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30年。

一、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及课程定位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综合处(2006)提供的数字，截至2005年底，全国普通高校开设的经济学类专业16个，专业点1503个(占全部专业布点数的18.33％)，在校本专科生85.78万人(占全部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的5.49％)，专任教师5.10万人(占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5.94％)。2005年底，全国设置经济学专业的院校310个(占经济学类的20.63％)，经济学专业专任教师34234人。其中，教授2859人，副教授9854人(占经济学专任教师的37.14％)。

据西南财经大学对全国30所院校经济学专业、南开大学对4所“基地”院校的调查，各院校普遍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大部分院校开设“政治经济学”，部分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的院校开设“政治经济学(上、下)”。

按照、教育部200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要求，原来为本科生作为思想政治课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将不再单独开设，并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但作为财经类专业学生单独开设的“政治经济学”继续开设。据对全国30所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调查，“政治经济学”课程最低1.5个学分，最高8个学分；基地院校平均6学分；财经院校平均5.2学分；理工院校平均2.4学分。

当前，《政治经济学》教材选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院校使用的版本繁多：重点大学选用国家推荐的优秀教材、“十五”和“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基地”院校大多选用吴树青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有些院校选用的是国内知名学者编写的教材，如，卫兴华教授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刘诗白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谷书堂教授、宋则行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魏埙教授、刘波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等。近年来，各高校教材建设和教材改革的趋势是：教学内容和质量标准趋向国际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网络化、立体化教材；教材建设、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手段、教学方式改革和“双语教学”相互配合。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的大量引进和课程开设，政治经济学教学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种形势，需要进一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定位。

(一)经济学类核心课定位。根据教育部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建议和推荐，经济学类核心课程一共有8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会计学和统计学。其中，政治经济学列为8门核心课之首。所谓“经济学类”主要包括经济学、金融学(含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含税收学)和统计学及近年来细化或衍生的一些新的专业(如金融工程、信息管理、网络经济学、国际文化贸易、海洋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

(二)经济学科基础理论课定位。按照国务院学位办的分类，“经济学”学科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其中理论经济学划分为6个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分为10个二级学科。从更宽泛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学”应是经济学16个二级学科中的基础理论课。

(三)经济学专业的“入门课”定位。在我国，尽管在高中阶段就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知识，但仅限于一些基本概念、名词解释。只有到大学本科阶段，学生才真正开始系统学习和把握这门课程的完整知识，而且通常是在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就开设的课程，足见该门课程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因此，对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这门课程不是“政治课”，而是专业“入门课”。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这一点是西方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为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广阔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成为系统研究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专业课。

二、如何处理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的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地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始进入政府决策的视野，西方经济学课程也随之进入高校的课堂。在这一背景下，政治经济学教学遇到严峻挑战，一些学校甚至主张减少或取消政治经济学课程，代之以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根据南开大学2006年对4所“基地”院校经济学专业学生的50份调查问卷，在核心课设置上，排在第一位的是西方经济学，然后是政治经济学，之后是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一，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的关系不是绝对排斥的关系。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当然也包括西方经济学中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二，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是并列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教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能否推动或带动整个经济学科的发展，主要看能否继承、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能否继续确立和巩固，主要取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主要取决于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解释和说明我国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实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当前，在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问题上，应注意两种倾向：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迷信”倾向。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成为许多经济学家追逐的目标，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标准，似乎获得诺贝尔奖就成为该领域的最高权威。目前，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人有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化学奖的，但都是美籍华人；在人文社科和经济学领域，真正的大陆学者至今尚未获得诺贝尔奖。因此，有人说，中国人可以获“奥奖”(奥林匹克竞赛奖)，但无法获得诺贝尔奖，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并由此推论说，只有学习西方经济学才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对诺贝尔奖的争论就没停止过，批评也没有停止过。对此，不能迷信“诺贝尔奖”，更不能形成“诺贝尔经济学奖迷信”倾向和潮流。从当前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有三大缺陷：一是论资排辈。据不完全统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论资排辈的风气较浓。二是性别歧视。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至今还没有一位女性获奖。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男性的运动。事实上，杰出女经济学家不乏其人，如英国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夫人。但她们最终未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三是意识形态标准。至今为止，不少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美国人最多。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则一个获奖者也没有。转轨国家的经济学家如果不是“转”到西方国家做研究也别想获奖。这并不是说西方经济学家高明，而是说诺贝尔经济学奖除学术标准外，还有政治标准。

