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论文篇1

关键词：实践人类创造性生态文明建设规律

一、实践思维方式视野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特征

（一）人本性

没有人类活动的自然，只能是自然。即使是最原始的刀耕火种，也因为蕴含着人类创造性，成为生态文明的火种。因而，自然、环境与资源，在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下，才称其为生态，在人类遵循其客观规律的时候，才成为具有和谐意义的生态文明。人类如果对自然、环境、资源合理开发，就会享受到由于自身的创造性所带来的成果；人类如果超越自然承受能力范围进行破坏性的开发、浪费，就会遭受自然灾害带来的后果，并在以后要不断地付出更多的代价来修复。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因人类实践而表现的人本性的正反解读。

（二）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裸逐利的目的性，罔顾了生态的规律性，尽管发动机推动着人类社会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在快速恶性地违背着生态自身的规律，伦敦“雾都”，石油、天然气与淡水等资源都在高耗与浪费中慢慢枯竭，这些都是生态文明发展中规律性与目的性相违背的结果。各种极端自然报复案例的频现，使得人类开始思考生态文明建设，如“节约资源、发展节能低碳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推进水循环利用、保护耕地、发展循环经济等”。

（三）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在工业文明之前，人类对于生态的开发与运用速度较慢，给予生态自身足够的修复与休养生息的时间、空间。然而，300多年的工业文明，由于其速度快、力度强、涉及面大，对于环境、资源都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甚至导致物种的灭绝等。中国共产党十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勇敢地面对环境资源被破坏的历史与现实，挖掘可持续发展的潜力，遵循现实性的规律，“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二、实践思维方式下的人与自然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

无论是成果，还是报复的后果，都在用特定的方式表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对人类的实践活动给予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态文明发展只有立足于建设实践，才能去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良性的、可持续的、相互助长的发展。

一是环境保护优先。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必须要先考虑如何保护好环境，再去发挥创造性。人类只有科学规划，才能不破坏或最低限度地破坏大自然，进而探求发展取得进步，让生态文明发展的程度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标之一。二是资源节约优先。在循环经济发展起步、可再生资源利用不充分、新能源开发与使用亟待提升的时代背景下，节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最直接最高效的发展实践。三是先天性的问题改造优先。人类的创造性实践立足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对大自然进行改造，让其更加适宜于生态的发展等。如当前一些国家对于沙漠的改造，对于火山遗址改造，对于地震带的改造等，不仅提升并降低了其恶化的速度与程度，也提升了生态环境。四是已经造成的破坏修复优先。目前，人类的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太多，如水污染、空气污染、臭氧层漏洞、土壤污染以及植被破坏等，这些情况已经到临界，如果人类不及时地对其修复，其趋势必定是继续恶化，使得当地的生物难以生存。因而，我们要首先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恢复生态，丰富物种等。五是保存较好的生态提升优先。对于那些没有被人为开发过的地方，一要做到保护，尽可能地减少人类的干预与破坏；二要加强提升，按照其原有地貌或物种情况，科学规划，提升建设。如划出野生动物保护区、珍贵植物保护区等。

三、实践思维方式下的生产力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

人类发展就是在自然规律性与人类活动目的性的不断矛盾与统一中而不断前进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其最直接原因就是生产力的低下，导致出现的资源使用率不高，从而造成浪费，人们对生态的开发手段低造成破坏等。从当前西方国家通过提高科技水平、倡导低碳等手段改善环境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第一，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节约，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通过提高资源使用环节的科技水平，如挖煤利用新技术把煤层的煤尽可能地都挖掘出来减少剩余，在对煤的使用中尽可能地减少废弃物。第二，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把一个地区的生产与生态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发展模式，实现多产业、多功能的良性循环发展，通常表现为一个环节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个环节的基础资料，使得各个环节相互依赖与协调，最终把一切都高效低耗地运用起来，实现了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第三，发展低碳经济。其最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于自然资源的破坏。特别是当前的碳汇经济，对于各地生态的修复与保护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第四，开发新能源。在化石能源供应趋紧的形势下，开发新能源成为世界各国探讨的课题。如风能、水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的利用，都在各国的顶端科技支持下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化石能源的使用，同时也保护了环境。再如，在人类面临淡水日趋减少的情况下，研发海水淡化等。一方面维护了地下水的安全，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地下结构的安全，减少因为地下水的采空而导致地质下陷等危情的发生。

四、实践思维方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以生态伦理为精神支撑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念，是难以有正确的生态建设行动的。因而，生态伦理的构建与教育，亟待提上日程，它应该作为人类基本的认识之一被教育与传承。一是，加强全民的节约意识教育。一切物品其根本都来源于自然。只有人们从点滴小事入手，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注意节约，让节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做人理念、工作习惯等，才能在全民范围内实现量的积累。如节约一度电可以节省多少煤，多走一里路可以节约多少石油等。二是，加强全民环保意识教育。由于人们已经切身感受到良好环境的重要性，再者污染也开始向农村蔓延，几乎全民的环保意识都在环境的逼迫下，开始从关切自身利益成长起来。当然，这些都只是低层次的，我们还需要加强环保专业知识教育，使得人们懂得如何通过个人的行为、联合他人的行动，以及在政府及其他团体的组织下开展环保行动。三是，加强全民生态意识教育。如果说环境是静态的、无生命的，那么生态则是动态的、有生命的。生态意识教育，就是要教育人们珍爱我们生活环境里的各物种，维持物种丰富的生物链及其平衡，特别是实现各物种的食物安全，才确保该物种的发展及上层物种的健康良性发展，最终才能实现人类的安全、健康。如某地把蛇赶尽杀绝导致的鼠患，把一些益鸟捕杀导致的虫患，这些都是生态恶性报复的案例。四是，加强全民科学消费风尚教育。科学消费，就是以“按需消费”的模式，量力消费，非攀比消费，非炫富消费。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各种消费观念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很多另类的消费观念与方式，着实对生态与环境造成了破坏。如吃野生动物，特别是珍稀野生动物，喝熊胆汁，吃活猴脑等现象，这都是对生态的亵渎与最直接的破坏。加强科学消费风尚的教育，一要从个人健康认识入手，未必那些野生的东西就是对身体最有益的；二要加强公德教育，不能因为其个人喜好，而灭绝一类物种；三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教育人们要维护与提升善良公序良俗，不能成为一种新恶习的“始作俑者”。五是，加强全民环境法制教育。环境法制教育应该作为生态伦理的核心之一来开展，让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不仅是个人思想道德、社会公德的彰显，更是遵纪守法的表现。让人们把保护环境当做自觉的内化行为，一方面管好自己，另一方面监督他人，重点是监督那些容易造成污染的企业，避免更大的危害产生。通过法制教育与公德等教育的结合，使得人们内在的自觉性与外在的约束性结合起来，双管齐下，形成教育的氛围。六是，加强全民环境与资源形势教育。尽管社会群众通过各种媒体已经了解到环境形势的严峻性，但是，人们对于具体的情况不甚了解。如环境资源形势严峻的原因，其发展趋势，其修复治理难度，国家的政策，相关的科技水平，群众该怎么办，等等，目前没有哪家单位或媒体去对群众开展较为详实的教育，特别是结合一些非常典型的事例，具体剖析环境污染或危害的形成等。只有当人们通过这样的教育，对国家与世界环境资源形势才会有充分的了解，才能真正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七是，加强全民生态价值教育。生态价值，就是生态良性发展对于人类与环境、资源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人类而言，生态价值的发挥能够为人类的活动提供足够的资源、潜力、动力，对于其自身而言也能发挥更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类与生态相互珍惜、尊重的基础上，而不是盲目地破坏性和浪费性的开发与使用，只有在尊重其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地显现其价值，实现人类活动的目的。

