外交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并有许多新的提法和新的亮点。经济建设的总体要求是：“两个加快”：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个新提法。在经济发展方式上，要“四个着力”。一是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二是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三是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四是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四个着力的核心是实现四创新。在经济发展道路上，要“四化道路”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良性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发展立足点从“速度至上”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的思想，为转变发展方式指明了根本方向。“四化同步”思想、“创新驱动”思想、“质量和效益优先”思想是十八在转变发展方式上的三个重点和新亮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四个创新”即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协同创新。把创新驱动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是十八大的一个重要创新亮点。政治建设总的建设要求:紧紧围绕人民民主这面旗帜,要“三个更加注重”、“一个突出”。“三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治国管理中的作用。“一个突出”：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既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建设的七项要求中有四个新亮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是一个新提法。提出“四个层面”的民主协商：第一，基本制度层面的协商民主；第二，社会生活层面协商民主；第三，党际关系层面的协商民主；第四，基层自治层面的协商民主。二是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新提出“四分开”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三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推进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四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力监督体系。这是一个新亮点。十七大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如何运行？十八大作了明确回答。即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网络监督。从而真正让权力在阳光运行。文化建设总的要求是:两个方向(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和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三贴近原则（实际、生活、群众）。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人民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社会建设总的思路是: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三公平”是十八大报告的一个新亮点。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与十二大问题并列论述,是十八大报告的一个重大新亮点。总体思路是：一是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新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五大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中，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二是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三是一定要更加地珍爱自然和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党的建设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是一个创新亮点。上升到规律性层面新认识，是党的建设的新境界。在总体思路上：全面加强“五大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并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制度建设前面。既符合逻辑，更符合民心民意！这是一个新排序。“强化‘四自’能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建设的“五自能力”是十八大报告的又一个创新亮点。

二是语言简洁精准。如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报告还明确提出了“四个特色”：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着眼特点，着眼特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矛盾原理的经典要义。报告强调指出：开辟一条道路，创立一个理论体系，确立一个基本制度。要“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总思路”：即总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布局（“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总任务（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一个宏伟目标：一是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二是建国10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综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报告强调指出：一是在战略机遇期上要“三个赢得”：“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二是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五点要求”：“五点要求”的最大亮点：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万亿元人民币。十八大报告首次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写入主题报告。用24个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新的概括。这个概括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作了具体表述。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新的凝练。在公民道德素质方面。具体提出加强“四德”、“三弘扬”“四信”。“四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三弘扬”：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时代风尚，真、善、美。“四信”：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上升到党建科学化水平和战略高度。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三是语言人文关怀。“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2]“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个新提法，提出了很高的标准，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把教育放在社会建设的首要一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特别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教育指明了根本方向。推动实现更高就业。提出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这是十八大报告的一个创新亮点，更是百姓关注的热点。第一，实现“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则产性收入。第三，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上述十八大报告语言表达的人文关怀，就会像阳光一样融化人与人之间的冰雪，就会像春雨一样滋润人们的心田，就会像黄莺一样唤醒孤寂冷漠的心。

四是语言内涵精深。“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概括，这里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增加了时代特征。以前从未这样表述过。这大大丰富了历史经验的科学内涵。建党九十多年来的最高成就是，开辟了一条道路，创立了一个理论体系，确立了一个基本制度。这里一个突出亮点比十七大报告多了一个基本制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这是十八大报告的灵魂和实质。应当倍加珍惜。报告主题思想中的“攻艰克难”四个字意味深长！强调必须清醒认识“三个没有变”：一是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二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三是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报告还特别强调指出“三个依然”：一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二是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三是腐败问题依然严峻。从国情严峻考验看：国内改革开放和利益调整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转型风险期。官民、劳资、警民三大矛盾十分突出。从世情严峻考验看：当中国进入第二大经济体后，西方世界冷战思维和冷战心态更加复杂：经济上的贸易战，政治上的分化战，军事上的包围战，思想文化上的渗透战更加激烈复杂！从党情严峻考验看：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大危险”。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五是语言意境高远。读十八大报告优美文字所蕴含的思想内容，不仅养眼，而且养心，滋润灵魂，提升境界。十八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这是十八大一个重大贡献，一个重大亮点。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转化为“四个更加自觉”地基本要求就由理论形态转化为实践形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鲜明的精神实质。这是一个新提法。“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注释：

社会治理的内涵与创新方式篇2

【关键词】服务型执政党以人为本研究评析

【中图分类号】F752.6【文献标识码】A

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成功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特别是在对党自身性质的定位问题上不断取得创新发展。面临新形势、新局面，党的十正式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党的重要理论命题，2014年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细化深化了服务型政党建设战略构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围绕服务型执政党建设的内涵与特征、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实践路径、重大意义等问题，已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厘清某一概念或范畴的内涵是进行学术探讨的首要前提。目前，学界对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研究，首先集中于解读和探讨其科学内涵和主要特征等基本问题，以明确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实质要义。

