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地理的关系篇1

关键字：人文地理学；哲学方法论；人地关系

引言：一种学术的所有参与人员，都在由特定学科的某种哲学所提供的框架内从事研究。这样的哲学可以是确切的，参与者在工作开展前就已经建立了某些规则；这种哲学可以是含蓄的，存在一些规则，但并没有得到公认。在哲学明确的情况下，这一哲学也为其他参与人员所共享。但在哲学含蓄时风格则可能很不相同，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

人文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研究为核心的学科，人文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既和自然科学有关又和社会科学有关，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结合。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人地关系，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人为地理学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有着擅于不断地吸收新的科学、哲学思潮的优良传统。历代哲学家对人与自然的论述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

人文地理学发展以来，有多种哲学方法论被提出来，其中很多只不过是哲学的变种，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经验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本主义方法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下面笔者将详细介绍四种人文地理学哲学方法论：

1经验主义方法论

经验主义一词原本意指古希腊医生的经验，拒绝一味接受当代的宗教教条，而是依照所观察到的现象为分析依据。先由感受而得到经验，然后经过适当归纳或演绎，才形成知识。在哲学发展上，经验主义一直和理性主义作为对比。

人文地理学像绝大多数学科一样，都起源于经验主义的实践。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从古典地理学发展到近代科学知识的分化发展，地理学者们一直就在想法设法获取地球表面更多有用的知识，地理学就是对地球的描述。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构成的地理环境系统非常复杂；地球表面和抽象的人地关系又带有强烈的综合性和区域性。

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特征是：观察是重点，调查及实地研究紧随其后，然后进行经验判断与评价，最后得出结论。人文地理学家时常从观察人文地理现象的某个方面开始，通过分析研究资料，寻求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

2实证主义方法论

实证主义是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派别，又称实证哲学。实证主义开始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哲学”，实证科学是建立在证实原理上的。人们认为事物是真实的，是因为人们认为建立起真实性的方法是合理的。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一种科学理论由一特定的演绎系统构成，该系统包括两组因素：一组初始命题（或者假设），一组由系统内规律。

人文地理学是最后广泛采纳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社会科学之一。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人文地理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晚期的美国。从那个时候它就迅速的传播开来，到60年代末实证主义就已经支配着整个北美和大多数英语国家的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原因是，现在方法的并不合理，再一就是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中实行的科学的社会学具有巨大引力。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其具有的数量化性质：以数学或者统计学的形式，以一种精确的、可重复性以及确定性的方式表达研究成果。

3人本主义方法论

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特征是：他们关注于有思想的生命，关注的是人类，而不是关注以机械的方式对刺激作出反应的非人类。人本主义目标是认识人类活动的真实性，这个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设想的手段就代表了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

人本主义方法主要有三种：理念论、实用主义、现象学及其亲属。

人本主义哲学及其方法论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都是潜在和间接的，它们并没有向人文地理学提供一种直接的方法，只是从这这种哲学中引入对人的经验和人的主观性的重视这样的观点，并作为武器来反对实证主义地理学那种忽悠人的地位的观点。

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内容大多涉及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领域，突出集中在人的行为方面的探讨。

人本主义地理学弥补了实证主义研究的不足，但最大的弱点则在于它的唯心主义倾向，把一切客观存在看做为人的心理构成，事实上构成人的感应行为的基础是客观环境世界。

4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起源于法国，后扩展至整个欧洲大陆。但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而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其观点大多与一定的专门的学科有联系。纪本嵩认为注重结构、强调对结构的分析是结构主义者具有的基本原则。这基本的原则展现为五个主要特征：整体、关系、消解主体、自调、转换。

整体：结构主义者认为，注重整体是研究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而事物的部分或因子仅是通向研究事物本质的要素。

关系：与整体和部分的特征相比，关系的涵盖面更广，其内容更丰富。它不仅紧密相关某研究对象的整体与部分，而且统摄宇宙万物间的各种系统。

消解主体：其意是人失去了他是万物中心的位置；人不再是测量万物的主人，而是系统中的一个因子。

自调：自调是结构主义者在解释系统之所以存在时所认定的根本原因。

转换：结构主义者所提倡的转换，其性质则是强调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间变化的动态性。

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最主要的影响有两点：1、从结构的整体性去认识事物，这从地理学家强调研究区域的整体性和人地关系系统性可以看出。2、试图超越地理因素寻求深层结构来解释地理现象。千差万别的人文地理现象是表层结构，而要真正解释则需要把握人地关系系统中的深层结构。

作者：刘昊等

参考文献：

[1]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江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

人文与地理的关系篇2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建设；

作者：侯艳

“文学地理学”是康德在其《自然地理学》中提出来的一个地理学概念。[1]在中国，随着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将康德的“文学地理学”和德国那特硁的“政治学”用于中国文学艺术南北差异的研究，遂开创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历史。1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蔚然成风，其中颇多学者将其视为一门新学科(2)，并致力于其学科建构。“文学地理学不仅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解决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也为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2]然而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其他学科？能否建成独立学科？特别是学科归属、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等问题是目前文学地理学研究所面临的四大基本困境。

一、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惑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在国外，由于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是地理学家，因此他们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更多地偏向于地理学，并把它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提出来。AKDutt曾明确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一个较近的分支学科。”[3]DeborahHart也提到：“文学地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地理学)较初级的分支学科。”[4]然而，国内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梅新林曾从研究实践中归纳出五种不同的归属倾向：“一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二是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三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四是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五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5]曾大兴曾将目前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归属概括为四种观点：一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二是一种学术方法；三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补救”；四是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学科。[6]简言之，国内学界对文学地理学的归属倾向有三种：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首先，把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思路最为普遍。金克木、严家炎、袁行霈等着名学者都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文学、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国内近十几年来的研究亦都沿着这条思路进行，即在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时候，地理学作为方法论而存在。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中呼吁从地域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专列了一章来谈中国文学的地域性问题，认为文学不光有时间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有空间地域的差异和变化。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元代戏剧部分即根据地域进行编写。李浩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一文中更是直言：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尝试应用，可以突破古代文学的研究困境，实现学术突围。[7]可见，这种归属思路是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一种研究文学问题的跨学科方法。

极力倡导文学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交叉学科的学者有陶礼天和钟仕伦。陶礼天在其着作《北“风”与南“骚”》中正式呼吁发展文学地理学这门人文地理的新兴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8]钟仕伦则从中国和西方文学地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角度出发，认为“文学地理学属于地理学与文艺学、地域美学相交叉的新兴学科”[9]。马晶则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和地理学两个知识体系的交叉重叠部分，具有二重性，既有文学学科的特性，又有地理学学科的特性。”文学地理学是“将地理因素影响下的文学研究和存在于文学形态中的地理研究结合在一起的系统”[10]。梅新林也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他界定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11]。在这个界定中，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和综合性学科的表述同时存在，更可见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境。

另有一部分学者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来探讨。邹建军提出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又提到它也是一种批评与研究文学的方法。[12]杨义先生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文学，持大文学观，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会通之学，“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13]。由此可见，杨义先生看到了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的特性，同时把它看作是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开拓，他明确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学科分支”[14]，同时又提出“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14]。可见，杨义先生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也存在着和其他学者一样的混沌和困惑。

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曾大兴，他明确地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与文学史对峙的新学科，提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没有文学地理这个二级学科的文学学科是一个不完整的学科。”[15]他把文学地理学提高到与文学史相同的高度，由此将文学地理学列为与文学史并列的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学科。在他看来，作为一级学科的文学，其下的二级学科应该包含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地理和文学批评，并且它们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文学批评是一个最基础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15]他还特别指出：文学地理学不应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也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产生并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几乎所有学科，都有其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也就是说，既有解释其时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也有解释其空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为什么文学有文学史，而不能有一门文学地理呢？[15]曾大兴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定位指明了方向。但是，很明显，实际上他与邹建军、杨义一样，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同的是认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并列，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空间的，文学史的研究是时间的，因此时空两者可以并列，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简单。并且，与文学史关系的紧密纠缠必然会增加文学地理学成为独立二级学科的艰难性并影响其在学界的认同感。

二、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歧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国内外的文学地理学主要致力的研究有两种，一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多包含文学研究，二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5]

首先，由于将文学地理学归属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国外学界普遍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是关于文学与地理之关系的研究。“对地理学家来说，他们一直借鉴文学，把它作为一种更好地理解地方的方法。”[16]由此，一方面，他们将文学理解为地理学研究的资料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地理学家把文学视为一个毫无疑问的资源，‘一个生动描写风景和生活的价值连城的宝库’，用它来使自己的文本变得生动”[17]。他们认为文学所有的价值只在于它对生活的反映，它能使地理文本变得更为生动。所以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他们更多地致力于诸如此类的研究：“文学‘数据’应该怎样被用于更多的地理信息的传统形式，如人口统计数据，采访和档案材料？应该如何调解不同源头间的矛盾？”[17]另一方面，他们还致力于研究主观因素对地理空间的塑造，注重地方的意义和内涵的揭示。通过各种文学形式的研究，探索文学对地理空间的展示和建构，文学在地理景观意义构建上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并通过考察描写地区的着名作品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进而考察文学与地理学之共通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文学出发去探讨地理空间的意义，解决的是地理问题，因而国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尽管包含了诸多文学研究，但它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

相反，在国内“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这一观念普遍被认可，正如曾大兴明确指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15]对这一问题，徐玉如也有相同的看法，“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作品为本位。”[2]然而，由于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含混，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具体研究对象还存在众多分歧。将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学者，致力于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文学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探究，试图探究文学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特色的地理因素以及文学本身体现出的地理空间特征。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或独立交叉学科来探讨的学者，根据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不同，其研究的对象亦不尽相同，大体持有“本位说”“关系说”“空间说”“文化说”“边缘说”和“地域审美说”等观点。

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有一个“双重范式”，即“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为主导、以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研究为辅助，然后整合、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学地理学”。因此他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以文学为本位，研究“文学地理学理论、断代文学地理、区域文学地理、城市文学地理、文人群体活动空间以及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18]。梅新林的看法可称为“本位说”。曾大兴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与文学的关系来界定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具体言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对“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5]；“概括地讲，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简称文地关系)”[6]这可称之为“关系说”。邹建军则特别提到文学地理学“特定的研究对象”，认为“就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19]邹建军的看法可称为“空间说”。杨义先生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会通之学，其研究对象即是研究文学在其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等四大领域间的相互贯通。杨义先生的主张可称为“文化说”。陶礼天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主要“致力研究的是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以及其主、客观方面的成因”[8]，他不赞同只关注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主张还要考虑到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把它与政治、哲学、宗教联系起来，因此认为文学地理学可以归入艺术社会学的范畴。陶礼天的观点可称之为“边缘说”。钟仕伦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文学与地理学相互融合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本身或者是文学作品中有关人地关系的艺术表达。文学地理学实际上是通过文学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人对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审美反映，这种审美反映可以称为“地域审美观念”。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作家、流派、批评和接受中的地域审美观念。[9]钟仕伦的看法可称为“地域审美说”。

总之，国内学界尽管皆坚持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但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尚不统一，因此其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亦都处于不明确的困境中。而国外视文学地理学为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的这种倾向，更是增加了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确定和统一的困难性。

三、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不确定

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等还不十分明确，学科规范也没有真正地正式建立，因此它的研究方法迄今没有完全而成熟的形成，有的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等皆提出了颇具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

邹建军认为，虽然文学地理学还没有一种或多种只属于自己的、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文本解析、实地考察、图表统计、动态分析、比较对照、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等方法值得重视。[19]他认为，所谓文本解析，即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作品的研究，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所谓实地考察，即强调对文学发生地与文学发展地的实地考察，关注作家创作、作品产生的地理背景以及文学史与文学集群的情况。它是文学地理学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图表统计，即是对经过实地考察得来的一些东西进行数据统计，并得出相关的信息。它是文学地理学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分析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所谓动态分析，即是借助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动态分析法，对作家与作品的地理分布，以及与地理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动态分析。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具科学性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比较对照，即对不同地方的文学与不同时代的文学、对不同环境的文学与不同方向的文学进行比较与对照。它是文学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所谓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即建构文学地理学的有关理论，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的手段。它是文学地理学具有理论高度之表现的研究方法。

