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治论文篇1

论文摘要: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思路与目标，应该以树立和培养艺术院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紧密结合艺术专业特点和艺术院校大学生的行为特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改革与创新，构建具有艺术院校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新模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促进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道德情操，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思路与目标，应该以树立和培养艺术院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紧密结合艺术专业特点和艺术院校大学生的行为特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改革与创新，构建具有艺术院校特色的思政课教学新模式。

1艺术院校大学生的特点与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挑战

1.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新挑战

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经济关系和利益分配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已呈现了多样化。社会正在经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激烈的社会转型带来了传统的“解构”，道德的冲撞，心理的震荡，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巨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面临着新与旧、继承与发展、批判与借鉴等复杂而深刻的矛盾。

加之互联网在高校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不同文化的激荡，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使高校思想文化领域的形势复杂和激烈，变化的形势、变动的环境、变更的观点、变样的舆论这些都给新时期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自主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会乘机而入。如何正确认识、对待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对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重要。

学生的思想和活动的自主性、差异性以及选择性明显增强，突出的新情况的出现，已经并将继续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推动社会和人类的发展，改变着社会的面貌和人们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使一些人在价值取向和思想上产生困惑。

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一个充满矛盾、极其复杂的渐进过程。作用于这一过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的，又有客观的;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可能控制的，又有难以预测的。学校教育、社会生活、国内经济政治、国际风云都将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

1.2艺术院校大学生的行为特点及艺术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难题

艺术院校的大学生如果缺乏人文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爱国热情，那他手中的画笔、乐器仅仅是演奏的工具，不是用心灵去创作作品，不能激发人们的激情，启迪人们的智慧，不可能成为不朽的作品。高等艺术教育的本质是精神性和智慧性，因为艺术人才的人文素质直接影响到艺术作品的魅力。林语堂对此讲得十分生动:“人格伟大的艺术家产生伟大的艺术，人格渺小的艺术家产生渺小的艺术，感伤的艺术家产生感伤的艺术，多情的艺术家产生多情的艺术，色情的艺术家产生色情的艺术，巧妙的艺术家产生巧妙的艺术。一言以蔽之，艺术与道德的关系便是如此。”①可见优秀的艺术人才必须具备高尚的品行与卓越的人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道德情操，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艺术学院的大学生在文化基础理论、思维方式、思想政治状况、学习生活轨迹等方面与其他高校的大学生有很大的差别。这使艺术类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趋向于复杂化，任务更艰巨。

艺术院校的大学生注重形象思维，缺乏抽象思维。艺术院校的学生由于艺术专业的特殊性，普遍存在着重专业轻文化、重技巧轻理论的倾向，学习纯理论内容兴趣不高，向往艺术专业的学习，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性太强，条条框框太多，枯燥乏味，与专业教学中形象生动的琴、棋、书、画格格不入，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与艺术专业课的内容反差太大，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缺乏学习积极性，认为枯燥难学，加之文化基础较差，理解能力较差，有的同学更本就听不懂，对抽象理论理解起来，非常困难，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

艺术院校的艺术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进程、教学组织、教学规律的差异较大。由于专业教学的特殊性，专业课一般都是小班教学，有些专业甚至是一对一的教学，教学时间，教学形式随意性较大，学生的纪律性较差。艺术类学生往往用专业课的评价标准来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但“两课”作为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内容、要求、形式与专业课不同，但他们对政治课的期望依然停留在专业课的层次，应该是诗情画意的。

就如美国学者三将好夫所说:“课堂就如一出谈话节目，是为了娱乐而非讨论，实际上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对课堂的典型期待。”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来看，有一定的严肃性，理论课的阐释形式不可能做到向专业课那样具有娱乐性。

教学过程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学生对“两课”的学习兴趣不浓，厌学情绪的存在，反过来又会影响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往往陷入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恶性循环之中。艺术学院原有的教学设备陈旧，师资力量不足。由于长期以来，学校对“两课”教学设备的投入十分有限，相关的教学图书资料匮乏，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重视不够，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于适应与艺术类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形象生动要求。艺术院校的思想政治课有难度，因此改革实践要走我们艺术院校自己特色的道路。

2增强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措施

艺术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针对艺术类大学生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形式创新，主动探索和采用新的手段与方法，扩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和活动空间，更广泛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主动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充分发挥“两课”教学在培养艺术人才中的作用。要改变艺术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被动局面，必须针对艺术院校专业特点和学生的特点，在教学内容、方法上大胆创新。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放在教学的首位。利用互联网来调试“两课”与艺术类大学生对课堂需求的反差，使“两课”加入现代化的科技元素和艺术文化的内涵及表现形式。实现“两课”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展示形式的生动化和形象化。近年来，结合云南艺术学院自身的教学条件，不断推进教学改革，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

(1)进行教学内容改革，大力推进社会正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三进”工作，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素质课相结合，有秩序地进行教学内容的整合。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是根据教育部统一制定的教学基本要求设置和安排的，教材也是统编的，这对于保证教学的规范性是十分必要的，但并不限制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和活化。教学体系的重建，必须针对教学对象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

艺术院校进行思想政治课改革，首先要更好地平衡好大学生思想政治课的共性要求和艺术类大学生的个性，在遵循高校思想中理论课教学的一般规律时，不可忽略艺术类大学生文化基础差的客观现实，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与其他普通高校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内容应降低难度，消除学生对政治课太难怕学的畏惧心理。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情感认同，是大学生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切、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的满意、喜爱以及肯定的态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改变过去那种宣讲式的教学方式，采取互动式的、情感教学的方式促进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课堂上提出学生普遍关注并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各种热点、难点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激发学生的热情，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讲。课程本身怎样扎实上好，如何使课程更生动，提高对学生的吸引力是关键，在教学中把文艺潮流、文艺现象、社会热点问题、受争议的主旋律作品等内容如何融入课程，改变过去思想政治理论课“满堂灌”的单一教学方式。

同时，教师还可以针对各种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只是“我讲你听、我说你记”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应该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大胆发言和讨论。在讨论中，教师要运用课本理论知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结合讨论情况进行引导、总结、归纳，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多方面的、深层次的理解。

积极探索授课形式的改革，构建以课堂为中心的全方位教学模式，加强教学的启发性。通过这些不同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活动，努力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提高教学实效性出发，我们构建了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课程学习体系，这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自主性学习、实践性学习的立体化教学模式。课堂教学环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完成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自主性学习环节:拓展、深化课程内容;即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结合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课堂讨论;参观、社会调查、看电视录像资料、读原著及其他参考材料。实践性学习环节:要求学生结合课程内容，进行社会调查、写出有质量的调查报告，加强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2)进行教学机制创新，探索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色实践教学新方法。

