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学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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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论文篇2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区域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2－0019-05

一、问题的提出：发展视野中的区域经济发展

对于区域经济学所探索的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本来就涉及到在一国和世界各个区域存在的地方性失业、人均收入增长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不公正、城市化问题、刺激经济发展问题、冲突的处理和环境污染等等内容。对于区域发展差距日益扩大以及区域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生态环境恶化、三农问题、贫困问题、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农村工业化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城乡关系问题等等，则需要研究者引入发展经济学的新视角进行有益的创新性探索与重构。本文所探讨的正是这样的新问题――发展中区域的发展问题，亦即笔者所着手构建的发展区域经济学体系框架及其主要研究内容的拓展。发展视野中的区域经济学框架体系整合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问题，并且需要为人们提供研究发展中区域新颖而积极的方法和思路，以此使它区别于相关的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笔者力图界定发展中区域进而确立发展区域经济学，其目的是为许许多多钻研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规划和城乡研究以及研究和关心区域发展中人口贫困、生态恶化、经济发展等等问题的人们提供交流平台。非常清楚的是，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诸多研究者在很多领域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成果，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发展中区域的研究和探索发展视野中的区域经济学整合问题。

二、反思与检讨：已有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简要回顾

众所周知，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在近180年的演进中，大体经历了主要以研究企业、产业的区位选择、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方面而形成的区位理论，主要利用计量化和模型化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政策问题而很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理论这两个重要阶段。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新经济地理学派、新制度学派以及区域管理学派的创新研究，使得人们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区域经济学已经成为具有确定研究方向的正日趋成熟的经济学科之一。与此相应，20世纪50年代后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劳动力转移、资本形成不足、技术落后、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城乡分割、人口过度增长与贫困等问题，提出大推进理论、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非平衡发展战略等学术思想，进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学者如普雷维什和辛格也曾提出了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反思并检讨已有的诸多研究及其现有成果中笔者发现，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带有激进主义倾向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经验为基础的，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另一方面，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其面临的新问题也不同于以前，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加快发展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区域经济发展现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就其背景而言，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中国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本质上是一个发展中的区域发展问题，加之特殊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快发展和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经验的。特别是二战以后纷纷走上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实行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中的区域发展问题愈加突出，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发展中区域的发展问题上。然而，对于发展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其针对性明显不足。

当前，各类区域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竞争日益加强，这些巨大的变化给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提出了较过去更为复杂化的问题。为了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拓展区域经济理论的传统思维以及为促进发展中区域的发展问题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基础，笔者突破区域经济学对于区域的传统认识，准备提出并界定“发展中区域”这一概念，认为以发展中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探讨发展中区域面临的人口与贫困、资源与环境、资本与技术、市场与政府、结构优化与制度创新、农村发展与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重要关键问题，就可以创建从而形成区域经济学的新的学科分支――发展区域经济学。笔者认为，若把这样的想法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奉献给人们，至少对理解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和解决现实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难点问题会大有裨益。

三、研究的对象：发展中区域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区位是为某一主体或事物所占据的场所，具体可以标识为一定的空间坐标；区域则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以经济活动的区际异质性和区内均质性为标准划分的经济区，或者说包括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然、文化、社会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区域。佩鲁吸收现代数学理论成果，采用拓扑空间的概念将区域分为三类：统计学上同一或均质的经济空间、作为势力场的空间和计划经济空间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吸收前人研究框架和地理学中的区域思想，将区域分为三类：即某一区域内各变量一致性最大而区际分异也最大的均质区域、地理空间中地方化的异质连续部分通过围绕区域增长极的相互关联而相互依存的极化区域、为一定管理目的而创造的政府计划和政策实施而实际存在的计划区域；列昂节夫等人在“世界经济的未来”的研究报告中，按人均收入水平及社会性质将世界经济分成四个发达的市场地区、两个发达的中央计划地区、六个发展中市场地区、两个中等收入地区。中国经济学者根据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有力地揭示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影响。综上分析不难发现，现有研究依照不同的目的对区域进行了划分和阐释。但是，一方面，区域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始终是研究并揭示区域发展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为了保障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实现区域发展，实施有效的政策措施，即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任务也正是由区域发展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决定的；另一方面，传统的对于区域界定并不能完全反映区域发展实际，均质区域、极化区域和计划区域的划分在区域规划实际中面临诸多操作性困难，不同类型的区域之间也存在交叉重叠现象，加之经济区域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而不能无限划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界限的模糊性与自身发展的开放性、系统内部的非均衡与非线性等内在规定会使原有的结论不一定成立。因此，面对区域之间、各子系统之间及其单元在功能作用方面的非同等性、非均匀性，为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功能互补、资源整合、结构优化、重组协作和实现区域势差的动态作用，揭示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决策，深刻认识区域结构、区域经济活动自组织、区际分工与联系、区域空间结构组成单元等问题，重点强调发展中地区区域的特殊性问题与发展路径，必须对已有的认识进行适当修正以适应区域发展的实际。因此，把发展中区域作为区域空间的一种组织单元来进行研究，并在打破传统的对区域的认识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区域，强调区域内部的差异性和可分割性与联系性，重视发展中的区域的差异等各类问题研究，就会形成一个涵盖特殊区域空间的发展区域经济学。同时，笔者之所以特别强调发展中区域的发展问题，也是基于这一类型的区域在发展中面临着比发达区域更为复杂的问题，况且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多数区域都处于发展中区域，发展中区域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困难更大、更多，也更需要我们从发展中区域的实际出发，探求其不同于发达区域的特殊发展路径。

