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1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

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文革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2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

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3

[关键词]农林院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有效途径

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理论性强，概念抽象，难以理解，经济关系复杂，难以分辨。笔者认为，只有把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与农林院校经管类专业学生的自身特点紧密结合起来，增强趣味性和应用性，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经济学的热情，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

一、农林院校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基本特点

1.基础知识较差，且参差不齐。近几年农林院校连续扩招，学生的文化素质欠佳，特别是数理基础相对薄弱。这一特定的知识结构，导致学生普遍对西方经济学的定性分析感兴趣，但对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则不愿深入其中。明显表现出，一方面缺乏对理论知识的探求精神，另一方面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思维方式过于感性和教条。在教学实践中，当讲授到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经典案例以及经济学家的生平故事时，学生非常感兴趣，但当讲授到经济学的一些逻辑推导、图表、图形分析和数学公式等内容时，则明显表现出缺乏学习的兴趣。另外，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养成了死记硬背的习惯。数理逻辑思维的训练较少，死记硬背的习惯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在学习西方经济学过程中的思维有些教条。

3.缺乏对现实社会和企业的深入了解。农林院校学生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较少,少数同学甚至对国家当前的基本经济政策都难以做出准确的分析,理解也比较肤浅。

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1.方法新颖。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许多理论与我国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差别较大，使学生对作为发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理论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经济变量的关系、资源配置的方式感到陌生与新鲜。

2.内容丰富。西方经济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部分包括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行为理论以及分配理论等内容；宏观经济学部分则包括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内容。

3、逻辑精密。西方经济学所涉及的数量关系之间联系十分密切，它是一门由经济变量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具有很强逻辑关系的学科。加之一般要通过大量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来理解整个西方经济学原理。因此，学生若要想将所学的全部理论知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较好地结合起来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三、积极探索教学效果提高的有效途径

1.改进传统的讲授法。传统的讲授法是指单纯的课堂讲授教学法，教师通过口头语言运用讲述、讲解、讲读等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法。从学生的角度看，它是一种被动接受，缺乏自主性，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抽象难懂，数学模型分析较难，所以这门课程的重难点必须要授课教师系统讲授。因此，教师可以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生动的描绘、陈述，有启发意义的设置疑问等，使学生能够获得较多、较为全面的知识。

2.强化案例分析教学。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案例是不可或缺的。现在各类经济学教材或专著中也不乏一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西方经济学的有些原理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例如，在寡头垄断市场中竞争寡头的策略，可以用“囚徒困境”以及“智猪博弈”等经典案例进行博弈分析；外部效应原理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来阐述；公共物品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这些例子已成为经济学中的经典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西方经济学的趣味性。当然，除了分析这些经典案例外，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本土经济问题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在实际案例教学中，可以尝试运用案例穿插教学法、小案例讨论教学法以及综合案例讨论教学法等。总之，所选案例尽量用幽默、通俗、轻松的语言加以叙述；注意对学生的启发、引导和组织工作。这种案例教学法既可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快乐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3.采用互动式讨论教学。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目前经济学教师在上课时往往偏重于各个知识点的讲解，缺乏对学生的启发与引导；另外，学生本身也往往只习惯于死记硬背一些结论，不注重积极思考。经济学教学中之所以适合实施互动式讨论教学，是因为经济学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结论性的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原理的形成思路，也就是一种思想方法、思维过程。所以在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应该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组织学生讨论，适时给予评价，引导学生在问题讨论中不断质疑和释疑，而学生则应该充分发挥学习的自主性，自主寻找方法，自主探索思路，自主发现规律，自主解决问题。如在介绍机会成本理论时,首先组织学生讨论青年人不接受或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问题。显然，这将真正帮助学生摆脱教条，学会思考问题，培养思维技巧，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

4.运用多媒体教学。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内容繁多、图表、图形多，多媒体教学将诸如文字、图像、声音或视频等媒体资料综合运用展示给学生，将学生带进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之中，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大大节省了教师的板书时间。再加上大多是大班上课，学生人数多，多媒体教学课题在有限的时间内形象生动地将本课程最精华的内容介绍给学生。显而易见，多媒体教学大大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不但可以将其中的重点内容根据学习者的视觉特点凸显出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可以将一些知识点展现为一个过程，让学习者慢慢体会其中的内涵。当然，多媒体教学还可以即时利用互联网上的教学资源，并且可以借鉴其他高校教师精品课程上的相关资料。