探讨适合艺术学院不同专业的学生特点的教学模式，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探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来阐释理论，利用多媒体技术以声、色、光、画等多种现代化手段把教学内容呈现出来，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有趣。制作图文并茂，声影交汇的电子课件，充分利用学生的艺术特长，让学生参与电子课件的制作，使学生的专业特长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有机结合起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与学生的艺术技能在电子课件的制作中得到完美的展示，既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得到传播，又使学生的专业特长得到发挥，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做到寓教于乐，改变思想政治课与艺术专业课格格不如，被学生视为艺术院校课程中“异类”的局面。可以用他们平时喜爱的音乐作为背景音乐，而美术、设计、动画、雕塑专业的学生，则可以选用他们制作的美术、动画作品作为装点背景的材料，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文字、数据、声音、图形、动画形式来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从而达到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进行教育、激励、引导和调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播率、利用率。并且利用网络教学的趣味性、形象性、直观性的优点，使受教育者达到的学习效果远优于普通课堂教学，从而大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感染力。

(3)资源整合、载体多元，开创艺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新模式。以学生的社会调查为主线，强化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实践性教学在成绩评定中的比重。

实践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实践教学在该门课中占有一定学分，并且是课程成绩考核诸因素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基本形成了一个与理论教学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在长期的教学改革及课程建设探索中，我们都重视实践环节，在总结通过看录象、外出参观、社会调查等多层次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统一加强和规范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

将课堂教学与写调查报告、写小论文相结合，调动学生学习本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取得很好的成效。有效引导同学们围绕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和理性思考，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课程教学及课程建设不仅重视理论教学和实践环节，同时注重将理论教学向课堂外延伸、向第二课堂拓展，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同大学生素质教育密切联系，形成与本课程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机制，从而真正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学生进行社会调研，调研题目由教师拟定范围，学生按时按质完成调研报告，然后由教师批阅，最后纳入考核成绩。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从事社会调查、实践，学生上交的社会实践作业质量整体提高，许多学生在调查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能联系实际有较高的认识。做调查报告，开阔了视野，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使他们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了解国情民情，从感性体验中得到启迪，学到了许多在学校课堂里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和我们的教学经验。做调查报告，开阔了视野，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使他们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了解国情民情，从感性体验中得到启迪，学到了许多在学校课堂里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历史课题，需要得到学院党委领导的关心到各部门的相互配合，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才能稳步推进。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7.

[2]全球化的文化[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224-02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内容,对近年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进行及时整理,避免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简单叠加,克服该问题研究过程及内容的感性化倾向,是相当有必要的。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起步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和探讨。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粗略统计,从1989年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中直接指涉文化问题研究的论文有300多篇,专著、博士论文4部,有10多部专著进行了专节研究,这凸显出这一研究问题的现实价值[1]。但是,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潮,我们更需要热问题冷思考,一方面,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内涵和逻辑结构,另一方面,要对其研究的重点和盲点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这一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总体审视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有的学者从文化底蕴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壤之中，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获得发展的文化动力[2]。有的学者从文化环境的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就是指围绕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和人的思想的文化要素的总和。进而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结构、特征、功能和运行等[3]。有的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入整个文化系统进行思考，努力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大背景观察思想政治教育[4]。有的学者是从文化整合功能视野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发挥文化整合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也是促使社会文化体系关系和谐、增强和提升社会自身有序性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并进而讨论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功能的路径选择[5]。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体系是一个由众多衍生功能组成的复杂结构,精神文化功能是核心功能,物质文化是作用对象、外显、载体和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精神文化,发挥文化建设功能的外显和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物质平台[6]。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引领功能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及其活动对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文化的建构、塑造和导引的作用、影响、能力及其结果[7]。有的学者甚至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品类所具有及发挥的作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人的本质与整体,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之力;它是教育者借助人性通悟而启发受教育者对生活意义追问与反思所形成的精神生产之力;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文化场力对人们的影响而激发出来的意志创造之力[8]。还有的学者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9]、高校网络文化视野[10]等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看做是两个相对独立但内容有所交叉的系统，进而讨论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或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定场景中去看文化，或从大文化的特定场景中去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理论内容。这就忽视和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自身的内涵和逻辑结构。而本文则试图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身的逻辑内容。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领域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领域旨在回答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范围是什么。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概念为核心构成的一组概念体系,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和专属性。要想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首先必须先了解文化的内涵。我国学者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将文化视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产物。我国学界的“文化”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广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的文化观是将文化定义为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意识形态。在这里，我只认为最可取的是广义的文化观。广义的文化相对于“自然”而言，“文化”即“人化”，是人活动的成果及其活动的模式。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具体内容时，许多学者往往从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进入这一领域,并研究其功能、特征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如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网络文化、文化安全的关系等。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宏观和表层的研究,将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研究形式化和感性化,因此,需要从微观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进行理论建构。

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指：人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创造的文化，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运作的过程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1）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内容的有形客观存在，其表现为看得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则、原则以及技术层次等。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中最表象的、为人感知的层次。这个层次即通常所讲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第一个层次包括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精神或价值以及这种精神内涵得以表达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以及过程。（2）思想政治意识或者观念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这第二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的萌芽及其观念化。它承担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将社会总体文化精神转换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一个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又表现客观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使客观文化发挥社会功能，即它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体系中输入和输出的双重功能。（3）运转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叫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手、脚、牙齿及其活动方式，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实施、运转方式。这个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中生存的方式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调整的方式。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点与功能

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点与功能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具体内容，推动本学科领域理论体系的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差异性和流变性。不同个体和社会群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异中有同。同样，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流变性也不是毫无连续性的变动着的，而是动中有静，变中有不变，表现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与其他文化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道德观念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也是不可分割的，道德观极大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三大功能：认识功能、创造功能和践行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功能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认识、了解、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人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表象的过程，而是能动地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为前提的，人们只能在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结构中才能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造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创制、完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规范体系等的功能。创造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社会需要转化成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需要，并设计、选择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调整方式，而后在社会实践中创制新的规范或者改变旧有的规范，从而达到更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目的；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学者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可以提出新的调整方法和方案，或者是吸收外域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精华并内化到现有的理论中去，从而达到本学科理论体系的再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践行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指导人们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推动其实现的功能。当人们选择某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行为的具体行为方式时，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及其评价便会参与决策的过程；当人们选择某项目标时，思想政治教育意识便会做出相应的评价，从而决定取舍。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代视角之一,是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的统一。学界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希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能够更好地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更好地利用科学的方法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而这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容及其逻辑结构的微观把握，它需要在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上,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凸显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学科属性和独特性。

参考文献：

[1]周琪.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再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8).

[2]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9.

[3]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7.