基于以上判断，笔者认为发展视野中的区域经济学就是以发展中区域为独立研究对象，研究发展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及其规律的科学，它属于区域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发展区域经济学以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为主要理论依据，充分借鉴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城市化与工业化、技术进步与传统农业改造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和规律，通过分析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和基本约束、要素流动、经济分异的过程与动力机制、产业分工与联系的机理，探讨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特殊性，研究区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组合以及区内经济的运行规律，为制订区域经济协调政策和促进发展中区域较快发展服务。发展区域经济学把发展中区域的特征分析作为研究的起点，把结构调整与战略规划的编制作为研究的主体，把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和区域经济管理实施作为研究的归宿，并把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区域经济管理的实施看作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区域区情、战略、规划深入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之上。

四、发展区域经济学：几个重点问题与关键领域

1.人口、资源环境与贫困――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重点在于从生态建设入手，将生态发展、生态―经济―社会重建结合起来，从技术层面上建立各类人工生态―经济耦合系统，以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来促进发展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尚属空白。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主要的研究内容是以解决贫困为目标，着重研究发展中区域“三农”问题，农业特色经济发展与产业化、农业企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等；发展中区域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问题。发展中区域生态环境重建的关键环节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通过约束人为过程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重点研究以生态发展推动经济发展途径与对策。对自然过程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通过生态恢复来解决，重点研究生态恢复的途径与对策。另一方面，发展中区域最突出的生态经济问题之一是水土资源的紧缺与空间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大批的生态难民，给发展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此，这一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还应包括发展中区域生态经济问题与资源开发利用的变动轨迹及其原因、政策、体制人文因素的资源环境效应、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阈值、体制与政策；生态经济与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体制与政策因素分析，生态经济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机理与对策等。

2.非正式制度约束、民族问题与社会进步――发展中区域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由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及各异，因而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民族制度文化和地域制度文化体系，该体系除了一般制度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群体性、稳定性、渐变性等特征外，与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相比还具有明显的非正式制度文化约束特征。因此，发展中区域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内容在于发展中区域民族地区政治发展与民族自治制度的法制化，民族地区对外开放与社会稳定的对策措施，发展中区域民族地区安全稳定与周边国际环境，保障发展中区域边疆安全的国家政策；民族贫困成因、特点及反贫困战略与政策创新，旅游业发展类型与发展模式，民族关系问题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成因以及对发展中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民族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分化与贫困问题、人口迁移与流动问题、民族文化变迁问题等等。

3.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发展中区域自组织系统形成与结构变化的动力源泉。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发展中区域寻求增长的初始阶段，经济增长需要市场给出明确的需求导向，而这样的市场本身在这一区域并不存在，这便构成了发展的困境，即落后经济或传统产业很难突破自身发展的起点，相反地它落入了区域恶性循环状态之中：……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低―市场需求小―产出供给少―利润率低―工资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如何突破发展的困境，跨越落后的门槛，使之产生持续增长的经济力量，需要在这一框架外寻求答案，实现发展中区域增长的良性循环。既然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并非独立的生产要素，它们从属于区域发展的过程，那么，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进而推动发展中区域经济增长的就成为我们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对于发展中区域而言，从劳动积累到资本积累、再到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区域在更高形式上实现的增长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相应地要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效率和人口素质的极大改变，需要区域自组织系统的内在作用机制，而这本身就需要物质和技术积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的积累过程。发展中区域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们在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时立足于区域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立足于两者的互动与制约关系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增长动力以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区域的经济发展。

4.城市化与工业化、市场化与信息化――发展中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演进是以经济自身的发展为依托的，不是超越经济自身的无规律运动；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发展以及工业化的不断推进总与发展中区域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企业的发展和企业集群的形成始终是工业化推进的中坚力量。同时，在现代经济技术与传统生产手段融合发展的条件下，发展中区域的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与信息化、知识化相融合的新格局，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二元叠加中，充分认识并及时抓住反映后工业社会特征的信息化和新经济发展的机遇，对于发挥信息经济在发展中区域国民经济中强大的支撑效应、渗透效应和带动效应意义重大。发展中区域如何通过城市化与工业化拉动现代化，如何通过市场化和信息化实现区域现代化，如评价现代化的标准，到底在何时和何种程度实现现代化以及通过何种途径达到区域现代化的目标，构成该问题的研究主题。笔者认为，发展中区域的现代化建设，既面临着已实现现代化国家和区域的示范效应，又面临着自身固有的一系列实际情况及其与外来示范之间的矛盾关系。因此，以什么为参考系来取向，对发展中区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理论层面上，发展中区域如何从已有的现代化理论中提取合理内核，准确把握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和运行方式等方面不断更新的连续过程；在经验层面，如何吸取世界各区域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在实践操作层面，如何立足于自身的特性，从自身所处的各种环境出发，以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区域市场化与信息化互动关联选择适合的现代化路径，构成发展中区域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点。

