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篇1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篇2

关键词：科学性；中国经济学；经邦济世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门类中的皇冠，其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尤其接近于作为科学典范的牛顿物理学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凯恩斯的《通论》和后续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以及阿罗、德布鲁、萨缪尔森等人的综合性工作开创了利用数学工具来进行经济研究的新境界，主流经济学在数理建模、计量经济等迅速完善的工具的辅助下突飞猛进。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灿若明珠，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开设更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与西方在理论经济学、实证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相差甚远，经过30年来的学术交流、学术引进等活动逐渐逼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上，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关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当具有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问题；二是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和定位问题。

经济学在萌芽之初的作用十分狭隘，在古希腊时期的根本意义主要集中于贵族和平民家庭的经营问题上，后来发展为城邦经济的研究，直到国家成型才开始将政治作为基本出发点来研究“政治经济”。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从18世纪中期的法国重农学派兴起才开始的。从“政治经济学”的字面表述可以看出，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政治意义上的智慧和知识，而政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采取的策略更接近于艺术，而非科学。1932年，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使得科学性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要求以数学表述的形式确定下来，数理建模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关于学科的科学性曾经产生过许多经济学哲学、方面的探讨和争论，经济学是否应当向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靠拢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牛顿物理学作为研究程序和范式方面的科学典范作为一个极端，其他学科在科学性方面并没有呈现出一致性，相反却表现出对牛顿物理学的不同程度的偏离。如果牛顿物理学作为最“硬”（solid）的科学学科，那么其他学科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软”（soft）科学的性质，如生物学、经济学，而人文与艺术作为另一个极端则表现出最“软”的性质。这种学科体系是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造成的，生物学由于其研究的不可逆转性和在种群范围内的不可试验性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软科学性，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各种规模、范围的团体以至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加上现实中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联系又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相对于生物学也表现出软科学的性质。这些特点决定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照搬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观点，将个人作为社会机器中的齿轮来研究。如果强行采用纯科学（purescience）的标准来要求经济学研究，那么经济学在精确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天平将过度偏向前者以至于失掉了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

我们对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世界，发现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进而扩展人类的活动范围、增加有效率的活动手段，最终减少人类生活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无论哪个学科的知识创造和积累都必须立足于现实经验，即使学科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演绎性，在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上也必须与现实经验相合，否则在学科发展历史上便不可能具有立足之地。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满足这个要求，即将经济理论和各种实证的经济研究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现实相结合。中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这样一个庞大且相对欠发达的经济体而言，“经济”二字所涵指的“经邦济世”的意义正是合适的。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客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的主观价值论经济学，其中后者的迅速引进和人才的大规模培养、引进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比较主流经济学研究在中西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研究相对单调，更多偏向于技术和文献导向，而西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机制方面，以机制设计、评价和问题的发现、分析为主，技术和文献的研究为辅。此外，西方经济学界除了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几种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如奥地利学派等注重思辨的政治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派等注重学科融合的新经济学流派等，这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

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将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从技术和文献导向转为问题导向是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必然要求。仅仅从技术应用和文献总结方面进行的经济学研究无法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提供支持和指导，只有从中国经济现实经验出发，考虑中国的特定经济、政治制度环境来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有意义的成果。

从经济理论的一般性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建立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以价格体系的均衡作为核心来分析资源的效率配置，并对相应福利水平进行测度。近年来动态分析方法的盛行虽然将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加入进来，但并没有对原有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拓展，只能看作是在原有分析框架内进行的数理模型的创新。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核心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这对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价格的“双轨制”改革，努力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从总体上来看，经济活动中有许多关键价格依然处于管制之下，且缺乏明确、透明的价格管制规则。对基础价格的扰乱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大范围不确定性，是主流经济理论应用上面临的最大阻碍。因此，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在转型经济特定环境中进行研究，对微观问题以及以微观分析为基础的宏观问题分析必须要将特定的制度约束作为理论分析的假设条件。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契机。