[4]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整合功能[J].理论学刊,2007,(11).

[6]王革慧.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J].理论导刊,2007,(5).

[7]刘先进,李经纶.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引领功能[J].求实,2007,(5).

[8]李焕明.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3

关键词：高中政治教学；探究能力；实用能力

高中政治课程多以理论性论述为主，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局限于课程内容而较少关注教学形式的研究和创新。因此，学生在学习政治课程时容易出现不重视、不理解、不掌握政治知识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对高中政治教学的长久发展具有消极影响。为了提升高中政治课堂的有效性，真正实现培养学生政治综合能力、提高学生全面发展水平的目的，必须对传统的政治课堂进行探究性以及实用性改进，以提高政治教学的有用性。

1.以社会为导向，基于学生，提高教材结构和内容议论性、实用性

要提高学生在高中政治学习中的探究能力以及对政治内容的实际应用能力，教师首先应对传统政治教材进行二次加工以及重构。重构并非对教材内容、结构的否定，其重点在于促进政治理论、规律的探究性和实用性，从而使学生能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学习对真理进行应用、探究以及创新，以达到进一步理解理论的效果。要达成这一效果，教师应以社会为导向，并在充分了解学生特点的基础上提高教材结构和内容的议论性和实用性。

以人教版高中政治教材为例，人教版的政治教材包括经济、哲学、政治以及思想社会几大部分，每个部分的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历史顺序性、逻辑结构合理性以及认知规律性。但要促进学生在学习中达到探究和应用的效果，必须对其进行针对性的重构和优化。例如，在进行哲学部分的政治教学阶段，教师可沿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结构划分方式，但对于每个部分的具体内容，教师则应进行“探究性”以及“实用性”重构。其中，在“唯物论”部分，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发展”等历史文化性较强的内容，教师可采取“探究性措施”；首先，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部分提出如“唯物主义的多元化定义有哪些？”“唯物主义的发展顺序如何？”等问题；然后，令学生根据问题搜集资料、独立思考并解决问题；最后，根据学生的自学成果，教师进行客观评价，并给予其正确指导。

在“实用性措施”方面，教师可采用多种途径开展教学活动。例如，在进行“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课教学时，教师可针对教材内容如“市场经济的定义”“市场调节的作用、方式以及优缺点”等优化教学内容。通过课堂问答与探讨，既能促进学生进一步了解市场经济的含义、作用以及运行机制，同时也能充分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从而达到高中政治教学的实用性目的。

2.结合热点，丰富教学形式，促进高中政治教育科研水平的发展

除了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要达成高中政治教学的探究性以及实用性目的，还应对教学形式进行针对性改善。其中，提高学生探究能力的教学形式可包括社会热点探讨分析、课堂短时演讲、课堂短评写作以及自由发言等方面。提高学生对高中政治知识实用水平的教学形式可包括情景设计、角色模拟、参与假设等方面。

在探究性的教学方式上，教师通过社会热点探讨分析的途径开展“文化与社会”一课的教学活动；首先，教师可在课堂上提出“在微博、微信一类社交网络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何去何从”的讨论主题，并使学生在课堂上以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展开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地指导学生根据“文化建设与网络媒体的矛盾―文化建设的阻碍―解决信息时代文化建设障碍的方法以及原因”的模式进行总结。

在实用性的教学方式上，教师应采用参与假设的途径开展“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课的教学活动。首先，教师可设置一个人大代表参与国家相关决策的情景，使学生们通过角色代入假设参与会议；其次，让学生制订相关提案以及参会流程，并在课堂上进行分享；最后，教师对学生的假设参与内容以及形式的合理性进行评价。通过使学生进入虚拟情境，不仅可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人民代表大会的认识水平，同时也能达到提高学生对高中政治的实用能力的效果。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4

【关键词】协商民主政治文化维度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

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西方政治家以自由竞争和政党政治为基点，构筑了一系列选举民主的政治光谱，并以市场经济为助力，力求将之放诸四海，成为普适性价值。然而，事过境迁之后，以个体权利为核心，强调民意聚合的竞争性自由选举制度已无法真实地反映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尤其是无法包容政治文化的多维度发展，在社会生活中暴露出种种弊端，促使西方学者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协商民主”理论借此获得了复兴。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建设和不断完善，不仅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不同质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也会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软性制约。协商民主理念的广泛传播，无疑会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明成果，但以人民政协为主要载体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也注定会烙上显著的中国符号。因此，我们既要吸取西方学者的理论精髓，又要结合当代中国特有的现实图景，深入探讨产生政治制度的文化土壤，进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逻辑体系下的理论架构。

政治文化与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相关性

每一颗民主理论的种子都需要找到适合的文化土壤，与显性的制度约束相比，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表现为一种隐形的、潜移默化的软约束，这种约束机制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是一个民族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倾向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当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形成之后，便会以弥散性的方式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无论是在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上还是在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上，政治文化都会展现出独特的深远影响，甚至当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时，政治文化的传承也不会瞬间断裂，反而会凭借巨大的惯性，重新渗透到政治系统之中，与新的政治因子相混合，继续发挥无形的作用。在不同的政治生态系统中，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政治文化的演变形式也不尽相同，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发展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逐步增强，传统意义上的单一价值观发生分化，政治文化对社会诉求的整合作用减弱。所有这些变化都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彰显了构建与协商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基础的重要性。

政治文化影响着协商主体的政治行为。从本质上讲，协商民主是通过偏好的转换而不是偏好的聚合，来达到共同的善，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背景的影响是显尔易见的。所谓“偏好”，在政治学话语逻辑体系中，表现为一种政治认同和政治倾向，它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个体在面临问题时的政治选择，这种对相关政治行为的影响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可能仅仅是本能的反映，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政治文化的一种直观的外在表现。所以，我们说个体偏好的形成是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缩影，相同的文化背景还可能在某个特定的群体内形成文化边界，最终影响着协商主体在协商过程中表现出的政治行为。因此，政治协商的过程实质上是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融，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则有利于消解自由主义的民主困境。

政治文化影响着协商进程中的博弈与均衡。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公共理性和相互妥协是必不可少的，多元社会中进行民主协商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困难在于，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导致不同社会个体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价值落差的增大，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会突破物质利益的界限，深入到文化领域，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彼此妥协的难度。“不同的文化结构也许会把不同问题归结于不同的理性形式。这些争论都是关于正当性和判决本身的，因此就产生了运用多元公共理性的需要。”妥协是达成公共理性的必由之路，谋求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让步，而是通过对话和沟通，参与协商的各方能够了解彼此的立场和需求，在意识到他者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之后，反思自我的价值立场，修正偏好倾向，最终使博弈过程由于得到文化水平和道德理性的支持，所以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讨价还价，达致均衡，同时也促进了公共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影响着达致协商共识的政治体系。“协商民主的挑战性任务，就是要揭示出平等主义民主的核心思想―法律的合法性由遵守它们的公民所赋予―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中依然是可信的。”政治协商的终极目标是要达成协商共识，这一过程是依托一定的政治体系来完成的，政治文化通过对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的整合，在政治体系中树立了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使得参与者的行为得到规范。同时，政治文化的包容性还有助于将不同的声音纳入系统之中，特别是通过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文化上的尊重，推动政治体系内部的理解和融合。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的现实图景

