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化学论文篇1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霸权局限性

[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4－0186－04

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凭借其国际工人运动的丰富经历和11年残酷的牢狱反思，认为西方国际工人运动受挫的根源在于无产阶级在现代西方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即文化霸权的丧失。文化领导权，葛兰西又称之为文化霸权(区别于政治强权)，是指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掌握着西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这种文化领导权是西方民众在经济上认同、在政治上顺从资产阶级管理和统治的思想文化根源。文化霸权是国家强权的真正支撑，是西方资本主义统治背后的强大堡垒，葛兰西形象地称之为具有防御配系的“阵地”，而国家不过是其外在的壕沟。只有真正摧毁了这些防御配系，占领了文化霸权阵地，才能真正夺取西方国家政权，实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暴力革命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只是适于短暂“复辟”的应急行为，并不能产生长期的根本作用，更不适于建立新的先进国家和社会结构。无产阶级要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夺取政治领导权，就必须夺取文化霸权。急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权，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范例。但是由于市民社会的深层支撑，西欧社会的资产阶级统治远为强大和复杂，“大陆上的先进资本主义地区完全不会重演十月革命”。因此，葛兰西提出了不同于俄国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夺取文化领导权。他提出，在现代西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是同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文化革命。同时，革命的主体承载者也由传统的无产阶级转变为担负反思批判功能的知识分子。然而，在这种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文化批判中，葛兰西实现的是社会历史主体一社会历史客体的模式构想，即有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历史主体向作为社会历史客体的无产阶级的自上而下的外在“灌输”，其实质是近代哲学主体一客体建制模式在社会历史话语中的“翻版”，归结点是社会历史主体的主体意识，而鲜活生动的革命实践活动过程则被抛开了，革命的主体――有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客体――无产阶级大众，都被抽象化了。

一、有机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民众作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基本分化

葛兰西首先确立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基本分化。葛兰西认为，夺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显然是一个集体行动，而任何集体行动的第一要素，也就是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的确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整个政治科学都建立在这个古老的、不可规避的事实上。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必须思考如何能够最有效地领导，领导者如何做最好的准备，以及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如何能够保证被领导者和被统治者服从可行的最合理路线。那么，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者应该是谁呢?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就是主体，无疑是无产阶级本身。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逻辑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的两极化和对抗化，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根本对立，无产阶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壮大并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胜利是资本逻辑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的必然，因此，无产阶级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这是基于“科学”分析的基础，而非基于某类知识分子的天才般的“空想社会主义”式的设想。以索列尔等为代表的工团主义思路就是强调工人阶级的自主斗争，反对知识精英的领导，尤其是蔑视知识精英的理论乌托邦倾向，主张无产阶级在“总罢工”中自己解放自己。即使在开始追寻革命主观前提的卢卡奇那里，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也仍然是无产阶级。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题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对于这种冲破资本主义物化的阶级意识的获得上，卢卡奇所持的是自发论，认为无产阶级在生产和斗争中，尤其是借助于经济危机而自发获得了革命的阶级意识。但是，这里存在这样一个悖论，无产阶级既然已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和社会分工而导致了全面的物化，其已被物化了的阶级意识又何以从物化中逃脱出来，产生解放的革命意识呢?无产阶级的自发性的确不足以使其成为超越物化的主体。在葛兰西这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担从传统工人阶级身上转落在有机知识分子的肩头。

有机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智识型知识分子，保持着自我独立特性和自治，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直接产生于和服务于社会集团的专业化知识分子阶层；另一类是相对独立于特定社会集团之外的“贵族化”知识分子阶层，包括教士、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等。葛兰西反对以“智识”为标准区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他认为，智识意义上的非知识分子并不存在。能够将各种形式的智力参与排除在外的人类活动是不存在的，在任何体力劳动中，即使是在最为低级和机械的体力劳动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即最低限度的智力活动，智力一脑力工作和肌肉一神经劳动之间并没有质的差别。葛兰西认为，区别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真正标准“仅仅是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的直接社会功能”。。而这种直接的社会功能首先就在于具有批判意识并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所以，有机知识分子就是具有批判和建构新世界观功能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当然首先是“专业人员”，但是又必须超越“专业人员”，他必须是一个在积极参与实际生活中，质疑传统的批判的雄辩者、建设者、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和组织者。他们能在意识形态上征服和同化传统知识分子，并在无产阶级大众中通过教育活动进行深化和扩大。有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真正主体。概括地说，葛兰西所指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也就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批判和战胜旧的意识形态，二是用新的世界观教育和组织民众。

二、有机知识分子被置于主体地位，无产阶级民众被置于客体地位

葛兰西将有机知识分子置于夺取领导权文化革命的主体地位，同时又将无产阶级民众置于这场革命的客体地位。

葛兰西首先明确了革命意识和革命意识的承载者――有机知识分子在民众中的非自发性。这主要是因为，民众作为下层社会集团，其历史是支离破碎的。虽然在这些集团的活动中确实存在着

一种统一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不断被统治集团的活动所打断。而且，下层集团往往受统治集团活动的支配，甚至当他们起义反抗时也是如此，只有“永久性的”胜利才能打破这种从属关系。葛兰西举例说，农民群众虽然在生产界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并未创造出自己“有机的”知识界，他们也没有“同化”任何“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其他社会集团正是从农民中间吸收了许多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传统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民出身。葛兰西强调，革命意识的民众自发论，其背后潜藏的其实是纯粹机械论的前提。葛兰西完全赞同列宁的“外输”观点。列宁基于俄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状况，认为引领俄国实现革命的先进意识必须来自外部的输送――先进国家进步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意识。同样，葛兰西也认为，意大利社会发展的落后和停滞状况，也决定了意大利革命的“外输”前提。“外输”的根据就是有机知识分子精英。诞生在较发达国家生产进步基础之上的先进思想潮流，传送到周边地区的较落后国家中时，承载新思想的集团也并非是经济集团或民众，而是知识分子阶层。

