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经济环境篇1

【关键词】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1）理论研究。1972年以Meadows为首的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极限”，认为经济增长受不可再生资源的制约而不可长期持续，人类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应该人为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Myrdal（1974）、Hueting（1980）和Pearce（1990）等从福利的角度说明经济增长存在生态极限，认为环境、资源使用过程中的负外部性会使得收入和福利之间存在差距。Daly（1977）根据热力学第一、二定律分析，认为经济活动物质和能量转换的过程中，一部分能量会转换为废弃物，这样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止。Sieber（1982）和Opschoor（1992）认为环境只能承载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当经济活动的规模过大时，生态系统将崩溃，导致经济增长受到限制。而Cole（1973）在Meadows的模型中引入资源回收利用、新资源勘探等因素，使不可再生资源的可用量保持指数增长，当资源增长的速度快于人口和消费的增长速度时，经济系统就不可能崩溃，经济增长也不存在极限。Lecomber（1975）指出，生产要素的替代、要素使用率的提高以及产出结构的变化有助于减轻环境压力，当三者带来的作用使环境污染的下降速度及资源投入量等于或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时，经济便可持续增长。Ayres（1997）等也从物质平衡的角度提出，只要我们能将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废物加以利用，经济将会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后，WilliamA.Brock和M.ScottTaylor（2004），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分别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绿色Solow模型、强化减排模型、源头与末端模型、诱发创新和幼儿园规则模型。（2）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到底是环境问题的因还是果，促使经济学家们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相关的研究文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研究。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的环境效应时，发现环境和收入之间也存在的倒U型关系，并对其进行了验证。之后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Panayotou（1993）等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和分析也对环境污染和收入水平之间倒U型关系进行了验证，并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世界发展报告1992》对EKC假说的内容表述如下：经济发展会破坏环境观点的提出是以技术、偏好和环境投资不变为前提的，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并且有能力解决环境问题了，污染水平就会随之下降。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比国外要晚，基本上还处于跟踪国外研究阶段。理论方面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多个角度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定性研究；二是对引入环境因素后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包括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模型两类。如辜胜阻和巍珊（2000）从环境损失的角度分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李善同（2001）等人则从资源分配的角度分析，指出经济活动除了内部均衡问题还存在经济外部均衡问题，而且经济外部均衡也应满足资源配置的一般经济学原则；李崇阳（2002）利用博弈论，指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双方可以通过博弈实现彼此的协调发展；岳利萍（2006）等人，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通过设定物品消费偏好指数，建立量物品模型，得出环境质量演化过程曲线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非仅仅与经济增长状况有关。国内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从21世纪才开始的，主要研究我国整体或省市地方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是否具备EKC特征。如雷玉桃（2007）利用我国1986～2004年数据，朱智（2004）利用我国1991～2001年的数据，采用指数回归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我国水环境和水利经济发展的关系位于EKC的上升阶段；刘燕等（2006）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对数回归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关系与传统的EKC形状不同，而是存在正N型的关系。

三、评述

从上述综述情况来看，国内外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环境问题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受到极限，并作相应的解释；二是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条件。在这两个方面都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作出经济解释。这些研究成果能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对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能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但是，环境问题研究仅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没有涉及跨区域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实证研究方面也较少考虑区域空间因素以及跨界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国内的经济环境篇2

关键词：经济学；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

基金项目：湖南省环境教育研究中心2014年度开放基金项目“企业环境教育模式及绩效测评研究”；衡阳师范学院教学教改项目“渗透式环境教育与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JYKT201402）”；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区域经济学”资助

在高等院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进行环境教育对于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法律知识和环境道德知识，促进新型人才培养、教育改革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我国经济学专业教育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经济管理类人才，这些优秀的经济管理人才在各行各业担负着领导和决策职能，然而在决策过程中只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的理念和行为模式却加重了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方式。因此，本文分析了当前经济学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环境缺陷，并借鉴国外经济学专业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最后提出了适合生态文明社会发展需要的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

一、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无视环境价值性

经济学起源于古希腊的家政管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才呈现在高等学府。我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各大知名高校纷纷开设经济学专业，传授经济学理论与知识，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经济管理人才。从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经济学专业经历了缓慢发展、快速发展、稳定发展三个阶段，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要求，各高校开始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与国际接轨。总体来讲，经济学学科发展呈现出精、尖、深的发展趋势，与数理学科融合明显的同时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分离的趋势并存。随着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也逐步展现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绝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健康幸福为代价发展经济，然而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无视环境价值性更是加剧了环境承载负担，越来越背离“美丽中国梦”的实现轨道。

（一）培养目标价值取向单一

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价值取向的综合反映，关涉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好坏。从当前我国各大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均突出以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导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操型人才为目标。然而遵循这一价值取向的经济学人才培养目标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坚持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在实践管理工作中大多倾向于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目光短浅，行为短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支持，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决定经济发展的质量。面对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现状，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单一价值取向已完全不能适应生态文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二）课程设置不全面

课程设置是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在高教司的调查中，我国经济管理类学生应具备综合素养、创新能力、学习能力、专业知识、社会责任感五方面能力，然而从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来看，要满足这五方面能力还远远不够。例如，在课程设置方面经济学专业均开设《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主干课程，而这些课程都过分强调理性经济人假设，物质利益最大化，无视环境的价值性，带有明显的环境缺陷，专注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而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及社会责任感等方面。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为考虑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融合，无法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

（三）教学内容陈旧

教学内容的设计直接关乎学生知识结构体系的塑造。我国自开设经济学专业后一直沿用西方经济学思想理论体系，而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强调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数量模型设计与推导，不注重考虑环境成本和生态补偿，课程内容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未能引导学生把经济学放大到整个自然环境系统中去思索，无论是经济人假设、还是生产函数、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以及我们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GDP都不考虑环境成本，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理念相脱节。这些不考虑环境成本、环境代价的经济学知识一旦被运用到实践，各级管理者就会想方设法追逐利益最大化，置生态环境于不顾，这样，所培养出的经济管理人才自然无法担负起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

二、国外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借鉴

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上升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一系列世界公害事件的出现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环境保护除了法律、行政等强制约束外，更重要的是教育。渗透式环境教育是将环境知识分散于文、理、工等学科教学中，通过各门学科课程化整为零地实施环境教育，使学习者在各学科的学习中获得环境保护的知识、技能和情感，深入学生内心世界，以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提升学生环境保护自觉性。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都主张环境教育应渗透到所有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并在环境教育的内容、特点、方式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尤其是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引入环境和生态科学的内容，形成“环境经济学”这一学科分支，为人类克服经济发展与环境危机的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尤为强调经济系统的环境分析，注重吸收最新的环境资源性、有价性和稀缺性理论，逐步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伦理观。