5.政府管理创新与区域政策支持――发展中区域的公共管理体系与重大公共政策。从根本上缩小发展中区域与发达区域的发展差距，推动发展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要素投入效益，逐步降低对发展中区域投资的机会成本和成本风险，就应当围绕发展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目标，构建发展中区域公共管理体系，着手解决几个重大公共政策问题；重视发展中区域社会发展的公共管理支持及其战略意义，公共管理主体结构的协同机制与运行规范，公共管理体系的中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及其构建目标和策略，政府战略、能力与发展中区域发展，公共管理体系下的重大公共政策，包括反贫困政策、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要求的公共设施投资政策、资源开发与环境治理政策等。在这些系列问题的研究中，要特别重视政府公共财政补贴与金融支持、转移支付、基础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重视政府对于发展中区域的支持力度与实际效果，从制度与体制层面解决因市场自身的作用而导致的发展差距，保障居民具有公平的就业机会，尤其是重视妇女参与自身发展与促进社会进步的权利，防止发展中区域的边缘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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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论文篇3

对于一门课程来说基本概念是基础，是其他理论、方法论展开的重要根基。本文围绕地理学课程中的三大概念，即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经济活动区位概念及区域概念进行辨析，旨在明晰概念内涵。

1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这一定义明确了当今国内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两大模块，与过去的相关教材相比具有鲜明地理学特色并体现地理学科研究优势。教材中明显将经济活动空间问题研究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重为经济地理学两大研究对象。作者认为经济地理学擅长研究的领域自然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和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人地关系）。由于地理学向来擅长研究的领域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因此对于后者大家普遍认可并容易接受。其原因为地理学的根基是区域性与综合性，对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来说，综合性不必费笔墨，人地关系系统包括诸多要素的综合，自然体现地理学的综合性。地理学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及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区域差异性主要由地球的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及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历史所决定。其中，地球圆形形态与太阳的位置关系这一基础物理条件使得地球表面的热量分布产生区域差异，即维度地带性规律。热量分布差异带来诸多自然地理要素（气候、植被、土壤）的空间差异，而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是地理学区域性特点的根基。地球自身的地质演化带来当今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以及海陆分异状态，而上述差异又进一步影响水热分布状态，进而影响“区域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础是“地”，即人地关系协调的关键是地理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讲，人文地理学科的基础亦是自然地理学科，这是由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所决定的。

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研究这一领域若将其独立与人地关系之外进行研究，就不是地理学所擅长的，而传统经济学比较擅长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其原因有：（1）经典区位理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均为经济学家或受到经济学思维的地理学家所创。（2）上述有关区位经典理论虽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但关注的核心问题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成本或空间支出问题，而成本与收益问题显然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3）目前区域经济学诸多著作中介绍经典区位理论的情形常见，由此看来区位论对经济学和地理学都非常重要，两种学科均将其视为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或基础理论之一。若地理学将经济的空间问题与本学科擅长的基础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相融合可能有助于本学科更好地发展。

本文认为，经济地理学应将研究对象中的人地关系概念进一步强化，而空间问题的研究需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前提即在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或区位）问题研究中，首先以人地关系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研究为基础，便能更好地发挥地理学在空间问题研究上的特色与优势。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此处简单举一例：如以某区域城镇体系空间优化为例，从单一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城镇体系的空间规划，无一例外都是按照严格的假设条件，遵循中心地体系（或其他经济学理论模式）即可。因为在仅考虑少数经济学因素（成本―效益等）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因素（综合性和区域性）的作用或影响不能够充分体现，而现实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应首先考虑地理环境，考虑人地关系的协调性。原因是，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基础，而成本―效益等诸多经济因素是人类在保证生存基础之后的发展方面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在地理学教材中应将学科研究对象描述为人地关系（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及人地关系协调基础上的区位、空间组织等问题更为合理。

2关于经济活动区位概念的探讨

地理学众多教材将经济活动区位定义为人类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这一定义范围较广，年轻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其内涵。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有两大核心内涵，一是相对位置的内涵，即“此经济活动”与“彼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对位置决定“此经济活动”的区位的“好坏”或“优劣”，而教材所定义的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一词，不能很好地体现经济活动本身的相对位置的内涵。二是须从某一视角去看待区位这一概念。例如在比较两种地理事物的区位中“谁优谁劣”，须从同一视角进行比较才具有可比性。如，北京和二连浩特的区位“谁更优”的问题，中国和蒙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这一视角看问题，那必然是后者的区位优势显著。但从国家层面去比较区位优势，显然前者具有绝对优势。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与什么比较起来，哪一个更具区位优势”等表述，这样的表述显然忽略了两种事物的比较必须在某一个统一视角下进行才有意义这一基本常识。本文认为，经济活动区位更为容易掌握的概念表述应为，“某统一视角下，经济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

3关于区域概念的探讨

区域概念在诸多领域中无统一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政治学认为行政界线既是区域边界；区域经济学认为统一经济特征的区域即为其边界；地理学认为区域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本文主要探讨地理学对于区域的理解或者表述。地理学对于区域的上述定义与区位定义同样，其内涵较为宽泛，没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的本科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定义表述中的“一定范围”一词，其所指范围宽泛，如，“一定范围”从小到社区，大到全球的理解均可，因此不易在学生头脑中植入清晰的空间概念，易出现歧义。由于地理学的两大根基之一的“区域性”是在自然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自然地理属性。即使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也应强调区域的自然地理属性。因此本文更倾向于将区域定义为，某一标准下，具有内部一致性，外部差异性的地理单元。其中，“某一标准”一词是为区分不同学科（或不同研究视角）对区域的不同认识（或表述）。例如，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区仅仅是从文化这一视角划分区域的，而经济区仅仅是根据经济类指标对区域进行划分的。因此“区域”在一定标准下才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在一定标准下区域内部必然具有一致性，对外必然产生差异性。