无产阶级民众居于革命的客体地位，主要还在于无产阶级民众是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和组织对象。“‘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地是一种教育。”“教育”不是严格地限定于“学校教育”领域，教育关系也是知识分子阶层和非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精英及其追随者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先锋部队和大部队之间的真实关系。在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机知识分子处于对民众进行启蒙的绝对教育者地位，无产阶级民众处于受动的被教育者地位。葛兰西主张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主组成政党，作为新文化的组织性载体，肩负起以组织形式教育和组织民众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选拔、培养和繁育组织完备的政治力量等。葛兰西由此强调对学校、工会、报纸、电台等培训机构和传媒机构的占领。当然，基于领导权的思想文化意义，这种教育和组织关系不能是强制的，而主要侧重于思想上的凝聚和文化上的同化。

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本方式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民众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教育和组织。葛兰西认为，创造一种新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的“原创性”发现，尤为重要的是意味着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传播已经发现的真理，可以说是这些真理的“社会化”，使它们成为一个共同的使命、智力与道德秩序的要素。“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这第二项工作，是基本的工作，它规定着新哲学的性质，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吸收它的全部力量。”这是因为，引导大众进行融贯一致的思想，并以同样融贯一致的方式去思考真实的当今世界，远比作为某一位哲学天才的个人发现并作为知识分子小集团的真理财富要重要，也更具有“原创性”得多。

但是，经过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民众并不会被提升为有机知识分子，也并不会改变其客体地位。这是因为，革命意识不会真正内化于无产阶级民众的思想和精神本身，而是归结为外在的“信仰”。“因为人民群众在世界观转变方面比较缓慢，而且，人民群众世界观的转变永远也不会在以‘纯粹’形式接受新世界观的意义上，而总是且仅仅是在把新世界观当作一种或多或少异质的和稀奇古怪的结合的意义上去改变世界观的。”“由此我们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众本身只能把哲学当作一种信仰来体验。”在夺取文化领导权、有机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民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要素无疑地是那种其特征不是由理性、而是由信仰决定的要素”。但是，信仰谁，信仰什么呢?葛兰西说，来自人民的人认为，那么多爱思考的人是不会错的。他认为，虽然他本人确实不能像敌手一样地去坚持和发展他的论据，但是，在他的集团里，却有人能够做到这点，而且肯定能比他所反对的那个特定的人更为高明。于是，他回忆起确实听到过有人广泛而又融贯一致地阐述过他的信仰背后的道理，并曾使他心悦诚服，对这些道理他已没有具体的记忆，也不能复述，但他却知道这些道理是存在的。曾使他豁然开朗并且心悦诚服这一事实，足以成为他坚持这些道理的永恒理由，即使不能很容易地提出论据来为它辩护。

因此，在教育中，“重复”是影响民众思想的最好的教导手段，通过不懈怠地重申，可以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加固民众的“信仰”，也就是提高民众阶层的智识水平。检验“教育”的标准，就在于民众的信仰程度。“群众信奉或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性检验。”。这也构成了有机知识分子新哲学世界观的衡量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其在无产阶级民众中的现实影响程度。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和组织目的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灌输，形成革命需要的普遍而有效的民族一大众意识，也就是葛兰西一再强调的“融贯一致”的世界观。

三、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同化民众和民众具有被同化的基本条件

葛兰西非常强调有机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民众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并不是二者在革命实践中的辩证互动统一，而是以有机知识分子作为主体一方去同化民众作为客体一方的单向统一。为此，葛兰西在论述以新世界观夺取现代西方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中，主要侧重于强调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同化民众和民众具有被同化的基本条件这两个方面。

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同化民众。“我们已经证实，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哲学活动也不要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的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要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葛兰西反对满足于个体抽象主观创造的学究哲学家。他认为，理论与实践的脱离，主要就在于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裂痕，从而产生出理论是一个外在“附加”、一种“补充”和某种附属品的印象。新世界观不应保留给知识分子阶层或专业哲学家，而应变成一种通俗的、大众的现象，能够改变大众的思想，并以大众文化的形式保存下来，从而具有一种具体的世界范围的特征。因此，有机知识分子的目光必须从狭隘的知识集团世界观投向广大群众所持有的世界观。葛兰西说，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也就是说，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时，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运动不是致力于在狭隘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创造一种专门文化的运动，而是致力于在制定一种高于“常识”、在科学方面融贯一致的思想方式的过程中，永远不忘记同“普通人”相接触，并且确实在这种接触中发现它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的源泉的运动。只有经过这种接触，哲学才变

成“历史的”，才清洗掉自己身上个人性质的知识分子要素而变成为“生命”。“实践哲学的出发点仍然必须总是作为群众的自发哲学，并且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弄成融贯的常识。”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思想的历史化”，即把思想看成是在许多人中间得以传播，并且以使自身变成为一种民众的积极行为准则的方式进行传播的世界观。

