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社会学论文篇1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人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

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

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2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present,aswavesof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surgeforwardthroughouttheword,mediaanalysisasanimportantcategoryofcommunicationresearchisdemonstratingitssignificance.Worldwide,usesandimpact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havebecomeahottopicfordiscussion,thuspushingforwardresearchinthewholeareaofmediaanalysis,attractingmuchacademicattentiontothearea.InthemainlandofChina,mediaanalysishasalsoreceivedalotofattention.Inrecentyears,scholarsinthemainlandofChinahaveexploredmanyissuesinthearea,resultinginmanypublications.Thispaperattemptstomakeasurveyof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onthebasisofthat,analyzethefeaturesoftheseachievements.Owingtothelimitationoftimeandtolimitedmaterialsavailable,thewritercannotpossiblymakeathoroughlycomprehensivestudyofall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Therefore,thewriterchoosestocarryoutthestudymainlythroughacontentanalysisofthearticlespublishedinfour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sinthecountryfrom1996to2000,asimilaranalysisofthepaperssubmittedtoseveral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ferencessince1995,andadiscussionoftworecentbooksonmediaanalysis.Asthewriter’sknowledgeofandreadingintheliteratureofthisareaofresearchareverylimited,andthematerialsavailablearealsoverylimited,thispaperisboundtohavesomelimitations.Omissionsmayalsobeunavoidable,butcertainlynotintentional.Thewriteroffersthispaperjustinthehopeofinvitingmorecomprehensivestudiesof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inthemainlandofChina.

KeyWords:mediaanalysis;newinformation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Innis）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年份*总篇数⑴*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502；4％

1997年467；15.22％

1998年498；16.33％

1999年508；16％

2000年5114；27.45％

总计：246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045；4.81％

1997年1175；4.27％

1998年1174；3.42％

1999年1088；7.41％

2000年11913；10.92

总计：565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1419；16.67％

1997年1119；8.11％

1998年9913；13.13％

1999年10321；20.39%

2000年9726；26.80%

总计：524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2986；2.01％

1997年3427；2.05％

1998年3397；2.06％

1999年37419；5.08%

2000年42731；7.26%

总计：1780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5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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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DigitalAudio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McGrath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onthe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Benedetti和Nancy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Books出版社发表了W.Terrence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Rose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3

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内容的“16字方针”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新闻学者针对西方传播学引入中国而提出的第一个具有本土意义的“研究规范”。在接近30年的传播学研究实践中，“16字方针”仅被当作一种历史的存在，其深层的动因并未得到发掘和研究。本文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相互关联且不断展开变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16字方针”意义的阐释和分析，揭示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及研究对象等问题，期望能对我国传播学的学术建设活动给予具体的推动。

（接上）

3、预先表达了对西方传播学的价值判断和方法的规定。由于传播学来自于西方而非本土，因而无法抹去传播学是“泊来品”的先定观念。针对这样一个来自西方的新兴学科或研究领域，现代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生存既不能等同于本土的生长，也无法脱离本土而独立存在着。也就是说，双方既有必然的差异也需要寻求并存。然而，西方传播学在中国的立足唯有通过回应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如果把这样两个不可分离的问题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推论“16字方针”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只有从本土的实际应用或是否“有用”出发，传播学在中国才可能能获得地位，走得更远，才可能不易失去建设主体性的愿望，实现自主创造的最后目标等。然而，保证这一切的必须有一套起到指导作用的研究规范或一些研究范式之间的竞争。