区域经济学论文篇4

（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北京102206）

摘要：为明确沟域经济与法治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就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核心问题展开分析和论述，从而对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理论阐释和论证，以期对沟域经济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有所助益。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相关理论研究表明，有关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研究尚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笔者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并在有关沟域经济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整体解释的方法，从社会现象和制度规范的角度对沟域经济进行了重新解释。沟域经济在本质上属于农村经济，具有区域经济的属性和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沟域经济的法治意涵及其对法治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和论述，同时重点讨论了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必要性及其2个核心问题——政府在沟域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农民的权益及保障。通过论证和分析，明确了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沟域经济；农村经济；法治保障

中图分类号：DF413.1文献标志码：A论文编号：cjas14120026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4年度社科计划项目“北京沟域经济法制保障研究”(SM201410020004)；北京农学院2012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问题研究”(QKZ2012006)。

作者简介：赵志毅，男，1975年出生，山东临清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民法基础理论、农村经济与土地法律制度。通信地址：102206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农路7号北京农学院法学系，Tel：010-80799490，E-mail：sdzhaozhy@126.com。

收稿日期：2014-12-16，修回日期：2015-02-23。

0引言

作为山区农村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新生事物，沟域经济率先在北京地区被提出，并在北京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实践中渐进推广，创造了山区发展的“北京经验”[1]。北京沟域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在客观上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山区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实践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立足于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就沟域经济一般性的理论进行考察和分析，无疑对沟域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事实上，有关沟域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努力是与沟域经济的提出和实践相伴而生的。但是，从有关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北京沟域经济的基本内涵、发展模式等技术层面和领域[2-3]。从制度构建的角度看，有关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也仅仅是围绕着沟域经济的政策体系以及山区政策的演变来展开的[4-6]。在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事业不断推进的历史大背景下，从制度构建与规范的角度，对沟域经济进行认真研究并凝聚共识已经刻不容缓。尤其是随着依法治国基本理念的广受重视和加快推进，沟域经济的法治保障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中必须严肃对待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此，笔者在对沟域经济相关既有研究认真检视的基础上，从沟域经济的法治意涵入手，就沟域经济的法治保障议题展开分析与论证，以期为沟域经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发展提供理论上的解释与支撑。

1沟域经济再认识

1.1沟域经济既有研究及其检视

从北京沟域经济的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来看，学说理论上对沟域经济的界定和表述未尽一致。从既有研究来看，较具有代表性的主张和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有学者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7-9]，认为沟域经济以特定的山区沟域为其得以存在的地理空间，以该特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内聚力及其发展变化为其发展基础。以实现山区经济增长与发展为目的。沟域经济得以产生经济及社会效应，端赖于沟域经济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且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其地域特色与其他历史、人文、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进而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产业链。从这个意义上讲，沟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10]。具体从北京地区沟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北京沟域经济是在城市发展的推动下形成的，形成了以生态涵养及保护为基础、以生态建设与休闲旅游产业为引领，将生态保护、旅游观光、经济发展和人文价值集于一体，并通过统一规划、形式多样、产业融合、集约经营、规模适度、特色鲜明等方式而打造沟域经济发展产业带[11-13]，实现了山区发展与农民致富。这种山区经济发展形态既有外延式的发展，也有需求拉动式的探索[14]。

也有学者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出发，认为沟域经济是北京在山区农村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山区发展模式[15-27]。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沟域经济是以山区沟域为单元，以某一特定沟域范围内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以及产业资源为基础，以农业观光、民俗文化、养生休闲等为内容，经过统一规划，从而建成内容多样、形式各异、产业融合的沟域经济产业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聚集规模和效应，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这种山区经济发展模式突破了区县行政区域的限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带和聚集区[28]。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沟域经济就是在以交通主干道、水系流域、镇域村落等经济发展轴线的沟域内，通过优化配置资金、劳动力、土地、信息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保护、治理和开发沟域内各种资源，建设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具有自身特色的山区经济[29]。凡此种种，笔者于此不再赘述。

从既有研究对沟域经济的界定和表述来看，无论是将沟域经济界定为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还是将其解释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基于此种思维范式而对沟域经济进行界定与解释显然都受到了区域经济概念的影响。因此，对沟域经济的已有概念界定和内涵阐释终究不可能脱离区域经济学概念谱系的藩篱。另一方面，为了能够使沟域经济的概念内涵和本质特征经由概念界定本身而彰显，诸如上述对沟域经济界定的繁冗且相异的语言表述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如果站在区域经济和区域发展的理论立场上，这种试图为了揭示沟域经济的本质而进行概念界定和内涵阐释的努力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拍手称道，但是问题并非就此结束。一旦将观察问题的视角从区域经济和区域发展的视野和角度脱离出来，并将沟域经济置于更为宏观的整体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这时就会发现随着观察问题视角的转移和拓宽，对于沟域经济的概念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也会发生相应的一些微妙变化。换言之，如果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社会现象，那么关于沟域经济已有的概念描述和内涵阐释并未注意到沟域经济这种经济社会现象与制度规范之间的联结，因此有必要对沟域经济的内涵进行重新审视。