(二)数学化倾向。随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量引进，数量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形成了学术研究的数学化导向。同时还听到一些声音，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重视数学，只有西方经济学才重视数学。在这样的导向下，年青人拼命玩数学，一些年龄偏大的教师普遍为缺乏数学功底而感到苦恼。本文认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重视数学方法，而且马克思本人曾经是数理分析的先驱。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地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和两大部类关系等的分析，成功地运用了数学，而且从其运用数学方法的深度和广度看，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还是马克思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能超过马克思。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使用数学工具，而在于各自的理论基础不同。第二，任何数理分析都有假定条件或前提，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前提假定。前提假定大体有三种：一是为逻辑分析或抽象分析的需要，暂时将一些问题作为前提加以假定。二是以确定的经济关系为前提，如，西方经济学最大的前提假定是私有制，新古典经济学崇尚市场调节，并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进行分析。三是对不宜进行数理分析或数理分析不了的问题进行假定。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很多分析是第一种情况，西方经济学的绝大多数分析属于第二种，但西方经济学在很多情况下也有为某种需要而采用第三种(如，美国经济学的权威刊物《美国经济评论》要求所有论文既要有数理模型，又要有计量检验)，这就逼得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不得不硬着头皮这样做，后来慢慢就形成一种学术范式。现在我国国内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数学模型的前提假定越来越多，但离现实越来越远，其分析结论的实用性令人怀疑。第三，数学工具不能滥用。之所以有许多人反映西方经济学难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数理分析过多、数学工具比较复杂。其实，不仅中国读者无法全部看懂，就连数理经济学家大师里昂剔夫等人也都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因此，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可以采用适当的数学工具，但不能滥用数学工具。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一)明确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基本思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坚持改革领先、开拓创新；提高质量、注重内涵；突出特色、争创一流；服务社会、面向未来。

(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经济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多出理论经济学人才，但为学生今后长远发展和就业着想，应兼顾增加培养“适用人才”的教学任务。总体说，要以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高水平人才为目标，明确“丰富知识、培养能力、注意素质”的培养思路，在教学改革方面下更大气力、花更大功夫。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经济学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应采取“引进”和“培养”两种方式，二者不可偏废。对大部分学校来说，主要应以自己培养为主。可采取鼓励“攻读博士学位”和“到外校进修、做访问学者、参加各种培训”等多种方法。同时努力创造条件，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开阔学术视野，增加社会交往，更新知识结构。对“引进”的人才重在考察其素质，不能只看“牌子”，争取做到既要好看又要中用。

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篇2

[关键词]财政政治学；新兴学科；专业设置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5.08.132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5）08-0171-02

财政政治学是介于财政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兴学科领域。作为新型学科交叉领域和研究方向，财政政治学立足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根本判断和财政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双重属性的实践特征，以新经济史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和预算政治分析为主要分析框架，以国家财政活动的制度框架和政治过程为着眼点和切入点，主要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政治过程和财政民主法治等实践和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中全会提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等一系列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点方向，为促进财政政治学学科交叉、有效提升财政理论研究服务社会实践需求的能力注入新的动力，也向现有学科分立等体制机制安排提出了创新改革要求。

1财政政治学的缘起和发展

财政是国家的血液和基础。没有钱，国家必将无所作为，而国家的一切所为，都必将落实到财政方面。财政学研究最早蕴育和脱胎于研究国家财政的政治经济学的母体，既是“政治的经济学”，也是“经济的政治学”。无论德国“官房学派”对国家财政问题的系统研究，还是亚当・斯密对税收、公债等政府理财事务的关注探讨，都深刻地体现着财政研究这一传统特征。以1767年詹姆斯・斯图亚特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为标志，财政问题研究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近代学科框架之内。德国官房学派的代表人物尤斯梯从国家立场上看待财政问题，认为财政问题的研究不是作为纯经济理论科学，而是作为专制君主的政治实践，即作为所谓政策的技术――行政技术理论的科学而存在的。

从斯密时代至19世纪末，对财政问题的理论研究按照两条思想路线展开和发展。欧洲大陆学者坚持将财政理论与政治结构、过程结合的路线。瑞典的威克塞尔在考察财政问题时强调，“考察集体决策形成的制度结构是必须的，而且尤其关注规则……只有通过规则的变化，结果的模式出现何种改变才能被预测”。意大利的维安尼・潘塔莱奥尼等人也在财政理论中结合政治因素进行了类似的研究。相反，盎格鲁-撒克逊的财政学者则尊崇和坚持亚当・斯密传统，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坚信“看不见的手”会引导私人利益最终趋向公共利益，在财政学领域具体表现为只重视作为均衡价格构成部分的税收问题，而不关心支出问题，更不关心财政过程中的政治问题。随着19世纪自由经济理论占据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近代社会科学研究出现分科化建制的显著趋势，即政治学和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脱离出来彼此独立和分科发展。与这一进程相适应，关于财政理论两条思想路线的分野更加清晰，财政理论的经济学化或者非政治学化趋势更加明显。

尽管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离是必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也很难适应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理性化、专门化趋势，“但……从财政的定义来看，它的研究领域就是政治经济学”。20世纪后半期以来，以道格拉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强调从财政活动历史变迁的角度，分析国家财政的制度安排与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以詹姆斯・布坎南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强调财政研究与政治问题的内在联系，围绕财政制度中的个人政治行为以及立宪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艾伦・维尔达夫斯基等预算政治学派，围绕预算政治过程、预算权力归属等预算政治问题，分析了财政与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詹姆斯・布坎南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和维尔达夫斯基开创预算政治学领域为标志，财政政治学在核心问题、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学科平台等方面获得广泛认同和长足发展，从而成为财政学与政治学相互交叉的一个新的学科方向。