（二）以生态生产力为基本动力

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良性发展、生态产业大力发展与生态文化前瞻发展的具体化。生态生产力的高低决定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速度、力度与广度。第一，从生态自身的发展而言，其生产力表现为自我修复能力、提升能力，以及对于其他包括人类在内的积极影响与改造的能力。如现代人们所热衷的SPA、森林氧吧疗养、温泉理疗等等，这些都是生态生产力的产品化形式。对于这方面人们只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利用即可。第二，对于生态产业而言，其生产力主要表现为绿色产品的研发、推广与使用。如低碳物品、绿色天然食品、植物纤维衣服、植物精华养生保健食品、名贵药材等等，这都是生态产业发展的成果，且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些产品的普遍应用，不仅给人们的健康、安全等带来益处，也极大地引导人们通过保护自身需求进而保护环境与资源。第三，对于生态文化而言，其生产力表现为以地域特产的物种或植物或动物为代表，提炼其珍贵的精神，作为人们精神的象征，如对于梅兰竹菊的品质总结，就是生态文化的典型。再如，目前，在世界各地都有代表性的植物作为国花，都有代表性的动物作为国宝等。

（三）以生态治理为基本策略

生态文明的建设，基础在于治理。没有治理一切都是空谈。一是，对于环境的治理。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对被破坏环境的修复；第二，对原始环境的保护；第三，对立体生态系统的打造，如城市的社区园林等。二是，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主体治理。这类治理主要针对三种主体：第一，是污染环境者，如向作为居民水源的河中排放污水；第二，是破坏环境者，如炸山行为；第三，是猎杀野生动物，滥挖野生珍稀植物者。三是，对生态治理方法的教育。主要是加强生态治理措施手段的教育，如如何处理废旧电池等，让人们都自觉地行动起来，实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治理效果。

（四）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本旨归

和谐是文明的要义之一。只有人与自然和谐了，作为包含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才和谐了。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是要把人类的活动规范到生态本身的规律中，让人们去发挥创造性，改造、运用、提升生态，使整个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实现环境优美、资源丰足、人类活动自由的美好意愿。

参考文献：

[1]毛世英，刘艳菊，全面理解生态文明与三大文明之间的关系[J]，社会主义研究，2008，（4）

[2]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J]，江汉论坛，2009，（9）

[3]邵鹏，安启念，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及其当代价值[J]，求实，2012，（8）

[4]王彬彬，论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态基础[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33（3）

思维方式论文篇2

思维差异英语写作应用一、思维和语言的关系

思维是人脑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等认知行为来反映外界事物的过程。语言学界对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关注甚早。早在19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普通语言学派创始人威廉・洪堡特（KarlWilthelmVonHambolt，1767-1835）就提出“语言是一种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理论。20世纪初，新洪堡主义者，美国人类萨丕尔（EdwardSpair，1884-1939）和其弟子沃尔夫（BenjaminL.Whorf，1897-1941）进一步阐述了萨氏的理论，并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Hypothesis），他们将语言的范畴和类别当做思维本身的单位和媒介，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还是该语言所制约的世界的模式，即“语言决定世界观”。思维和语言密切相关，两者之间辨证统一，互相依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思维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反之，语言又充当着思维表达的承载工具，促进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二、中西思维差异的本质与表现形式

1.主体思维VS客体思维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强调“天人合一”。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侧重于人的主观感觉，即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悟出“自然的真谛”，属于主体性思维。

西方哲学提倡“主客二分”的二元论。认为宇宙是外在的，人与自然是对立的。西方人习惯于以物本为主体，以自然为本位，偏重于对自然客体的观察和研究。

2.后馈性顺向思维VS超前性逆向思维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唯圣、唯书、唯上的后馈性思维。“龙的子孙”历来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不善于怀疑、否定、批判。从而在思想上呈现后馈性，比较排外，厚古薄今。

而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人们都无时无刻地不向世界展示着他们卓越的假想性、超前性、未来性思维。

3.经验模糊性思维VS实证精确性思维

中国人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描述事物重求其似，不求其真，往往带有朦胧、猜测的成分。

而西方人却很注重逻辑的实证性、精确性。更倾向于以精确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世界，通过定量分析，精确地计算、推理，来揭示掩藏在事物表象下的本质。

4.整体性螺旋型思维VS分解性直线型思维

中国人，在表达思想时，惯于按时间的发展，空间的变化顺序叙事，总是从因到果，由先即后等。再者，呈现一种螺旋型结构，思想表达不是直击主题，而是在主题之外“围绕旋转”，最终尽可能地使其落回到原点。

而西方人由于受古希腊传说等历史文化的影响较深，在表达思想时，惯于先概括后分解，先总结后举例。呈现直线型结构，在西方人眼中，直接表达要优先于间接表达，当展开一个话题时，会直接切入主题。

5.具象思维VS抽象思维

中国传统一直以“尚象文化”著称。《周易》以“观象制器”解说文化起源；汉字以“象形”推衍构字之法；中医以“观面相察舌色”诊治疾病；天文历法研究“观象授时”。因而中国人习惯具体思维，好就事论事。

西方偏重理性思考，崇尚抽象思维。因此，在生活上，西方人更多的是谈论观念、方法、原则等，属于一种“尚思文化”。

三、中西思维差异的异质性在大学英语写作中的应用原则

1.一言：内容

内容在这里指的就是“言之有物”。以前文所论述的“经验模糊性思维VS实证精确性思维”为基础，试例证：

有物一：分论点如何排序

面对“Topic：shouldthemoneyinvestedintoauniversitylibrarybeusedtobuybooksortobuycomputer？Whatdoyouthink？Why？”的话题，有些学生写出了这样的分段主题句：

理由1：Computercanbelinkedwithinternetorintranet，informationexchangethusismadeeasier.

理由2：Comparedwithbooks，computerscanstoretheneededinformationmuchlonger，sincepaperbooksareeasilyeroded.

理由3：Whenreadersaremakingsomeinquiry，computersprovidemuchmoreefficientlythanbookscando.

理由4：Givensamespace，computermaycontainmuchmoreinformationthanbookscan，asinformationcanbestoredonharddiskorCDsandDVDs.