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在二战之后发展很快，在技术工具和分析方法上也进行了大范围的创新，但从整体上来说仍不成熟。经济学研究可以采用的方法是多元的，数理模型、计量实证等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国内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力相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存在大量的不足，完全依靠精确性标准来进行研究不仅得不出建设性的结论，而且有可能得出与现实相悖的认识导致错误决策。现实中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可信性等存在问题，而现代经济过程中政府、企业等经济相关主体对数据又存在很大的需求。在此压力下，国内经验统计数据方面的建设必定会有所发展。换个角度来看，如何在数据不足或不可获得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学研究又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动力。国外文献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尝试性的方法创新，而国内在这方面的发展则相对落后。

21世纪初的10年，世界经济增长极发生转变，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全球经济将进入“双速增长”时期。相对于其他转型经济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尤为突出，这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经济体中十分特别的研究对象。中央政府发起的改革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自主进行的大规模经济试验是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中国广阔的疆域、久远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也使得中国不同地域的经济活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曾经表现出如此的复杂性，也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经历过如此大范围的有意识的经济试验。对于经济学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这也是少有的实验机会。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篇3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价值观；引导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8-0215-02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在此背景下，作为研究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用的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地位也逐渐突显。国家教委把西方经济学确定为普通高校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之一。与此同时，一些非财经类专业也纷纷把西方经济学作为其选修课对学生进行介绍。作为一门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学科，其内容对那些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学生们来说是否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果存在负面影响的话，我们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又该如何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引导？本文就此问题做一些探讨，希望能引起同仁及理论工作者对此问题的重视。

1价值观引导的必要性

1.1从客观上来看，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同其它大部分社会科学一样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或自然界，因而研究对象具有相对客观性和稳定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社会关系），因而研究对象具有主观能动性和不稳定性，这就使得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历史、制度和利益趋向的制约。

虽然我们并不否认西方经济学中有许多内容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总结，对这些经济规律和经验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就可能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虔诚信徒。对一种理论顶礼膜拜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他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要求我们应该对其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而不是全面接受，这也就要求我们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该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必要的引导。

1.2从主观上来看，受教育对象的思想认识尚未成熟。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思想比较活跃、比较开放，对新事物比较好奇，且容易接受。但是，他们的思想认识还在形成之中，其价值观、世界观等并未真正确立，很容易受到一些理论或思想的左右与影响，特别是大学一、二年级学生更是这样。所以，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对刚接触这门课的大学生来说会感到很新鲜，其体系结构、逻辑思维、分析视角以及观点和理论都与他们接受的传统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被价值观还未确立的学生们接受。

受教育对象价值观的不成熟性也要求我们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对大学生的价值观进行相应地引导，而不能一味的只讲授理论知识。我们知道，学校教育的目的是教书育人。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教书，即传授知识，解答疑惑；另一方面，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育人，即把我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两方面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中前者是教育的低层次目的，而后者是教育的高层次要求。我们大学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显然更应体现我们教育的宗旨，应该做到既“教书”又“育人”，把“教书”与“育人”进行有机结合。所以，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对大学生价值观进行引导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2如何进行价值观引导

2.1授课教师自身先要持有一个正确的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正确的对待西方经济的态度需要防止两种片面性：一是“全盘肯定、盲目推崇”；二是“全盘否定、盲目批判”。前者对西方经济学不做任何分析和评价，认为西方经济学就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它研究的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所以这种理论在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适用的，当然也适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后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渗透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确保我们的思想不受其侵蚀，应该持抵制、批判的态度。事实上，这两种倾向都有极大的危害，对于“全盘肯定、盲目推崇”的倾向，如果任其自由泛滥，将“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对于“全盘否定、盲目批判”的倾向，如果任其持续，将使我们重新走上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老路。授课教师只有自己立场正确，才可能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方向，树立科学的价值观；相反，授课老师自己的立场都不正确，将会误导学生走入歧途。

2.2根据教学内容，因势利导。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引导是必要的，但是在进行价值观引导时应讲究方法、策略，应根据教学内容因势利导，忌讳采用直接说教式的方法。我们认为，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方法或策略。