历史地看，财政活动是同政治权力的分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的重大政治斗争特别是民主化运动重大转折点上，重大问题往往不是政治上的参与，而是税收等更为现实的“钱”的问题。财政不仅是政治之“因”，更是政治之“果”，它一方面是推动社会政治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也由制度变迁和政治过程所决定。从西方国家的现实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福利国家的破产以及经济领域内的“滞胀”的局面的形成，西方学者在深刻反思国家干预社会、经济领域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和弊端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干预过多是导致经济障碍的主要根源，强调对政府行为的消极后果，如公共消费的民主过程、不同税制和财政结构对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财政政治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方向，在西方国家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的条件下，分析政府财政行为合理性的实践需求。

从中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按照这一新的功能定位和逻辑延展，现代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国家财政不仅要突破传统上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工具价值，而且还承担促进社会公平、保障民生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社会功能，尤其要履行优化政府治理结构、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奠定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基础的政治使命。2014年以来，以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为重点方向的财税体制改革正式启动，财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实践命题。当前，财政体制改革亟需围绕经济发展形势变化对财政体制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以及历次财政改革中逐步凸显出来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尤其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财政功能的战略定位，对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和关键领域，以及财政体制改革与政治法治建设的相互促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对财政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提出了现实要求。

2财政政治学的研究方向和主要领域

财政政治学的根本目标是服务于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的重大需求，以政治学、经济学交叉研究为本质特征，以国家财政活动的制度框架和政治过程为着眼点和切入点，主要研究预算政治过程、政府间财政关系和财政民主法治等实践和理论问题。

从研究方向来看，财政政治学至少包括财政制度的政治学与财政改革的政治学两个层面。财政制度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在既定财政体制下财政收支与管理活动中的政治问题，如财政权力结构、财政支出责任、财政管理效率，以及财政过程中权力运行的程序、上下级政府财政分工的政治依据和财政法治等等。财政改革的政治学研究则是从政治结构和过程的角度来考察财政体制设置和运行机制的评价，财政改革过程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探讨财政改革的政治意义、财政改革的政治约束和制度框架，以及如何通过财政改革促进政治发展等议题，后者对于关注和研究中国当前财政改革过程及其政治后果尤具现实意义。由于中国国家转型的过程性特征，研究转型时期预算及其改革的政治过程更有价值。

从研究内容来看，财政政治学主要研究3个基本领域：一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是国家制度安排和治理的重要内容。财政政治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主要是在财政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政治学的政府间共同财政利益和矛盾、财政利益调整及政府间财政关系政治治理视角，在理论上吸纳财政学、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交叉学科范式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在实践中更好地服务于我国财政体制改革需要。二是财政政策研究。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具有覆盖面广、效益显著等突出特点，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财政政治学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以及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宏观背景，基于社会公众公共利益需求的财政政策决策程序、公共财政支出过程中的制衡和监督以及财政政策绩效评价，力求能够有效促使政府的财政政策更符合公众诉求，促进政府市场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和法治化，提高财政政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预算的政治过程研究。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实践命题。财政政治学结合当前经济转轨的阶段性要求、既有改革的经验路径以及改革过程的约束条件，以政治学、经济学交叉研究为分析框架，围绕预算改革的政治过程和财政民主法治等实践和理论问题，研究和寻求指导我国预算改革实践的实践路径和政策举措，有效服务我国深化预算体制改革对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

3财政政治学对现有学科体制提出的要求

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无论是研究人类世界还是研究非人类的自然界，人们都要受制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是，在我们理解现实时，我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现实……任何现象都有数不胜数的侧面，我们能够把同一现象按照它所显示的各个侧面做出多种分析。因此，任何一种分类方法所能把握的只不过是它所拼凑的一种现象的一个片段。”汤因比这一极富智慧的历史洞见与近代社会科学发展逻辑惊人的相似：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科化建制――“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差异”――是推动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长足发展的动力，而日益严格的学科壁垒和精细化趋势也是导致现有社会科学研究困境的症结所在。在我国，由于财政直接表现为政府财政资金的流动、统计和管理，其研究传统归属于应用经济学领域，更多地关注财政规模的最优化以及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及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等方面，对财政结构、功能及改革的政治约束条件以及财政所揭示的权力结构、功能及责任等政治意义关注不多。与此同时，政治学者们长期专注于阐释政党、国家、民主以及权利责任等宏观政治理论，较少或较晚关注财政政治问题，对财政理论的实践过程以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研究都有所不足。正像林德布罗姆所言，“不管是政治学或者是经济学，从一定程度上讲，由于它们各自孤立地研究问题，都已陷入了贫乏枯竭的状态，结果是两头落空。”可见，无论是对社会现实诉求的理论回应还是出于对学科发展未来趋势的把握，都有必要把财政和政治联系起来，打破现有财政研究的学科壁垒，推动财政政治问题的交叉性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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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篇3