1982年，在酝酿“16字方针”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讨论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西方传播学的认识，包括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和社会条件、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二是讨论对西方传播学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会议后明确指出：“既然传播学是一门新科学，就应当了解、介绍、分析、研究”，并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的16字研究方针。这16字方针确立了我国对待传播学的基本态度，也是我国学者对传播学未来发展趋势的期许与展望。[33]人们还看到，首先是传播学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活跃程度，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集有关世界各国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各种国际学术会议都致力于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传播学研究等。继而传播学被确定为“研究人类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的一门学问”。[34]研究者比较清楚地意识到，这门所谓的“新科学”与以往的研究方式与思想方法明显不同，特别是其来自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跨学科背景，更是前所未有地被发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里，研究者可以放眼世界了。传播学作为一种新的方法和认识的视角，作为一种科学的话语和改造的力量，也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首先是被新闻学者的敏感天性所注意到的。因此，在筹备和举行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前后，人们很快就形成了对传播学价值的更广泛的认识或判断，比如传播学可能对新闻学的改造，传播与受众的关系、传播与社会舆论、传播与现代化的关系等。[35]当然对传播学的最初认识甚至创立的机缘也来自于1978年日本学者内川芳美和1982年美国学者施拉姆来华访问，传授传播学的观念与知识等重要学术活动，由此引发了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设想和努力。显然，判断传播学是否有用成为引进西方传播学的主要动力，而且“有用性”已经勿用质疑地由“16字方针”的提出，预先获得了一种价值判断的确证。

具体而言，“16字方针”中隐含着一种对“有用”的价值判断。而且当时人们希望能把传播学应用在宣传、新闻、出版、教育、文化等领域。[36]以西方传播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目的在于解决为我所用，即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的问题，包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理论体系，实现传播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目标等。有关研究已经对此做了以上概括。[37]这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传播学本身是一个实践性与应用性极强的学科，面向生活和实际。特别是在进入中国以后，在求用的问题上，更明确地表现出中国人的特有的思维特征来。“中国人主要是靠体会和感悟来把握知识的运作及其规律的，而非先获得一套带有原理的‘知识’，然后来实践它的思想方式。[38]这可能是预设价值判断的道理所在。正是在这种直觉的把握中，立足于求“用”而大于求“知”才会那样早地出现。于是，传播学的引进从一开始就被当作推动新闻改革与新闻学建构科学话语的力量，也被当作分析与解释本土的现实与问题，运用西方理论为本土研究提供分析工具、视角与方法。

在对西方传播学进行“有用”的价值判断之后，进而通过“16字方针”还规定了传播研究获得其价值实现的主要方法，即建立一套使之成为以“应该”和“求用”为旨归的研究规范。从内容来看，“16字方针”提出了研究者“应该”如何去做传播学研究的必要指导，而非展开对研究对象“是”什么的分析，即那种居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追究事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真实性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被忽略掉的。

三、“16字方针”与现实关联的问题

还需要强调的是，我选择已成为历史存在的“16字方针”，对其意义进行分析与阐释，是出于对我国传播研究现状的某种焦虑和未来的困扰。这是我为何要从历史与现实相融合且不断变化的开放视角，尝试进行这个研究或探讨的真实心态。人们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肯定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期盼。选择从怎样的现实问题进入贴近真实的判断，可能都无法逃脱研究者个人的认识限度。以下我只是从5个方面，对“16字方针”带给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进行简要论述。

1、传播研究要回应重要而现实的问题。这是“16字方针”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如果说“16字方针”是一个最早回应了我国传播研究重要而现实问题的研究典范，其问题的重要性依旧存在着，如政治立场问题、研究对象和与西方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学术价值与研究方法问题等。重要的是，这种回应问题的意识在今天仍然值得特别关注。只不过更明显的变化表现在，那些与传播学研究相关联的问题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生长的外在环境，意识形态的立场，学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等方面，还可能包括一些与人的生存和实际生活相联系的重要问题。换言之，当我们今天思考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的时候，可能更需要思考传播学的研究问题究竟应该来自何方。我相信这样一种判断：“从终极结果上说来，与生活不相联系的学问根本不存在，任何学问都是从我们应该怎样生存这一追问出发的。”[39]也就是说，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只能来自人类在交流的生活和思想中的实际需要。

今天，传播已经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中心与社会热门话题。作为传播学研究者，我们需要探讨、把握、洞见由“传播”这个概念所引发的各种人类交流的问题，不断挖掘和回应现实问题的有效性的方法等。目前主要表现在，对传播技术影响人类社会交流方式及交流模式的研究；传媒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现实的塑造和对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研究等方面。特别是因媒介化的现实所造成的人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经验和观念的研究等仍显不足，甚至还可以说十分欠缺。我们的研究者完全可以尝试把传播这个概念放回到原历史脉络和现实情境的融合中，放到构成社会与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和传播经验中去，也放到跨学科的知识视角中去，体会和理解传播在人类文化空间中的真正含义，从中找出重要的问题，并使之在现实面前真正被“问题化”。比如我们特别需要突出解决人在日常交流中所遇到传播障碍和交流意义的研究，关注日常交流中的共享、理解、接受与对话等问题的研究。

