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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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文明形态；整合性；建设性?

abstract:theintegrativenatureofecologicalcivilizationreferstotheintegrationofcomplexity,ecologicaltransformation,synchronismanddiachronism.theconstructivenaturereferstotheruleoflogicand?circulation?,humanintrospection,“sentimentandreason”inhumanisticecology,andaffectivesynthesisof“humanfactor”.thediversepatternsofecologicalcivilizationaremanifestedinsymbiosis,integration,?reciprocity?,multiplicity,complexity,poeticnatureand“grandbeauty”incivilization.?

keywords:ecologicalcivilization;civilizationpattern;integrativenature;constructivenature?

一、生态文明的整合性

从深生态意义上看，生态文明不仅是治理与环保问题，更是一种观念、机制、形态及人类文明运行的终极性问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然与人这两个维度的错综交织、多样融合及系统构成。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的文明形态，要通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未来，必然以活化人的维度为主导。活化人的维度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这表明人是人的活动的目的又是手段。作为目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及和谐地生存与发展；作为手段，人的一切活动方式，人为自身创设的一切生存条件都能够体现出工具性，具有技术性的操纵取向。而人之所以能够活化自身存在的维度，不惟人自身，而必须是深生态性的，作为系统化的文明构成形态，生态文明成为润化多样机能的交叉互补的整合机体。?

首先，复杂性整合。生态文明依据生态系统演替的节律而表现过程性与整合性、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的复杂性，并且也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整合性。生态系统的演替本身既是一个进化的又是非线性的过程，在向人类生存活动的“化成”中，必然促使人类自身的进化与演替，同时就表现出“自然的人化”这个人类文明生成过程的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的复杂特性。在这样的历史与逻辑序列中，生态文明必然整合与融括自然进化、人类文明的生成和发展的一切结果，体现人与自然生态同体进化的生态节律。?其次，生态转换性整合。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生态互为工具和目的的关系中体现，是带有转换性特征的文明形态。对人类的生存活动来说，自然是人生成和发展的手段，也是目的。就其手段性而言，人不仅需要自然的生态价值支持，还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发展自身，获得自身生态优化生存的条件；就其目的性而言，自然是人类发展的目的。一方面，人类发展的未来形态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构成；另一方面，人类自然之身的活动状态，必然依据和谐、生态化的自然形态，并且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集中体现在人自然之身的优质化存在。对自然生态的和谐性结构来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是工具又是目的，一方面，人类发展的程度可以映现自然的状貌；另一方面，人类发展的终极形态，也可以润化出自然生态的和谐形态。?

再次，历时性整合。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由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性、韵律性及有序化的转换而表现了整合性。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多种形态，以及当下我们进行的后工业文明等，那么，生态文明作为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文明，辩证地汲取、有机地整合了一切文明的积极与合理因素，涤除其非合理因素及危及人的生态化生存的因素，并且通过最佳体现人与自然生态和谐一致的关系，而使人能够始终居于永续发展节律中。?

最后，共时性整合。从现实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已经结晶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些文明结出了“人文化成”的累累硕果。物质文明筑就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成为发展的物质前提和保证；精神文明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致力于构造人的精神—心灵结构，引领人们积极主动地追寻生存活动的自由，提升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魅力；政治文明通过建立社会运行中的约束机制与体制，而使人们能够合理而有效地从事各种活动。生态文明作为多种文明形态的整合性文明，依据生态整体性的运行节律和方法，使多种文明形态形成辩证的统一体，并从中合理而有效地发挥各种文明形态的职能。

二、生态文明的建设性

生态文明是建设性的（广义）：其一，它表现为生成性、合成化的人类文明形态。作为生成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历史的演替和延续的脉系中，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形式的最高层次、最终极形态的展现；作为合成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既整合了文明形成中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文明样式，同时也成就了自身的多样形态。其二，它表现为建设性（狭义）、和谐性的人类文明形态。所谓建设性（狭义），是针对人类对自然家园的变异及破坏性而言的；所谓和谐性，是指生态文明要通过重建自然生态的和谐环境，引领人们能够在和谐关系的演进中去享受和谐生存。?

生态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形态的不同点在于，它建基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条件下，并不断建设性地完备这种和谐机制。显然，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并不排除人类活动的工具性和技术性，更不排除科学活动及人的主体意识，同时还充分肯定了“人文性”，肯定了人类的自主生存意识，并立足于运用人类历史演替中形成的一切积极成果发展自身，进而使人类自身能够永久性地构建和谐自由的社会存在关系。但生态文明的建设性还要求，由人类的智慧与能量而成就工具性与技术能力，在不断地创造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更要致力于创造生态恢复及补偿性的文明成果，必然需要设定对于自然环境及人的生存的生态安全，要不断生成深绿色之思，将工具与技术不断地转换为建构生态及绿色生境的技术。为此，我们可以从多重角度审视生态文明的这种建设性。?

首先，从逻辑及演绎节律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是生态文明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终点，而最终成就与完善的是人的生态和谐性的生存。但在起点与终点的逻辑转换节律中，终点形态的关系，必然是对起点形态关系的超越，是在更高层次，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在更自由、更和谐的情境中展示人类的文明，必然是体现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生态和谐性的生存。从这种意义上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关系的本质及价值就表征着一种和谐与循环性的路向，或者说，这种关系的韵律特征是创生和谐与循环性价值形态的展示，同时也使生态文明呈现着这种和谐与循环性的价值形态，并且在肯定与超越性节律运行中体现辩证否定的过程。?