总之，《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学科,拥有独特的知识结构和体系,因此，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应采用与西方经济学体系与原理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的提高教学效果：即能够极大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参与意识,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林霞:浅谈西方经济学的几种教学方法[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82～84

[2]韩可卫: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探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7）：242～243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4

我们认为，说“发展经济学死亡了”未免是言过其实，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仍然是经济学中没有解决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但是说“发展经济学失败了”则是有根有据的，因为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按照发展经济学家指出的道路和模式发展经济，结果大多失败了，而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却又不是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开出的处方根治贫困病的。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也提出过一些原创性的理论和有用的政策建议，但是从整体上看，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现实之间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关系，发展经济学甚至阻碍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家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V.N.Balasubramanyam)和桑加亚·拉尔(SanjayaLall)在90年代初承认：“发展经济学这个分支并没有成功地消灭落后，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科它失败了，而且，由于它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伤害大于好处，所以它的灭亡是受到欢迎的。”[1](P2)桑加亚·拉尔甚至断言：“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都正常发展。”[1](P12)

现在的问题是，发展经济学本身发展了五十多年，为什么它会失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西方学者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在对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反思。我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失败，其原因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去寻找。

一、发展经济学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被马克思称作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讨论了经济（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问题，生活在18世纪的斯密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快慢的原因归结为分工的发展程度和资本积累的多寡。古典经济学家都力图寻找经济增长的根源，分析经济变革的长期过程。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一直持续到约翰·穆勒。此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边际分析引入了经济学，经济学家们的兴趣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和交换理论，静态经济学支配着西方主流经济思想。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长期慢性萧条和30年代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引发了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停滞可能性的分析。从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问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差不多被冷落了10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才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讨论的主题。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对象、动机和目的的关注是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因为18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经济，是一种“发展中的”经济，古典经济学家力图找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一条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通过加快经济增长来确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彻底战胜封建主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家当时关注的是其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他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热中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他们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发展和富裕之路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考察发展经济学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但是，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愿望相反，这场战争却敲响了殖民主义的丧钟，殖民制度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土崩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在国家独立以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落后，如何进行改革和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那么，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呢？这就需要从经济理论上做出回答，需要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但是，当时在这些国家盛行的是殖民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是一种为殖民制度辩护和服务的理论，它力图开脱殖民体系对不发达经济所承担的责任，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和贫困归咎于热带气候条件、人口压力、资源匮乏或劳动者懒惰。显然，这种殖民经济学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从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大大萎缩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追随苏联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反资本主义的阵营正在扩大。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需要把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自己的“规划”。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计划和投资项目，而发展经济学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经济理论“援助”。

从表面上看，发展经济学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需要的一种混合产物。但问题是，这种发展经济学最初是由发达国家“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因此，这就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带有发达国家的某种目的，寄托着发达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某种愿望。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杰拉尔德·M·迈耶(GeraldM.Meier)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原因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所以受到激励去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有的是因为他们先前的学术兴趣，有的是因为有过在过去相关决策活动中的经历，有的是发自理想主义，有的是因为有基本的好奇心”。[2]（序言，P24）我们认为，如果说这种说法还可以用来描述单个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动机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则不能用来说明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动机和目的。事实上，迈耶的另一个说法倒是透露了发展经济学产生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他认为：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看来，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可能陷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机会将消失。还有，战后的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趋势。由于这些，50年代初期出现了从富国得到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改变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工具。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2](P6)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先驱人物之一，他从1957年开始对亚洲一些国家（主要是南亚国家）的贫困和不发达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71年出版了1卷本的缩写本）。根据缪尔达尔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来自西方富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是用静态的语言来描述尔发达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和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角让位给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研究欠发达、发展和制定发展计划的各种动态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西方学者研究工作的转向呢？缪尔达尔认为，这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发展的结果，而是巨大的政治变化的结果。具体说来，缪尔达尔把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随着殖民制度结构的迅速瓦解而来的是欠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那些出于自身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们渴望发展……在冷战中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国际对抗关系已经使得欠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注的问题。”[3](P3-4)缪尔达尔进一步认为，其中第三个原因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就有关西方国家、它们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来说，显然上面所说的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欠发达国家问题感兴趣的最重要的原因。”[3](P4)