作为研究者，没有人不希望能准确地意识到研究问题之所在，并将问题放入观念的架构中去，放入理论和知识脉络中加以定位和理解，或者找到有效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然而，如果缺少足够的带有方法论意义的本土问题研究范式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阻碍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2、传播研究需要拥有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竞争。因为研究范式能带来研究在道路或思想方法上的显现。当研究遇到重要问题或深入到一定程度时，范式就会成为研究者获得如何做事的思路与选择方法的必需。从历史上看，我们曾有过“16字方针”这样的一个本土的研究范式。它使我们看到来自本土问题的传播研究的方法、意义和价值。尽管这个范式还大有可以反省的问题。如果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即研究范式代表着不同的科学信仰，那么科学信仰则是一个应该受到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没有一个科学信仰，科学研究的存在、进步与发展将是不可能的。科学研究过程也是研究者或研究共同体坚持寻找的一些越来越合理的科学信仰的过程。研究范式还可以用来突出显示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向研究者提供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与基本判断，并表现出研究共同体的主要研究取向，带有方法论的重要特征。同时也为研究是否处于进步还是退步的状态提供一个科学的判断标准等。

由于我们缺少一些能回应本土问题的研究范式，或缺少一些带有认识论、方法论特征的研究范式之间的竞争与对话，有可能造成研究者缺少发现与回应重要问题的有效性，也缺少使研究者在终极目标上达成某些共识的通道，如果我们拥有一些能够相互竞争和能够进行对话的，打破某一种认识狭隘性的研究范式，那么求用和求知的研究可能就不会是简单的对立。没有研究范式或仅有一个范式的结果必然是，要么是盲目的寻找，要么完全将“用”作为一个衡量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价值判断标准。无疑，任何只有一个无法形成内在紧张度的判断标准都是比较有问题的。比如有研究者已敏锐地觉察到，我国传播学术研究已有重“术”而轻“学”的倾向。[40]过于求“用”已使得研究者不大关注于产生理论背后的问题及可能被“问题化”的东西是什么。其结果是理论化建设及基础性研究处于滞后状态。

3、我国传播研究获得自主性的两种可能方式。“16字方针”将我国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定位在“自主创造”上。从历史上看，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拿来状态下使用西方传播学的，这并未妨碍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自主创造”。“自主性”的意义也在于要摆脱这种过度依赖，寻求走能与西方学术发展进行平等对话的道路，或者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和理解他人的基础上认识自我和更新自我的问题。也就是说，自主性存在一个立足于在我国传播学界内部的转化问题。

我国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实现自主性需要放弃两种有害的假设：一种是寻求避开外来理论资源，只从自己的本土经验中获得理论，才算是解决了自主性问题的假设。另外一种是，只要多研究本土问题就能获得有效的本土理论的假设。[41]这种假设的危害在于，把外来的理论资源与本土经验对立起来。实质上，这些假设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已经超出事实的可能性，不过是头脑中的一些想法。然而，如果受到这种想法的诱惑，我们还是会不自觉地走到歪路上去。

那么我们通过什么可能获得自主性呢？我认为，有两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途径，可能有利于自主性的实现。其中一条是通过中国思想方法中的“正名”。这一思想方法是由孔子提出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赵汀阳为此给出了一个现代的解释。他认为，“正名”在开始时主要用于处理伦理道德和社会关系，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可以普遍使用的方法。“正名这种思想方法的关键之处在‘落实’二字上。“就是说，一种思想观念必须是能够落实的，并且恰如其分地落实，否则，就是有名无实或者名实不符。”[42]显然，这是一种倡导“做”的方法。当然，“做”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但仅仅有“做”还是不够的。另一条与“做”紧密相联的途径是如何做的问题。那就是采取社会学家的方法，“回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看、听、闻，去观察、发现、体会，然后去寻求用什么来表达它们是什么。这种寻求既不是在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指引下来确立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不是找到研究对象和内容后用西方的视角和方法来看，更不是回到中国传统的学术思维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是在中西方学术之间做本土的定位。”[43]简言之，这种方法就是使研究能出入于中西方之间，进行相互的印证、反驳与思想碰撞的对话和自我更新。

