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的意义篇1

一、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国家理论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冲破了第二国际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即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经济决定论，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它还在没有否定暴力革命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以文化和意识形态为特征的“阵地战”，这一新型的社会革命和变革道路，同时也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顽强生命力和普遍的适用性。

(一)冲破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

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重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强调实践哲学，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开创了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和争议就层出不穷。20世纪20-30年代，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不良倾向盛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庸俗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将革命的成功完全归因于经济因素，这一做法不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对遵循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而不是封闭的僵化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葛兰西没有盲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没有单纯地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对第二国际那些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进行了深刻批判，根据意大利的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哲学。陈学明教授指出，“实践哲学以历史的方法考察以往的一切，同样也考察自己，决不把自己当作不可改变的教条……它并不是空谈真理的经院哲学，不是某些狭义阶层(例如整个知识界)的常识，它是同实际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哲学，是能够在群众中普及的哲学。”葛兰西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在不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葛兰西作为政治活动家，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主观能动性的方面，给予实践范畴以应有的地位，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等问题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对人主体性的强调，以及葛兰西的人本主义的理念，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人本主义的视角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

(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但与俄国的命运不同，欧洲爆发的大规模革命却以失败告终，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纷纷陷入低潮。暴力革命能够在东方的俄国取得胜利，而在西方却以失败告终?这一问题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面临的问题。葛兰西注意到:在西方，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市民社会的作用和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国家的思想文化职能逐渐增强;在东方，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状态，国家即是一切，市民社会尚未发展到能够发挥自身作用的程度。葛兰西主张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依靠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采取“阵地战”的革命策略，进行文化变革或意识形态变革，摧毁资产阶级对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最终获得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以文化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为特征的新型革命形式，并没有否定暴力革命的作用，而是说明了要根据不同的革命形势和具体实际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因此，葛兰西的这一崭新的革命道路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补充，更是一种创新。甚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深受葛兰西的影响，开始重视文化、意识形态因素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得葛兰西的革命理论获得了发展。

葛兰西对新型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方面，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多样化的统治方式，即不仅包括政治统治，还包括更加隐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而且后者更加有效，因此夺取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方式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说明了要时刻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来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打破了教条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发展的束缚，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不断向前发展。

(三)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葛兰西的“完整的”国家学说、领导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崭新内容，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

葛兰西提出了“完整的”国家观，他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有机统一整体，并突出强调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葛兰西强调，在本质上，不能仅仅将国家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拓宽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内涵和外延。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属于经济基础范畴，而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成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葛兰西承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更加突出了作为上层建筑有机组成部分的市民社会的重要作用。葛兰西的市民

社会理论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的补充和创新，同时它有助于人们以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化。葛兰西将“完整的”国家学说作为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虽然“领导权”概念并非葛兰西所首创，但葛兰西不仅赋予其全新的内容，也拓宽了领导权的适用范围。在列宁那里，领导权主要侧重于政治领导权，而与列宁不同，葛兰西强调要在获得政治领导权之前就要夺取文化领导权，并且在夺取政权之后依然要巩固和维持文化领导权。也就是说，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获得政治领导权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获得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保持好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与此同时，葛兰西还拓宽了领导权的适用范围，即从阶级内部拓展到阶级之间甚至是国家之间，由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种策略提升为运动的一般性原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领导权限定在阶级内部，即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和广大无产者的领导不同，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仅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也要争取其他利益集团的支持。甚至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具有不确定性，它的适用范围还可以拓展到资产阶级在内的阶级联盟之中。

同时，在意识形态理论方面，葛兰西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意识形态具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作为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时使用了这一概念，它具有两种基本的含义:错误的意识和空想或幻想。第二种，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中立性的，包括正确的意识和错误的意识。第三种，作为掩盖物质利益和真实动机的思想观念。它具有为一定阶级的政治合法性辩护的功能。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的时候是采取否定的态度，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并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与马克思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不同，

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态度是肯定的和积极的。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并不是作为意识形态家们主观的、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概念集合，而是被处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位置，被用于人们理解他们所在世界的方式，被更多地视为一个斗争的场所。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不是消极的、机械的，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意识”或错误的意识，它是一种人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社会水泥”的作用，整合人民的思想和价值观。因此，葛兰西始终强调在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之前就要先夺取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没有盲目遵从马克思对“虚假的意识”的否定批判，而是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分析，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不仅深化了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对后人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二、开启和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同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也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拉克劳、墨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以及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

1976年，托尼·本内特在《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一文中，提出了“葛兰西转向”这一概念，并对“葛兰西转向”对文化研究的影响进行了系统阐述:一是反文化的阶级本质主义，这使文化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认识与理解;二是深化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三是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和历史性;四是将差异和矛盾看作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存在的基本方式。“葛兰西转向”最先是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为摆脱自身的理论困境和范式危机而寻找到的一条出路。英国文化主义研究的兴起主要是由于英国社会危机、马克思主义危机、知识分子自身危机。二战之后，英国开始进行全面调整，福利国家出现，但却引发了一些混乱和失衡，由于美国大众文化的入侵导致英国本土文化受动冲击，而利维斯主义的传统却不能解释这一现象。而且，由于福利国家的发展，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所以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逐渐消退，进而英国工人运动也停滞不前，社会主义革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当时英国面临着葛兰西所提出的问题:“既然向来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财富的创造者和自私的消费者，为什么社会主义尚未实现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新左派开始寻求新的理论，他们将文化和政治结合起来，试图超越利维斯主义来对英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反思。英国文化主义希望从葛兰西的理论中吸取养分，因此英国的文化研究试图通过“转向葛兰西”来摆脱英国文化主义的理论困境，找到新的理论出路。

(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带有结构主义特色的意识形态思想，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理论。阿尔都塞自称，“据我所知，我现在走的路以前只有葛兰西一个人有所涉足。他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念，认为国家不能被归为(镇压性)国家机器，按他的说法，还应包括若干由‘市民社会’产生的机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等。”可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在国家结构方面，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是由(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两部分组成的，这与葛兰西的“完整的”国家，即“国家二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国家职能方面，阿尔都塞认为国家不仅运用暴力，同时也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镇压性’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运用镇压，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葛兰西强调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胃的领导权”，具有暴力镇压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显然，阿尔都塞对国家职能的论述也受到葛兰西“完整的”国家学说的影响。总之，不论是国家结构还是国家职能，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都来源于葛兰西的“完整的”国家学说。

(三)拉克劳、墨菲的“新领导权”理论

拉克劳和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的“新领导权”理论受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影响，因此又称为“新葛兰西主义”。拉克劳和墨菲是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上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重新解读，而形成的一种“新领导权”理论，也可以称为话语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对“新领导权”的概念、领导权理论形成的条件、领导权的主体等方面都进行了重新阐释，扩展和创新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虽然十分强调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但并没有完全摆脱经济决定论与阶级论这种本质主义的色彩，所以他们将领导权概念建立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世界是由话语构成的，话语还链接着实践活动，社会也是由话语所构建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提出话语领导权，并将其作为后马克主义的激进民主策略理论的主题。

根据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他们认为领导权是一种接合实践。他们认为，“领导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连接实践的领域，即‘要素’具体化为‘因素’的地方。”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的形成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的开放性与不完整性，即“社会的不可能性”;二是存在对抗力量。社会的开放性是领导权实践的前提，同时“正是每一个对抗的这种多义性特征使它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领导权连接才能完成”。拉克劳和墨菲所提出的领导权的形成条件可以在葛兰西那里找到源头，因为葛兰西也认为领导权的获得是一个在社会矛盾、斗争和对立中不断寻求“运动中的平衡”的过程，而并不是预先设定的。对于领导权的主体，拉克劳、墨菲摆脱了阶级的观念，他们认为在话语领域，对话语的认同形成身份。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的知识分子，而这一主体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并且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的主体并不必然是阶级主体，他们强调在话语连接的领导权实践中主体身份才得以构建，对话语的认同形成身份认同。但是主体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话语连接的变化而改变。总之，拉克劳和墨菲的“新领导权”理论受惠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与超越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

(四)萨义德的“东方学”

后殖民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具有很强政治倾向的社会思潮，它主要关注的是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和文化对抗的关系。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文化霸权，并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表现最为突出。而萨义德“东方学”的形成离不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萨义德的“东方学”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一种延伸，是其权力逻辑在东西方文化、知识、话语与表达等方面关系上一个新方向上的拓展。萨义德强调“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而且，萨义德扩大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适用范围，即从表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领导权关系扩大到不同国家之间、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霸权的关系上。萨义德借助福柯的知识(话语)/权力理论，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进行了改造和扩展，建构后殖民主义体系中的“文化霸权”。萨义德的“东方学”主要指的就是西方对东方的霸权和控制，并主要通过东西方的文化和文明的冲突而表现出来的，也就是文化霸权，但他并不赞同东西方文化的对立，而是主张两者的多元共生、相互促进和相互包容。