曾大兴认为：广义而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指导和规定学术研究应该如何开展的规则和程序，一类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技术方法。仅就技术方法来讲，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又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凡是文学的其他二级学科能使用的方法，文学地理学都可以使用，这类方法属于一般方法。而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方法，即是特殊方法。曾大兴进一步提出：文学地理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它所用的还是地理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数理模型法等等[20]，它们具体运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可归纳为五种研究方法，即系地法、现地研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和区域比较法。系地法，就是考证文学事象发生的地点，然后按照形式文学区或功能文学区进行排列；现地研究法，就是把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空间分析法，就是对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包括各种空间元素及其结构与功能)进行分析和解读；区域分异法，就是按照文学的区域特征及其差异，把它们分为不同的地理板块；区域比较法，就是把两个以上的不同区域的文学事象进行共时比较或平行研究。[21]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曾大兴又补充了“地理意象研究法”，即地理学意象研究和文学意象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指出地理学意象研究与文学意象研究的不同，它必须准确地考证地理意象所在的地理方位，准确地描述其地理特征、地理价值和历史渊源；必须细致地描述地理意象的形态特征或者审美特征，阐述它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必须深挖和揭示地理意象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6]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文学地理学学者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曾大兴还特别强调：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是有明显不同的。文学史的研究可以关在书房里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除了使用文献资料，还必须走出书房，对文学家的出生成长地、流动迁徙地、文学作品的产生地，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地理空间等等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和台湾学者简锦松教授的“现地研究法”特别值得借鉴。简氏的现地研究法的内涵比单纯的田野调查法要丰富，它实际上是“文献解读与现地测量”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实地重现”作者“写作的场域”，但是它仍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因为简氏的“鉴识科学”最多只能实地重现作者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而很难实地重现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因为地理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是有差别的，地理学的真实与文学地理学的真实也是有差别的。[20]

此外，钟仕伦提出，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非常适合于作家研究，包括文学流派、风格的研究。钟仕伦认为：一方面，进行作家的文学地理研究，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描绘出作家的地理区域特征和空间结构分布，并从这种分布中追寻到各个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或者文学风格所产生的因果联系，并且在这种因果联系中使他们被确认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个体”。另一方面，正如梁启超所论“‘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作家的空间结构分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常常随着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的迁移而变迁。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对文学的动态空间结构分布进行研究。因而，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无疑是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最好借鉴。[9]

戴伟华则提出：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的研究方法并重，相辅相成。微观研究方法侧重个案分析，其具体方法有利用出土文献、充分挖掘传世文献的材料价值、在材料可信的前提下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断、在名物考订中必须以文体为基础等。宏观理论探讨，要在对立统一中求新求变；利用归纳法不断深化，以求获得更包容更高层级的概念；提升理论思考层次，从本质上说明事物的性质。[22]

梅新林提出“双重研究法”又称“二元复合研究法”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双重性和二元复合性。就本质而言，“地理学”研究需要运用科学实证方法，而“文学”研究则需要运用美学阐释方法，它们彼此相距甚远，但又相辅相成。一方面，对应于文学“外层空间”的“版图复原”，需要借鉴和运用“地理学”的科学实证方法，包括准确的空间定位，大量的数据统计，以及各种图表的编制甚至运用地理学专业性的工具；另一方面，契合于文学“内层空间”的“精神探原”，则需要继承和运用“文学”研究领域的美学阐释方法，包括对文本空间形态与意义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与阐释，这是一种审美而非科学行为，需要具备足够的审美想象力、感悟力与判断力；而贯通于文学“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场景还原”，则需要同时交替运用以上两种研究方法，或由外而内，以美学阐释方法为导向；或由内而外，与科学实证方法相印证。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以上两种方法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例如“文学地图”，其本身即有隐喻性与工具性的双重意涵，其科学性与审美性的分野非常明显。当“文学地图”之“图”与“文”有机地融为一体时，便是“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实证方法与“文学”研究的美学阐释方法的交替运用与融会贯通。[23]

综观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所提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我们不难看出文学地理学研究在文学、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地域学、空间学、人类学、文化学、区域学、美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寻求突破，力图摆脱困境，并创立属于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其中曾大兴紧紧围绕地理或空间这一维度，与文学史的相关方法进行比较，探索出有别于文学史研究的六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殊方法，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方法论的一大突破。然而尽管如此，曾大兴亦认为，文学地理学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出现，还有待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学者的不懈探索和努力。

四、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一门学科的建设，需要在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三个方面同步推进，并加以系统整合，才能建设成功。目前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还处在不断探索中，其学科建设亦处在艰难困境之中。简言之，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遭遇到的最大困境，即理论体系扩张与实践操作困难之间的尴尬以及尚未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就目前的研究看，对理论体系建构着力较勤且颇有建树的学者有很多，如在理论建构方面，梅新林力图通过构建“空间”之维的理论，探求文学地理学科理论建构的突破。他通过借鉴和重释杰弗里·马丁所归纳的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与弗朗科·莫雷蒂所提炼的文学地图的双重空间概念，将它们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在范式建构方面，梅新林以“三原”理论为支持，重建新的“空间阐释学”谱系，并藉此对影响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新的反思和辨析，同时提出“文学”研究范式与“地理学”研究范式相辅相成之融合范式。[23]在体系建构方面，他所主张建构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从研究内容看，他认为，文学地理学应该研究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方面，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研究。就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而言，除了提出“三原”理论，“双重研究法”(“二元复合研究法”)，还提炼出“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23]

就整个体系来看，梅新林构建的文学地理学既有理论支点，又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确实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尤其体系建构有不小的意义。但是，正如彭民权在《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与理论反思》一文中指出：无论从学科建设的体系建构还是实践操作的层面看，这个理论体系仍然处于初步的构想阶段，面临着不小的困境。首先，整个学科体系的核心是文学家地理，包括其籍贯、流向等。这种对地理因素的突出，很容易导致对文学作品的割裂式研究。其次，对于文学家籍贯与流向的考察往往采取类似科学统计的方式，以图表与数据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具有多大的有效性，还存在疑问。一方面，古人的籍贯十分复杂，采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并不能真实展现当时的地理分布与作家流向问题，往往会给人误导，得出错误的结论。另一方面，古代文献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太大，真伪难辨。因而，依据古代文献统计出来的古代文学家地理分布与流向，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还是一个需要存疑的问题。最后，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者往往与其研究对象有很强的地理关联，在研究之前容易产生地域期待视野。在地域期待视野与地域身份认同带来的主观化影响下，文学地理学很有可能陷入被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同化的尴尬。[24]

目前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曾大兴。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的探索。在理论建构方面，曾大兴紧紧围绕“地理或空间”之维度，沿用中国学者注重实证研究的治学之风并借鉴西方的“实证主义思潮”，建构出以实证为基础的理论框架。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再根据大量的结论提炼、归纳而不是演绎出一个观点、概念或者理论，是他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在范式建构方面，提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并峙，从空间维度研究文学，与从时间维度来研究文学的文学史相对应，进而使文学这个学科真正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即时空交融的境界。在体系建构方面，他所主张建构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在研究内容方面，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及其空间要素、结构与功能，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的地域差异及其效果，文学景观的分布、内涵和价值，文学区的分异、特点和意义等。对这六个方面进行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对文本产生之环境的外部研究，而且是深入到文本内部的研究。就学科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而言，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有五大板块：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文学地理学原理，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这五大板块相互匹配，有机衔接，由此构成文学地理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整体关联性”。同时总结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6种特殊方法以及相应的5个原则。

人文与地理的关系篇3

――编者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当今时期，在源远流长、积淀丰厚而又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文学研究不断面临学科交融、学术创新的严峻挑战之际，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学科意义

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尝试与探索，是基于对目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诸多缺失的反思以及如何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选择的结果。

文学地理学，顾名思义，即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成的跨学科研究，其学科定位可以有以下多向选择：1、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2、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3、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4、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5、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鉴于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尚处草创阶段，难免见智见仁，我想不妨先从中抽绎出若干核心要素，然后重新排列组合如下：

1、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

2、文学地理学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机的交融；

3、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

4、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其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

5、文学地理学既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发展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乃至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据此，大致可以将文学地理学扼要概括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依次包括：1、作家籍贯地理；2、作家活动地理；3、作品描写地理；4、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层序，通过对这四个层序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了解文学家的生态环境，复原经过文学家重构的时空场景，揭示隐含于文学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图景，而且还可以由此探究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特殊规律。这里，需要特别关注一下文学地理学中“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有感于《红楼梦》又名为《金陵十二钗》，且反复出现“金陵”意象，我曾作过一次粗略的统计，结果发现《红楼梦》一书中出现“金陵”（或南京）竟达42次之多，足以表明“金陵”在曹雪芹精神世界中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因童年时代居于金陵，于是金陵便附丽着美好的童年生活在与曹雪芹坎坷一生的强烈对比中，不断内化、升华为具有精神原型意义的理想世界，积淀为具有精神原动力作用的“金陵情结”。再如鲁迅先生的系列“故乡”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由地理上的“故乡”价值内化为“故乡情结”的另一经典案例，也同样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其目的首先在于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空间，其次是从文学空间的视境重释与互释文学时间，最后则是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这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无论在个案研究的微观方面，还是在文学史研究的宏观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与价值。正如一切物质都是时间与空间的同时存在一样，文学的存在也离不开时间与空间两种形态，而文学的研究也同样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史，只有当其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图景时，才有可能充分重现其相对完整的总体风貌，因此，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空间研究形态的拓展与深化，既在理论层面上更符合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反思与补救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是19至20世纪之交在中国文学变革与西方文学理论传入的双重作用下兴起的。尔后，经过代代学人持续不懈的努力，中国文学史――无论是通代文学史还是更为精细的分类专题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与成果，成为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纵观百年以来不断涌现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其中最为流行的是注重时间一维的单向度的线性范式――姑且称之为“藤瓜范式”，即文学史的时间进程为“藤”，作家作品犹如结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后依次排列，循时而进。这种“藤瓜范式”看似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实则往往是对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单向度的片面构型，其根本偏失就在于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线性演进，而普遍忽视空间形态及其与时间形态内在交融的立体图景，结果不能不以牺牲文学史本身的多元性、丰富性为代价。

今天，当我们面对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与不足，面对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争鸣与期待，我认为有必要重温一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提出的意见：“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这里，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编著文学史应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两相融合，的确很有预见，也很中肯，对于克服长期流行的“藤瓜范式”之弊、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理想的新型文学史范式颇有借鉴意义。

文学地理学注重从文学空间的崭新视境，从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崭新平台，重新审视一切文学现象、形态与规律，其意义远不止停留于文学的空间研究，它将直接或间接地催化中国文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为其注入新的精神养液与活力。

理论创新

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建立与进展，首先有赖诸多具体研究成果的累积，但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需要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创新的支撑。

追溯中国文学地理的研究实践，可谓源远流长，比如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所论《诗经・国风》的地域特点，注重以风俗为中介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堪称早期地理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典范表述。此后，关于文学地理或区域文学的论述，在历代的文集、诗话、笔记等中屡屡出现，但多随感而发，缺少必要的逻辑推绎与理论阐述。到了20世纪，在首尾两次略为相似的“文化热”的激发下，传统的文学地理研究先是在世纪初伴随西方文化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而发生近代转型，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继之则在世纪末再现复兴局面，除了日益增多的单篇论文之外，还陆续出现了以曾大兴先生《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先生《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为代表的一批学术专著。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概论》也曾列专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予以讨论。此外，杨义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虽然不属于纯粹的文学地理研究著作，但在文学与民族学、地理学研究的结合上有新的拓展之功。这些都对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成果累积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从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要求衡量之，学术界对此还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概而言之，目前的相关研究普遍存在着两大根本缺陷：一是理论创新；二是体系建构，需要同时加以重点突破。其中理论创新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生命与灵魂，但严格地说，迄今为止尚无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建树，因此，这方面的重点突破，最为迫切，但难度也最大。鉴此，本文率先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两大理论支柱。