既然我们无法在自我经验的自足语境里坚持自主创造，那么“本土化”的目标和研究就要放在更大背景下面来看，比如放在“全球化”、“美国化”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李金铨认为，传播研究必须全球化。他提出，特别是当人类进入网络传播时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也许是打破以英美为中心的传播研究体系，真正实现学术自主性的一个机遇。[44]我以为，在这样的现实与理论思考的背景下，我们也需要把“本土化”问题与对全球化、美国化的思考相互联系。尤其是网络传播已使全球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加之中国的经济崛起，文化重建等也使中国思想和主体性建设的问题更为紧迫。

4、传播学研究要把西方作为一种自我认识的方法。在不断引进和研究西方理论时，我们实质上也在做着一种比较研究。[45]西方成为我们认识的一个参照点。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那么在这种不能回避的关系中，我们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日本现代思想家竹内好对学问有这样的认识。他认为“没有主体存在的‘客观学术精神’只能导致知识的虚伪与僵化。”[46]无疑传播研究的主体必须存在，但这种主体是怎样一种存在？竹内好的研究者孙歌进一步发现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她提醒我们，主体已不是一个整合的独立实体，既不能坚持自我中心，也无法具有排他性，而是一些緾绕在一起的历史。甚至是“在一个关系网络里重新认识流动性的、无法自足的主体。”[47]这使我们有理由，不仅把西方作为一种方法，使西方传播学研究成为我们用来进行自我认识，发现本土问题的思想资源，还要建构一个真正的与西方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学术空间。这个问题在当下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尚未引起注意。

从“16字方针”开始，传播学在中国经过近30年的研究与发展，在现在这个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西方传播学理论与知识积累的时期，我们如何建立与西方传播学的关系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我想说，我们肯定不是要建立对立或依附的关系。通常，我们只是注意到与西方的对立或无法对立，依附与不该依附，西化与中国化，通约与不通约等这样一些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而忽略了对传播学在中国形成一门学科与在学术研究中，对学术资源的内外在因素等复杂性关系的研究。这种学术关系的理想并非建立在“16字方针”的虚假对立及自我中心之上，而是需要在有了一定量的研究文献积累之后，在认识到差异存在与不断发生的基础上，寻求建立一种以对话为契机的学术语境和交流关系。这种关系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以西方作为自我认识或反省的媒介。

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并未有意识地把来自西方的传播学设立为一个进行自我认识的媒介或作为一种方法，相反倒是在倡导学术自主性时把主体建构看成了一个封闭的，与西方传播学研究发生对立的实体，或者仅仅把西方传播学只当作“为我所用”的一套工具。然而，我国的传播研究现实需要进一步找到可以上升到或出入于西方传播学与本土问题研究之间的思想方法，即一些能够建立在差异研究和对话空间上的，带有对话方法论特征的研究范式。这样设想，我国传播学研究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境中交错地经历五种状态的混合：如借鉴、对立、融合，互动、对话。以此保持理论建构上的对话性和外来资源与本土使用之间张力关系的可能性。

5、传播研究需要关注理论及其传播学是什么的研究。在尚未明确而完整地知道什么是传播学时，我们不会完全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传播学研究。事实上，我们始终比较缺乏对形成那些传播理论背后的问题与社会预设是什么的研究。仅凭“16字方针”这种在价值观念上确认的研究关系，即使我们研究西方传播学，也难以找到西方与我发生了怎样的明确的关联与差异，甚至也无从知道西方传播学对我们的价值意义所在，以及如何批判地思考传播学和使用传播学的问题。由此看来，对传播学是其所是的研究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我们看到，“16字方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所回应的主要问题并非针对传播学是什么的研究。今天我们更不能忽略属于自己本该认真研究的对象问题。这个研究对象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或“自主创造”的提法，不是依靠只研究本土或多研究本土就能产生自主性或有效的本土理论等，我们需要在使用西方资源与本土传播研究之间，保持一种在“应该是”和“是什么”之间的研究张力。