三、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20世纪7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思想流派，叫做欧洲共产主义，它主要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模式。欧洲共产主义者将葛兰西看作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先驱。葛兰西非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直接推动了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思想流派的形成，而且葛兰西对西欧革命道路的探索，也直接影响着欧洲共产主义的革命策略。葛兰西在对东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完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采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够的，还要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首先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因此，在西方不能像俄国那样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应该采取“分子式入侵”的“阵地战”。葛兰西的这一革命观对欧洲共产主义主张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产生直接影响。欧洲共产主义否定暴力革命的普遍性，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各国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可以通过议会选举和群众运动等民主方式走向社会主义。西共卡里略就曾指出:“在一个根据宪法走以民主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民主制度中，暴力不仅不是合理的，而且正如全部实践所表明的那样，也不是现实的道路。”因此必须放弃“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原则”。此外，葛兰西的工人自治思想、群众性政党的观念、广泛的联盟思想等都对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总之，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四、中国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分析工具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反映了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何种革命方式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进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同时，葛兰西指出，无产阶级不仅在夺取政治领导权之前就要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而且在夺取政治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依然要继续保持和巩固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也同样契合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政权的保持与巩固以及社会发展的要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当今时代己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尤其是对于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葛兰西就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我们看到，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时期，文化领导权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关键时期，仍然面临着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和巩固问题，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和重要参考，并且葛兰西思想中的基本精神，也对新时期中国文化领导权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存在和重要性的阐述启示我们要将文化领导权建设问题提高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高度。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时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控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得到持续的巩固，那么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就会被削弱、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就会受到威肋、，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无从谈起。列宁曾经指出，“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矿石，炼成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的社会思潮不断涌入，不同的“声音”和“思想观念”相互激荡。目前，我国面临着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西方文化渗透和“颜色革命”的威肋、，多元文化碰撞的危险，以及人们思想意识多元化和差异性不断增加的危险，因此，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和巩固仍然是一场硬仗，我们必须加以重视。保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控我国公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政权稳固的坚实基础。因此，我们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掌控文化领导权提高到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战略高度。

(二)增强广大群众对主流意识的自觉“同意”和“认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性

葛兰西指出，国家具有镇压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但他更加重视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职能。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现代国家统治方式逐渐由“统治”向“治理”转变，从主要依靠暴力机关的镇压转变为主要依靠民主方式获得广大人民对主流意识的自愿地、积极地“同意”和“认可”。葛兰西将“同意”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心甘情愿地“同意”，一种是选举创造出来的“同意”。葛兰西重视的是人民群众自愿地“同意”，因为只有这种具有持续性的“同意”才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权合法性提供更深层次的道德支撑。而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同意”和“认同”就要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心理基础的构建。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一个虚无缥缈、脱离实际的领域，而是真实的存在于人们生活之中的，所以要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大众生活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内化为人们的思想。同时，我们党要始终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确立和巩固其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增强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认同、接受和践行，并最终达到巩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有效性的目的。

(三)加强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2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与时俱进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如此。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观念。我们应当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分析后，发现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1.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地位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于1845年―1846年间，该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适应了当时理论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之作，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的哲学论证。同时，在新世界观的指导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科学认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分析后，发现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当前，以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尤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经受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因此，在新时期，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正视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面临的挑战，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善与实践创新，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不容质疑的。我们应该强调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的重要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世界上的各种思想文化将不断地涌入中国，与本土的思想文化不断地融合，对我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我们在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能够明辩各种是非，抵抗各种消极腐化甚至会危害到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牢牢把握住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替代中国文化，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代表着人类现代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现代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了它的中国形态和中国内容，是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社会面貌，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这两方面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体现。在民族与人民的生存问题高于一切，而马克思主义又能与传统文化契接整合的情势中，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应运而兴就成为合历史逻辑之事。

2.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以怎样的形态展现

意识形态在当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个极其混乱又极其重大的话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尤甚。对于苏联模式的反思拷问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制度：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又不唯我独尊。适应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拷问着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如何在话语体系转换中不割断历史、不割裂马克思主义，不丢老祖宗？再进一步，社会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该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民主化意味着进步还是倒退？经济上的市场化是再生还是毁灭？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任何偏颇都将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失误，因而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理论视野的重大热点。这里首先关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所以，马克思主义需要借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交融与共生，最终形成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自然接受的文化价值取向而发挥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形态应该而且只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形态来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今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赖以支撑的价值认同基础，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体系综合体。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它是面向改革开放的鲜活社会实践的精神映照。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内容的和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应对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本身就是文化，是思想、精神层面的文化，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整合。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当代意识形态的冲突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理论势力的冲突。最为尖锐的冲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这种冲突关系到对社会发展与历史进程的不同认识和现实道路的选择。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意识形态冲突方式的时代变化、善于在对话中获得并把握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较量主导权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这一价值取向。这一理念表明，一切是非曲直、一切价值评价，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尺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是关于当代中国全部意识形态争论的理论源头的基础性研究，意义重大。所以，针对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冲突，“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提供精神动力。在十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对培养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专业人才，定期到社会各部门、各群体中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对人们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这项工作费时、费力，而且短时期内难以见效，因此，要求有一大批具有专业素质和献身精神的工作者，并且要求国家在政策层面和经费层面上都予以保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主流媒体应当始终把国家和公众利益放在首位，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文明办刊、办网，通过树立典型和宣传先进文化，引导社会朝积极上进的方向发展，防止主流媒体过于娱乐化。对歪曲、恶意中伤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进行及时、有力的回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迅速做出反应，消除人们思想上的误区。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存在的弊端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产生了消极影响。

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上，而必须直面人们在理论上的困惑和实践上的难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否则没有意义。基于这一考虑，探索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改革与重建，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因此，适应时代的变化，正视时代的挑战，表达时代的呼声，是意识形态能够成为社会的水泥和黏合剂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路线，是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并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Ⅰ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3

关键词：当代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研究；总论研究；专题研究；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2013年，与国内其他文论研究领域的沉寂相比，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显得活跃、深入、生机勃勃，成绩也颇为显著、引人注目。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本文根据2013年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报刊、书籍所发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含美学）研究论文和专著，从总论性研究、专题性研究、个案研究三个方面梳理了本年度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情况，希望有助于了解本年度这个学科的进展，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照。

一、总论研究2013年，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总论性的研究较为薄弱，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学界“西马”文论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反思，以及“西马”文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建辉针对中国“西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我国当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但应该客观地把握“西马”，为此，要强化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他对五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家族相似”的现象，也适合用这个概念描述“西马”群落；“幽灵化”的马克思并没有维护、坚持总体意义和本质意义上的马克思，马克思仅仅是一种碎片化的幽灵式存在，马克思的实践性、未来关怀都被淹没于解构主义之中了；马克思的思想应该是其成熟时期的思想，如果从思想的演进方面说，可以区分出“多个马克思”，可以讨论“两个”或“多个马克思”，但讨论时应该把这个问题置入一定的范围，以发展的或动态的眼光看待这些阶段，并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变革关联和统一性，否则，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分裂，甚至出现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西马”关注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而不是国家和法律问题，这种“文化转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但也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文化化”了，结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狭隘化；“西马”（晚近“西马”尤甚）大都是以西方现代人本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不少学者开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思想，并将其奉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观念值得商榷，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思想，看待这个问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范围之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方法，但也是世界观、倾向性、实践、价值、信念，而且是统一的，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性化、知识化。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西马”及其研究者身上，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①

丁国旗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新时期以前“西马”主要集中在卢卡契等极少理论家，介绍得多，还谈不上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研究“是火热的”；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的译介和研究达到了高潮；新世纪以来的“西马”研究也涌现了大量的成果。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界以排斥、批判为主，之后，国内对于“西马”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出现了“过热”的现象，甚至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化”倾向，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的“多元化”。但是，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却进入了“冷落萧条期”，也应该正视这种现象以及“西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②如果缺乏总论性的研究，就可能影响到我们科学地、深入地、全局性地把握“西马”文论的性质、特点，导致一种“不见森林”的结果，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也是如此，希望以后的研究能够克服这种局限。

二、专题研究2013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专题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研究面很广，几乎涉及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方方面面，并且不乏亮点，有的研究很有新意，有的研究很有深度。其中，关于“西马”的乌托邦思想、符号学的研究，以及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都可圈可点。具体的研究情况，下面分而述之。（一）“西马”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朱印海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介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诸如卢卡奇坚持现实主义文艺观；布莱希特和马尔库塞强调现实主义文艺要深刻地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对人的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重视文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斗争，该文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总结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反对把文艺作为逃避现实的、精神的避难所，反对把文艺作为政治的附庸。③（二）悲剧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颇为关注悲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个传统，布莱希特提出的“史诗剧”理论、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威廉姆斯的《现代悲剧》、伊格尔顿的《甜蜜的暴力――关于悲剧观念》都丰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肖琼的博士论文《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选取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从意识形态、现代性、革命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伊格尔顿的悲剧观念，进而从整体上进行了评价：“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是他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而对当前现实作出的反应。……在坚定人类意志力量的富足弹性和本能潜力的基础上，抓住悲剧突变的一瞬，从理论上论证了悲剧所包含的辩证以及悲剧困境所包孕的希望，并将悲剧理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当前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④有趣的是，论者还谈及伊格尔顿对中国悲剧的看法及其缺陷。（三）乌托邦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乌托邦思想及其研究占有很大的分量，布洛赫、詹姆逊均有专著，马尔库塞等理论家都有许多论著论及这个议题。但与其他议题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但是，在2013年度，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张艳玲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传统，着重研究了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乌托邦思想，她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张艳玲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传统分为三种类型：以布洛赫为代表的“本体论”，强调乌托邦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它始终存在，并有实现的可能；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终结论”，马氏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乌托邦的终结，以理性、博爱为基础的人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本主义思想将更有效；以哈贝马斯、高兹为代表的“替代论”，他们指认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揭示社会的本质，前者主张以“交往社会的乌托邦”代替“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后者主张以“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代替“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乌托邦”。⑤