1.2沟域经济内涵的再认识

如果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来看待，那么对于沟域经济内涵的认识就需要进行检讨和反思。因为如上所述，既有研究关于沟域经济的界定和解释无不以区域经济的概念知识和思维范式作为其分析和论证的基本框架和思考路径，由此也就决定了其更多的集中在沟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但是当就某一种经济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时候，除了要对这种经济社会现象所赖以表现的实践本身进行考察和研究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对这种经济社会现象的实践参与主体的获益期待及其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之间的关系进行考量。很显然，后者不可能运用诸如沟域经济发展模式等技术性的手段和工具来进行分析、阐释和选择，而只能寻求沟域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性规范对沟域经济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予以调整、确认和保障。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沟域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

因此沿循制度建构的思维范式和路径，笔者认为，对于沟域经济的认识可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

（1）沟域经济的本质是农村经济。沟域经济是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创新。从北京农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建国以来，北京农业主要经历了传统的农区型农业、城郊型农业和都市型农业3个阶段[30]。这种发展历程的重要标志和特点在于农业功能与发展方式不断获得拓展，即从传统的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功能的单一化到农业生态、生活、生产功能的多元化发展。而沟域经济正是在北京山区农业功能日益拓展的基础上为适应都市型农业发展而产生的。无论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抑或是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我们都必须看到其产生、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山区农村”这一物理空间。由是观之，农业、农村、农民依然是沟域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换言之，“三农”问题不仅是沟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是沟域经济发展最核心的问题。山区农村为沟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特定空间，都市型现代农业构成了沟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内容，而农民则必然是沟域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主体。沟域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立足山区实际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办法[31]。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经济依然是沟域经济的本质。

（2）沟域经济的属性是区域经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照搬苏联模式到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相应的，在经济理论上，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也经历了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演进过程[32]。这种国家经济整体发展的格局和演进无疑给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山区农村发展的封闭性。同时，“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在实践中不仅使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得以应用和深化，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运行机制的最佳模式”[33]。这对于资源（要素）禀赋丰富但经济效益得不到发挥、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却又期冀农民尽快富裕的山区农村而言，如何将市场开放、区域发展、生态保护、持续发展、农民受益、社会稳定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得以综合并加以协调，从而实现山区农村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农民致富的理想和目标，自然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山区农村区域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山区沟域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在实践上回应并检验了这些问题与挑战。简而言之，国家关于市场经济体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为北京山区沟域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北京沟域经济的发展实践又从客观上对这种顶层设计进行了验证。正因如此，沟域经济的属性自然也就非区域经济莫属了。

（3）沟域经济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众所周知，区域经济学理论特别注重生产要素、经济活动和空间距离3个基本要素。因此，作为区域经济表现形式的沟域经济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天生的地域性特征。沟域经济的这种地域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其必须依赖特定地区的“沟域”作为其发展载体和空间区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沟域首先是区域的概念。从区域角度来理解，沟域就是以山间沟谷线状区域为中心向两侧延伸，两侧山脊为分界线的相对闭合区域。一般而言，干流河谷、大沟谷及黄土台底处一般较宽，是较理想的村庄发展空间，也是山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区域，是山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34]。因此，沟域经济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也就决定了其必然要以特定的“沟域”为单元，通过发掘并利用“沟域”内的资源禀赋，经由要素流动与聚集、梯度推移和增长极、点轴开发与产业布局等多种形式，进而实现山区农村经济活动的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北京山区农村沟域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似乎这也是关于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大都以北京山区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2沟域经济的法治需求

2.1沟域经济的法治意涵

前已述及，关于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多将研究的视角和重点集中在沟域经济发展的内涵、模式等技术性层面。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政策对沟域经济的外部援助和支持作用的角度切入，对沟域经济政策援助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和研究[35]。

尽管有关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绝大多数都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多以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实践作为考察依据和样本，但是这些关于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努力对沟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理论支撑和依据。随着北京沟域经济发展实践的不断丰富及其所产生的域外效应日渐明显，沟域经济发展对制度规范理论的需求也就愈加强烈和突出，这就涉及到2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沟域经济政策和沟域经济法治。

无论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还是区域经济发展，执政者的施政政策都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沟域经济发展而言，亦是如此。相比沟域经济的政策问题，沟域经济的法治需求与法治保障对沟域经济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对沟域经济法治保障问题研究的展开，离不开对沟域经济发展与法治之间相互关系的妥当性论证。换言之，对于沟域经济法治意涵的探讨和论证是对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相关议题展开论述和分析以及阐释的前提和基础。

基于此，笔者认为，沟域经济的法治意涵，旨在通过探讨作为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创新的沟域经济发展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进而明确沟域经济遵循法治路径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使得沟域经济法治保障制度得以构建和完善，最终实现沟域经济依法发展、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的初衷与目的。

2.2沟域经济的法治需求

如上所述，沟域经济是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农村经济创新。因此，作为农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沟域经济自然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的沟域经济亦应满足法治的本质需求。质言之，沟域经济与法治的关系在于沟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的路径和方式，同时山区沟域经济法治发展和完善又构成了国家法治整体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沟域经济发展需要遵循法治的路径，这不仅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而且也取决于依法治国的外部需求和法治发展环境。