（一）环境价值观深入每个教育管理者心中

教育管理者在环境教育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环境价值观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教学管理者。在国外，很多教育管理者本身就是环境保护组织的成员，经常利用周末休息日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自身已经确立了深厚的环境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因此，在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已经成为每个教学管理者的自觉活动。

（二）课程设置规范、全面

国外经济学为适应时展自身也在不断完善中。西方经济学吸收生态学、环境学等学科内容，形成环境经济学学科分支，为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由此，国外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把有关环境教育、环境经济学等课程作为必修课程，课程体系更加全面和系统，引导学生把原有孤立的经济系统放大到整个生态系统中，让学生学会在社会生产实践中考量环境价值。

（三）重视各教学环节的渗透式环境教育

在国外，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实践教学都非常重视渗透式环境教育。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案例分析将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通过辩论讨论的形式将西方经济学推崇的生产消费观转变为适度消费绿色消费观。此外，国外充分利用经济学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渗透式环境教育，例如，在学生专业实践活动中，深入企业了解整个供应链管理流程，产品制作过程的清洁工艺，三废循环处理技术及企业环保投入等内容，并自主虚拟设计企业生产营运系统，从而通过实践教学渗透环境教育，提升经济学专业学生的环保意识。

三、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

经济学专业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对未来环境问题的预防和解决将产生重要影响，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我国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探索出一条渗透式环境教育有效模式成为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做好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顶层设计

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是指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进行统筹规划。从宏观上来讲就是要求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必须要立足十“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培养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方位发展的高层次人才。从微观上来讲，各大高校应致力于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实现所培养的经济管理人才不仅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和实操能力，而且更要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这样学生在实际管理工作岗位上才能形成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的处事思维，才能实现决策的真正理性化。

（二）优化课程设计

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必须在课程设计上进行优化。首先是更新课程观念。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门类齐全，体系完备，但整个经济学体系中却忽视了环境这一重要资源的价值性，使得学习与社会生活脱离，因此，必须通过渗透式环境教育来弥补传统经济学这一缺陷。其次，课程设置综合化。当代科学发展呈现出分化与综合双向拓展的态势，为适应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经济学专业课程内容应在学科间进行横向综合。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除开设《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主干课程外，应吸收国际先进科研成果，开设《环境伦理学》、《资源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等基础必修课程。第三，课程安排合理化。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时间为四年，在大一入校开设相关环境保护方面的通识课，大二开设《环境经济学》等基础专业课，在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之后大三开设实践课，使学生掌握全面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

（三）改革教学内容

改革教学内容是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进行渗透式环境教育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还未将有关环境教育、环境伦理课程列为必修课程的情况下，需要一些专家学者根据我国国情自编经济学教材，并在各章节安排有关环境知识、环境资源、环境成本等内容；同时，对经济学专任教师提出更高要求，吸收先进的环境价值理念，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自编讲义，将经济学知识点与现实环境保护联结起来，在介绍经济学流派或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时，应拓展对其思想渊源的伦理基础和经济思想的价值判别，对经济学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应立足国情给予道德分析等，启迪学生的环境思维，引导学生形成经济学环境价值思维。

（四）改良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成败。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进行渗透式环境教育对专任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转变过去“一言堂”、“填鸭式”教学方法，在理论教学中通过多学科渗透，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借助案例分析、辩论等形式，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手段，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了解环境保护知识，树立环保意识。其次借助现有经济学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参与见习、实习、模拟实训等方式，深入企业实际，了解整个企业的生产营运过程，循环技术、清洁技术等环保技术，增强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何永秀，张娜，张晓春.中美经济学专业培养模式比较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6）

[2]刘辉煌，李峰峰.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设置的国际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5（6）

[3]袁红辉.中国传统经济学教育与环境问题[J].鸡西大学学报，2013（6）

[4]刘灿等.经济学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现状调研报告[R].21世纪中国经济学本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探索，2006（8）

[5]丁浩.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讨[J].人力资源，2008（10）

作者简介：

吴月（1982-），女，湖北荆门人，汉族，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生态经济；

国内的经济环境篇3

关键词：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实证分析；对策研究

一、引言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更为突出。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出台，其中明确表明：要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路。在此方针的指引下，并随着21世纪全球气候恶化的大背景以及我国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现状，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不断被重视。因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以及相关实践工作刻不容缓。

二、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定性研究

（一）国外定性研究

1、社会发展以经济发展为主。国外最早研究经济发展的著作，是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之后，20世纪30年代，主张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的凯恩斯学说诞生。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典型著作有朱利安・西蒙和贝克曼为代表的《资源丰富的地球》和《没有极限的增长》。

2、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生态环境破坏。20世纪50年代，人类社会爆发第一次环境危机。1962年，美国学者莱切尔・卡尔逊（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阐明了近代工业对自然生态的影响。美国学者米香（Mishan），在1967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的代价》（TheCostofEconomicGrowth）和1977年发表《经济增长论争》（TheEconomicGrowthDebate）等著作中，表明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环境质量在不断下降。美国学者戴利（Daly）率先给出稳态经济的发展模式，重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3、主张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于保护生态环境，鼓励资源约束的主张，GeorgescuRoegen运用热力学定理从本质上解释了自然环境的局限性，他认为生产耐久的产品，使用清洁能源才是解决环境与经济的矛盾的出路。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发现著名“小型化经济”理论，他大力主张小型化经济发展的模式。随后的1972年，麦多斯（D.L.Meadows）等学者发表《增长的极限》，提出“零增长”学说，强调生态环境与经济需要协调发展。

（二）国内定性研究。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内涵和关系研究，目前国内主流的几种观点如下所示：首先，姜子青（1992）发表文章《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之一》，认为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共同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内涵；其次，李文彦（1997）在著作《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认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然而任勇和张坤（1999）认为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是并不等价，前者只是后者的先行条件。最后，陈祖海（2004）认为环境与经济二者之间是动态发展的，二者呈现非线性关系。