缪尔达尔认为，西方学者之所以把研究重点转向欠发达国家的贫困和发展问题，是由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殖民制度的崩溃，独立的国家取代了殖民地；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要求通过发展来摆脱贫困和停滞；苏联政权日益强大；共产党政权控制下的领土和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冷战。因此，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国际对抗关系中，争取到欠发达国家或至少让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对西方国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些欠发达国家“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改革的方向对彼此对立的霸权集团来说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3](P5)正是在这种重大利害关系的驱使下，西方各国政府、组织和资助研究的机构以及社会舆论都迫切要求研究欠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些问题具有越来越大的政治重要性，所以，吵吵闹闹地要求研究这些问题是完全有道理的。”[3](P6)这就使得对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含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现在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遍和永恒的价值……各种各样的研究现在都按照这些研究对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做出的贡献来进行评判。”[3](P6)由于这个原因，西方经济学家就需要戴上有色眼镜或过滤镜来看待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就难免带有某种偏向。缪尔达尔客观地指出：“在对穷国进行经济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数研究力图按照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观点——把穷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来看待穷国的内部问题。”[3](P6)

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没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成熟的经济学。客观的情况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产生出发达的经济学。另一方面，那些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分析的人大多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通过引进概念、推导原理和提出发展模式创建了发展经济学。而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不是来自凯恩斯经济学，就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

虽然在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发表了一些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观点，加中心—论、依附理论、强调刚性结构的非均衡论等，但从整体上看，主宰发展经济学的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家不过是运用贸易工具分析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主流经济学家而已。”[1](P2)

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为第二阶段，90年代以来为第三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主导发展经济学的有三种理论：唯资本理论、唯工业化理论和唯计划化理论。唯资本理论强调启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增加资本积累，唯工业化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唯计划化理论倡导通过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发展计划来战胜贫困。这三种理论的典型代表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和刘易斯的经济计划化原理等。除了唯计划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苏联计划化经验的影响以外，这三种理论都来源于当时已经成为正统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经济学是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长期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而提出来的。虽然战后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的失业，但这种失业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经济严重不发达的结果，这与英美等国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还是用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正如迈耶在20世纪80年代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进行反思时所指出的：“虽然凯恩斯式的失业被否定了，但是50年代经济发展研究的其他主题，如强调资本职累、工业化和计划工作，都可以追溯出凯恩斯主义的背景。”[2](P15)

由于照搬凯恩斯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经济发展理论在实践中必然是纷纷碰壁。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展经济学又回归到新古典主义的传统上：批评计划化，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消除价格扭曲，实行经济自由化；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重视国际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如迈耶指出的：“发展经济学内容最大的变革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生的——这20年的特点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复活。”在这个阶段，发展经济学家们的主流观点是，“一个穷国之所以穷，现在被认为是起因于政策不适当，好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是好的”。[4]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声势，成为新的、影响较大的学术思潮。发展经济学家们似乎从这些经济学思潮中找到了新的分析工具。于是，9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有了制度分析、交易费用分析、产权理论、寻租理论、国家理论等内容。

我们看到，发展经济学从它一开始产生就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贫困和发展问题可以说是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研究传统。发展经济学家们之所以长期坚持这种研究传统，实际上是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分析工具和一般命题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正如缪尔达尔在他的名著《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更倾向于得出一般性的命题，然后假定这些命题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明都有效。”[3](P8)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并且是用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由于这些原因，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在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时，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时，很难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很难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因而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症结所在。研究者的立场错位，再加上把在发达国家产生、而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完全有效的经济学应用到经济条件、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失败自然就不可避免了。有些有远见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预见到了这个结局。缪尔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指出：“只要这些理论（西方经济理论——引者）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南亚欠发达国家——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3](P8-9)缪尔达尔甚至还进一步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基本概念也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发达的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不顾这种差别，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名词概念是有害的。他写到：“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与储蓄、投资与产出这些‘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人们不能进行这种抽象；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3](P9)

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毫无共同之处，说西方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完全无用，这种看法显然有些极端。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从一套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分析工具开始，不可能（也不能）抛开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有用的知识成果。问题的关键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有国情出发，找出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不同的假设，建立不同的制度关系和变量关系；最后对症下药，提出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我们认为，这种发展经济学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来创立，这些经济学家必须既精通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又熟悉本国的国情和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研究发展问题的动机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收稿日期］2002-04-10