进入21世纪，传播学科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如何描述和阐明带有普遍性或特殊性的人类传播体验方面。[48]虽说传播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传播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却仍然是一个新的领域。这与人类传播现象的异常丰富不无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者还在为如何将众多的传播理论整合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奋斗。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克里格（RobertCraig）就是这一学科建设的代表人物。他对传播学科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是，由于人类的传播实践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此传播学科不可能被一种理论流派或体系所统辖。由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传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把握两个方向。1）研究者应该寻找不同的传播理论与观点流派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通过比较差异或相似性，进一步阐明其理论流派之间的碰撞与交汇之处，在进行比较差异与相似性的基础上，达成学术上的共识。2）要取得共识，需要对学者头脑中的“理论”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他认为，从学科建设角度看，理论不是对某个研究过程进行的阐述，而是针对一些围绕学术发展方向的陈述与争论。[49]

结语。“16字方针”作为一个研究规范或的问题，在众多受到热衷谈论的问题面前，可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甚至可以不以为然，被淡淡忽略的问题。但是只要历史不被解构成“零化”的状态，不被理所当然地与现实相割断，含糊其辞地加以轻视，不被过分地夸张或给予历史只是一种“死知识”的强调，那么“16字方针”作为第一个本土的研究规范，对我国传播研究的影响问题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值得一些对学术发展感兴趣的研究者对此加以关注。

表面看来，“16字方针”所面对的已是一些历史的陈旧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依然鲜明。如果我们不梳理清楚其问题之所在，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失去对传播研究的内在涵义，对传播学术研究现状做一次贴近历史认识的契机。从“16字方针”与现实相关联的层面，我认为“16字方针”对我国传播研究产生的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还将以某种表现方式存在着。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传播研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的命运也是与这个16字方针的方法论评价与研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总之，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的文明转型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播学研究一方面要从本土的社会背景、逻辑、问题、经验和效果去思考问题，另一方面要把西方的传播思想资源作为自我认识的媒介，在有“思想的他者”参与建构的传播学学术自主空间里，才能真正建构起一个可以交流的，能够通过对话来实现主体性建造的可能性。这两个重要问题已经构成了对我国传播学学术研究的重要挑战。

柯林伍德认为，历史的思维总是反思的。“反思的活动就是我们知道在其中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事的一种活动。”[50]我在写了上篇“一个本土研究范式的考量”一文之后，觉得那里面有些认识与结论过于简单了。“16字方针”作为一个所谓的“历史的产物”所具有的现实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和批评。所谓的现实性是指，通过历史地理解，把过去的观念再合并到现在的思想中来，通过发展与批判的研究来促进我们现在的进步。我不认为“16字方针”已经是“埋在死掉的过去里面的”一个历史的产物，多多少少还在影响着我国传播研究者的观念，而且从确立本土研究规范的视角来看中国传播学的历史与现状，这个研究还是一个未竟的视角。

[注释]

[1]邓正来：“中国学者必须强调学术自主性”2007年，中国学术论坛frchina.net/。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0-254页。魏敦友：在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法学论坛”上的讲演，2006-11-9，重庆。

[2]贺照田：“社会科学本土化与学术自主性”，《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

[3]参见胡翼青的《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张国良、陈力丹、黄旦、戴元光、邵培仁、丁末等人的研究。2001年，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学院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2007年。由中国传播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江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反思与前瞻：2007传播学高峰研讨会”。2007年12月，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与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30而立：中国传播学研究之未来”研讨会等。

[4]笔者总结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大事记”课题组编写的《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建构与实践》初稿，2007。

[5]贺照田：“社会科学本土化与学术自主性”，《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253页。

[6]孙歌：《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5页。

[7]陈世敏主编：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一九九三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研究中心印行，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创立中国式新闻传播学促进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新闻学刊，1986年第5期。孙旭培：“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探索”，《新闻记者》。另：《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戴元光：论传播学的中国化，兰州大学学报（社科院版），1991年第4期。邵培仁：“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潇湘：传播学本土化的选择、现状及未来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4期