其次，从人的自省性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力量是能够积极主动地认识、体验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人，是能够把人的生存与发展机制放在这种关系去构建的人。生态文明的建设性总是向未来迈进的，以“生态人”为主体构成的建设性的文明形态，需要人们有基本的反思力和自省力。人类要构建生态整体性文明机制，以完备自身的生态性生存能力，并有效地促合那种“深绿色”生命体验形式，就必须要求人的反思与自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的自省力要求人们应该完备自身的生态创生性能力，强化生态协调能力，进而激活人们的生态性生存能力。所谓自省力，无非就是要科学、合理且生态化地思考及把握人们这一系列能力的机能性和节度性。这种自省力不可能撇开自然生态力的作用。因为人类生存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受到“盖娅”母体的呵护，对生存资源的获取不可能超脱自然力的供给，人的一切生命活动机能无不来自于自然生态力，这基本是一种顺向的力的递进。但当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力图寻求最大化的利益，满足自己最大化的财富需求时，在向自然生态进行最大化的索取时，就必然造成自然生态力的反向作用。这实际表现了自然生态力及环境支撑力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追索及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像福斯特所言，“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1]。这就警示人类必须反思自然力的负重程度及承载能力，必须思考人类如何才能在永久的程度上保持自然力永远处于跃动的状态，能够持续地、稳定地为人类提供生命力的资助，为人类永续发展不断注入生命的活力，进而优化人类的生存结构，构建人类的未来。?

再次，从人文生态的“情理”构合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生态文明以演奏“生生”的韵律而突出“合”与“和”的机“理”，由生态系统的“合理”本性及合“理”的作用，组构成网络化、系统化并且是情意化的文明结构。生态学家王如松说：“复合生态系统不仅遵从自然界的‘道理’，也遵从人类活动的‘事理’和人类行为的‘情理’。”[2］97在这三重“理”的构合中，人的行为的“情理”不仅是溶解剂、剂，更应该是不同“理”的形态转换的中心。因为在人类文明的构成中，除了意识与观念、制度与律令等因素的导向性及规范性以外，主要是由人的行为来体现，即人的行为方式，往往可以体现出人的文明程度。显然，我们对“情理”的认同，一方面要符合人类生存活动的“情理”，另一方面要符合自然生态的“情理”。之所以称自然生态的“情理”，是因为人类认识和体验的自然生态必然是经由人对多种“理”的构合而展开的，这多种“理”的渗透便润化着由“情理”到“事理”再到自然之“道理”的转换韵律，其建立的运行模式的最终趋向，应该是在更高的意义上使人类行为的“情理”符合自然生态运行之“理”。?

最后，从“人力”的情意合成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因素在人，在人类自身而不是自然。复合性生态系统的运行机理在于人来掌控，是由人依据生态的律令及规则来调控，是要通过生态人格的塑造而不断地构建人与自然、社会及人与自身多重关系的自由融合，需要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平衡机制，需要文化生态自组织系统所构建的人文基础。王如松说：“复合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大差别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这个超级生物可以通过技术、组织和文化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操纵系统行为，使其为少数人的短期利益服务。因此，怎样调节人口、人力、人文、人气的关系，诱导人的温饱、功利、道德、信仰和天地境界，协调个体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和长远、物质和精神间的生态关系，是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2］97“三理”的情意合成必然彰显人的主体化力量，其行为及其“情理”必须顺化这种系统化、逻辑化之“理”的序列。在调节人口、人力、人文、人气的关系中，更重要的，还应该有“人情”，或者说，“人情”更是活化人口、人力、人文、人气关系的血脉，因为没有“情”、没有爱意的人的行为是干瘪的，无生命的。马克思认为，人能够以激情、热情“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其实，这种情意追寻同样构成人的本质力量，我们可以将这“五种”生存状态的合成视为广义的“人力”，而其连接的线就是“人情”。事实上，“人情”也促成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有机融合，并且富有深情地演奏这种“化”性转换的交响曲。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情”可以被赋予双重内涵：一是在人类的生命序列和社会生活序列中表现人情，包括亲情、友情、爱情、道德之情、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之情等；二是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序列中表现“情”，主要是人类活动及人的行为方式对于自然的情，既有对自然生物又有对无机状态及无生命的自然物的情。

三、生态文明的多样形态

生态文明是有情意的文明形态，情意必然蕴含诗意性、融合性，必须是合理、科学、协调、统筹、全面及可持续地融通，并能够调控人的需要，消解人的欲望性的利益追求及非可持续性的财富观念。因为利益与财富的最大化作为功利性的追寻，往往是弱化“情意”的，是非生态性的，也是非“理”性的，必然背离诗意及融合性。生态文明的“情”应该通“理”，在“情”与“理”的构合中把爱施放于全人类，施放于与人类生存活动朝夕相伴的大自然，施放于生命共同体，施放于大地之母；不仅施放于当代人，更应该施放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并以人类的“大爱”展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大美”之境。?

第一，共生性、融合性文明。生态文明不同于人类历时性发展中凝结的其他文明成就，因为迄今为止，人类所成就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历史性存在，尽管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同样也存在历史局限性及独有性，或者说，各自关注了自身文明存在的建设性领域。生态文明必然是全面、合理、可持续性的，是希求与自然生态、生物多样性，在共在家园中同体共生的人类文明形态，并且是整合及有机地融合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成就的一切文明成果。?