张艳玲还进行了个案的研究，主要研究了哈维、马尔库塞、詹姆逊这三位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乌托邦思想。她以《希望的空间》为重点，分析了大卫・哈维的乌托邦思想，哈维把乌托邦分为：（1）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即通过安排空间秩序来展望、憧憬社会的前景，其特点是，可以把城市规划方案作为一种乌托邦实践，需要才智超群、道德高尚之士全景式地进行监控，才能够实现乌托邦方案中的秩序；（2）社会过程的乌托邦，它以时间为重点，其特点是，它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彻底否定空间，也要求发挥空间的基础性作用；（3）时空辩证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充分地综合了前两种乌托邦的优势，要求辩证地处理时空的关系。⑥

马尔库塞是乌托邦“终结论”的代表人物，张艳玲梳理了马氏的乌托邦思想。在她看来，马氏的乌托邦思想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看法密切相关：他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导致了人的严重异化，社会主义应该重建人本主义理想的维度，把实现人的价值作为根本目标，他强烈地批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为了实施乌托邦的方案，他提出了“大拒绝”的方法，即拒绝与当局合作，拒绝参与政治制度的建构，甚至拒斥社会组织的正常更替。既然资本主义终结了传统的乌托邦思想，他顺势提出了“审美乌托邦”，希望用美、艺术为人类提供一个感性、理性、想象相互协调发展的非压抑的社会，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的自由和价值。⑦乌托邦思想在詹姆逊的阐释学和后现代主义研究中都有所体现，2005年，詹姆逊还出版了研究乌托邦的专著《未来考古学》，鉴于此，有必要研究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

张艳玲结合詹姆逊的文艺阐释学，研究了詹氏的乌托邦思想：（1）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构成了詹姆逊阐释学的双重视域，前者构成了其否定阐释学，要求对乌托邦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后者构成了其肯定阐释学，坚持分析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性。（2）乌托邦具有批判性。乌托邦必须否定现实，也只有这样，才有其价值，否则，就丧失了其意义，也不成其为乌托邦了。（3）后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具有悖论性。一方面，反乌托邦认为当前的现实世界最好，乌托邦在建设新社会中必然具有极权主义性，另一方面，个人的乌托邦却丧失了变革社会的要求。这样，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彼此冲突，不可调和，既然现代资本主义无法根除，就只能寄希望于第三世界及其乌托邦了。她还认为，詹氏提出的“民族寓言”理论具有乌托邦性。⑧遗憾的是，张氏虽然扼要地概述了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但《未来考古学》在她的研究中几乎是付诸阙如的，这种情况也相当普遍，虽然这部著作出版多年，国内的研究者却很少、很薄弱。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承续了之前对乌托邦的关注，他还用大量篇幅讨论了科幻小说的乌托邦性质。黎婵、石坚独辟蹊径，从这部著作出发，挖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幻批评（尤其是其乌托邦维度），这样的研究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她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幻批评流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资源是新左派思想。它把握了科幻小说对现实说“不”的否定精神，具有阐释学和文学的双重含义。它的乌托邦思想以苏恩文、詹姆逊为代表，还能够追溯到布洛赫，涉及到阐释学意义上的乌托邦冲动与乌托邦总体的性质与区别。在乌托邦文类的阐释上，它以“中立化”代替了“理想的社会蓝图”的概念，强调了形式的总体化差异的辩证法。⑨（四）符号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符号学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也从它那里汲取营养，并推动了符号学的发展。

张碧集中研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其批判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的批判；对“共时性”认识维度及其派生概念的批判，即符号的表意实践是人的主体对客观现象的概念化过程，因此，不能将符号的生成看做封闭系统的自然的衍生物，这样，符号学批评视野应该被延伸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现实领域，并历时性地考察社会文化符号的变迁。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借鉴主要表现在积极吸收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成果：借鉴了它对符号本质的理解，并把它延伸到对社会文化批判方法模式上；强调社会文化表意产生于变化的社会生产状况之中，灵活地运用它的符号学概念和方法，并抛弃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生成语境及其形而上学的规定。其中，德拉沃尔佩、戈德曼、阿尔都塞、霍尔等理论家都批判并认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共时性方法。符号学的巨大发展及其复杂性，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符号学影响的复杂性，詹姆逊、布迪厄对符号学的接受都非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⑩

张碧还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例，研究了他的符号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张碧研究了他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重点分析了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吸收和扬弃，即他把电视节目区分为“内容”和“形式”，并分析了它们在节目制播的两个阶段（搜集、整理节目的政治信息并改造为话题是电视节目的“形式”；围绕话题产生的辩论话语是电视节目的“内容”）的表现；分析了其符号学理论与实践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注重共时性、静态的研究）及其马克思主义倾向，即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确定（或意义的生成），并不是决定于符号系统的差异性，而是由社会历史的活动、语境、约定俗成决定的。她进而分析了霍尔的符号产生意义的三种方式：反映途径、意向性途径、构成主义途径。据此，作者认为：“透析霍尔复杂而精深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掘进与文化研究理论的建构无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B11近年来，赵毅衡等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并着手建立中国的符号学，而关注并汲取国外的符号学研究成果是建立中国符号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希望这些研究为建设中国的符号学提供新的经验。（五）现代性的审美救赎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寄希望于审美的救赎，并有大量的论著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国的研究却很零散。许勇为研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审美救赎理论，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美学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传统的美学化改造，它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条审美现代性的救赎之路。而且，它自身及其方法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注重塑造个体内在的精神；方法属于文化批评，而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评，缺乏实践性；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因此，它无法推进社会的变革，也无力把社会历史带出现代性的困境。B12我们希望许勇为的研究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六）空间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颇为引人注目，近年来，哈维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引发了国内学者的热议。耿波、李东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历史”观念是一种时间美学的建构，因忽视“时间”与“生产”之间的深层逻辑关联而导致了政治上的迷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引发了新的政治时代的到来，即都市空间政治。在都市空间中，发生了从时间美学向都市空间的嬗变，都市空间美学以同时包含主动―被动内涵的个体为审美主体，同时包含了政治否定和个性解放两方面的审美意蕴。B13尽管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有点偏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空间在建构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空间生产是都市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的空间研究必须注意空间生产中蕴含的权利、政治性，关注空间生产的公平、正义，国内的空间研究更要强化这一点，防止把空间生产纯粹物质化、自然化。国内学界对空间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的研究都非常薄弱，这个研究无疑可以引起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的关注，并把空间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七）后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后马克思主义广受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关注，但文论界对它（尤其是它对于文论建设的意义）的关注却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讲，陶水平的研究值得我们重视。陶水平细致地研究了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当前文艺研究的意义，他研究了“接合”理论对当代欧美“文化研究”的影响，并着重研究了“接合”理论之于中国文论建设的意义，即把古今、中西、文史哲、理论与实践“接合”（代替“整合”、“融合”）起来，从而具有“建设性、广泛性、理论性、实践性、可言说性、可操作性”。鉴于此，他为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开出了这样的药方：“走向‘接合主义’的美学理论、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B14（八）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论思想。中国文论界一直关注法兰克福学派，2013年度的文论研究仍然如此。谭好哲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文艺、技术的两种价值取向：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排斥或否定派，以本雅明为代表的肯定派。作者认为，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是复杂的，两派分别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其合理性。但是，从根本上讲，媒介技术是中性的、无倾向性的，其倾向性是由政治、经济等因素决定的，不能把工具性的媒介技术与社会的倾向性的媒介技术混淆起来；对技术和艺术的先进与否的判定，除了考虑生产力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B15王才勇则梳理了这个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的主线。他认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早期、中期的理论家把重点集中到了现代性批判，加上爆发革命的可能性的减弱，他们就把批判的重点转移到文化上，借助于远离现实的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并把审美、艺术作为落脚点。这样，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就主要表现为一种美学批判，集中在审美、艺术领域，这种倾向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为其文论、美学的一条主线。B16这些研究无疑能够促进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论、美学。（九）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它较为关注。胡小燕关注它对于英国文论的文化转向的影响。她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但其方式却较为复杂，导致文化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之间始终是互补的关系：文化被置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之中，文学批评从文学的内部批评转向了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原因在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价值观渗入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文化因素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解“阶级”问题的新的立足点。传统与这些因素的结合，使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下述特点：强调历史的总体性；立足于整体性的基础，强调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结果，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在革命中有重要的作用；注意把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间的辩证关系，例如，葛兰西把“市民社会”这个经济基础的概念，改写为意识形态机构。这样，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没有抛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而是使文化与它成为一种互补的关系，并由此克服了还原论、决定论的影响。B17段吉方从微观的角度细读了雷蒙・威廉斯的“感觉结构”，并由此梳理了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具体而言，威廉斯以“感觉”区别世界观、意识形态，以“感觉结构”表现了对基础、文化、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看法；他的“感觉结构”受戈德曼的“世界观”影响，但又不同于它，后者强调文艺作品与社会集团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前者强调文学与一定社会生产之间的辩证的而非完全结构的关系，他用“感觉结构”分析文学作品，并把它从社会领域扩大到审美领域；“感觉结构”奠定了“文化分析”的方法、“文化唯物主义”美学的范式，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立场上恢复了感觉、经验、价值、形式之于意识形态的复杂影响。B18文化唯物主义是英国现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重要一环，很有必要梳理清楚它的发展脉络、特点，这方面的研究尚有一定的空间，希望出现更深入的成果。