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内涵。关于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科学内涵，理论界从多重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理解与看法，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中代表性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党建新模式下的价值行动”说，指出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具备三方面内涵要义，即理论上应遵循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原理，组织机制上积极构建上级党组织服务基层、党员和党组织服务群众、政党服务科学发展的党建模式，实践上致力于优化执政环境和创造公共价值行动;二是“基于服务型组织的服务职能”说，此观点借鉴了建设服务型组织的理论内涵，指出党作为基本社会组织应强化服务功能开发，强调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为全社会和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优质服务;三是“执政方式服务导向下的政治服务”说，认为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善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涵，尊崇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执政理念，不断向群众和社会提供科学的政治理念、政治产品和政治规则，保障民众和社会拥有优质的政治生活和稳固有效的政治秩序，并最终引领社会持续全面进步。

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主要特征。关于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主要特征，学者们大多都特别强调服务功能和服务意识，认为这是对传统的领导和管理本位政党模式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条件下的执政理念创新。

有学者认为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有四个鲜明特征：一是鲜明的政治导向，这是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区别于一般服务型政党的本质特征;二是高度的服务自觉，强调外化为实际行动，内化为价值理念，这是思想基础与先决条件;三是有价值取向的人民本位，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检验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四是有与时俱进的时代诉求，强调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内质是具体的历史的，具有开放性与时代性。

总的说来，学界普遍认为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提出，是在吸收国内外社会主义政党建设经验，总结我们党60多年的执政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对执政理论和党建理论的拓展与创新。尽管学界对于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内涵和特征的理解阐述不尽相同，但都注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这也反映了不论形势任务怎样变化、自身定位如何发展，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与指导思想都始终如一。建设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体现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理念的发展完善。尤其是把人民群众当作执政的服务对象，更是对“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忠实践行，也体现出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分析、理解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对于推进该领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学界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是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基础。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为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作为社会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因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组织引领作用，凝聚激发各种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力量;更要积极适应时代要求，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广泛周到的有效服务，并持续深化拓展党的服务功能，以顺乎社会历史发展所必须。同时，还有学者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服务型党组织的重要理论根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创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强调为人民群众服务是共产党的核心特性和根本要义，只有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党的执政地位才能不断得到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持续获得胜利。

其次，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实际，是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现实依据。当前，我们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面临新局面新形势，如何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为我们党亟待解决的问题。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念的提出就是我们党对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积极关照与主动回应。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命题的提出是社会发展新时期践行党的宗旨、永葆党的政治本色的必然要求。

伴随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推进，党的执政环境、执政条件、执政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型，党必须适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现实要求，变革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领导与管理中凸显服务本色，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卓著成果，是实现向服务型政党转型的现实依据：大量社会资源的积累是服务型政党建设的根本物质依据，民主精神与民主政治的培育是服务型政党建设的重要政治依据，政党与社会之间良性合作互动关系的确立是服务型政党建设的基本社会依据。

综观现有成果，学界对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条件的研究已较为深入。然而，决不能将理论和现实二者割裂，单纯地认为理论层面仅来源于经典著述，实际上，党在新时期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也为服务型执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这也需要我们作进一步分析探讨。

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演进与发展

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概念，虽然在党的十才正式提出，但实际上自党成立伊始就始终践行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诉求。因此，学界对服务型政党的演进发展历程也进行了研究梳理，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首先，考察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演进。有学者依据史实材料，分析论述了我们党在各主要历史新时期，对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的发展和践行。其中，为人民服务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一以贯之的价值基石;新时期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公仆思想实现了从人民的勤务员到“领导就是服务”的新发展;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到“以人为本”内涵的新拓展;而从“建设服务型政府”到“建设服务型执政党”则凸显了我们党执政使命的创新与超越。

其次，还重点研究了、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建设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贡献。其中，作为我们党的缔造者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对服务型执政党建设的积极探索，日益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有学者认为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为：强调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注重加强了党的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建设，强调提高党的服务能力，狠抓党的作风建设，开展了党的纯洁性建设。还有学者考察了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期对“三型”政党建设的探索及启示，指出这一时期，邓小平始终把“为各族人民好好服务”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特别重视把改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当作主要执政任务来抓。这些有益经验，无疑对我们推进当前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战略构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路径

关于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路径，学界从转变思想观念、改善党的作风、提升服务能力、完善组织制度以及在网络时代下如何更好发挥新媒体作用等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有：

首先，强调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转变执政理念，改善党的作风，在思想和实践中确立服务理念，夯实服务意识。有学者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党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使命意识，针对如何确立服务理念，有学者提出了四种具体方法：一是认真学习哲学，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二是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三是确立科学的权责观;四是注重在实践中持续改进提升服务理念。同时，也有学者重点论述了十以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调在思想观念层面上树立服（下转256页）（上接75页）务意识的重要意义。