民众具有被同化的基本条件。葛兰西所确立的民众具有被同化、接受新世界观的基本条件，并不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论及的令人愤慨的不平等经济、政治地位出发，而是从人人都具有基本的世界观需要和接受新思想文化教化的智识能力方面来说的。葛兰西在《狱中札记》最重要的部分《哲学研究》中，开篇就指出：“下面这种流布甚广的偏见必须加以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因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识活动。”葛兰西强调“人人都是哲学家”。人类的大多数，就他们都从事着实际活动，而在他们的实际活动中又都暗含着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这一点而言，都是哲学家。通常理解的哲学史，就是哲学家的哲学史，是人民中的特定阶级为改变、纠正或完善存在于任何特定时代的世界观，从而也改变和这些世界观一起的行为准则，换言之，为改变整个实践活动而采取的尝试和意识形态上的创造精神的历史。而职业的或“专门的”哲学家和人类的其他部分之间并无“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差别。和其他人相比，职业的专门哲学家，不仅以更大的逻辑严密性、更大的融贯一致性、更多的系统感进行思考，而且他了解全部思想的来龙去脉。在思想领域中，专业哲学家具有和其他专家们在其各自不同的科学领域中所具有的相同的功能。然而，专业哲学家和其他专家之间又存在着区别。例如，可以有昆虫学专家，但并不需要每一个其他的人都成为经验主义的昆虫学家，可以有三角学专家，也并不需要绝大多数人都去关心三角学。而思维是人人所固有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根本不思考的人和没有任何世界观的人。因此，哲学总是作为潜在的理论前提表现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哲学与大众不可分离。哲学理论与大众常识之间具有着可以转换的可能，葛兰西以之作为民众接受世界观的基本条件。立足于民众的哲学世界观需求和智识条件，这也体现了葛兰西以长期文化渗透和教化代替充满显在情绪的应激式的经济革命和政治造反的基本意向。

在夺取文化领导权中，其终极支点是有机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葛兰西作品的更重大的理论含义――至少当他谈及知识分子作用时――是在两个极端中建立一座辩证的桥梁。”而问题在于，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必定是属于西方社会中的特定阶层，它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自身，对西方现代社会作出整体性批判?这也正如《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戈尔曼对葛兰西的评价：“如果葛兰西逃出墨索里尼的魔掌，他会面临世界党的生存同实际(主观)态度和条件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那么，他就不可能把主观强调到在与世隔绝的狱中的那种程度，或许他对当代西方人的影响会更小一些。”

总之，葛兰西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主要方式就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社会阵地基础，并用新的意识文化渗透和取代之，从而夺取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阵地战的中心任务就是对西方市民社会文化意识的质疑和批判。葛兰西就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内容即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内容并没有展开详尽的论述，他着重探讨的只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方式。在这些探讨中，葛兰西构建起了一个社会历史主体一社会历史客体的夺取领导权模式，将有机知识分子置于社会历史主体的地位，将无产阶级大众归于社会历史客体的位置，认为夺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方式，就是由有机知识分子战胜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并对无产阶级进行行之有效的“灌输”式教育。社会历史的动力和源泉依托于有机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灌输行为。可见，葛兰西依从于唯心主义哲学主体一客体模式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翻版”。葛兰西的社会历史主体一社会历史客体的建构模式，导致的是一个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唯我论”。

注释：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第262页，第305页，第250页，第251页，第252页，第260页，第240－241页，第336页，第232页。

无机化学论文篇2

[关键词]网络舆论危机；大学生伦理道德；失范；应对策略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网络论坛的兴起，网络舆论开始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网络舆论的非理性状况呈现蔓延之势。在网络媒体中的bbs论坛、博客、新闻跟贴、转贴等互动平台共同反映和形成的网络舆论已成为当下大学生新的交际方式。自我意愿表达的不断强化，使得质疑、批评、呼吁、诉求通过网络广泛传播，网络成为当下最有力的舆论场。大学生向来对新鲜事物敏感又易于接受，一旦“触网”，便迅速与之融为一体，为我国网络舆论危机所受影响最深的群体之一。在缺乏引导下，极易出现偏激和非理性的盲从、起哄的言论，甚至出现谩骂与攻击、隐私披露、散布谣言、色情暴力不良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误导大学生的思想认知，从而在网络上酿造舆论危机，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对网络舆论危机的关注与解决途径处理应引起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广泛注意力。

一、网络舆论危机的生成机制分析

网络舆论危机是指公众对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中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可能危及社会及组织目标和利益的事件或现象，以片面的、偏激的甚至错误的舆论占据主导地位，在互联网上广泛的传播，引起公众集中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而形成强大的网络合力，并使绝大多数受众的情绪、思维和行为产生共鸣的一种网络舆论传播现象。