【参考文献】

[1]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桑加亚·拉尔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C].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2]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5

张菁

（河北金融学院河北保定071051）

[摘要]：西方经济学思想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与积累，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学思想体系。从重商主义到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其间经过了无数前辈的钻研与探讨，形成了几家思想成熟的经济学流派。而中国经济虽然在近些年蓬勃发展并有着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但是在经济学理论发展方面还有所欠缺，这就需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的借鉴。本文通过对部分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分析并阐述其在中国经济的借鉴与应用。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启示

前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被世界各国的的关注，因为其经济快速的发展以及发展模式质量的提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不乏一些质疑的声音，其中就包括西方经济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思想已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传承与发展，它一定有其独有的历史精髓，才使得其能够在岁月的年轮中得以沉淀下来。关于中国经济有一些学者提出问题，例如西方经济学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到底有哪些作用、怎样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等。换句话说如何掌握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西方经济学思想以及合理运用西方经济学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西方经济学思想的经典传承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学派很多，从重商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庸俗经济学到约翰·穆勒的综合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到凯恩斯革命，最后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等。主要观点有：

1.古典经济学派。他们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利用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维护其有关土地的利益。为劳动价值说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2.新古典主义。这一理论适应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需要，通过研究生产要素在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它运用一般平衡理论、供求平衡理论、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和帕累托最适度理论，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没有解决的价值的来源和分配问题、价值和价格问题。它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把研究对象局限在以物为主的生产要素上。

3.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他以充分就业为开端来进行了需求与供给的研究，要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密切结合起来。

二、西方经济学思想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启示

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模式，GDP每年都有很高的増长。并且一直在不断超越发展中国家，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势头。但其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我们从未遇到过的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领导者借鉴西方先进的、有效地、实用的经济思想，并进行合理的改造、升华加以实施。下面就两点进行分析和阐述。

1.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由理念

亚当斯密作为西方经济学之父，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经典理论几百年来深刻影响了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且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是借鉴了西方优秀的经济学思想，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更加有迹可循。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端，十四大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始形成，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国不断地采取经济措施来增强市场调节的能力，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微观市场基础。市场因素被一步步引进到经济体中，冲破僵化，极大激发了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因为安居乐业是人民福利的具体体现，而市场自由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私人投资则促进了就业，两者都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所以，中国人民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

2.西方福利经济学启示

西方经济学上讲实现经济福利的办法，一是提高效率；二是实现公平。而且微观经济学上最有效的经济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如果一种变革能够使没有任何人处境变坏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处境变得更好，我们就把这个变化称为帕累托改进。一般地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现状不是处在帕累托最优状态，就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可能。相应地，如果没有任何帕累托改进余地，就意味着现状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可以说帕累托最优状态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公平状态。一些开始追赶经济的国家，为了让提高经济发展，会提出一些提高效率的措施。慢慢地经济发展程度赶上来之后，会产生贫富分化，这时可以提出相关公平的政策。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十八大提出的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我国在顺着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福利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和决策。三、中国经济对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辩证借鉴

1.西方经济学的服务目标

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它的产生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所以说，在这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思想在运用上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中国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时更加应该注意到这一问题，因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较为复杂，以及其国际地位的影响，在采纳和运用外国经验时应更为谨慎。所以，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时，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发展根源的不同。

2.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与我国的经济特点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表面看，两者似乎都是以市场经济为研究载体，都同社会化大生产相关，都涉及到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问题。但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客体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发展形式；而我国经济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所以说，西方的经济学思想在借鉴过程中不能直接将其先进理论搬用过来，应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国情以及所处的经济环境。

四、结语

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对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思想对其以后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应辩证的去接受西方的思想流派，并根据本国实际进行合理的采纳和吸收，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荣岩,丛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的汇率传递效应研究[J].新金融,2010,02:34-38.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篇6

关键词: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思考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如何高效配置各种资源的学问,它揭示了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各种经济活动的规律,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学习西方经济学对高职学生来说,一方面为经济管理类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课程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理解社会,理解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此外,学习西方经济学有助于学生活跃思维,启发创新思考,所以,在高职教学中,西方经济学成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重要基础课。