其次，从增强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本领、改善服务质量、拓展服务平台等维度，探索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实现路径。有学者指出服务以能力为基础，服务能力决定服务水平，服务能力影响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与认同感;党员领导干部要积极接受教育培训、主动参加实践锻炼，不断提升综合素质、提高服务能力。增强服务能力要下大力气改善民生，正如有学者指出：作为人民群众最为关心、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民生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着力点。

再次，重视创新服务机制、完善组织制度，尤其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对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有学者特别强调要从制度上进一步构建保障服务型执政党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制约环境，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从重视为人民服务到必须为人民服务;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助于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具体制度措施，包括联系群众的制度、群众意见及时进入公共权力决策过程的制度、群众公论对于干部任用的进入制度、群众对权力机关作风与办事成效的有效评价制度、社会公意对地方公共财政开支的监督和辩论制度、公众对地方公共政策的有效质疑制度、公共权力内部基于群众公论对官员服务群众诚意与成效的随时寻访制度，等等，只有通过制度化环境的形塑进程，诸如“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一系列政治价值标示才有希望变为具有程序规约的结果。还有学者借用公共管理学的服务动机（ServiceMotivation）一词，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党需要加强服务动机的考核，建立科学的公务员服务动机考核指标，完善相关考核制度，并提出了考核服务动机的基本步骤。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信息和网络时代下新型媒体对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作用，越来越多地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可。如有学者提出网络扩大了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政治影响力，网络为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网络为党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搭建了科学应用平台。针对微博等新媒体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微博问政提升了政党服务理念，提供了由控制型向参与型转变的全新政党服务模式，促使其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促进了政党功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同时还提出了微博问政的具体实行路径：各级党政干部要转变观念、主动参与微博问政，力戒形式主义、把执政为民落到实处，加强微博问政顶层设计、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完善相关服务体系。

建设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学界还对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进行了论述。有学者认为，“服务型执政党”命题的提出，凸现了“不断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一个固有特征，既彰显了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中的高度自觉，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赋予了党的宗旨新的时代特征，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观;强化了服务的功能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功能论;强化了执政方式的服务导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观。

从现实层面来看，有学者提出，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是党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自身功能的新定位，有利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利于推动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与执政能力建设。还有学者运用库恩的“范式”概念，指出“三型”执政党的新定位，具有“范式”上的意义，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其中，加强作为“三型”执政党中心环节的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推动为民务实清廉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效开展。

通过现有成果也可以看出，对以建设“三型”执政党为主要内容的新时期党建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地位、作用的研究还不多见，值得进一步发掘探讨。另外，如何以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带动党建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需要作更为深入的分析。

综上所述，从党的十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重大命题展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阶段性成果，对很多相关问题的研究已日益明晰。但由于理论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尚存在部分问题和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首先，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数还处于政策解读和政治宣传的层面，真正从学理上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依然较少，需要综合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积极构建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其次，如何推动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良性互动，真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实现依法执政、依宪执政，进而实现以“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目标的党建模式法制化、规范化、常态化，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重要课题。最后，我们还需要及时总结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实践中的先进经验，将规律性认知上升到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思想内涵，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社会治理的内涵与创新方式篇3

[关键词]协商民主；人民民主；平等；参与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并逐渐流行的一种民主政治理论。21世纪初期协商民主理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和积极研究。党的十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协商民主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

198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文章中第一次从学术层面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政治概念。随后，1987年，伯纳德・曼宁的《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以及乔舒亚・科恩的《协商与民主合法性》等著作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更加持续深入的研究，不断发展了协商民主理论。1999年，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者在曼彻斯特大学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了公共协商的规范概念、协商民主规范理想所需要的制度机制等内容，并提出了一系列支持协商民主的有力论据。[2]之后，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积极倡导，赋予这一理论新的威望与发展。国外学者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起步早，并且比较深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关于协商民主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五种：“其一，协商民主是一种决策机制；其二，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其三，协商民主是一种政府性的实体；其四，协商民主是人们就公共事务进行协商并参与立法或公共决策的过程；其五，协商民主是一种秩序良好的民主。”[3]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协商民主进行了关注。许多学者系统研究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例如，俞可平认为，“协商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之上的，他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4]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协商民主指在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的政治团体和公民，通过参与政治过程，提出自身观点并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偏好，根据条件修正自己的理由，实现偏好转换，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建议，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5]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学者们对协商民主基本内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协商民主有两个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维度：一个维度是强调公民参与，即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另一个维度是强调公共协商，即公民参与决策是以公共协商为基础，在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使决策科学性、合法性。因此，把握协商民主的内涵需要从“公民参与”和“公共协商”两个维度进行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能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协商民主，也不能完全按照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来解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的基点是强调协商民主的社会主义属性。它既反映了协商民主的一般特性和规律，也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首先是社会主义性质，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的民主政治形式。