三、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定量研究

国内外在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定量研究主要是针对评价模型，其研究思路是，先从宏观角度分析环境与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协调与否，然后对协调程度进行量化分析和评价，最后解决两者矛盾使之协调发展。目前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定量评价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投入产出模型。投入产出分析法最早是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提出者为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Leontief），此方法后来被应用到研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后来很多国家，比如日本、美国、中国等都将此方法引进来解决本国的环境经济系统，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二）EKC计量模型。美国学者Grossman和Krueger于1991年最先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简称EKC），曲线反应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倒“U”型。EKC主要反映技术、贸易、地理等因素对环境的影响，但没有对影响的原因及内部结构进行解释，因此，EKC模型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改进。

（三）综合评价模型。环境经济系统是一个综合体，单项评价方法对于环境与经济的协调状况的评价往往不够客观和科学。因此学者们将回归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结合起来构建社会经济与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模型。

（四）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该模型是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来定量分析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状况，并进行排序比较和分析研究，从而知道相关的环境和经济发展决策制定。

（五）生态经济整合模型。生态经济整合模型由许多生态环境的、社会经济的模块组成，是跨学科，多尺度地研究生态经济系统。此前，L.C.Braat等对于采用数学模型加入到生态经济的整合，形成新的模型方法并对其作出了分析与评价。然而，该模型的研究刚刚起步，尚未成熟。

四、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策研究

关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策，国内外最终落实在自然环境问题方面的解决上。根据现存的对策研究文献来看，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主要两方面原因：制度根源和科技根源，前者来源于“市场失灵”。针对问题根源，国内外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解决“市场失灵”引起的生态问题，用技术手段解决科技根源引起的生态问题。

（一）经济手段。在国内外研究中，经济手段有多种划分方法。在国外，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将经济手段的分为五种：收费、补贴、市场创建、押金―退款制度、执行鼓励金。这在哈密尔顿等学者的著作《里约后五年――环境政策的创新》中也有体现，里面的“利用市场”和“创建市场”实则环境经济手段。在国内，部分专家把环境经济手段大致划分成政府援助、税收、低息贷款三类，而有些专家则划分较细，其中还包括污染索赔、排污收费等。

（二）技术手段。目前，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技术手段整体上是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不断深入以生态产业为主的循环经济建设和发展。环境技术分为淡绿色和深绿色技术，分别包含减少废弃物产生、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技术。同时也可以直接分为清洁生产、废物处理、生态工程、生态环境恢复等技术。循环经济建设，以科技为支撑，将清洁生产与绿色消费有机结合，旨在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的矛盾，其核心思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五、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并取得相众多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协调发展研究工作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没有充分说明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本质，对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不完善，使得很难客观准确地评价经济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第二，受行政管理等人为因素以及各区域存在自然条件差异的限制，不同区域的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都是完整独立的。大部分评价模型和实证分析结论只是经验性总结，不宜推广。第三，现有的大部分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依然只是多指标、多层次的堆砌，无法真实反映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

六、结论

相比较而言，定性研究方面国外比国内更为提前，而且研究程度较深较为全面；在定量研究方面，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几乎是国外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服务于政府的生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对策制定，使其产生社会价值。这就使得对于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不仅应注重理论层面的扩充，更应在对策实施方面加大力度。（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参考文献：

[1]孙强.环境经济学概论[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3-9

[2]刘学.环境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9-10

[3]刘传江，侯伟丽.环境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8-11；46

[4]姜子青，曲财亭，刘新民.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之一[J].环境保护，1992（01）

[5]陈祖海.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再认识[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04）

国内的经济环境篇4

论文论文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水资源核算体系论文论文摘要：基于建立综合环境经济核算、完善现代水利统计体系和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的需要，我国应创建水资源核算体系。对环境卫星帐户的子系统水资源核算帐户进行了初步探讨，介绍了水资源核算体系的由来、基本构成和特点，并结合现状分析了在我国开展水资源核算面临的问题。近30年来，世界人口激增，生态被破坏，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受阻，使人们开始全面而深刻地反省自身的发展方式。在1992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上发表的《21世纪议程》中就明确提出进行资源与环境核算是世界各国的迫切任务，并作为重大战略行动来实施。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也明确提出：“研究并试行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市场价格准确反映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资源环境核算(亦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日益关注和急需建立的统计领域。水资源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抓紧研究和建立水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以下简称“水资源核算”)制度及体系框架，已成为当前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l水资源核算体系的由来1．1国民核算中心框架及其局限性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ofNationalAccounts(SNA))，这也是大多数西方国家所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是对一个国家经济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核算，只有经济活动才能够纳入核算之中。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以两个平衡关系为框架。第一是围绕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形成的当期流量平衡，即：GDP=总产出一中间投入(1)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2)(1)式反映国内生产总值的形成过程；(2)式反映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去向。通过这一平衡，国民经济的生产与使用被连接起来。第二是关于资产从期初到期末的动态平衡关系，即：期初资产存量+资本形成一固定资本消耗±其他物量变化±重估价引起的变化一期末资产存量(3)基于上述基本框架，可以发现：第一，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核算没有体现环境因素的投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所扣除的中间投入仅限于产品投入，并不包括环境等自然因素的投入；相应地，所谓资本形成，仅限于产品对生产资本的积累，不体现生产造成的自然环境的变化。第二，围绕资产核算，主要限于经济资产，尤其偏重于生产资产，没有将自然环境完整地纳入核算范围，同时也没有直接反映经济过程对环境变化的影响]。这导致了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忽视了自然资源的耗减，遗将危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二是忽视了环境质量的下降，这将会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福利为了使人们能够看清楚隐藏在中心框架账户中及其表露出的局限性，并能更加深入地加以描述，联合国93’SNA(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出了针对某些重要领域建立与中心模式框架不完全统一的特殊框架(结构)即附属框架方法的建议。一方面附属账户与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的中心框架发生联系，并通过它们与综合经济统计资料的主体发生联系；另一方面，由于附属账户是特定领域或特定专题所专有的，因而它们也专门与该领域或专题的信息系统相联系，它们也要求货币价值量数据与实物量数据能更好地结合。由于附属账户保持与中心账户的密切联系，所以，它们在宏观经济账户和分析的范围内加强了对专有领域的分析。此外，不同领域的附属账户还有助于将其中某些领域的分析联系起来。因此，附属账户一般具有双重作用：既作为分析工具，又作为统计协调的工具j。典型的例子当属环境卫星账户。1．2环境卫星账户——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环境经济核算缘起于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事实之一是环境问题越来越深入地介入了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管理中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处理好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与上述事实相联系的另一个事实是，为管理所必须的信息数据系统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管理之需要，尚没有一个数据系统能够较好地反映出经济与环境之间

