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1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财政政策新趋势

在我国经济的新常态背景下，国家对经济结构体系进行不断的优化，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大程度上发挥我国经济运行的有效功能，减缓我国的就业压力。可以看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加大对财政政策的研究，分析财政政策对我国的经济结构体系的影响，找到我国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体系中的着力点与立足点，促进我国财政政策发展的新趋势。

一、经济新常态

在我国经济新型的发展阶段，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的形成原因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变化引起的，新常态的内涵就是新型的国家经济政策与发展思路。新常态指的是我国经济一种内在的发展趋势，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种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果对经济的新常态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将会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带来影响，出现无从下手的现象。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更是一种新的压力。

新常态一词最早是出现在美国一个探讨经济领域复苏的论坛中，用来总结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复苏的过程。在2014年，在河南进行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后来又在APEC的开幕上阐述了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主要是通过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遇到的新形势、新特征、新思维、新举措以及新动力等角度，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特点、管理理念、背景以及措施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会出现许多难题，而这些难题的形成原因，有的可能是因为较长时间的积累造成的，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压力，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应该看到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的经济还有更好、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趋势

在2013年，我国公共的财政收入超过了十二万亿，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十，在2014年，根据以往公共财政收入的工作报告，我国公共的财政收入有望超过十三亿。可是2012年以前，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一直是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自2012年以后，从以上的分析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已经开始走下行通道，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逐渐降低，特别是在2013年，中央银行的财政收入是稳定在最低的增长速度上面，有的甚至都没有达到最低的预期标准。在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逐渐变慢的过程中，2014年的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进入了新常态，由原来高速的增长速度变为低速的增长速度。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经济，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看到财政积极的一面，不可以失去信心。国家需要制定适合经济在新常态下发展的财政政策，改善我国经济的财政收入状况。财政政策是一个从短期的需求管理下，推进经济结构体系发展的改革，我国财政政策的新趋势，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由积极的财政政策思想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思想，重新对财政政策进行定位。

因为宏观的经济政策已经不再适合现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所以需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减小我国财政收入的财政赤字，并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姿态，调动更多的可用资源。在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还要树立并且落实科学发展观，用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还要用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国的财政政策需要向经济体制方向进行拓展和改革，采用新型的税收制度，推动我国收入分配相关制度的改革，也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财政政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国的公共服务功能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要做好公共服务功能的建设，推动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发展，财政政策是公共财政制度的先导。为了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能够更好的发展，要做好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进一步提高财政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水平。

三、结束语

因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所以要树立和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在新常态下财政政策需要确定新的发展趋势。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必须要做好服务全局的准备，努力提高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也要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将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结构体系的改革以及公共服务与长时间的改革目标连接起来，做好财政政策的全面优化。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政策的新趋势，会在我国经济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做好财政政策的落实工作，可以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2

人民币升值问题凸现贸易政策调整的紧迫性

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来看，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因素：

人民币汇价的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采用与美元单一挂钩的政策，美元的相对贬值，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相应贬值。从理论意义上看，人民币汇价的定位，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当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形成机制。这里的困难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是由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我国央行主导的模拟性外汇交易市场来确定。如果要使人民币汇价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意味着外汇市场的放开、现行结汇售汇政策的变化、国家外汇储备体系的改革、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重构等一系列制度的重大改变。显然，根本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不满，将在一定时间里困扰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在华的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推动的。

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DI累计达到了4900多亿美元。尤其在2002年，中国的FDI超过了美国，排名跃居世界的首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意味着国际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有关国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由于美、日等国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使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会经常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实质在于：产品以中国大陆为原产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使国际经济资源向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集中，并由此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主要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改变国际经济资源对中国的配置流向，来避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

很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鉴于该问题直接起因于贸易，且主要通过贸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尽快调整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处理开放环境下所面临的对外经济矛盾，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制约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以下客观因素直接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入世”后我国必须履行的有关义务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基本确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需要重新调整。就贸易管理而言，不论是关税政策、进出口政策，还是市场准入、投资政策以及有关经济开放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基本符合WTO的有关原则。其中，尤其是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总体目标内在规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形成基础。不论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或调整，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总是第一位的。经济开放本身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定贸易政策，实际就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能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所接受的有关政策体系。