二、“协商民主”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渊源，了解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协商民主的深刻内涵，从而积极借鉴其合理成分，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一方面，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主的实践，民主理论形成了以熊彼特为代表的“精英民主理论”，该理论认为：“民主制度必须依赖政治领袖的智慧、忠心和技巧，普通的公民在政治上是不会有作为的。他们认为，社会分为有权的少数和无权的大多数；公共政策是精英价值取向的体现，而不反映大众的需求；精英对大众的影响大大地大于大众对精英的影响，等等。”[6]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政治学家借鉴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现象，出现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政治领域如同市场领域，公民在政治领域也是理性和自利的，有着自己的偏好结构，选择的目的是追求自己功利的最大化，民主的过程就是透过计算个人偏好的总和决定政治家和政策的过程。”[7]

两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引起人们对于民主的广泛思考，到了20世纪90年代，协商民主在以上这些民主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它不同于以往民主理论中只重视经验性和描述性的语句总结，以及缺乏具体的解决措施等问题，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方法思路，即通过公众广泛参与的方式，注重包容、公开、平等、共识，增加理性思考、公开协商、公共责任等要素，以此提高决策的质量。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使公民自治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治理模式也随之转型，这是协商民主产生和发展的现实依据。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下，国家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公民服从并习惯于国家的统一的调度以及资源的分配，而现代社会，随着一些新兴媒体、网络技术等科技的发展，参与公共权力的手段不断丰富。此外，教育的普及使公民的素质不断提高，人们开始逐渐适应沟通和协商的方式进行自我治理。协商日益成为人民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也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和民主政治模式。基于这样的现实，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得以快速产生和发展。“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为了回应西方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多元文化社会潜藏的深刻而持久的道德冲突，以及种族文化团体认知资源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8]可见，协商民主理论不仅是对当前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应对手段，同时也是对现实种种复杂问题的回应。

三、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路径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绝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仅需要结合我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同时应对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吸收和借鉴，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积极创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体的实现形式。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需要将其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历史的发展不能割断，文化是民族发展延续的血脉。协商民主中所强调的某些原则，如“共识”、“公众参与”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相契合，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之道”，“它承认价值和利益的多元特征，并强调多元的共存和发展。这既与现代民主政治强调的多样性、对话沟通等基本精神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又为协商民主被中国借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精神资源。”[9]因而，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使其更好的融入我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需要将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进行有机结合。

第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在批判的基础上合理的吸收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理论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必须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才能指导实践并推动社会的发展。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植根于西方的具体社会发展环境，一方面是西方民主理论上的成熟，另一方面是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以及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它反映的是西方的社会实践，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不仅不会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而会阻碍甚至使我国的民主建设进程倒退。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待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需要批判的继承，积极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有益经验，但必须以我国的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合理的吸收借鉴，绝不能直接照搬西方模式，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外来的理论无论多么完美，都需要和本民族具体国情相结合。

第三，始终坚持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体的实现形式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有益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创新具体的实现形式。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以来一直是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在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积极构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制度。党的十报告中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体的实现形式指明了方向，在未来的协商民主建设中，不仅需要巩固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这一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实现形式，同时还应探索发展更多层次、更为广泛的实现形式。

[注释]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人民出版社，2012.

[2]陈家刚.协商民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3）.

[3]杨炳超.协商民主之内涵[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7（4）.

[4]俞可平.协商民主：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J].学习时报，2006（11）：06.

[5]张爱军，高勇泽.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J].社会主义研究，2010（3）.

[6]杨炳超.协商民主之内涵[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7（4）.

[7]马奔，周明昆.协商民主：概念、缘起及其在中国的运用[J].理论探讨，2006（4）.

社会治理的内涵与创新方式篇4

[关键词]社会治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C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5）02―0062―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表述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并在第十三部分单独列题论述，充分说明党中央已把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社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本文仅就城市社区管理和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作以研究和探讨。

一、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内涵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但代表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转变，体现由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共同治理的结构性变化，是党在执政理念上的一次高度升华。纵观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主要偏重社会管理而疏于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的不同，折射出理念的不同，内涵的不同。

我们重点对比分析“管理”和“治理”的主要区别。“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强制、刚性的，强调“官管民”、“我管你”、“你得听”。而“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合作、包容的，多元主体地位是平等的，体现官与民共治的内涵。简单说，可以把“治理”理解为更高层次的“管理”，是一种优化、良性、多角度的“管理”，其内涵更丰富也更全面。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变革，要求政府重新树立“社会本位”的理念和原则，重心必将向社会倾斜，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必须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政府对社会的“统治观念”必须让位于“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观念。