国内的经济环境篇5

和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顾及到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这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市场机制的运用则提供了一条既能够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又

能保护环境的绿色发展道路。

关键字：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市场机制

2001年11月，WTO第4届部长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会议通过了《多哈宣言》，

决定在2002年至2005年间展开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其中环境与贸易问题正式成为

议题之一。国际社会对于环境与贸易的关系问题历来分成两大阵营，一方面环保人士指责

WTO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对环境造成危害，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捍卫者担心环境措

施成为绿色贸易壁垒。本文的观点是，自由贸易的发展虽然增加环境成本，但如果通过环境

成本内部化发展绿色贸易，在环境立法中引用市场机制，就能找到解决绿色贸易壁垒的真正

办法，实现环境保护与贸易发展的双赢局面。

一、环境立法运用市场机制的理论基础：环境成本内部化

所谓环境成本，是指商品在生产、使用过程中造成环境破坏和资源流失，由此形成的成

本。而环境成本内部化，就是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将环境与资源费用计算到产品

成本中去，从而根本上反映了产品的真正价值，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环境成本内部

化是相对于外部化的问题提出的，所谓经济活动的外部化（外部的不经济性）是指人们从事

经济活动时不注意到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造成的环境成本不计算入产品和交易的成本中去。

这是导致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主要动因，也是贸易与环境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学者们对环

境成本外部化的产生都已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个方面做过较为细致的分析。最终，解

决问题的最直接办法就是将环境成本内部化。

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理念渊源于20世纪中期产生的环境经济学。从短期来看，这一理论

似乎会给企业带来增加产品的成本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可以促进企业改善产品结构，增加

技术研发，提高产品技术含量，达到降低污染、增强产品竞争力的目的。无疑，环境成本内

部化对自由贸易必将产生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边际成本优势的突破，但同时必须承认，

环境成本内部化更加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消灭贸易壁垒。只有企业考虑到环境成本时，才

会采取许多手段降低该成本，从而引导产业向绿色化发展，绿色贸易壁垒在这样的情况下就

会不攻自破。从这一角度来看，牺牲短期的利益而赢得长远的良性发展是具有意义的。随着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展开，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意义就在于弥补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及经济法制

的缺陷，代替其只考虑直接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效益的理念，从而可以真正将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贯穿于社会经济活动全过程中，在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全过程实行对环境资

源有偿使用，使经济的外部性内在化。

因此，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关键手段。而在环境立法中运用这一理

念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律手段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融合市场经济及政府调控的功能，通

过这一途径达到既能够促使经济活动向绿色化发展（这也是经济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同

时又能够解决环境问题的宗旨。

二、环境立法中运用市场机制的概念、体现

所谓市场机制，简要地说就是指通过价格手段对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进行配置，

使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争取最高效率地使用有限的资源。在环境立法中引进市场机制就

是要在立法中体现资源使用成本的概念，利用法的规范性与强制性功能运用于环境治理中，

从而带来更好的效益。这种手段通常能够对污染源头进行有效控制，因为一旦赋以法律的形

式，就可以在规制各种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生产行为中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从而达到协调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目的。

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立法，具体体现为一系列经济手段的利用。但这里的经济手段并非

指经济学领域中所有手段，而是指那些符合环境成本内部化要求的，能够体现有效利用环境

资源，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手段。此处介绍的是在OECD国家广泛运用的税收、收费、

排污权交易、押金等方式。

首先，税收是指政府征收一定的环境税，又称绿色税收，主要可分为排污税和产品税两

种。前者，主要是针对污染企业，从污染源头、污染行为进行控制。这些污染企业主要是那

些“夕阳产业”，如造纸、化工、冶炼等等。产品税主要针对那些可能造成污染的产品，如

塑料制品、一次性电池、石油、天然气、碳、煤等。

其次，收费主要是对企业排污进行收费，通常是拟定“三废”排放标准，超过一定标准

则收取一定费用。近年来，收费项目除了传统的“三废”以外，还有危险废物处置、畜禽牧

场污染排放、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

再次，排污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象商品那样

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政府先要设定某区域内的总量调控，对该地域或空间内

可容纳的最大污染物总量面向企业进行分配，在初始分配后允许企业进行交易排污权，这样

通过市场手段将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业，最终实现社会以最低成

本减排污染物，从而使环境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

最后，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使消费者在玻璃或塑料等容器（包装物）上存

款或押金，以促进消费者退回或循环使用这些容器或包装物。一般作法是；在消费者购买饮

料等商品的同时，为包装或装有这些饮料或商品的容器或包装物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如果

消费者将使用过的这些容器或包装物退回给原销售者，则销售者根据其退回的容器或包装物

的数量，退还消费者预先为这些容器或包装物所支付的押金。如果消费者不退回其已经付过

押金的容器或包装物，则其所支付的押金将不能退还。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市场机制。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之外，还有其他诸如建立环保基金、环境损害保险金等经济手段。在

这一领域内，西方发达国家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经验，下文将具体论述。

三、发达国家及国际环境立法中对市场机制的运用

美国环境法是成功运用经济手段的立法。纵览美国环境立法，其特点之一就是利用市场

机制激励企业树立环保意识，例如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EPA）确定企业每年排污总量，根

据每1个企业排放量多少来计点，要求排污多的公司通过买指标的方法来维持排放量。除

了是排污权交易的创始国，②美国在环境立法中还注重运用环境税收、环境保护基金政策。

美国已着手对每吨碳征收6至30美元的碳税，并开始征收交通税，每次行程收税1～4美元。

美国《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1980年）规定设立危险废物基金和关闭后责任基金。

继美国之后，许多西方国家也纷纷开始在环境立法中拟定经济手段，并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欧盟国家通常采用的经济手段包括环境保护税收、收费、低息贷款、保险手段、环境标

志、环保拨款、补助金、押金、加速折旧、排污许可及排污交易等。生态税法律制度最早在

欧洲诞生，瑞典1988年第一次赋予生态税这一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以法律形式，之后

比利时、德国、英国、丹麦、意大利等国也制定各种生态税收法，分别针对能源、三废、产

品包装等征收税收。

在国际环境立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对市场机制的运用同样有所体现，并且成为近年来的