三、个案研究2013年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英国的伊格尔顿、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本雅明，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多年。就本年度的研究情况看，既有面的全面拓展，又有深度的开掘、质量的提升，某些研究试图与国际学界展开对话、富有探索性，代表了我国文论界的研究水平。而且，有意思的是，以前关注不多的东欧文论家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也存在着选题重复、研究平庸、缺乏新意等缺陷。（一）伊格尔顿是英国当今最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时有论著刊行，并引发广泛关注。中国文论界对他的热情一直不减，2013年仍然如此，本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伊氏批评理论的全局及其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王涌全面地研究了伊格尔顿的文艺理论，分别梳理了“艺术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和“理论之后的理论”，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其“艺术生产论”揭示了艺术的特点与功能，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艺术不仅能够认识、把握现实，而且也能够创造、生产现实；艺术生产是精神的生产；艺术与生产的关系必然涉及到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艺术与现实并不直接相关，而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意识形态指“那些与社会权利的维护和再生产有着某种联系的感觉、评价和信仰的模式”，它植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结构”。“审美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重要的理论贡献，它揭示了艺术的审美和意识形态的性质：艺术生产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作者用一定的形式加工意识形态，作品文本就成为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解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艺术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可以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抵制特定的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溶解力，能够溶解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内容；“审美意识形态”来自于人内心的感性力量，有强大的内化作用，其作用离不开感性。伊格尔顿与时俱进，极为关注当下理论的发展。面对批评理论的衰落，他出版了《理论之后》，总结了当论的发展趋向，提出了“后理论时代的理论”的命题，即这样的理论质疑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不再信奉普遍、客观的真理，滑向了主观真理；它反对统一的、整体性的东西，沉溺于个体的、非规范的东西。伊格尔顿指出了理论衰落的事实，并非认同理论的这种发展趋势，而是为了呼唤理论复兴，呼唤时代对理论的兴趣和需求。B19贾洁也以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为研究对象，但选取了批评策略的角度，并总结了伊氏的批评策略：同时使用精英的、民粹的笔法，使自己的写作服务于教育大众的目的；宣传正确的理论、观念，并为一些被遮蔽、误读或歪曲的常识和概念正名；有意打破批评写作、创意写作的鸿沟，或灵活运用，或把它们与学术规范结合起来；强化学术领导权、反对学霸。B20蒋继华则从本雅明对伊格尔顿影响的角度切入了伊氏的批评理论：伊格尔顿对文艺本质的理解中强调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生产性，尤其是技术的决定作用；伊格尔顿一定程度地接受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尤其是碎片化的历史、进步的线性历史）和“星座化”的批评策略；伊格尔顿借鉴了本雅明的语言风格，经常运用调侃、幽默、通俗、非体系化的表述方式。B21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伊格尔顿的文论。此外，随着中国批评界对身体及其话语的兴趣的增强，国内学界开始关注伊格尔顿的身体话语，刘坛茹的文章梳理了伊氏的身体话语。在她看来，伊格尔顿认为，诞生于18世纪的美学实际是一种身体话语，在鲍姆嘉登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其唯物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为此，要挽救其唯物主义，把它从唯心主义的窒息中解救出来，强调审美具有身体的物质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美学承担了专制主义统治的剂和替代品，通过身体感觉的冲动，把主体和同情联系起来，使主体在促成社会和谐的前提下保持独立，也为资产阶级提供了理想的统治模式。审美意识形态具有辩证性，统治阶级渴望审美，但审美又是危险的，可能颠覆权利；女性主义应该把身体经验与经济、阶级意识融合起来；悲剧中痛苦的身体也有生物性、自然性，可能产生解放的、反抗的主体，具有颠覆专制的潜能和力量。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的身体观，要保障身体在自然、文化间的张力，使之回到人本主义的身体，并恢复其抵抗性。B22本年度的伊格尔顿研究还集中于对其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研究。在欧美金融危机的背景中，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价值再度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1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出版了他的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清理了西方世界对马克思的误读，探讨了马克思的当代意义，引起了欧美学界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广泛讨论。当年，新星出版社就迅速推出了该著的中译本，汉语学界也有热烈的讨论。讨论延续至今，在2013年的文论、文化讨论中亦有所反映。穆宝清强调了该著的意义，即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利于西方世界重新认识并重视马克思主义，同时，对“今日中国理论的发展”也有借鉴价值；着重研究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性”一面，即自我实现、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美、享受丰富而幸福的生活，论证了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对高尚道德的追求、资本主义对自然和环境的破坏；作者也反思了该著引发的争议、批评，该著的意义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但也有不少争议、批评，主要是该著理论探索的薄弱或缺失，及其刻意迎合读者的通俗化。B23孙士聪则从“自发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切入讨论，文化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经济主义拘泥于经济层面的局限，但自身却忽视、排斥了经济层面及其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的“自发的马克思主义”立意于资本的自我拯救，虽然它重视经济，但却一定程度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诉求。这样，这两种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难以克服的困境，伊格尔顿的困境和焦虑源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困境。B24这些研究有新意、深度，论者思维活跃，一定程度地提升了研究的整体水平。（二）詹姆逊是美国最重要、最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他一直是中国学界关注的“西马“文论的中心人物之一，2013年的詹姆逊研究延续了这个传统，并有所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阐释学思想。王淑玲概述了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思想，即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地吸收了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的成果，其中，新批评、结构主义是其两大背景；它穿梭于形式主义的研究和生产方式的历史研究，致力于文学的祛伪和非神秘化；它包括了个人、社会、历史的三个层面。这样，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就具有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重新解释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处理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处理好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把文本的阐释和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论者比较准确、客观、翔实地介绍和评价了詹姆逊的文学阐释学思想，但新意不足。B25巧合的是，2013年出版了两部研究詹姆逊阐释理论的专著，一部是姚建斌的《走向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詹姆逊的阐释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该著把詹姆逊阐释理论放在西方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中进行研究，研讨了其理论渊源、阐释的总体化原则、阐释策略的历史化、阐释中心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内容，强调了詹姆逊阐释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另一部是沈静的《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美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该著着眼于詹姆逊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对其阐释学美学的影响，系统地研究詹姆逊的阐释理论体系，强调要分别从政治、社会、生产方式的层次展开对文化实践的阐释，同时，作者也发掘了詹姆逊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阐释，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二，后现代文化理论。黎庶乐通过研究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得出了这样结论：詹姆逊改造、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传统，他以其文化政治学抵制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的普遍化逻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用乌托邦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重建集体性的主体，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特色。B26

第三，第三世界文化理论。韩雅丽认为，对第三世界的关注是詹姆逊文化政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詹姆逊针对第三世界的历史、现实，揭示了第三世界文化的寓言性质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作为政治知识分子的角色。詹姆逊把第三世界作为抵制晚期资本主义压制的“飞地”和重要力量，构建了第三世界主义的政治。B27

第四，詹姆逊对阿多诺接受、扬弃和激活。孙士聪认为，詹姆逊激活了理论政治策略的规划、否定辩证法、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三者之间的对话。20世纪70年代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詹姆逊把它转变为“辩证法的楷模”、“我们时代的分析家”，并深刻地影响了詹姆逊的理论建构。晚期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否定辩证法”既希望直面资本主义的新现实，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有效性，因此，它可以是“失败”也可以是“楷模”，它体现了詹姆逊发掘马克思主义阐释有效性的努力。B28

