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2.006

1引言

2016年11月3日，普华永道两年一度的全球家族企业调研报告，其中对家族企业经济影响的调研显示，85.4%的中国内地私营企业是家族企业，所吸纳就业人数占社会就业总人数的65%，对中国的GDP贡献超过60%。同样，早在福布斯2015年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中显示，中国民营上市家族企业共884家，占全部A股民营上市企业的49.5%，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现存的家族企业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盈余管理逐步走入绝大部分企业的视野之中，企业内部管理层出于自身或企业目的，在不违背会计准则的情况下，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及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借此使得企业管理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因此，本文结合家族企业以及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简单的探讨家族企业盈余管理的选择及其动机。

2文献回顾

盈余管理指企业管理层在不违背会计准则情况下，对企业会计政策进行自主选择以及对外财务报告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使得自身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盈余管理的主体以及动机而言，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高管的报酬形式有关Nagar（2003）。同样，Warfield（2005）则认为企业CEO、CFO往往会为了自身薪酬、前途或声望等切身利益进而对企业进行特定的盈余管理，并在企业所有者、债券人等不知情的情况下侵害其权益。马畅（2010）认为盈余管理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即契约动机、资本动机以及监管动机。就盈余管理的模式而言，Roychowdhury（2006）认为企业通常以两种手段来进行盈余管理活动：其一是通过会计应计项目，其二则是凭借真实交易来进行盈余管理。刘小丽（2011）同样认为企业盈余管理活动往往基于报表层次以及交易层次，即通过会计政策等的选择亦或真实存在的交易来进行。对于家族企业盈余管理而言，许静静（2011）认为家族企业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结合，往往由家族成员承担企业管理职能，所以家族企业会较少的由于薪酬等个人私利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同样，就算家族企业聘请外部人员担任企业高管，由于家族企业往往由企业建立之初便开始参与经营管理，因此相对而言可以较为有效的识别企业高管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财务报告chen（2005）。不仅如此，盈余活动一旦被发现，不仅会使该企业的形象在市场一落千丈，并会在一定程度给家族其他产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家族企业有可能拒绝盈余管理（Federica等，2013）。相反，外国学者Prencipe（2008）认为现存的家族企业由于较大部分是家族成员控股，因此会与随后进入的小股东产生一定的冲突行为。由于中小股东的存在，家族企业为了维护确保自身利益，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盈余管理活动（王俊秋，2008）。对于家族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来看，Mizik（2010）提出交易层次盈余管理即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事项来改变企业利润以及现金流，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企业价值。林永坚（2013）同样认为交易层次盈余管理往往会由于企业当期报表的美化而损害企业未来的市场价值，一般企业高管可能由于私利或当期企业筹资等需要而选择该盈余管理模式，但是家族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使企业持续在市场上获利，因此可能较少的选择交易层次模式，而是偏向于报表层次的盈余管理。

3家族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分析

一般而言，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源于契约动机、资本动机、迎合监管以及其他动机。其中，契约动机主要由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契约关系以及企业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债务关系所引发；资本动机则包括企业IPO目的以及配股目的；迎合监管主要包括避免停牌以及平滑利润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其他动机则主要源于规避税务、降低企业各方面成本等。但就家族企业而言，所有权与经营权较为集中，管理结构模式的不同也会造成盈余管理动机和模式的不同。

3.1契约动机

一般而言，企业实行两权分离制度，企业所有者会聘请专业人士来进行企业管理，与此同时，也会以企业经营业绩为指标来衡量管理者的工作能力以及薪酬水平。因此，企业高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盈余管理来达到个人私利的目的；与此同时，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进行各类企业活动以支撑企业的发展，而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外部融资。作为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的管理水平以及经营水平则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衡量还款能力以及是否续贷的标准，因此，企业也可能由于外部融资压力进行适当的盈余管理，更有学者研究表明，企业贷款比例以及还款压力与盈余管理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作为家族企业，两权分离水平较低，往往由家族成员（企业所有者）占据企业管理者的职位，因此其往往以家族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盈余管理。所以，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家族企业通过各种手段粉饰财报进行盈余管理往往是源于以获得外部资金为目的的债务契约动机而非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契约动机。

3.2资本动机

当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一定规模，发展遭遇瓶颈时，上市往往是最好的选择，企业上市往往能迅速吸收社会资本，扩大企业规模及市场影响力。但是，IPO条件的苛刻以及上市后的信息披露往往对企业而言较为不利，就我国目前而言，除了严苛的流程审核以外，企业需达到一定规模并满足三年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及现金净流量达到一定数额等条件方能获准上市，因此对企业而言，适当的盈余管理调增利润则成为顺利获取募股资格的有效手段。对于家族企业而言，虽然上市可能作为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但是一旦上市又会失去对于企业的部分控制权，市场上其他股东的进入往往也会对家族成员的权力进行稀释与分解，因此，上市之后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角力也成了其盈余管理的有效动机。不仅如此，当企业上市之后，家族成员出于家族整体利益考虑，一般不会出售自己的所持股份，因而无法因为股价上涨而获取利润。因此，适度调整企业对外财报，获取较大部分的现金分红也逐步发展成了部分家族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3.3迎合监管

对于已上市的家族企业而言，据目前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证交所会对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进行特殊处理。一般而言，企业如若最近两年连续亏损，其股票交易将会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等特殊处理，其证券简称前会被冠以ST字样，导致市场投资者对其失去正常预期，造成公司股价下跌。不仅如此，倘若下一年度其财务状况并未好转且连续亏损，证交所则会暂停其股票交易并向证监会提出停止其股票上市的建议，借此来进一步保护市场投资者。因此，上市公司可能会在经营状况较差的年度借助盈余管理等手段来维持公司的股票交易，使企业对外财报符合监管要求。除此之外，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核心，理所当然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监管，特别是对于在某些年度有明显的巨额盈利或亏损的上市公司而言，从市场上的社会公众到政府监管部门，都会对企业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调查，从而使得企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所以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在某一年度高额获利时，适当的进行盈余管理来平滑利润不仅没有降低真实收益，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税款以及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或监管。

3.4其他动机

除了契约动机、资本动机以及迎合监管外，企业进行盈余管理还有规避税务、减少政治成本、获取优惠政策等其他动机。对于我国目前税法而言，由于考虑到不同企业的不同现实情况，因而给予了企业相应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部分自主选择变更权，加上各种税率优惠政策的实施，而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有机会利用税法体系现存的漏洞，通过对于企业盈余的调整来影响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使得企业对外公布的利润总额处于税率临界点以内，以此来规避企业税务。尤其对于非上市家族企业而言，由于监管等方面并不严苛，所以更有可能其利用盈余管理来规避税务，降低企业成本。除此之外，一般而言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对于某些行业或企业所给予的相应优惠政策有着明确的实体规模亦或财务规模上的限制，企业如果超过既定范围，可能就会失去一定政策所给予的优惠甚至可能会面临相应的制约，进而会对企业下阶段的生产经营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企业也有动机通过一定程度上的盈余管理，使得对外公布的财报信息处于对企业有利的临界点，既减少了相应的政治成本，又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相应的政策优惠。