即便是热衷并推崇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也无不承认国家（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调控或者监管），并且国家（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已经从“凯恩斯理论”的实践中得到了切实的验证[36]。国家（政府）如果对市场（经济）采取放任的态度，市场风险的扩大极易引发经济问题，这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普遍认同[37]。必须承认的是，当经济运行和发展遭遇某种障碍或者陷入某种困境时，国家干预经济的通常做法就是调整相应的经济政策或者出台新的经济政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调整已有经济政策还是出台新的经济政策，政策的决策过程必须要符合法治的要求并且必须遵循法治的路径。这不仅是保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合法性的要求，而且也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体现。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政策的合法化，并进一步为政策法律化提供前提和基础[38]。因此，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沟域经济对法治的需求是一种必然。

在沟域经济沿循法治路径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角色定位、政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沟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农民主体的权益保障、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实现以及吸引社会资本的优惠与保障等构成了沟域经济制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其中，如何规范政府的权力和保障农民主体的合法权益是沟域经济法治发展的2个核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沟域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对法治存在着必然的需求。

3沟域经济的法治保障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山区农村经济改革、发展和创新的表现形式，沟域经济在发展模式选择上具有多样性，在资源禀赋发挥上具有个异性，在地理空间上具有地域性。尽管如此，不同的山区沟域在追求特色产业和个性化发展的过程中，又呈现出沟域经济这种经济社会现象所具有的目的和价值的趋同性，即以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资源禀赋循环利用、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为其发展目标和方向。要从整体上实现沟域经济发展的这种目标，就需要从制度规范上着手构建使沟域经济得以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法治保障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沟域经济的法治保障问题是事关法治建设背景下依法发展沟域经济的重要理论课题。

在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关于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探讨将会涉及到众多的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规划、财政税收问题、政府的作用及其权力规范、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农地流转与保护、林权改革与发展等等。笔者无意对沟域经济发展所涉及的法治议题一一展开讨论，在此仅择其要者进行分析和说明。

在笔者看来，就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理论研究而言，目前最为迫切和紧要的莫过于以下2个方面：一是政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农民的主体权益及其保障。

3.1政府的地位与作用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都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是必要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自我调节可能会失灵，进而导致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倒退，这时候就需要政府运用“看不见的手”通过经济调控来主动干预经济。作为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凯恩斯理论”对此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政府积极主动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并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期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但是，在法学理论和实践的范畴内，则更强调对政府权力的规制，正所谓“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由此可见，在法治的思维逻辑框架内，更多关注的是政府权力滥用的风险及其防范。在“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基本法治逻辑中，政府的“积极主动”必须经由法律的授权，否则即为无效。基于这种分析和认识，笔者认为，对于政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廓清。

（1）政府在沟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从整体的国民经济发展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之间并不存在根本上的矛盾。但是在农村经济领域内，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态度和行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明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是农民自发开始的，但是最终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实行，这与政府的积极肯定和推行是分不开的。因此，就当前山区农村沟域经济的发展而言，如果没有政府的肯定和积极推行，仅仅依靠山区农村和农民凭借自身力量是不可能获得快速发展的。因此，在目前山区农村沟域经济发展中，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积极主动干预经济的优势，才能保证山区沟域经济尽快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换句话说，在沟域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应当承认政府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2）政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在沟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居于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必定要起到主导作用。从政府的职能定位和权力规制的角度看，政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是引导山区农村和农民充分认识自己所在沟域的地域特点、资源禀赋、潜在机遇等要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沟域特点，在遵守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的前提下，开发、建设独具特色的沟域经济模式。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一沟一品”、“一村一品”、“一沟一业”等沟域经济发展样态都是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39]。事实上，如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客观上也就意味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回归。这显然与当代中国积极推行市场经济体制背道而驰。

（3）政府供给政策的法治化。任何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和创新，在最开始都需要获得某种政策上的支持，否则这种改革的尝试和努力注定不会取得明显的成效。因此，在沟域经济的发展中，政府必须提供相应的政策予以支持。在北京山区农村沟域经济的探索与发展过程中，政府相关政策的及时供给不可不谓值得赞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供给政策应当遵循法治化的要求。这至少包含2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制定政策应当遵守法定的程序，二是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得与强行法的规定相违背。

3.2农民的权益及保障

沟域经济发展的初衷和目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作为沟域经济主体的农民的利益诉求，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使农民从沟域经济发展中真正获益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实惠。可以说，农民致富是沟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和判断标准。因此，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也就成为沟域经济法治保障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确认并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1）尊重农民在沟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农民通常是世代在某个特定山区沟域生息繁衍，沟域内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其衣食住行的来源和保障。因此，农民也就自然是山区沟域经济的主体，如果发展沟域经济不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仅沟域经济发展所必然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得不到有效保证，而且会导致沟域经济发展的目的缺失。只有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才能使得沟域经济发展从可能变为现实。

（2）尊重并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益。从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由于不同沟域的地理空间位置、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区域功能定位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并且山区农村历史发展和现实中，农民的相关财产权益已经为法律所明确，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自然资源使用权等。对于现行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为农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权益，在发展沟域经济的过程中，要予以尊重并依法保护。

（3）尊重农民的自主决定权。作为沟域经济的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发展沟域经济，应当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并分享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因为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而忽视农民的自主决定权。相反地，应当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由农民自主决定与其利益相关的事务。例如，为满足沟域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就应当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切不可在政府主导下强制进行农村土地流转。这不仅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与现行法律规定相背。