“场景还原”说的要义，就是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真正的文学研究如同文学创作，切不可舍弃那些具体可感的特定文学时空场景，更不可舍弃发之于那些生动鲜活而蕴义深远的特定文学场景的真情感动。兹举两例：一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自东阳赴上饶拜访退闲在家的辛弃疾，二人同游鹅湖，共饮瓢泉，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陈亮小住十天后，两人又同去紫溪拜会朱熹，未见，陈亮先行东归。别后第二天，辛弃疾为挽留陈亮，一路追去，至鹭鸶林，雪深泥滑，独饮小村，夜宿吴氏泉湖四望楼，忽闻邻笛凄凉，不能成眠，感慨系之，作《贺新郎》词（把酒长亭说）。五天后，陈亮奉原韵赋词《贺新郎》（老去凭谁说）以答。别后，辛弃疾又作《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寄之。两人都在词中寄寓壮志难酬的悲愤和一致主战的心愿。二是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吴兆骞因丁酉科场案为仇家所诬，长流宁古塔后，顾贞观、徐乾学、徐元文等多方奔走，终以文才打动纳兰容若，援手相救。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中旬，吴兆骞在历经长达二十四年的流放之后，自宁古塔返还京都，徐乾学大设宴席，亲朋纷纷前来相贺。酒过数巡，徐乾学起身赋诗一首，徐元文、纳兰容若、潘耒、冯溥、陈其牟、王士祯、吴树臣、尤侗、毛奇龄等次韵奉和，吴兆骞本人也当场赋作《奉酬徐健庵见赠之作次原韵》诗：“金灯帘幕款清关，把臂翻疑梦寐间。一去塞垣空别泪，重来京洛是衰颜。脱骖深愧胥靡赎，裂帛谁怜属国还？酒半却嗟行戍日，鸦青江畔度潺。”……此景此情，的确令人感叹不已，感奋不已，它不仅留给我们一幅幅具体可感、形象生动的文人生活图景，而且也一同赋予我们一种震撼心魂的信念与力量。所以，所谓“场景还原”说，既是对一种鲜活生动、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学样态的回归，同时也是对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归。

然而，就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特定的具体的文学场景毕竟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单元，无数个文学场景的组合与演进，才能构成整体的文学时空图景。鉴此，我认为有必要在“场景还原”说的基础上，再提出“版图复原”说，版图之“版”，意为户籍，《周礼・夏官・司士》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为户籍之意；版图之“图”，意为地图。版与图组合为版图，既可通指一国的疆域，同时又可分指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状态，如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等等。文学地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文学家的“户籍”之所在，也就是文学活动空间与舞台的中心之所在；而文学家的“户籍”又非凝固不变，而是始终处于活动之中的，因此以文学家为主体与灵魂、以地理为客体与舞台的文学版图也就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动态、立体、多元的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图景，此即“版图复原”说的精髓所在。

“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是相互贯通、相得益彰的。整体的文学版图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景组合而成，作为文学版图中的主体与灵魂的文学家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景之中，具体文学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而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景变化的方向与节律。如果说，文学版图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整体的概念，那么文学场景则为具体、特定的时空组合，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重复的，是高度个性化的时空组合。因此，把握了文学“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精神实质，并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相信可以在微、宏观两个层面上为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并可以克服缺乏文学地理与中国文学地理独特性的模式泛化现象与倾向。

体系建构

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而言，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就如灵魂与骨架，无魂不活，无骨不立，两者缺一不可。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为两大理论支点，然后通过重点提炼“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予以密切配合，这就为“理论创新”之“灵魂”与“体系建构”之“骨架”的融会贯通与逻辑转换铺平了道路。

体系建构既是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另一需要重点突破的关键所在，也是标志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形成的核心成果。从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来看，首先是文学家籍贯分布，然后依次为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这如同一个哑铃结构，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是整个文学地理的基础和始点，但它是静态的、平面的、单向的，与此相对应的区系轮动则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而中间最重要的三个环节分别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功能与作用。

1、流域轴线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动脉”的作用。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三横一纵的展开，犹如四大动脉贯通于中国文学版图之上，彼此在伴随中国文学版图自西北向东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继发挥主导作用。其中黄河流域轴线具有先发优势，长江流域轴线具有次发优势，珠江流域轴线具有后发优势，而运河流域轴线则在沟通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构成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黄金水网”中，具有交而通之、凝而聚之的特殊功能。然后由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三角洲与京杭大运河相配合，一同构成环东南沿海的弧形“黄金连线”，此与运河与黄河、长江三河交汇的“黄金水网”一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家最密集的分布区。

2、城市轴心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心脏”的作用。城市轴心，意指具有一定空间结构和行政关系的城市序列在中国文学版图的构成与演变中所发挥的最为核心的作用――不仅城市本身成为最活跃、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舞台，而且也是进一步驱动文学版图演变的核心动力所在。由于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国城市群落也主要分布在这四大流域轴线上，流域轴线为城市轴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条件，而城市轴心的转换又带动着流域轴线的移动，彼此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城市轴心也在行政建置的设立与调整中，推进城市轴心体系的完善与轴心功能的发挥，然后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吸纳和积聚各种文学资源，发挥文学轴心作用，成为文学版图的“心脏”所在。其中始于西周首陪都制所开创的“双都轴心”源远流长，别具一格，是城市轴心体系中的核心所在。由“双都轴心”将不同等级的城市网络连为一体，并通过“京都情结”的内在引力，最大限度地将各地的文人群体吸纳其中。

3、文人群体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灵魂”的作用。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主体，文人群体的流向随时都在改变着并最终决定着中国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决定着文学区系轮动的方向与节律。文人群体的整体地域流向，总是围绕不同级次的城市轴心，从外邑流向都城，从边缘流向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由求学、应举、仕进、授业构成的向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力为动力的正向运动；二是由隐逸、贬流构成的离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离心力为动力的逆向运动；三是由游历、迁居构成的交互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离心力为合成动力的交互运动。以上三者，以前者为主导，以后二者为辅助，在“极化―扩散”的对流与互动中，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文人群体也因此而历经不同的排列组合，然后逐步成长为不同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

以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为基础，然后依次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向走向多元，最后便进入对文学地理区系轮动的动态模型建构与规律探讨。综合中国文学地理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变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归结为“内圈”文学区系与“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内圈”文学区系，即指秦陇文学区系、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巴蜀文学区系、荆楚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前六大文学区系分别座落在黄河、长江流域轴线上，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则分别座落在运河流域、珠江流域轴线上，然后环绕东海岸线而完成区系之间的连接、过渡与转换。这文学区系既在空间上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又在时间上依次轮动，不断演化。“外圈”四大文学区系，即指东北文学区系、北部文学区系、西北文学区系、西南文学区系，这是“内圈”文学区系轮动过程中不断向外扩散并由此构成内外互动的结果，也是各代文学“拓边”运动的重要成果。

从“内圈”文学区系与“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态势来看，处于核心层面、构成核心动力的，则是“内圈”文学区系。其在总体趋向上，是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先后经历了五次循环往复运动，也由此划开了中国文学地域区系轮动的五个阶段。第一次运动始于五帝传说时代，终于商代，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齐鲁、燕赵、三晋三大区系的三角地带。第二次运动始于西周，终于战国，同样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齐鲁与荆楚文学区系。第三次运动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吴越文学区系。第四次运动始于隋唐，终于南宋，同样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再次落在吴越文学区系。第五次运动始于元代，终于清代，依次从燕赵文学区系向齐鲁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仍落在吴越文学区系。

以上各文学区系五次循环轮动的轨迹与规律，作为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的最终结果，是始于文学家籍贯地域，中经流域轴线之“动脉”、城市轴心之“心脏”、文人流向之“灵魂”三个关键环节的接力与互动而逐步形成的。

人文与地理的关系篇4

由此可见,地理思想是指人们对地理学科学理论与内容的本质认识,地理方法指某一地理活动过程的途径、程序和手段。地理方法的灵魂是地理思想,思想是对方法的抽象认识,方法是思想的具体化形式,二者具有统一性。笔者通过对近五年来《地理教学》《地理教育》《中学地理教学参考》《课程·教材·教法》等期刊和相关专着中收集的有关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与方法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综合分析,探讨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方法研究和实施中所取得的成绩与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地理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地理教育的价值实现做出一份贡献。

一、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方法的研究现状

1.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地理思想方法类型基本确定

根据文献分析,关于中学地理课程中地理思想与方法,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地理教育国际》中指出,地理学科围绕研究对象,逐渐形成了关于位置和分布、地方、人与环境的关系、空间相互作用、区域等核心概念的基本观念和法则,[1]包括:

空间观念。涵盖区位论,区域差异,因地制宜等基本原理、观点,蕴含着空间定位、空间相互作用与联系、将世界组成不同区域加以认识、地理环境差异与因地制宜等思想方法。

系统综合的观念。涵盖系统观、全球观等基本原理、观点,蕴含地理环境整体性、人地关系等思想方法。

动态观念。涵盖不同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发展变化观,蕴含地理过程、时空关联等思想方法。

可持续发展观念。蕴含人地关系的思想方法,其中“人对地”的影响中包括环境观、全球观、资源观、人口观等一些观点。

第二种观点,在《中学地理素养教育》一书中,袁孝亭教授从地理学家的倡导和地理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国际地理教育发展趋势的角度分析,认为基础地理教育阶段包含的地理思想方法有:[2]基础地理教育阶段应把人地协调观点、可持续发展观点、空间观点、因地制宜观点作为地理观点教育的重点;中学地理教学中科学方法教育的基本内容应主要包括地理观察、地理实验、地理调查、地理比较、地理分析与综合、地理归纳与演绎等方法。

第三种观点,《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提出“地理课程引导学生从地理的视角思考问题”。“地理视角”即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3]

(1)在义务教育地理课程中,与“地理视角”有关的知识主要包括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观念、因地制宜的观念、初步的环境伦理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全球化观念等。

(2)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过程与方法”目标强调地理事物“形成”、地理特征“归纳”、地理成因“分析”、地理规律“理解”的过程与方法,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地理方法,例如归纳地理特征,包括运用地图发现地理特征、运用比较法概括地理特征等。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基本上概括了中学地理教学中的主要地理思想方法,只是需要概括得再全面些,重点突出人地协调观、可持续发展观等地理思想,特别强调地图法、野外考察法等传统地理方法,增添GIS、GPS、RS等新技术新方法,同时新的地理课程改革也特别关注地理信息技术对地理课程产生的深远影响。

2.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教学研究初步展开

(1)理论研究

袁孝亭教授在《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一文中,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应当是基于地理学科的、以地理思想方法为主要依据的研究。并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如何基于地理思想方法进行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首先是依据地理思想方法,提出具有基础意义的地理课程与教学问题;其次是依据地理思想方法,探究地理课程与教学的基本教学策略;再次是提出给予地理思想方法开展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技术路线”。[4]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2)地理思想方法体现研究

洪婷从目标体系、地理教材、学习方式、形成性评价等方面论述了地理“过程与方法”目标的体现策略。[5]陈启洪提出高中地理教学要体现地理学思想,并把地理学思想划分为可持续发展观、人地关系、综合性、地域性、系统性等。[6]崔准依据地理学的基本思想,把中学地理教学内容归纳为七个板块(定位问题、图像问题、区域分析方法、物质运动和分布、整体性和差异性、区位论、人地关系论)。[7]庞艳辉深入系统地分析了人教版高中教材《地理1》的地理思想与方法,认为《地理1》中体现了四类12种地理思想和三类13种地理方法。[8]分析教材中地理思想方法的体现情况,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需要研究者的不断努力。