以上罗列的理由，如果简化一下顺序就是：内联网耐久性高效性存储性。这种顺序没有规律，思路混乱，西方人精确性、逻辑性的思维模式，一点没有在英语习作中有所体现。应该调整为：高效性存储性耐久性内联网。

有物二：段落扩展：举例子、列数字。

“言之有物”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有效地通过论据进行说理论证。论据分为事实性论据和理论性论据两类。事实性论据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描述和概括，是证明论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包括个别事例，概括性事例和数字。理论性论据来源于实践，它包括一些基本原理、科学的定义、法则和规律，一般的公理、常识以及成语、谚语等。

2.二言：形式

形式就是“言之有形”。以议论文为例，根据“整体性螺旋型思维VS分析性直线型思维”差异理论，具体说明。

有形一：首段要阐明观点

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学会在首段“开门见山”。不管使用什么样的开头方法（排比法、背景法、场景法、定义法、名言法等），需要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有形二：主体段要有主题句

首段阐明写作观点之后，在其后的主题段落中一般要采用分论点的形式，或论述或证明自己为何持此观点。而每一分论点的段落非常强调主题句。在英语正式文体体裁写作中，主题句+辅助语的英语段落可以占到整个英语段落的60%～70%以上（曾利沙，1994：20）。

3.三言：语言

语言是指“言之有采”。

有采一：少使用人作主语

前文展开的有关中西主体性和客体性思维的比较，反映在语言形态上，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是：汉语习惯于用表示人或生物的词做主语，而英语则常用非生物名词做主语。

有采二：“逆向”高分句型

中国人较顺向，而西方人较逆向。比如，在时间的先后概念上，英语用“back”指称过去时间，而用“forward”指称未来时间；而汉语则习惯用“前”指称过去时间，用“后”指称未来时间。这就要求在日常写作教学中，教师要向学生介绍有关顺向思维、逆向思维的理论，并多向其展示日常生活中常出现的英汉反向表达，增强学生的语感。

有采三：抽象名词的使用

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具象性，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所以在句子词汇使用层面，除了在科技论文、哲学和政治性文体中，汉语较多使用动词，较少使用抽象名词；而英语抽象名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汉语。因此，学生受汉语的影响往往在习作过程中，脑海里会出现汉语的四字格，如“翻天覆地的变化”“未雨绸缪”，而不会像英语母语使用者写出这样的句子：Wisdompreparesfortheworst；butfollyleavestheworstforthedayitcomes。（智者未雨绸缪，愚者临渴掘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学英语，尤其是学习英语写作，如果不掌握抽象名词的表达，就很难写出地道、耐读的英语文章来（蔡基刚，2003：1）。

参考文献：

[1]连淑能.中西思维方式：悟性与理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

[2]许钧.论翻译的层次[A].载杨自检.翻译新论[C].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思维方式论文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维定式;突破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125-03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思维惯性,是一种相对定型化的思维活动样式、结构和过程。在长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思想政治理论课特有的属性因素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共同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思维定式,并已成为制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提高的思想屏障。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普遍存在的思维定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思维是行动的先导,思维方式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定式是思维方式的一种固化表现,是人们用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从思维方式发展成为思维定式是由思维的惯性和惰性造成的。思维的惯性是指思维定式性,因循守旧、不思改变。思维的惰性是指思维的懒惰,懒于改进和创新[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维定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权威定式

权威定式是指在思维过程中崇尚、听信权威,以权威的是非为判断对错的标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种思维定式。长期以来,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意识形态传播、价值理念灌输、政治路线宣传的传统认识,大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过于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而忽视了其价值性,陷入了自身就是真理的代言人、权威的者的思维定式。在课堂教学中,他们往往居高临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和唯我独尊的气势占据着课堂的主导权,以一家之言代替学生的百家争鸣;学生缺乏发表意见和质疑的机会,完全成了被动接受的机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丰富价值和强大吸引力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

2.经验定式

经验定式是指习惯于用已有经验解决新问题的思维定式。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验定式能够使人们利用已有的知识、方法、结论和技能迅速地解决新问题。但若条件发生了变化,经验定式往往就成为了问题解决的障碍。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多数专业课不同,出于意识形态教育稳固性的考虑,其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较为单纯的时代,教师靠一本教案、几个课件在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站稳讲台并非难事。因为在教师的头脑中,原教材的知识体系和传统的教学方式已根深蒂固,传统的观点和惯常的经验已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制胜的法宝。

3.和谐定式

和谐定式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整体思维、注重大局的思维方式作用下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长期以来,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过于浓重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色彩,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了确保政治上的立场坚定、观点鲜明、不犯或少犯错误,或者为了维持课堂教学秩序、确保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而在课堂教学中一味地弘扬主旋律,对社会现实问题和学生敏感话题有意回避,力图使课堂在自己的有效掌控之下,确保整个大局的稳定。这就忽视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差异,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真正契合学生的心理需求,造成课堂统一性有余而开放性不足,极大地制约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

思维定式作为一种定型化、稳定化了的思维路线、方式和程序,它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在历史传统、文化熏陶和固有的知识经验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普遍存在的思维定式既受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也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特有的属性因素密不可分,同时也受制于社会环境以及教师自身的认知能力等因素。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刻有深深的农耕文明的印迹,其注重和谐的整体思维、以经验为主的思维偏向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维意识和行为规范里,在思维的惯性和惰性的影响下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一种稳定方式。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色彩,以及长期高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也逐步使教师喜于求稳、不善求变,再加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外出培训、进修及参观考察的机会不多,造成其故步自封、思维僵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转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维定式的迫切性

1.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迫切要求

如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较为关注的话题。如今,人们在如何优化教学体系、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实事求是地讲,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不受学生重视,其教学实效性不高的现状也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往关于提高思政课实效性的研究多集中于工具层面,并没有关注教学活动主体已有的思维模式和态度体验。教学既无法调动教育者的教学激情,也不能契合学习者的心理需求,施教者和受教者在各自的思维模式里演绎着自己的角色,没有达到心灵上的沟通和默契。因此,只有打破教师的思维定式,使其教学符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和需要,才能真正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思维方式论文篇4

关键词：易经；取象；思维方式；比附推论

一

取象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古至今普遍地被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着的又颇具神秘色彩的一种思维方法，它发展形成于《易经》，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极具价值的部分。对此，笔者讨论如下：

取象思维方式本文界定为：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直接推论的逻辑方法。它起源于原始时代，发展形成于《易经》。

原始人处于人类文明的史前期，他们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已经具备了原始的取象思维能力，其思维水平如同孩童一样，头脑中只是存有特定的实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词都是他们所接触的实物符号，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包括同一性质的物群的种属词汇，也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语词。例如，他们只有这个人、那个人的有所指的概念，而没有“人”的一般概念；只有不同种的某一棵树的概念，而没有“树”的一般概念。随着思维的发展，他们逐渐地把某些专用名词移用到相关的物类，表示物类的共同性质，由此产生了表达取象思维的用语。其特点是语言中尚没有这个语词，而找一个与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关的实物表示出来。例如：“像石头”表示“硬”、“像太阳”表示“热”、“圆”等等。这里“硬的”、“热的”、“圆的”等表示抽象的语词，是从他们印象最深的石头、太阳这些实物中抽取出来的，这是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

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就已表明人类思维已经进入到了简单的比附推论的阶段。比附推论是取象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得到了发展、完善，使之逐步成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

《易经》中的卦象是其推测所占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据。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等等，并试图以此表现出宇宙万物的变化，进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卦爻辞也大多运用取象思维方式来阐释抽象道理。如《困．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是说一个人被石头绊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见了妻子，故筮遇此爻凶。这是把人处坎坷境地，又依靠坏人，必无好结果的抽象道理，寓于对具体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体的事象联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