2.2.1抓住时机，顺手牵羊。例如，在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中，西方各国调节收入分配通常都会采用的一种税收政策是累进所得税制。累进所得税制就是根据收入的高低确定不同的税率，对高收入者按高税率征税，对低收入者按低税率征税。我国目前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也是累进所得税制，所以，学生对这种所得税制容易理解，当然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此时我们再向学生介绍个人所得税制还有累退税制，这种税制也是根据收入的高低确定不同的税率，但对高收入者按低税率征税，对低收入者按高税率征税。当学生听到这种税制时会感觉不可思议，此时，抓住时机进一步向学生说明累退税制实际上是高收入者或大资产阶级意志的一种表现。这样，学生也就不难理解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或价值倾向。

2.2.2以西方经济理论之“矛”攻西方经济理论之“盾”。一般而言，经济理论决定着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影响着经济行为，经济行为改变着经济主体的收入分配。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对一些前后矛盾的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分析，揭示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利益调整的需要。例如，在古典经济学中，人们信奉的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认为每个人的行为动机主要在于利已，“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看不见的手”理论主张自由放任，政府对经济的运行干预越少越好。但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随之产生的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国家干预理论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会“失灵”，所以主张国家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变化，将改变各经济主体的行为，而行为的变化又将引起收入分配的变化，当然，收入的变化反过来又将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以此循环往复。从中不难看出，前后不同（甚至矛盾）的政策只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次重新洗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这种重新洗牌与重新分配难道不是价值倾向的变化吗？只不过西方的经济学家赋予这种理论及政策变化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为了促进社会效率而已。

2.2.3注重运用逻辑推理。任何学科、任何理论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如果逻辑论证严密，理论的说服力就强；相反，则理论的说服务力就弱，甚至不堪一击。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些内在逻辑，对其展开质疑或反驳，从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例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厂商雇佣最优劳动量的原则是：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等于边际成本（即工资，W0）。此时，劳动报酬与其贡献相等，厂商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如图1所示。但是，按其逻辑，即使第L0个工人MRPL＝W0，没有受剥削，而第L0个工人之前的其他工人还是受到了剥削，因为其他工人的MRPL＞W0。可见，厂商的利润仍然来自所有工人的所得低于他们的贡献。通过类似的一些逻辑分析，就可向学生解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其实也存在价值倾向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回避谈论，而且也没有被我们注意到而已。

2.3根据研究方法，进行正面引导。每门学科都有其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也不例外。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研究方法，直接得出西方经济学存在价值倾向的结论，并以此对学生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例如，西方经济学通常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是规范分析法。规范分析法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提出某些标准作为分析、处理经济问题的标准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它本身就具有价值倾向，它不同于实证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由于研究方法本身就具有价值倾向，其结论（即经济理论或政策）自然也就打上了价值倾向的烙印。具体而言，以“大炮与黄油的矛盾”为例，对于大炮产量的增长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不同价值判断的人对此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3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我国高校受到重视和喜爱本为一件好事，无可厚非。因为它说明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有包容的文化。但是，在我们接受世界上一些先进的、科学的知识的同时，难免出现鱼龙混杂，一些不良的东西也会趁虚而入。这就赋予我们教育工作者一种使命和责任――引导学生鉴别真伪、去伪存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由于课程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所以，教师在讲课中应该对学生价值观进行引导。当然，要对学生价值观进行引导，我们认为，授课教师首先自身应持有一个正确的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防止“全盘肯定、盲目推崇”和“全盘否定、盲目批判”两种片面性；其次，应根据教学内容，因势利导；再次，应根据研究方法，进行正面引导。

参考文献：

[1]赵磊.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几个误读[J].当代经济科学，2006（5）.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

[3]胡乐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研讨会”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8）.