[8]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58、260页。

[9]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厦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10]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11]苑子熙：我国传播学研究情况，新闻学会通讯，1986年第3期。徐耀魁：试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新闻学刊，1986年第5期，P23-26明安香：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1期。李启：传播学与中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第48页。孙旭培：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陈力丹：《近十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情况》，2001年。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廖圣清：“面向世界、服务中国、继往开来、争创一流___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综述“，《新闻大学》，2004年，春季号，第24页。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规范革命》2004年。龙耘：“传播学在中国20年”，《现代传播》，2000年，第3期，第16页。此处为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有十几篇文章中也提及到了“16字方针”，视角大都是相同的，在此恕不一一列举。

[12]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理查德.韦斯特，林恩.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刘海龙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3]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4]徐耀魁：“传播学的发展”，《》，第64页。郭庆光：“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国际新闻界》，1998年，3期，第54页。龙耘：“传播学在中国20年”，《现代传播》，2000年，3期，第16页。等。

[15]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安岗先生出访美国，对传播学研究有了部分了解。当时以上海和北京为传播学的引进中心。位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新闻室聚集了一批当时开创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力量。在新闻所领导的支持下，研究者倡议召开全国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会前，张黎与徐耀魁负责座谈会的组织与协调工作，经与戴邦和钱辛波副所长反复商议，确定了提出“16字方针”的初步想法，拿到座谈会上进行讨论并获得认同。16字首先是在1982年底的《报纸动态》上发表，内部刊物，徐耀魁老师以“世新”为笔名，撰写了有16字方针的会议综述。刘海龙：“译者前言”，《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第2页。

[16]王怡红：“一个传播学本土研究范式的考量___以“16字方针”为例”，《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对“16字方针”的历史有更为详细地研究。

[17]在编写传播学在中国《大事记》的过程中，笔者访问了几位前辈学者，.他们谈到“16字方针”只是当时会议的一个成果。经过会前的酝酿和会上的讨论，主要反映一种政治态度和对未来研究方向的一种纲领性指导。

[1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大事记”课题组：“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建构与实践”初稿，2007。

[19]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室“大事记”课题组提交给江西“2007传播学高端研讨”的初稿：“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建构与实践”。李启。“传播学与中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20]“与时俱进创造发明——十三年来我国新闻与传播学发展状况概述”。《新闻世界》。cddc.net

[21]史新。“新闻界座谈西方传播学”。《新闻业务》。第一期。张黎。“我对传播研究的新看法”。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打印稿。第2页。龙耘。“传播学在中国20年”。

[22]张黎。“我对传播研究的新看法”。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打印稿。第2页。龙耘。“传播学在中国20年”。

[23]孙歌：“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

[24]吴予敏：“传播学知识论三题”，《深圳大学学报》，2001年11月，第6期，第46页。

[25]刘力群：“‘传播’译作‘信息交流’为妥___关于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的汉译问题”，1984年，3月，油印稿。

[26]刘海龙：“译者前言”，理查德.韦斯特，林恩.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刘海龙译，2007年。

[27]刘禾：“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转引自《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223页。

[28]余也鲁：郑学檬主编：《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这本书的书名寓意深刻。既有对海峡两岸首次合作的意味，也有传播学研究在大陆从头开始的意味。

[29]胡翼青：论传播研究规范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兼论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得失，江西2007传播学高端研讨会论文。丁未：《社会结构与媒介效果——“知沟”现象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30]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31]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2001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回顾”，《新闻大学》，2002年秋季号，第24页。王怡红：“得一门而入：对话研究及其方法论指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1期。”

[32]王怡红：“关系传播理论的逻辑解释——兼论人际交流研究的主要对象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2期。

[33]徐耀魁、黄林：“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4期，第18页。

[3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1页

[35]张黎：“传播学研究小议”，《新闻战线》，1985年第12期。马戎：“西方大众传播理论评析”，《八桂新闻通讯》，1983年第3期，第2页。吴文虎：“关于传播学的理论架构问题”，第二次传播学学术研讨会论文，1986年。