在当前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社会矛盾凸显、经济增长换挡的时代背景下，社区被赋予了新内涵、新使命、新要求。中央明确提出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上，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并重的方针，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社会矛盾，强化道德约束来规范社会行为、调解利益关系来解决社会问题，健全基层综合服务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利益诉求。中央明确指出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上，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实现政社分开，能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重点培育发展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并实行直接依法登记。由此可见，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作为社会成员获取公共服务的重要场所，作为政府织动员和开展社会工作的主要阵地，必然也必须要承担起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基础作用。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分析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明确规定，“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2〕

从国内城市社区发展的基本路径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社区”，多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支撑，由企业负责建设一定范围的职工宿舍区或生活区，并提供配套服务、进行日常管理。这基本符合“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定义，形成了我国社区的“雏形”。第二阶段的“社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企业解体”，企业对职工的管理手段失效，由原来统包统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职能开始分化并逐渐回归于社会及社区;社会成员原有的“企业人”属性逐渐向“社会人”过渡。第三阶段的“社区”，是在全国人口加速流动、百姓权利意识觉醒的大背景下，一方面社区人员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能力和意愿普遍增强，对社区提供的服务质量水平的要求更高。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稳步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的好坏将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前途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部分，也明确提出“要完善社区治理结构，鼓励因地制宜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模式”。〔3〕由此可见，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最大限度的发挥社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要基础作用，进而以相对更低的政府投入实现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社区普遍存在行政色彩偏重问题。长期以来，社区始终被政府视为代其行使管理职能的延伸机构，社区承担了过多政府性工作任务和考核，“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承担着与其自身完全不匹配的工作要求，必然导致社区疲于应对甚至是顾此失彼，进而影响社区自身发展、创新工作开展、服务水平提升。比如，随着大量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流动人口涌入社区，原本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服务与管理等工作向社区转移，社区成为城市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重要平台。劳动、、司法、计生、民政等部门普遍在社区设置服务窗口、下派工作人员，而这些下派的工作人员名义上由社区统筹管理，而实际上多为“归口管理”，社区难以真正实现有效管理，“服务”没有随着人员的下派而真正进入社区。再比如，社区内普遍存在协会、社团等多种社会组织，由于这些社会组织的性质、开展活动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基本属于自然发展、自发活动的状态，社区在加强社会组织活动监管，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等诸多方面普遍“缺位”，社会组织激发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特殊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仍然停留在被动、零散状态。

三、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对策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要求，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社区治理工作：

首先，加强并改进社区党组织的建设。依据社区党员数量及社区工作需要，及时调整社区党组织设置，建立符合社区情况的网格化党小组，实现党组织全覆盖。根据社区自身条件成熟与否，实行社区自治组织和党组织的同步建立，确保党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影响力，使一定数量的党员进入这些组织中去，并做好自治组织与社团协会组织培育发展等工作的同时充当好党和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桥梁。根据社区的实际，要充分发挥在职居民党员、离退休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作用使党员的先锋模范和旗帜作用日益明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社区治理献计献策，对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都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加强和创新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在社区治理中主导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现行城市基层管理模式已然不适应城市社区发展的需要。因此，弱化基层政府对社区的行政色彩必成为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建设的一个正确而明智的选择。基层政府要从政府职能上不断改进主导方式，有效处理好建设发展中的各种关系。一是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街道承担着对社区的领导责任，要始终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坚持公益性的原则上确保社区运作始终坚持服务群众的宗旨，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积极作用，做到到位不越位，确保社会化、专业化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处理好搭台与唱戏的关系。在社区治理中，街道重视和保护好群众在社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街道对社区各类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仅仅是“政府搭台”，“群众唱戏”才是关键和根本。正是在“民为本”的思想指导下，社区治理活动才可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吸引力。三是处理好评估与落实的关系。社区实行群众评估能够直接、客观的反映管理现状，有利于促进社区的规范化管理。主要内容包括规章制度、保障措施、计划执行、财务审核、活动参与率、管理效能、安全机制等，形式有明查暗访、召开群众座谈会、发放问卷调查、查看工作资料等。通过评估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群众满意度。

无论是铜陵模式的减法（取消街道），还是市南模式的加法（街道扩权），其本质都是让居民可以更方便的享受各项政府公共服务。国内现有的几种模式，共通点都是不断的弱化社区的行政色彩，厘清居民自治与政府管理的边界，促使居民自治组织回归到社区治理中应在的位。作为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的基层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就需要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强化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创新和改革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更好地指导和帮助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活动工作的依法开展和顺利进行。