(3)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教学设计研究

张素娟认为“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可以从观念性知识——原理性——事实性知识‘自上而下’梳理和解析教学内容,教学时再‘自下而上’帮助学生在事实和材料基础上提炼观念性认识,在具体知识和技能学习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提升概括,构建学科观念和学科思想方法”,并设计了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两个案例:“高中地理必修模块‘洋流’”“高中地理必修三人教版教材‘资源的跨区域调配——以我国的西气东输为例’”。[9]褚丽娟运用案例设计法,设计了地理科学方法培养的案例教学设计和地理观点培养的案例教学设计。[10]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教学设计还处于起始阶段,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

(4)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教学模式研究

基于学科思想方法整合学科教学必须改变以往学科教学中“部分—部分—整体”的知识组建和建构方式,代之以“整体—部分—整体”的教学模式,首先是从整体上帮助学生感知和了解各册教材的内容,并以其中蕴含的学科思想方法作为核心归纳和概括各册教材内容的知识结构,然后以学科教材的单元为基本单位实施整体性教学。[11]徐宝芳教授在“地理双动两案”教学模式中,也强调对学生进行地理思想方法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12]“地理双动两案”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思想中,强调地理思维方法,突出了地理学科思想与方法;从学案和教案的内容和形式来看,无论两案中的地图,还是图表、景观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地理思想方法。教学有模,教无定模,至于哪种教学模式才能促进有效教学,需要广大师生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5)地理思想方法的培养途径研究

有关地理思维方面的文章较多,尤其以空间思维培养方面的最多。如袁孝亭主张在教学有关空间位置、空间分布等内容时,可利用空间形状、空间大小、距离等空间要素发展其地理空间思维;[13]代泽斌强调在区域地理复习中,应通过区域[]地图训练、区域对比训练培养学生的地理空间思维能力;[14]龚倩认为“地理空间思维是地理学科独特的思维方式之一,这就要求地理教学应以建立地理空间概念为先导,明确地理空间思维的内涵、特征、组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而培养学生地理空间思维能力”[15]。笔者通过对文献分析发现:关于如何培养学生的地理方法的文章较少,缺少系统介绍培养学生地理思想方法的文章。

二、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方法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方法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袁孝亭教授在《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一文中,指出非常有必要将地理思想方法作为地理教学理论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并注重由地理思想方法推演开去,提出基于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总结提炼有关地理课程与教学的策略、原理,以此构建地理教学的理论体系。[4]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起点,如何总结梳理地理思想方法的内容;如何分析地理思想方法中所蕴含的地理教学原理;如何检验出地理教学原理的实际效果、运用策略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2.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方法研究意识和力量薄弱

受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大部分的中学地理教师仍然坚持知识本位的思想,注重知识与技能的培养,而对于其中所蕴含的地理思想方法却很少顾及。虽然地理教师和学生已潜移默化的运用着某些地理方法,但自觉地将地理研究方法转化为地理教学方法的意识还不强,有关地理学家思想与方法转化为地理教学思想方法的文章还凤毛麟角,仅发现高建军所作《赫特纳地理教育思想评介》一文。[16]通过文献查阅发现,研究中学地理思想方法的文章还比较少。笔者通过中国知网,采用“模糊搜索”方式,搜索关键词“地理思想方法”从1972~2012年的文章,仅发现20篇;而当通过中国知网,采用“精确搜索”方式,搜索关键词“数学思想方法”从1972~2012年的文章,却发现2265篇。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理思想方法研究力量的薄弱。

3.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方法研究比例失调

从研究力量来看,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方法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北师范大学,而国内其他师范院校很少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从中学教材中地理思想方法研究来看,只有庞艳辉系统研究了人教版高中《地理1》中的地理思想与方法[8],而《地理2》和《地理3》中的地理思想方法系统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显示出一种重自然地理学思想与方法,轻人文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的状况。这与当代地理学中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融合的发展趋势不符。从地理思想方法的内容研究来看,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人地关系思想、空间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等方面,其他地理学思想方法较少涉及。如在搜集近五年的文献中,有关地理计量思想方法的文章,仅发现了金光泽的《计量思想——高考地理试题所反映出的地学思维和方法》一文。[17]

4.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方法内容研究有待深化

关于中学地理课程中的地理思想,人们容易联想到人地关系、因地制宜、空间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等;关于中学地理课程中的地理方法,人们也很容易想到地图法、野外考察法、综合分析法、归纳法、演绎法等。但是具体到某一地理思想具体包含那些内容,在教材中是如何体现的,往往不得而知;在解决某一地理问题时,是仅用一种地理方法,还是多种地理方法的综合运用,都有待进一步探讨。例如,蒋黎莉对人地关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把人地关系的内容要点概括为客观关系、动态关系、辩证关系和区域性关系,提出了人地关系思想在人教版高中地理教科书中的改进策略[18],这对于准确把握人地关系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庞艳辉系统分析了人教版高中《地理1》的地理思想与方法[8]。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地理教材中地理思想方法,因为教材是“教”和“学”的主要工具,高质量的地理教材可以将地理思想方法巧妙地渗透其中。因此,要深入挖掘地理教材这方面的内容,以便更好地发挥地理教材的作用。

三、几点建议

1.提高地理思想方法研究意识,构建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教学理论体系

构建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教学理论体系是地理教学的需要,把地理最精髓的、最本质的思想通过教师的理解和设计让学生来感悟,是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学生地理学科思想的形成,对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符合地理学科特点的思维方法,解决地理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科知识、学科能力、学科思想是学科体系的三个要素,而学科思想是一个学科的灵魂。[19]通过培养学科思想和方法,可以增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地理新课标也非常重视学生地理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这些能力的核心就是地理问题的发现与提出、地理问题的探究与解决,地理成果的表达与交流,而这正是地理研究方法的体现。地理思想方法教育可以满足这些能力的培养。因此,需要开展地理思想方法的内容研究、教学过程研究和教学评价研究等工作。在研究的基础上,逐步重视地理思想方法的教学作用,发挥地理学科应有的教育价值。

2.准确把握地理思想方法的内容,体现地理思想方法的教学价值

地理思想方法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准确把握地理思想方法的内涵,注重地理思想方法对地理教学的启示,对于形成学生的地理思维非常重要。因此应准确把握地理思想方法内容,加强地理思想方法理论方面的研究,在教学中致力于贯[]彻地理思想与方法。比如,地理学的基本思想方法之一,就是“根据其空间的差别性,根据空间划分为大陆、地区、地方和地点来理解地表”。[20]学生学习了地理,应该对区域的尺度的大小有一种敏感性,懂得划分不同的区域,是认识地球环境复杂性的一种方法,在教学中应当教会学生运用这种方法认识所学的地方。又如:关注地理事物和现象组成要素的分布、组合和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是一项重要的地理思想方法。[21]按照这一地理思想方法,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将地理事物和现象置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分析其中的地理要素的分布、组合及其普遍存在的空间关系,让学生区分主导因素,进而把握区域的地理特征。这些都是地理思想方法在教学中的应用实例,准确把握地理思想方法的内容及其对地理教学的启发,是探究地理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策略。

3.开展地理教材的专题分析,归纳教材中的地理思想方法

人文与地理的关系篇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索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迫切关心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伦理学底蕴、经济学内涵等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相去甚远。其中，在西方，可持续发展被生态中心论者视为人类中心论或者被人类中心论者引为同道，这就影响我国学术界，并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似乎被公认的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全人类的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它的本质内涵是全面发展的人本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说法完全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使可持续发展观变成西方近现代以人类中心论为基本内核的传统发展观在现时代的变种。因而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披上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华丽外衣，使可持续发展观充满了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它不仅否定了可持续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使可持续发展失去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于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科学阐释人类文明发展与地球生态系统生存的关系，才能确证它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呢？这就很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重新界定。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假说：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的生态本位理论，以此构建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因此，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应该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从而形成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即把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成以生态为本位的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这是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二、20世纪世界发展的宝贵经验与惨痛教训

当我们对20世纪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一整体的鸟瞰，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里，世界文明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遭受了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的战争大灾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取得空前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却遭受着全球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大灾难，这又使当今人类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正因如此，才使人类逐渐地从自然界的无情惩罚中醒悟过来，引起一场全球的生态觉醒运动，这就是生态觉悟的产生与发展。它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意识和观念的最伟大的革命。由此形成人类对世界系统存在极限的认识，发现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有限性，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1、两项辉煌的成就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今日之现代生产力不仅与19世纪相比已面目全非，即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世界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固然因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两点：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二是世界经济市场化正在形成全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著名学者汝信先生所说的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在工业经济时代里，发生了三次具有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确立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手工工具向大机器的转变，揭开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序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确立以电力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蒸汽动力机械化向电力动力自动化的转变，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人们常称为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进入了人们所说高新技术革命阶段。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新高潮，进入新世纪正在迅速发展和产业化。现代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望尘莫及的，它把工业文明推向了顶峰，使工业经济时代走到了尽头，正在迎接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进步，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由传统市场经济发育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二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都陆续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道路，正在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推进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除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已走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外，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发展和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加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因而，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探索适应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各国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能够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甚至要纳入其制度框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化，或者说是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这已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2、两大严重的灾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生存与发展曾陷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说：“到1999年，我们将把20世纪追忆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1.2亿百姓受戮于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比1990年以前的全部战争中的死亡的总和还多”。然而，值得幸庆的是，这场空前的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就标志着从世界全局来说基本被消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和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人类避免世界战争是大有希望，即是说人类是不会葬身于核战争灾难之中。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然的异化力量，使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人类遭受着空前的生态灾难。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所说：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取得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繁荣的两项伟大成就时，又使两者具有“反自然”性质，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人类即使摆脱了世界核战争威胁下的有毁灭的危险，如果处理不好“环境与发展”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难免葬身于生态灾难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和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全球生态危机，它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并成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危险。

3、一次最伟大的觉醒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都在思考，人类文明会像几千年以前的世界三大文明一样突然湮灭吗？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们却主要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但是现代人类与玛雅人却有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人类全面反思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尤其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深刻认识到工业文明及传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才使“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意识或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表明，现代人类具有生态觉醒，是与玛雅人根本不同的。当今人类从未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从而避免玛雅人的生态毁灭。

众所周知，传统意识主要是以人统治和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形成人统治、主宰与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唯人论”的意识。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与和谐相处与共同生息，形成“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把生态意识定义为：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关系所反映的思想、理论、感情和意志的总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世界系统看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类对人、社会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20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1]

4、一个头等重要的发现

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人类进化史经历了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是人类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从人类完全依赖于自然、融化于自然的混沌同一性，到人与自然存在区别，并不是混沌同一性而产生自治思想。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这次飞跃导致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二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人与自然的完全对立、相互对抗、相互毁灭乃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体完全瓦解，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生息、协同进化，乃至重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体。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又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这次飞跃必将使人类创造真正的现代文明。

如果说，第一次飞跃，人类认识自己利用与改造自然的活动是可以不受自然生态的限制，其行为的选择是无限度自由的话；那么，第二次飞跃正好相反，人类认识到自己的利用与改造自然的活动是被“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生态极限所束缚的”，人类行为选择的自由必须限制在自然生态容许的限度内，即限制在地球承载力的极限之内，这是生态“绝对法则”。现代人类的这种生态觉悟，就是人类对地球存在极限的认识，以及其它将如何影响人类进化的认识，从而出现了地球有限性的客观规律，它的理性形态就是地球资源环境有限论。这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头等重要的发展，是20世纪现代科学的最大贡献。