当今中国在政治文化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向重合的态势：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西方话语借助全球化背景强力渗透、传统文化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苏醒逐步回归，三者之间的交错融合，构成了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现实图景。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建党建国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及其统一战线理论要求共产党人为了工人阶级最终的目的和利益，必须同各民主政党、团体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为协商民主尤其是党派之间的协商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相交织的现实情况，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当封建专制制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时，共产党人就要善于联合其他民主政党，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协商，并达成政治协议。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在建立了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之后，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彼此关系时，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特别是不能使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发生改变，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组建了国际工人协会等国际组织，在这些组织内部主张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了协商合作的思想，同时也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治组织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协商合作指明了方向。

第二，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渊源。根据所持学术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西方学者对于协商民主理论，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派别：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罗尔斯针对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多元理性的观点出发，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构建起协商民主理论。为此，他将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看作协商民主顺利进行的理想化条件，强调正义原则在协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公民作为协商参与者，在理性沟通的过程中，所追求的是一种“重叠共识”，这同时也是自由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解决社会冲突，包容文化差异的主要途径。

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主义商议民主理论。哈贝马斯的批判主义商议民主理论产生于对竞争性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与批判，认为这一民主形式用程序上的平等掩盖了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剥夺，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所以，他提出实质民主的概念，强调在一个多元分化背景下的共享世界里，所有意见或主张都应该平等地受到理性的批判，公民以话语方式参与社会意见形成和国家意志形成过程，通过公共理性的商谈，提高对政治共同体的内心认同和支持。

合作主义的协商民主思想。与上述两种思想不同的是，合作主义的协商民主思想是为了化解劳资双方的矛盾而提出来的，所以，在这一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参与主体是三方，劳资双方的代表自然是参与协商的主要角色，国家则处于中立的地位，代表着“公共的善”，主持其他两方的对话和沟通，并在冲突中发挥“仲裁者”的角色。合作主义在协商民主中的运用，弥合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三方平等、理性的合作机制也为整合由于文化的多元发展而日益分散的社会力量、实现不同诉求目标之间的均衡提出了新的思路，从实践运作上拓展了理论的空间。

第三，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论渊源。“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学者们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汲取现论发展的养分，认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求同存异是协商民主的结果，和而不同的理念就是协商的理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体系，在强调国家政权建设层面“大一统”理念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不同思想、观点的并存发展，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传统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了不同思想流派的合理内核，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国家治理中，传统文化强调天、地、人，君、臣、民之间的和谐共处，在价值取向上倡导“和衷共济”，从不主张对立面之间的攻击、对抗。虽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传统政治文化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直接的、法治基础上的理论资源，但“和合”思想本身暗合了协商民主理论中处理“同”和“异”关系的基本原则，纵使二者在具体的过程解读上存在差异，但源于中华民族自身历史积淀的传统政治文化，仍然可以为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提供厚重的文化根基。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的构建维度

任何显性的制度安排都会受制于本民族内部特定的文化软约束，这一软约束不仅影响着我们对概念、范畴的理解，而且会毫无疑问地规制着实践路径的选择。公共理性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政治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建设，应该明确当下的价值定位，通过对现有语境的提炼，构建与实践相适应的文化土壤。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构建的特点。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的构建依托于社会转型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体现出自身特点。

首先，政治文化的核心由革命与斗争转向发展与民主。大规模疾风骤雨式战争时代的结束和国际社会时代主题的转换，都必然使政治文化转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表征，从强调对抗、否定、斗争的二级对立视域转向强调沟通、交流、妥协、宽容的发展视域。

同时，政治文化逻辑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将由对抗转向和谐。自我与他者之间认知角度的差异是造成文化主体之间对抗关系的根源，在革命与斗争为特征的文化体系中，消除这一差异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彼此之间激烈的抗争，形成压迫性的关系结构，而在以发展和民主为特征的文化体系中，是通过认知角度的转换，重塑自我，从而达致集体理性共识。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模式也将由排他性的二元对立转向共识基础上的多元并存。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构建的理论维度。近年来，学者们已经逐步认识到政治文化的基础构建对推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探讨。由于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所以在具体路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对具体实现模式也存在实践上的不断探索，但对构建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即实现政治文化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化。考虑到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演变受到古今、中外的多重因素影响，其构建问题实质上是文化的主体性、理论的原创性问题，关键是要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当代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

传统政治文化中虽然蕴含“民本”的思想，但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作为舶来品的民主理念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这就必然要求在不同的理论认知之间搭建一个广泛的交流平台，从一个更加宏大的视角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首要的一点是要尊重人的主体性，重新确认已分化的个人利益诉求为基础的社会主体地位。因此，以人为本无疑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筑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构建的实践维度。协商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广泛的讨论交流，互相了解各自的主张和观点，理性地修正彼此的偏好，并实现偏好转换，尽可能地达成共识、促进决策。

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发展极好地体现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和政府层面推进民主政治创新的努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强调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理性为表征，尊重社会日益分化的权利结构，从而增强实现目标的政治能力。在国家和社会进一步分离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在具体的方式选择上将更加多样化。除了原有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外，“民主恳谈会”等基层民主协商模式发展迅速，另外还有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具体化的制度安排。

另外，构建与现代民主政治合法性根基相适应的公民文化，也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文化构建的重要一环。作为“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社会个体需要对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形成一个基本的认知，在政治实践中传承和修正政治文化。从理论上讲，协商民主的运作过程更能体现公民文化的特征，在通过话语沟通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参与各方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的民主协商，更加强调参与过程的妥协和包容。

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使得任何政治发展都不会是完全自发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将是推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主导力量。如果从历史脉络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就提出了共同协商的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更是一次对民主协商的成功尝试。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全面实施。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态协商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充分说明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民主形式的充分认可，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之一。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5