趋势。1980年，多边金融机构已经通过一个《有关经济发展的环境政策与程序宣言》。世界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著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其中明确提出要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

环境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强调根据全部社会成本（包括环境成本和资源耗竭成本）作为

产品定价的重要性，强调环境经济学在制定和实施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方面的作用，

提出了一系列与可持续性相一致的环境经济政策目标和措施。据笔者收集的相关资料记载，

第一次规定经济手段的全球性多边环境公约是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

定书》，该议定书第2条第8款第a项规定：作为公约第1条第6款规定的一个区域经济一

体化组织成员国的任何缔约国，可以协议联合履行本条约内规定的关于（受控物质）消费的

义务，只要联合消费受控物质的总量不超过本议定书规定的数量。这一联合履约的规定，就

为市场机制的运用作了铺垫。同样，《气候变化公约》（1992年）第4条第2款规定：附件

一所列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缔约方可以根据本公约共同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

和措施，也可以协助其他缔约方为实现本公约的目标做出贡献，实际上，发达国家更倾向于

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履行其削减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承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

于1991年1月提出的《关于在环境政策中使用经济手段的建议》，建议成员国更加广泛、坚

定地采用经济手段，以作为其他政策手段的补充或替代（第1条第1款）。该建议提出了4

类经济手段供成员国参考：第一是收费和收税；第二是可交易的许可证；第三是押金制度；

第四是财政补贴。该建议推动了经济手段在欧美国家的应用。1992年里约大会通过的《里

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则标志着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

四、入世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面临的挑战及立法借鉴

世界贸易组织将可持续发展，合理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环境列为宗旨和基本原则之一。

在1994GATT协定和其他货物贸易多边协定，以及GATS、TRIP中，均有规定将环境保护

作为一般例外条款。然而，这也同时成为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依据。我们所说的绿色贸易

壁垒通常包括绿色关税和市场准入，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

生检疫制度，绿色补贴等。用辩证的眼光去看，绿色贸易壁垒一方面限制了贸易流转的自由

化程度，另一方面也对环境保护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问题是，绿色贸易壁垒经常为发达国家

所利用，借此对发展中国家提高“门槛”，从而将自由贸易染上一定歧视性色彩，这却是我

们坚决要抵制的。

入世后，在世界贸易组织下的贸易发展将更趋于自由化，伴随这种趋势，必将扩大在生

产和运输环节中对环境资源的消耗，同时也会扩大中国与他国之间生态系统的依赖性。然

而中国企业由于环境问题在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上吃的闭门羹不在少数。此外，由于

境内较为宽松的环境质量标准，一些国外污染行业将其生产地转移到中国，污染密集型企业

占到引进外资及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中国面临到国外污染产业转移的问题，也就是发展中

国家通常会面临到的发达国家的“环境寻租”。有数据显示，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

有三分之二在东南亚和拉美，欧盟在中国的投资行业中20%属于污染密集型。污染产业转

移对东道国家环境的影响比危险废物的转移更加恶劣，更直接损害当地人民的生活健康，更

多消耗东道国的生态资源。

因此，如何通过国内环境立法中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我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我国的环境立

法亟待运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理念，提高国内的环境保护水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运作下的

环境保护立法框架。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目前的环境资源立法中还没有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作为解决

问题的手段之一。现行环境保护立法确立的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预防以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为主要支柱。③但这种预防主要是针对环境污染末端控制，即对

企业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量这一头进行控制，而对于企业从自然界获取资源量超过自然生长

量的规制则显不足。并且这种手段主要依赖行政强制力量，政府主导思想更多地贯穿于环境

立法之中，即使利用了一定的经济刺激也依赖行政实施，因此中国环境法律的整体内容仍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这些现状与立法背景有一定联系。中国环境法律体系中的大量法律、法

规、规章、条例都产生在70、80年代，那时的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或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轨时期，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环境立法当然不能够体现对市场机制的灵活运用。

自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开始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的长远目

标之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注意到市场机制的推动作用，在党的政策性文件中都提到要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至此，相应的立法指导思想也应积极做出相应转变，为经济改革的深

入进行制造法律环境，以实现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尤其在入世之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应引

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企业面临的是更多的国际竞争规则，WTO规则尤其是绿色贸易规则对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实质上也是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国内大多数学者们

的文章中都提到改善产业结构作为应对这些规则的根本方法，但是政府怎样做才能推动企业

积极地改善产业结构呢？根据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市场机制，

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规制。以效益刺激效益，就是当企业认识到环境成本的存在之后，为了争

取降低这一成本，提高产品效益，采取技术手段改进生产流程，这同时又带动了产品的尤其

是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也已出现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做法。1987年上海

市闵行区上钢十厂与塘湾乡电镀厂开创了我国关于工业废水的排污权交易的首例。近年

来，中国政府积极展开与外国合作，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与美国政府就环保

领域的合作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国家环保总局与美国环保局签署了包括"在中国利用市场机

制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由美国环保协会提供技术、人员及资

金等多方面的支持，江苏南通与辽宁本溪两市被列为该项目的试点。在2001年底，南通天

生港发电有限公司向南通另一家大型化工有限公司出售二氧化硫排污权，成为我国第一例真

正意义上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

但即使目前进行的排污权交易中仍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比如说交易申请人必须到环

保局进行交易对象的搜索，交易达成的收入必须由环保局作为基金存放，企业利用该基金必

须打申请，经环保局审批等。虽然一定程度上的政府监管是必要的，但如果有过多的限制反

而会与利用市场机制之初衷相违。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的环境立法附和入世的要求，已经做出了新的努力。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02年6月29日通过，自

2003年1月1日起将施行的《清洁生产法》体现了一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要求，在工业、

农业、餐饮等服务性行业、建筑工程等领域中建立了改进技术、回收、循环利用、绿色包装、

内部监测与政府监控相协调等制度，赋予法律强制力的保障促使实施。然而问题在于这部法

律仍然带有过多的行政色彩，虽然确立了一定标准，但没有充分利用经济策略调动企业的积

极性。④

因此，为了今世以及后代的利益，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的环境立法亟待革

新，需要革新，必须革新，那就是从利用市场机制开始，促进实现党和国家伟大的战略目标。

中国环境法律制度亟待真正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一套包括绿色税收、科学收费、排污权交易

乃至在中国的市场经济进一步成熟之后，建立押金制度、环境损害保险制度、环境保护基金

制度等。政府应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让企业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

源的调配。这既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符合国际环境立法趋势，也是迎接国际竞争挑战

的需要。如果继续以短视的眼光忽略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要求，忽略对市场机制的应用，中国

必将因其低环境成本成为世界贸易运作链上的最大牺牲品。

TheTrendofEnvironmentalLegislation——ApplyingofMarket

Mechanism

Abstract:Thisarticleexpatiatesthenecessityandsignificanceofapplyingthemarket

mechanismtoenvironmentallegislationwhileintroducingtheenvironmentalcostinternalization.