再次，加快社区自治组织、公益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建设。社区自治组织、公益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是社区服务职能的重要承载者，这些组织服务职能的发挥可以有效的承载政务服务，减轻政府的行政负担，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突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一是逐渐弱化自治组织的行政色彩，减少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大力推行居民小组“网格化”管理。二是完善自治组织制度建设，使自治组织依靠制度管理日常事务。三是协助自治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对自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予以及时帮助。推进公益性组织发展。一是努力营造适宜公益性组织发展的社会氛围，形成“人人都应参与公益事业，人人都有能力参与公益事业”的良好氛围。二是应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协助公益开展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三是大力宣传公益性组织取得的社会成果，将公益性组织塑造成弘扬先进文化、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区的组织。推进非营利性组织发展。一是通过政府购买、政策扶持等方式进一步促进非营利性组织发展。二是制定非营利性组织考核标准，规范组织运营。三是指导服务项目安排和收费标准，确保居民享受更多质优价廉的社区服务。发挥社区治理基础性作用主要依托社区服务来实现。

如前所述，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社区治理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利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Z〕.2013-11-9.

〔2〕民政部.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Z〕.2000-11-3.

〔3〕中国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Z〕.2011-3-16.

社会治理的内涵与创新方式篇5

关键词：协商民主；政治协商；社会协商；思想；制度

中图分类号：D9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2000805

在中共十诸多思想理论新思考中，十分引人瞩目的就是，在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概括，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问题。这无疑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协商民主在中国数十年理性思考与实践探索的一个总归纳，新概括。如何理解和实践中共十这一新的理论概括，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概括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十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概括的背景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一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与理性思考的总结，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1]思想的新的理性思考与概括；二是中共对世纪之交前后，协商民主思想在世界与中国迅速传播渐成热潮趋势的理性思考；三是中共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呈现出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社会矛盾复杂化发展趋势，中国民众对民主政治有较多新期盼的积极应对。

仅就中国共产党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协商民主”新概括的明确提出而言，其客观上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总体看其大致经历了六年，可以分为四步：

第一步是2006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出现了一些关于协商民主的新思考与新表述。意见首次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由于意见中关于“协商”的新表述还不是十分明确，因此，在中国政界与学界还产生了为期一年有余的一些对意见中所言“协商”不同理解的讨论，讨论主要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认识：一些人认为意见中所言协商就是传统的政治协商；一些人认为意见中所言协商应是协商政治，而不仅仅是传统的政治协商；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意见中所言协商，因为强调的是在人民内部的协商，故在涵盖政治协商外，还应该包含更广泛的协商主体、形式与领域。[2]

第二步是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的政党制度》中明确提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国务院白皮书关于“协商民主”的这一明确提法，实际上已经间接但又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协商民主的新思考与新概括。

至此，历时一年有余的意见中关于“协商”概念的讨论，似乎有了一个相对较为明确的结论。此后，学界确切以“中国协商民主”为题的研究，在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也开始立项，2008—2011年，学界较多的确切以“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为题的课题与学术成果逐步趋多。[3]这一时期，以西方协商民主研究为主兼及中国民主政治的学术成果就更多了。[4]

第三步是201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中也明确使用了“协商民主”这一新概括：明确地把“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中的“协商”概括为“协商民主”。[5]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协商民主”这一新的理论概括的理性思考与讨论，至此已经在政界与学界基本取得了共识，中国共产党关于“协商民主”新概括的正式表述已经呼之欲出。

第四步是2012年11月8日中共十召开，十报告终于正式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新的理论概括。报告是在突出强调建构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基层民主协商”的新要求。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概括的基本内涵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与派、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共同探索创立的，其中，中国共产党起着主导作用。就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的正式表述即理论概括而言，主要始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

那么，“协商民主”这一新的理论概括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的呢？这就不能仅凭个人好恶随意或者主观地进行概括了，这还是只能客观地从改革开放后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正式表述中来分析归纳。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正式表述来看，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是政治协商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个是社会协商思想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这两个方面客观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结构。

（一）政治协商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政治协商思想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十明确提出的“协商民主”新概括基本内涵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民主制度的形成，通常是以一种相应的民主思想的形成为前提的。没有思想的制度也许会有，但绝不会是一个好制度。

政治协商思想的主要内涵简单通俗地说，就是关于国是问题，不能由党政独断，决策前与执行中，须与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及社会各界的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协商，并主张其广泛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思想。这一思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产生，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时期逐步趋于成熟。与此相应，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和领导核心，派是参政党，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在国是问题上，主张通过派及社会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协商，以定国是。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两大类十种形式，一类是在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民主协商会，二是高层次小范围谈心活动，三是座谈会，四是书面的政策性建议，五是约请面谈。[6]另一类是在人民政协内部的政治协商，主要有五种形式：“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7]