4家族企业盈余管理模式选择分析

一般而言，盈余管理分为报表层次盈余管理以及交易层次盈余管理，前者是通过对会计应计项目以及对会计政策等的改变来进行盈余调节，后者则是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来进行盈余调节。

对于报表层次而言，企业会利用提前或递延确认收入、提前或递延确认费用等会计政策的变更，以及调整资产折旧方法折旧年限等会计估计变更等方式来对本期利润进行操纵。企业通过对收入确定时点以及费用确认时点的调整，将以后期间的收入人为提前到本期确认，将本期所发生的费用在下一会计年度进行确认；同时，对企业所拥有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折旧率或折旧年限以及残值进行调整，对企业应收账款的减值损失，坏账准备的计提与转回，都是在报表层次来调节企业盈余的常见模式。而对于交易层次而言，企业则会通过操控生产和销售、通过关联方的转让收购以及租赁等方式操控盈余来误导企业股东或其他报表使用者。就操控生产销售而言，企业不仅通过加大生产量，降低产品的固定成本，使得分摊在每一单位商品上的固定成本降低，以此欺诈性的提高企业毛利率，美化财务报表，也会在期末等时间段放松其销售政策，信用政策，以此在短期内大量提升企业销售收入，通过牺牲以后年度收益来美化本年利润；就关联方交易而言，双方通过协商拟定相应的交易价格，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存货等进行明显偏离市价的转让，以此来调节企业的营业收入。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报表层次盈余管理并不影响其现金流量，但正因为如此，也会使得企业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与企业的成本利润存在大量不对等，进而会导致上市的家族企业财报容易被社会公众以及有关部门发现，进而影响企业整体在资本市场的信誉以及影响

力，所以一般而言上市的家族企业会较少使用报表层

次盈余管理而更多的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来操控盈余。就交易层次的盈余管理而言，虽然该模式相对而言更有隐蔽性，家族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关联交易等真实的交易活动进行盈余调节而不易被外部察觉，但是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交易模式以及交易结构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增加交易成本，不利于企业长远的发展。如通过安排加大生产量来降低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虽然报表上会使得企业毛利率有所提高，但从长远来看，则会使得企业存货大量积压，各种因存货增多而产生的管理费仓储费逐步偏高，同时在期末进行减值测量时可能会产生比往年更高的减值准备。因此，对于非上市家族企业而言，考虑到企业未来长远的持续健康发展，且其会计信息也无需对外公布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报表层次的盈余管理模式。总体而言，盈余管理或多或少会多企业价值产生一定的损害，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家族企业更会在权衡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对于盈余管理的模式进行一定的选择。

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2

［关键词］盈余重述；真实活动操控；经营活动现金流；盈余管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

一、引言

作为典型的财务报告失败，盈余重述降低了投资者信心，也影响了资本市场效率，并且已引起世界各国投资者、财务分析师、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科研机构等的广泛关注。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盈余重述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有效减少盈余重述。已有的研究发现，会计准则与会计交易的复杂性、会计制度理解上的偏差以及管理层的盈余操纵或造假行为都是引发盈余重述的潜在原因。大多数学者将盈余重述归因为公司有意的盈余管理，即错误的财务报告是管理层有意操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公司已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我国目前鲜有系统研究盈余重述原因的相关文献，对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尚无定论。本文将就此展开深入分析，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深层次原因。

现有学者主要通过衡量应计项目验证盈余管理，操纵盈余的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应计水平和操控性应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应计项目并不是盈余管理的首要方式，管理层更加偏好利用交易操纵盈余，即便这种真实盈余活动会损害公司价值［1］。一方面，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通过改变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以实现财务报告目标，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会计准则弹性空间的日益收紧使得应计操控程度有限，因而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转而通过真实操控达到目的。鉴于上述原因，本文拓宽了现有的研究思路，通过衡量真实活动检验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操纵行为，以期能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会计信息的首要特征是可靠性，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强化资本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同时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然而，日益泛滥的财务重述却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财务重述源于之前年报的误述，而财务报告之所以会误报，与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存在很大的关系。学者们倾向于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安排（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动机、政治成本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角度研究盈余管理［2］。已有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误述财务报告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免亏损，进而保持盈余的增长，迎合财务分析师的预期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通过分析财务重述公司的应计盈余，学者们发现，资本市场压力是激发公司采纳激进会计政策的主要因素。重述公司在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度绩效普遍较差，这表明管理层试图掩盖盈余下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3］。财务重述的首要动机是以较低的成本吸引外部融资，保持正的盈余连续增长和正的盈余意外，以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4］。此外，债务契约及高管层的激励补偿计划也提高了财务报表误述的可能性［56］。

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会计盈余总是与权益融资和上市资格等相关联，公司无论是上市、摘帽、配股还是增发均需满足一定的盈余基准，而以会计指标衡量的经营绩效对公司高管层的个人报酬和职业生涯有显著的影响［7］。在公司发生亏损或盈利不佳时，出于职位安全的考虑，经理人员便会更多地利用高报错误来进行盈余管理，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8］。从这个层面来说，盈余重述公司被重述年度指财务报告发生错报的年度。不是所有的错报都会引起重述，当误述被发现并修正时会造成重述。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动机。wumin（吴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重述公司管理盈余并非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了避免亏损以便在资本市场生存［9］。另外，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股权结构，问题主要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可能为了自利动机而侵犯小股东利益，并通过操控财务报告内容掩盖事实或隐藏不利消息［10］。因此，控股股东会通过盈余管理活动改变公司的财务报告，以误导投资人或影响公司契约。

上市公司主要利用两种方式操控盈余：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应计项目操控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变更等会计方法（例如少提坏账费用、推迟摊销费用等等）来管理盈余，成本较小，易被公司管理层采用。近年来，为了应对接连出现的财务舞弊事件，监管部门逐渐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再加上应计项目的回转特性会限制其以后期间的调整空间，这使得交易操控或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控成为管理层的首选。事实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会计准则收紧对盈余质量的正向影响［11］。真实活动操控虽然基于真实交易，但其实现的盈余不具有持续性，长远来看降低了盈余质量。另外，出于操纵目的，仅仅为实现特定财务报告目标而构造的交易往往缺乏合理的商业目的和必要的经济实质，其隐蔽性较强，危害更大。公司主要通过融资活动操控、经营活动操控和投资活动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经营活动操控对公司价值影响最大，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公司利用经营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行为。