第二，互惠性文明。生态文明的审视角度更应该立足于生存论的向度，需要通过人在自然天地中的整体性生存而呈现生存质量向度。人的生存质量并不只是以物质生存质量体现，也不是脱离自然和现实生存而以虚幻的精神性生存质量来体现，而必然是整合性、融合性、共生性的，是以全面、科学、合理的生态性生存质量来体现。人的生存质量还需要以人的物质肌体的存在质量作为显示器，通过肌体的活力及能量输出，信息传递的速率、活性程度和质量来显示生存状况。人要求“生”固“命”向自然获取的首先是物质能量与信息，以完善肌体的存在，而当前人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状况所危及的首先是人的物质肌体及其延续。这同时显示，人的生存理应同自然、环境构筑互惠互利的能量与信息的转换机制，同时还不可忽视代际互惠，即“为了能让未来世代有平等的机会从土壤、净水、森林、海洋和气候取得财富与福利，我们现在就不能任意破坏这些自然资源，以免后代子孙再也无法有效进行利用”[4]。只有在这种多重互惠状态下，才能保证共生性与融合性的生存机能，才能使人类文明的根基牢固。?

第三，复合性文明。共生、融合及互惠互利性的文明构成的人类学基础应该是复合性的，即体现人类复合性生存的文明系统。复合性生存的基础是复合生态系统，它使自然与人（社会、经济、精神/文化）以复合性存在结构呈现着生态性构成。其中起码存在两套系统，一是人类“自体”性的生态存在系统，一是人类与自然“共体”存在的生态系统。由此也使复合体成为两套，即一是人类“自体”性的复合体，一是人类与自然“共体”性的复合体。两套系统和两套复合体是错综交织的，但必须相互支撑，呈现支持结构，这种支持性凸显和谐程度，各自机能得到优化、能量得到最优发挥实际就是文明的呈现。?

第四，复杂性文明。复合生态系统是复杂性结构，生态文明同样是复杂系统结构。复杂系统构成了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的基本样态，必然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世界中，文明也同样处于这种复杂且非线性的构成中。复杂性现象主要是通过有序与无序的交织，多样性的存在状态，以非线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体现自然生态、生命共同体和人类文明，体现人类存在的“自体”与“共体”不断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使得生态文明在“多”与“一”的统一，“异”与“同”的统一，无序与有序的统一中，形成复杂的、自组织性的并且是处于永久性演替节律上的系统结构。同时生态文明较之人类构建的物质文明在偏于物质基础性的建设方面，精神文明偏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方面，政治文明偏于对社会规范体制与系统的建设等方面，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整合性及复杂性。?

第五，诗意性的文明。生态文明演绎人类的诗意生存，将人类的生存律动调适在诗性的节律中，使人的生存质量呈现为诗意的质量，也祈望将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化生为一种“诗性综合体”。同时，生态文明还力主拯救沉浸在那种被生存欲望及无限扩大的财富欲念所“遮蔽”的人的精神，促使人们不仅能够构筑“自体”性的诗性生存节律，更要和谐地润化“共体”性的诗性韵律，并使那种所谓神性的“诗性乌托邦”转换为现实、具体的生存场域，将生命的本真“敞开”，从而让人们真正且深度地体味到“诗意地栖居”的?韵律。??

第六，生态文明是“大美”的文明。生态文明作为塑美的文明形态，是不断地构筑系统整体性及和谐美的文明形态。显然，生态文明不仅要构建人类“自体”性的美，更要注塑人类与自然“共体”性的美，即“大美”。因为生态文明是在“大道”及“大化流行”之境中生成，所以它呈现的美的形态就必然是在宇宙自然之“大”以及在生生化育中显现着美的状态。同时，生态文明的整合性、融合性、共生性、复合性及其复杂性都必然是通向“和”的，是“大美”之“和合”及“生化”的神韵之境的显现。

四、结语

生态文明全面、整体、可持续性地，并且是绿色地集合与融聚人类那种无限的创生性机能，希求与自然生态、与生物多样性，在共在家园中同体共生、互惠互利，呈现了“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5]。?

参考文献：?

［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2］王如松，周鸿.人与生态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9.?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2

关键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意义；建设实践

生态环境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环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生态文明的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

自从美国学者米都斯等人的著作《增长的极限》于1972年发表以后，书中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进行了批判，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生态文明逐渐被重视起来，如何界定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及其重要意义，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发展进程的维度

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它以生态产业、生态经济、绿色消费为核心，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生物多样性、社会文明多样化，尊重自然规律，改变以往文明形态中破坏自认的状况，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文明的现代形态。与之前的文明比较，它强调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方式更加文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整合和重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平等的关系，反对人类破坏自然、征服自然的理念和行为。该观点既承认了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历程中的新文明，又进一步指出生态文明史一种真文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由于不完全合乎文明的本质规定性，因而并不是一种真文明，只是一种前文明。当然，将生态文明之前的文明视为前文明，这似乎过于绝对，值得商榷。

（二）内容及其价值维度

生态文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良性循环，全面发展为宗旨的一种文化形态。生态文明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念，进而实现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人与自然和谐，既不是任性服从于自然性，也不是自然醒服从于人性，而是将人性融入自然性，在人性中体现自然性，实现人性与自然性的和谐统一。对于生态文明的把握，既要立足于社会文明发展的现实状况，又要联系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基本趋势，运用综合方法反映和把握基本内涵。生态文明彰显出万物和谐的诗意之美，蕴含着自燃性美和构建性美的统一，发展了人的审美意识进而提供了一种哲学关照。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状况