意识形态应由管理走向治理

任何制度与体制的变革都取决于观念的变革。从观念上来说，意识形态管理主体首先应当完成从行政管理控制到依法监督治理亦即从“管理”到“治理”思路的转变。

“管理”(administration)和“治理”(governance)虽只是一字之差，其意义却有霄壤之别：管理的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是统辖、监控、管制、操盘、特权，治理的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是协商、参与、协作、合作、民主；管理的支撑是政府权力，治理的支撑则是法律规则；管理的主体重心是管理者的绝对权威，治理的主体重心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的权益；管理目标的实现靠的是权力下的监控，治理目标的实现靠的是民主体制下的运行机制；管理的行政基础是管理者的权威，治理的行政基础是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的社会契约；管理注重的是权力的权威性，治理注重的是程序的正当性；管理隐含的是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之间的执行、服从关系，治理隐含的是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协商、互动关系。

管理模式的特点是集权化、层级化、命令化、主观化、意志化、官僚化。这种模式下的各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行政指令时只考虑上级部门甚至个别官员的意志而罔顾民众的诉求和相关事实，因而导致理政过程中的权力本位乃至权力寻租现象。在权力本位的情况下，无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提得多么响，管理者在事实上都不会从民众的立场和利益出发说话行事，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行政傲慢、独断决策、暗箱操作以及行政不作为或行政乱作为等官场怪象正是由此而生，某些官员所谓“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②的荒唐说法即为例证。权力本位的主体思维是唯上是从，报喜不报忧，结果必然是回避事实、掩盖矛盾，当矛盾越积越大，捂不了也盖不住的时候，事情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治理模式的特点是分权化、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协商化、人性化。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主体以制度本位、社会本位、民众本位为工作准则，以增进公共利益、服务民众诉求为工作目标，使公权力在程序和规则的支配下阳光运作，在施政过程中处处考虑民众的呼声和建议，以及他们的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公正诉求、参与诉求，在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民众的感受，规避暴力执法。在遇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执行者就会站在主体间性的角度，以信息沟通取代行政指示，以协商合作代替强制服从，在不同社会主体间寻找利益平衡点，化解误会，消除怨恨，从而防止事件升级或变质。

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是政府机构行使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和方法的改变，它是在公开、公平、公正、高效的社会基础上，以民主化、透明化、法理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专业化的方式进行决策、协调、处理的新型执政体系和执政方式。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相比，现代治理模式更能促进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开展，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也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同。

意识形态管理为什么要转向意识形态治理？或者说，意识形态管理转向治理的依据何在？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哲学依据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条件下，信息可以瞬时、瞬间联结，其传播空间可以在若干秒内以几何级数高倍增长。这种瞬时化的信息传播模式使得意识形态的传播来源与传播途径越来越不确定。碎片化、个体化、流动化、多样化的信息让以遵守指令、等候传达为特征的层级管理主体应对迟钝、处理滞后，以致一些具有严重政治影响的事件通过各类新兴媒体迅速传播，并在短时间内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相关部门或机构再想处理为时已晚。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政治依据在于：人民群众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管制对象，而是国家和政府的服务对象；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就应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顺应人民群众自由民主平等的诉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生与民权的改善。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角度考量，意识形态治理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要在社会层面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社会原因在于：思想管制无法有效解决当下社会的思想危机和认同危机，无法回应人们的思想和认识需求，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民智已开的情况下，思想禁言即使不说是坏的施政方式，也至少可以说是较差的施政方式。从历史上看，周厉王弭谤而政权亡，秦始皇坑儒而王朝灭。从现实看，堵塞不同立场的认识和言论，只能引起人们的误解和非议，给持不同政见者留下攻击执政党的把柄。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体制原因在于：若无体制和机制更新，意识形态就无法顺畅治理。在层级化的集权组织模式下，部门主体把贯彻执行上级组织的命令、指示作为工作目标，在上级部门没有明确授权之下，不敢处理意外情况和突发事件，导致工作上的被动局面。若要改变此类情形，就须在“以法理政”的制度架构下，设计与新的世情、国情、社情相适应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机制体系、责任体系，通过权力下移、外包等方式，由全能管控模式转向主体治理模式，从集权、操纵、控制转向分权、共议、协商，从层级化管理转向扁平化治理，从政党、政府双轨主体管制转向社会与市场多元主体共商共治。

意识形态由管理转向治理的思维要求在于，意识形态管理者应当化“对立”“对抗”思维为“差别”“差异”思维。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在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真正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势力和个人均属少数，对不同声音的认识和意见应采用“和而不同”的态度进行相应的行政治理。为此，意识形态管理者必须转变管理思维，放弃以往依靠权力甚至暴力监控、压制不同认识或政见的做法，创新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建立意识形态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

从工作平台来看，意识形态管理者应当从政治管理走向技术管理。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仅仅靠组织和行政力量推行和维系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远远不够，因为传统媒体如纸质的书籍、报纸、期刊等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严重缩水，越来越趋于边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发展迅猛，各类新兴媒体抢滩占位，大大改变了意见空间和舆论场域，成为思想、认识、文化、知识等各类信息的主流传播渠道和影响社会舆情的第一信息源，网络评价则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场域和强力思想集散地。如不能从技术上管理和掌控新兴媒体，意识形态的监管必然落空。

在治理模式下，党政相关职能部门只是意识形态治理的核心主体，而不再是唯一的监管主体，它们将通过权力下放和权力分担实现意识形态监督社会化，并使相关党政部门监理职能转型，从而使意识形态的监督治理在模式上多元化，结构上功能化，过程上互动化，关系上协调化。如此，不仅能有效整合社会行政资源，还能使党政思想监理部门及时转变社会职能，适时调整和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民主，最大程度地消除民众对政府的认识误解与思想对立，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意识形态如何治理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党对意识形态缺乏科学的管理经验，没有机制性、规范性的措施，而是采取运动式的管理风格，导致反右扩大化，致使很多文人学者蒙受政治冤屈，给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伤害。今日的意识形态治理必须吸取这一教训，要防止简单化、扩大化与左倾极端等不良作法。

在治理理念上，要看到意识形态治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意识形态传播十分复杂，尤其是在现代信息环境下，思想传播方式越来越趋于多样化，新闻报道、文化产业、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等皆可传达意识形态诉求，信息、娱乐、艺术、审美、认知、学术等因素与意识形态传导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人们很难对之进行功能切割，把意识形态因素从中剥离出来。如果不能展开辩证分析，把信息、新闻、艺术、学术等方面的问题与政治问题一勺烩，对之硬性封杀禁堵，就会在实践上取消信息、新闻、艺术、学术等的存在，从而也取消了社会主义文化。

在制度层面上，意识形态治理需要管理者创新思维，改进组织和领导方式，在治理的体制、机制、模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思维创新。主体管理部门和机构可以根据需要放权、分权，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意识形态治理，从而优化意识形态治理关系和主体结构，以达平等协商、互补互助、多元共治的社会效果。意识形态治理部门也可通过向社会主体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实现外包化、市场化治理。在权力来源多样化、治理机构网络化、治理机制扁平化、权力使用制度化、程序运用规范化的背景下，治理主体只需在政策上加以指导、方向上加以引导、组织上加以协调、市场上加以监督，就能建构一个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治理体系。