Asfarasthedevelopingcountriesareconcerned,itisimportanttoreasonablymakeuseofthe

naturalresourceaswellasprotectiononthenaturalresource,whichislearnedfromtheexperience

ofthedevelopedcountries.Usingofmarketmechanismprovidesuswithasustainable

developingwaythatnotonlyimprovestheeconomicdevelopinginabenigndirection,butalso

protectstheenvironmentactively.

Keywords:environmentalcostenvironmentalcostinternalizationmarketmechanism

注释：

①排污权交易想法首先由美国戴尔斯（Dalase）于1968年在《污染、财富和价格》一书中

提出，1976年美国开始实施排污权许可证交易制度，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有政

策支持的排污交易制度，体现在《清洁大气法》、《清洁水法》等环境法律制度中。

②“三同时”最初是1973年《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一切新建、扩建

和改建的老企业，防治污染项目，必须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1989

年《环境资源保护法》将“同时投产”改为“同时投产使用”。

③虽然在该法第四章中规定了奖励、基金支持、减免税收的方法促进废物利用和废物回收，

以及一定财务方法，但仍然属于传统的鼓励刺激，缺乏新意，不能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起

到真正调动企业降低环境成本的积极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胡研红等，“论环境成本内部化”，载《生态经济》2001年第4期。

周珂、王权典，“我国入世后环境与贸易问题的法律审视”，载《法学家》2002年第5期。

蔡守秋，“论当代环境资源法中的经济手段”，

law-star.com/classnews/fzlt/2002071907.htm

穆贤清，“环境经济学理论研究综述”，card.zju.edu.cn/ktdt/mxqlw.doc

卢荣忠，“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载《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第7期。

贾爱玲，“环境管理中引入绿色税制的构想”，载《环境保护》2002年第10期。

同注4。

同注3。

王爱声，“美国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载《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

同注3。

同注3。

详见傅京燕，“WTO机制下对我国外贸与环保的挑战及对策”，载《世贸组织动态与研究》

2002年第9期。

李中东等，“环境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载《西北农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年第2期。

同注5。

李启家，“中国环境立法评估：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载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

年第3期。

史玉成，“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思考——兼论我国环境立法的完善”，载于《兰州大

学学报》2002年第4期。

国内的经济环境篇6

在能源和环境容量约束严峻的背景下，既要保持经济增长，还要推进低碳经济转型和不断提高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程度，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课题。但是，在碳减排意义上如何理解和界定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的内涵？如何考虑历史累积碳排放责任与碳强度减排策略的关系？如何对一经济体的碳排放责任和碳减排努力作出更为合理的评价？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因此，研究中既需要考察一经济体当前绝对碳减排量，也同时考虑经济发展要求、历史累积碳排放和实际作出的累积碳减排努力程度，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判断，在下一阶段国际碳减排磋商谈判和实际碳减排决策中，有助于理性把握各经济体实际碳减排努力程度和可能承诺，进行有效决策。

一、碳减排和环境产出

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要求纳入环境产出因素，建立社会“环境―经济”复合社会产出目标。假设社会产出包括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又具有某种联合生产和范围经济特性[1]。其中，在本研究中，经济产出以一经济体GDP总量，环境产出以碳减排量（根据相对2005年基期2022年中国碳排放强度降低45%的相对减排目标，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基准参照强度，进行绝对减排量的换算，参考表1中计算公式）进行度量。借鉴生产可能性的概念，可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通过技术进步或提高技术效率实现同时提高经济产出和改善环境的社会生产调整路径。从碳减排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兼顾实现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环境友好型调整路径。

在主流环境经济学理论中，通常把污染排放（包括碳排放）视为经济发展的外部性效应或负的非期望产出（undesirableoutput），然后，将其导致的社会负收益或正成本通过内部化而纳入经济分析框架，用以研究环境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与调整过程。在采用DEA方法进行环境绩效和效率评价时，该理论假设隐含设定负的非期望环境产出具有弱处置性，降低非期望产出，就需要减少正期望产出，不能满足DEA模型产出最大化的要求，因而一般将求解目标调整为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为方便研究，对负期望产出的处理方法主要有负产出法、线性数据转换法和非线性数据转换法[2]。

根据IPCC定义，碳排放是7种主要大气污染物按一定系数加总换算得到的等当量碳排放值，主要与能源利用有关，依据环境经济学假设一般将其作为负期望产出。相对于一般污染排放的概念，碳排放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关系更为紧密和广泛。根据IPAT模型，碳排放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P）、经济发展水平（A，人均GDP）和技术水平（T，一般采用碳排放强度表征）。STIRPAT模型将IPAT模型扩展为C-D函数形式，将碳排放量的变化归因于人口数量、人均GDP、产业结构、城市化等指数化驱动因素的影响[3]。

不同于传统的环境管理，降低碳排放影响的努力，不仅包括“主动”降低生产生活过程中与能源消费直接相关的碳排放（即碳减排），如能源利用清洁化、能源结构低碳化、能源效率与节能、碳捕获/碳储存（CSS）等，还应包括通过产业结构低碳化、增加碳汇（如植树造林）、不破坏或不过度开发现有环境资源（或碳汇资源）、生活方式低碳化等“消极”或间接的碳减排和提高可排放容量的努力。该努力部份，特别是碳汇资源增量，具有长期的减排效应。该部分的减排努力不易测算，现有基于负期望产出假设的理论，对此未给予明确和充分的解释。

与一般负期望环境产出假设不同，非负环境产出假设[4]认为，给定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可替代，在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社会生产目标是追求相对实现社会环境产出（Q）和经济产出（P）的最优配置（即林达尔均衡配置）的“合意”目标，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在径向距离上逼近经济生产前沿面。与碳减排概念相结合，把该“环境产出”概念界定为考察第t年及之前年份的累积碳减排量，满足正期望产出假设，表示为：