综上所述的政治协商思想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主要方面来看，由于其主要是中共与社会各界“代表人士”之间的协商，故其具有十分突出的精英协商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表述，始于1987年10月25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的理论概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十四大报告略有变化，表述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十七大报告对其的理论概括完整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共十三大报告在首次正式提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概括的同时，还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的不尽相同的理论概括。

同一报告为何对协商民主有两种表述？其实，“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的表述，是为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社会协商”思想，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所作的理论铺垫。

因此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的首次正式理论概括开始，其思想内涵与制度的基本结构就已经初步显现出来，是由政治协商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社会协商思想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两个部分构成。这两部分民主思想与制度，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萌生，新中国建立之初构成雏形，改革开放后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理论化方向发展。

（二）社会协商思想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社会协商思想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十明确提出的“协商民主”新概括基本内涵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协商”思想的理论概括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其主要内涵简单通俗地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各级党政群团要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构建国家、地方和基层各个层面各种形式的与群众直接对话协商的平台、渠道与制度，直接关系群众利益的各项社会重大事宜让群众知道，经群众讨论，而后决策实施，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增强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作用的民主思想。

中国共产党社会协商思想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萌生，在新中国建立前后还一度大力倡导并以制度形式实施过，只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十三大才明确提出了其理论概括。

解放战争时期，为解决新解放城市私企中劳资“纠纷日益增多”的现象，1949年7月5日中共中央了《关于解决私营企业中劳资纠纷问题的指示》，明确要求工会“应当代表工人向资本家交涉和协商”劳资利益问题；并视“劳资双方直接协商”，为解决劳资争议的一种程序。[8]这种主张“劳资双方直接协商”，而不通过党派协商的形式，属于社会协商的范畴。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4月29日，中央政府劳动部颁布了《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在劳资矛盾相对较多和复杂的私人企业中设置“劳资协商会议”，根据民主的原则，采用平等协商的办法来解决私企有关劳资双方利益中的矛盾。[9]5月9日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再次强调了应该帮助私营企业发展生产，劳资矛盾必须用协商的办法解决。会后，在各地工会的推动下，各地私营企业纷纷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10]显然，这是中共在成为执政党后最初的较为清晰的关于社会协商对话思想与制度的思考与实践。但是，伴随着“一化三改”的完成及社会结构相应的重大变化，这种社会协商形式逐渐淡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实行以来，导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为社会协商思想与机制的复苏提供了社会条件，故1987年以来，又逐步开始大量地倡导并实践社会协商。2000年11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2007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中国将力争在五年内，使各类企业都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随后，全国总工会也提出，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努力推进工资共决机制建设。

由此可见，倡导社会协商思想，构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由来已久的主张。只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才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协商”的理论概括，其主要内涵有四：

一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级党政群团必须注重“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1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并存，决定了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的社会发展趋势。“这部分群众同那部分群众之间，具体利益和具体意见不尽相同，也需要有互相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因此，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12]协调利益，寻求共识。适应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进而利益诉求多样化的现代社会问题，原本就是协商民主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

中国共产党倡导党政群团之间、公民之间、社团之间、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通过直接对话沟通，寻求共识的社会协商思想，有利于缓解日益增多且趋复杂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转变社会管理观念，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也有利于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与创新。

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级党政群团要树立民主决策民主执政的理念与机制。各项社会决策，“只有建立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切合实际，避免失误”，因此应该“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13]构建广泛倾听群众意见基础上的决策机制，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前提性要求，也是督促和约束领导群体必须民主决策的客观机制。有利于限制的主观臆断性决策，有利于抑制头脑发热性决策，从而减少与避免因领导层的决策失误而给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谐社会发展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三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倡导提高执政党与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透明度，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14]为此，必须“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15]由此，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断推进和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四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倡导各级党政群团要畅通公民利益诉求渠道，逐步构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机制与原则。“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必须有渠道经常地顺畅地反映上来，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而党委政府“领导机关的活动和面临的困难，也只有为群众所了解，才能被群众所理解。”[16]所以要确定“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构建“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渠道，使社会协商对话能够“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包括“群众团体也要改革组织制度，转变活动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赢得广大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信任。”[17]

各级党政群团及多元化群体直接对话协商，以求得社会共识，是协商民主思想内涵的核心理念，也是其最主要的实现形式之一。

上述中共十三大关于社会协商思想及其社会对话协商制度的主要理论内涵表明，中国共产党社会协商思想至此已具雏形，且开始构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中国共产党社会协商思想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十三大后一直延续下来，并在实践上加大了力度。因此，至中共十，首次明确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新的理论概括，尤其还提出了倡导“基层民主协商”，“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这种倡导广泛协商的形式与社会覆盖面，显然超出了原有的政治协商的形式与社会覆盖面，应是社会协商思想与制度的创新概括与发展。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可知，中共十报告提出的新的“协商民主”理论概括，客观上涵盖了政治协商思想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涵盖了社会协商思想及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并在完善以精英协商为主体的政治协商的同时，开始逐步扩大以公民协商为主体的社会协商的探索，进而从整体上推动协商民主的社会覆盖面，向更加广泛的方向发展。应是新中国建立以来60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长期实践与理论创新的高度概括。这一新的理论概括，无疑对未来中国协商民主思想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上述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的主要内涵引导下，中国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总的来说，是进一步朝着更加适应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社会矛盾复杂化的基本趋势发展。