此外，应该提及的是，杰姆逊与中国学界一直有良好的交往和互动，2012年12月，78岁高龄的詹姆逊仍然不辞辛苦地应邀到中国讲学，他在北京大学做了《奇异性美学》B29的学术演讲，并出席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等单位主办的“杰姆逊与中国当代批评理论研讨会”B30。之后，他又结合其新著《再现资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了主题演讲，其旺盛的精力、渊博的知识、敏锐的理论触觉、灵活自如的批评都令中国学界叹为观止。这几次演讲及其《再现资本》理应给中国学界带来相应的反应，不过，2013年的研究并没有反映出来，也许是时间有限的原因吧。本年度的詹姆逊研究虽然较为细致、全面，但重复较多、有新意的研究也相当有限，例如，关于他的阐释学、后现论的研究。而且，与詹姆逊近年来的论著相比，中国学界的研究相当滞后，对詹氏新近理论的进展缺乏相应的研究，原因在于詹氏思维的活跃、论著表述的艰涩、讨论问题的难度，希望这种状况以后能够有所改变。（三）阿尔都塞的戏剧观。以前的阿尔都塞研究多集中于其意识形态理论，本年度的研究转向了其戏剧观。田延研究了阿尔都塞的基本戏剧观：戏剧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政治密切相关，表达着某种政治诉求，纯粹的、唯美的戏剧观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应该抛弃；戏剧应该有政治立场、党性，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以独特的方式承担起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争取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戏剧的意识形态批判应该以“去中心化”的戏剧结构为载体，展示真实的辩证法，展现现实力量的运动过程，对资产阶级的“情节剧”“祛魅”，使观众真正地思考、质疑、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作者也揭示了其戏剧观的唯物主义性和意识形态性。B31胡小燕根据《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总结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戏剧观的特征，即批判的立场和离心结构（或不对称的结构），但是阿尔都塞怀疑作家和观众的独立性，以及依靠离心结构所产生的美学效果，原因归结于其意识形态诉求。B32这些研究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掌握阿尔都塞的文艺理论。（四）本雅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论家，其文本以晦涩、难懂著称，也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2013年的文论研究也是如此。本年度本雅明文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灵韵。王才勇比较了“灵韵”与“人群”关注点的不同，进而揭示了背后的文化、社会意蕴。即本雅明的灵韵关注的是艺术经验，人群关注的是生活经验、都市体验。本雅明通过对各种现代性转向的关注，发现了现代艺术经验背后的社会变迁，以及现代精神的变化。鉴于这些变化的缺陷，对其进行了批判，其灵韵、都市体验都体现了这种思路，后者是现代性的起源，前者使他深刻地揭示了艺术的现代性，对它们的批判使他成为修复现代性的重要的知识分子。B33王涌通过灵韵揭示了本雅明对现代大众文化的认识：本雅明的意义主要集中于他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表面上看，他的灵韵理论揭示的是艺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但实际上揭示了现代性的大众文化的特点：一体化和程式化。同时，他通过对德意志哀悼剧、波德莱尔、卡夫卡等现代文艺现象的解释，揭示了先锋派固有的特征：形式游离出内容之外。实际上，这些现象揭示了现代性的两种文化形态：不满于现实，进而将另一种理性注入到现实中；认同于现实，由现实给出意义认同。而且，这两种文化形态各有其建构性、破坏性，这又重新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B34张冰则阐释了灵韵与进步、艺术终结的复杂关系：体现了“进步”观念的灵韵是一种使人安于现状的精神麻醉品，灵光艺术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共谋的关系，为了反抗现实的黑暗，必须拒绝灵光艺术、呼唤其终结；机械复制的艺术具有革命性和救赎性，希望它能够把人类和艺术从进步观中解救出来。本雅明的艺术终结观虽然也和上世纪60年代讨论的艺术终结一样，关注进步对终结的意义，但是，不同于后者的对进步不持价值立场的思路，它主要是为了否定进步。

第二，艺术生产。翟传鹏提醒，研究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时应该注意：技术在艺术生产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机械复制时代的文艺特点是光晕的消失，它导致了心神涣散、震惊效果。基于这些原因，他认为，本雅明是一个注重日常审美体验的“文人”。B35赵勇对比了本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所的讲演》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个“艺术政治化”的文本，进而阐释了这两个文本的异同：本雅明美化“技术”，重视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的作用，原因在于，技术能够武装知识分子，并使其完成其阶级斗争、革命事业的使命，为此，应该努力把知识分子吸纳到工人阶级中，以提高大众的反思能力；则要求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转变阶级立场，与工农兵结合。这样，两个文本在对作家艺术家的定位（“生产者”和“工作者”）、对技术的重视（“技巧”与“语言”）、对物与人的打磨（“功能转变”和“思想改造”）、对革命主体的期望（“工人阶级”和“工农兵大众”）等方面较为相似；但是，两个文本的不同也是非常明显的，本雅明重视“物”、“功能转变”，导致了“知识分子大众”、“介入文学”；重视“人”、“思想改造”，导致了“知识分子大众化”、“遵命文学”。B36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从其他角度研究本雅明文论的成果，这些成果从不同方面开拓了此前的研究。罗如春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观照本雅明：本雅明拒绝了线性的机械时间；从他对普鲁斯特时间观的解读中，他重视过去、理解过去，把过去压缩为空间形式，并以其预示未来，继承了审美现代性的时间论传统；他期待弥赛亚时间，打破了对连续性时间的信仰，强调历史事件与当下的意义，把事物从线性时间中提取出来并辩证地并置起来、相互说明，使其重获新生；本雅明努力打破历史进步机械论的禁锢，打破未来与进步必然联系的意识形态神话，超越因果联系，具有后现代的因素。B37教佳怡着重研究了本雅明“辩证意象”概念，在本雅明那里，“辩证意象”是认识论、历史观和美学经验的统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本雅明较为偏爱特殊性，它是一种具象的、碎片化的存在，把具体事物联系起来，克服了历史哲学的抽象性；从历史观来看，“辩证意象”强调破坏、断裂、非同时性的时刻、时刻的并置；从美学经验看，从时间的视角阐释视觉经验，使当下脱离线性的机械时间，制造出有震惊效果的时间结构，使人瞬间感知到真相。作为“辩证意象”的历史时间指非连续的时间；意象化的时间体验存在于摄影和电影中；共时性的意象作为一种“辩证意象”，体现于城市美学中。B38孙士聪独辟蹊径，从爱情体验的独特角度研究了《莫斯科日记》，认为它展示了本雅明创作时的生活与思想的纠缠，是其自我的投射。这样，阿斯娅（本雅明的情人）已经成为一个内在的本雅明的源头，诱发了他对现代性批判的哲学思考。在总体物化、“伪经验”流行的时代，本雅明把个体的真实经验作为拯救、超越的最后希望，他终其一生追求的“经验的哲学”在《莫斯科日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B39本雅明思想的艰深、行文的天马行空、行为的特立独行都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本年度的研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都有不少收获，但与往年也有一定的重复，预计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五）马尔库什。近年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家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研究也是随之增多。乔治・马尔库什（GeorgMarkus，1934-）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和布达佩斯学派的核心人物，其理论逐渐得到了中国学界的关注，本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人的本质”理论。

颜岩认为，马尔库什科学地区分了“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两个概念，细致地研究了“人的本质”概念的三个要素：劳动、社会性和意识，进而创造性地解释了其内涵，即“人的本质”不是所有时代每个人类个体都具有的特征的简单相加，而是人类真实的历史存在的特性，即对自由、普遍性和主体性的追求与获得。这样，马尔库什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B40员俊雅充实了颜岩的研究，她主要围绕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研究了马尔库什对“人的本质”的阐释：从人与动物的区别看，人是一种普遍的自然存在，具有生产劳动性；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存在，人的本质为劳动、社会性和意识及其体现的普遍性；人的本质与历史有关，具有历史性。作者认为，马尔库什的探索回应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思潮的挑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B41我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希望以后的研究更为丰富，使我们能够借鉴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果。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个案研究值得关注。考德威尔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山，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声，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赵国新研究了考德威尔的两部重要著作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有助于我们认识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幻象与现实》涉及了诗的起源、演变与人类历史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诗的性质与社会经济活动有关；诗的发展与社会分工同步；诗歌的内容反映了社会各阶段的状态，其思想风貌、形式技巧与该社会时期相对应。他在该著中使用了文学社会学的方法，重视考察文学的起源和功能。《传奇与现实主义：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研究》则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融合产生了现实主义，启发性和机械教条性并举，过于强调经济对文学的影响。这些著作使考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艺术的幻想功能影响了布洛赫的艺术的乌托邦功能、马尔库塞的文学解放功能；文学形式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影响了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一致。B42

李以《美学理论》附录中的“初稿导言”为研究对象，论文从常被人忽视的这篇导言出发，以小见大，由此揭示了阿多诺美学研究的注重批判、否定现实、异质性的思路及其现代意义。B43胡俊研究了本・阿格对文化研究的看法，本・阿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把批判日常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文化研究应该直接参与文化政治实践；文化研究应该致力于构建文化批评的公共话语。B44