又如《乾》卦写龙隐龙现。《井》卦写井谷射鲋。《大壮》卦写羝羊触藩等等。通过对“龙”等具体事物的描述，意在阐释与之有一定相关的抽象事理，即不是为了说明“龙”等具体事物本身，而是通过对这些具体事物的描述，启发人们想象，去悟知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取象思维方式。

取象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比附推论的逻辑方法。所谓比附推论是指通过想象，由具体事物直接推知一个抽象事理的逻辑方法。除上述分析外，又如《易经．大过》九二爻辞：“枯杨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这里将自然界的枯杨生，与人间的老夫娶少女联系起来，取其相似点，进行想象，然后比附推论出“无不利”的结论。意在告诉求卦者，所占问之事将大吉大利。《易经》设卦观象，通过想象这一媒介，比附推论出“意”，象及卦爻辞是可见的，而“意”是不可见的，不好说清道明的，对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人们只要运用取象思维方式便可得到，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鱼忘筌”的思维秘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事理，所忘的“象”、“形”便是所选取的具体事物，而其思维过程是比附推论，思维方式是取象思维。

论取象思维方式（二）

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与整体思维的互补，二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取象思维与整体思维的互补，建构了《易经》的思维框架。《周易》古经，以它特有的表达形式，充分注意到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八卦及六十四卦是构成这一整体的基本框架。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处在完全统一的结构之中的，这一整体观与取象思维方式互相补充，也就是说，在取象思维过程中，有整体思维，而整体思维赖以形成的基础又是取象之辞及卦象和卦的排列组合，而这当中也离不开取象思维。例如《乾》卦，以“龙”为具体取象物，通过龙的“潜”、“见”、“跃”、“飞”、“亢”等不同处境的描述，揭示了事物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这里取象思维和整体思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得意忘象”是指“意”尽得而忘“象”；“得鱼忘筌”是抓到“鱼”而忘“筌”，尽得的要求就是全面、整体地去把握，可见，有而且只有整体思维的互补，才是提高运用取象思维所推知事理可靠程度的根本保证。

取象思维方式的模糊性，是指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所推知的事理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因为它不具备必要的叙述，以致于见仁见智，公说婆说，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模糊性又是因为靠想象这一媒介而造成的。如上述“枯杨生*，”与“老夫得其女妻”之间的所谓联系，完全是靠想象得来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为荣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联系起来，推论出“无不利”，其模糊性可谓大矣。

二

取象思维方式不同于抽象思维方式。因为抽象思维方式是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逐级构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构成判断，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推理。由已知的东西出发推得新的知识，它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如“金属”、“铜”、“能导电”是三个概念，分别组成(1)金属能导电，(2)铜是金属，两个判断，再由这两个判断组成如下推理：

金属能导电，铜是金属；所以，铜能导电。

从中可见，抽象思维中前提真实，推理过程合乎规则，就能得出一个必然性的结论。上例的逻辑结构可概括为：“所有M是P，S是M；所以，S是P。”这里“M”一般指称为“中项”。它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这是抽象思维方式得出正确结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些内容，取象思维方式都不具有，这些是取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区别的根本所在。因为取象思维方式的所谓前提是一些具体事象，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能靠想象这一媒介去推知一个事理，没有论证过程，所以结论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提高结论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只能靠人们的想象力和悟性。如果说抽象思维方式能训练人们思维的严密性，那么，取象思维方式却只能提高人们的想象力，培养人们的悟性。

形象思维方式，又称艺术思维，是文学艺术创作者从观察生活，吸取创作材料到塑造艺术形象这整个创作过程中所进行的主要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形象思维要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也就是通过实践由感性到理性，逐渐对事物本质进行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思维不脱离具体的形象。但必须要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作家、艺术家的思维是在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之后，选取并凭借种种具体的感性材料，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伴随着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态度，运用集中概括的方法，塑造完整而富有意义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凡此种种，表明形象思维与取象思维的区别是明显的。虽然它表面上与取象思维一样，都有“具体的形象”，也都要“通过想象”等等，但本质上却不同，主要在于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具体的形象，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去塑造完整的艺术形象。例如鲁迅在谈自己创作“阿Q”这个艺术形象时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金隐铭鲁迅小说全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383）鲁迅先生点明了《阿Q正传》是“依了自己的觉察”写出来的，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些正如上述一样，其创作过程运用的正是形象思维方式。从“阿Q”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以及鲁迅先生所具有的丰富的艺术修养和创作经验，所以他能够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去塑造出“阿Q”这一完整的艺术形象。而取象思维则不然，它是建立在生活经验及对具体的事物的感受而生发出来的一种思维活动方式，一种推论的逻辑方法，其“想象”的事物的两端或有联系，或无联系，有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取象思维方式重在通过具体事物，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而形象思维方式主要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二者的区别可见一斑。

论取象思维方式（三）

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也有明显的区别。顿悟思维又称“灵感”，是指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启发，答案突然在头脑中产生，这个思维过程便是顿悟思维。例如阿基米德躺进浴盆的瞬间，看见水溢出水盆而顿悟出浮力原理等。顿悟思维方式的产生及完成过程，必须以思维者具有足够的思考养料的储备为前提，方可对某一问题在百思不得其解时而突然有所领悟，否则是“悟”不出什么东西的。

虽然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有想象，都要去悟知，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顿悟思维方式的成功运用，能使思维者有所发明或创造，所以，有人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创造型思维。其结果是令人“茅塞顿开”；而取象思维方式运用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发明创造，因为取象思维所比附推论出的事理已被事先定在了所取之象的框框之中，虽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仍然有一个范围，只是人们对它理解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对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人们可以比附推论到爱情上去，也可直接用到从事教师等职业的人身上，去赞美那些敬业爱岗、勤奋努力的人们，其结果是让人们心遇神悟，感到妙不可言，所以取象思维方式是一种“体悟”而不是“顿悟”。

取象思维方式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象征是文艺创作的表现手法之一，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如鲁迅先生的小说《药》，结尾用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又如杨朔的散文《白杨礼赞》中的“白杨”象征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等等。可见，象征一般说来，是在艺术创作中以某一特定的具体现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或感情，而“特定的具体形象”的本身，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东西，如上例中的“花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的含义是特定的，再加上限定“坟上的花圈”，便启发读者联想：这需要有人为纪念来送花圈到坟上，再由“夏瑜”的坟，想到革命者后继有人，所以说：“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着“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这个解释，说明象征要放到具体的作品中去，联系作品的主题，让读者把握其象征手法。离开具体作品，单独一个命题也可运用象征这个语词，如“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等等。这样明说的“象征”没有歧义，因而能得到人们的共识。象征虽然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但其发生的思维方式的支点，我们认为是取象思维方式。因为象征的过程中具有“具体物象”并“靠想象”、“比附推论”出一个结论来等要素，而这些恰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从这点出发，我们认为象征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三

取象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人善于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及其对客观事理阐释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充溢着中国人对朦朦胧胧的美感的偏爱，在中国古代哲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各民族人民的思维方式。这是易学文化精神及其在现代极具价值的重要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仅举古诗当中和现代语言中运用取象思维的例子，说明如下：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硕鼠》)