[3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1页。

[37]郭庆光：“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下），《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3期。第54页。

[38]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39]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4页。

[40]段京肃：“传播教学的‘热’与‘难’，《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

[41]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42]赵汀阳：《思想之剑》，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43]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44]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第2期。第5页。

[45]对比较研究有深度的理解是陈光兴的观点。他认为，“比较的目的是透过并置两个或是多个分析对象，从异同中，可以对这两个分析对象提出不被注意到的新问题，透过问题寻求内在于历史的解释。”请参见：孙歌：《主体弥散的空间___亚洲论述之两难》，第374页。

[46]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5页。

[47]孙歌：《主体弥散的空间___亚洲论述之两难》，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48]理查德.韦斯特，林恩.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刘海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入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5

关键词：价值中立；价值关联；新闻传播；客观性；把关人中国论文联盟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4-0138-02

在传播媒介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活动深深影响着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媒介提供的信息成为了人们了解社会环境、认识世界的依据。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成为人们认识客观现实的重要途径，传播者如何设置议题、选择信息，怎样对信息进行编码、传送，直接影响受众对信息的认知与解读，进而影响受众对社会环境的判断。同时，媒介传播的信息也会引起舆论的产生与扩散，舆论的整合与引导也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因此，传播者，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中的传播者，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中应依循怎样的价值立场，成为媒介营造出怎样的“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拟态环境”能否尽量接近于真实的“客观环境”，能否客观公正的反映现实社会，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新闻传播中价值问题的影响。

新闻传播应依据怎样的价值原则也是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本文亦试从社会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角度对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问题进行探讨。

一、“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涵义

“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社会学价值思想中及其重要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旨在说明科学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价值立场与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之间的联系。现对这两个概念做简要的阐述：

（一）“价值中立”的涵义

价值中立观是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独创性的贡献，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主要表现为社会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性的态度。所谓价值中立性是指，“一旦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而遵循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不能把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资料，无论研究的结果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都应该如此”。[1]

此外，韦伯还认为，社会科学只能解释社会现象，不应对社会现象做出价值判断，就像自然科学家不对他所研究的自然物作好坏判断一样，价值判断等于把一种伦理强加给人们，如果社会科学家对社会事实做出了价值判断，社会科学研究就失去了科学性。[2]

（二）“价值关联”的涵义

“价值关联”这一概念最先由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提出，他在其《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一书中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认为自然科学旨在探讨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一般规律性，属于“规范性科学”；社会科学则研究的是社会中的个人及其行为，属于“表意性科学”。自然科学描述事实，寻求一般规律，避免人的主观介入；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与构成这一现象的人的行为有关，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价值立场上做出的选择，因此，研究者就必须诉求于一定的价值评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以最终认识社会现象本身。[3]

在此之后，韦伯也认可了经验现实对于社会研究的意义，认为人不能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纯客观的去反应社会现实、认识社会事件。

二、新闻传播中的“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体现

（一）新闻传播原则与“价值中立”

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原则都要求新闻传播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原则，强调传播者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不能在新闻报道中介入自己的价值判断。在新闻业务的实施中，要求传播者弄清事实真相，不可盲目传递信息或做出判断；对于有争议的事件，要将各方的意见都平等的呈现给受众，交由受众自行判断。

可以说，这几项原则的要求都遵循着“价值中立”的立场，要求新闻传播者只是将事实的信息传递给受众，尽量不要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念，避免价值观念的介入对受众接收和解读信息产生影响甚至误导，维护受众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

（二）新闻传播中的“把关人”与“价值关联”

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了“把关人”的概念，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之后，传播学者怀特将社会学中的这个概念引入新闻传播，发现在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中，传媒组织及相关从业人员成为实际中的“把关人”，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决定哪些内容被传递给受众。