国外有不少学者专门研究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问题。现代经济学对生态学和物理学规律的忽略印发了包括从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到自然资源耗竭、石油峰值和金融崩溃在内的一系列危机。传统经济学没有解释这些危机的共同根源，没有提前预警，并且没有在其揭示问题的同时给出解决办法。生态经济学以物理学规律和生态学规律为基础，以生态可持续和分配公正这些明确的道德目标位指导，把我们当前的危机视为经济不断增长产生的必然后果，并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说工业文明的发展体现了人类线性的发展，那么，生态文明的发展则将是非线性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将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

就国内而言，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逐渐被诸多学者重视，在此过程中，对于如何处理好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亦是重要的课题之一。生态文明经济是对工业文明经济的扬弃，是生态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础。生态文明要求必须将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转到可持续发展这一层面上来。当前，建设生态文明、迎接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挑战，必须高度重视转变发展方式，从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入手，力争做到废物最小化、资源无害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

由上可知，建设生态文明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国外学者试图在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一个最佳方案，即稳态经济，实际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国内学者更加注重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多方面来考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一种良性的和谐发展，既注重经济发展，又保护自然环境，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持续发展内涵，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状态中才能实现。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和转变经济方式是可持续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三、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

（一）理念层面

从理念上，我们需要树立科学的生态观，增强环保意识。

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在生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升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任务，亦是当的执政兴国理念的新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要在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培育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的同时，倡导绿色消费，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工程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当然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生态文明观念涵盖了多个方面，如生态文明的价值观、生态文明的发展观、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及生态文明的政绩观。

（二）制度保障层面

从制度保障层面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文明需要依托制度建设才能够健康发展。我国生态文明的制度构建存在一系列不足，制约了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强化制度保障，需要在政治、政策和法律三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处于不发达的工业文明阶段，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异常严峻，如果能够认真吸取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和先进技术，转变工业发展模式，采取有效的制度管理措施是有可能实现走生态文明路，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跨越式发展的。

（三）消费角度层面

从消费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倡导绿色消费，提高生态消费力。我国当前生态消费存在不少问题，要建设好生态文明，消费模式的生态化转型既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也是走向生态文明的终极支撑。生态消费应该而且必须符合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平衡的时代要求，并有助于建立消费者身心健康的一种状态积极、调控自觉和规模适度的现代消费模式。

综上所述，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以上三个方面必不可少，要树立正确的理念，制定保障措施，将绿色的消费理念深入贯彻到生活中去。需要提出的是，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发挥社会各阶层保护环境的热情和潜能，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

四、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3

关键词科学发展理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社、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一、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生态问题直接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

当前，生态环境的恶化削弱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引发地区动荡甚至引起资源战争。一是资源短缺问题。人类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异常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后，人类对自然界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征服活动，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有关资料统计，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约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消耗了地球一次性资源的’50%以上。尤其是二战以后世界进入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工业化浪潮加速了对能源的消耗，造成了能源的短缺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石油问题一直以来围绕是由展开的战争此起彼伏。热带雨林的消失使地球患上了“肺结核”，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夺走了人类生存的根本。物种的不断消失最终必将带来人类自身的灭亡。二是环境污染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也成为及其严重的问题。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九大环境危机：温室效应、臭氧破坏、酸雨、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固体废弃物、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目前过度污染和危险废物使世界满目疮咦、危机四伏。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时常出现，酸雨和放射性污染成了“无形杀手”。生态环境问题是引发跨过人口迁移以及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国际难民又引发新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1962年雷切尔卡逊发表著作《寂静的春天》，成为了环境保护的先声，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在觉醒。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号召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生态问题、致力于生态问题的解决和国际的协调与合作。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在局部上有明显的缓解。但这是以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效益、甚至是全球生态问题的恶化作为代价和前提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了缓解本国的生态危机，想方设法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恶果。

（二）生态问题对我国提出了严峻挑战。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民族兴盛和国家发展的依托。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讲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与自然环境友好相处的文化传统，随着我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生态环境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一是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严重污染。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位居世界第121位，到我国人口总量14.7亿人时，人均水量降至1680立方米，低于人均1700立方米的国际标准，成为用水紧张国家。同时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南多北少，春旱夏涝，水环境污染严重。二是土地荒漠化，草原退化，耕地退化趋势严重，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我国人均耕地少，质量不高，后备资源不足。三是环境污染严重，减排压力巨大。我国目前处于污染高发期环境质量总体较低。四是资源供求矛盾突出，战略资源短缺严重。我国能源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优质能源短缺。1993年以来我国已成为能源纯进口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

（三）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造成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成因很多，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的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一些地区该治理的未得到治理，边治理边破坏，治理的速度还远远比不上污染增长和生态破坏的速度。随着生态环境恶化效应的不断凸显，人们已经生态建设的重大意义。一是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现。和谐社会应是人、社会、自然三者的统一，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对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的更高要求，也是对生态文明的呼唤。第一，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提和必然条件。经济建设必须要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化规律互相适应，否则就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产力，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将阻碍我国其他建设的全面发展。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必要内容和有效载体。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继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环境的论述，生态文明是对与生态环境不协调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是对人类自身的重新审视，处理生态问题的新理论、新视角、新思路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丰富。第三、生态文明建设是政治建设日益完善的体现，也是政治建设的一项艰巨任务。生态文明建设的出现既为政治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模式，也为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理念。第四，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才可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创造优美的环境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让人民生活得幸福、有尊严。