网络舆论危机生成的过程表现为从个体舆论群体舆论团体舆论的形成过程。

“舆论的产生首先是由分散的、彼此没有发生联系或很少联系的个人意见开始的，表现为个人对现实问题的看法。在这个阶段，个人意见以自发形式出现，呈现出个人意志和观念的单独活动方式。”个体舆论表现为分散无序、不规则、游离不定的状态。网络舆论危机的产生直接来源于公共事务的强信息刺激。“这样的外界信息一旦与公众的价值观念、历史记忆、物质利益、心理因素等发生碰撞，便会激起种种议论或产生多种情绪性表现。”公共事务引发的信息刺激经网络的传播上升到公共事件层面，形成公共议题。这个阶段是网络舆论危机的萌芽期。网络舆论倾向性的分野，形成群体舆论。在这个过程中，网络舆论酝酿并蕴藏着一种社会力量，此时聚则加压、散则减压，这个阶段称之为酝酿期。当网络议题引起网络社会广泛关注时，公众就会通过bbs论坛、新闻跟帖、博客、qq群等网络传播途径参与到群组讨论当中。“个人意见的多样化，必然导致个人意见的交融，造成某种意见赞同人数骤增趋势，这是舆论由个人意见向社会意见转化的起点，是无数个人意志融合的过程。”网络舆论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呈现出对某一事件的众多意见的集纳状态。各种意见和观点在这里彼此交锋和沟通，相互融合，形成一个“舆论场”。在“场”的作用下，无数个人意见经过多方交流、协调、扬弃，会以极快的速度形成舆论，并具有加速蔓延的趋势。随着公众网络舆论行为不断扩展，利益共同体、兴趣共同体通过转载、评论、链接等行为使团体舆论形成，团体舆论在网络内的斗争中趋于明朗，可能形成相对统一的口径，从而使网络舆论的危机影响达到顶点，此阶段称为高潮期。在此过程中支配性舆论形成并扩散，网络讨论中一旦出现了引起大家共鸣的意见和观点，经过反复的跟帖与发帖，逐渐成为一个主导性意见，从而形成具有强大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网络舆论，并像爆玉米花一样很快扩散开来。影响网络舆论危机生成的主要因素——网络议程设置是网络舆论危机生成的前提，网络舆论中的“沉默的螺旋”对网络舆论危机生成具有倍加效应，“群体极化”使网络舆论危机最终生成具有了一定的偏向性、占上风观点的舆论场。正如凯斯·桑斯坦所言：“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而且频繁地沟通，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

二、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的探析

网络舆论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大学生的伦理道德形成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何针对网络舆论危机开展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有效地克服网络舆论危机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大学生的上网行为，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人类社会所表现出的新型道德关系，是调节网络时空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以及对人和各种组织提出的新型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是现实中大学生的道德规范在网络中的借鉴和应用，表现的也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

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的表现：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导致大学生伦理道德的多元对立。“新的传播技术加强了人的思想分化，而不是融合。在网络世界里，人们很容易找到跟自己思想一致的信息和支持者。”在开放的网络舆论中，大学生对公共事件释放的刺激性信息形成的情绪、态度和意见是一种互不沟通的“多元”，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发生分化，置身其中的人往往倾向于把意见群体的力量夸大，完成自我肯定与复制，形成极具差异和对峙的“舆论联盟”。通过沉默螺旋效应和议程设置功能得到放大或压制。随着时间和公共事件的向前发展，这些“舆论联盟”也不断扩大或缩小，相互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如“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中，网络舆论开始一边倒地同情死者，其后网络舆论又来了个惊天大逆转，认为这样的恶少罪有应得。在整个网络舆论的话语系统中，由于欠缺对话和讨论，导致大学生偏执地沉溺于迎合自己喜好的论述和观点，懒于思索或形成新的想法、观念。

网络语言失范导致大学生伦理道德的失范。网络舆论的互动机制产生了新的叙事结构、话语符号、话语策略及话语文化，加快着舆论事件的传播蔓延。但同时在网络舆论中，教育和管理的忽视使大学生的网络舆论缺少了约束和管制，网络舆论的语言变得暴力化、粗俗化、戏谑化。在网络论坛和交往中语言粗俗、相互攻讦和谩骂、恶意诋毁他人声誉等不文明用语行为经常可见。在网络交流中，有些大学生以制造偏离逻辑、语法和修辞规范的“奇言怪语”为时髦，以发表粗制滥造、肆意恶搞的“胡言乱语”为潇洒，以传播黑色、黄色、灰色信息为乐趣。语言表达的“无厘头”现象正在改变和颠覆着大学生阅读、写作、思考、生活的固有模式，泛滥成灾的不规范、不文明的网络语言成为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的一个真实缩影。

网络舆论的文化西化导致大学生伦理道德的迷茫。当前互联网上流通的信息中，95％以上的信息是英语，中文信息还不到1％。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大量充斥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舆论信息。西方国家借助于网络舆论的优势，大力宣扬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商业理念、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西方国家带来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文化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化对大学生伦理道德的影响极为明显，它破坏了大学生已经积淀到心理层次的思想、价值、文化、伦理道德观念，使大学生在伦理道德上出现仿徨、困惑、无所适从，不利于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观念、正确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大学生的行为抉择不时会陷入了前路迷惘与现实冲突的困境，其伦理价值取向被严重扭曲甚至置换。

错误的“舆论场”导致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的失范。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虚拟世界，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舆论场。一些大学生不能正确地辨别事件的真相，容易被他人言论的所迷惑，形成错误的“舆论场”，对于泛滥的网络信息、网络快餐文化等不进行理性思考，从而盲目跟风，形成网络舆论危机。互联网络上无中心、无限制、无终极管理者，大学生摆脱了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束缚，自我宣泄和自我表现的心理要求促使一些平时不敢谈不敢言的话题在网络论坛上可以畅所欲言，甚至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一些错误乃至反动的言论并乘虚而人，形成了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网络舆论。错误的“舆论场”反过来又使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的异化，扭曲的道德标准有碍其身心的健康成长。

三、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的应对策略

无机化学论文篇3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用“实践哲学”来指称马克思主义，但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开严格的监狱检查，更是说明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思考和解读。实践哲学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

“实践哲学”并不是葛兰西所首创的，对于他的“实践哲学”，陈学明和俞吾金教授曾指出，“把实践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正是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特色。不管人们对此作何评价，有一点必须肯定:它同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分歧是鲜明的。”实践哲学并不是某些人思辨的结果，而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葛兰西对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的要害进行尖锐的批判，最终确立了实践哲学的立场。就实践哲学作为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而言，实践哲学的核心是“实践一元论”和“绝对的历史主义”。