在人类对地球存在极限的认识过程中，罗马俱乐部的梅都斯等人是地球资源环境有限论的先驱。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随即掀起了所谓悲观派和乐观派对人类未来生态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大论战。乐观论者对《增长的极限》报告的激烈抨击，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不仅尖锐批判了罗马俱乐部全球模型及其政策主张即“零度增长论”；而且全盘否定了梅多斯等人的增长极限论的理论基础即地球资源环境有限论。对此，我们赞同前者，反对后者，还必须为《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的地球有限论彻底翻案。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指出的地球有限论即有限世界系统决定了增长的极限的著名论断，是罗马俱乐部全球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理论。实践证明，罗马俱乐部全球模型的缺陷，不在于世界系统存在极限以及超越极限引起灾难性恶果；而在于这个模型的落脚点是要以停止增长的方式达到或维护全球均衡，这就是著名的“零度增长论”。地球有限论即地球的资源存量有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新观念，实质上是一种现代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的理论。它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刻动摇了地球的资源与环境无限论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为人类认识地球的有限性开辟了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梅都斯等人是头等重要发现的先行者，是对科学做出最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樊浩：《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三、生态本位论的立论依据

1、世界发展正在迈向生态时代

首先，20世纪全球生态灾难唤醒了人类，教育了人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当今人类适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新趋势，创造了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使现代文明形式正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几百年来，人类苦心创造的工业文明发展到今天，从总体上来看，它基本上完成其历史使命，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重重危机之中，可以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正在从兴盛走向衰落。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确面临着深刻的生态危机，生态形势十分严峻，但决不是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已无出路。因为，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过程中，在生长着否定工业文明的因素，却为生态文明兴起开辟广阔的道路。工业文明衰败之日，正是生态文明萌芽之时。正象工业文明脱胎于农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脱胎于工业文明，它引导人类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真正的现代文明是生态文明；只有生态文明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因此，从世界文明的形式来看时代，当今人类即将走出征服与掠夺自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正在进入保护建设自然，以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共同生息与共同繁荣的生态文明时代。因此，我们所说的生态时代，就是指人、社会和自然的发展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智慧的胜利。

其次，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时代已降临中华大地。这是世界系统运行的必然进程，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人类进化与世界系统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代，即蒙昧时代、征服时代、生态时代。因而生态时代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现实性。生态时代的现代文明，本质上是生态文明；没有生态文明，就没有真正的现代新文明。21世纪应该是生态文明发展的世纪，这正反映了世界文明在21世纪的人、社会与自然关系发展中的新特点。

再次，根据20世纪生态文明兴起与发展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新进程的客观实际，国内外学者站在新时代的发展前沿，最充分地适应新时展的要求，提出生态时代问题。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托马斯·伯里曾把后现代文明说成是生态时代的精神，并预示人类的未来社会应当是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所谓“生态时代”。在我国，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庄严宣告：“人类处于普通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的开始，可持续发展必将成为世界系统运行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潮流。理论与实践表明，生态文明，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三位一体的。因此，我完全可以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文明已进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必将成为世界系统运行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潮流。

2、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革命是伟大觉醒的实践标志

历史事实表明，整个工业文明是在人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统治自然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工业革命的全面胜利，极大瓦解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严重地摧毁了现代经济社会的生态基础，使当今世界系统的大部分重要的生态系统已处于崩溃状态，把人类推到与自然界全面对抗和尖锐对立的生态灾难的绝境，使人类文明走进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由此决定了21世界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最根本的、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全面实现生态觉悟从思想意识的殿堂走向实践的洪流。它既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基本标志，又是这种转变的实践基础。显而易见，重建地球生态系统在本质上是重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这已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伟大实践，是人类生态觉醒的实践标志，也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现在，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几十年来生态革命产生与兴起的历史进程：

第一，从生态意识的产生到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掀起的反公害运动，喊出了“还我阳光”、“还我蓝天”、“还我清水”的强烈抗议之声，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以不同形式投入了这场环境保护运动，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国际性潮流，并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到1972年世界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为标志，使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形成高潮。它揭示了人类开展生态革命与创建生态文明的序幕。

第二，环保运动向广度扩展到生态运动迅速席卷全球，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生态环境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危机的全球征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交织一起，直至整个大自然危机，已成为笼罩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魔影，直接严重威胁着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的生存。人类需要进行一场生态革命（即环境革命）来拯救人类自身的命运和地球的存亡。于是全人类为进行这场生态革命采取全球范围的共同行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建设自然；从个人到家庭，从各种社会组织、各个政党和各国政府乃至全世界，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关心与重视，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为标志，人类全球生态环境运动达到新高潮。它反映了人类正在进行生态革命告别工业文明时代，用可持续发展战略迎接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生态运动，又叫绿色运动。它向广度与深度扩展的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渗透与融合，有力推动着重建地球生态系统。当前，绿色文明浪潮正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几乎覆盖了世界系统运动与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极大地冲击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革命高潮在21世纪必然到来，将推进人类由征服、掠夺到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大转变，为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

第四，生态革命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就是阻止工业文明发展对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的根本性破坏，医治现代经济社会活动造成的污染给自然生态系统留下的创伤，并保持生物圈的完整性，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再生产，创建生态健全的适宜于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确保现代文明发展对生态系统和生物物种的可持续利用。可见，生态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双重的，它既是拯救人类的革命，又是拯救地球的革命，也是重建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与和谐发展的革命。这是一场彻底的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革命实践，是世界系统的全方位、最深层的巨大变革之一。

3、世界系统是人、社会和自然相互融合的有机统一体

生态革命重建这种有机整体，是还给客观世界以本来面目。因此，无论就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还是现代生态意识，把人、社会和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符合客观世界实际的。

首先，世界系统本来就是人与其它生命形式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人类并不是分离或高于其它非人自然存在的特殊存在。人类与其它非人自然存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结论。它告诉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态环境——地球生物圈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地球生态系统具有相互依存的有机性，即世界系统中人、社会和自然都是有机的生命体，存在着广泛而普遍的内在联系，人与非人自然的一切有机生命体，不仅是与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而且是由周围环境的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二是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即这是一个由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现实世界系统中，脱离开自然的社会同脱离开社会的自然一样，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存在完全脱离社会因素的纯自然规律，也不存在完全脱离自然因素的纯社会规律。这就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相应地，人类文明历史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相互制约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其次，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随着工业文明高度发展，人类实践活动的广泛与深化，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和自然界的生态过程已经完全相互交织与相互融合而浑为一体。今天，在现实世界系统中，把它区分为自然界和社会只有相对意义，而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融合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为重要。因此，当今维系人类生命和非人自然生命形式的这个濒临失衡的球体上，客观存在的只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当今人类进行的生态革命，就是重塑和实现人、社会和自然有机整体，达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高度整合、整体优化、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再次，人的两重性是世界系统成为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体的根本原因。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首先是自然的人，属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存在于自然界，成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成员。但是，人这种生命物种，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物，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生物，有智慧的生物，是社会的生命物种，成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主体。因此，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与其它生命物种不同，就是人生活在两个世界：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人是自然与社会的存在物，这是人区别于非人类生命物种的根本之点。前者是人的自然生态特征，是反映人的自然属性；后者是人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反映人的社会属性。“人就是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有机统一体。正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才构成了人的本质。这两种属性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同时发挥作用的。这两种属性是人的两重性，没有自然属性，或者没有社会属性，都使人不成其为人”。[1]人的两重性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同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人及其它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一是人及其实践活动对社会环境的关系，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两方面的关系没有逻辑先后和时间先后的区分，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是分离存在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是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整体。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世界文明发展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人、社会与自然应该成为新的更高水平的和谐统一整体。这正是人的两重性在人类生存活动与发展行为的实践中表现为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才使自然生态演替进化和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相互交织与相互融合成为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

现在，我们可以对前面的论述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当今，世界系统实际运行的概念模型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这个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运行与发展客观上要求以生态为本位。生态本位是以生态觉悟与生态意识为思想先导、以地球有限性和人、社会与自然有机统一体为客观依据、以生态革命及绿色文明浪潮为实践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它是生态文明的理论表现，是生态时代的必然逻辑。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态本位论是世界文明发展进入生态时代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发展观和实现观。

[1]刘思华著：《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四、生态本位论的几个理论支柱

1、自然生态价值理论

至今，在我国仍有一些人类中心主义论者，按照西方近代伦理学和哲学传统理论，从主（人）客（自然）体价值关系模式出发，在总体上把价值规定为客观对主体的意义，武断的将价值的来源完全归于人的主体性，人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因而他们主张把价值范畴严格地限定在人的世界的范围，极力反对把它扩展到自然界，否认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价值，尤其是完全否定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我称之为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与此相反，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论者认为，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迫使我们必须超越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非人自然的价值，主张把价值范畴由人的世界范围扩展到非人自然的世界范围，涵盖整个自在世界即整个世界系统；尤其是要承认非人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建立完整的自然生态价值理论。自然价值论的代表人物、美国杰出环境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在实践中，环境理论学的根本要求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在理论上，它的根本要求是确定意义深远的价值理论，以此为它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1]在我国出版的论著中，如余谋昌的《生态学哲学》、《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余正荣的《生态智慧论》、林娅的《环境哲学概论》等著作，都论证了自然界的价值，肯定非人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笔者赞同。在此仅强调三点.

首先，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不仅有“以人为主体的生态”，还有“以生物为主体的生态”，它包括以生物个体为主体的生态，以生物群落为主体的生态，以生物圈全部生物为主体的生态。在这里，很明显，主体不具有唯一性，不仅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是主体，其它所有的生命物种也是主体，世界系统的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主体。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系统唯一的主体，即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系统唯一的价值主体。事实上，不仅仅人这种生命物种是价值主体，其它所有的生命物种也是价值主体，世界系统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价值主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性，建立起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整体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动摇甚至扬弃了人在整个世界系统中的先验的、唯一的主体地位，消除了人在世界中优先的价值地位和先验的价值合理性，从而否定了任何价值主体独霸权。

其次，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的价值是自然的性质，是由自然系统的结构决定的一种性质，是进化的生态系统内在地具有的属性。自然价值是以和谐的生态关系或自然关系表现时，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一是人类的层次，是人与环境关系的价值，这就是自然界具有以人为尺度的价值，即作为人的工具价值。这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是它的外在价值。一是从生物的层次，是生物与非生物的生态关系的价值，即自然界本身、生命与自然界的生存，具有以它自身为尺度的价值，它不依于评价主体，内在地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这是自然的内在价值。在世界系统运行过程中，与人类生命形式一样，非人类生命形式利用地球生态资源，地球基本生态过程的健全、健康、安全和正常运转本身是具有价值的。这是因为，“在生物圈的时空范围内，各种植物、各种动物、各种微生物与自然环境编成目的——手段的立体交*网络，保持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它们只有内在的目的性和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2]可见，自然生态价值论的核心是：肯定自然的自身价值，承认非人类生物的内在价值，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有了共识。

再次，我们超越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不仅要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且要承认自然的整体价值。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把价值范畴扩展到自组织系统，价值则是自组织系统的本质特性。地球生物圈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是只有整体的价值的。因此，地球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它更具有系统价值。这个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物种个体价值上，也不是部分价值的总和，而是一种高于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系统价值，这就是地球生物圈的整体价值。它是自然生态价值论的精华。生态价值观所追求和确论的价值合理性，本质上是地球生态系统整体的合理性，并认为它是合理性价值的主体，生态价值合理性存在于地球生态系统整体之中。不言而喻，生态价值观确实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价值观，生态本位正是建立在这种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

2、自然生态权利理论

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在自然生态价值的理论框架内，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这实际上不仅是肯定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整体利益的生态伦理的合法性依据。因此，生态价值观把人类对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建立在地球生态系统所具有的这种客观价值的基础上，承认、关注和尊重非人类生物和地球生态系统按生态规律可持续生存的权利。

环境伦理学其革命性变革的重要表现就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理论学把伦理关系严格地限定在人的世界的范围内，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系的范围，扩展到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用道德伦理规范来调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关系。在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1）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伦理规范，就是每一种非人类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若无充足理由人类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它生命。（2）动物权利论认为，动物和人一样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权利的基础是“天赋价值”，这种价值赋予了它们一种道德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3）生物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物种都是平等的，都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而，人类必须把所有的生命物种都视为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和相同的道德地位的实体。（4）生态整体主义认为，环境伦理学必须是整体主义的，即它不仅要承认存在于自然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把生命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这类生态整体视为拥有直接的道德地位的实体，人类不仅要尊重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其它生命物种；而且要尊重这个共同体本身。