[4]孙辛勤等.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价值观引导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07（3）.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篇4

关键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内生性；FDI；循环累积因果效应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6-0013-06

一、文献综述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部地区FDI的规模迅速扩大，FDI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日益显现。如何更有效利用外资，让FDI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形成“向上循环累积因果”的机制已成为当前西部地区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虽然已有文献对FDI与经济增长做了深入分析，但多未考虑二者之间的内生增长关系，且结合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经验分析FDI与经济内生增长的相关文献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以FDI与西部地区经济内生增长为基础，构建FDI与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结合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运用西部11个省面板数据对FDI与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已有文献对于FDI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比较多，研究视角也比较广，研究结果基本上都支持FDI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观点。Borensztein等[1]对69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数据，Kinoshita和Campos[2]对25个转型中的前国家的FDI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均研究得出FDI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Ghatak和Haligiogluf[3]利用1991―2001年140个国家的数据，通过单方程和联立方程回归检验发现FDI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显著的正向关系；Shan[4]利用1986―1998年中国的季度数据，采用VAR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产出和FDI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吴林海和陈继海[5]则研究了集聚效应、FDI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FDI的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区域创新网络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王红领等[6]认为FDI的进入促进了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王欣和陈丽珍[7]认为FDI既存在显著前向关联溢出效应，又存在显著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陈得文和苗建军[8]认为对于以出口拉动为主的东部区域，对外开放促进了区域的空间集聚；丁行政和曹灿[9]认为FDI在城市的空间集聚会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孟令岩[10]对全国29个省1986―2010年工业企业数据的检验表明FDI与我国产业集聚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指出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循环积累因果关系”，某一因素变动或者初始状态的差异必将通过影响系列因素来强化初始变动或者发展差异，经济学对应的现象诸如“蝴蝶效应”、“蹄铁效应”或者“马太效应”。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胡永亮[11]认为分工专业化的程度和产业集聚的程度之间具有一致性，在分工专业化的基础上，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相关性；于铭[12]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角度出发，发现劳动力集聚和资本集聚均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影响，但资本集聚的影响要远大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曹群[13]对FDI与地方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认为FDI的大规模进入使地方产业集群系统不断循环更新，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以上相关学者对FDI，包括循环累积因素（集聚因素）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但仍存在两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是对FDI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二者间相互影响性方面考虑不足，由于FDI和经济增长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内生化过程，仅从二者的单向影响研究很难准确揭露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二是结合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视角研究FDI与区域经济内生性增长的相关文献尚不多见，且主要是通过理论分析，缺乏实证分析。因此，本文依据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知识，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西部省域FDI与经济内生增长关系，并引入度量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指标，为FDI同西部经济增长内生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描述

西部大开发，掀起了西部快速发展的浪潮，1997年西部11省FDI额为213亿元，但1999年起，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让外资流入速度减缓，连续4年不足200亿元，2003年起形势逐步好转。2009年，外商在西部的投资突破千亿，2012年突破2000亿元，西部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加强。

从西部地区FDI和GDP的关系图可以发现，当FDI总规模在200亿元以下时，并未表现出对GDP增长的同步变化趋势，说明该阶段FDI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拉动能力仍有限。但当规模超过250亿元后，二者表现除了较好的同步增长趋势，但FDI对GDP的边际效用却缓慢下降。当FDI接近并超过2000亿元后，其边际效用显著提升，该阶段FDI在西部经济增长中开始发挥显著的拉动作用。

为进一步了解西部地区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将从二者互为内生性角度出发，建立相关模型。

Alfaro和Charlton[14]通过模型得出了FDI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双向互动关系的结论，其简约表达式为：

g=F（Xg，FDI）FDI=G（XFDI，g）（1）

其中，g表示经济发展增速，Xg表示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XFDI表示影响FDI的相关因素。

借鉴Islam[15]的基本经济模型作为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结合CD函数，确定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形式如下：