作为贸易大国需要平衡的国际贸易关系

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过早地突现出来。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相当不利。因此，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当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活动余地。我们认为，伴随我国贸易地位进入世界前列，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将不得不花费相当精力应付贸易冲突带来的贸易平衡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贸易政策调整的路径依赖

调整贸易政策意味着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这里的问题是，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协调成本增加，是否使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但新的协调机制的有效作用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换言之，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或继承性，尤其是贸易政策的改变，如何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要尽可能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方面，有机地融合现有的相关政策体系，是使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现阶段贸易政策调整基本取向

关于贸易政策的体制约束问题

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今后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们看来，加入WTO之后，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将会逐渐实现实质性转变，绝非单纯意义的国际组织进入问题。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客观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必须符合WTO要求的体制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整体上能与世界通行的国际惯例接轨。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朝着现代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因此，“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必须充分体现这一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这种转变可以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从侧重政府宏观外贸战略朝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贸易政策基础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的改变，即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我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贸易政策作用方向的改变，即由过去侧重于贸易限制向贸易促进转变。

关于贸易政策的基点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从大的调整方向上，新的贸易政策要符合WTO的体制框架及其有关原则是明确的。但是，现阶段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点，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到底是按严格履行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还是以符合WTO有关原则的基本精神为界，来制定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一国实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旨在保护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贸易政策本身具有双重目标，当现实经济中两方面并不发生冲突的时候，贸易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但如果实施过程中两方面存在摩擦及严重冲突时，就必须对其中的一个目标进行修正，以保证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我们看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或是中性的，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此，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贸易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对贸易自由的干预，它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否则，贸易政策很可能失效或产生扭曲作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

显然，现阶段贸易政策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不是某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贸易政策既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在我们看来，现阶段贸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依据单一自由主义的原则，亦不能依据单一的民族主义原则，而是符合国际经济规则的、综合体现本国根本利益的、并具一定国际意义的贸易政策。当今各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有明显的趋同现象。经济全球化正在使各国国内政策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原有的国家主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其经济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不可能不体现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要求。

现阶段的对策思考

尽快建立内外经济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我国传统的贸易壁垒手段，已经无法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一的外贸外经管理体系，必须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

制订促进国内优势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目前，推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已经相当紧迫。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促进国内优势企业的海外扩展。在这方面，具体可在国外市场进入、国外市场的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等环节予以切实的政策支持，形成系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企业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通过企业间自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可规范国内市场秩序，避免政府干预市场过多之口实；另一方面，又能以民间组织形式协调国内产业或企业的利益，利于减少倾销行为；同时，也为我国将来实施WTO的保障措施条款奠定组织基础。

建立有效的市场运行监控体系

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对完备的有关市场开放的法规体系和组织机构，在公开性、透明度原则基础上，规范国外资本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尽快制定开放经济下宏观市场运行的预警体系，从动态上有效监控我国市场开放的运行。这方面，不论是倾销和反倾销的应对，还是贸易、资本流动的异动监控，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与我国的“入世”，客观上使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参考资料：

1.文贯中、郑志海等，《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余永定等，《中国“入世”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赵承壁，《国际贸易统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

5.林珏，《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6.强永昌，《战后日本贸易发展的政策与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7.江林，《世界各国（地区）现行贸易政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3

关键词：高度成长期；新兴产业；成长产业；财政政策；产业构造的高度化

日本内阁府于2011年2月14日公布上一年度经济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9%，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统计局当年1月公布的数据，58786亿美元。日本居美国、中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三。这也是1969年以来，日本经济首次退居世界第三。对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文章，以及诸如“此次新排名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描述的报道不仅常见于报端，亦可在专业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在内的GDP并不能真正反映国国家之间富裕程度，国际上衡量国富国穷的指标是人均GDP，中国大陆的人口是13.35亿、而日本人口仅为1.2亿，很显然“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十一分之一，中国还是一个‘穷国’的事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也不可能有质的改变。