>>公共与商业：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传媒业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媒介生产与媒体接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与商业文明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信用契约与网络金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与发展论西方“媒体融合”的现状与启示：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统一与分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论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收入与分配闲暇劳动与受众商品的政治经济学探讨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论政治经济学教学案例的选编与使用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的批判与超越浅谈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教学主题与主题式教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与贡献关于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思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探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交易成本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的分析框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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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篇4

关键词：一体化；政治学；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2

近年来，关于一体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已相对成熟，近年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也已崭露头角。本文拟用传统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及方法对一体化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一、一体化研究的传统方法

对一体化的研究最早始于政治学家，因而政治学研究方法是最初的传统方法。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启动后，由于其经济一体化的先行实践，经济学方法迅速兴盛起来，成为一体化研究的主导。冷战后，随着整个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深，政治学方法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1.政治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政治学家是最早系统研究一体化问题的。政治学研究的传统方法有三个主要特点。首先，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中心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总是基于国家这一基本行为主体。其次，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体化的动因上面。第三，在国家间关系上，强调相对于其它关系而言的政治关系的主导地位，即国家间的安全与政治问题为“高级政治”，经济及其它问题为“低级政治”，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总是受高级政治支配的。

传统政治学方法对一体化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学者在一体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假定上。

第一，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行为，是政治共同体之间为谋求政治、安全与战略利益，在政治上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过程是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第二，一体化的基本前提并非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一致性，即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为了实现共同的政治价值，经济利益的暂时受损可以接受。第三，一体化的动因源于政治家的参与和决断。

2.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在一体化研究领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后来者。但是却随着经济一体化在表象上成为主导趋势的条件下，研究热度迅速密集起来，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方法和理论。

概括地讲，经济学在研究一体化问题时，重点关注“地区经济一体化”本身的经济福利含义，而很少关注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它们的政治后果。因此，经济学关于一体化所构建的理论明显具有明显静态分析的特征。迄今，流行于西方的这类专门化的一体化理论主要有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理论、最佳货币区理论。

在对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研究的过程中，一体化经济学家既肯定贸易自由化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又强调结成经济同盟对区域成员国经济福利的重要性。

在对最佳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主张，货币区（即货币流通的区域）不应仅根据国家的政治疆域来划分，而应更多地考虑经济上的特征和需要。这种最佳货币区理论通过把不同国家的货币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安排，能够形成高度一体的共同市场。

上述这些经济学关于一体化的理论，反映了经济学家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动因就是追求经济福利和繁荣，其方式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市场。这种研究将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尽可能地分割开，特别是将一体化的终极政治目标忽略掉了。

一体化研究的传统理论与方法从各自侧重的某个方面，揭示和探讨了一体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现实的区域一体化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其缺陷在于突出了一体化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而没有能够对一体化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在当今世界一体化不断加深的发展趋势下，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创新，一种新的对一体化研究的分析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应运而生。

二、一体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主导范式之一，同时也成为研究一体化的重要方法和视角。

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考察的是国家与市场、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其着眼点就在于强调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对政治与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欧盟（EU）作为比较成熟的区域一体化的范例，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它的研究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提供了一套研究方法。首先，从欧洲一体化本身而言，它既是一种在欧洲联盟层面上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互动，即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共同体化，又是一种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作为超国家机构的欧洲联盟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体现的是一种欧洲区域范围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其次，从全球范围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对欧洲联盟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中地位、作用的影响，也是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的。

从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可以确立一体化条件的模式。（1）把一体化视为价值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平均制，即各个价值得以集成一体是因为各行为者具有相互吻合的利益；一种是等级制，即首先通过挑选等级最高的价值来解决诸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便对价值的一体化作出安排。（2）把一体化视为行为的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诸行为者之间在等级﹑人口组成﹑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上越来越相似，贯穿一体化的过程；一种是相互依存方式，即诸行为者之间在文化、政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过程。（3）把一体化视为诸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角色转换。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制式，一种是忠诚制式，即某一单位得到其组成部分的支持，形成一种输入，其中包括遵从行为或从各部分向整体调拨资源；一种是分配制式，即某一单位的各组成部分向其提供输入，包括国家为个人确立一种民族特性，确保个人安全，并带来市场交流和提高生活水平等经济福利。上述模式中体现的条件仍然反映了国家的不可逾越性。

在承认国家独立的前提下，把一体化视为使有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体制化。据此，一体化的内涵应包括：（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确立某种共同遵守的原则、规范、规则、章程和程序来指导各自的行动；（2）建立相应的国际机构和磋商制度、协调程序等一整套机制，以便权威地协调各国之间的行动。回顾欧盟历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通过建立共同体的机制，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集团内部的国际协调的政策机制而体现出来的。这种组织体制和政策机制的确立及其逐步充实和完善，是共同体一体化发展的具体内容。共同体这样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完备化，它的超国家性质的发展，它的组织活动的制度化，共同调节领域的扩大是衡量它的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实践展示了一体化进程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相互作用和影响的重要表现。

2.一体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了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对一体化的研究作如下理论假定。