log（GDPi，t）=α+βlog（GDPi，t-1）+ΦXi，t+Zi+εi，t（2）

其中，GDPi，t表示区域i在第t年的可比价生产总值；GDPi，t-1表示区域i在上一期的经济总量，用以描述区域发展初始差距；Xi，t表示区域i在第t年决定经济增长的系列变量；Zi表示影响经济增长的系列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陈得文和苗建军[8]总结了影响经济增长的显著性变量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第一类是生产要素，如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消费支出等；第二类是经济增长中的空间因素，如人口密度、地区虚拟变量等；第三类是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如对外开放度等。结合现有研究，本文选取循环累积因素GDP（-1）、劳动力要素（L）、资本要素（K）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选择人口密度（Dop）、对外开放度（Open）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在FDI区位决定因素方面，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肖政和盖斯特勒格（2001）、郭慧（2003）、李具恒（2004）和岳书敬（2008）等从不同角度、不同方法研究，得出不同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概括来说可以分为：宏观经济要素，包括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地理位置；投资硬环境要素，包括交通设施、通讯设施、金融环境；投资软环境要素，包括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源、吸引外资优惠政策。根据可量化的标准，我们选择了区域产业结构（Str）、对外开放度（Open）、人力资本（Hum）、城市化水平（Ru）、基础设施（Inf）、循环累积经济因素（GDP（-1））和区域实际经济总量（GDP）作为影响FDI的相关变量，并且引入政策虚拟变量（Dum）。

其中，GDPi，t以区域定期可比价增速（1997=100）调整后的实际GDP表示；Stri，t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表示；Openi，t以折算成人民币口径的进出口总额与名义GDP比重表示；Humi，t以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数表示；Rui，t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表示；Dopi，t以每平方千米常住人口数表示；Infi，t反映区域道路基础设施水平，以旅客和货物综合周转量表示；GDP（-1）表示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累积因素（循环累积经济因素），以滞后一期名义GDP总量表示；Li，t以区域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总数表示；Ki，t以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7=100）调整后的不变价区域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Dumi，t为政策虚拟变量，将甘肃2012年（兰州新区获批）及其之后定义为1，将重庆2010年（两江新区获批）及其之后定义为1，其他均为0。

三、模型估计与检验

对联立方程组的两个内生变量以及10个前定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除变量Inf为一阶单整外，其他均为零阶单整，在建立联立方程时，对变量Inf进行取对数后带入。

本文所建立的两方程内生联立模型的被斥变量系数矩阵的秩均为1，进一步对方程（3）和方程（4）识别的阶条件检验，K-ki均大于1，说明方程均为过度识别。过度识别的联立方程模型，3SLS估计量比2SLS估计量更有效，同时考虑到误差项间可能存在异方差和相关性，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来估计联立方程模型。

选取常数C、Str、Hum、Ru、Dop、lnInf、lnGDP（-1）、Open、lnL、lnK和Dum为工具变量。考虑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将1997―2013年又分为三个时期，即时期1（1997―2002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初步消化；时期2（2003―2009年），经济恢复快速增长，伴随美国的次贷危机冲击；时期3（2010―2013年），逐步恢复危机前水平。1997―2013年整个阶段联立方程模型参数估计如下：

外商投资方程：

lnFDI=-250447+166860×lnGDP+155023×lnGDP（-1）-00009×Str+00117×Open-00026×Hum+00275×Ru+01870×lnInf+01779×Dum

R2=073002=07179

经济增长方程：

lnGDP=00527+09715×lnGDP（-1）+00042×lnL+00200×lnK+00115×lnFDI+00003×Open-00000×Dop

R2=099972=09997

外商投资方程和经济增长方程拟合优度都在07300以上，其中经济增长方程达到09997，联立方程整体拟合结果较好，西部地区FDI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得到进一步验证，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在西部发展中显著存在。从三段时期分别实证（见表2所示），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地区经济增长和FDI有显著的双向促进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至少在10%的显著水平下，FDI对西部地区GDP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样，经济发展基础也成为决定FDI的一个重要方面。1997―2013年间，西部地区经济每增长1个点，将拉动FDI增长16.6860个点，同时，FDI每增长1个点，又将拉动西部经济增长0.0115个点。分时段看，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推进，西部地区在利用外资拉动区域增长方面正逐渐走上良性循环轨道。1997―2002年，西部大开发初始，由于同东部地区的巨大差距，加之金融危机的影响，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经济的增长并未形成对外资的直接吸引力（FDI方程时期1，系数3.8758）。由于FDI体量还普遍偏小，在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也并不突出（经济增长方程时期1，系数0.0070）。同时，相比较于其他两个阶段，该阶段西部地区的初始经济条件差异在决定FDI区域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弹性系数达到22.2118；2003―2009年，西部大开发逐渐推进，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消化，FDI整体处于平稳上升阶段，西部经济对外资的带动力有所上升（16.9583），但FDI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未加强，弹性系数仅为0.0063；2010―2013年，西部大开发走过第十个年头，随着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西部经济快速增长，发展活力和发展优势显现，外商也都敏锐跟进，积极投身西部制造业、房地产业等行业。该阶段西部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弹性系数达到23.3752，外商在参与西部开发建设同时也积极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程时期3，系数0.0089），其促进作用创1997年以来新高，FDI和西部经济增长走入良性发展轨道。