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长达30年的高速成长，但是从产业经济・经济开发的视点看，中国的三次产业构造状况以及产业发展水平都远未达到先进发达国家水平。而反观我们的邻国日本，在战后东京尚为一片焦土的状况下以及长崎和广岛在遭到灭绝人寰的原子弹爆炸之后，仅花了十年的时间就达到了战前经济水平。日本在经济复兴之后，经历了长达18年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并于1969年，GDP就超越了当时的前苏联和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一排位直至2010年，长达41年之久。在这过程中，日本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特定产业法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5年到1973年间，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被称为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是加入西方富人俱乐部的唯一亚洲国家，而在学术界，日本又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切都源于它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

本论文试图以高度成长期时的日本财政政策为切入点，探讨日本财政政策如何为经济服务，又是如何促使日本产业政策展开的。日本经济自明治维新以来，尤其在战后复兴的高度成长期时，基本上是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并逐步对外开放的经济模式，同时它也是不同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一种自由原则，但是一定程度又为国家所操控的“混合经济”。在资金供给、技术供给以及劳动力供给处于短缺状态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着较多的政策手段，并可以通过资源的投入和分配，引导资源的使用途径，控制经济的发展方向。日本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形式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制订远景经济规划并予以行政指导外，已具有操作性的基本政策体系在经济复兴期已具其形，高度成长期时，政府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灵活有效的行政手段，诸如政策税制、政策金融、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政策，这些都使得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具备了可能性。本论文也正是以日本的财政政策为论述的焦点，以期其在高度成长期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又如何使得当时作为核心产业的重化学工业得以快速成长的机理得以解明。日本的财政政策是如何产业升级和产业构造的高度化的，这些都是被期待着得以解决，这一问题的解决对现今同样处于高度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十二五”规划，中国产业的创新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财政政策及其财政政策手段的涵义

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作为财政政策的手段，它是指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财政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种财政手段和措施，它主要包括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财政支出、国债和政府投资。

在这其中，税收可以通过调整税率和增减税种来调节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来调节个人收入和财富，实现公平分配。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一般性支出。它包括购买性和转移性支出，这两类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有不同之处。购买性支出从最终用途看，它包括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文教科卫等财政支出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开支，政府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方向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转移性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特别是调节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的手段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是国债和政府投资。在这其中，国债是国家按照信用有偿的原则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实现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实施时，除了与其他财政政策手段协调外，还特别要与货币政策相协调。政府投资是指财政用于资本项目的建设性支出，它最终将形成各种类型的固定资产。政府的投资项目主要是指那些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外部效应大、产业关联度高，具有示范和诱导作用的基础性产业、公共设施，以及新兴的高科技主导产业。

三、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财政政策

（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

关于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划分方法可能因视角不同而有所区别，本文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视点出发，把从日本昭和二十年开始的战后经济复苏，直至今日平成二十三年之“3・11”大地震后的从“震啸核”后经济重建为止的六十六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复兴期（1945-1955年）、高度成长期（1955-1973年）、安定成长期（1973-1985年）、泡沫经济期（1985年-1991年）、低成长期（1991年-现在）。财政政策目标是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所要实现的目的，它的确立因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而异。作为财政政策核心内容的财政政策目标，在日本高度成长期是如何实现的，围绕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总结对于现今尽管有着诸多不同，但同处于高度成长期的中国经济来说，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

日本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之上，经历了十年就达到并超过了战前的生产能力。从1955年到1963年和从1964到1973年的日本实际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10%左右，远远领先于其他先进发达国家，并于1969年以GNP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骄人业绩快速成长起来，这意味着在1955年，日本就开始了从战后复兴向高度成长的过度过渡。

（二）高度经济成长期的产业发展及其财政政策

至1955年为止，日本在完成战后复兴的同时，也确立了它经济自立的基础。从那以后，合成树脂、合成纤维等产业部门直接导入欧美最先进的技术，另外在石油化工，钢铁行业设备的现代化、大型化、生产的规模化也都在加速进行。本文中的生产的规模化主要是指生产的规模弹力性如果大于1，就称之为规模的经济性，即每单位的生产成本随着工厂或企业的规模的扩大而成比例地降低；如果小于1，就称之为规模的不经济性。钢铁和化工等的重化学工业部门，规模的经济性效果比较明显。日本政府也对冶金钢铁、石炭、电力、肥料等已经步入合理化轨道的产业，活用税收特别措施和财政投融资等财政政策手段予以支援。