(一)“实践一元论”是对二元论的超越

葛兰西并没有在《狱中札记》中使用“实践一元论”这一概念，而是一些学者将葛兰西的哲学概括为“实践一元论”。“在这种情况下，‘一元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肯定既不是唯心主义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而是具体历史行为中对立面的同一性，也就是与某种组织化(历史化)的‘物质’，以及与被改造过的人的本性具体地、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人的活动(历史一精神)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行为(实践、发展)哲学，但不是“纯粹”行为的哲学，而是在最粗俗和最世故意义上的真正的‘不纯粹’的行为哲学。”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表明了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以人的意识为基础的，是一种自觉的能动性的活动，同时人的创造性活动也是一种历史行为。人的实践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物质和精神、人的活动和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起来，而且作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实践是在历史中生成的。而且，实践哲学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超越。

(二)作为绝对历史主义的实践哲学

葛兰西指出，“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绝对的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人们正是必须沿着这条线追踪新世界观的这条新线索。”葛兰西将“历史”理解为，“涉及活生生的人以及与世界上所有的人相关联的所有的一切，因为人在社会中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劳动、斗争并不时完善自己”。葛兰西认为，历史必然是人的历史，是实践的历史。也就是说，葛兰西强调了历史是由人的创造性活动创造的，强调了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强调人的意识、意志等在人类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葛兰西首先打破了克罗齐的思辨的历史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将社会历史生活作为历史性的存在。

在葛兰西看来，无论是“实践一元论”，还是“绝对的历史主义”，都证明了实践是哲学的基石，是核心范畴，历史是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而且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实践的历史。实践哲学始终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及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可以说，“实践哲学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强调和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三)实践哲学与文化领导权的关系

实践哲学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实践哲学的历史使命上，获得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就是实践哲学的运用过程。实践哲学是一种具有批判性和历史性的政治实践，其宗旨就是对现实的变革、对世界的改造。葛兰西指出，“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这第二项工作，是基本的工作，它规定着新哲学的性质，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吸收它的全部力量。”第一项工作，首先就是指要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战胜侵蚀无产阶级的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实际情况是:实践哲学遭到了双重的修订，就是说，它被归并入双重的哲学结合之中。一方面它的某些要素，或明或暗地被若干唯心主义思潮吸收和融汇(人们只要提到克罗齐、金蒂雷、索勒尔、柏格森，甚至实用主义就可以了)。另一方面，所谓的正统派所关心的却是寻找到这样一种哲学:根据他们极端有限的观点，这种哲学要比对历史的‘简单’解释更加广泛，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因为他们把这种哲学基本上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②因此，实践哲学要对其他思潮进行彻底的批判，才能武装无产阶级的头脑。其次指的是实践哲学不仅能构造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实施主体一一有机知识分子，同时其本身也是建立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辩证法。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和保持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性作用。但是要夺取文化领导权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是不能成功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葛兰西强调教育的功能问题，强调教育对广大民众的文化启蒙的功能，同时还强调人民群众向知识分子转化的问题。第二项工作就是要将实践哲学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使实践哲学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上升到“人们头脑中的上层建筑的更高层次的思想建构”③，实现实践哲学的最终历史使命，即最终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阶级解放。

二、“完整的”国家观: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

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产生与其国家观密切相关，“完整的”国家观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对欧洲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葛兰西对国家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提出“完整的”国家观。正因为葛兰西在广义上来理解国家，才进而在“延伸了的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

首先，就国家的结构而言，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国家主要理解为阶级统治的机器，即政治社会的机构。葛兰西认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二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胃的领导权)”。具体而言，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既包括政治社会也包括市民社会，国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政府机构而存在，同时也包含民间的市民社会，国家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其中，政治社会主要是由军队、警察、法律等具有强制性、暴力性质的国家机器所构成的国家机构;而市民社会则主要是由教会、社区、学校、新闻机构、文艺团体等在内的自主性很强的社会组织所构成的。在葛兰西那里，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二者统一在国家这一有机整体之中。政治社会主要靠国家的暴力机关发挥强制性的阶级统治功能，而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知识和道德改革”获得社会团体和民众自觉的“认同”和“同意”的方式来获得领导权。而且，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政治社会的强制统治功能会逐渐减弱，而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功能会逐渐增强。正是在“完整的”国家观的基础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才得以提出和形成。

其次，就国家的功能而言，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国家对内职能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阶级统治职能，一种是社会管理职能。但是他们主要强调的是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镇压其他一切从属阶级的机器。但与之相反，虽然葛兰西并没有否认国家的阶级镇压的职能，却更加强调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职能。葛兰西认为，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胃的领导权”，它具有两种职能:一是国家作为暴力镇压的统治者，借助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关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一是国家作为“教育者”的角色，启蒙和教育广大人民，创造新文化，以及进行“知识和道德改革”来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同意”，从而获得对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摆脱了单纯的暴力特征，获得了伦理和文化的规定性。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更多的是依靠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占有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立“有效的防御工事”，来赢得其他从属阶级对统治阶级的支持与认同，并以此来巩固自身的政权合法性基础。

总而言之，葛兰西的“完整的”国家理论将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不仅延伸了国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更为文化领导权提供了理论前提。

三、创新的观点体系:文化领导权的基本内容

以上，我们概括地讨论了文化领导权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那么葛兰西狭义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将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实现方式、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四个方面来系统阐述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内容。