就政治协商思想与政治协商制度而言，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其在中国的实践已有六十余年，已经基本成型。其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理论化的趋势发展。其焦点问题主要有二：一是理论思考与准备的系统性不足，还未能明确而系统回答政治协商未来发展的远景目标及理论逻辑演绎，以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双轨并驱的基本轨迹。二是制度建构需进一步科学化程序化，尤其是政治协商进入决策程序、实施程序的明细化与量化。近年来的什邡事件等的起因如果事前协商进入决策程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就社会协商思想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而言，从其理论概括明确提出至今，对中国社会民众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影响面，尚还远远不及政治协商，但其未来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空间将是巨大的，因为其以公民协商为主体的社会与民主覆盖面远远超出了以精英协商为主体的社会与民主的覆盖面。其发展的焦点问题也主要有二：一是缺乏理论思考，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各种社会协商实践探索成为趋势，诸如，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村民与居民议事会及其协商议事制度、恳谈会制度、调查问卷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等。但是社会协商思想的研究，跟不上实践探索的需要，缺乏理论与实践的对接。二是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缺乏系统性，各地做法不一，还处在探索的起始阶段，亟待智力支持与引导。因此，中共十在提出新的“协商民主”的理论概括时，还专门提出了构建“基层民主协商制度”。这对中国社会协商的主要实践群体——村民与居民议事会及其协商议事制度的探索，提出了明确的理论概括与指引。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概括的指导与推动下，中国协商民主思想与实践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阶段。

参考文献：

[1]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256.

[2]陈惠丰.试析协商民主的含义——对中共中央提出选举和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的解读[J].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2007（1）.

[3]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探析[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研究[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2009—2010年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课题”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新探”；2010年度四川省十一五规划课题“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史论纲”；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思想基本架构[C]//党旗引征程—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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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61.

社会治理的内涵与创新方式篇6

群众观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会部历史的根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关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杰出人物（英雄）与人民群众、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等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全部历史和指导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对于如何正确认识群众、正确对待群众作出了科学的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坚持认为群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和相信人民群众，永远为人民群众谋福利，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我党群众观的核心要求。坚持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是判断和检验执政党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准。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将群众观视为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指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将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作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源泉。他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进一步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和公仆意识，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

深刻把握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丰富时代内涵

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今时代已经全方位地进入信息网络化、利益差异化、社会结构多样化、社会成员流动化、风险加剧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必须根据时代的需要、群众在新时期的新诉求和新期盼，深刻把握其新的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当今信息网络化时代具有新的时代内涵。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要经常通过网络倾听网民的呼声，与他们加强交流、沟通和对话，解决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领导干部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能力，还表现在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与群众沟通的能力以及解决群众关切问题的能力。

利益差异性时代是对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的一种新变化的客观定位。随着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我国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城乡居民已出现新的分化、转换和组合，从而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和新的社会阶层构成。鉴于现在群众之间的利益分化已经成为客观的现实，新时期的群众由于利益分化导致的诉求与以前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按照不同群众的不同诉求进行分类型的群众工作，是新时期群众观的显著特征。

交通、市场和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资本与人员的快速流动使当今时代迈入了流动的现代性时代，导致社会从固体时代到液体时代的重大转型。由于移动速度加剧社会分层，资本在史无前例的程度上变成了超区域性的重要力量，人们占据主导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从定居到游牧的重大转型，只有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研究处于流动性时代的群众心理和群众行为，将领导干部的权力运作方式实施从权威到榜样的相应转换，才能使新时期群众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风险性时代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我国目前遇到的风险前所未有，既有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又有政治风险、社会管理风险；既有自然灾难带来的各种风险，又有决策失误等造成的人为风险。将风险时代的各种风险因素纳入群众观，才能在群众工作中具有应对各种风险的心理准备，对政治发展、经济增长、科技运用、社会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等进行全面的价值评价和风险评估，从而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以及生态权益。

按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时代内涵创新群众工作

按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时代内涵创新群众工作，理念创新是先导。理念的创新是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先导，也是在群众工作中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直接体现。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牢固确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各级公务员的衣食父母的理念，才能将官本位的理念转变为民本位的理念，将领导干部是先知先觉者的理念转变为群众是最有智慧的老师的理念，将对领导负责的理念转变为对群众负责的理念，将讨好领导的理念转变为服务群众的理念，从而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既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群众前进，又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