（1）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过程和特定状态。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主体聚合为新的国际行为主体的过程﹑趋势或结果和状态。因此，一体化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一体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和趋势。即在某一区域、某一集团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域内重新分化、组合、聚合为新的行为主体的过程或发展趋势。第二，一体化是一种状态和结果，即在国际行为主体全球或地区范围内聚合成新的行为主体的状态和结果。

事实上，观察一体化有各种角度，从动态的角度出发，一体化本身也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事物。一体化滥觞于二战之后，最初从经济一体化开始，逐渐向政治一体化、军事一体化渗透和发展。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从静态的角度出发，一体化作为一个发展事物在其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纯粹将一体化看作一个过程也不能真正揭示其本质和特点。因此将一体化既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又看成是某种特定的状态最为恰当。

（2）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的让渡、自愿性和平等性。一体化所涉及的实体之间的相互融合不同于其它类型的国家间的合作与合并，必须是出于自愿而参与一体化，同时在一体化的机构内享有平等的权力。第一是的让渡性。作为一体化组织，必须是一种超国家或跨国家的联合，而且有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力管理机构，国家加入其中必须让渡一定的，各成员国让渡的是大致相当的，并以此作为一体化机构的权力资源。第二是自愿性。加入一体化是出自各成员国的自愿而非强制。各国根据对加入一体化后所获得的利益的评判取舍，自愿加入一体化组织。同时也保留随时收回让渡的权力和退出一体化组织的权力。第三是平等性。作为一体化的成员，从理论上和法理上说，彼此间都是平等的。各国所做出的让渡在程度上是大致相等的，各国共同享有共同体内部经各国让渡的基本权利并平等地承担相应的义务。以上三者缺一不可。

国家的让渡是一体化最重要的特征。虽然一体化的形式各异，结合程度有松有紧，共同目标有高有低，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一体化的组织机构集成了成员国的某一部分权力，在“超国家”的地位上对成员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管辖或协调。此特征和其它两个特征一起保证了一体化和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的区别。这都是从的角度去考虑一体化的特征的。

（3）一体化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认为是利益的作用。如果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一体化展开的前提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益的基本统一，即各行为体的利益和目标基本一致；二是利益的总体保障，即加入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必须大于诸行为体各自为政所能获得的利益。

可以认为，一体化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是：第一，各国必须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利益期待，这是一体化形成的主观基础；第二，具有进行一体化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背景，即社会政治制度相容、经济水平发展相当、地缘及历史联系密切、民族文化和心理相近、对外政策目标大体一致等。这是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除此之外，地缘政治经济的联系也是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4）一体化是一个政治经济互动的过程。一体化过程既涉及国家间经济上的，也涉及政治上、文化上，或整个社会的融合，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种全面互动过程。同时，由于它涉及的是一种实体间的相互融合，并将最终形成具有资格的单一实体，因而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合作，涉及的也不仅是一般的国家间政治或经济关系，而是作为一种融合和让渡的过程，还表现出一种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作为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一体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国家间的融合或合并。这其间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作用必不可少，同时国家间必要的法律安排和在此基础上的制度设置也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一体化中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表现明显，但并不等于说只存在政治一体化。从根本上说，一体化是一个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交织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政治一体化需要经济一体化作为基础，经济一体化需要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经济一体化包含着政治一体化，例如关税同盟和货币联盟都意味着国家政治的部分让渡。政治一体化推动着经济一体化，例如没有让渡国家政治的意愿和措施，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体化进程中，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只有两者之间协调发展，一体化才有可能顺利进行。

总之，当今世界一体化正处于迅速发展演进之中，它究竟对国际关系产生何种深刻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目前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存在的一体化现象主要还是局限在部分领域或特定的区域，这种区域一体化形式与国际一体化的关系如何，需要继续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一体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视角，需要继续拓宽视野，探赜索隐，综合运用多学科优势，创新研究工具和方法，对一体化问题进行深入持久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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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蔡鹏鸿.东亚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J].当代亚太，2005.3.

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篇5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理论学说及科学世界观，是破解经济现象异化逻辑之历史根源的真正“实证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走向深入提供了极具超越性和前瞻性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价值导向。当前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实践彰显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代价值意蕴，又为深化和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议题。充分肯定和发展资本与市场，积极探索释放资本与市场活力、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引导资本与市场回归新制度安排和动力机制，最终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实践的客观必然要求，也是坚守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中国道路

现代中国正在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美好生活的新征程，这是人类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探索和实践。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日益为新时代共产主义实现的新形式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制度规划。改革需要价值引导，以此凸显改革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彰显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本色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直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现实和重大问题，尤为迫切需要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精神①。政治经济学批判契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深入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时代议题。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底蕴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义不仅仅体现为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继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不着眼于构建另一套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基础上洞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为无产阶级自身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