由于外资法的实施，先进的外国技术得以顺利引进，这样战后日本经济自立的基础也逐渐趋于稳固。1955年以后，因为日本政府活用财政政策手段，使得随着技术革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随着技术革新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新的需求创造，这是战后日本得以高度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财政政策的乘数效果的一个明显例证。另外伴随着技术革新的发展，各企业单位以及各经济自治体不仅使得设备投资得以大规模进行，亦通过乘数效果扩大了民众的消费需求，而由此又促成了投资的进一步增加，这样就形成了投资引起再投资的生产扩大的模型。但是这一模型并不意味着生产扩大可以无止境地进行下去。

以池田内阁在1960年发表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为契机，以及以高度成长为前提的消费行动模式在日本国民的思维中逐渐形成定势，由内需的急剧扩大引起的输入激增使得国际收支恶化，为应对国际收支恶化而采取的金融紧缩政策，又造成了经济不景气。在高度成长期，这种由内需扩大到国际收支恶化再到金融紧缩从而引发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不断出现。从1965年秋到1970年夏，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输出扩大和经济景气的回复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电子机械、汽车等产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此以后，日本的国际收支也由于贸易收支的巨额赤字而赤字化了。民间的设备投资也变得活跃，除了钢铁部门的超大型高炉建设外，石油化学、重化学工业等行业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重化学工业使得日本的输出迅猛增长，避免了国际收支赤字，为日本经济整体的高度成长得以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政府通过提出适当的目标以及税制上的优惠政策，使日本产业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得以快速实现，在1970年日本的生产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率已达62%，同年的输出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率更是达到了76%。另外，日本政府为了培养新兴产业，发展成长产业，采取了包括财政手段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措施。如为发展当时的石油化学工业，日本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为确保该行业的运作资金，允许他们从日本开发银行融资；法人税的减少和进口机械的关税降低；设备折旧周期的缩短；鼓励引进外国技术等。

四、结束语

在高度成长期，日本政府对于重电机行业，汽车行业等，则较少采用减税和从财政投融资方面予以援助的手段来强化国际竞争力，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的重电机行业、汽车行业已是处于良好发展状态之中的高收益产业。当然在高度成长期，为促使产业经济的发展，除了财政政策手段，还有其他原因，但财政政策手段在高度成长期对日本产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无视的。对于同处于高度成长期的中国来说，尽管有着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不同的产业发展状况，但是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的财政政策在推动日本产业构造的高度化、促使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时所起的作用却是多有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小宫隆太郎,奥野正宽,铃村兴太郎合.日本的产业政策[M].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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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川伸次.产业政策[M].人事院公务员研修所,1998.

4、小滨裕久.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M].日本评论社,2001.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4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但依然存在问题，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地方性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定经济政策是区域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运用的重要手段。通过政策手段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本文就湖北省在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政策对其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为例展开讨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是现代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区域经济差异过大会导致经济、政治、社会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怎样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制定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政策从而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是不可忽视的课题。对于湖北省来说，要实现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仅仅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肯定不够的，与此同时还要结合本省的自身情况，巧妙借助民间力量，切实可行地制定出针对地区的专门政策，实现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1区域政策的概念及产生原因

从理论上讲，区域政策是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区域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层次上影响着区域发展。其内容很多，主要是区域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景观和自然保护政策等[1]。其产生原因有以下几点。

11经济原因

区域经济政策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的原因，其存在的最主要以及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问题，尽管区域的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现象，但一旦超过限定值，呈现不断扩大的增势将会破坏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平衡。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值之内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之间的发展和竞争动力，更好地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配套设施平衡、有序竞争以及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更好地实现区域间的互利互补，共同发展。

12政治原因

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矛盾常常会通过国家的政治生活反映出来，并以此来强化区域性的政治集团，因此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为了平衡政治集团利益或为获得更多的当选选票，国家会运用区域经济政策来满足政治集团要求，用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并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