经营活动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研发等营业活动。研究表明，公司确实通过降低研发开支、扩大生产和利用价格折扣等真实活动的操控方式来管理盈余，以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即通过对销售活动、存货管理、研发开支、销售与管理费用的操纵进行盈余管理［1213］。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方法，本文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度量真实活动操控行为，检验公司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是否存在异常行为［12］。为了研究方便，本文选择高报盈余指以前年度财务报告会计收益高报，重述公告中调低之前年度的会计收益。的重述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这主要是因为高报公司更具代表性。本文统计的682个盈余重述样本中，高报盈余的公司占到了73%。此外，高报收益意味着公司会计政策较为激进、管理层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运营问题，投资者对收益下调的重述反应更为强烈，研究该类样本更有意义［3］。

对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来说，在财务报告误述年度，为了提高短期收益，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或相关的监管基准，经理人员会通过加速销售来提高短期盈余，即通过降价、提供价格折扣、宽松的信用条件等促销方式提高销售收入，以过于优惠的折扣刺激消费者提前购买产品，上述活动被称为销售操控。销售操控有可能透支公司未来的销售增长，降低公司盈利能力，而过于宽松的信用条件则会产生过多的坏账，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虽然销售操控提高了当前的销售收入，但收入多为应收款项，并未带来公司现金流的实质增加，公司每元销售所带来的经营现金流反而会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往往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非重述公司相比指的是未发生盈余重述的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经营现金流。

除了对销售进行操纵外，公司还可能通过发货控制或刻意削减研发开支的方法达到盈利目标，即使这种做法会损害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在能力范围内，管理层会同时减少销售和管理费用等可操控费用，如不必要的广告、日常开支，以维持正的盈余意外或盈余增长趋势。上述活动为费用操控，因此如果公司对费用进行了操控，那么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除了对销售和费用进行操控外，管理层还可能通过大量生产的方法降低产品单位成本，进而降低销售成本，以提高销售利润。过量生产往往造成供过于求，增加公司的存货积压，损害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但它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短期内提高了公司盈余，因而易被激进的管理层所采用。对于利用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管理盈余的公司来说，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而生产成本较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操控性费用。

假设3：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高的生产成本。

三、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1999年—2009年这11年间调低之前年度盈余并重述公告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由于重述是对之前会计年报进行修正，最后得到的被重述区间为1998年—2008年。选择1999年为起点是因为该年会计差错概念及相关的规范首次被提出。重述公告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中国资讯网的上市公司文献库，通过检索涉及年度的所有上市公司临时公告中标题包含“补充”或“更正”字样的公告获得。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排除了因校对、排版、串行、数据遗漏、填列错误等引起的重述。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研究中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我们共获得有效样本495个，同时获得非重述公司样本12269个。研究所用其他财务数据来自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2.变量度量与研究模型

（1）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度量

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和cohen(科恩)的方法，我们用三个变量度量真实活动操控水平：经营现金流的异常水平、异常操控性费用、异常生产成本［1213］。本文首先用以下模型分行业分年度估计正常水平的经营现金流、操控性费用和生产成本：

式中i表示公司，t表示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份（即被重述年份）。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assetst-1为年初总资产；rev为当期营业收入；δrev为营业收入变动；disx表示操控性费用，为广告费与研发支出之和，本文以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来衡量；revt-1为上年收入；prod代表生产成本，为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化之和；δrevt-1为上年营业收入变动。以上变量均可以用年初总资产进行调整。

异常经营现金流rcfo为经营现金流实际值与用模型（1）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现金流水平的差异，即：

rcfoit=(cfo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4)

同理，异常操控性费用rdisx为操控性费用实际值与用模型（2）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操控性费用的差异，即：

rdisxit=(disx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1/assetsit-1)(5)

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为生产成本实际值与用模型（3）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水平生产成本的差异，即：

rprodit=(prod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k＾4(δrevit-1/assetsit-1)(6)

（2）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文中假设，我们建立了以下模型验证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rmit=β0+β1misit+β2levit-1+β3ln(assetsit-1)+β4roait+β5growit+εit(7)

式中，rm代表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分别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rcfo、异常操控费用rdisx和异常生产成本rprod衡量。异常现金流与异常操控费用方向相同，数额越小表示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现金流方向相反，数额越大表示公司真实活动操控程度越高。mis为虚拟变量，如果公司t年度财务报告盈余被高报且在之后年度被重述本文研究的是发生重述的样本，对于财务报告存在错误但未被发现或未被重述的样本不予考虑。，则取1，反之取0。

已有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过小或过大、财务状况较差、负债水平高、成长性高的公司易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盈利目标或筹集发展所需资金［1416］。因此，模型中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负债水平，以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levit-1）表示；公司规模（lnassetsit-1），以期初总资产的对数表示；盈利水平，以资产回报率（roa）来衡量；成长状况（grow），以营业收入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度量。

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及均值t检验

表1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均值t检验结果（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到，重述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均值均低于非重述公司，且存在显著差异（t值分别为-5.332、-6.995、-5.26）。但经资产调节后三个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变量中，只有异常生产成本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重述公司的生产成本显著高于非重述公司，重述公司可能在被重述年度通过过量生产提高了当期盈余。异常现金流和异常操控费用不存在显著差异，更进一步的结果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来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表示盈利状况的资产净利率通过了t检验，这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盈利性较差。

为5%水平上显著；***为1%水平上显著(均为双尾检验)。下表同。

2.变量相关性检验

表2为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常现金流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1），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与误述变量mis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48），与我们预期假设一致，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水平较低，生产成本较高。异常操控性费用与误述变量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与假设不一致。异常现金流与异常生产成本间相关系数为0.310，相关性较强，这与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能够导致高生产成本的经济活动同时会造成异常低的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操控费用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大量生产的同时会减少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以提高盈余。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资产净利率roa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与误述变量显著正相关，资产变量与成长状况grow和负债水平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以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操控性费用和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我们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误述变量mis的回归系数为-0.031，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t值为-2.336），假设1得到验证。这说明髙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现金流水平较低，公司确实利用销售操控调高了报告期盈余。误述变量同时通过了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检验，回归系数为0.231，t值为4.4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也得到验证。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公司通过大量生产，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从而提高了当前盈余。以异常操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系数与预期方向相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较少通过削减操控费用来提高当期盈余，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资产规模变量通过了异常现金流为因变量的模型的检验，这说明规模小的公司经营现金流水平较低，可能通过销售操控调整盈余；表示财务状况的变量roa和表示负债水平的变量lev在异常操控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得到验证，这说明盈利状况较好、财务杠杆率较高的公司操控性费用较少；以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的模型中，表示盈利状况、负债水平和资产规模的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这说明财务状况不佳、负债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存在利用生产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

4.稳健性检验

为了消除极端样本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将已承认或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严重盈余操纵行为的82家公司去掉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在因变量为异常经营现金流的模型中回归系数为-0.035，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t值为-2.417）；在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模型中系数为0.2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t值为3.939）。没有通过因变量为异常操控费用的回归检验，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利用销售操控和生产操控调高了盈余，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假设1与假设3得到验证，实证结果稳健性较强。