1．破解“资本统治劳动”的意识形态神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与劳动的真实历史关系的澄清，破解了“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神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作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和雇佣劳动制度正是在资本和劳动这种交换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交换不断造成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②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得以真正洞悉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关系的实质。与以往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普鲁东等政治经济学家构想一套先验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公式”不同，马克思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运动的批判认识中得出科学①。马克思通过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自我认识的科学，这门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②。18世纪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和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都力图寻求一条通往人类幸福和理想社会的康庄大道。圣西门把工业化生产和劳动视为解决工人贫困的根本手段，提出了人人应当劳动的主张。他把以改善人类命运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建立看作其全部学说的旨趣。傅立叶推进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认为劳动本质上应满足人类欲望的乐趣，提出了以协作合作社彻底解放人的欲望的构想。欧文通过废除私有制度建立共产制度作为未来新社会制度的核心。总体观之，他们有关未来社会的论断有着惊人的预见力，他们都把实现公共幸福和人类美好生活作为学说的核心旨趣③。但是，他们都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上来看待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没有洞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造成劳动异化的真正根源，没有把无产和有产的对立上升到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看待劳动与资本关系实质的问题上，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普鲁东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伪善性，把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现实中的形而上学，力图挽救政治经济学，并且最终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但是，他不自觉地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采取一种非批判的态度，陷入一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他没有把经济范畴看成是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理论表现④。普鲁东看到了以研究劳动和交换规律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倾向，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终陷入用资本自身批判资本的理论悖论。他把私有财产看作是本身应该被消灭的资本⑤，没有理解私有财产对人类生存的积极本质，没有看到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普鲁东看来，劳动的价值与资本生产一样，都是一种“虚构”。他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一切元素，劳动是使事物之间的价值可以彼此通约的工具。马克思提出了与蒲鲁东根本不同的劳动观。“劳动本身无价值”是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根本态度。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自然力即人类劳动力的表现，他进一步思考:为何劳动从作为人本身的自然力变成外在于人自身的抽象的交换价值?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涉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全部批判的核心。“古典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把劳动看成价值的唯一源泉，把一般劳动形式作为价值的源泉，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的抽象性，即把一切具体劳动的规定性抽象为交换价值。“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抽成为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固定了。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⑦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本质的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普鲁东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专家。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意指: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蒲鲁东等法国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非历史性理解，即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恒化。这种理论态度反映出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洞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真正历史起源，体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劳动、工资和资本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性态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澄清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思考。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问题和核心要旨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破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意识形态神话，探求解决工人贫困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历史道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及其所承载社会关系的形而上学思考，“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①。破解以往旧的形而上学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即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研究去寻求。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传统，他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的历史批判，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构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最终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与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采取一种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揭示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这也必然决定了他们对劳动的理解是站在辩护资本立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体现为把资本看作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这种意识形态把资本对劳动的抽象统治和剥削关系完全遮蔽起来，资本因此获得了对劳动支配和统治的先天话语权。

2．解蔽经济现象异化逻辑的真正“实证科学”破解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看待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意识形态话语，认清资本对劳动支配和统治的实质，这无疑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主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是一场自我革命的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自我意识的主观批判，也不是直接面向社会历史本身的现象学还原，而是通过对经济范畴的历史批判，呈现社会历史现实本身，反思人类的生存境遇和探索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创了一门真正综合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与政治经济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不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把政治经济学本身作为批判的对象。政治经济学用经济范畴把握经济事实，经济范畴只是生产的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运用经济范畴透视经济现象和社会现实，把资本理解为“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社会现实和个人生活本身的丰富内容被经济范畴完全遮蔽。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其特有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透视经济现象和社会现实的本质。政治经济学批判运用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用生产方式这把钥匙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秘密，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的真正实质，破解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的形而上学假设。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范畴作为全部学说和思考问题的先验假设，马克思把经济范畴“作为生产方式的结构、层次和领域严格的确定下来”②。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经济现象异化逻辑的本质和“观念实证主义”实质的深刻揭示和批判性超越，真正破解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形而上学假设。在资本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这种观念实证主义集中表现为资本逻辑对个人的抽象统治。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日益被资本所殖民和同化，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已经被资本建构起来的市场意识和货币观念所统治。“观念实证主义”已内化在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中，成为不可攻破的堡垒。资本具有个性，而人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资本逻辑”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本来极其明白和合理的社会关系抽象化为商品交换关系。这种商品交换关系“把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看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了“观念实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它的核心要义是:揭示隐匿在经济生活背后的神秘面纱，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破解“观念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构建真正符合人类生活本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人的感性的彻底解放，人们的社会生活不是被资本和货币建构起来的冷冰冰的经济生活。真正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方式和自由个性应当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马克思深刻剖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用经济范畴规定经济生活、用经济生活规定全部社会生活的真正根源和秘密。“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①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看作是“被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方法论根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和思辨哲学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意识形态)和抽象思辨式把握(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破除了这两种思维方式在思考社会问题上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变成可以理解的事实，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和意识形态的本质被全部揭示出来，进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与之间的交往关系就变得简单明了，而不是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之所以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在于:政治经济学只考察社会整体的相对独立的部分，而作为历史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把复杂的整体本身作为对象②。阿尔都塞认为，把认识的对象等于现实存在本身和把历史科学的对象归结为现实历史都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把社会现实等同于主体的想象活动恰是思辨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同时批判了以上两种看待历史现实的理论态度。“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③。与普鲁东和古典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把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重新加以拯救，也并没有重新创立一门新的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只能从否定的意义上去理解。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真正洞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真正破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一定经济社会形态的自我认识，这种认识本身只有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去理解，从批判、否定和革命的意义上去理解，即从破解资本对劳动抽象统治的意义上去理解。这正是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学说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所在。