通过对“把关人”理论的简要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播媒介组织想要保持完全的“价值中立”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该理论明确指出，把关人的作用就是选取符合其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进入传播的渠道，相反，不符合的信息则不能被传播。那么，把关人的价值标准是怎样的呢？要对信息进行取舍，则不可能避免的要涉及媒介组织的价值判断，必然会产生“价值关联”。然而，对于“把关人”而言，虽然面对的信息成千上万，但选择哪些信息进行传播也不是任意的。信息的选取与媒介所处的社会环境、媒介组织本身、以及具体的组织成员（编辑、记者等）的价值标准相关联。在宏观层面，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和传播管理控制体制、制度环境等构成传播语境，影响“把关”；从中观的层面来看，信息的选取则考虑传播组织所运用的行业惯例、传播价值观念、经营定位、技术手段等因素；同时，传播者个人的相关因素，如价值标准、业务素质、道德标准也会对选择哪些信息进入传播渠道产生影响。因此，从“把关人”的理论来看，大众媒介对新闻的传播，要涉及三个层面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的介入也就导致了“价值关联”。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三、“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在新闻传播中的关系

（一）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要求传播者保持“价值中立”，即要求传播者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将真实的、不受干扰的信息传递给受众。新闻传播需要尽可能以本来的面貌反应现实，而不应加入传播者对新闻事件的评判。这是新闻从业者的职责所在，也体现着新闻传播者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中国论文联盟

如前文所述，由于大众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的存在，大众传播媒介会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来选取将要进入传播渠道的信息。凭这一点也可以判断，在大众传播活动中，“价值关联”是存在的。虽然传播者在社会、组织、个人这三个层面都会依据一定的价值观念进行“把关”，但这些依据的标准同样也是对“价值关联”的约束。另一方面，大众传播的“把关人”也是传播活动的主体，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以客观性、公正性为业务操作的原则，要以追求客观公正的进行信息传递为目标。因此，大众传播中的“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不是绝对对立的，二者相互制约，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

（二）新闻传播中，“价值关联”以客观性、公正性为前提

媒介的“把关人”虽然要依据多个层面的价值标准对信息进行取舍，但各个层面的价值标准都应在不违背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前提下才能得以遵循，如果媒介为了自身的利益，有意通过反映某些事实、回避另一些相关的事实从而影响或歪曲受众对事件的判断，将媒介的价值观点介入信息的编码和传递中，违反新闻传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原则，则是应当被制止和更正，并承担相关责任的。所以说，新闻传播者不可避免的会处于“价值关联”的立场，但这种立场应当是在保证信息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前提下的。

（三）新闻传播中的“价值中立”不是绝对的

另一方面，“价值中立”也不是绝对的中立。“价值中立说”强调的“一旦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是一种很难达到的理想状态，人对于事件或现象的描述都会以一定的“先验”经验为依据，而这种“先验”本身也有可能成为某种价值判断或选择。

此外，在新闻传播活动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单从客观性和公正性的角度来看，“价值中立”是传播活动的规范和基准。但出于传播监测环境、进行社会协调的功能考虑，若涉及到意见整合、舆论引导等问题时，则传播活动不能依据“价值中立”任由事态自行发展而仅仅只反映客观事实，通常还要以一定的价值标准来整合和引导舆论，维持社会稳定。

四、新闻传播中传播者应持有的价值立场

通过对“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的概念阐述，以及对于两者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及相互关系的简要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是一对相伴相生的观念，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联系的。

在新闻传播中，“价值中立”或“价值关联”不能独立的存在，“价值关联”要以“价值中立”为前提，保证传播的客观性、公正性；“价值中立”要以“价值关联”为依托，表达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不同类型的媒介组织也会根据自身特点依据特定的价值观念传递信息，协调社会、引导舆论。所以，在新闻传播中正确对待两种价值立场是很重要的，两种立场不是绝对的分隔和对立，传播者在进行大众传播活动时要同时考虑到两种立场，在特定的情况下依照特定的立场处理和传播信息，这样才能既维护新闻传播的原则，又体现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承担社会责任，对受众和社会负责。中国论文联盟-

参考文献：

[1]王效仿,高薪.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对举而不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2]尹广文.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之研究方法准则[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6).

[3]侯钧生.“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评m•韦伯社会学的价值思想[j].社会学研究,1995(3).

[4]肖昭理.论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性[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12).

[5]陆自荣.“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韦伯思想中的一对张力[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6]马克斯•韦伯著.韩水法译.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6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罗伯特·吉本斯［美］著、高峰译：《博弈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