在我国，生态（环境）伦理学提出的自然界的权利包含三层涵义：[3]

首先，自然界的权利是一种自然性，是指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持续生存，这就是说，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都是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成员，可以而且应当拥有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条件，具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其次，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相关性在生命世界以生存表现出来。任何一种生命物种的生存，既是它自身的存在，又是为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提供条件，为其他的生命物种而存在。生存是所有的生命物种的目的，我们必须承认不仅仅人是目的，而且要承认其它生命物种也是目的。为了生存必须具有权利，与此同时，一种生命物种的生存是作为其它生命物种的存在条件，为其它生命物种的生存服务，这是它的义务。这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则是生存的基本规律。它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得违背这种生存的基本规律。再次，自然界的权利平等性，这是指地球生物圈中的各种生命物种都具有自己的特定的生态位发挥着特定的作用，正是所有生命物种的相互作用和综合作用，创造和维持地球生态系统适宜生命生存的条件，维持地球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及其它的稳定性和整体性。因此，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所有生命物种生存的权利只有平等性，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都应当受到尊重与保护。

我们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来考察现代人类的生存意识与实践活动，可以概括出两点结论：一是现代人类迄今的生存与发展，部分地是以非人类生命物种存在状态的破坏甚至毁灭为巨大代价，导致的生态灾难不仅加速生物灭绝过程，而且使人类自身的生存处于困境之中；二是现代人类要持续生存与发展，又必须以非人类生命物种的充分存在和地球生物圈共同体的完整与健康为基本条件。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都指出所有生命物种生存的道德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开始，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权利的问题就不再是纯自然性的问题，而是具有社会性。它客观要求现代人类道德进化到一个新阶段，即把道德权利观念扩展到非人类生命物种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这是现代人类整体的道德觉悟的新进展。

与人类生存的权利一样，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的权利也是权力和利益的统一，即自然界的生存权力和生物利益的统一。所谓生态权力，是指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破坏自然生态而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惩罚的现象，它是地球生态系统存在着的一种对人类行为的制约、选择甚至强制的力量。所谓生物利益，是生物的生存或繁衍必需满足的那些物质和生态需要及其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所必须满足的那些物质和生态需要。它是基于所有生物及生物共同体固有的价值和内在需要，体现并保持在生态活动过程中。[4]传统伦理学只是承认和关心人类的生存的权力与利益，而不承认和关心其它生命物种的生存的权力与利益，更不承认和关心生物圈整体的生存的权力与利益。生态伦理学不仅重视和关心人类的生存权力与利益，而且确认和关心非人类生物的生存权力与利益，及其地球生物圈整体的生存权力与利益。

这里人类与非人类生物权力的根本区别是，人类的权力是事先人为设定的，并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形成的行为规则和价值准则，是人们在自觉能动地去履行这种权力。而自然生态权力是自然生态系统运行的内在固有机制，并成为生物圈共同体的活动规范，它是一种自然反射力量。因此，自然生态权力在本质上是自然生态规律发生作用的一种对人类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制约或强制力量，即自动限制力量。这种自然生态权力实现形式又往往是“后发制人”，并表现为一种总的较长的趋势，逐渐显露这种权力的“威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否认自然生态权力，无异于否认自然生态规律，这就与自然界事实不符。所以，我们确认自然界的权力和利益，是完全符合世界系统运行的客观事实的，并不意味着非人类生命物种同人类一样具有独立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更不意味着否定了人类的在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主体地位。当然，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主体能力的实现，必须尊重与维护其它生命物种和自然界的存在权利，保障它们的利益，承担对它们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是人类实践活动要以生态为本位的一个根本之点。

3、实践选择两重性理论

自然生态价值论和自然生态权利论，无论从理论选择还是从实践选择，必须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人类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既是为满足人类生物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实现其人类自身的利益（包括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是为了满足非人类生物生存发展的需要，实现其非人类生物的存在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这就是人类实践选择的两重的、终极的价值尺度，我们称之为实践选择的两重性。实践选择两重性的理论，实际地宣告了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论”的认识史和实践史的终结，必将开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的认识史和实践史的新篇章。

第一，长期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论”的思想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居于统治地位。这突出表现在，西方近现代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发展观，普遍地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于现代人们的精神世界，支配着现代人类的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形成把人当作万事万物存在的唯一目的和终极尺度的思维定势。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与需要作为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不自觉地把人类自身的利益与需要放在实践活动过程的绝对优先地位，使工业文明发展完全走上了一条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人类生存发展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指导下，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选择。当今，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论”进行全面与深刻地反思，由此产生的遍及世界的生态运动与绿色文明浪潮。在迎接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人类中心论者坚持包括生态革命的伟大实践在内的人类实践选择是唯一的、终极的价值尺度，仍然只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与需要，并声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超越的“绝对真理”。对此，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说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超越，只能算是一种独断论的现代神话。”我要补充一句，说现代人类实践选择仍是单向的终极价值尺度不可超越的，只能算是远离现实世界系统的现代童话。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表明，现代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都应该服从作为世界系统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必须首先着眼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和安全，既要满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需要，又要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这两方面的关系，在现代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是分离存在的，而是同时发生，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构成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目的的两重性。因此，两重目的与终极价值尺度，才构成现代人类实践的本性。只承认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一种终极目的，而否定另一种终极目的，都不可能真正认识现代人类实践的本性。

第二，当人类中心主义受到现实世界系统运行的严重挑战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扬弃传统的人类征服、掠夺和主宰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被称之为弱化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它开始承认非人类生命物种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利。但是，它在现代人类实践选择仍然坚持单向的终极价值尺度，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自然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人类的利益与需要既是保护生态环境行为的根本依据，也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因此，他们主张把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放到首位的同时，也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的利益。这就是说，从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出发来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解决现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摆脱生态危机。这是一种错误的实践选择，也是一个实践方向的错误：（1）20世纪生态灾难使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更加明显和十分突出；同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唯人论”不仅抹杀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而且否定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因此，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自然自身的需要与利益同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并行不悖的，在某种情况下和某种意义上，比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更为重要、更为基础，应当放到优先地位。（2）人类只是从自己一种生命物种的需要与利益出发，在实践活动中就会把保护生态环境的努力限制在与自己直接的生存环境的范围，往往会忽视甚至不考虑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环境，不顾地球生物圈整体的生存利益，无视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忽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共同利益的客观需要。这样，不仅不能解决现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摆脱生态危机，反而事与愿违，最终既保护不了人类自身，也保护不了自然自身。（3）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当人类的需要与利益同非人类生物的需要与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这种单向的实践选择的价值尺度，就很自然地为了人类的需要与利益而牺牲非人类生物的需要与利益，往往会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人类的生存发展，最终只能是继续重蹈工业生态时代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巨大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牺牲生态环境来维持人类生存发展，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上述说明，单向的实践选择的终极尺度，是不能有效地保护人类直接的生存环境，尤其是不能真正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与安全，不符合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目的的两重性。由于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完整、健康与安全，包含着人类的利益和直接的生存环境的稳定、健康与安全，这就决定了人类必须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需要与利益出发来维护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共同需要。这样做才能最终达到既实现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自然本身的目的。

第四，人类实践活动终极目的的两重性，是由人的两重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全球生态灾难的恶果确实是落在人类自身身上，但它会使人的自然属性与生态因素比以往任何时期显得更为突出、更加重要。因而，现代人的两重性互相依存越来越紧密，不仅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发展，要越来越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而且人的自然属性的发展，也要受到整个生态系统的障碍和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作为自然的人，自己是一种生命物种，是整个地球生物圈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它在这个生物共同体中生活必须遵守生物圈的活动规范，按照生物生存的基本规律，这就是实现非人类生命物种及整个地球生物圈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人作为社会的人，则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主体，它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生存必须遵守人类社会经济的行为规范，按照人类生存的基本规律，去实现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严格地说，现代人的两重性，决定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两重性。对于生态本位理论来说，既要研究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人，它把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作为人类实践选择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尺度；又要研究自然生态意义上的人，它把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作为人类实践选择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尺度。因此，判别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不仅仅以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取向为依据，还必须以非人类生命物种及整个生物圈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取向为依据加以权衡，这种双向实践选择是有机统一的，形成以现代人的两重性为基础的人类实践选择两重性理论，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1]h·罗尔斯顿：《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义务》，叶平译，《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p.w.taylor,respectfornature,princeton,newjersey,1986.9.

[3]余谋昌：《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叶平；《生态权力观和生态利益观探讨》，《哲学动态》1995年第3期。

五、生态本位论的基本框架

应该说，生态本位论的客观依据和理论基础是构成生态本位论的总体框架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勾画出生态本位本身的清晰图象。

1、生态本位论的基本内涵

所谓生态本位论，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地球生物圈共同体是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体，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形态表现为世界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不仅人类物种是存在主体，而且其它生命物种也是存在主体。这就是说，不仅仅人类物种是价值主体，其它生命物种也是价值主体，而且地球生物圈整体还是价值主体。二是在世界系统中非人类物种并非仅为人的存在而存在，它是具有独立于社会的世界的价值、利益、权力及运行目的和生存力量的道德地位的实体；任何生态系统都是价值和权利存在的一个基本单元，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有机的生命体，没有它地球生物圈共同体就不可能生存。三是地球生物圈整体比个体更为重要，它作为独立的整体价值和所有生命物种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拥有独立的生存发展权利，一方面负有对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持续生存发展应尽的义务。

这个生态本位论的内涵与外延，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生态本位的价值观，是以地球生物圈的整体性为价值的本位，追求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合理性，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价值观。现代人类一切实践活动都要服从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整体利益，即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

第二，生态本位的发展观，是地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基础的本位，追求保持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康发展，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观。它强调自然界是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现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要以生态发展为根本，只有与自然生态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第三，生态本位的实现观，是地球生物圈的自然生态阈限为限度的本位，追求人类实践活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是一种保护世界系统运行的生态合理性的现实现。它特别关注现代人类各种实践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有利于自然生态环境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实践活动应当给予鼓励，反之则应当给予抛弃，维持自然生态在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优先地位。

第四，生态本位作为实践选择两重性的理论表现，充分地表达了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两重性理论，正确地揭示了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规律性，即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优化、高度整合、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可见，生态本位论实质上是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论。这就扔弃了人类物种在世界系统中的先验的、绝对主宰地位，比其它生命物种先天优越，消解了人类物种在世界系统中的优先的价值地位和先验的价值合理性，从而宣告了“唯人论”即人类自我为中心论的价值观、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终结。

2、生态本位论的主要观点

（1）生态基础论。生态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生存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是工业革命在创建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极大破坏了它的生态基础，违背了这个客观规律，由此受到自然生态规律的无情惩罚，迫使人类进行深刻反思，才认识到自然生态不仅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而且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世界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自然界，它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相互融合的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它必须服从自然界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在这个有机整体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各系统的基础，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现代人类实践活动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因此，现代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自然生态为基础，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与生态资源的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使现代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绝对建立在生态基础上。”[1]并确保这种基础受到绝对保护和健康发展，使其能够稳定地支撑现代人类持续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生态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从人与自然的统一的观点看待客观世界认为，人类社会产生之后，自然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就应该是统一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与此相应地，人类社会发展是生态环境决定作用与社会经济决定作用的统一。这里所说的生态环境决定作用是指在社会生存、社会生产及其生产条件的决定作用，不是对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演变的直接决定作用。早在1980年新版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一书就明确指出：过去“谁都不谈社会生产的‘生态因素’，它曾是微不足道的，如今‘生态因素’不依我们的愿望为转移地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强大要素，不仅如此，已经到了生态因素变成‘生态决定因素’，不能简单地不负责任地对待它的时候了”。[3]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改变对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4]