4.采用有差异的引资政策，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引导

西部地区幅员辽阔，每个省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应当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实施差别化的引资策略，改变过去那些对所有项目都盲目优惠的做法，引导外资流向各个省域的优势产业，比如贵州煤矿、药材等优势产业，云南的旅游产业，陕西的制作、电子产业，新疆的煤炭、石油等优势产业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FDI对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参考文献：

[1]Borensztein，E.，Gregorio，J.D.，Lee，J.W.HowdoesForeignDirectInvestmentAffectEconomicGrowth？＼[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98，45（1）：115-135.

[2]Kinoshita，Y.，Campos，N.F.WhydoesFDIGowhereItGoes？NewEvidencefromtheTransitionEconomies＼[R].WilliamDavidsonInstituteWorkingPaper，2003.573.

[3]Ghatak，A.，Haligiogluf，F.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conomicGrowth：SomeEvidencefromAcrosstheWorld＼[J].GlobalBusinessandEconomicsReview，2007，9（4）：381-394.

[4]Shan，J.A.VARApproachtotheEconomicsofFDIinChina[J].AppliedEconomics，2002，34（7）：885-893.

[5]吴林海，陈继海.集聚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3，（8）：136-137.

[6]王红领，李稻葵，冯俊新.FDI与自主研发：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6，（2）：44-56.

[7]王欣，陈丽珍.外商直接投资、前后向关联与技术溢出――基于江苏制造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1）：85-97.

[8]陈得文，苗建军.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内生性研究――基于1995―2008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9）：82-93.

[9]丁行政，曹灿.FDI空间集聚视角下的城市经济增长实证研究[J].商业时代，2010，（6）：126-128.

[10]孟令岩.FDI与产业集聚的相关性及其对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启示[J].价格月刊，2012，（7）：34-39.

[11]胡永亮.分工、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45-140.

[12]于铭.中国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53-153.

[13]曹群.FDI与地方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分析[J].商业研究，2006，（6）：144-146.

[14]Alfaro，L.，Charlton，A.GrowthandtheQualit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sAllFDIEqual[R].WorkingPaper，2007.

[15]Islam，N.GrowthEmpirics：APanelDataApproach[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5，110（4）：1127-1170.

[16]肖政，维克特・盖斯特勒格.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兼论中国沿海与西部地区差别[J].世界经济，2001，（3）：9-15.

[17]郭慧.FDI的区位选择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D].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15-41.

[18]李具恒.FDI的区位选择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兼论中国西部地区的对策选择[J].中国软科学，2004，（6）：112-117.

[19]岳书敬.FDI与经济增长：基于联立方程的实证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8，（6）：42-43.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篇5

关键词：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书评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著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著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著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著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著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著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著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著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著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共分为7章19节。

第1章的内容是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第2章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第3章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第4章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第5章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第6章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如中西方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迥异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国有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善论”导致社会理念中不相信制度的约束，倾向于相信德治和人治，而西方国家基于基督教“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提倡法律高于政治，相信“宪政制度”以及中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目标等。第7章为结语，总结了全书的研究路径，指出了理论创新之处，并总结出17个主要学术观点。

四、评价

作者从六个方面对中西方财政运行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研究。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