为了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同时研究了公司利用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情况。操控性应计的衡量借鉴jones的模型［17］，即

tait/assetsit-1=β0+β1(1/assetsit-1)+β2(δrevit-δarit)/assetsit-1+β3(ppeit/assetsit-1)+β4(roait-1/assetsit-1)+εit(8)

式中δar为应收账款变动，ppe为固定资产原值，ε代表操控性应计，即da。

表4盈余管理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acfoaprodadisxdaacfo1aprod0.310**1adisx0.141**-0.067**1da-0.533**0.290**-0.218**1通过检验操控性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4），我们发现变量da与acfo显著负相关，与aprod正相关，与adisx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操控性应计水平高的公司异常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高且操控性费用水平较低，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与真实活动两种方法操控盈余。

以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回归系数为0.0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5），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操控性应计水平较高。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法操纵盈余。可见，重述公司为达到盈余目标，不仅利用会计政策的弹性空间调整盈余，同时还利用真实经济活动进行盈余操控。

表5应计基础上的回归分析

变量(constant)misroagrowlevt-1ln(assetst-1)系数-0.5360.0270.561-0.0150.0020.025t-15.045***2.995***36.819***-1.748*0.85814.899***adj.r20.111f值318.604***五、结论

以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生产成本和操控性费用作为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变量，本文研究了盈余重述与真实活动操控的关系。结果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较高，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通过销售操控、生产操控调高了报告期收益，重述公司确实存在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纵盈余的行为。因此，监管部门应高度关注上市公司的重述行为，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本文检验了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操控行为，弥补了已有文献主要研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不足。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分析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的操控行为，未考虑低报盈余重述公司是否存在利用盈余管理平滑收益的现象。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所选的对照样本（即非重述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如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现金流量表项目、关联关系等重述），这影响了结论的精确性。此外，本文仅考虑了被重述年度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区间较短，事实上公司操控盈余往往不是短期行为，被重述年度及之前几年均可能存在盈余调整行为。因此，如何克服上述局限性将成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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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3

【关键词】主题公园旅游文化盈利模式

一、研究背景

我国主题公园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不低，成功的典型不少；它们已经在我们这个旅游资源大国里大放异彩，成为丰富我国旅游产品、满足海内外旅游者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的一支生力军。

自从1989年深圳华侨城投资创建的“锦锈中华”景区建成开业，到十多年来陆续建设开业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一期等大型文化主题公园，都相继取得成功。大型主题公园在中国开创了新局面，北京的“世界公园”、江苏苏州的“苏州乐园”、浙江杭州的“宋城”和“杭州乐园”、云南昆明的“云南民族村”和“世界园艺博览园”、海南三亚的“南山文化旅游区”、广西桂林的“乐满地”等大型主题公园，都已达到较高水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这几年冰雪节期间创建的“松花江冰雪大世界”，也可称为特定时间段内的大型主题公园，其策划和经营管理水平也已大体与国际接轨。

二、问题的提出

十多年前，伴随着理论界一场旅游资源能否移动(复制)的学术讨论，上百个旅游主题公园(包括各种影视城)走到游客面前。遗憾的是，中国的游客还没有见到中国特色的主题公园，很多以影视城为代表的主题公园已经开始衰落，大量的固定资产闲置，主题公园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产业发展问题。

在盈利模式方面，目前国内的主题公园存在盈利模式单一的问题，有很多主题公园几乎只有门票收益一种盈利方式来架构其盈利模式。由于经济效益不佳，主题公园产业正走向衰退。

当前，中国的主题公园群落正在面临一个艰巨的转型期，拥有大量的存量资产和土地资源是主题公园转型的物质基础，通过对主题公园的再认识，重新制定主题公园的发展战略是实现主题公园转型的基础。

三、主题公园发展机制

我们可以将主题公园理解为以经济盈利为目的，根据选定的文化背景，主要依托人造景观和设施使游客获得体验的封闭性景点和景区。

1、主题公园分类

根据主题公园所能提供的旅游体验类型(产品形态)对其进行分类，我国目前的主题公园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情景模拟型：各种影视城类型的主题公园，比如三国影视城（无锡）。

②游乐型：比如苏州乐园、锦江乐园(华东)、梦幻水城（珠海）。

③观光型：锦绣中华，世界之窗(深圳)等。

④主题型：基辅号航空母舰（天津）、明斯克航空母舰(深圳)、各种水族馆。

⑤风情体验型：各种民族村、民俗村，比如中国民俗文化村（深圳）。

以上分类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分析，如果从严格意义上的主题公园分类来说，主题公园的“主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关于文化的命题，可以衍生出许多类型的主题公园。

2、主题公园盈利模式

一般来说旅游景区(主题公园)的盈利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而其盈利模式就是这几种盈利方式的混合。

①提供初级体验(经历)的机会出让，比如：出售门票。

②提供有助于丰富体验(经历)的相关服务以及相应的服务体验本身，比如：提供餐饮，住宿服务。

③出让围绕旅游者(潜在旅游者)的消费能力所带来的可能的收益机会，比如：旅游区内的招商、景区节庆活动商业赞助。

④获取资本投入后在旅游项目所在地溢价收益的其它商业开发，比如景区，旅游目的地的房地产开发。

⑤出让、出售具备知识产权特点的商品，比如：玩具，旅游工艺品，纪念品等。

⑥提供保证旅游景点景区内居民可以市场化的公共服务，比如：供水，供电等。

以上六种主要的盈利方式是建立在游客到来这一基本事实之上的，即便是建立在景区本地居民的消费能力基础之上的盈利方式也需要通过游客的到来实现相对的规模经济。

首先，从收益的角度看，用以上六种盈利方式来分析主题公园的盈利模式，不难发现，目前国内的主题公园存在盈利模式单一的问题，有很多主题公园几乎只有门票收益一种盈利方式来架构其盈利模式。这样来看主题公园产业的衰退就并不奇怪了。

其次，从投资的角度看，单一的盈利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这使得主题公园管理者很难获得有效的融资成果，而设立在主题公园内部的各种固定资产，在没有客流的情况下几乎一文不值。因而有必要重新认识主题公园。

3、主题公园文化特色探析

主题公园是文化企业。从国内外主题公园成功的运作经验可以得出：独特的旅游文化是主题公园成功发展的核心和灵魂。迪斯尼乐园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也看到迪斯尼乐园在法国一度遭到失败，这正好应证了主题公园是以旅游方式经营文化产业的判断。美国式的快餐文化与法兰西文明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导致游客对主题公园产品的选择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风险所导致的运作失败。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题公园首先是一种文化企业，其次才是旅游企业，主题公园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以旅游方式被消费的文化产品。

如果把主题公园作为一种旅游产品或体验的制造商来分析，我们会发现主题公园应该，或者能够提供给游客的产品或体验大致有以下几种功能：

（1）教育传播功能（比如向游客宣传民族文化和光辉历史）。

（2）娱乐或者游戏功能(尤其是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活动，比如竞技体育活动)。