二、社会主义的转型与过渡: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直面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问题，秉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探索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形式。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背离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思考的根本原则，而是为当前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问题提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除非社会主义描绘出主要的制度工具，运用这些工具能量可以被塑造、被传导;除非注意到剩余的抽取和分配方式、经济和政治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信仰体系的内容，否则，对社会主义做出估计是毫无意义的”④。在新时代条件下，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探索共产主义新的实现形式和坚守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时代要求。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护的人士极力诋毁共产主义。他们提出告别共产主义和拥抱资本主义的口号。现今，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的左翼学者们仍继续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新形式，这种共产主义将不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形态至今仍未真正形成。一般来说，可以用“后共产主义”来标示以上两种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我们认为，“后共产主义”并非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是意味着对共产主义实现形式的新探索及其共产主义本质精神的回归。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脱离资本主义现实运动抽象谈论共产主义的未来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解体和失败为共产主义未竟的事业增添了沉重的历史负担，但也为共产主义新的实现形态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和机遇。基于此，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急需转型和变革。后共产主义时代转型和变革意味着真正回归共产主义的价值旨趣:超越资本逻辑。当今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形式(政府主导)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代言人声称，后共产主义国家社会变革转向市场和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意味着共产主义全部危机的征兆①。赞同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的结合恰恰体现出了后共产主义国家社会转型的创新，这为共产主义的原则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②。在探索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机制方面，西方左翼学者从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和政治民主(民主社会主义)两方面展开了有益探索。正如拉克劳•墨菲强调:“政治空间的扩大和避免权力集中于一点，是每个社会真正民主变革的前提。每一个激进民主计划都暗含着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它必然要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是大量从属关系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激进民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反过来却并非如此。”③

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篇6

【英文摘要】Thediscipline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wasfoundedonthebasisoftheoriesofPoliticalEconomy.Marxistpoliticaleconomyhasmadegreatcontributionstoitsoriginanddevelopment.First,Marxistpoliticaleconomyoffersamorescientificexplanationforthedialecticalrelationbetweenpoliticsandeconomicsthanmercantilismandclassicaleconomics.Second,itwasMarxistswhofirstconductedsystematicstudiesoftheinteractiverelationbetweeninternationalpoliticsandinternationaleconomy.Third,MarxistdialecticalmaterialismandhistoricalmaterialismhaveprovidedthemostscientificmethodologyforresearchintoIPE.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arxistpoliticaleconomy/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contemporaryworldeconomicsandpolitics

【正文】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7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并逐步在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顾名思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按照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前者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满足需要的市场手段的生产和交换；后者是政治学，研究的是权力的运行过程”，(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TheCooperationandDiscordinWorldPoliticalEconomy,p.21,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的研究”。(JefferyFriedenandDavidLak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PerspectivesonGlobalPowerandWealth,p.1,NewYork,St.Maritin’s,1995.)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国际”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当人们讨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通常都将其划分为三大理论学派，即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或经济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极其丰富的，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在西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述，一般都是将其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和新重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更多地是强调其方法论上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所要探讨的并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问题，而是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这也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时的初衷，即将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发展”上去理解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9页。）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本身，而是研究隐藏在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

重商主义是最早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的理论学派，在政治哲学上，重商主义者信奉的是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人的“自然状态”学说和霸权理论，即认为国际社会处于一种彼此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一方之所失必为另一方之所得”的“零一和博弈”(zero-sumgame)。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一个国家要想改变或改善自己的权力地位，“就只有掠夺别国的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商主义又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经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正是欧洲各个新兴国家加紧扩张财富、人口和领土的时代，这就决定了重商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要“将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即在重商主义者看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就在于政治决定经济。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重商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十分重要，但是国家乃至国际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制度，特别是市场则更为重要。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哲学上信奉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主义，即在由其本身规律支配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之天赋权利，人们根据某种契约而设立了政府，并赋予其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政府的作用仅限于保障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权利。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即代表的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或理论基础是“自由放任”，即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强调经济因素，特别是市场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国家之政治职能是为个人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国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都是一种“零—和博弈”，而可能是一种“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game)，即所有有关国家都可能从相互交往中获得收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有机结合的产物。重商主义强调政治决定经济、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决定政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贯彻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把政治经济学既作为一门对社会关系进行抽象的理论学科，又把它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同上书，第489页。）他们从资本主义时代最一般的经济范畴——商品入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3-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给后人留下系统的论著，特别是马克思原来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册未能完成，其中即包括有国家（人口、殖民地、外国移民等）、生产的国际关系（如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入和输出、汇率等）、世界市场和危机等等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尽管如此，他们仍在这一领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财富。其中主要包括：