治理意识形态首须考虑相应的体制保障。意识形态治理事关文艺、政治、宣传、法律、工信、工商、市场等多个领域和行业，要使意识形态治理稳步向前发展，就必须深化文化宣传综合治理功能，创新意识形态综合治理体制，促进文化宣传部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其职能和日常管理行为、管理程序均纳入制度化、法治化渠道，做到信息化、公开化。为此，就要制定意识形态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法律体系，避免过多行政干预与政治定性，用法律和市场营造意识形态表达空间，建立一个党委监督、政府治理、企业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信息流通机制与文化市场体系。通过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加强监督的方法，完全可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相关问题。

要治理好意识形态还须根据新的社会需要，建立健全其治理运行机制。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系统内部的运行机制自洽、协调时，系统自身才能有效协调、激励、约束体制内的各个运行环节。意识形态要想得到良好发展，就必须建立一整套的治理机制：既要有治理的决策、动力机制，又要有治理的反馈、监管、托管、协同等机制；没有前者，治理无法得到可持续生长，没有后者，治理没法和谐、稳定地运行。

意识形态的治理机制应包括：决策与组织机制、投入与激励机制、反馈与协调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企业托管机制以及相关的规章、惯例、习俗。当然，意识形态治理机制必须有诸多无形的精神资源作支撑，这些无形的资源包括：廉洁公正、言而有信的政府形象，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全体公民的综合素质，个体交往间的诚信度和信任度等。

要建立健全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反馈、通报机制。意识形态治理部门要把最新科技成果运用到意识形态治理中，利用电子平台进行政务处理，以高科技手段建立社会舆情汇集与分析机制，保持信息、舆情畅通。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治理主体才能够及时了解社会思想状况，及时掌握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分析社会思想的重大动向、矛盾和冲突，及时处理苗头性问题；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治理主体才能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只有这样，意识形态治理才能走上科技化、法制化的轨道；只有这样，谣言才会失去传播的空间和机会。

要建立和完善意识形态、传播的约束监管机制，对于文宣部门无法直接监管的虚拟平台与网络空间，建立企业托管机制，使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相统一，以达到多元治理机制合作互补之效。文学网站、文学论坛、微博、微信、手机等传播空间的直接监管者是企业单位，对此，文化宣传部门应与企业部门签订协议，让企业代为监管其间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企业作为意识形态监管主体，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限制性进入与信息，把引发思想混乱、消解伦理道德、制造社会恐慌的言论排除在舆论场之外。③受托的企业应对意识形态传播平台的管理员加强政治教育与管理，因为他们的政治觉悟、诚信程度、审美素质、鉴赏水平、法律水平以及行业自律程度直接影响着意识形态的监督结果。

仅仅依靠传播平台的个别管理人员是不行的，意识形态治理部门必须帮助企业建立行业规则，以及行业的诚信、自律品质，倡导行业自律和个人自律。在企业的行业诚信与自律充分建立起来以后，通过行业协会进行舆论监督，同时通过加大违规违法的惩治力度，提高违规违法的成本，完全可以使不合法律法规的意识形态对象得到遏制和控制，从而使文宣部门从行政管理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意识形态治理还必须建立灵活的协同机制。意识形态生态状况十分复杂，要治理好意识形态，构建一种既不伤害、影响信息与文化发展，又能有效防止敌对意识形态传播的治理模式，需要高度的思想及政治智慧，这种智慧的生成需要思想、理论、学术、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电视等多个方面协同配合，因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精神系统问题。

只要治理部门转变思想观念，构建起新的治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探索出新的意识形态治理方法、措施、手段，就能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只要治理主体改进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避免个人意志和长官意志，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坚持法治、透明、公开、公正，允许人民参与、社会监督，在依法执行过程中与群众互动回应、民主协商，意识形态治理就会科学、合理、民主、高效；只要政府对教育、宣传、政法、行政等权力关口加强制度层面的监督制约，在舆论层面有力监管，在精神层面积极塑造引导，在审美层面提供优秀作品和学术成果，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话语权就会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意识形态治理如同放风筝，只要有法治这根线，就不怕舆论满天飞。

意识形态的主体治理

意识形态治理首先是对相关主体的治理，因为信息传播的平台、载体终究是由人来控制的。意识形态主体既包括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传播者，也包括意识形态的监管者、领导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对象和传播内容正是取决于这类主体。意识形态主体有两类：集体主体(组织、机关、部门、事业、企业、公司等)与个体主体(领导者、责任者、法人代表、网管人员、网评人员、作家、学者、教师、学生等)，这两类主体是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体，他们最有条件运用现代化的媒体或传播意识形态信息。通过对治理主体自身的治理，优化治理主体的组织及运行结构，改进治理主体的工作流程与工作方式，意识形态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才会得以提高。

就集体主体而言，要强化意识形态治理部门的责任，明确这些部门的负责同志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使其有高度的政治自觉，密切关注思想、精神领域里的意识形态动向，对意识形态变化保持高度灵敏的政治敏锐性和思想鉴别力，对于社会思想领域里的错误意识形态宣传要及时展开针锋相对的辨析批评。

在意识形态集体主体中，高等学校意识形态的教育治理最应引起关注，因为高等学校是高端思想与知识的集散地，也是知识精英的聚集之所，意识形态最为集中的教育区域就是高等院校里的文学、新闻、艺术、外语、历史、哲学等人文院系室所。高等学校里的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可谓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主体，他们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重大事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们对政治事件或事实所做的价值判断及政治反应会对社会公共舆论产生重大导向性影响，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负判断往往会使普通大学生以及与之相关的交往群体对社会主义思想和价值体系产生怀疑和动摇。

对文艺与人文知识圈的治理也很重要。文艺与人文知识圈是由个性独持的艺术与知识个体组成的精英群体，对这类主体所持的艺术与学术意见不能采用压制的办法，而应当借鉴吸收新的文艺和文化理念，以之为基础对其加以思想和精神引导，而不是以陈旧的意识形态理念强制或硬性管束，那样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要遵从艺术与学术的规律，对文艺创作或研究成果在思想认识上有分歧的对象要作学术上的仔细甄别，不要轻易上纲上线，更不要轻易采取行政措施或惩罚手段。要记住邓小平同志的告诫：“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④更不能对文艺作品的创作主体搞政治围攻。