傅其林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恩斯特费歇尔（ErnstFischer）的《艺术的必然性》（TheNecessityofArt）为例研究了其审美人类学思想，费歇尔把原始时期的劳动作为巫术，并把巫术作为艺术的起源、功能，艺术具有一种融合个人与集体、使个体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后来，阶级社会的艺术的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内容决定形式，但艺术的形式仍然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原始艺术的形式本质上有巫术的意义，艺术形式主要是艺术的审美特性，它凝聚了内容、表现了社会经验，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的有机融合；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面临着悖论，艺术品成为商品并受到竞争规律的支配，但艺术家却自由到了荒谬的程度，艺术是对现实的否定、虚幻的反抗，艺术唤醒了人们的自由以及对自由的追求，这也是其价值之所在；社会主义艺术不能最终消灭矛盾，应该面对、批判现实的矛盾，社会主义的艺术市场应该满足人们欣赏的需求，也要强调艺术家的责任。论者认为，费歇尔吸收了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成果，从多方面探索了艺术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遗产，但是，他的审美人类学又面临着诸多的困境，诸如，宏大叙述的总体化、历史哲学的进化论、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等困境，这些困境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显得更为突出，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并努力克服的。B45应该提及的是，201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董学文主编的《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提要》，该著简明扼要地概述、评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代表作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卢卡契的《现实主义辨》、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戈尔德曼的《论想说的社会学》、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对于了解、掌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综上所述，2013年度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总论性研究、专题研究、个案研究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研究的广度、深度、新意、质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也强化了反思意识、问题意识，有的研究填补了空白。但是，也存在着低水平重复、研究雷同、缺乏新意等局限，这些局限与研究者的素质、研究对象的难度有关，也与当前学术研究缺乏规范、片面追求数量、轻视质量的科研环境有关。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能够保持既有的活力、勇往直前，提升自己的研究境界，同时也带动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马建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②丁国旗《译介与反思――“西马”研究在中国的命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③朱印海《中西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念的比较分析》，钱中文主编《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180页。

④肖琼《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⑤张艳玲《美国乌托邦文学的流变》，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169页。

⑥同⑤，第173-174页。

⑦同⑤，第174-180页。

⑧同⑤，第185-186页。

⑨黎婵、石坚《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流派的乌托邦视野》，《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⑩张碧《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B11张碧《批判立场陈述与多元方法整合――论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符号学实践》，《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B12许勇为《现代性批判的审美化之因――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审美救赎理论评析》，《人文杂志》，2013年第12期。

B13耿波、李东瑶《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与都市空间美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B14陶水平《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钱中文主编《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页。

B15谭好哲《当代传媒技术条件下的艺术生产――反思法兰克福学派两种不同理论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B16王才勇《艺术与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题旨与路径》，《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7期。

B17胡小燕《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特殊性》，《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B18段吉方《“感觉结构”与“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踪迹――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美学的理论细读》，《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B19王涌《论伊格尔顿的几个理论贡献》，《国外文学》，2013年第1期。

B20贾洁《论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批评策略》，《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2期。

B21蒋继华《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确立――基于伊格尔顿对本雅明解构思想的接受维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5期。

B22刘坛茹《伊格尔顿：身体政治建构的多重文化路径》，《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

B23穆宝清《伊格尔顿：重新坚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2期。

B24孙士聪《文化马克思主义之后――以伊格尔顿“自发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2期。

B25王淑玲《詹姆逊文学阐释学思想探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2期。

B26黎庶乐《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学术研究》，2013年第7期。

B27韩雅丽《文化理论、知识分子：詹姆逊第三世界理论探微》，《北方论丛》，2013年第1期。

B28孙士聪《阿多诺：詹姆逊的幽灵――否定辩证法阐释中的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B29[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蒋晖译《奇异性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B30崔柯《“杰姆逊与中国当代批评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B31田延《论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戏剧观》，《文艺评论》，2013年第1期。

B32胡小燕《意识形态与唯物主义艺术创作――论阿尔都塞的戏剧理论》，《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B33王才勇《灵韵，人群与现代性――本雅明的现代性经验》，《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B34王涌《现代性，先锋派与大众文化――由本雅明引发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

B35翟传鹏《本雅明艺术生产探赜》，《文艺评论》，2013年第1期。

B36赵勇《本雅明的“讲演”与的〈讲话〉》，《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B37罗如春《历史深处的忧郁之眼――论审美现代性实践视阀下的本雅明》，《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

B38教佳怡《本雅明“辩证意象”概念的美学情境》，《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9期。

B39孙士聪《恋爱中的本雅明――〈莫斯科日记〉再阐释》，《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

B40颜岩《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人的本质”概念――评马尔库什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解读》，《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B41员俊雅《马尔库什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解读》，《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B42赵国新《考德威尔》，《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

B43李《美学研究的现代问题及其便能挣反思之路》，钱中文主编《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8-353页。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4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现实解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从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是一个被不断理解和解读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史、解读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不同的解读，因此也表现出多种理论形式，诸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这些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的不同理解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深化了对当时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指导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样，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解读、被理解、被运用。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考证版本的出现和一系列以前未公开的论著的出版，我们必须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新文本，以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全新的、更为系统的把握，这是新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和理论必需。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和明朗化。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以实践为出发点，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理论。我们必须站在实践的基础上，以现代的眼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我们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指导。此外，当前理论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中，甚至还存在一些误读、误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方法，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理论界已经普遍意识到了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讨。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有的提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使马克思主义回到生活中来”，有的还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我们认为，在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进行解读，即返本，目的是实事求是地走进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关系进行解读，即开新，目的是与时俱进地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下面我们就分别加以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进行解读，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忠实于原著，尊重经典作家，通过原著的精读和深研，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马克思主义。在文本解读方面，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已经做了大量而深入的探讨。我们不妨从西方解释学发展中触及一下文本解读的根本问题，以此导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方法的探讨。

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纵观其发展过程，解释学可以分为客观主义解释学和主观主义解释学或

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两种理论形态。前者主张人们能够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行为记载出发，通过知觉、移情或想象纯粹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代表人物为狄尔泰、施莱尔马赫;后者则认为，人们根本无法纯客观地理解文本，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会受到理解者和解释者个人原有思想的制约，因而理解会因人而异，人们始终不能达到对作者原本思想的理解，代表人物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

从对解释学发展的简单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文本解读过程中，解释的主体性与客观性是解释学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正如认识的客观性与认识的主体性不是绝对对立的一样，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也不是相互矛盾的。当解释符合客观文本和实际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中应遵循的一条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辩证地处理好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问题，即要坚持以客观性为主，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应忠实于原著，尊重作者，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力求反映作者的思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自己的主观状态(包括思想、心理、情感等)为追求文本的客观性提供方法、服务。这一解读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肯定理解对象的客观存在，并且它有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这是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进而走进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这就是作为我们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理解者之外存在的，是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意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予的，一旦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文本以意义，这种意义就是特定的，它不会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对象的客观性，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第二，肯定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正确理解，这是对文本对象的可理解性的客观性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可知论，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要坚持可知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意义的可知性，我们才有可能去走进马克思主义。如果只认为文本有原意，但不认为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所理解，那么，同样不可能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真。

第三，肯定对文本的理解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这是对文本解读的标准的客观性解读。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因为文本的理解者各不相同，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立场、条件和运用的解读方法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这种理解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理解者当中，而且也存在于同一理解者的不同认知阶段。但是，这些差异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其正确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原意，它是衡量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正确与否的准绳。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的基本原则后，那么，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如何贯彻这个原则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站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背景、环境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列宁曾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为我们了解经典作家思想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为了回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文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对当时时代问题的回应。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要解读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的环境中，从它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中，去寻找文本的意义。离开了对产生它的环境的深刻把握，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与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是密切相联的，我们必须把二者相统一起来，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

其次，站在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其立场就是鲜明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追求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它的一切理论都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立场。所以，它的观点和方法都具有独特的批判性、实践性和辩证性。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而不能违背。例如，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时，首先必须摒弃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站在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基础上，进而才能真正理解群众路线”的方法。

再次，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一个有机整体，要理解它就必须系统完整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片面地理解。然而，整体又是由部分构成的，要把握整体就必须以对部分的深入理解和研究作基础。同时，要正确地理解部分，同样也要依赖于对整个体系的把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中，应该把握整体与部分的相互联系，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又要看到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在整体与部分的联系研究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把握。