（3）审美或者情绪满足功能(体验一种氛围或者说与游客特定心理需求相吻合的环境，如：投身影视剧环境)。

（4）文化活动展示功能(关于人的独特的价值观念所表达出来的行为，比如观看表演)。

按照马斯洛的心理学理论以上功能可以归结为：爱、自我认知、自我实现三个层面的心理需求，而各种文化对如何满足这三种需求的形式乃至相应的文化行为是在一个共性基础上的极端差异化。比如教育：可以是课堂教学，也可以是试验，甚至是通过行为本身来表现的。所以，主题公园应该是一个提供文化产品的组织，或者以旅游为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和特殊体验制造商。

现在以著名的迪斯尼乐园为例来说明这一推论：迪斯尼乐园的投资者是世界知名的迪斯尼公司，迪斯尼公司本身就是一家文化企业，它以提供文化产品(即美国风格的动画片)而闻名，而游客来到迪斯尼乐园所体验到的正是游客认为自己进入迪斯尼动画(卡通)世界所应该体验到的东西，这是迪斯尼乐园所提品的核心，其余关于游乐、购物等辅助服务都是为了完成或者加强这一核心体验。迪斯尼乐园的盈利方式有：门票、餐饮、旅游商铺租金、具备知识产权特点的旅游纪念品销售，以及其它收费的服务构成。整个盈利模式的架构是：以不断提升的品牌知名度吸引游客，在获得门票收入的同时，通过出售具备知识产权特点的旅游纪念品获得二次盈利，又由于旅游纪念品的发售进一步扩大迪斯尼品牌的影响力，这一盈利模式使迪斯尼乐园具备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基于主题公园是一种特殊的以旅游为经营形式的文化产品制造商，反观我国主题公园的经营模式，没有文化或者通过文化来设计、提供游客愿意购买的旅游产品(体验)从而实现盈利的方式和手段不足正是其致命缺陷。其次，关于文化的滥用是又一国内主题公园设计和经营的硬伤。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文化产品应该具有鲜明特色，而且这种特色应该具有可以被欣赏的群众基础，从投资收益的角度看就是：文化影响力以及对应的文化消费人群是决定主题公园“文化主题”的关键因素，也是架构盈利模式的经济基础。

四、结论

主题公园所提供的产品可规定为一系列可以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核心功能的组合，以此为基础，产品能够满足游客个性化要求的能力(机会)，将是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游客需要从主题公园中获得知识接受教育，他可以通过听讲解、看展板，或者自己找资料的方式来满足这一需求，但游客最喜欢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游戏来达到被教育的目的。因此，主题公园管理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在于此：将所有可能满足游客需求的方式排列组合为主题公园的产品，满足游客的需求，这种满足程度将决定游客愿意支付的门票价格，或者购买哪几种(产品)服务，尤其是游客愿意在购买主题公园门票之后，购买相关服务产品(体验)的需求正是主题公园产品的溢价能力。当然在现实中，经营者完全可以通过门票将这些内容打包出售。

综上所述，主题公园是一个以旅游方式提供文化产品(体验)的文化企业。从旅游经营的角度看，主题公园的盈利方式大致有：出售门票，提供有助于丰富游客体验的服务(包括基本服务和特殊服务)、出让面对游客的盈利机会(商铺出租)以及出让游客的注意力本身(商业赞助)、设计出售具备知识产权特点的纪念品。

主题公园应将旅游业与文化紧密揉合在一起，打造自己的品牌，同时也要将文化作为旅游业来经营，通过发掘和宣扬文化来综合性地发展旅游；以经营旅游地方式多方位地展示文化，赋予旅游产品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创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旅游文化。

不少主题公园顺应新世纪旅游业发展需要，以其高超的策划、精致的建筑、丰富的内涵和一流的管理服务水平，很快轰动海内外。他们的成功给人们提出启示：一个成功的主题公园，完全可以取得良好的投入产出效益和多方面的社会效益。建设主题公园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是对资源、产品的重要补充，在旅游资源不太丰富的地区则是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举措，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建设好主题公园，关键在于搞好市场调研和项目策划，选准主题、创出精品；经营好主题公园，关键在于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内涵、推陈出新，使其吸引力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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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4

关键词：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是指管理者在有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选择自由的情况下使自身利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了《企业会计准则》，其中对投资性房地产从固定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计量。准则规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可以采用成本模式或公允价值模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房地产市场的日趋完善，许多城市已满足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不少企业正是利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进行盈余管理，蓄意操作利润。

为此，本文以上海世茂为例，分析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变更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改善市场秩序。

一、案例介绍

（一）公司简介及案例概况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世茂）是经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且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6月30日，上海世茂对投资性房地产由成本计量模式转变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资产负债表日，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以期末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通过本次后续计量模式变更，上海世茂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增加到23.04亿元，占资产比重从0.51%上升到14.74%，对利润的影响从0.97%上升到54.84%，由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增加当年营业利润1.6亿元。

（二）利润及其变动原因分析

1、各期利润情况介绍

表1显示，从2006年到2008年，公司利润逐年下降，但2009年却大幅增长，相比2008年几乎翻了两翻，而2010年利润增幅更是异常，为2009年利润的4.6倍，完全摆脱了利润逐年下降的危机。

2、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变更对利润的影响

由表2可以计算出，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2009年营业利润的53.23%，净利润的72.68%，占2010年营业利润的29.37%，净利润的41.52%；若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从净利润中扣除，则2009年净利润仅为6064.99万元，即依然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0年净利润为60071.06万元，减幅近一半。由此可见，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是企业利润大幅增长的直接原因。

3、现金流量及偿债能力分析

表3列示了上海世茂各年偿债能力的情况。可以看出，除2007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相比上年有所增长外，其余年份均逐年递减，甚至出现负数；从现金负债总额比率来看，除了2007年，其余年份均不容乐观。

分析可知，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变更是企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其背后并没有相对应的现金流支撑，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二、后续计量模式变更的动机分析

（一）“美化”利润

分析可知，上海世茂从2006年至2008年利润逐年下降，而在2009年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模式变更后，该年净利润提高到22199.74万元，而2010年净利润的增长更是异常，提高到102720.74万元，几乎是2008年的十倍。由此可见，通过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利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进行盈余管理，上海世茂不仅摆脱了利润下降的危机，还呈现了利润逐年上升的“业绩”。

（二）“税盾”依然存在

我国税法规定，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利润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因此，企业不仅获得了由损益产生的利润，“税盾”效应也依然存在，扫除了企业对于未产生现金流的利润缴纳税金的顾虑；并且，对于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所产生的利润，当年无需进行股利分配，进一步减少企业资金流出，从而彻底扫清了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拾取其他资产转换的收益