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将科学发展观正式写入，同时在十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正式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党的最新创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的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取向，摒弃了片面的增长观。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核心也在于以人为本。突破了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的、片面的发展观，把发展理解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经济和社会发展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既是发展的主题，也是发展的目的，更是发展的动力。以人为本就是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的。以人为本就是在发展中不仅要见物更要见人，不仅追求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量的增长，而且要顾及人的生存条件、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的改善和提高。着眼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它要求我们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在这个时代，生态危机直接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存发展，生态已经成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们不能一方面经济增长，GDP增长，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却加速恶化，“赚到了金山银山，毁掉了绿水青山”的现象显然违背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合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社、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符合发展依靠人民群众、发展为了人民群众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人为本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了肯定、完善和深化。既承认人的利益是生态伦理的中心，又主张尊重自然规律；不仅关注经济指标，而且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

（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了全面发展。

体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统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健康的生态文明，才有健康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如果失去生态系统提供资源、能源和环境要素，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去了载体和基础，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也无法实现发展目标。人类历史表明，生态环境对于民族乃至人类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稳定和平衡的生态环境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条件。没有平衡的生态环境，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便不能生存和发展，和谐的社会关系也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面发展的事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系统而庞大的社会工程。生态和谐之本，是和谐之基。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只有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实现。

（三）科学发展观秉持和谐发展理念。

体现了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根据社会学的观点，科学发展观不是以个人为本的发展观，而是以由人组成的社会为本的发展观，因而也是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人类的延续和代传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本要求，每一代人的发展都应该为下一代人的更好生活和发展留下空间和条件。因此，我们推进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既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重视环境资源指标；必须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既积极满足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又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协调可持续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抓住了发展的内在规律，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体现了过去的发展、现在发展与未来发展的统一。将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关系和谐。

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贯彻科学发展理念

生态文明既是理想的境界，也是实现目标。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宏伟目标，必须贯彻科学发展理念。。

（一）坚持发展原则。

简单的增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发展并不是必须要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解决发展中所遇到问题的必然环节。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性进步，才能解决影响持续发展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发展要站在长远和整体的立场，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社会效益，更要考虑生态效益；既要考虑当代人的需要又要考虑到人类长远发展的需求，使今天的发展不会破坏生态环境的潜力，为后代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需要依靠不断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依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坚持公平原则。

坚持公平理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所要坚持的公平理念是一种广义上的公平，包括任何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人与人之间公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要考虑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两方面需求，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基础上，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代内公平是在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和责任的分配上要以公平为前提，这是公平理念的核心。在公平原则的指导下，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调整国际间的利益关系，明确公平公正的国际责任义务，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使各个国家都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并平等地分享生态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要求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和责任，集中体现了环境和资源问题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要求当代人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生存发展利益来满足自身的欲求，要留给后辈人公平的自然环境利用权，实现永续发展。

（三）坚持持续性原则。

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和必然要求。可持续就是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持续性原则。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不顾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超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要把发展的节奏和速度控制在生态环境容许的范围之内，同时将生态文明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增加自然资本的储备及其在国民财富中的构成比例。持续性理念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持续性，还要考虑到社会环境的持续性，做到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留给子孙后代，把经济系统的发展合理设定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范围之内，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

（四）坚持系统性原则。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4

关键词：生态文明；本土化践行；效度提升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4）01-0071-04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生态问题不断突显，生态伦理责任担当又显存认识分歧的今天，如何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我们认为：本土化践行是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根本路径。这里的“本土化践行”是指，人民群众以现时条件为转移，立足于本土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机制，建设符合本土情境的生态文明。它有四层内涵：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支撑，体现在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机制；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场域规范，体现在立足本士，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本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接；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定位，体现在建设生态文明应以现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要求，体现在人民群众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场域规范、历史定位与主体要求统一于实践支撑中。

一、本土化：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场域规范

本土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一个空间范围，即在本土的场域内建设，这一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立足于本土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又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本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接。

本土化既包括观念层面上的本土化，又包括实践层面上的本土化。从观念层面上来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区域，都有自己特殊的生态问题，不可能直接用一般性原则移植于本土来解决特殊问题，也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来解决本土的生态问题，而只能以一般性原则为指导，以本土的生态问题为中心，把生态文明观一般性原则与本土生态实际相结合，使生态文明观本土化。否则，生态文明建设难以实现。从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生态文明观一般性原则“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一般性原则只有同本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改造世界的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生态文明观基本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是同本土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是在本土化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

就中国而言，生态文明观必须同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其根本要求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生态问题，形成中国化的生态文明观，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移自外域”的理论“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从而向中国人“靠拢”，成为中国人民认识与改造生态环境的思想武器。因为，从“生态文明”与“发展”的关系维度来看，西方生态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都不能直接拿来“对接”并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就西方生态主义来说，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以“环境”遮蔽“发展”，甚至成为“生态极权主义”或“环境法西斯主义”，成了“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就生态马克思主义来说，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主张以限制“发展”来改善“环境”，建立“稳态的”（本·阿格尔）或“混合型”（戴维·佩珀）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幻想在“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依赖人的普遍愿望来实现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由此成了“一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几乎没有现实的可能性。

从实践层面上来看，在现实中，不存在相对于所有人而言的一般性生态问题，只存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生存和发展所面对着的具体不同的生态问题。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生存和生活的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人对生态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差异的主体有着不一样的环境“想象”。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与地方“文化精神和人们的价值心理相契合，在对本土社会有更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增强在本土社会的应用性”。

当然，本土化不是自闭的特殊化，而是开放的现实化。本土化的本质与旨归就是现实化，是为了解决本民族、本地区现实存在的生态伦理困境与生态问题。一般认为，“现实化”主要是指本土的生态实际情况、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历史文化。其中，“生态实际情况”是基础因素，“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核心因素，“历史文化”是精神因素。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本土化，实际就是其与本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接的实践化。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找到生态文明建设与本土经济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性。