4结语

北京沟域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实践经验证明，沟域经济作为山区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一种创新，不仅使得区域发展和区域经济学理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而且也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沟域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客观上满足了城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同时也符合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以及北京空间立体功能区划的要求。沟域经济对于山区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原北京市委书记刘淇2009年8月到平谷区进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动沟域经济发展”专题调研时所指出的，“沟域经济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旅游产业发展为龙头，为浅山区生态涵养发展、农民自力更生致富探索出了一条新路”[40]。从社会进步和制度发展的角度，在法治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路径的背景下，以北京为代表的沟域经济发展中的法治保障问题亟需理论上的解释和累积，并在此基础上为沟域经济制度的法治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对于本文未能论及的相关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且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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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北部湾经济区;主体功能区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090-02

在各省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如火如荼的编制本省主体功能区划,最大限度的发展本省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情况下,利用北部湾经济区的区位优势,使空间规划真正建立在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前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以其能够对区域内的主体功能区划具有科学指导作用。

1主体功能区概述

1.1主体功能区的基本内涵

主体功能区是指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将特定区域确定为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类型的一种空间单元。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1.2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

1.2.1优化开发区域

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这类区域要改变依靠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消耗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模式,把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继续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优化开发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通过着力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促进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缓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的矛盾,建设成为提升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区域,全国(或地区)重要的人口和经济密集区域,带动全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区域。

1.2.2重点开发区域

重点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这类区域要充实基础设施,改善投资创业环境,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经济规模,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承接优化开发区域的产业转移,承接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逐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重点开发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依靠发挥区域综合优势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促进人口和要素集聚,进一步壮大经济规模,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实现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建设成为全国(或地区)集聚经济和人口的重要区域,支撑全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1.2.3限制开发区域

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这类区域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依靠政策支持和加大保护力度,通过促进超载人口有序外迁和适度开发,加强生态修复保护与扶贫开发,建设成为保障国家(或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全国(或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1.2.4禁止开发区域

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这类区域要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规划实现强制性保护,控制人物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禁止开发区的主体功能区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依靠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和加强管理,通过严格禁止人为活动对自然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和实施强制性保护,有限度发展与禁止开发区功能相容的相关产业,切实保证自然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得到保护,建设成为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重要区域。

2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理论基础

2.1地域分异规律理论

区域之间各种要素存在差异,这些自然环境要素、经济发展水平、人文景观所表现出来的地区差异性,称之为地域分异。所谓地域分异规律,是指地球表层自然环境及其组成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规律,即地球表层自然环境及其组成要素,在空间上的某个方向保持特征的相对一致性,而在另一方向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和有规律的变化。

地域分异规律理论是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前提,主体功能区划分主要基于这三个方面:自然、经济和人文,三个方面均存在地域分异。主体功能区划分是对区域诸多要素客观存在区域分异规律的揭示,地域分异的因素为主体功能区划分指标的选择提供参考,也基本奠定了地域主体功能区的空间格局。

2.2生态经济理论

区域发展不仅仅是经济上,也包括环境的改善,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生态经济理论为主体功能区划分指标体系的选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生态经济理论是探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共生演进规律的理论。生态经济理论的发展为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提供理论指导,这主要表现在:为科学选择主体功能区划分的指标体系提供理论指导;在推进区域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中提供理论依据。区域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符合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思想,为主体功能区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2.3区域空间结构理论

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产生于本世纪30-40年代,以区位论为基础,并且沿用了区位论学者思考问题的方法。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不是要求得出各种单个社会经济事物的最佳区位,而是研究各种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及相互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因此把一定范围内的有关客体看成了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体。

空间结构理论阐述区域各种要素的各种空间组织模式及其空间运行机制,主体功能区的划分首先是一种空间单元划分,划分依据主要是区域特征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空间结构理论关于空间组织及其运行的研究,为我们识别特定区域的空间组织形式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些区域空间结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是进行主体功能区划分的重要依据。

2.4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生态环境的恶化而提出来的,是基于对社会进步过程中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的思索而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重在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即要求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的可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

从经济学角度看,超越增长理论和财富代际公平分配理论可作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理论。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由经济增长理论、社会公平理论、生态服务与限制性原理及人地关系原理构成。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目的主要是综合协调社会、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而区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社会、环境每一个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更取决于三个子系统及其整体系统之间的协同演进。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目标追求,主体功能区划分的指标体系设计、功能区单元划分以及发展方向都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

3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主体功能区区划分析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简称“北部湾经济区”)成立于2006年3月,地处中国沿海西南端,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由于北部湾经济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依据区域总体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北部湾经济区南宁市城区、北海市城区、防城港港口区、防城区、钦南区、钦北区都属于重点开发区。其中下属县级行政区5个,包括横县、武鸣县、、合浦县、东兴市、灵山县占全区重点开发区域的33.3%,面积比重占35.3%。

(1)人口集聚能力较强。2007年,经济区的重点开发区域人口931.4万,占全区重点开发区域总人口2271.7万的41%;人口集聚度321,比重点开发区域整体水平高19.3%。

(2)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2007年,经济区重点开发区GDP1562.3万元,占全区重点开发区域GDP3808.6万元的41%;人均GDP16937元,比重点开发区域整体水平高0.1%。

(3)土地资源丰富。经济区重点开发区域的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0.74亩,比重的开发区域整体水平高5.7%;但人均可利用水资源939m3,虽然属于较丰富等级,但与全区平均水平相比相差较大,特别是随着沿海地区的开发建设步伐加快,淡水资源的供应问题将更为突出。

(4)环境状况总体良好。经济区重点开发区域的剩余大气环境容量占大气环境容量的66.2%,比全区重点开发区域整体水平高28.8个百分点。剩余水环境容量占水环境容量的33.5%,比重点开发区域整体水平高0.3各个百分点。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是我国沿海发展新的增长极,是部级重点开发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的基础比较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人口比较密集,土地承载能力较强,环境容量较大,具备了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加快承接限制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克强,刘红梅,韩桐魁.农业产业化的地域分异规律理论研究[J].江西农业经济,1997,(05):5-6.