最后，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思想又被其后继者不断地理解和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时代形态。从这种意义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原初文本，而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则是衍生文本。我们应该明确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承认不同马克思主义著作者思想的相对差异性，但把这种差异性看作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绝对对立;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同一性和继承性，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看成原初文本，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看作是对原初文本的发展和完善，进而在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统一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要坚持文本理解的客观性”原则，但是这还不足以真正解读马克思主义。单纯进行文本解读可能导致文本中心主义，即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只依靠文本，把文本作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依据。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还必须立足于时代，立足于当代现实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实的解读，让马克思主义回归于现实，这才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最终目的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现实解读，就是要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最终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之所以从这个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实与实践而又归于现实与实践的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实践为其出发点和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时指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这一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从实践出发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实践作为其理论的生长点。正如他们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如果脱离了时展，脱离了社会实践，真正理论的建立是毫无可能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以社会现实和实践为其目的和归宿。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向来主张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它产生于实践，反过来又必须为实践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从事理论研究时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费尔巴哈等旧哲学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它要研究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与现实结合，并进行现实的解读。这一解读同样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即立足于客观性，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现实解读的过程中，要在尊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把时代、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在实践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具体而言，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具有其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从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固定的内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造了其理论的同时，也为其理论体系的发展找到了依据，提出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这一范畴的特殊性和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其发展成为现实。只要是存在人类、人类社会的地方，就存在有实践，就会存在以实践为基点科学理论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正是其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第二，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实际上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它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时代在不断地变迁，社会在不断地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时代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其后继者理论的最初阶段，而其他后继者理论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不同阶段的运用、补充、发展和完善。

第三，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相对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必须看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条件性，不能用同一实践标准来衡量，而要用当时的社会实践来衡量。例如，马克思在晚年论述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时，着重论述了其可能性。而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上着重论述了其不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我们不能用恩格斯的论述来评价马克思，也不能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评价恩格斯。因此，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相对标准，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明确了在现实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当代实践条件下解读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呢?本文认为有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作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有的具有时代性，有的具有普遍性。对于具有时代性的基本原理而言，我们应该根据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实践来理解它。

而对于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我们不仅要了解其产生、发展的基本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在当代实践中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例如，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对当时资本主义人性的异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观批判的结果。而对于今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就要把它与我们当代社会实践结合，充分正视当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社会交往的频繁性，当今经济主体的多样性，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并结合人的发展环境的这些变化，丰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探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其次，从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它的产生过程，既是其基本原理形成的过程，也是其方法论形成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尽管有一些理论具有一定的时代限制性，但是，马克思在创立、形成理论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则对我们大有启示，它可以为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实践问题时提供指导。因此，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从方法论角度着眼。从这种意义而言，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把它的方法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解。

再次，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关系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源于实践的。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它都会有着相对的理论体系。这表现为每一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都会有一些区别和差异，每一时代都是对上一时论的坚持、发展、补充和完善。例如，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而毛泽东、邓小平则根据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具体情况提出了其各自的思想体系;又如，马克思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则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要理解新时代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新的实践。要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中国发展对经济模式的要求。同样，要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必须联系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否则就无法正确把握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只从实践而不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和基本原理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唯现实主义”，它只是片面地、相对地在实践中发展、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而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所在，实质上是一种文本虚无主义。所以，正确处理好解读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文本解读与现实解读的关系是异常重要的。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改革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报告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①。而事实上，在当前，既有人希望走过去的老路，也有人希望走邪路。这两种主张，实质上一种是封闭僵化的思潮，一种全盘西化的思潮。“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面临这两种思潮的挑战。过去有这两种思潮，现在也有，今后恐怕也还会存在。所以，怎么能够真正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巩固，而不受这两种思潮的影响，就是今天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当务之急。”②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③。这一论断凸显了我们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的提升，表明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开始成为我党的根本建设和战略性工程。重新研读“8・19”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其思想真谛，对于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至关重要。

现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特征

意识形态又叫观念形态，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和见解，往往通过哲学、政治、法律、艺术、宗教、道德等表现出来，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形势是好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今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是，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各样色彩、各种性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西方民主、种族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存，很多社会思潮内部又有不同主张的流派，这就形成了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

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就是互相渗透，扩大影响，争取人心。事实上，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向我国的渗透从未停止过的，加之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和封建遗毒的沉渣泛起，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不少杂音和不和谐的声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的、西方外来文化的各种思潮广泛存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表现出新的特征：

复杂性。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一些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增多，人民的思想文化观念发生着明显变化，各种社会群体竞相发声;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多样化的现象更加突出，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主流和非主流的思想观念并存，既有正确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思潮，也有错误的、消极的、落后的社会思潮。一些错误的理论文章，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则是立场问题。

非对抗性。当前，我国处于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也处于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存在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很多是由于认识不足所导致的，利益主体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会导致矛盾和纷争的出现，但是这些矛盾大多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可以通过说服教育等途径得到解决。

深层次性。鉴于目前改革中存在的社会公平正义兼顾不够，有人讲过去没有这么多问题，想走回老路，否定改革;还有一种主张认为西方国家没有我们问题这么严重，主张走新路，提倡民主。这两种主张，前一种代表的是封闭僵化的社会思潮，后一种代表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这两种社会思潮，究其本质，都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试图左右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国际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文化交流愈加频繁，西方国家借机推销其思想、文化，包括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等频频指责。在当今中国社会，社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扩大的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西方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新制度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迭起，借助全部意识形态工具，铺天盖地地扩大宣传，一以贯之地推销其制度、价值观念。应当承认，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迭起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薄弱的青年学生当中，已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对此却改变乏力。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理论宣传缺乏说服力，不能有效地排除意识形态上的干扰。怎样才能摆脱意识形态工作中这种被动局面呢？这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其中一个根本性原则，就是继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迫切要求，也是对理论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性地位

第一，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现代文明的活的灵魂。列宁曾经对青年们说：“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实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它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但是，这种对基本原理的坚持，也不能搞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作用是一种方向性、原则性的指导，而不能代替我们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这就要求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尽管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各种思潮、主义层出不穷，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还占据着世界思想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第二，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性质所决定的。在我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也必须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在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放松警惕。我们必须深化对国家意识形态职能的认识。首先，意识形态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凝聚力，调动起人民群众参与经济的积极性和热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改革的实践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层次反映，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⑤。其次，意识形态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稳定则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再次，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条件。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我国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意识形态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认同，引导社会舆论，提供解决社会矛盾的突破口，为解决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舆论导向。最后，意识形态有助于解决多元文化的内在矛盾。当前我国文化处于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型过程中，比较突出的矛盾表现在：其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注重个人利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倡导的主旋律是无私奉献、集体主义等;其二，封建落后的保守的意识与现代的开放的竞争的意识之间的矛盾;其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与西化和自由化思潮之间的矛盾等等。马克思主义是解决多元文化内在矛盾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三，这是应对文化全球化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似乎成为一种趋势，为了实现互利共赢，实现对经济利益的角逐，在文化交流中，不同质的文化也会走向趋同，更不必说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为防止民族精神消融，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元。

当前，中国先进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文化矛盾主要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矛盾，科学文化强调真实理性，人文文化强调人的道德、情感和人本主义，自然科学专业分工越细致，越容易导致其整体性的欠缺和忽视人的情感等痼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底蕴导致文化理念上的根本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矛盾，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必然伴随着文化内涵的变迁。像中国这种正处于实现现代化征途上的国家，其主要任务：一是找到适合自己国家高速、健康发展的道路模式;二是坚定自信，在文化建设上，特别要强调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

要充分认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把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更加深入更加细致。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它包括舆论宣传、理论研究、新闻工作、干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等几方面。新形势下，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做好如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理论创新。意识形态建设一定不能离开经济工作和改革，而是要为改革的健康发展服务。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出发，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科学、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把握其精神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或者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解读，还可以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在具体经济实践之前，先进行理论论证，辅之以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策，避免盲目性。二是研究现实重大问题。当前，我们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围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战略构想的实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要进行研究。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和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及十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主题，为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对干部群众，坚持做好理论武装工作。要采取多种形式，做好理论学习、宣传和教育工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十以来系列讲话精神成为干部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可以借助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充分树立和培育典型，用事实说话。在理论宣传工作中，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这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要借助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多渠道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用正确的思想、进步的观念、先进的文化逐步消解错误思潮的影响，铸造人民的精神支柱，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要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毫不含糊”。一是坚定不移、毫不含糊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坚定不移、毫不含糊地坚持理论创新。既不丢老祖宗，又要讲新话。现在的问题是实践跑前了，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跟不上，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要发挥理论内涵的前瞻性、指导性作用。

牢固树立阵地意识，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意识形态属于人的思想领域的问题，对思想理论问题，要通过说服、教育、引导来逐步解决。意识形态应该具有鲜明的党性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所以，我们既不能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不能脱离现实，要求意识形态纯而又纯，既不能对错误思潮放弃必要的斗争，又不能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对于敌对意识形态的进攻，应当进行必要的、有分寸的思想斗争。但是，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须遵循规律，尊重法律，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善于把不同意识形态的力量联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要抓好意识形态部门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⑥意识形态部门领导班子要主动担负工作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领导干部要增强工作主动性，自觉加强学习，亲身参加实践，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精心谋划，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极高的理论修养和敏锐的政治鉴别力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只有这样，这支队伍才能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才能有效履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职责。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行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

①《十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谢春涛：“意识形态事关前途命运”，《望》，2013年8月26日。

③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④《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367页。