这首诗根据硕鼠不劳而获的属性，通过想象，以艺术形式比附推论出剥削者如同硕鼠，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可鄙形象。

论取象思维方式（四）

又如李商隐《无题》中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百年来被人们公认的咏唱爱情的佳句。欣赏这句诗的难点在于“春蚕”、“蜡炬”、“吐丝”、“成灰”，与爱情的关系，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人们通过想象，能得出“到死丝方尽”，“成灰泪始干”似乎与爱情的生发、相恋时的情境，亦或某些心愿等等有相似的地方，让人们比附推论出结论：我爱你到永远。

取象思维方式在现代诗文中也多有运用，如大家熟知的：“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里的“旧船票”、“你的客船”所蕴含的深意，只能从取象思维方式这个角度去分析，去解读，才可体悟出其妙来。

现代语言中的“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其中“脚上的泡”与“自己的过失”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靠想象，却能比附推论出：“自己的过失是自己造成的”这一结论。这句话可用在责己、责他等场合，并显得温情、委婉、含蓄。其他如：

(1)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2)卸磨杀驴，过河拆桥。

(3)一针不缝，十针难补。

(4)烧香找不到庙门。

(5)不给马吃草，却让马儿跑。

例句(1)取象的具体事物是“猫”，不管它的颜色如何，只要能“抓住耗子”，便是“好猫”。这句话表面上是说“猫抓耗子”，而实际上是让人们通过想象去比附推论出一条抽象的事理：要重实际。这样，通过想象，体悟出那些只可意会的东西来，是准确把握、使用、理解这句话的关键，这正是取象思维方式的妙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取象思维方式在运用过程中所取之象与推论的结果——事理之间，不是靠普通逻辑规则建立起来的，其所谓的因果联系，只能靠想象，这种推论方法，具有感悟性、直观性，这是取象思维方式的玄妙之处。从“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来看，取象思维是建立在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的，所取之象大多是人们所熟知的生活经验，这是对《易经》所取之象的超越。又由于得到了现实生活经验的支持，人们对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感到陌生，并能够接受它，娴熟地运用它，其中的逻辑支点便是它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来，让人们体会到它合乎常理。运用取象思维方式，极具活力而独具魅力，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睿智，思维表述简练、寓意丰富、余韵绵长，耐人寻味，几千年来，这种思维方式始终被人们喜爱着、运用着。

思维方式论文篇5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写作思维方式；个人化写作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关于文学“史”的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时在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从那之后，一种理性的科学认知思维方式在文学的知识传播过程中占据着支配性作用。而在此之前，文学是作为一种情感或是经验被审美地把握。当情感或是经验转化为理性的概念时，对文学的把握就成为一门学问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于是，“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倚，到教育体制的改革，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1]

在20世纪初，文学史是作为传播文学知识的辅助课程出现的。到了50年代，出于国家、民族叙事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其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文学科目，而当代文学更因其与当下语境的紧密关联而在现代文学之上。然而到了80年代，一切都颠倒过来，现当代文学失去了曾经的辉煌。当文学疏离了借以展开叙事的政治之后，文学史的自救行为就是多元文学史观的出现：启蒙的、文化的、思想的、现代性的、人道主义的等等，丰富了人们对文学“史”的认识。当然，伴随着文学束缚解除的欣喜，是对文学史写作的争论。最近几年，这种争论逐渐转化为一种焦虑意识，那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历史性与合法性问题。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合法性，文本研究的缺失，20世纪文学的命名，文学的边缘化，解构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的越界，甚至还有学科课时的压缩等等，都成了，20世纪文学研究危机的表征。一个具有元历史叙事性质的命题就这样处于一种“历史的合谋”的场域。那么，在这种状况下，20世纪文学史——尤其是距离我们时间更近的当代文学史该如何应对呢？

一、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与文学史写作

不断被重写的当代文学史除少数能取得人们的认可之外，大多是千人一面——所运用的史料基本相同，结构基本相同，甚至思维方式也基本相同。并且，那少数写得较为成功的当代文学史也仅是被认可，而非认同。看来文学史的写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还是文学史写作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所致。本质主义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文学来说，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史是历史，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言说对象的文学是作家心灵的产物。勃兰兑斯曾将文学史作为人的灵魂史来描绘：“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勃兰兑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他个人品性与理论品性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观点也许不为人所赞同，但却是著者与历史上的文学心灵契合的结果。而按照本质主义的方式对文学“史”加以处理，就会和历史上各种精神主体心灵里流出的精神之河相抵触。正因如此，海德格尔认为：“向历史要求精确，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观念相抵触。”[3]，所以，“纵观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史著作，很难说有几部是生机灵动、构思独特的”[4]，这是对研究对象缺乏心灵感悟所造成的冷漠所致。一部精神的历史，如果没有著者心灵的投入，很难说它是成功的。当前，本质主义正在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障碍，即以影响比较大的洪子诚的文学史而言，“也许更令洪子诚们感到难以适应的是，宏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因追求文学研究所谓的‘科学性’，再次更改了先前重审美、重情愫、重人文的研究理路，而表现出一种把文学的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是内在的本质景观的本质主义倾向。”[5]

当有限的文学史资料在文学史写作中越来越硬化的时候，“回到历史场景”作为一种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尝试。所以近几年来的期刊研究、文学体制研究、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领域，并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由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仍受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牵引，试图在研究对象的背后去挖掘出那种制衡文学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近几年来较少有有价值的文学史著作出现。近来不断有学者发文对“当代文学”概念进行讨论，表明了“当代文学”作为整体概念的内在逻辑断裂。伴随着“当代文学”概念的破裂，“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本质性叙事也应该受到质疑。

与本质主义相随的，是科学主义。当一切学问冠以科学的名义，似乎就获得了通向真理的坦途。科学之光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更是一种信心和信念。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如果不按照体系、逻辑来结构篇章，就会失去科学根据，充其量只能是稗史、野史而非信史，难入大雅之堂。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历史是否必然会产生某种‘规律’？历史的不同阶段之间是否必须具有某种连续性？”[6]尤其是相对于精神现象的文学史来说，科学——哪怕前面冠以“人文”的字样——是否将文学史乃至文学批评引入一种作茧自缚的状态呢？

科学按照“必然”展开自己的逻辑论述，这样，它就势必将“偶然”因素剔除出去或者压抑下去，以保证科学话语的自足和完备。但是，文学的发展毕竟不像科学论述的那样链条清晰、层次分明，它充满了断裂、偶然和悖论。恩格斯说过，“偶然性如果不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话，历史就会变得很奇怪了。”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偏偏将这些偶然遗忘了，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对丰富的文学现象分门别类，然后为我所用，而不管文学的真实存在状态。比如，当代好多作家对评论家将自己划为某个流派并不满意，可又有哪个评论家尊重过作家的这种说法呢？文学史依旧是在“寻根文学”下划一批、“先锋文学”下划一批、“新写实主义”下划一批。这样一来，批评家完成了对文学史的跑马圈地、“殖民”划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显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而那些无法归类的作家作品就被人为地谋杀，从此在文学史中沉寂下来。比如路遥，除了陈思和的“教程”给以一节的内容，其他的文学史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连提都不提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文学“史”呢，还是要作家作品呢？