本书丰富了中国公共财政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比较财政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实践应用的角度上来讲，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深层次的话题，即中西方财政的理论及现实中存在的趋同与差异。特别是在揭示中西方财政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差异性根源的时候，作者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的狭小空间，而是立足于更为宽泛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详细展开并深入探讨。这是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当然，科学研究没有终点，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也远未到达理想的彼岸，而且，真正的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某项研究往下深入一个层次，遇到的困难或挑战肯定不止增加1倍。书中还有许多未能详细展开和深入探讨的地方，例如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如何能够在满足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社会公平的前提上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各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最佳比重到底为何，能否分析出一个极具参考和调整价值的具体数值。再如西方各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来说是否真具有借鉴的可能，能否开辟更全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及其合理取值的问题。最后，西方国家较为健全的财政运行机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将西方国家构建财政运行机制的经验本土化，并真正把各项完善财政运行机制的措施落到实处。另外，本书开展的是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在很多经济指标和数据上国内外的统计口径不同或者是国内统计数据的匮乏和粗化，以至没能做出技术性更强、更具说服力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邓子基.比较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2]武彦民.财政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3]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4]r.a.musgrave.fiscalsystems[m].yale：yaleuniversitypress，1969.

[5]武彦民.公共财政论的理论缺陷[j].财经问题研究，2001，(1).

[6]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7]姚先国，罗卫东.比较经济体制分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8]贾康.转轨时代的执著探索——贾康财经文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9]姜维壮.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依法理财——兼论对西方国家财政监督管理机制的研究与借鉴[j].财政监督，2006，(5).

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篇6

以实际旅游总收入、实际第三产业总值、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山西省旅游经济、第三产业、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指标，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1984—2013年来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山西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短期波动的反向修正机制及单向因果关系。研究结论为山西省制定经济转型和产业转型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

旅游经济；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山西省

旅游业是综合性强、辐射力度大的朝阳产业，它与第三产业和整体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旅游业发展会直接或间接地带动第三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和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为旅游业创造了更好的发展环境，从而推动了旅游经济增长。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经济新常态宏观背景的形成，旅游业正在成为新常态下新的增长点，旅游经济在整体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同时，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国外，Ghali运用最小二乘法研究了入境旅游对菲律宾经济增长的贡献[1]；Khan、Phang和Toh等分析了新加坡服务业的乘数效应，发现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2]；Balaguer和Can-tavella-jorda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西班牙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旅游发展推动了西班牙经济增长[3]；Chi-okOh研究了韩国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推动了旅游消费水平的提高[4]；Chenetal.运用EGRACH-M模型实证检验了台湾和韩国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5]。

在国内，杨勇运用VAR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研究了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成因[6]；刘长生，简玉峰通过对比分析我国各区域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不同区域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存在较大差异[7]；吴忠才通过构建回归分析模型，研究了湘鄂渝黔边区国内生产总值和旅游收入的关系[8]；张晨运用协整方程、冲击响应函数等方法研究了上海入境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9]；王良健，袁凤英等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省域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0]；武春友，谢风媛运用门限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我国入境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当入境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2.36%时，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11]；郑鹏，马耀峰等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方法检验了陕西省国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2]；赵磊，全华研究了中国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13]；杨敏运用两部门理论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中部省份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4]；罗文斌，徐飞雄等运用两步协整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分析了我国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及第三产业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因果作用[15]；向延平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武陵山区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6]；张世兵运用回归分析、经济增长贡献率等方法研究了湖南省入境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7]；杨慧，龙云飞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了四川省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18]；孙希瑞，汪京强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我国入境旅游与第三产业增长关系的省际差异状况[19]。

综上所述，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侧重于分析旅游经济（或入境旅游）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对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仍然关注较少，而第三产业是国民经济中与旅游发展关系最密切的部门，研究二者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研究方法来看，定量方法的运用在已有研究中已经较为常见，涉及到空间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领域的方法和理论，但普遍存在数据样本容量偏小，难以保证研究精度的问题；从研究区域来看，已有研究以全国或东部发达省份为主，而对中西部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省份仍然关注较少。因此，本文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E-G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深入探讨了1984—2013年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期为科学地制定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增强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关联带动作用提供理论参考。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1.1.1变量选择本文分别选取实际旅游总收入（ATRT）、实际第三产业总值（AGTI）和实际地区生产总值（AGDP）作为衡量旅游经济、第三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变量，来研究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三个变量的历年数据均在考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基础上根据基期1984年的不变价格折算得到，其中，实际旅游总收入是通过对实际国内旅游收入和实际旅游外汇收入求和得到，旅游外汇收入是根据历年平均汇率将美元转换为人民币元得到。此外，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使变量的时间趋势更为线性化，统一对它们取自然对数，得到LNATRT、LNAGTI、LNAGDP，并将它们的二阶差分记为DDLNATRT、DDLNAGTI、DDLNAGDP。