对高校及人文社科圈进行意识形态治理的积极举措就是加强文化研究和批评引导，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批评队伍。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广大党务工作者：批评的武器不能丢。文化研究和批评专业团队以其特殊的职业身份和专业影响力在知识分子队伍甚至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传播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必须培养和打造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意识形态职业治理人员，以推进意识形态治理的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法治化，而不再是传统的行政化、权力化、强制化。

意识形态传播最快、造成影响也最广泛的社会空间就是虚拟的网络空间，电信企业、网络公司等市场主体无形中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另类权力中心。意识形态控制权在信息化环境中取决于互联网世界的制网权，不同的利益主体或政治势力也正是抓住这一特点，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组织网评水军，干涉、搅扰或左右社会舆情，致使网络舆论常常真假莫辨。因此，意识形态治理部门应当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根据治理需要向移动、电信、联通等企业放权，与之合作，把它们培育成为市场领域里的意识形态治理的集体主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文宣部门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⑤正是看准了电信企业、网络公司等市场主体在思想传播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

意识形态的具体治理还要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人员身上，意识形态治理执行者的理论水平、理解水平、认识水平、专业水平、政治觉悟等因素直接影响着意识形态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效果。意识形态治理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是精通意识形态理论及问题的专家，而不是普通的行政官员；同理，意识形态治理的执行者也不能只是能够跑腿办差的公务员：这类人员应当具备较强的理论认识能力、逻辑辨析能力、口头宣讲能力和评论写作能力，否则不足以担当意识形态治理的重任。意识形态治理的从业人员还应当理论联系实际，用群众熟悉、认可的事实以及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现阶段的意识形态教育队伍中，高谈阔论者多，其理论宣传听起来空洞乏味，让人听而生厌、生畏，根本达不到教育的目的。

意识形态个体主体治理的另一重要对象是企业的管理主体。各类关乎意识形态传播的企业、公司管理人员在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因为网络空间的对象、内容及秩序完全取决于相关网络公司或网站的管理员，任何网络对象或网络信息的首先要经过某个具体的网络管理人员的审核，意识形态治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网站管理员对舆论的选择性控制。一般公司和企业在雇佣这类管理人员时，较多考虑的是应聘人员的市场业务开拓能力，而对其政治素质不加要求，在治理意识形态主体时对此不能不加考虑。电信、移动、网通等国有信息产业的信息管理人员应当是既具有过硬的计算机、信息方面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同时又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较高的政治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新兴媒体中的自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其意识形态传播效应亦不可小觑。这类传播工具交互性强(既可一对一也可一对多)，传播速度迅速(瞬间便可传至全球)，传播类型灵活多样(浏览、群发、转发、评论、跟帖、点赞)，传播社会效应巨大(引导、煽情、蛊惑、鼓动)。然而，它们又不像普通社交网站、视频网站、聊天室、BBS、论坛、贴吧那样公开，且其传播过程隐秘、即时，监管起来十分困难。自媒体因其专业性、圈子性，普通技术管理人员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素养，根本无法鉴定传播内容的政治色彩。因此，意识形态治理人员必须熟悉新兴媒体，熟练掌握和运用类型众多的自媒体诸如微信、微博、博客、播客、个人空间以及一些即时通讯工具如QQ、MSN、飞信、易信等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传播工具，以便对相关意识形态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对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传播个体的治理可以和网络公司或企业协商，探索企业托管的可行途径。当然，委托企业进行意识形态治理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电信企业、网络公司，尤其是那些拥有广泛读者的门户网站是否愿意承担意识形态治理的使命？门户网站与各类文学网站、论坛能否有效监管涉及意识形态敏感问题的话题或意识形态立场有问题的作品或论文？这类问题具体操作起来难度不小，因为解决这类问题不仅需要相关话语的语义政治学分析，还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支撑，后一因素涉及众多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制定。上述问题解决以后，网商才能从技术上制定和实施虚拟空间意识形态治理计划。

意识形态治理的分寸

有了意识形态治理的体制与机制建构之后，在具体的意识形态治理中，分寸应该如何拿捏，以达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高效化等现代功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意识形态治理者要努力消除冷战后的精神负资产：二元对立、非友即敌的对抗性思维定势。冷战思维让自身在世界上陷入孤立，这不符合我党优良的统战传统。在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对不同意识形态对象要把握性质，区别对待：对于故意造谣和抹黑中共领导的敌对观念和思想认识，一经查证落实，坚决打击，封杀取缔；对于不存恶意的认识歧见，以及因各级政府对相关事情处置不当而产生的不满性质的牢骚、怨言、异议，要充分包容、宽容和兼容，同时予以思想解释、心理引导；对于民众批评政府的各类意见，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加以处理，并以之作为了解民意、消除误解和歧见的良机。

执政者需要通过善治、善政改变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观感，而不是通过禁言让其禁声。在网络空间中，对认识异见或负面声音采取禁言、删帖等办法根本起不到治理作用。从技术层面说，网络上的各种认识瞬间就可以出现无数条，网管、网监或网警要从瞬时出现的海量评论中筛选出负面的意见或评论并用手工方式一一删除或屏蔽根本不可能，他们通常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在评论功能中设置敏感词自动过滤与自动屏蔽，而网民们在评论相关事件时运用符号代替方法就可轻易逃避敏感词的过滤与屏蔽。从社会效果来说，敏感词语或话题的过滤与屏蔽并不能封闭认识异见与反对声音，而关闭或禁止评论又有堵塞民众言路之嫌，更会引起人们对执政者巨大的思想恶感和认识反弹。这种群体性的思想恶感和认识反弹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势必会在压抑中蕴蓄成长为巨大的思想破坏力量，一旦受到某个社会事件的诱发，便会变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可怕杀手。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治理者不但要维护民众正常的意识形态表达权，还要容忍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苛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党，中共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国家与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⑥，确保广大民众的自由与权利不受威胁与剥夺，这也是中共执政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政治前提。不惟如此，思想民主和言论自由也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基本前提：思想和言论管控得越紧，社会思想也就越少创造力。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⑦只有明乎此点，我们才能找到“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事实上，认识上的异见、歧见甚至反对的声音并不可怕，因为理越辨越明。即使是错误的思想认识和言论，只要它不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公开反对宪法，就不能对其简单处理，不能“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⑧。要学会并善于引导民众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理性表达，而不是发泄和攻击。我们既然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就要经得住批评。对认识相异或相左一方的批评必须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而不能强行压制。