区域经济学论文篇6

区域经济学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作了很多研究,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行政学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公共管理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合作问题。

一、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区域行政理论

由于综合因素的影响,行政区划在我国经济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经济区划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发展被行政区划肢解。而行政区划的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自然联系和协调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已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但是,它的研究对象又并不局限于单个的政府,而是主要关注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同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区域行政与区域经济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区域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区域经济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关系;但是区域经济与区域行政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区域行政的目的在于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区域行政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建立同级政府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并对其运行进行研究。同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政府间的协商机制、政府间的经济和社会合作项目与运行管理机制、政府间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在这一研究论题下,还会涉及到行政区划的调整问题。就中国现有的横向政府关系来看,已经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形式,林尚立将它们概括为三种方式:一是城市政府联合体;二是经济区内各地方政府的联合;三是跨经济区的地方政府联合。区域行政可以就此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进而提出可行性措施。

区域行政学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交叉学科,能够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深人的分析。目前,我国区域行政学的发展虽然处于探索阶段,但也具有重要意义。各地方政府不断加强横向的经济联系,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和利益协调机制正是区域行政学在实践上的反映。

二、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据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区域公共管理”这一学术概念,在《新时期区域公共管理创新》一文中最早使用,该书作者从公共管理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角度提出,面对信息社会与全球化等区域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导人新公共管理理念,进行区域管理的仓惭。因对于公共管理这一概念,国内外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扯与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必然趋势决定区域行政必然走向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公共行政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有以下几个内涵: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其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组织网络化以及国内经济市场化和地方分权化的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加和复杂起来,这给以区域政府为核心的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区域公共管理的系统研究,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甚至直接出谋划策,提出有的放矢的政策建议和方案咨询。

三、基于公共管理理论创立制度化的多层次区域合作组织

基于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分析,打破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之间的矛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必要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三个层面上形成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实行多层次的协调互动。

1.建立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理机构。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然涉及跨行政区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性资源战略开发以及生产要素流通、区际贸易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区域的地理范围愈大,这类区际间的经济关系越复杂。但在我国现行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只有省一级的政府才有区际间经济关系调控管理权限,而经济区域尽管在整体上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却存在着区域性利益主体和管理主体缺位问题。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现实问题,如区域经济的整体利益无人主张,区域利益冲突缺乏协调解决的组织机构等,这都给整个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因此,组建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理机构势在必行。该机构的主要职能,一是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议并报请国务院、全国人大审批;二是协调区际利益关系;三是统一管理区域发展专项基金;四是具体负责实施跨行政区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五是监督和约束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行为,等等。

2.建立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尽管中央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地方政府毕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如何发挥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建立一个反映各地方政府意愿、能获得区域内各政府普遍认同的、具有民主的治理结构的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则是区域政府合作机制能够真正建立的关键。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双方如果试图通过第三方的介人来协调彼此间关系,必然会使交易费用增加。而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单单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成本太高,也难以达到目标。所以美国着名的新制度主义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我不同意如下的看法,即中央政府管理或私人产权是‘避免公用地灾难的唯一途径”’。他还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面临公用地两难处境的人们,可以确定他们自己的体制安排,来改变他们所处的情况的结构”。

因此,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应该成为协调地方政府间利益矛盾,走出“公用地灾难”和“囚徒博弈困境”的必然选择。而实际上,由于资源察赋等的差异,各地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通过互利合作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相互需要。只要能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在一个相对规模较小的组织中,实现集体行动应该是可能的。

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职能必须强调其对于区域经济规划和建设的权限。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协调实施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跨区生产要素的流动等问题;统一制定符合本区域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制定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和政策措施,并负责监督执行情况;协助各市县制定地方性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使局部性规划与整体性规划有机衔接。在公共服务上,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设立,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大规模的追加效益,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了地方政府的重复建设,做到统一规划和布局。总之,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矛盾,有利于两者的相互协调。

3.鼓励建立各种跨地区的民间组织。各级政府应积极推进体制改革,为民间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组建跨地区的民间组织,以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区域政府合作,进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民间组织推动经济合作,成本低、见效快,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有利于区域各类市场资源的连接和整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积极推动民间力量的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民间组织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区域发展战略和推进地区协作。具体形式可有不同层次:一是可建立以各地经济专家为主体的,如“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咨询委员会”、“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联合会”、“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促进会”等组织。这些组织机构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机构,它应成为相关地政府决策的咨询参谋机构。二是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区域产业一体化中的积极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行业协会要突破行政区划障碍,组成跨地区的行业联盟,共同制定区域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共同市场规则,推进区域市场秩序建立,探索区域各类市场资源的连接和整合等。三是可组建跨地区股份制区域性集团公司。跨国公司是打破国家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最有效方式,同样,跨区公司也是打破区域封闭格局最好的方式。可以探索通过跨地区强强联合组成具有规模和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再通过龙头企业联合、控股区域内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由紧密层和松散层组成的巨型企业集团,从而打破封闭,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参考文献〕

[l]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J].广州大学学报,20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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