退一步来讲，即使文学史有着某种“科学”的东西在里面，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这种科学意识能否始终贯穿下去呢？现在有论者认为，“”期间“地下写作”发出的是一种真实的声音，由此，“地下文学”进入文学史视野。可问题在于，那些公开发表的声音就是虚假的吗？曹禺说：“我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本《语录》”，这句话是真实还是虚假呢？可以说这是曹禺急于向主流意识形态表态，可谁又能证明这方面的真实呢？就凭曹禺不断改写自己的作品吗？这种做法是具有普遍性还是迫于形势？如果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孙犁就没有转变呢？如果是迫于形势，何其芳、冯至的转变又该怎样解释呢？变与不变的背后有没有必然规律呢？个人的性格、气质是不是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呢？那些从理论上看来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其实在当时看来是不是具有偶然性呢？比如周扬、胡风等人的个人恩怨对文学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一种潜在的影响呢？还有，“”之后就没有“地下文学”了吗？为何它们就进入不了文学史呢？是因为话语的不真实吗？如果真实，那就应该得到和“地下文学”一样的待遇。如果不真实，那么，判断这种不真实的主体是哪些人呢？他们怎样保证他们的标准是客观的呢？再有，科学主义培养了一种贵族意识、精英意识。比如，当代通俗小说尽管拥有大量的接受群体，但却进不了文学史范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文学史到底是谁的文学史？在这里，科学只是注意到了“净化”，而忽视了“愉悦”也是人的情感之一。其实，“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作‘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7]今天的批评者将文学的地位抬得很高，从某个方面来说，这是对话语霸权掌控的一种策略和实践方式。如果从宽泛意义上说，文学是带给人精神愉悦的东西，那么，通俗文学做得更好。即使退一步来说，文学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或精神层次的东西，那么，这样的文学只能属于少数人独有。在此意义上，文学史面对的就不再是人们的共同的精神现象，而成为少数人的专有。

因此，科学主义能否成为以心灵、精神展开的文学史写作的标准尺度大可怀疑。[8]就好像李昌集先生批评的：“我们不断地在提倡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可当‘问题意识’被强行由规范组合成了一个必然性脉络的标识，并被严格组合进了学科类别时，历史的动态感就会不断地被这架可怕的机器所绞碎、粘贴，再按照深层结构或必然规律的内在要求排列、归类，最后抽缩成一串串干瘪的历史教条。”[9]

二、“历史中间物”与“回到历史场景”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都是话语建构，具有极大的阐释性。同时，它也承认事实历史的存在。所以，历史就是文本历史与事实历史尽可能地视域重合。在这种前提下，适当的错位在所难免，并且也是应该允许的。毕竟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因携带着历史文化的因素，其自身就在进行一种朝向史家的言说，具有很复杂的广阔的阐释空间。

理论是对经验、事实的提纯。当以某种理论去规范实际时，就是对那些各不相同的事物进行规约，这种做法就会必然地舍弃不符合该理论的其他方面的意义，难免会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这却几乎是史家的宿命，费尽心血建构的历史殿堂其实是坐落在松散的基石上。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为文学史的不断解构与建构提供了依据。文学史的不断写作就是不停地对历史本身的追问和反思，以当下的状况对历史重构。作为文学历史活动的一个环节，文学史书写都是“历史中间物”。面对过去的历史和将来的历史，不可能取得一劳永逸的结果，所得出的结论都只是暂时性的，也将为后来的文学史改写——也许不可越过，但可能超过。今天的我们发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存在着不足，后来者也会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中发现许多问题。我们今天对文学史的写作是真诚的、严肃的，可谁又能说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学史作者态度就是虚假的、轻浮的？他们也和今天的人们一样，有一种真理在握的感觉，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所谓的真理只是文学史在意识形态重压之下的变形。

当然，这并不是放弃文学史的写作。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处于今天的环境中，对历史做出符合当下需求的描述，写出我们心目中的文学史。有成就也是今天的成就，局限也是今天的局限。后来者会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构他们的文学史，对历史展开他们的理论描述。这就牵涉到从哪些角度进入历史的问题。

从操作层面及表现形态上来看，当代文学史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可以是文学创作史、文学接受史、文学发展史、文学文化史、文学艺术史、文学生态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精神史等等。并且，当代文学史也是“大历史”和“小历史”的综合。所谓的大历史，指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视野中的当代文学史。小历史指单个作家的创作史，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发展史。这样看来，想以某一种文学史而希图取得共识的做法并不能尽如人意，也不太可能。并且，当代文学中有些问题是当前不能解决或无法解决的，只有靠时间去裁决。但当代文学批评者充满了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在一种神圣、严肃的心态下去践行自己对于时代的承诺。在一个与批评对象尚不能拉开一定距离的时代，有时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徒劳的冒险。像“重返八十年代”、“新世纪文学”、“底层文学”等对问题或现象的提法反映的只是命名的焦虑而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性所在，但这丝毫影响不了研究者的热情和热度。文学史向来都是一种后设叙事，是在理性的照观下对文学现象的概括和提炼。如此一来，文学史在时间中的延宕是有必要的。正因此，王晓明先生提出，可以写“一部没有结论的文学史，一部以问号贯穿始终，甚至以矛盾贯穿始终的文学史。”[10]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轻视理论的作用，只是反对理论的一切适用性。只能说，理论是必要的，但理论不能越界。一旦越界，便会指导人们得出错误的结论。[11]因此，有学者指出：“受西方主流史学影响的历史研究者对‘深层结构’的长时段观察和对必然性的强调，其基点仍是建立在对‘驯服偶然’的现代逻辑的绝对服从上的，代价是‘偶然’的丰富性被‘必然’的暴力逻辑所取代，目的是让‘必然’戴上炫目的光环，并且具有更多的规划预测未来的霸权能力。其危险是历史被裁减成了十分单一乏味的某种既定逻辑的重复表演。更加危险的是，当我们日益习惯运用现代社会理论构筑的‘规范’去培育出我们的‘问题意识’时，对历史丰富性的呈现能力却在同时高速度地消褪。”[12]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在历史的细节中隐藏着历史、社会、人类的密码。对历史中曾经存在的具体、微小事件的探究和散落事件的钩沉、打磨，也许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当代文学的面貌。也许，那些被抛弃或忽略的历史细节如果能够再在历史序列中找到位置和意义的话，可能会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而这些细节性的东西在本质主义看来，似乎可忽略不计，它们并不具有决定、改变历史命运的力量。应该说，这不是全面的文学史研究，因为真正的文学史研究，“首先考察的是历史的文学运动，应当努力追求展示文学历史运动的全社会图景，而不能将平面的、单线条的历史局部替代立体的、多元化的丰富历史。”[9]“相对于公开发表的言论、主张，生活交往的日常状态对历史人物而言可能具有更大的真实性。”[9]