1.1.2数据处理本文借助eviews8.0软件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脉冲响应等模块，分析了1984—2013年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国民经济的关系，步骤如下：①运用单位根检验模块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②运用协整检验模块构建两组变量间的长期均衡模型，分析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③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两组变量间的短期波动与调节关系；④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分析两组变量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

1.2数据来源本文涉及的基础数据主要包括1984—2013年的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第三产业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平均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了保证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上述数据全部从《山西统计年鉴》和《辉煌山西60年》中获取。

2结果与分析

2.1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出现虚假回归，需要事先检验变量序列的平稳性。首先绘制出三个变量的时序图和二阶差分序列图（图1），由时序图（LNATRT、LNAGTI和LNAGDP）可见，三个变量序列均呈上升趋势；由二阶差分序列图（DDLNATRT、DDLNAGTI和DDLNAGDP）可见，其二阶差分序列相对平稳，因此，可以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运用ADF检验方法对三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的确定依据AIC（赤池信息准则）值和SC（施瓦茨准则）值最小的标准，经反复试验后得到表1。可见，在1%的显著水平下，三个变量均为不平稳的变量序列，但经过二阶差分后，均转换为平稳的变量序列；说明它们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可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2.2E-G协整检验为了验证LNATRT与LNAGTI、LNATRT与LNAGD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采用E-G两步协整模型对其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两组协整方程的回归系数。可见，两组方程的拟合度较高，整体解释力较强。山西的旅游总收入每增加1%，其第三产业总值将会增加约0.42%；地区生产总值将会增加约0.38%，这说明旅游经济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比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更大。然后，分别对两组方程的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表1），可见，在5%的显著水平下，e1和e2均为平稳序列，表明LNATRT与LNAGTI、LNATRT与LNA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2.3误差修正模型协整分析仅反映了两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探讨它们之间的短期波动与调节关系，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可见，旅游总收入与第三产业总值之间、旅游总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均存在反向修正机制，据误差修正模型（3），当LNAGTI和LNATRT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系统将会在下一年以偏离幅度的0.159053倍向长期均衡值调节；据误差修正模型（4），当LNAGDP和LNATRT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系统将会在下一年以偏离幅度的0.105887倍向长期均衡值调节。

2.4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了验证两组变量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对其进行验证。由于不同的滞后阶数会导致形成不同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合理性，本文首先构建出三个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按照LR值最大和SC值最小的标准，得出三个变量的最佳滞后阶数均为1，然后据此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1）。可见，在5%的显著水平下，LNAGDP和LNATRT之间、LNAGTI和LNATRT之间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第三产业是旅游经济的格兰杰原因，而旅游经济却不构成第三产业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第三产业推动了旅游经济，但是旅游经济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仍然较弱。旅游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格兰杰原因，而国民经济却不构成旅游经济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旅游经济带动了国民经济，但是国民经济对旅游经济的推动作用仍然较弱。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本文通过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E-G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研究了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动态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均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且山西省的旅游总收入每增加1%，其第三产业总值将会增加约0.42%，地区生产总值将会增加约0.38%。第二，通过分析误差修正机制发现，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均存在对短期波动的反向修正机制。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旅游总收入与第三产业总值之间、旅游总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均存在反向修正机制，其调节力度分别达到0.159053和0.105887。第三，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第三产业显著推动了旅游经济，但旅游经济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仍然较弱；说明旅游经济显著带动了国民经济，但国民经济对旅游经济的推动作用仍然较弱。

3.2政策建议山西省是我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产业结构偏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随着山西省经济转型和产业转型实践的顺利推进，旅游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整体国民经济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逐渐增强。随着经济新常态宏观背景的形成，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更加明显，今后更应大力发展旅游业，进一步提升旅游业对第三产业和整体国民经济的关联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