人文地理的意义篇6

[关键词]二程；朱熹；陆九渊；语言哲学

与先秦经典化过程及汉唐解经传统相比，两宋儒学的语言哲学突破了训诂师承的传统，以“自得”、“体认”为基本致思取向，以“理义大本”为范阈，提倡“大自奋拔”、“自作主宰”的自由学风，其语言哲学表现出以求“学”问“道”为特点，在“文字”——“文义”——“圣人之意”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中寻绎恰切的解释。正如朱熹所言：“圣贤形之于言，所以发其意。后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注解而失其主。凡观书，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晓，然后以注通之。”这表明两宋儒者以语言为工具，以直探圣人“本意”与经典“本义”为主，其注疏等训诂方法则仅作为辅助性工具。本文集中分析两宋儒者语言哲学中的终极关怀、解经方向及其文本观。

一、“求圣人用心处”：两宋诸儒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意义

两宋诸儒的确信之一是，透过文本可以求得“圣人用心处”。程颐在早年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中，认定“圣贤可学而至”。他著《周易程氏传》，是要振起士人于沉迷之境，“俾后人沿流而求源”。而求得“理义大本”，是两宋儒学语言哲学的理性支点。普遍怀疑而又遵从“理义大本，’以求切己自得，使两宋儒学在经典解释方面形成了不同于汉唐注疏的新范式，即由注疏转向了对经典大义的创发。

欧阳修在《易或问》中指出：“大儒君子之学也，理达而已矣!”他主张恢复儒家经典的原始本义，摒弃离经的“杂乱之说”，并又指出“所以尊经”的理由是为了获致“六经”的本义，可以质疑汉唐经学的流弊，将现存的各种注疏“相攻”，而“勇断”地“去取”。对“理义大本”的阐述，最为典型的当是朱熹。他说：“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朱熹的这一观点突破了只是“不越注疏而已”的旧习，开了新的“运数”，无疑给南宋儒学界吹进了一阵新风。

两宋儒学极其重视探求和重建经典的“原意”，并透过经典的原意而观察自然之理，如朱熹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这一观点既包含了他们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也体现了解经者实现天人贯通的终极关怀。

在两宋儒者看来，自孟子之后，道学暗而不明，因此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为了发明往圣之“用心”，重新阐明圣贤之学。朱熹说二程发明道理，突破了“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贤意思”的局限，开示学者“求圣人用心处”，重建接续了道统。二程自己也说：“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只有做到“句句而求之，尽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才能使“圣人之意”涌现出来。

朱熹则主张除去自己私见，解释文字要著意玩味，虚心玩索，才能得圣人用心处。他说看书“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读书著意玩味”。玩味其实就是熟读精思，使义理从字里行间涌现出来。他主张“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朱熹反复说要看古人“用意”，凡看文字，须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要看它“用意”在哪里。所谓“解经之解”，就是将“圣贤之语解开了”。他批评那些只能守经者，只是“理会讲解而已”，主张“理会身己，从自家身己做去”，立志去切己做工夫。

与朱熹在思想体系上截然不同的陆九渊，在解经的思路上其实与朱子也是一致的，即要去求得古圣贤之精义。他认为在昔人之说、存在的事实、今人的解释之间，有很大的出入，而“圣贤教人，句句实头”，因此，在经典阅读过程中“当勉致其实，毋倚于文辞”。他要求学者通过“文”、“言”求得言说者的“德行”之“实”，不能“倚于文辞”，“徒以臆想，称引先训，文致其罪”，以至于“人心不服”；他还说，不从“本”上、“实”上下工夫，只能是“学无端绪”，其旨归只能是“悖戾，庞杂肤浅”，无法立足于世。

既然“圣贤心无不同”，只要将圣贤之意解释清楚了，切己去做，就会与圣贤为一，实现天道人事相贯通，上下与天地同流，这是宋明儒学基本的终极关怀。张载《西铭》“民胞物与”思想表明，“子夏‘四海一家，观念，在张载这里已经演变为‘天地万物一家’的思想，人的终极境域实是整个天地宇宙”。为了抵达这种境界，深解圣贤之意，宋明诸儒采用了除“私”去“蔽”的解经进路。在这样的解经过程中，我们深窥宋明儒学，尤其是两宋儒学就文本而“取正意”的文本观。

二、就文本而“取正意”：两宋儒者语言哲学的文本观及其解经进路

在现代西方的解释学看来，任何解释工作都必然有先入之见，它是在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视见(vorsicht)和先行掌握(vorgriff)中先行给定的，如海德格尔说：“解释奠基于一种先行掌握之中。”然而，两宋诸儒在解经过程中则要求不先立说，不人为地设置理解的障蔽，努力从文本中寻批古圣贤的意思。如朱熹所说：“圣人说话，开口见心，必不只说半截，藏着半截。学者观书，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须立说别生枝蔓。唯能认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这种寻求经典原意的思想与现代西方的解释学思想显然有较大的距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两宋诸儒主张解经时要除“私”去“蔽”，如张载就说：“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他们在解经过程中，力图尽量避免“先行视见”所造成的弊病，主张去“旧见”才有利于获得新解。这同现代西方解释学主张有暗合之处。朱、陆在学术品格上有很多相异之处，但在去“私”除“蔽”这一点上，二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值得重视的地方。

朱熹还说：“今学者有二种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有先入之说。”而且，某种程度上，这种“先入之说”就是个人“私意”，“看文字先有意见，恐只是私意”。朱熹批评时人以己意代替圣贤之意，并给了一个恰切的比喻，“譬之此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道光明”，私意之蔽圣贤之意、经文本义，正如烛笼骨子障蔽笼中外放的光明。为了解除私意之弊，朱熹一再提倡“平心”、“虚心”，不要“立见解”、“先立说”，“若执著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这样才能达到“熟读涵味”的效果。他反复告诫学者要尊重文本，尊重作者，读经要“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以他说看他说”。

朱、陆在学术品格上有很多相异之处，但在尽量避免“先行视见”所造成的弊病这一点上，二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陆九渊也主张除去“前见”、“前识”，不能让先入之见障蔽了对真知的认识，既要“平心”去读，又要空其已知，“打叠田地净洁”，立志去读书。陆氏之所以强调这样，一是出于“自作主宰”的考虑，强调“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要求“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二是认为“前见”往往会遮蔽很多很重要的方面，造成“虚妄”不实，“一切被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在陆氏看来，“人心不能无蒙蔽，蒙蔽之未彻，则日以陷溺”，而“私意是举世所溺”，由于这种“私意”、“私欲”等的“蒙蔽”，使人学不见道而成为私智穿凿的“小人”，“学不至道，而囿于私见”。不过。陆氏也深深地意识到，即使是贤智者也不能免于“意见”之蔽，而有“失其本心”的时候，所以，他提倡一种深切反省的去私蔽的方法，他说：“必有大疑大惧，深思痛省，决去世俗之习”，“加剖剥磨切”，使心不蔽于物欲，“蔽解惑去”，从习俗与闻见中超拔出来，“闻善而慕，知过而惧”，从而不失君子之德。

三、“理会本原”与得理忘言

两宋诸儒将“自得”精神落实到讲学上，主要表现为对著之于文本的圣贤之意的体察，即如何由载道之文契通圣贤之意，这就必然涉及到他们文本观中的“言意之辨”问题。

朱熹主张要去“理会本原”，“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以“自家身心做根柢”，不能从册子上讲论文字。在他看来，“理会本原”其实是为了“涵养于未发”。他批评时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皆以涉猎该博为能”，所以有道学、俗学之别。在他看来，读书当“切己体察”以“求道”，不能拘泥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且当看其大意”。他要求凡看道理，“要见得大头脑处分明”，“一切从原头理会过”，“须要就那个大处看”，因为“要就那大处看，便前面开阔”，着眼于“壁角”，就会“地步窄，一步便触，无处去了”。

在程朱一系的儒者看来，“义理”与“圣人之意”，大都是“道理平铺”，一切自然地呈现着。他们认为“天下同此一理”，“天地人只一道”，“才通其一，则余皆通”，物我一理相通，天道与人道相贯通，故格物穷理，一通皆通。如朱熹认为万物“一理”，故“格得多后自能贯通”。他还说看义理难，“又要宽著心，又要紧著心”，但只要不“拘滞于文义”，“细心看他名义分位之不同”，就能“一一分晓”出此番道理。

在对理——经——传三者的关系上，大概也可以说是在文义——文本——历史上的解经者之意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朱熹也认为通“经”可弃“传”，得“理”可忘“经”。朱熹认为，所谓“通经”，其实就是“理得”，只看他“影象”与“大概路脉”，不用理会“边旁四畔”，不能强求对于经书细部的理解。在朱熹看来，“理会文辞”是通达“理义大本”的必由之路，在没有得“理义大本”前，心里也必以通达“理义大本”为目标，对经典文辞要“切己用功”，“就事物上理会”，不能“把这道理作一个悬空底物”。得“理义”于心以后，便可“视言语诚如糟粕”了。二程主张学者应重在求“圣人之意”上，“于简策之外脱然有所独见”，反对“固执”文本而要求“通达”，正是要求“得意忘言”。不过，程颐又说：“得意则可以忘言，然无言又不见其意。”这样，在言意之间还没有走到完全轻视语言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