“回到历史场景”是当前研究界努力的方向，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优势，因为我们就处在这个场景之中。但这种优势并未彰显。研究者被一种宏大叙事所蛊惑，换来的却是文学史的干枯和僵化。当代文学史是一种取消了文学主体性的文学史。理论话语自说自道，而与作家作品失去了沟通的可能，甚至是，拒绝了文学或将文学作为一种理论的证明。文学批评更多的具有了一种解释学的意味，文学成为文学批评变现自己理念的“象征物”。有人批评文学研究是只有研究而没有文学，那么文学史写作也是只有“史”而无文学。这一命运似乎在大学教育中就已经注定了的。在当前的大学课程制定中，汉语言文学系或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基本上变成了文学研究系，文学成为研究的附庸，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只是训练了学生的理性分析能力，而文学感悟力始终处于一种引而未发的状态。“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其功能除了培养‘思想’，还应当有‘审美’，有文学的感觉与眼光。”[13]当然，文学史的写作并非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新批评”式的字斟句酌的解读，但也并非逸出文学的边界而自成一体。

“回到历史场景”有三方面的倾向需要警惕，一是理论过剩问题，这会遮蔽某些文学现象，或仅仅是简单化的提纲挈领。比如，即使是文艺论争，除了理论的互相驳难之外，还有着理论之外的因素在制约着论争的趋向，而这些地方是更应该加以注意的。二是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的脱节。后者容易导致文学史的“错位”及“滞后”。[5]第三个就是过度倾向于文学的外部因素，比如，文学体制、社会环境、时代精神等对文学转型、文学走向、文学选择的制约，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的特质，也就是文学性的失落，比如，审美方式、语言嬗变、结构等因素不应该仅仅是文学史的修辞或点缀。

三、个性化写作、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学史

当代文学史的集体写作模式在其开始出现时还情有可原，毕竟在一个匆促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东西。但当文学史已经解决或者说是满足了教学需要之后，集体写作模式就显出了它的局促：粗糙、滞后、说教意味浓厚。事实上，今天的文学史大多都是作为教科书的形式出现的，这样合作出来的文学史总是以客观、公允的面目出现，沿袭至今，那些曾经存活在历史中的鲜活生命和精神气质被过滤得一干二净，只是剩下几条干枯的定理供学生考试时用。这样的文学史的后果是不仅遮蔽或放大了局部历史，更影响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限制了文学史写作的视野，无法在学科体制之外对文学史进行整合。因此，吴秀明等对集体写作模式提出了批评：“从根本上说，它是与个性化的文学史相抵牾的，使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很难作为个人的研究成果来表达。”[5]

“个人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个性化不同于个人化。个人化也有可能写出那种四平八稳的论调，而个性化写作发出的却是独特声音。它可以随俗，但不流俗。用昌切先生的话来说，“当代文学是我理解的当代文学。我就是我，不与他人完全重合，我讲的当代文学自然就不应是他人的当代文学。”[14]个人化的文学史写作就是要写出“我”心目中的文学史。一味地纠缠于概念，就会省略掉文学中大量丰富的细节。文学史是由大量的细节构成的，而对这些细节的取舍则反映了写作者对文学的个人化理解。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对历史丰富性的还原。以前我们过于重视宏观建构，结果历史在我们的手中因架空而变得苍白。近几年对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视也反映了对这一趋向的反思。李陀先生说：“这两年，我曾经和好几位文学刊物的老编辑建议，他们应该多说话，对80年代的往事发表意见，甚至专门编写《八十年代文学编辑史》（我觉得这就是文学史写作，写出来，一定比现在那些干巴巴的高校教材好看多了，也实在得多了），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动手。”[15]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书籍出版，比如，刘锡诚的《在文坛的边缘上》、汤伏祥的《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等书。看了这样的资料，我们会感到文学史的发展既有自身的构建力量，也受到某些文学之外的、偶然性的力量的牵引。这样的资料除了亲历者，是难以为人知晓的。如果不知道这些“内幕”，还情有可原，但知道之后仍然就文学自身寻求规律，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当然，个性化并非随意化、简单化。而是要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现场，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去阐发感悟。在这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给人以很大的启迪。在这本书中，作者采取的是描述与阐释相结合的方式，不轻易下结论、找规律，由此可见作者的态度谨慎。他在描述文学史的发展时，不是去寻找单一的历史动力——这是治史者常用的方法，似乎这样以来就揭示了历史的奥秘，其实，这是一种偷懒的做法——而是从文学内外去描述一种“历史的合力”。正是这种“历史的合力”构成了文学发展、演化的动力。这是洪子诚先生在方法论上的策略和带给我们的启示。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本是破除规范的，结果成了另一种规范。

个性化写作可能有违正统、规范、体系，可能会被认为对历史不负责任。但不可否认，以相对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个性化写作应该成为贴近历史的方式之一，甚至对于文学来说，成为一种主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对主义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含有妥协、中庸的味道。但在“我们的时代常被称为相对主义的时代”[16]，与追求本质性存在的绝对主义相比，相对主义就显出了它的宽容性、开放性和真实性，“如果说有什么客观真理的话，那就是相对主义较之绝对主义更为真实。”[17]如果说绝对主义暗含有某种理想气质的话，相对主义也不会走向消沉颓废。相对主义不会轻易下结论，不会盛气凌人、唯我独尊。它从来不会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去做历史的裁决者，这体现了它对历史的尊重和评说时的严肃。也许相对主义和辩证法本就是一对连体兄弟，只不过一个高尚，一个低俗，名声不同而已。

如果说绝对主义抽取的是历史的骨髓，那么相对主义则保留了历史的面貌和躯干，这就是多元化历史的存在。多元化的视角让我们看历史时有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从而避免了对历史的单面化、绝对化认识。相对主义是多元化存在的前提，而“多元化实际就蕴含着相对主义。多元化意味着权威话语的消失，不再存有什么绝对的本质和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一切都处于过程中，一切都随时间而改变，因个体而不同。相对主义本质是个体主义、流变主义。”[18]因此，面对由个体的、情感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思想的、制度的等诸多合力形成的文学历史，相对主义提供了一个多元化文学史的展示平台。它既可以体现在不同文本之间，也可以体现在某个文本内部。它以宽容的态度将文学的碎片联缀起来，这可能会造成文学史叙事的矛盾、抵触、断裂，但这不是相对主义的错，而是因为文学史本身就处于一种浑沌状态。规律的产生是人类把握时间、空间、社会的方式和工具。历史只会提供一堆杂乱无章的现象，不会产生规律。当我们建构文学史时，也是重构自我的心灵史，是对浑沌历史的一次心灵感悟。对此，王晓明甚至直言：“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全拴在那所谓学术的木桩上……既然历史已经铸就了你那种抒情的批评个性，为什么还要硬给它套一件思辨的外衣？”[19]

个性化写作的目的是要建构一种福柯称之为“总体历史”的历史。相对于传统的“全面历史”，“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20]这个空间里没有可供阐释或起到凝聚作用的内核，也不会提供起源的本质和意义。那些历史事件悬浮于空间而不是排列在同一个意义平面上，并没有关联绝对性。这似乎有悖于惯常的历史方法，因为“好像在人们对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恢复传统，追踪发展曲线，设想各种目的论和不断借用生命的隐喻等做法习以为常之外，对于思考差异，描写偏差和扩散，分解令人满意的同一性的形式深恶痛绝。”[20]但情感上的喜好和理性主义的先天优越性，并不能取消这样一种断裂和差异的历史的存在。“一切事务背后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什么无日期的、本质性的秘密，而是事物没有本质，或其本质是用完全不同的形象一点点制造出来的这一秘密。”[21]多元化的历史就是给历史以多维度而不是本质性的描述和解释。

也许，当我们放下对待文学的神圣感和焦虑感，以一种“余裕”的心态去面对，可能会更好地处理文学的历史问题。文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产生于日常生活，又回到日常生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文学的价值才会真正产生出来。也许，程光炜先生的一句话会让我们对文学乃至文学史有一种重新的认识：“小说的真正的历史位置其实就是‘末技’，以平实的笔调叙说人生之变化多端，以玩赏的心态注目大千世界的光怪陆离，小说不过是放在枕边供人消遣的一件艺术品而已，而这种见解不过是小说在中国自出现一千多年来的一个普通道理。”[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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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温潘亚.寻找大树生长的年轮——文学史观论[J].学术交流，2001，（6）.