二、现时化：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历史定位

现时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一个历史定位，即生态文明建设立足现时并指向未来。这一定位的意义在于，只有立足于本土实际，才能反映并解决现时生态问题。只有反映并解决现时生态问题，才能对接并促进本土经济社会发展。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时代主题；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生态情况、不同的生态问题和相应的不同的历史任务。面对差异化的情形，任何抽象的理论与固化的实践模式都将无力回应，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是发展的、具体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唯有如此，才能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从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现时化”是指生态文明建设沿着时间维度，朝向具体时代的当代化，其内在要求是反映时代生态文明精神、回答时代生态问题、引领生态文明建设，使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与本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对接。“对接”是生态文明建设紧扣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解决时代问题的基本途径；在“对接”中解答时代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现时化的关键环节。而时代的“实际”主要包括当今生态问题的新变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任务等。在“对接”的过程中，判断当今生态问题的新变化是基础，破解时代生态（伦理）问题是关键，引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是目的。这一逻辑理路和实现过程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现时化过程。

首先，判断当今生态问题的新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现时化的基础。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生态情形，蕴含着不同的生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与逻辑，并深刻影响着此历史阶段中的民族、国家、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本土化的进程中，只有对本土所处的生态情形及当今世界生态问题的新变化作出准确判断，抓住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矛盾与核心问题，才能成功开启生态文明建设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因此，科学地判断本土所处的生态情形及当今世界生态问题的新变化，是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基础或者说是起点。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将视线从抽象的“人类”转变到现实的人“类”，认识到现实中不同主体间的差异性，才不至于在高呼环保的同时，又无视发生在身边的由于“环境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群体的生态危机。

其次，破解时代生态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现时化的关键。每个历史阶段总有属于它自己的生态（伦理）问题，需要科学的理论去给予解答与回应。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进行考量，展开研究，完全是因为生态问题频频发生且日益严重。实现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关键，也就在于破解不同历史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难题；只有破解了难题，才谈得上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效度。在当代中国，新“公地悲剧”、“用户第一主义”的陷阱、“自然的社会建构”的限度、“越是‘绿’的地方越穷”、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承载限度等问题亟待破解。

最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生态文明建设现时化的目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时代的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生态文明建没现时化，需要不断对时代内容进行历史化开掘、现代化阐释与全球化整合，凝聚时代精华，实现自己本来的历史意义、可能转化出来的现代意义以及可能创生出的普遍价值，进而引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表现为：第一，引领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过去，国内外环境哲学（包括生态伦理）一直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中心主义”问题。究其根源，就在于自然中心主义以生物进化论和自然自组织论为依据，把人看成是自在的类；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理性为依据，把人看成是自为的类；二者都没有把人看成是对象性存在物，都没有把人看成是自觉的类。其引领作用之一，就是确立“无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即以人的非中心化为外在手段来实现人的中心化的内在目的，或者说是，非中心化的工具价值作了目的化处理。第二，引领人们生产方式的转变。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文明形态的形成。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使人类迎来了“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濒临失衡的地球”和“环境荷尔蒙”。生态文叫作为当今涉及生产方式变革的战略任务，其引领作用之二，就是确立生态化生产方式，发展生态产业。第三，引领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过去的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导致了资源的高浪费。因此，引领作用之三，就是确立生态化生活方式，即培养人们生态文明观念，倡导生态文化；引导人们文明消费，消除浪费性和污染性消费；拓展低消耗且对环境友好的精神消费领域等。思维方式生态化、生产方式生态化与牛活方式生态化彼此关联，构成有机整体。我们需要以思维方式的生态化为先导，以生产方式的生态化为基础，以生活方式的生态化为牵引，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三、大众化：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主体要求

大众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一个主体要求，即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生态人。这一要求的意义在于，强调人民大众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只有本土群众内化并外化了生态文明观，形成生态人格，才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人民大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诉诸本土群众。这一主体性要求内含两个基本点：一是q三态文明观既要掌握本土群众，也要被本土群众掌握，在满足本土群众需求中获得发展；二是推进本土群众人格的生态化，形成生态人格。前者是基础、是前提，后者是目的、是归宿。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因此，生态文明观只有掌握人民群众并同样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和应用，才能发挥和保持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才能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不过，生态文明观对于人民群众而言，是不具先验性的，必须将观念“灌输”给人民群众，使观念归依主体，才能在实践中沿着主体维度不断地从理论走向现实。生态文明观为何能归依人民群众且被践行？不单是因为语言表述从学术化走向生活化，逻辑演绎从理论化走向实践化；更因为它切实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说话”，才能为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接受、所践行。因此，大众化的实质是要实现生态文明观与人民群众利益的结合，这才是根本。

只有意识到理论观念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关系，才会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事业。当前，我们必须致力于对生态文明观进行持之以恒的宣传，既让人民群众掌握生态文明观，又让生态文明观掌握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参与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活动由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投入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生态文明观掌握群众”与“让群众掌握生态文明观”，是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生态文明观不仅要内化在人的思想观念中，更要外化在人的具体活动中。在这“内化一外化”过程中，推进了人格的生态化，培育了生态化人格，使人成为“生态人”。正如前文所述，“自然中心主义”者把人看作是自在的类，只见“生态”不见“人”；“人类中心主义”者把人看作是自为的类，只见“人”不见“生态”。我们必须突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只有“无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看到了“生态人”。