进一步，假设碳排放量本文中有关变量，在未特殊说明的情况下，一般是指年均量。直接取决于一经济体能源消费量及其含碳程度，碳排放量应当是实际发生的碳排放量。因此，与能源消费有关的碳排放量测算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各种一次能源消费与相应碳排放系数乘数再加总得到。碳减排量则是该变量的衍生概念，是指相邻年份的相对净碳减排量。作为累积碳减排量的环境产出概念，包括了对已实现碳减排成果（或环境存量）的保护。

采用环境方向产出距离函数的DEA生产效率测度理论，在有关研究[4-5]的基础上，借鉴采用切克兰德的“水平―结构―动态效率”三维度软系统评价方法，提出了评价一经济体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的指标集，对有关概念和评价指标及方法进行了进一步厘清界定、修正和拓展（表1），提取了有关评价指标集，用于对1980-2013年期间美国（USA）、欧盟（EU）、日本（JAP）、德国（GER）、印度（IND）与中国（CHN）的环境友好性进行评价、分析和比较。

同时，对其他国家水平指标的测算均以2022年中国经济产出目标和环境产出目标作为参照指标，结构指标和动态效率指标测算方式不受影响。在国际比较中，水平指标和结构指标本身已经是相对指标，而对于动态效率指标，统一以1980-2013年期间中国对应指标的t-1期值作为参照进行测算，形成可用于比较的相对动态效率指标。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2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2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2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2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2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2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2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2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2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2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2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2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2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2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2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2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2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2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2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2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2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2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2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2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式（12）说明：环境产出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当期与基期的广义技术差距（碳排放强度之差）和人口规模POPt有关。同时可以看出，环境产出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与碳排放IPAT公式的简单关系刻画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关系描述，可以初步理解，中印“双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因经济增长迅速和高碳能源结构等约束，两国碳排放增长迅速；另一方面，依据本文环境产出测算方法，两国环境产出增长迅速与人口规模增长、GDP/人均GDP双增长和年均碳减排量高等原因有关，说明考察期内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两国也同时付出了很大的碳减排和环境生产努力，GDP的能源消费及相关碳排放强度下降明显。

对应来看，美欧德日巴5个经济体环境产出增长与碳排放趋势在内涵上基本一致，即环境生产的增长主要是由碳减排推动。其中，美欧德主要是通过加大碳减排力度和促进碳排放脱钩，来实现环境产出提高；而日巴也呈现出一定的环境产出与碳排放“双略增”的趋势，原因在于两国因经济增长影响碳排放有所增加，具体而言是：仍未走出经济增长停滞“怪圈”的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有所复苏，同时因暂停核电开发，增加了碳基能源消费；巴西则是处于经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及其规模效应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

（二）基于“水平―结构―动态效率”三维指标的测算和比较

1.水平相对指标的测算和比较

由测算得到各经济体经济产出（EL）和环境产出水平指数（ENL）、“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EENL）（图3），可得以下发现。

经济产出水平指数（EL）：结合IMFWEO（2014）预测，2022年前中国GDP（PPP修正）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过程，2022年美国和欧洲经济规模将相当于中国的约90.89%和83.33%，其他国家都被远远超越。

环境产出水平指数（ENL）：考察期内，中国环境产出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超过德国和日本，仅次于欧美位居第3。但是，在考察期内，德日两国环境产出水平相近且始终保持平稳，欧美分别在1983年和1993年才超过两国，说明德日始终保持较高的低碳化水平。

进一步，采用变异系数法测算不同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出和经济产出的权重（表2）。变异系数用以描述期内各经济体对于实现环境和经济产出目标的难易程度。结合本研究可知，变异系数越大，意味着对应环境努力程度更高。所测算得到的权重系数，可用于评价考察期内对该项指标实现的侧重程度。

由各指标结果可以看到：考察期内，中国环境产出水平相对最低，欧美水平较高，其他相近；欧美中的努力水平较高。由于基础相对较差，中国环境产出改善的效果最为明显。在经济产出方面，中美欧努力水平（变异系数）较高，但中国改善程度最大。整体看，中国对经济发展和环境的政策偏好与欧美相近，说明考察期内中国在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以欧美发展模式作为了主要参考，同时取得了经济环境“双快速增长”的良好成绩。日德巴印4国均相对侧重于经济发展，主要与这些国家环境基础条件保持较好有关。中国要真正实现环境和经济协调的低碳化发展，下一阶段应提高环境产出权重，加大环境努力。图3“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EENL）：该指数测算采用Fisher指数构造方法。环境产出和经济产出的测算均以中国2022年目标水平为参照（标准化为1），因此，据此得到的中国2022年“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也是标准化值1。

由图3可知，欧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除中国外的其他经济体，但中国追赶速度很快。印度增速也较快。从“环境―经济”协调程度改善（综合指数增速）的角度看，中国改善最快，欧美次之，印日德巴4国增长平缓。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该指数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快速经济增长的贡献。

2.结构指标的测算和比较

考察期内，依据碳排放强度指标，各经济体广义碳减排技术水平基本处于持续进步状态，即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与多数研究结论一致。但是，依据评价广义环境技术进步的环境生产强度（单位与碳排放强度相同）指标，结论却显然不同（表3）。

总体上，各经济体环境强度有趋同趋势，中国技术进步水平最低，但改善最为明显；欧美技术进步水平相对稳定；德日巴印的所谓“技术退步”状态，主要原因在于GDP增速高于环境产出增速，其中，印巴两国更多地强调了经济增长。

环境友好指数是社会产出和环境产出的无量纲化比值，说明的是一经济体在社会发展中趋于环境友好的程度。2022年中国该指数取值为1。虽然这并不完全标志着该年份中国的“环境―经济”生产满足目标“合意”配置，但不影响国际间比较。

由图4和表4看出，各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程度呈现明显的趋同趋势。

考察期内，中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程度底子薄，虽在整个考察期内呈提高趋势，但横向比仍最低。

德日欧美环境友好程度高，发展平稳。结合实际看，4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说明采取了较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其中，美欧人口和经济规模与中国相近，在环境生产上采取“踩碎步”的改进模式，具有更高的可比性和借鉴意义。日德的环境友好程度一直好于欧美，指数略趋降的原因是考察期内总体上GDP增长超过环境产出增长。

图4环境友好指数国际比较

巴印两国则是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的“高”环境友好性。并且，在考察期内，两国环境友好程度明显下降，应与两国侧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有关。