[5]吴秀明，陈林侠.文学史体制的现代生成[J].学术研究，2004，（2）.

[6]张桃洲.当代诗歌的微观历史[J].读书，2007，（6）.

[7]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3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139.

[8]2004年11月27日至11月30日，“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研讨会在历史文化名城开封举行，会议由河南省普通高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社和《外国文学》编辑部共同主办，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和国内各地的数十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就科学主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介入、文学史写作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果的讨论。

[9]李昌集.文学史中的主流、非主流与“文学史”建构——兼论“书写文学史”与“事实文学史”的对应[J].文学遗产，2005，（2）.

[10]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255.

[1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理论的自我演绎造成的后果是“文学终结论”。其实，当文学研究界在制造出文学终结论这种话语的同时，又成为拯救这种话语的中坚力量。但这种论调并没有在文学作者中产生焦虑，倒是在文学研究界——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引起恐慌，这倒又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12]杨念群.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J].读书，2007，（4）.

[13]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J].文艺研究，2004，（3）.

[14]昌切.授体当代文学受体[J].武汉大学学报，1997，（6）

[15]李陀.另一个八十年代[J].读书，2006，（10）.

[16]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

[17]汪民安.福柯的界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67.

[18]李文阁，王金宝.生命冲动——重读伯格森[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0.

[19]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107.

[20]福柯.《知识考古学》前言[M]//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137-138，139.

思维方式论文篇6

【摘要】本文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比较，阐明中西医差异的实质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并指出以“中医西医化”来发展中医，结果只能是异化它类。要想实现中医学的卓然自立，只能从思维方式上寻找突破。具体做法是：理论研究，构建现代中医思维;基础教育，培养中医思维;临床实践，夯实中医思维。

【关键词】思维方式;差异;中医学;发展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历经岁月更迭而生生不息，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有过辉煌的过去，为祖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在西学东进的劲风中，世人的眼光一起移向西方文明，代表东方智慧的中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1]。“中医西医化”的思潮几乎将中医淹没，眼下有必要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理清中西医的本质、特点、优势及缺陷，探讨中医发展方向。

1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

“任何一种医学都是文化，与其特定的思维相联系”[2]。中西医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医的思维框架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功能、直觉的思维;西医的思维主要建立在西方哲学、科学的基础上，注重分析、结构、实证的思维。

中医是整体-类比思维，西医是个体-分析思维。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事物融为一体，即“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西医的分析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高级运动是由低级运动组成的，可一直追溯到细胞、分子水平，借助于精密仪器对原子、分子、基因等离子进行微观的分析。

中医是动态-功能思维，西医是实体-结构思维。“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3]。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具有实体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肝”与“左”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西医认为，一切现象、表现都是某个实体的存在，对于病情的解释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体”(支原体，抗体，线粒体)、什么“子”(分子，原子，粒子)或什么“性”(阴性，阳性)并结合结构作为诊断的依据[1]。同时借助于人体解剖学，对人体的病变部位做精准的结构把握。

中医是直觉-体悟思维，西医是实证-量化思维。中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是通过直觉体悟获得的，脏象、经络学说体现了这一点，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西医则运用现代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质方面的材料进行病变机理的实证，并测定定性、定量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中医的整体、辩证的思维虽是宏观、系统的，但与现代医学相比，已显得粗糙、笼统和模糊;其动态功能的思维使体系封闭成一体，难以证伪，正确性高，准确性低;其直觉思维不是严密、理性的公理系统，重体悟不重论证。西医重个体、分析的思维，忽视整体以及个体间相互关联，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体-结构思维是客观、科学的，却割裂了人体原有的横向联系，显得呆板、机械;其实证-量化思维带有程式化的倾向，以统一标准看待有差异的个体，结论往往有偏差。通过对照可知，思维方式决定下的中西医是大异其趣，各有利弊。这从理论上辨明：用西医的价值体系、思维方法来评判、怀疑甚至否定中医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2中医学发展的思考

中医从诞生之日起就凸显其思维的优势，为中华民族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病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明朝西医传入以来，中医学出现了衰退迹象。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主观方面，缺乏对中医精髓的继承、深挖;客观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渗透、销蚀的结果。这使得中医学在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中医西医化[4]。当务之急，中医学研究的目的是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学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土壤[1]。

理论研究方面，构建现代中医思维。传统中医从整体、宏观、动态、辩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但也应看到中医不重量化、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辩证上带有较大的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中医学发展的缓慢[2]。中医学应该在坚持其传统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借鉴西医学的思维方式，强化微观性、分析性、逻辑性来弥补先天不足的问题。即在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主导下，科学纳入分析还原思维，将中医朴素的系统论思维改造为现代系统科学思维。这有利于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及宏微观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中医[5]。

教育方面，培养中医思维。中医学思维的培养靠教育。首先，完善知识结构，科学设置中医课程。中医学是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4]，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中医学文化、哲学思想和医疗技能。其次，调整中医课程比重。中医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应以中医课程为主，把中医知识结构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其余可安排选修课，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由西医思维定势转变为中医思维。再次，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师除讲授传统中医基础知识外，还应将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及认识论、方法论等贯穿其中;最后，实现中医经典理论的“现代化”，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全面领悟中医学的精神实质，自觉形成中医学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医人应有相当的中医文化底蕴，如果中医人自身学养有了问题，比什么都可怕[1]。

临床方面，践行中医学思维，进行理论创新。现今，中医临床采用的是西医思维方式，运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种方法，表面上用的是中医治疗，实际上已偏离中医的传统思维，最终导致临床治疗的西医化[5]，这从原点就掉进西医思维和方法的陷阱[4]，是很危险的。中西医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文明，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强硬拉在一起，结果只能是两张皮。我们倡导，在临床上，诊断、治疗运用中医思维，积累经验，创新中医学理论。当然，中医学理论创新必须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自身研究的取向、思维特点、学术价值主体，这样方可卓然自立，否则将异化它类。如近30年临床研究所创立的中医体质学，升华了中医学对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促进了基础理论以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具体体现为：使病与诊在人体交叉关系上得到阐明，推动中医病因病机、辩证论治与方法干预的深入研究，拓宽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1]。同时，其“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不仅实现了中医诊断手段的多样化，而且向精准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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