13社会原因

区域之间的经济是否能协调发展是区域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区域间的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也会过大。在相对发展缓慢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以及福利水平都会相对较差，而在相对发达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和社会福利则远远高于其他区域。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区域间的社会矛盾，如果不及时得到解决则会引发社会整体的动荡，危害十分巨大。对于这种原因造成的社会问题，政府一般会采取一些社会性的策略去解决，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通过区域性的经济政策。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福利，以此来缓和各区域之间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平以及稳定。

14环境原因

如何合理开发并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是实现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但是在区域的开发过程中，总会出现滥用滥采、浪费资源、环境破坏等问题时有发生。对于这样的问题，国家需要借助区域经济政策来调整各区域之间的资源开发，用以保护和调整环境，协调各区域间的资源整合，为整个大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2区域政策所具有的特点

21地区差异性

差异性是区域经济政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区域经济政策最为本质的体现。由于每个区域之间的经济现状不一样，遇到的经济问题也不一样，所以对于不同的区域都需要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特点来设定，采取不一样的政策针对性的政策才能更好地解决各区域的自身问题。

22整体综合性

产生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单一原因造成的，都是多方面的整体综合性原因，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运用综合性的方式和手段，以此为原则来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来全面解决问题。

23区域协调性

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冲突和矛盾，要想使区域经济高效、合理、快速地发展，就要在协调性的原则下，在相对平衡的发展中协调好各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协调好各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24发展阶段性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其区域经济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一样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要采取与其相匹配的区域经济政策。

3区域政策对湖北省经济发展的作用

31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适合当地区域的区域政策可以更好地引导区域内的各项资源特别是有限的资源向更具备先导性和前瞻性的产业行业流动。拥有一定政策导向的区域政策会对区域内的人力、物力、财力起到很大的吸引作用，更有利于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实现该区域内各项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最优使用。

32发挥资本聚集作用

拥有导向性的区域政策对资本产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也促使了资本在区域之间的迁移。以企业为例，就一般状况而言，在发达地区越难获得颁发的营业执照，企业就更倾向于向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迁移，当相对欠发达地区实施的企业优惠政策越多，这一差异更明显。换而言之，适宜的区域性政策能够促使同种行业、同种类型的企业向某一个区域集中，逐渐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当产业相互聚集的同时，也能够推动该产业之间的相互竞争，从而促进产业更新换代，缩减产业成本，加快信息交流，同时也会加大其对外部区域的影响。

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是中国近代制造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当年的“汉阳造”声名赫赫乃至传播海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重工业化企业在城市内造成的环境污染是无法避免的一大问题，如何将重工企业集群并迁移到适宜地区发展是不可忽视的。自“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不仅对东部的升级和西部的开发极其有利，对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湖北省已经初步地形成了以钢铁、汽车、建材、化工为主要门类的工业体系，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也基本形成。

33地区自强作用

地区自强作用是指区域政策在促进产业集聚与资源增值的过程中，地区自身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效能，例如，由于区域政策的产业集聚作用，大量的企业势必需要一系列为之服务的非生产型与生产型行业，从而使得这些行业也在本地区获得高速发展。行业的发展会引发区域人口的大量增加，而人口的增加会引发其他的一系列为之服务的产业获得相应的发展，从而促成区域综合实力的增强[2]。

以湖北省为例，在2006年时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在全国百强城市排名仅列第16名，与东部的发达城市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全国和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地位也有所下降。通过实施合理的区域政策，并提出全新的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打造武汉市全新的城市形象，并提出“武汉，每天不一样！”的口号。武汉正在实现快速的发展，沌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充分说明了湖北通过自身的优势条件逐渐达到了区域的自强。

34就业创造作用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5

一、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6

关键词:日本经济;战略失误;经济发展;借鉴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以股价、地价等资产价格暴涨为标志,日本经济泡沫凸显,致使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12年的衰退。为克服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和执行了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结果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衰退的漩涡,反而使经济衰退的组成矛盾进一步激化。