3.动态效率指数的测算和比较

动态效率基本指数集包括对环境产出的总体绩效（DENP）、广义技术进步影响（DENT）和经济产出影响（DEEN）的3项评价指数，是基于相邻年份环比关系对单一经济体环境生产的动态评价。该类指标只能用于经济体自身动态效率的纵向比较。此外，为更便于辨析环境产出和碳排放概念及其应用的不同，也分别给出考察期内经济增长（DCEP）和技术进步（DCTP）对碳排放影响的动态指数变化情况，测算方法相同。

由测算结果（如图5）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对所有经济体，考察期内经济增长对环境产出的动态影响均基本为负向效应（DEEN

第二，在广义技术进步对环境产出动态影响方面，在整个考察期内对中国始终保持正向效应（DETP>1）且最为显著，但作用逐渐减弱；对欧美在多数年份保持平稳正向效应，变动很小，对欧盟作用强于美国；对其他4国均基本保持负向效应（DETP

第三，依据DCEP指数，考察期内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对欧盟和德国在约1/2年份和对美日在约1/3年份呈现正向效应。

大体以1996年和2001年为两个标志性年份，经济增长对4个发达经济体碳排放的影响方式分为三个阶段：1980-1996年和2001年后4个经济体的影响模式相近，1996-2001年期间有所差异。对中巴印3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效应均呈负向效应（DCEP

第四，依据DCTP指数，在整个考察期内对各经济体，广义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均基本呈正向效应，对中国作用相对最为显著。

进一步，采用同年份中国环境产出及其强度、碳排放及碳排放强度、GDP数据作为参照，仅选取广义环境技术进步可比指数（正向指标，简写为RENTP，测算公式如式（13））和广义碳减排技术进步可比指数（负向指标，简写为RCTP，测算公式如式（14）），用于比较同期其他经济体与中国的广义环境技术和广义碳减排技术进步差距。

由测算结果（如图6）有以下发现。

其一，考察期内，各经济体之间及其与中国的广义环境技术进步差距，均呈现迅速缩小和趋同的趋势。依据RENTP指数，总体上，发达经济体均保持较高技术进步水平，德日两国高于欧美。仅依据表面指数值，巴印两国广义环境技术进步衰退明显，原因在于初期两国经济发展较低，碳排放水平低，近年来也采取了侧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其二，依据RCTP指数，考察期内，各经济体的广义碳减排技术进步影响的变化趋势趋同，且均明显高于中国。但是，巴西的广义碳排放技术退步明显。

4.基于2022年碳减排承诺的预期环境友好特征评价和国际比较

以2022年预期GDP标准化为参照值1，以及根据中国承诺测算的2022年碳排放量（1026652万吨），相应环境产出量（2962654万吨）也标准化为参照值1，可知2022年中国环境友好指数和复合产出水平指数也是1。

由表4可知，以2022年中国各环境生产相关指数为参照，日德两国环境产出水平最高，环境技术进步水平也最高。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巴印两国，环境产出水平和环境友好程度较高的原因在于既有的高环境存量，其环境技术水平较高内涵意味着对环境存量的保护工作开展得好。欧美两经济体与中国经济规模相近，但环境友好程度、环境产出水平和碳减排技术进步程度均高。比较可知，中国“经济―环境”复合生产水平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以碳减排努力为代表的环境生产领域仍亟待努力。

具体而言，测算得到的中国2015和2022年环境友好指数反而相对之前明显降低。以2022年环境友好为1，考察期内1990年至今的环境友好都高于1。这说明中国现有碳强度减排承诺目标偏低或经济产出目标过高，“环境―经济”生产目标制定的环境友好性偏低。

四、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和环境产出的影响分析

根据前述定义，可以将环境产出看作受经济增长、直接碳排放和影响碳排放的其他间接因素等影响的趋势性成份和周期性成分的叠加。HP滤波方法可以帮助剔出周期性成分影响，保留某一影响因素的趋势性成份。

这里，采用HP滤波方法，对各经济体，在碳排放和环境产出序列中分别剔出经济产出（GDP）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识别经济影响的趋势性成份（如图7），用以说明一经济体经济增长对于自身碳排放影响（DCEP）和环境产出影响（DEEN）的不同趋势特征。该趋势成份值大于1，说明经济增长对该方面影响呈正向效应；趋势成分值小于1，则说明呈负向效应。

依据结果可以看到，各经济体经济增长对环境产出的净影响总体呈负向效应，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碳减排努力。而对碳排放则因经济体不同而不同。相应的趋势影响分析（表5）也能够说明经济与环境产出、碳排放存在不同的趋势效应。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本文采用基于正期望产出假设的环境经济分析理论，对中国和美欧等7个主要经济体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与采用碳排放或年度碳减排指标的有关国际比较研究结论有所不同，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碳减排与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经济增长对环境生产（累积碳减排）总体呈负面影响，有效的碳减排政策应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相独立。考察期内，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3经济体环境产出水平相近，日德始终保持较高低碳化水平，巴印环境产出水平较高的原因在于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上对环境存量的低消耗；中美欧对经济和环境产出的政策偏好相近，但中国未来需要更加重视环境生产；美欧德日巴5经济体环境生产与碳减排变化趋势一致，而中印两国环境生产与碳排放“双增长”的原因在于伴随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等政策导致的碳减排；各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程度呈现明显趋同趋势，而中国相对仍最低，德日欧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更为合理。但是，中国累积环境生产努力最大，改善也最明显。此外，从环境友好性角度看，按照中国2022年承诺测算的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水平偏低，甚至低于现阶段，需要进行调整。

从动态效率角度看，考察期内，经济增长对环境产出的负面效应，对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影响也较大，但随时间推移趋于减弱，其中对中国影响最明显；广义环境技术进步影响对各经济体呈现趋同趋势，对中美欧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其他4经济体效应为负，对中国正效应最显著。但是与碳减排相关的单纯技术进步也没有遏止碳排放增长的势头。

由此，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当前放缓经济增长和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中国应在未来适当调高环境生产目标或降低经济产出目标，提高环境友好性程度，进一步加大环境和碳减排努力，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调整经济增长速率和节奏，控制经济增长的负面环境影响；采取与经济增长相独立的碳减排政策，加大该领域投入，推进“碳脱钩”进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有关制度创新，更加重视碳减排技术的实用化和推广；密切跟踪各国碳减排和社会生产调整进展，学习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