(一)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一一市民社会

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定义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不同，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划归于上层建筑，是全部思想文化体系，是“整个知识和精神生活”，包含着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舆论领域。葛兰西明确指出:“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的层面:一个可以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可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而执行‘领导权’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直接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司法的’政府来执行的。”这明确指出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统一整体。在市民社会从经济领域独立出来之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市民社会的作用和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独立于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社会)之间的一个新领域，它一经出现就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的国家和政府的决定和反作用由直接变成了间接，更多的是通过市民社会中的理性化的方式、协商、民主等形式体现出来。同时，随着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形成，主要由国家和政府构成的政治领域，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也不在完全依赖于强制性的暴力机关，而更多的是依赖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来实现的。因此，在葛兰西那里，传统国家的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作为国家有机组成部分的市民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凸显。而且，政治社会借助国家的暴力机构来行使阶级统治职能，显然文化领导权不会在政治社会获得。而市民社会指的是文化、伦理、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它不具有强制性，这为无产阶级实施文化领导权提供了可能。葛兰西指出“市民社会是一个进行旨在获得整个社会的舆论的意识形态一一文化的或伦理的一一政治的活动的地方。”显然，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不可能是政治社会，只能是市民社会。

(二)文化领导权的获取方式一一“阵地战”

葛兰西的革命观最大的特点就是指出了革命的重心己经不再是以暴力方式夺取政权，而是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19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却以失败告终，东西方形成了巨大反差。东西方革命的不同命运，使得葛兰西对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给予了高度关注。葛兰西认为，“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他还指出，“‘市民社会’己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御直接经济因素(危机、萧条等等)‘入侵’的灾祸性后果。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配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这说明了，东方俄国的上层建筑主要是由政治社会构成，市民社会尚不完善，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上层建筑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所构成的。而且资产阶级不仅仅保持着国家的政权，更是己经获得了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此，当国家出现危机时，无产阶级仅仅夺取政治领导权是不能保证革命的最终胜利的，所以无产阶级要获得革命的成功，首要任务就是要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然后再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葛兰西指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方式不是暴力革命(运动战)，而是与之相对的“阵地战”。葛兰西认为，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方式，不能采取夺取政治领导权的暴力革命，而是要采取“分子式入侵”式的“阵地战”。具体而言，“阵地战”指的是无产阶级要在市民社会领域以“分子式入侵”的方式不断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阵地进行入侵，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瓦解，并最终在市民社会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市民社会构成现代国家的坚强的“堑壕”和“堡垒”，而暴力革命只能破坏国家的外部防御工事，而不能破坏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采取“阵地战”的方式，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播无产阶级进步思想，瓦解资产阶级对市民社会的控制，进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最终争取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夺取文化领导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无产阶级要在市民社会中不断夺取新的思想阵地，并逐步夺取文化领导权，最终获得国家的政治领导权。葛兰西非常重视要掌握市民社会的“教育”和宣传领域，教育是“阵地战”的重要环节。葛兰西认为，教育能够启蒙和教化广大民众，能够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知识水平和道德素质。因此，顺利开展“阵地战”来获得文化领导权，不仅要依赖有机知识分子广泛宣传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教育。

但在这里，我们要强调，虽然葛兰西主张利用“阵地战”夺取文化领导权，但他并没放弃暴力革命(运动战)这一夺取政权的方式。葛兰西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后，可以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可以说，阵地战是运动战的序幕，运动战是阵地战的继续，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完全对立的。

(三)文化领导权的依靠力量一一“有机的”知识分子

美国学者卡尔·博格斯指出，葛兰西是“直接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谈论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的”知识分子在夺取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戴维·麦克莱伦曾指出，“葛兰西一直被称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家，而最能清楚地说明他受如此看待的原因，莫过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他思想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因此，葛兰西着重对知识分子的内涵与划分及其在夺取文化领导权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与马克思的划分标准不同，葛兰西没有按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来划分知识分子，而是基于社会关系这一新的划分标准，从广义的视角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即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知识群体。传统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在旧社会中任职于政府的官吏和活跃于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是伴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新阶级在经济社会中的发展而出现的知识群体。有机知识分子在国家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职能。在葛兰西那里，“有机性”指的是统治集团与知识分子的同质性。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会有与自身同质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且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被造就和培养出来。同时“有机性”也指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相关性。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孤立的阶层，知识分子可以对普通群众进行改造，最终将普通群众纳入到知识分子群体中来，形成新的文化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

在此，我们需要指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他们也并不是完全对立，传统知识分子经过改造完全能够转化为有机的知识分子，进而成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依靠力量。因此，有机的知识分子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要加强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教育、理论宣传，以便同化和征服传统的知识分子，并将其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

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依靠力量，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统治集团的“管家”的作用。葛兰西指出，虽然“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够发挥这一职能，只有有机的知识分子才能肩负此项任务，成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依靠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他还指出，“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制定和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整合其他阶级的、阶层的知识分子，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中‘自愿地’认同统治集团的统治，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保证市民社会组织和群众‘同意’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与规则，从而维持统治阶级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有机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的获取过程中发挥着指导、组织、教育等功能。统治集团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向广大民众传播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市民社会中开展“知识和道德改革”，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知识水平，并在潜移默化中使他们积极地自觉地认同统治集团。因此，有机的知识分子不仅肩负着维护统治集团政治统治的重任，同时也肩负着获取和巩固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任。

(四)文化领导权的领导力量一一“现代君主”

尽管有机的知识分子在夺取文化领导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知识分子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知识分子只有在“现代君主”，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其职能，无产阶级政党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领导力量。