由于目前我国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普遍高于其账面价值，因此，利用其他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一方面可直接使资产增值，另一方面，对于其他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后产生的损益，又为企业盈余管理带来操作空间；此外，准则对于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的规定，其目的是为防止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转回进行盈余管理，但对于投资性房地产却可正常转回，这样企业可适时扭转亏损，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将其二次转回，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三、建议

（一）完善后续计量模式变更条件

从目前情况来看，许多企业利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变更进行盈余管理。因此，完善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变更的条件，不应仅仅局限于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是否具有活跃的交易市场，能否从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等条件，而还应当考虑管理者的持有意图等，比如对于以赚取租金为目的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管理者所获取的是稳定的现金收入，与市场价值并不存在多大关系，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二）对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区别选择

准则规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可以采用成本模式或公允价值模式，但这种“一刀切”模式，显然是不科学的。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和已出租的建筑物。对于以出租为目的的投资性房地产，管理者持有意图是赚取稳定的现金收入，若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不仅过程繁琐，而且浪费了不必要的评估成本。因此，可采取兼容的方法，即对于以赚取租金为目的的投资性房地产，无论其是否满足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均采用成本计量模式；对于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与公允价值直接相关，则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三）提高公允价值的可靠性

企业在评估资产时，若无法从公开市场上取得公允价值，可以采用估值技术。但我国的估值技术并不成熟，加之对估值模型的选择也没有相关规定，因此，为防止企业利用估值技术的不确定性进行有目的的价值评估，应当完善公允价值的计量标准，并对估值模型的选择作必要规定；此外，由于我国法律的不完善，许多企业为使其利益最大化，会选择联系较为密切的评估机构，因此，为提高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必须加强资产评估行业的管理，促进市场经济的完善。

参考文献：

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5

（一）国外研究国外对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主要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研究的是会计政策，在这个阶段提出来了有效市场假设和机械反应假设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第二阶段是进行实证会计研究，在这个阶段提出的是债务契约、奖金计划和政治成本三个理论假设。第三阶段主要进行的是资本市场激励因素方面的阶段，企业会通过误导投资者正确判断公司价值，而且会操控短期绩效，让公众预期能够得到满足，证券分析师评估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假设来进行相应的研究。Teohetal（1998）认为上市公司夸大了公司的盈余，误导投资者。

国外关于盈余管理计量的研究中采用具体项目法、应计利润法和分布检测法来进行相关研究。Jones模型（1991）假定营业收入变动额和固定资产影响应计利润，而总应计利润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之间会存在一个差额正好就是操纵性应计利润。Dechow等认为Jones模型容易高估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额，低估盈余管理程度，会产生很大的估计误差。Dechow等（2009）将信用销售收入引入，提出了修正的Jones模型，认为它能够很好的检验盈余管理。Bartov等（2010）认为唯一能够一贯辨别出盈余管理的模型正是横截面Jones模型。被广泛的采用的以应计利润法为基础的模型除了Jones模型外，还有Healy模型（1985），DeAngelo模型（1986）和Industry模型（1999）。现有盈余管理计量方法中的流行的方法正式这种通过模型计量出盈余管理的程度。

（二）国内研究我国对于这样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是对IPO和配股过程中的盈余管理来进行的。蒋义宏（2009）、刘杰（2010）、肖星（2010）等发现上市公司为达到配股要求，采取明显的盈余操纵措施。吴东辉（2001）采用横截面Jones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在应计项目上的选择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在IPO年度内报告了明显更高的反常应计项目。徐宗宇（2009）发现招股说明书的盈利预测数据与年度报告中的盈余数据完全不同，说明在IPO过程中有操纵盈余的行为。陆建桥（2009）认为亏损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年份会非正常调减盈余，而在亏损的前一年和扭亏为盈年度会调增收益。

刘秀兰（2008）对于金融资产问题应该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合并起来进行会计处理，而且可以把交易费用计入相关成本。黄财啸，张红炯（2008）提出将金融资产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这样可以获得更大的盈余管理空间，对不符合限定条件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张静、冯治臣认为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限定条件是不够明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可能会多计入本应该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那些部分，所以应该进一步规定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限定条件。

关于金融资产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内研究多数针对的是动机。曹倩倩（2009）研究金融资产分类中会计政策选择的契约动因和引起的市场反应，发现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这相对以历史成本为主的财务数据存在增量信息含量，这两者有不同的市场反应。而且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主要是政治成本和报酬契约，还有其他如企业金融资产重要程度、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也会有一定影响。叶建芳等（2011）对管理层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讨论了管理层的动机。他们发现金融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在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较高的时候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时候可能将持有的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陈锦华（2011）分析了不同的金融资产分类的会计行为意图，认为风险偏好与积极投资型的企业希望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这种意图比较忙些，风险中立型和风险厌恶型企业追求稳健投资与管理，希望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孙曼莉、蒋艳霞、毛珊珊（2010）认为金融资产分类并不是由管理层决定的，而是盈余管理动机，管理层的意图决定的是上市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的多少。

二、金融资产特点与不同分类的影响

（一）金融资产的特点主要包括：

（1）风险性更大。金融市场中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而金融资产为其所有者提供的是未来的货币收入，所以如果汇率或者利率变动等情况发生，那么金融资产的持有收益就有相当大的风险性。随着时间的增长这种风险性还会不断加强，甚至因为衍生金融资产所特有的杠杆效应，这些风险还可能会放大。

（2）流动性更强。金融市场比其他市场更加活跃，所以相比其他资产的变现能力也更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也就是它在金融市场上的可转让性和变现能力。金融资产因为其市场流动性而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所以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工具创新设计的关键正是流动性，金融资产或者金融工具的金融资产或者金融工具，则生命力也就越强。

（3）形式更复杂。金融资产种类的需求也伴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更加多样化。衍生金融资产的种类创新不断的出现，这也说明金融资产的形式越来越复杂，每个月几乎有新品种的金融资产出现，而且形式也更为复杂。甚至已经出现国际上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根据客户的需求设计出特定的衍生金融资产。对比以历史成本计量的传统会计来看，它涵盖的范畴已经不足以覆盖金融资产的风险性、流通性以及形式复杂性。而且对于金融资产的规定，在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并不完善，企业管理当局对于金融资产的盈余管理的风险就是相当大的。

（二）两类不同金融资产的影响两类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没有明确界限，所以管理层可以针对金融资产进行不同的分类，那么就有不同的影响。

（1）对利润确认期间的影响。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持有期间，处理方式是不同的，所以导致虽然都是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但是利润确认的期间差异很大。前者的公允价值变动是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户来进行会计核算的，而且这个账户的数据在年底则全部计入本年利润，所以当年公允价值带来的变动是被确认为当年利润的。后者是通过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户来反映其公允价值变动的，是计入所有者权益。若当年未被处置，那么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年的公允价值变动是不会体现在利润表中。它带来的利润波动确认期间，完全取决于当年是否被处置。所以由于分类不同，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利润波动确认期间也是不同的。