（3）生态内因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与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或世界的发展史就好象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80年代以来世界系统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化和生态影响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道路和方向，使得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5]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客观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4）生态优先论。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优先地位的光辉思想。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既表现在自然界对于人及其意识的先在性上，也表现在人的生存对自然界本质的依赖性上，更突出地表现在人对自然界及其物质的固有规律性的遵循上。”而“人的目的的每一次实现恰恰都是人遵从了自然及其规律”。[6]因此，生态应该也必须优先，这是生态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享有优先权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今人类文明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生态优先已经正在成为现代人类实践活动中享有优先权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态优先规律不仅是（或应该是）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也是（或应该是）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最高法则。[7]因此，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自己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

（5）生态利益最高论。从广义来讲，生态利益是几个方面构成的：①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的外现形式的生物利益，它是生命物种本身固有价值和内在需要的体现；②生态系统的工具价值的外观形式的生态利益，它主要是指生态系统中满足人类生态需要的一定数量的自然生态成果，是为整个社会和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生态消费资料的外在价值的体现；③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外观形式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生物圈的整体利益。可见，广义的生态利益包括了人类的生存利益，是人类的最高利益。因此，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当把生态利益放在首位，一切社会经济决策也应当把生态利益置于首位，并具有否决权。这就逻辑地和现实地要求我们把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放在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地位，实现生态优先发展。

（6）生态第一生产力论。如前所述，地球生态系统是整个世界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在于它不仅孕育了世界系统生产力本身，而且决定着生产力系统能否继续存在和以什么状态存在及其以什么方式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是生产力之母，即它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论。它只是对社会经济系统而言的，不涉及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以及自然生态系统和整个世界系统的相互关系。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概括近百年来，特别是现代科技革命以来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从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决定现代生产力水平的第一位的原因，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位变革作用的事实，提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现在，我们从生态是生产力之母的意义上，依据当前整个世界系统运行的实际状况，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社会经济系统扩展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明确提出“生态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确立生态系统的第一生产力地位，这就为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实现现代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

（7）生态伦理论。这是一种以生态原则为伦理原则的生态本位观念。它所追求和确证的道德合理性，本质上是生态合理性，并以生态合理性构建现代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标准。因此，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真正含义，就是现代人类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标准的生态合理性，即现代人类道德的生态化趋势，尤其是要树立人类正确的生态善恶观、提高生态觉悟、养成生态良心、尊重生态道德、申张生态正义、履行生态义务。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应当也必须承认和尊重非人类物种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存在权利，维护非人类物种的生存利益及其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把伦理关系的范围即道德对象的范围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自然的世界的所有生物及其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建立起人类和自然界所有生物及它们的整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统一。所以，生态伦理不仅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对话，更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是现代人类伦理精神和道德进化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的必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发展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飞跃。

（8）生态建设根本论。21世纪人类文明建设，在本质上是生态文明建设。现代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都应该按照生态优先规律，发展生态第一生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这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是21世纪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本。因此，生态本位论在其现实性上，就必然提出生态环境建设是21世纪世界系统运行的根本目标和人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在我国，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自然生产力，解决和发展生态生产力，这将是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根本的、最突出的任务之一。现在，我们可以说，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巨大代价的时代，已经开始转向大规模生态建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的历史时期。在21世纪初期，我国生态环境正在迎来建国以来第一个建设高潮，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这一伟大实践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生态本位论是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的。

3、生态本位论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

生态本位论是与人类自我本位论相对而言的。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几百年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占居统治地位，人类实践活动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本位。现实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所有生物都是以保存自身物种为目的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自我中心主义是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自然本质。人类实践活动以自我为本位，确实是符合所有生命物种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自然法则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以往人类中心论是一种“唯人论”的自我实现过程，当今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因为，第一，支撑这种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本位论，确实使工业文明从兴盛走向衰落，把现代人类引进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因此，从世界范围的总体上看，20世纪末期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终结，现代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它实际上宣告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自我本位的实践史和认识史的终结。第二，当今的客观世界现实是，由于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人类自身拥有的物质力量和技术手段，已经没有哪一个生命物种能够威胁作为一个强大物种的人类生存；反之，人类倒几乎可以灭绝任何一个生物物种，正如阿·托夫勒所指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8]“第三，生态灾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人类生命物种灭绝。当今，在世界范围内，生物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着。有关资料表明，自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开始后，生物物种每4年一个物种被灭绝；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球生态环境遭受人类活动的巨大破坏，生物的灭绝速度达到每4天一个物种灭绝。而到了90年代则加快到每4个小时一个物种灭绝。21世纪第一个地球日（4月22日）那天，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向世人敲响了新世纪的警钟：钟表的时针每走一个数字就有一个历经千万年进化的生物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据科学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近代物种的丧失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现在，物种的丧失速度由大致每天一个物种加快到每小时一个种，生物物种灭绝的速度已经到了惊人程度。这使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完整性受到极大威胁。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些关键物种的灭绝可能会使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无法维持。总之，历史与现实表明，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用生态本位代替自我本位，这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过去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奉行自我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是符合所有生命物种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自然法则；那么，完全可以说，现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选择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不仅更是符合这个自然法则；而且完全符合现实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客观要求，体现了人类物种和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

当今世界系统运行的现实和逻辑正在确证，生态本位的实质是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构建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以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为理论基础的生态合理性，是鲜明地体现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观和实现观，这是生态本位的理论合理性。这已在前面作过论证，在此不再详述。以生态革命和生态建设及绿色文明浪潮为实践基础的生态合理性，是如实地反映生态文明时代人类的实践的本性，这是生态本位的实践合理性。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生态本位论要求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按照实践选择的两重性，去实现整个世界系统运行的生态合理性，即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全方位的生态化，也就是内在要求经济、科技、文教、政治、社会活动的生态化，从而满足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生态发展的需要，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与共同繁荣的至高境界。

作为一种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生态本位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还在于即它能够实现生态伦理立场的理论选择与实践选择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选择上看，生态本位吸取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本性的合理内核，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反自然的本质；从实践选择上看，生态本位吸取了人类中心主义重视协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重视协调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扬弃了前者的“唯人论”的倾向，不仅没有否定人类的主体性，而且恰当地肯定了人类的伟大能动作用，证明人类在现阶段已经在与自然的对话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给自己有了明智而合理的规定，“把自己当作自然界中的一员，与之和谐相处。如果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在文明史上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承认，认识到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中心，同样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9]

[1]《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译本第1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3]刘思华主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第191页、第19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同上注

[5]刘思华主编：《绿色经济论》第二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6]林娅：《环境哲学概论》第2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o年版。

[7]刘长明：《生态是生产力论——兼论生态优先规律》，《中文史哲》2000年第3期。

[8]阿·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175－176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9]曲格平：《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第23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六、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

1、生态本位论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在联系

由上可知，生态本位论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理论合理性是实现了从人类中心论到非人类中心论的飞跃，向着生态中心论作了某些倾斜；它的实践合理性是实现了非人类中心论向可持续发展论的飞跃，是对生态中心论的实践选择的科学扬弃。这样，生态本位论就囊括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优点，克服了两者的缺陷，还给当今世界系统以本来面目，形成了一种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相统一的生态文明发展观与实现观，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发展观由工业文明发展观与实现观向生态文明发展观与实现观的历史性飞跃，是一种划时代的全新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它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吸取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合理成份，对两者的优点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并能够克服两者伦理立场上理论选择与实践选择对立的现象，从而确证了生态伦理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的有机统一。

生态本位论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不仅在于它们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辩证否定和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辩证综合；最根本的则在于，可持续发展观揭示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要求尊重和维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力，要求保护和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相互共存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因此，可持续发展观主张现代人类的生存发展行为应该也必须在一定的“生态规范”下进行，追求各种实践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观在本质上也是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的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即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这与作为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的生态本位论是完全一致的。

2、可持续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很明显，从时代的特征来看，一个是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一个是工业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从两者的基本内涵来看，一个是生态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一个是自我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它们的本质不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西方生态中心论者将可持续发展观视为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被人类中心主义者引为同道，这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及本质特征的。其实，可持续发展恰恰是对人的自我中心论的辩证否定。何中华先生指出：“整个西方近现代文化就是以这种人的自我中心论为基本取向展开的，无论是对自然的驾驭和支配，还是对异族文明的征服和同化，都体现这一主旋律。它构成了传统发展观的基本内核。然而，正是这种旧发展观使经济和社会在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遇到了深刻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恰恰是基于对人的自我中心论的辩证扬弃而实现的。”[1]因此，把以人的自我中心论为基本取向即以自我为本位，说成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核，是与可持续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只有以生态合理性为根本理念的生态本位，才是构成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核与本质特征。

尽管布氏在《我们共同的未来》著名报告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确实有某种含糊性，因而使人们有向人类中心论倾斜之嫌，对它的理解也是众说纷法。现在，在国际国内从不同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这个新概念进行表达，据不完全统计近200种说法。尽管有着众多的表述，但其宗旨始终围绕着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生产、更新能力及其维护其完整性，使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合理性问题。我们从全球具有较大影响的几大类可持续发展定义来看，都强调了生态合理性这个关键的核心问题。例如，着重从自然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述，是从整个人类生存生活的生物圈的立场出发，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整体生存生活愿望的实现，并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着重从社会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述，认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社会的生活品质，”并强调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等；着重从科技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述，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着重从经济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达，认为“自然资本不变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或今天的资源使用不能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是“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发展。”[2]可见，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它规定了现今人类不仅需要与子孙后代共享地球资源环境，而且要与其它生命物种共享地球资源环境。因此，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含义，可以表达为，在满足当代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在满足人类自身物质需要的同时，不损害非人类生命物种满足其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是对自我本位的传统发展观的科学扬弃，充分体现了生态本位论的实践选择两重性原理，与以往一切发展观相比是质的飞跃，使人类对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

3、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协调机制

唯物辩证历史观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生命线。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这两种关系即两对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构成现实世界系统的矛盾运动的过程。然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认识和处理现实世界系统中这两大基本关系时，都各持一端：前者坚持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单一性，只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解决，尤其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与整体价值，及其人类物种与其它生命物种之间道德关系的客观性，必然是单一的协调机制。后者仅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等性，却未深入思考隐藏在这一不平等背后的恰恰是现实世界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存在着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忽视协调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也是单一的协调机制。正是由于它们各方的缺陷，就造成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偏颇。

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上述偏颇，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和谐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肯定了给人与人以公平的生存发展权利和给人与自然以公平的生存发展权利，是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应当优先考虑的两个根本问题；从而确证了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构建了同时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对矛盾的双重协调机制，使两对矛盾的协调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并达到完满的统一。

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矛盾运动发展到当代，突出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交织，直至整个大自然危机差点造成人类“自掘坟墓”的悲剧。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更加凸现，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以成为当今现实现世界系统运行最大的实际问题，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乃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物种的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当我们把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协调机制纳入生态本位论的基本框架，在处理现实世界系统中两大基本关系时，不仅仅只是肯定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对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重要是要承认处理好后者的关系对协调好前者的关系也只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具有更基础的作用，离开了这一点，就偏离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现实世界已充分表明，现代人类的前途与命运还要取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这就必然要求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应当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根本目标，去协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所以，完整准确地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对矛盾的双重协调机制，处理好现实世界系统中两大基本关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眼，从人与人的关系着手。要以整个人类同自然界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为前提，去协调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并通过解决这种关系问题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3]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协调发展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语），已成为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是现实世界系统运行的最高目标。

4、确立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一场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