葛兰西指出，“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政党是“集体的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倡导者和领导者。葛兰西指出，“一个政党要存在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三个基本要素(三组要素):1、群众的要素，由普通平常的人组成;2、主要的凝聚力量;3、中间要素，它是把第一要素和第三要素联系起来，并使它们保持实际、道德以及精神方面的联系。”其中，中间要素就是由无产阶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所构成。无产阶级革命不仅需要政党的领导，需要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葛兰西重视政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果党与工人阶级群众不能紧密联系起来，那么，那种认为某些个人或集团的暴力行动可以使工人群众摆脱被动状态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无产阶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将无产阶级的思想向广大群众传播，来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进而使他们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就将政党和群众紧密地联系起来，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无机化学论文篇4

学生学习兴趣淡,自学时间少。本校的无机化学教学仍然采取中学阶段填鸭式”的讲解,这样讲课进度快,信息量大,却没有给予学生大量的练习时间,特别是对于大一学生,一时很难适应大学的这种教学模式,导致出现教师忙于讲解,学生难以理解”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忽视了对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自学能力的培养,不能突出学生的主导地位。因此,在无机化学的教学中,需要逐步提高自学内容的比例,加大自学要求和难度,结合社会发展需要和科技发展水平,引导学生开展自主性学习,使学生由不想学、不会学”转变为我要学、我会学”,这对于培养学生终生的学习习惯、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建立先进的教学理念,钻研教学内容,探索教学模式,实现教与学的结合。无机化学教学的发展趋势应该是准确定位为导学式的无机化学”,即无机化学的学习必须在教师引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无机化学教学改革实施方案

无机化学教学改革实施方案是:理清知识体系,整合教学内容,压缩教学时数,实行模块化分层次推进教学,提高教学效率。无机化学教学的模块化分解和教学时数分配的框架(表略)。无机化学教学整合原则如下:(1)删掉部分内容(稀有气体、镧系、锕系、核化学、金属晶体和无机化学发展前沿),不再讲解,让学生自学。(2)压缩部分内容(溶液、热力学、动力学和晶体学),在后续课程中精讲。(3)合并部分内容(化学平衡、解离平衡和溶解平衡)。(4)补充部分内容(教学研究成果)。

无机化学教学改革方案的特色

(1)三学二素一论”的两部分六模块改革。两部分为理论部分(48学时)和元素部分(42学时)。六模块为三学二素一论”:三学”为微观学、热力学和动力学;二素”为主族元素和副族元素;一论”为元素通论。

(2)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微观学Ⅰ为无机化学一,热力学Ⅱ和动力学Ⅲ为无机化学二,元素部分为无机化学三,由3个主讲教师完成不同模块,学完就考,学分加和。

(3)根据学生学习认知过程”设计教学顺序如下:①由抽象到具体,先理论部分后元素部分;②由简单到复杂,微观学为原子—分子—离子”;③由理论到应用,热力学为热力学能—化学平衡和电化学—氧化还原反应”;④由主族到副族,先主族元素后副族元素;s区元素和ds区元素进行对比教学。

(4)利用规律性的教学研究成果”促进教学。六模块中有关规律的教学内容详见表1。在这部分教学中展示教师教学研究成果,既可以理清学生思路,解决疑点难点;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教学研究,以研助教,以教促研。

(5)明确重点。溶液的有关理论重点在分析化学课程中讲解,而在无机化学课程中只学简单应用;热力学和动力学的有关理论重点在物理化学课程中讲解,而在无机化学课程中只学简单应用。

无机化学教学改革方案的效果

无机化学论文篇5

一、焦点之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本来是档案界大多认可的共识。但近期有学者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甚至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成立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

1的结论。笔者无意逐一论争，仅从三个方面略述浅见。

首先，文件中心的建立目的和理论依据能否等同？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节约原则，是美国政府成立文件中心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

2笔者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件中心的产生过程。文件中心最早产生在美国，最初形式是二战期间海军部为集中保存平时不常使用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而设立的临时库房。由于这种库房及设施不如档案馆要求高，既适应了战后的经济形势，又能满足各联邦机构的相同需求，因此很快在全美推广开来。1950年颁布的《联邦文件管理法》授权设置联邦文件中心，由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领导，隶属于联邦档案系统。尽管建立文件中心最初的确是“一种政府行为”

3也的确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节约，但这应当是文件中心建立的目的，与其理论依据不能混为一谈。从产生时间看，文件中心先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恰恰是发端于对文件中心这一实践事物的理论解释，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最终因客观揭示了文件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成为文件管理的核心理论。可见文件中心出现在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于后，正是对理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的有力证明。如果以文件中心产生之时尚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由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恰恰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

其次，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无必然联系的关键要看后者能否成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文件的不同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个完整过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功用和价值而与管理形式、保存场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

4它之所以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关键在于抓住了文件运动的基本动力——价值形态及其规律性的转化。化用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经典论述，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形态，即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第一价值）和对非形成机关的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这两种价值形态在文件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规律性的转化：第一价值逐步递减，第二价值逐步递增，最终实现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转化。

第一价值决定了文件在现行阶段为形成机关服务是首要目的，保存场所应当是机关内部，以满足方便控制和频繁利用的需要。到半现行阶段，文件的第一价值开始衰退，尽管其对形成机关仍具有查考作用，但利用频率大大降低。此时服务对象仍以机关为主，保存场所需具备两项功能，一是继续发挥文件的第一价值，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二是检验文件是否具有第二价值，为最终处置，即销毁无价值文件或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移交永久保存机构（档案馆）做好准备。进馆后历史文件的服务对象由形成机关扩展到社会各界。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紧紧把握价值形态的变化，描述了文件从产生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运动过程；揭示了这一连续过程因价值形态的规律性转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每一阶段的特定价值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的对应关系。