在意识形态治理中，治理者应当让民众明白：意识形态治理的目的不是不让民众说话，恰恰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现存问题。当然，意识形态的治理者自己应当首先明白：思想问题靠说服而不是压服，解决思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运用逻辑思维，通过民主、平等的讨论去说服教育。执政者引导民众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好办法是政务信息迅速、及时、公开、透明，社会事件的真相要让人民群众知晓，而不是藏着掖着、知情不报、欺上瞒下——信息不畅、不通、不透明、不公开是谣言滋生和横行的温床。事实胜于雄辩，事实会让谣言不攻自破。政府的公信力与政务的透明度成正比，只有政务公开，才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号召力。网络舆论中“仇官”言语滋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个别地方部门政务信息不及时、不透明，或在客观上确实有庇护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以致民众再也不相信组织和政府。

治理者要讲究意识形态治理的方式、方法，处置或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要看对象与场合，邓小平同志告诫领导干部说：“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⑨只要意识形态治理者不存偏见，诚心沟通，就能和不同社会主体实现对话、回应、交流、互动，从而在意识形态治理方面实现“善治”，即在责任化、合法化、透明化、法治化、有效化、规范化的情况下开明理政。

形式与政治论文篇6

关键词：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模式

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中，将文化学的价值取向适时引入，不但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又能够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讲，这既是文化学学科群在我国多学科领域都得到迅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前途担当和命运关注的必然。同时，将思想政治教育加入到文化学的视角进行审视和剖析，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深和加宽对思想政治现象的理论诠释，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都能够更加充分地把握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更好的发挥它的功能和特性。时至今日，虽然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长期的开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与现实社会接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困惑和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在教育的同时面对现实，注重从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的视角解释具有文化特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这样才能够重建自身的方法论，在理论建设上实现突破，通过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的和功能，能够丰富和激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再认识和再思考，使教育过程中能够迸发新的活力，增强学科的自我意识。

一、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的依存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在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下，有意识的德性培养与规范化的教育活动始终含藏在各种文化当中，道德教化与文化现象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比如，先秦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以及法家学说等，都以文化传承的形态存在，并得到统治阶级的极力扶持和推崇，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文化”便成为统治阶级对人民实施教化、使其服从于统治、维持社会秩序的隐性工具。到中国近代史的早期，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宗教和科技改革与革命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无论站在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高度，社会进程中的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以其自觉或自为的方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规范着人和社会的道德行为，影响着社会秩序。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文化之中，对文化的依存是长期的。

（二）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

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对文化有依存外，两者之间共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在：（1）共时性。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的形成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才能让其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文化的传承本身就包含时代的要求，文化的发展深受所处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在借鉴和交流的过程中，体现出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完美统一；（2）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核是思想与行为，强调“内化”与“外化”的高度统一，这就说明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都是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无法完全脱离现实而存在；（3）开放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是对相关学科的知识、其他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成果进行吸收和借鉴的过程，而文化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是“传统与交流”，倡导多种文化的兼容并蓄一直是文化的底气所在。

（三）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异质化

自古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运行既有交叉和重叠，又有自成体系的运行规范；（1）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与文化的滞后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内容和形式的变更迅速，相比之下，文化的变更和变革就显得非常缓慢，尤其是在信息传播技术落后的时代；（2）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性与文化的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往往包含文化的精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代表了人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则在这样的过程中因外界环境的干扰，表现出了极其复杂的特性。（3）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与文化的相对自发性。思想政治教育无论在价值定位、教育内容设计、教育方式方法选择，还是在教育环境的营造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主导性和人为目的性，而文化的发展却可以以个体或群体的自发为发端，并以此形成同样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架构。

二、文化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下的表征

（一）文化的选择功能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文化的体内就深化了不同意识形态相互对峙的内涵。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活动完全是为了满足其经济利益的需要，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除了使人们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和塑造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意外，还包括促使教育对象正确地认识经济与文化、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最大限度的避免我们的政治体系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

（二）文化的传承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是政治文化、道德文化等广义文化理念的传承过程，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问题：（1）由于文化的传播过程往往表现为新旧文化的交替或交叉，在这一过程中，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争斗一般也表现为多种政权或势力之间的争夺，因此，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必须要扶植和鼓励先进的文化，批判和剥离落后和腐朽的文化；（2）在经济全球化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但要注重国际文化交流过程和交流效果的研究，还要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和兼容外来文化的精要，从而更好的保持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还要积极面对在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在对此进行概括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使其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文化的创造功能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文化融合化的今天，我们始终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思想政治建设，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战线抵御外来的强大冲击。具体思路为：（1）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紧跟世界文化的发展前沿，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思想指引下长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2）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和理论武装工作，从维护执政安全的战略高度，切实提高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3）以创新的思想为主导，全面突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建构特征，全面系统地阐述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过程中，所提出来的各种纲领、政策和主张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价值观念整合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能够准确充分反映当今社会变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依据。三、不同文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

（一）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我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行为和行动方式之中，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明显民族特色的修身养性、教化训导的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以德为先”的思想，这种重视德性践行、修养有方的教育模式对我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中华民族始终倡导以“德育”、“教化”为主导的文化教育方式，这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2）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程序，如传统文化中提及的立志、存养、克己、自省、慎独、改过等一系列的修养方法，都已经成为如今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理论依据；（3）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始终强调道德修养的实践，主张“修践合一”，这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不谋而合。在传统的道德修养框架中，个人素质的提升和忧患意识的流露并不能说明道德修养深厚，非身体力行道德规范不能算做真正的修养。

（二）网络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虚拟世界的出现成了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网络文化主体的匿名性，都强烈冲击着现实生活中的原始等级。许多网络主体参与网络文化活动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虚拟世界中的平等和自由，将潜意识中的自我价值加以实现。由此可见，网络不仅为参与其中的个体提供了一个传播媒介和沟通平台，还将自己构建成了一个实现网络主体自身价值的特殊领域。因此，网络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尊重和关爱教育对象，注重人文精神和道义精神的体现。同时，为了能够在更加开放、自由、多元和多变的网络文化中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就需要不断创新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使之与网络文化交相辉映。

（三）大众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大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密切，两者在冲突与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大众文化的建设必须始终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为行动导向，倡导和提高自身的品位和修养。作为主要传承、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和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应该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特点，在提升大众文化思想内涵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与大众文化结合，向人民大众传播社会主流文化，弘扬社会主义的高尚精神。

（四）和谐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要时刻把握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主题，全面推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学艺术事业等各项工作的建设；要积极宣传健康向上的社会主流文化，全面展示和提升国家的良好形象，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建立起思想道德的实践基础，进行长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强化和引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使受教育者能够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责任，使全社会的人文关怀和道义关怀落到实处。

四、结束语

如果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就难以理解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迁，难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理论动向。这就需要我们要有跨越并综合各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的能力，从文化学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同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选择途径和教育效果的优劣。

参考文献

[1]李云霞，于连平.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01):1-2.

[2]沈俊花.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01):273.

[3]王永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06):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