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问题。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现代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的最根本错误，就只是从自身一个物种的利益出发，用牺牲其它生物的利益及其所有生物的共同利益即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来实现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利益。这种错误在20世纪下半叶达到了高峰，给世界系统带来了深重的生态危机（包括资源与环境危机）。因此，理性思考应当作出的回答：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是现代人类生存的危机，也是现代人类存在方式的危机；更深层次的它还是整个工业文明的危机，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文化危机，准确地说，是工业文明思想文化危机。所以，我们应当承认，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以人类对自己的终极价值尺度为核心的思想文化的深层价值体系，确实是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思想根源。陈中立先生谈到海德格尔、金岳霖两位大哲学家不赞成人类中心论时指出：“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之所以会走到如此地步，是由于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人的思想一直活动在人类中心论的框架内，活动在主客两极化的框架内。”[4]

工业文明思想文化是以对自然的征服，统治和占有来实现人类自身利益为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它的历史功绩是猛烈地冲击了古代以自然为神，迷信自然，畏惧自然、乞求自然的消极自然观，使人是自然的附属物变为自然的主人，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这是人类进化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如此同时，这种理念与价值取向也是以人为尺度征服、统治与占有自然的理性立场的合法性依据。它视自然为敌，把自然界看作征服、掠夺、主宰的对象，是人类的附属物，促使人类对自然疯狂地掠夺、无节制地榨取，无限度地占有，以毁灭地球生态系统来换取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它成为20世纪人类支配自己行为的“铁定”法则。这样，工业文明思想文化使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演变采取了一种相互对抗、相互毁灭的历史形式。正如余谋昌先生所指出的：“不论是哲学、宗教、教育和科学，还是经济学和社会物质生产，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和出发点，这就是把人和自然分开，主张为了人的利益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和主宰自然，为人类统治自然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现代文明（确切地说，是整个工业文明——引者注）是在人统治自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5]因此，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摒弃了把人类当作至高无上的生命物种，*征服、统治和占有自然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的理念与价值取向；它揭示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要求人类必须尊重和维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它强调人存在于自然之内，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自然之子、自然之友，人类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组织者和受托管理人，与自然是共存共荣的伙伴，人与自然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因此，自然必须从是人类的附属物恢复其母亲的地位，人类必须由自然的主宰转变成为“地球村”的普通成员，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必将会创造比工业文明更加辉煌灿烂的生态文明。这是人类进化史上又一次重大的飞跃，在其现实性上真正促使这个飞跃，则是人类历史发展以来世界系统的全方位的巨大变革，是一场彻底的现代人类思想文化的伟大革命。

通常所说的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也就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这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与主流，也是工业文明价值观、发展观与实现观的认识根据。因而，工业文明思想文化是以本客体分割、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哲学基础，这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和实现观的哲学基础。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而且统治了整个人类几个世纪，直至今日仍占据一些人的头脑，以致成为他们的思维趋势和行为习惯。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主客二分是不可超越的惟一真理，人与自然二元论就是永恒法则。客观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是如此吗？不是。对于主客二分理论同世界上所有学说一样，不能看作是亘古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极终真理。正如玻尔在总结全部思想文化史的历史教训时曾经深刻指出的，“相信只有一种真正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6]“当今人类文明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人类必然面临着思维模式的转换，即是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彻底抛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论的思维趋势，建立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思维模式，从而建构主客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生态时代和现实世界系统赋予当今人类的历史使命，是确立生态本位论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关键所在。

推进这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就必须从哲学思想的层面上变革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它主要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分割与对立、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抗的两极来观察世界。这种主客两极的思维模式把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认为人是站在自然界以外，从其对立面来认识和作用于自然；只有人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是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和主宰者；而自然仅仅作为一种纯客观存在，是人的世界（即社会的世界）的外在物，从而把自然的世界这部分世界系统删除了，剩下的只是人的世界即半边世界系统。所以，主客二元对立论可以称之为半边世界系统论。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就还给世界系统以本来面目，把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有机协调地整合成为完整的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的有机统一整体。

在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看来，客观世界系统本来就是人类物种和其它各种生命形式存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人类并不是分离或高于其它自然存在的特殊存在。人类与其它自然存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结论。因此，在生态经济社会有机统一整体中，主体与客体是相通的，是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发展的。主体与客体是随着世界系统的变化，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的。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的统一。这是客观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辩证法。可见，确立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实质上宣告了以人为惟一主体、以主客对立为思维模式、以自我为本位的传统价值观、发展观与实现观的终结。

综上所述，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现，是对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的革命性变革。它规定人类必须以重建地球生态系统而达到维护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利益：它倡导人类实践活动应当在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并在促进地球生物圈的健康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与利益。这是生态本位论的可持续发展观所追求的“双赢”的发展轨迹与最终目的，是21世纪人类实践选择的双重终极价值尺度的必然趋势。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才是既能维护地球生态环境安全与健康，又能使人类社会经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两全之策，全人类共同努力认真实践这种发展战略，就一定能够创造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健康与繁荣的绿色新世界！人类实践活动实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的最高层次含义就在于此。

主要参考文献：

1、樊浩：《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2、《刘思华选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余谋昌：《生态学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林娅：《环境哲学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余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6年版。

6、纳什著，杨通讲译：《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青岛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叶平：《生态权力观和生态利益观探讨》，《哲学动态》1995年第3期。

[1]何中华：《可持续发展观及其哲学意蕴》，《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

[2]刘思华主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第38页至4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柳树滋：《大自然观》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陈中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2期

人文与地理的关系篇6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问题导向;能力培养;人文地理

一、“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

1.课程特殊性的客观要求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基础性核心课程，是一门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不仅对揭示地球表层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有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包含了文化、人口、经济、语言、宗教、民族、民俗、政治、军事等内容，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现实问题、热点问题、焦点问题。人文地理学主要特征是社会性、区域性以及综合性。通过研究性教学可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文地理的特殊性，实施“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性教学能真正体现人文地理的教育意义。

2.课程时代性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环境、人口与发展问题，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文化、宗教冲突问题，局部地区政治、军事动荡不安等问题，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性教学提供了广阔空间。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实施研究性教学可使严肃、枯燥的理论说教变得生动，激发学习兴趣，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深度，提高教学效果与人才培养质量。如在人口地理教学中，可开展我国人口问题的形成与解决对策的研讨;农业地理教学中，可紧密结合我国的三农问题、县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农业产业化等热点，促进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3.课程实践性的客观要求

实践应用能力是人文地理课程学习的基本要求。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人地关系，所有对人文现象形成与发展的观察分析，都建立在对自然界现象的观察分析之上，理论知识框架体系构建、最基本的研究手段都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各种人文地理事物、人文现象、人文景观都能在实际中得到证实;扩大学生视野，使学生能接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各种真实、具体的环境与人文地理事物关系的知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课本上枯燥无味的知识生动形象化[2]。

二、“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实践过程

1.“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实施目标

一是应关注学生及其发展。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必须发挥学生主体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独立性、参与性，把学生的个性健全发展作为研究性教学的出发点和目标。二是应关注“人文地理学”问题及其解决。研究性教学以对“人文地理学”问题的研究为切入点，把“人文地理学”方法的应用、能力的培养、思维的发展渗透到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让教学过程成为探究、质疑、思考、设计的开始。

2.“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

“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的基本要求：一是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要求教学内容选择应体现“人文地理学”的问题性、实践性、参与性、开放性;重视人文地理学的科学性、奇特性、生活性和实用性。二是实施“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的可行性要求学生具有相应研究内容的“人文地理学”学科背景、知识储备、生活经验、实施研究的条件等。研究性教学选择的具体内容，包括经典性人文地理问题、社会性人文地理问题、前沿性人文地理问题、生活性人文地理问题、乡土性人文地理问题、时事性人文地理问题等。

3.“人文地理学”研究性教学实施要求

教学形式的多样化：研究性教学的方式、方法要多形式、多渠道、多层面。教学过程的有序化：在研究性教学实施的过程中，要按照“问题的提出―引导―准备―指导―实施―展示―评价―理论提升―实践应用”的思路、层次逐步落实完成，使研究性教学过程是有序的、开放的、主动的、互动的、探索的、求真的。教学目标的多元化：真正实现人文地理学科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研究与创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全面教育。

4.“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应协调关系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应协调好以下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是主导，是问题的激发者、教学过程的策划者、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学效果的反思者;学生是主体，是问题的解决者、教学过程的实施者、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学效果的体现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理论的实践化”到“实践的理论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得益彰。课内与课外的关系：时间安排、信息来源、问题分析与解决。基础与拓展的关系：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实践、应用、拓展。有序与无序的关系：集体组织研究与自主性研究，研究结论形成与研究质量评价。

三、“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教育效应分析

1.教育教学效应的多元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具有多层面、多维度的多元化目标，覆盖教学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和环节。①基于学生。研究性课堂教学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培养自主、合作、反思、自我监控的“建构者、探究者”群体，使学生从被动的人文地理知识的接受和吸纳转变为主动建构人文地理知识和探索客观世界。②基于教师。培养研究性的教学者，在教学观念与思想、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充分显现“组织者、学习者、参与者、研究者”的地位与作用[1]。③基于教学过程。充分渗透人文地理学的动态性、空间性、综合性、创新性的教学思想，配合学生研究性教学的认知规律，形成以人文地理问题解决为中心的多渠道、大数据信息来源、开放情感交流互动的教学模式，确立问题性质―寻找解决信息―反馈认知思路的教学程序。④基于教学环境。创设人文地理研究性的课堂情境，在课堂氛围中充分体现平等、自主、合作的教学本质特征，激发学生的积极反应，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提供自由空间。

2.教师引导教学行为的主导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教师的角色、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人文地理教学活动的开展起指导性作用。主要表现为：①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即教师对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学的内容、实施、评价等方面起组织作用。②教学行为的引领者，即教师在人文地理研究性学习实施的各个阶段给予学生指导和引导，而不是全程包办、灌输，导致学生失去主体地位、自力。③教学实施的参与者，即教师在研究性学习实施的全过程与学生一起进行研究、探讨，并进行反思和评价。④教学效果的评价者，即教师通过研究性学习的实施，对教学的研究性内容、教学效果、学生受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科学评估。⑤教学全程的研究者，即教师在参与整个研究性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观念与思想、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反思、研究。

3.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体性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在“人文地理学”教学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学习活动的顺利进行。研究性教学蕴含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培养人的价值、尊严，关心、理解和信任每一个学生，把“人文地理学”的学习建立在学生能动性的层面上。学生是研究性教学的中心，通过学生对人文地理知、情、意的深层投入与参与，使学习与研究并进，让学生成为自我反思、自我发展的主体。

4.知识生成过程的体验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重视学习、研究的过程价值。研究性教学过程中蕴涵着巨大的教育价值，对学生的成长、全面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研究性教学注重学生人文地理思维方法的学习和思维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让学生掌握社会调查、实地观察、文献检索、文献研究以及运用现代地理信息技术等科学研究方法与技能，激发学生探索和创新的兴趣与欲望，逐步培养学生主动质疑、独立思考、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积极学习方式。研究性教学强调学生在知识探究过程中的各种心理体验，通过心理体验明白人文地理知识创造的过程，在体验、内化、生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创造行为的观念体系。学生的人文地理科学态度、情感、价值观等只有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方可形成。

5.教学系统的开放性

“人文地理学”实施研究性教学，强调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为学生创造宽松、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教师由管理者、评判者转变为合作者、学习者和服务者，主要为学生创设友好宽松的学习、发展环境。学生之间是合作关系，师生之间是平等关系。思维方式也从单纯的教师思维到复杂、多向、多元的师生共同思维，从封闭走向开放。研究性人文地理教学对教学形式的要求是开放的，即拓展了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时间上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空间上教学的地点可以是多样的，课堂、社会、野外相结合。研究性人文地理教学的内容是开放的，表现在教材与其它知识资源的结合。研究性教学的形式与内容是开放的，有弹性的。教学的视野绝不仅限于课堂、教材、考试，而是随时能把师生引向外在的社会与自然界的关注之中，这会大大拓宽教学的空间，师生得以在更广的视野中寻找、发现、把握和研究“问题”。

参考文献：

[1]吴攀升.关于大学人文地理课程研究性教学的探索实践[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10）：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