（2）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影响。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确认是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在资产负债表日也是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样一个账户是损益类账户，这个账户中的会计变动是计入当期损益。这种公允价值变动实际上是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代表的就是潜在的或尚未实现的投资损益。要想实现这部分投资损益，只有处置该项金融资产，才会进行会计确认。实际核算中这一部分却计入营业利润，但是这部分金融资产的价值变化还没有通过证券市场的销售而实现，所以会导致当期的利润虚增或虚减，所以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就不能得到保证。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影响到利润虚增或虚减，所以资产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比重越大，那么会计信息就越可能误导投资者。从投资者的角度会发现，企业的经营状况会有很大的起伏变化，所以可能会认为是投资风险高，因为企业经营状况不稳定。

（3）对利润波动的影响。交易性金融资产最终会计处理是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最终会计处理是计入所有者权益。那么随着宏观经济起伏的变化，两类金融资产所占比重较高的企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起伏也会较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性金融资产对于当期利润的影响会更大，所以这种资产的比重较大，则会对当期利润造成更大的波动。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影响利润并不是直接影响，对于当期利润波动影响较小。资产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比重越大，企业的经营状况起伏也越大。

（4）对盈余管理空间的影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后续计量方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者的盈余管理的空间较大。后者的公允价值变动是计入当期损益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样管理的空间比较小。而对前者来说，公允价值变动先计入所有者权益，处置时才计入当期损益。所以一旦在初始确认时将相关金融资产归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那么就可以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买卖操作来操作某期利润。某一会计期间需要增加当期利润的时候，可以选择处置处于盈利状态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利润避免亏损或减少亏损，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就会转移到当期的利润中，结果是提高当期的利润。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那么就可以处置处于亏损状态的金融资产。

而且若公允价值下降严重且非暂时性下跌的，应该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一旦公允价值上升，而且此项变动是能够确认与原减值损失确认后发生的事项有关，那么损失应该转回。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又为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三、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盈余管理方法

（一）初始分类的盈余管理管理者最初持有的意图是新企业会计准则下的金融资产分类的标准，所以在初始进行划分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可以对于金融资产进行交易性和可供出售的划分，不同的划分对企业的利润有着不同的影响，以此来进行盈余管理。如前所述，管理层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某种需要，将同一属性的金融资产在进行任意划分来实现目的。我国目前两类资产的持有量增长速度比较快，所以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在首次划分时充分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利润有较强控制力的特点，进行划分。防止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利润造成大幅波动，而且可动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来影响企业的利润。还可以利用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划分来进行盈余管理。金融资产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按照这种划分也是属于流动资产；另外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照这种划分是属于非流动资产。管理者也可以通过这种划分来调节企业资产的结构。如企业管理当局具有划分金融资产的主观性，那么在资产状况不佳的时候属于非流动资产的金融资产划分为流动资产，这样流动比率也就随之提高了，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二）公允价值的盈余管理不同机构对于公允价值的定义表述也是不同的，但是最终要求的都是建立在一个自由、公平交易的基础上的价值，它体现的是在某一定时间上的实际价值。新会计准则要求对于金融资产必须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后者指的是公允价值变动不大的那部分。公允价值计量的方式中，市价法是强烈依赖成熟稳定的市场，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各项规范制度尚未规范和完善，所以人为操纵的部分不可避免，市场难以做到公平有效体现的金融资产的价值也就难以公允。市场比较法是指当金融资产没有报价信息，而类似的资产有的时候，调整类比样本之间的差异确定公允价值。但是这种方式是在在市价法不适用时采用的，更难以确保公允价值。有些金融资产所在的市场不活跃，也没有活跃的对应市场，那么要确定公允价值就必须使用一定的估值技术。但是会计准则对于运用的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法没有具体操作指南，所以盈余管理的空间更大。

（三）减值的盈余管理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存在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时候，就要修正历史成本，那么这种修正就是金融资产减值。金融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是通过计算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值，以及计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通过两者比较，取其中较高的一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应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累计损失，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如果价值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能够确认与原减值损失发生的事项相关，那么在后面的会计期间内应该要转回。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和转回减值会影响当期损益，所以可回收金额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导致了不可避免的调整空间，所以这种方式也就成为了一种盈余管理的手段。

四、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盈余管理完善建议

（一）细化完善金融资产会计准则首先需要完善会计准则，对于新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应该记性详细划分。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参考国际会计准则的意见，可以对金融资产分类进行完善和修订。另外可以选择建立金融资产估值模型，现有的估值技术没有制定金融资产估值规范，也么有具体的应用指南，所以要经开制定估值规范和技术应用指南。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严格披露金融资产的交易过程，严格披露对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对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管理过程，会计报告使用者能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对于利用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是有着很好的抑制作用的，但是这些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质量还不够，不足以发挥出这样一个抑制作用来。所以对于与金融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方面应该制定更详细的规定。在董事会中，中小投资者的比例应该要进行适当增加，这样中小投资者的发言权也就可以相应的增强了。而且可以要求上市公司监事会成员中间不可缺少中小投资者，相应增加中小投资者的监督能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监事会的作用。

（三）健全监督检查机制依靠上市公司自身的自觉程度，还应该充分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加强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审查。要想进一步监督强化内控主体责任，在我国现有的法律环境和公司治理环境情况下，应该是健全检查监督的执行机制。因为内部控制由谁负责直接影响着内部控制能否发挥实效，所以应该审视各个环节的内控质量，考察内控责任人的责任落实。我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所以也应该改善监管体系。

（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只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才可以保证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能够有效运行。因此，相关部门应该督促公司进一步改善其治理结构。应该进一步完善金融资产相关信息的披露过程以外的相关信息，只有当会计政策的选择及其结果充分的展现的时候，才能防止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保护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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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盈利模式篇6

关键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动机操控方式经济后果

一、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定义

盈余管理是会计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课题，目前大多数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都着眼于应计项目操控，而在实务中，企业除了进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之外，还会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Schipper（1989）最早提出真实活动操控的观点，认为真实活动操控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一样，均是管理者为获得个人利益而干预财务报告的行为。Roychowdhury（2006）认为真实活动操控是管理者为误导股东相信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活动达到了既定的财务目标而进行偏离正常情况的经营活动的行为。Zhaoeta1.（2011）基于Roychowdhury的观点，提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就是管理者为实现短期盈利目标而进行的偏离正常经营活动的行为。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可以认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是管理者构造真实具体异常交易活动并控制交易时间的行为，并误导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信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活动达到了既定财务目标以获取个人利益。