但是,在现实的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之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教师自身的问题,部分教师仍然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被动地记忆知识,或者是学习内容选择不适当;其次,西方经济学课程本身的原因,它作为一门系统性很强的理论课,有时显得深奥、难懂,比如效用理论等,对同一个经济问题,不同的学派会有不同的观点,有时,其观点可能完全相左;第三,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更新太快使教师和学生很难处理其基础性和前沿性之间的关系;第四,基于高职学生的特点,西方经济学的实践教学容易被忽视;最后,根据学校的定位和学生的培养目标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有时显得较困难。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一、教师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创新教学方法

首先,教师要编制合理的教学计划,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要备课充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日渐发展,从产生到今天,修正、补充了很多内容,一般而言,教学计划的几十个课时根本无法详细讲授全部的经济学理论。所以,教师需要针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专业,选择其相适合的授课内容,有些专业的学生应该侧重微观部分,比如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而有些专业的学生应该侧重宏观部分,比如国际贸易实务等专业。因为西方经济学涵盖内容广阔,所以更加要求教师要备课充分,防止出现授课内容无核心,内容过于发散。

其次,教师要不断革新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以考虑采用参与式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学生被动接受知识教学理念,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可以采用课堂讨论的方法,使学生独立思考,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众从容不迫阐述观点的能力。教师可以采用案例教学,以点带面,利用现实中的经济案例,讲解理论,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深度。此外,教师还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和互联网教学,课件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使学生看起来更直观,理解起来更深入。

二、要把西方经济学建设成一门基础的经济学课程

从本质上说,西方经济学就是一门基础的经济学课程,是为了研究社会经济的客观规律,因此在讲课过程中应该弱化数学推导过程,尤其是对于高职学生来说,更应该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可以考虑在讲课过程中多穿插一些实例,要联系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其感觉更直观。

从外在条件上说,西方经济学是以一定的数学工具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的学科。在学西方经济学之前,学生首先要先学完微积分、线性代数、初级的概率论以及统计学课程,然后再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较好。如此,教师才能有时间培养学生定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利用西方经济学知识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更有效。

结合生源特点选用教材。同一门课程,对不同生源的学生来说,授课内容要有所侧重,应结合学生特点选择适合的教材,不一定有名教师的教材就是最好的。对于理科生源学生而言,其数学功底扎实,逻辑思维较强,可以适当选用数学工具较多的教材,而对于文科生源学生而言,其思维较活跃、发散,可以适当选用数学工具少,但实例较多的教材。

三、要处理好课程内容的基础性和前沿性之间的关系

首先,任何一门学科都要强调基础性知识的重要性,西方经济学也不例外,应该在学生充分掌握基础性知识的基础上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加入前沿性知识,这样讲授效果才好。

其次,从课程的基础性方面讲:要以教材为参考依据向学生介绍基本的理论基础知识和方法,并结合案例,使理论和方法更易于被学生接受。从课程的前沿性方面讲:有条件的院校可以邀请知名经济学家做一些前沿学术讲座,或者给学生介绍一些即时的经济专家网络视频资料与博客信息,使其有机会及时跟踪当前经济学的最新动态。

最后,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他们知识扎实,可以加快课程基础性内容的讲授,拿出一部分课时去讲前沿性的知识,而对于基础不太扎实的学生,课程内容要以基础性为主,前沿性的简单提一提就可以了。

四、要处理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

总体上讲,理论是基础,基础一定要扎实,这样才能够为实践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重视理论教学之外,也不能轻视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比较重要的。因此,要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这样培养的学生才能有竞争力,才能真正使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

从理论方面来说,理论基础特别重要,只有掌握了很好的理论,才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比如,基本的供求模型非常重要,利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之间的关系可以解决很多经济问题,这部分内容比较基础,所有的高职学生都应该掌握。但是,西方经济学中有些理论比较复杂,比如博弈论部分,它作为一种工具虽然能处理很多问题,可理解起来,较困难,对于基础一般的高职学生可以不做要求。

从实践方面来说,学以致用,最终学生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应用,学生只有以应用为目的,才能更好地高效率学习。2000年教育部《关于制定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要求,三年制专业实践教学一般不低于教学活动总学时的40%,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也决定有必要进行实践教学,可以观摩、讨论高效率成功人士的人生效用最大化,可以参观优质企业如何达到利润最大化,使员工有最大的归属感,可以直接去海关学习进出口贸易部分等等。

五、要根据学校的定位和学生的培养目标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