一、日本经济衰退的成因

自1998年开始,由于日本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的情形,故在衡量的过程中,将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把GDP标准进一步具体化为实际GDP标准。这样,从图I中可以看出实线图例表现出三个典型的凹槽,即1991～1993年的衰退期,1996～1998年的衰退期和2000～2001年的衰退期。本文也将其分别称为衰退初期、衰退中期和衰退深化期。

从三个衰退期各自的经济表现来看,形成原因具体包括:

(一)衰退初期

日本经济的衰退初期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从表现上看,衰退初期的成因是总量上的,是由于经济泡沫的消失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但实际上,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却是结构上的,是由于日本赶超型战略成功以后忽视经济结构升级,从而使大量生产资本从实体经济中退出进入股市和房市所导致的。因此,衰退初期的成因实际是产业结构老化下的泡沫经济破灭。

(二)衰退中期

导致衰退中期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出口增长乏力和投资不足。大量的对外投资又对本国的出口产品形成替代,加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减少了海外市场的整体需求,出口增长对经济的拉动效果极为有限。从投资不足来看,1995年,日本投资总额增长11.6%,而1996年投资总额增长率仅为2.1%,1997年进一步下降为负1.2%。

(三)衰退的深化期

2000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衰退,其影响面更广,原因更复杂,主要表现:

1.通货紧缩。自1999年开始,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主要包括货币和实体经济两个层面。货币层面主要是指日本政府发行的大量货币无法进入流通领域;实体经济层面则主要是指日本国内需求大量转移,从价格较高的本国产品转向需求价格低廉的进口产品,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下降。

2.产业“空洞化”。在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日本的制造业也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国际转移,在没有新产业补充的情况下,日本国内生产日益“空洞化”。

3.“雁行模式”的解体。自1970年以后,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日本开始着手安排东亚地区的生产秩序,形成以技术差距为基础,以产业链衔接为纽带的“雁行模式”。无序的海外竞争给复苏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4.高失业率的冲击。从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史上,除个别原因外,日本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而2000年日本的失业率突破5%。

二、日本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表现

日本经济衰退的十年也恰恰是日本政府频繁更迭的十年,历任政府都想着手解决经济衰退,并推出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但在战略构建和实施过程中都存在一系列的失误,从而非但未能消除经济衰退,反而导致了经济矛盾的更加复杂化,使经济衰退进一步深化。

三、日本经济战略失误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借鉴作用

我国政府在近几年的一系列改革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今后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涉及的面更宽,措施更复杂,影响也更为巨大。汲取和借鉴日本经济战略中失误的教训和经验,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措施应该稳妥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近期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环节越来越多,调控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改革的难度也在增大。因此,仍应坚持在统筹各方关系的基础上稳妥的推进,在渐进的基础上飞跃。

(二)改革政策要协调

日本经济改革的巨额成本,固然有其经济自身的客观原因,但是其经济发展战略政策手段间搭配的失误以及政策效果间的相互抵消也是改革成本虚增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计划经济调控手段在整体经济调控中比重的下降,我国政府也应重视各项市场调控手段间的协调。

(三)改革手段要本土化

经济发展需要对宏观进行准确预测和判断,而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和调控须按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为准则,应以国际经济大环境为背景,采取适合本国经济长远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战略及对策,才能避免失策。

(四)内外政策应保持灵活多样

在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应兼顾各个政策的有效性,不能一味地追求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工具要多样化,并谨慎行事,不能过早用尽。不宜采取零利率政策,避免相互间的矛盾,应实现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稳定性金融政策的协调发展。

(五)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技术创新均由市场来调节

政府为企业及时预测和创造相应的环境和条件能使企业支配资源能力有限时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迟早会导致企业对政府的强烈的依赖性,无法在激烈竞争的世界经济大潮中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六)“后发优势”并非“永久优势”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日美经济实力的大逆转再一次证明了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美国发展模式更富有生命力,而“后发优势”和“赶超型战略”只是暂时优势,发展中国家在享受技术、产品、制度等“后发优势”时,不能单纯地模仿,应适时地调整产业发展目标,开辟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温来成.政府经济学[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

[2]安岗.日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分析[J].日本研究,2004,(3).

[3]金仁淑.日本经济十年萧条的政府失策及其启示[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