我们强调“无中心”，那是因为“无中心”，表现为人在实现自身中心化的同时要节制自己的中心化程度；我们强调“有中心”，那是因为“有中心”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使物趋近于人而不是相反。这样，促进人形成既享受生态权利又履行环保义务的生态化人格；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是善待人类、兼济自然的道德实践。

四、机制化：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效度的实践支撑

机制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一个实践支撑，即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一整套实践机制。这一支撑的意义在于，只有具备本土特色的实践机制，才能解决本土生态困境。

过去，许多研究偏重于解释生态困境，而问题在于解决生态困境。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作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往生态文明建设效度低，问题在于不从实践的立场并以历史性的眼光来理解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没有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机制。

其实，本土化践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实践机制是其内在机制与外在机制的统一，而在这两者中又包含着多种不同的构成要素，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系统。内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综合作用，影响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过程及其结果。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差异性建构理论和践行模式，正是这个整体系统中各个不同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实践机制就是践行主体、践行客体、践行主客关系的合理处置等各个方面所构成的有机系统，其中任一方面的不足，都可能导致具体践行活动的破产。具体包括：主体决策机制、系统运行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和自我发展机制四大类机制。这是问题的一般。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5

摘要:生态文明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从后现代性视域看，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文明价值观、生态文明实践路径、生态文明社会关系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方面实现了重大转变。这些转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后现代性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后现代性；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

“后现代性”，是指以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为出发点，旨在倡导一种异于现代性的新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文化思潮。由于传统工业文明以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以人与自然的失衡为代价，从而导致了愈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最终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选择。通过发展生态文明，中国已经显示了向后现代迈进的意图和决心。

一、在生态文明价值观上，提出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实现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共同福祉转变后现代性的价值观认为，人类中心论已导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必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强化绿色和平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渐树立了人与自然平等观念，确立了崭新的生态文明价值观。

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工业文明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但工业文明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生态治理的任务非常艰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文明固有弊端日益显露。受人类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国家曾有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加深，社会发展不能与经济发展同步，社会群体间贫富差距加大等。那么，究竟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来说，关键是要摆正尊重自然与敬畏自然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从1979年到1991年，中国共产党在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强调人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必须首先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此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的生态价值观仍然是“人是自然界的主宰”“人要征服自然”。从1992年至2002年，随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加强保护环境的同时，努力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人类社会今后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一崭新的生态价值观，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对自然履行的义务。中国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对自然造成很大的破坏，敬畏自然有利于重新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全球化的基础上，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下，赋予敬畏自然新的含义，这代表了人对自然的充分尊重。

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提出，表明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既要保护资源和环境，又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中国共产党生态价值观“谋求的是人类共同利益、追求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文明，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荣”，也体现了后现代性理论的价值观。

二、在生态文明实践路径上，提出“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了从经济发展红利最大化向生态经济福利最大化转变后现代性认为，经过长期工业文明发展后的现代人，“已经不是生活在相对平衡的自然界中，而是生活在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和强制性商品化的环境中”，他们的“一切价值受技术价值、商品价值和金钱价值的左右”。但是“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因此，在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必须建立一条有效沟通路径，实现生态经济福利最大化。

中国出现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原因看，中国在发展经济中，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以消耗自然资源和能源为基础的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的影响和制约；从主观原因上看，中国对发展的理解存在误区：认为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解决现在和未来的环境问题。

但是，“人类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而应是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还要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因此，中国转变传统的经济红利最大化的发展路径显得非常迫切。

“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一切关系（包括与自然的关系）中改善人们的生活”。并且，享受清洁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天然权利。所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在满足物质等需求的同时，要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八大又要求：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这些实际上是“把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与消除经济活动的不良生态影响二者结合起来。……将经济增长从利用和滥用自然中脱离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强调的“事物内在联系”。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不仅体现了中国自觉自律的生产方式，还体现了党对现代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对立的弊端性的科学判断，以及对后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三、在生态文明社会关系上，提出“统筹人与自然”“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了从传统的经济主义向追求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变后现代性理论主张世界“事物的共生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因此，整个世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也就不存在绝对的对立。

但是，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由于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将会不断遭受自然灾害、瘟疫等袭击，不仅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之上。但是，“现代经济理论把开采和加工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当作‘外部性’来看待，好像我们生活不需要健康的自然系统来支持”。人类文明发展实践证明，只有使人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才能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建立一种生态文明下的社会关系。

中国在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生活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也成为保持中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要求。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统筹人与自然”“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是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生态环境及其资源的管理和利用都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措施。这有利于维护良好的自然生态和环境系统，进而直接关系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的稳定及人民的健康。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使人民群众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提高幸福指数，从而使中国尽快走上“五个文明”并行发展的道路。统筹人与自然发展，有利于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中国现代化的各个方面，从而推动代际、群体之间的环境公平与正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生态后现代经济不把经济本身当作目的，不把经济当作社会的神奇动力和归宿”。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就是要求在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照人—自然—社会这个复合体机制运行以及和谐协调，持续发展，全面繁荣。这些有利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有助于现代人实现身心和谐与社会和谐。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享受安全优美的生活环境，进而建立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全新社会。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的社会关系上，既立足于当代又着眼未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超越了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关系扭曲的发展理念。这一理论不仅体现了对现代主义忽视资源、环境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批判，也体现后现代性社会关系。

四、在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并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实现了由基本国策上升到国家制度的转变