首先，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这是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从未论及的问题。早在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整个世界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各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276页。）

其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基本出发点，由此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必然带来其政治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订，也是由其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同上书，第277页。）

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落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举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因而，关于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的双重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殖民主义在落后国家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生产关系的正常发展，从而严重阻碍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破坏了殖民地原有的经济基础，从而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它以武力实现了一些国家的政治统一，并以经济纽带将其巩固下来；它促进了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为这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武器。殖民主义者出于其卑鄙的私利，却在殖民地造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书，第766页。）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对外贸易、国际货币和资本输出等一系列国际经济的具体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的精辟阐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参见《资本论》，第2卷，5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小国和穷国在国际贸易中获益最大。马克思则在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的基础上，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应用于对国际贸易的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资本论》，第1卷，第494-495页。）从而形成“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资本论》，第3卷，第112页。）马克思在国际货币理论中批判了李嘉图的观点，分析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指出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初步论证了资本输出的问题。马克思从国际贸易的社会作用角度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指出，“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7页。）“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同上书，第229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论述，为现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19世纪后期，古典政治经济学被纯粹经济学所取代而处于消亡状态，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仍保持活力，在列宁和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对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还是列宁、布哈林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因其历史局限性而使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与现实不完全吻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始终对研究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对此，西方学者也不否认。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是“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科学”。“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26、26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列宁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贡献时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消除了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即只考察人们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不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山峰的根源；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列宁选集》，3版，第2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运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页。）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得出的结论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及其对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上书，第32页。）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同上书，第38页。）

政治经济学所要探讨的是政治与经济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对政治与经济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最为科学的理论说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这些原理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市场决定一切”和“自由放任”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是基础的论断，是以对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物质基础的分析为出发点的。“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强调“经济领域中的生产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决定作用。在阶级社会，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不同，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因而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关系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其正确地认识政治的独立作用。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片面强调政治，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决定性作用，古典自由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8页。）政治权力在经济上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第407页。）

不仅国内政治经济间的互动是这样，国际政治经济更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特别是对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分析就是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问题的最好例证。列宁和布哈林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比之前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加拿大学者斯蒂芬·吉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是始终运用一种连贯一致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从而确立了一种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70年代，除了学科发展的背景，即“新政治经济学”和“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之外，与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7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表现为：(1)第三世界的崛起，使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面临严重的挑战。特别是1973年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斗争，对西方国家造成的巨大冲击是史无前例的。第三世界国家自70年代开始进行的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也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支配地位提出了挑战。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带着它们的新的经济问题和经济要求登上了国际舞台，它们所关心的主要政治问题都是经济上的：发展、援助、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最终的独立。……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求重新确立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重合在一起，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JoanSpero:ThePolitics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4thEdition,pp.3-4,London,UnwinHyman,1990.)(2)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造成了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复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地位的相对衰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公开化，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美元国际垄断地位的丧失，使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面临重大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不是来自军事的和政治的，而是来自经济的，根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同时，随着垄断的发展，国家对经济事务，特别是国际经济事务的介入越来越深，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得国际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3)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70年代以后，无论是南北之间、东西之间，亦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明显。过去那种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极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政治经济隔绝的局面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国家间彼此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各种全球性的政治经济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跨国政治经济关系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变化之一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资本、商品、劳务乃至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加速和日益频繁，使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以及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政治经济作用不断强化，使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出现诸多新特征。变化之二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尖锐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尽管没有消失，但是已经有所缓和。国家间关系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在经济乃至政治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流。变化之三是一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加明显。任何一个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制订都越来越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主要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不仅对全球而且对其他单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均具有重大影响。变化之四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转折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格局样式的变化，而且格局的构成要素本身也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人们界定“国际政治力量”的重点已经从政治军事实力向经济与科技能力转化；随着区域一体化的进展，不少人对国家构成为政治力量核心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国际政治经济多元化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极化”世界的趋势。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给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也给国际政治经济学注入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不仅包括传统的研究课题，诸如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金融、国际债务、国际援助，等等，而且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包括：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内涵及其对全球和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内的政治经济后果；地缘政治经济、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间的交融与互动；国际合作机制(internationalregimes)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功能和作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市场对全球及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政治经济功能；跨国政治经济（跨国组织、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功能），等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的基本趋势就是将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两者并列或相加，而是要把握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互动关系）。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其经济职能的研究，而主要是其政治功能的研究，即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产生了哪些政治影响，作为国际经济组织，它们是如何直接发挥政治作用的，对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意义是什么，对大国间关系的影响有哪些，等等。

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向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新依附理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表明了严肃的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尊重和认同。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学说和基本方法，对于研究和探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在1998年被确定为高等院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较之原来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有了更多的新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大了世界经济的内容。然而，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和指导性，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是进行该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方法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结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建立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的可行之路。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贯穿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的基本理论线索，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准确地把握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基本脉络，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加速改革的内在动因，了解各种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行为主体和角色的行为和互动关系，从而洞察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同时，这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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