二、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权衡

Grahameta1.（2005）通过对401位美国企业高层管理者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78%的高层管理者为实现平滑当期收益的目标，会以牺牲公司长远价值为代价来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经营者从应计项操控转向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原因在于：（1）企业通过应计项目与真实活动操控盈余的空间不同。Cohenetal.（2005）指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只要通过财务部门的会计估计变更等会计方法即可实现，实施相对容易，因而企业首先会考虑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然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仅仅是改变了企业盈余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而并不能真正地增加或减少企业的实际盈余，前期多计提或者少计提的应计额会在随后的期间面临反转问题，所以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空间是有限的。当应计项目操控的空间不能满足管理者的期望时，企业管理层则更可能通过真实活动操控来调节盈余。（2）管理层对不同盈余管理方式成本与收益的权衡。Cohen&Zarowin（2010）和Zang（2012）认为，管理者在权衡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的成本和收益后选择盈余管理方式；如果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成本较高，收益较低，则管理层倾向于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反之亦然。Zang（2012）的研究显示，高质量的审计师及公司的会计弹性的减弱都会提高公司进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成本，制约企业对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选择。李彬等（2009）也验证了会计弹性小的企业更倾向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Cohenetal.（2008）研究发现，伴随SOX法案颁布形成的更加严格的外部监管环境，导致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成本增加，从而诱导企业盈余管理方式从应计项目操控转向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3）两种盈余管理进行的时间区间有所不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一般发生在年末至盈余公告之前，在年底未纵的盈余与盈余预期之间的差额可能会超过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所能操纵的数额，经理们不能确定对应计利润的管理是否被外部审计师发现，而此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无法操作，可能就会出现本期报告盈余低于既定盈余预期的情形。然而，真实活动的操控可以在每年的任何时间进行，而且不涉嫌会计处理问题，从而摆脱审计师和会计监管的制约。Zang（2012）发现当企业会计年度间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高于预期值时，在会计年末将通过应计项目调低利润；反之，当企业会计年度间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低于预期值时，在会计年末将通过应计项目调高利润。

三、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动机

管理者可能基于以下动机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1）资本市场动机。企业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资本市场动机有首次公开募股（IPO）、股票增发、避免亏损及迎合分析师预测等。Roychowdhury（2006）发现，管理层会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活动以避免报告年度亏损，Cohen&Zarowin（2010）发现增发股票的公司也会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国内目前的研究包括保盈动机（张俊瑞等，2008）、避免亏损动机（蔡春等，2012）、股票增发动机（李增福等，2012）及避税动机（李增福等，2011）。（2）契约动机。管理者会为了达到经济契约中规定的一定财务指标而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管理层可以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或者政府干预，从而降低债务成本。Roychowdhury（2006）发现存在更多债务的公司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更高。同时，Kimetal.（2010）发现企业会利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以降低债务成本。（3）避税动机。Zang（2012）发现企业基于避税动机同时进行了真实活动和应计项目操控两种方式的盈余管理；但对于边际税率高的企业，由于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相对应计项目操控而言成本较高，因此它们更倾向于进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李增福等（2011）发现有企业基于避税考虑而进行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4）职业前景动机。Grahametal.（2005）发现职业前景也是影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Demers&Wang（2010）表明，年轻的CEO比年长的CEO较少进行增加收入的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也就是说，CEO的职业生涯发展会影响其进行盈余管理。

四、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操控方式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操控方式一般包括：（1）费用操控。Zang（2012）和Roychowdhury（2006）发现企业管理层通过费用操控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研究开发支出、广告费用与管理费用支出等弹性空间较大，管理当局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而成为费用操控的对象。（2）销售操控。Gunny（2010）和Roychowdhury（2006）发现企业销售过程中会通过放宽信用条件或者降价促销促增加期销售额。这样的销售操控手段在临近会计期末时比较常见，因为此时销售操控相对其他操控方式而言，实施难度相对较小且见效快。（3）生产操控。Zang（2012）和Roychowdhury（2006）发现管理层会通过生产操控，即通过生产过量的产品以降低当期单位销售成本进而增加边际利润来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4）销售资产。Gunny（2010）发现当预期利润低于目标利润时，管理层可以提前处置长期资产和有价证券来增加当期的报表利润。Bartov（1993）在研究中发现，管理人员会通过适时性处置资产和投资来调整收益，以达到平滑利润和调整产权比率的目的。叶建芳等（2009）发现持有金融资产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会为了降低公允价值变动对盈余的影响程度，将较大比例的金融资产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随后管理层会将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在短期内进行处置以避免利润的下滑。（5）股票回购。Bensetal.（2003）发现经理通过股票回购的方式避免由于职工股票期权到期所带来的每股收益下降。证券分析师通常是对每股盈余进行分析以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进行预测。达到并超过证券分析师的分析预期对稳定公司股价及稳定投资者信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企业的经营业绩面临着达不到预期的危机时，公司管理层可能通过股票回购以减少流通在外的股票数量以提高每股盈。（6）关联方交易。由于中国企业的性质，关联方交易作为一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手段在中国较为普遍。陶灿等（2012）验证了企业通过关联方交易进行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指出它是应计性盈余管理的替代品而非补充品。

五、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研究模型

为了识别和衡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oychowdhury（2006）开发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简称Roychowdhury模型）。Roychowdhury模型主要考察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三种真实活动操控手段，相应地考察在零阈值附近企业的经营现金流、操控性费用和生产成本的模式来实证检验企业是否进行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该模型的建立过程可以归纳为：先使用Dechowet（1998）开发的模型估计每个公司年度的经营现金流、生产成本和操控性费用的正常水平；然后用实际水平与估算的正常水平作差得到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可操控性费用，并以此作为管理层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最后结合不同情况，根据回归结果的统计检验来判断公司是否进行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六、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经济后果

对于企业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带来的经济后果，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比如，李彬等（2010）研究发现通过销售操控达到增加短期盈余目的的企业，随后三期的经营业绩明显低于配对样本公司的业绩水平。再如，削减研发支出、过量生产等行为增加了企业当期的利润，当期利润的提高可能对企业未来现金流产生负面影响，如投资者可能会要求更高的溢价。Cohen&Zarowin（2010）表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随后年份的经营业绩负相关，这也说明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对企业的长期价值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并非一定损害企业价值。如Taylor&Xu（2010）的研究表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经营业绩并未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Gunny（2010）用信号传递理论解释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企业经营业绩间的关系，企业通过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达到既定的财务目标，向市场传递了关于企业未来业绩的积极信号，这样有利于企业保持良好的形象和口碑，进而得到融资便利等资本市场上的好处可以抵消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给经营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总体上看真是活动盈余管理并不一定影响企业的未来价值，反而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七、总结与展望

关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研究，国外仍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而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还比较匮乏，所以对这一领域的系统性研究大有可为。国内外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如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避税动机，职业前景动机等，在实务中，管理层的真实活动操控行为还可能受到董事会独立性，高管本身特征如CEO执业观念，及管理者薪酬所左右，未来学者可以就这些动机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操控方式而言，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还是遵循国外的研究方法，从费用操控，销售操控等角度研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中国企业的特点，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操控方式进行进一步的拓展研究。同时，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研究模型可以做进一步的完善。现有研究对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分析不够全面，研究结论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深入挖掘出现矛盾结论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从而对于理论界和实务界正确评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经济影响，应对管理者的投机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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