文件中心的性质和功能能否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找到合理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阶段划分来看，文件中心是与文件的半现行阶段相对应建立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处在形成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之所以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是因为半现行文件在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相应要求保管机构既因文件的原始价值继续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又因文件的潜在历史价值为历史文件进馆保存做好准备。这决定了文件中心必然具有过渡性，具备满足形成机关利用需要和确保进馆文件质量两项基本功能。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过程和阶段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阶段对应的保存场所在不同国家可能名称各异，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基本功能。文件中心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它在许多国家的名称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始终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

再次，如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上所述，文件中心是西方国家找到的一条保管半现行文件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探寻文件中心的理论根源起步，逐步扩及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和全面管理，最终上升为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成为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无愧于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还能为价值形态不同的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存场所提供理论依据，不管它们的名称如何。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一理论就必然要建立文件中心；也不意味着没有文件中心，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把二者的密切联系仅仅看成是狭隘的依存关系或唯一的对应关系，不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笔者认为，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为文件中心的建立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文件中心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唯一应用对象，不能以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作为评价该理论的高低并衡量其适用性的唯一标准。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必然联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自文件中心实践，并成为文件中心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国外“专利”。尽管“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文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其运动过程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说是西方档案学者总结出的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同样存在探索这一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努力。因此，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无论在中外冠之何种名称，都是全球档案界共有的理论财富。这也说明我国同样存在建立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

二、焦点之二：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能否成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

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文件中心可行性问题理论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自然也不宜建立文件中心。5有的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6］。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想就中外文件、档案概念差异的实质及与文件中心的关系略述浅见。

尽管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形式，但差异的实质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看，可归结为对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该理论依据价值形态的转化将文件运动过程大致分为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阶段，从价值变化讲就是第一价值旺盛、第一价值衰退、第一价值丧失／第二价值凸现三个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文档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学者观察问题角度有别，不同国家和学者可能有各种具体划分方法，仅据有的学者粗略统计就达十数种之多，从二阶段到八阶段都有，划分标准也五花八门，包括利用频率、保存地点、管理程序、作用形式等等［7］。这表明阶段划分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与较富代表性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异同主要有三：一是对档案阶段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上述三阶段中，英美国家多把非现行阶段才视为档案，而我国从半现行、甚至现行阶段后期就视为档案了。二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界限或者说标志存在差异。英美国家多以进馆为转化标志，而我国多强调“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8］。三是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管场所有同有异。英美国家分别是形成机关、文件中心和档案馆，我国则为形成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以上差异表明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大于英美国家，相应带来对文件、档案关系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把文件与现行阶段对应、档案与后两个阶段对应，就很难理解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极易得出二者是不同事物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国外对文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文件对应的是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所有阶段，这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文件”的含义；狭义文件对应的是现行和半现行两个阶段，这就是英美国家通常所提的“文件”概念。据此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档案是广义文件的一部分，档案由狭义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与现行、半现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的体现。这样一来，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差异主要就是对文件（狭义）由何阶段转化为档案以及转化依据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我国多把文件从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移交到档案室后称之为档案，表明文件从半现行阶段开始转化，转化依据和标志通常是“归档”。而在英美国家，文件直到非现行阶段进馆保存后才被视为档案，转化依据和标志多是“进馆”。笔者认为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并不重要，关键应认清引起转化的本质因素。无论是我国的“归档”，还是英美国家的“进馆”，都不足为本质因素。因为这种转化包括存贮形式和本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文件办理完毕后经过立卷归档，由分散流通状态转变为集中存贮状态；后者是指文件由记述和传达现行信息的载体转化为历史记录。归档和进馆都只不过是为安全保管和利用的方便而实行的一种工作制度或程序，只能表现存贮形式的转化，无法完全体现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只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才能全面揭示出文件与档案发生存贮形式和本质作用变化的本质因素。可见，与归档和进馆相比，价值形态转化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种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标志。

中外对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理解应否阻碍文件中心的建立，笔者持否定看法。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尽管中外文档划分存在差异，但都实施了分阶段管理，各阶段均有相应的保管场所和管理形式。这说明中外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尊重文件客观规律采取阶段式管理，使管理最为合理和有效。这种共识就可为我国建立具有诸多优越性、广受西方青睐的文件中心清除理论障碍。其次，文件中心是与半现行文件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因经济高效的优点得以在西方国家普及。无论我国有无半现行文件的提法，这一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有相应的保管机构。但我国已有档案室的现实从理论上讲不应构成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再次，西方国家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非现行阶段文件才视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从现行阶段起就已转化为档案，这些具体差异并未妨碍文件中心在这些国家的普遍建立。可见，以中外文档概念不同为由反对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建立文件中心需突破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呼唤一种广义的文件观，这也正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文件观。按照这一科学理论，文件概念的外延应包括文件从形成到最终归宿完整运动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特定阶段。我国部分学者所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9］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名不副实”［10］的结论，都是从狭义文件观来考查这一理论的。狭义文件观的严重不足在于过分强调文件各阶段的区别，忽视各阶段的固有联系，因此难以准确反映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西方各国尽管对文件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称谓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普遍建立文件中心正是基于对广义文件观的一致认同。可见，假如不能接受广义文件观，就无法真正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也无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的可行性。

总之，笔者认为文件中心的建立在我国不乏理论基础，如果认同广义文件观就能为消除上述理论分歧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注释：

［1］林清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没有必然联系》，《山西档案》19996。

［2］同上。

［3］同上。

［4］笔者与韩玉梅共同主编：《外国档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王茂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山西档案》19976。

［6］何嘉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山西档案》19985。

［7］同上。

［8］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无机化学论文篇6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