关于人与自然，后现代性追求“人在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家园感，并借助这种家园感，他们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现代人的统治欲望和占有欲”。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国家意志成为能否将其从社会的边缘问题转变为社会的中心问题的关键。为此，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使得后现代性上述追求更具有现实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同时指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必须同步发展，把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这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长期的实践证明：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有利于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增强整个社会的持久发展能力。历史地看，中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确实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全局性、长期性和决定性的影响。

19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范围保护环境意识的不断觉醒，国际上可持续发展已经由理论转向实践，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党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主要目标的政府”。这是对国内外长期以来生态建设成果的科学总结，也“可以被看做是中国对世界范围的后现代运动的独特贡献”。

建设生态文明一旦提上日程以后，就有一个具体实施的问题。中国推进的生态文明是建立在充分享受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倒退到农业文明，更不是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而停止建设现代化的脚步，享受前工业文明的那种低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因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双赢。同时，“要构建一种后现代的生态文明，远非急促而就的易事。它是一项艰难、巨大而系统的工程。现代性思维模式显然无力胜任这样一种文明的建设。它呼唤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整合思维”。因此，中国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必然会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压力，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这就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现代化战略高度和战略格局之中。

不仅如此，生态文明建设也必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及生态建设的统一体。其中，生态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五大，中国共产党主要强调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更加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一并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这就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

由上述可见，中国共产党把生态文明战略提到国家制度的层面，充分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对全球生态问题高度负责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党对人类共同价值取向和共同进步的追求。

总而言之，后现代性理论是在对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反思、批判中形成。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把人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发展放在首位，追求经济与生态之间的良性互动，坚持经济运行生态化。这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中国化，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后现代社会规律的把握。

参考文献

[1]佟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46.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65.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

[4]吴凤章.生态文明构建：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01.

[5]王治河.中国和谐主义与后现代生态文明的建构.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71.

[6]佟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46.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篇6

（一）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

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管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项事务。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把生态文明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事务纳入到法治的轨道，通过严格而规范的法律制度来管理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事务。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走法治化、规范化之路。所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成之时，也是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的完善之时。使这些法律制度形成良性运行机制，从而以有效的法治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二）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促进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

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担负着最重要的职责，怎么样能让政府更好的履行好这一为民造福的民生职责，必须要求政府建设法治政府，要有健全的生态文明的行政法规来规范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责权，以强有力的政府力量来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维护广大人民的生态权益。为民众创造健康安全的环境是政府的法定义务，也是政府的生态职责之一，要通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让政府依法用好维护生态文明的权力，法治政府的建成之时，也是政府生态文明法治完善之时。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必须能够有效推进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履职。

（三）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各级领导干部以法治和思维的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各级领导干部运用好这些现有的法律制度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以下四方面的法治思维：一是合法性思维。也就是任何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行政措施的采取和重大决策的作出都要合呼法律制度，要有基本法律制度的支撑。二是程序思维。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在既定的程序和法定的权限下运行。三是权利义务思维。以权利义务作为设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准则，把老百姓应该有的生态权益一定要维护好，保护好。四是公平正义的思维。政府公权力要追求维护公平正义为价值尺度，把生态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体现到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执法当中，让民众体会到政府执法的公平，让社会感觉到生态文明建设有了体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的正能量。各级领导干部要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生态权益的诉求，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以法治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四）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也当然包括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以法治化理念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世界先进国家的成功的作法，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法治化的道路是大势所趋，历史潮流，也是自然规律。今后通过完善生态文明的法治体系来提升生态文明的治理能力，通过走法治化道路让法治阳光照亮人们追求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梦想。

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土空间开发的规划法律制度不完善

党的十八报告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虽然重视生态环境建设，但由于缺失完善的国土空间开发的规划法律制度，从而使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没有很好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由于一切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执政理念长期左右着各级领导思维，造成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不够优化，因而必须按照十的精神，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制度之上，所以规划法治的不健全成为影响优化国土开发空间的重要因素。

（二）全面节约利用资源的法治机制不健全

党的十报告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虽然我国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但是如何把法律的精神真正落实，必须要求政府对节约能源的法治理念的深刻理解，要有对法律的严格执行，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来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三）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的执法不严格

党的十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快水利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这些要求都不同程度在体现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法律制度当中，但在具体执法当中，由于政府过多地考虑了企业的困难，以及长期偏重于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的理念，政府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执法明显不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恶化了生态系统，从而也导致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生态文明建设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严重降低了法治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必须加大执法力度，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的依法防治。

（四）综合性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不健全

受自然规律支配,资源开发利用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的特征,这必然要求有综合性的资源保护法对其加以调整。宪法中虽有多个条文规定了自然资源保护,但过于原则、空洞《;环境保护法》在体例上将自然资源保护规定为环境保护的两大内容之一,但并没有明确规定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再加上《环境保护法》并非宪法所规定意义上的“基本法律”,不能适用资源综合性保护的要求;现已颁布的各种资源法则强调了各种具体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缺乏对资源整体性和综合性开发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必须建立健全综合性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完善的法治体系。

三、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思考

（一）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法律制度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存在着多个部门分别管理，实际上自然资源之间是一个有极联系的生态系统，这种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的管理体制严重制约着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从而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二）建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建立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二是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依法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三是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四是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各级领导对生态环境切实重视，从而保障生态环境切实纳入到自己从政过程，作为地方的重点工作来的长远谋划，科学推进。既然是红线就是法律的高压线，是不允许触碰的，无论是什么人只要碰了这个红线就要付出残重的代价，生态环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生存问题，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事情绝不允许，这是法律的红线，任何人都无权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生态法治的权威，从而切实保护我们有限的自然资源。

（三）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