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篇1

当大部分城市孩子已经对兄弟姐妹的称呼感到陌生时，一阵阵关于“生二胎”的讨论却不绝于耳：陕西、湖北等地生二胎政策有望放宽，引起众多网友热烈讨论；北京、广东等省市官员也曾鼓励“双独”生二胎，以减缓社会老龄化进程；两会期间，15名学者全国人大要求松绑二胎……有人开始构想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景象，也有人唏嘘独生子女时代的“终结”。关于放开“单独二胎”，大家反应不一，有的想生二胎，有的没有再生的打算。

七成人愿意生二胎

2011年，《生命时报》先后联合搜狐健康、新浪健康，以及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推出“你愿意生二胎吗”的读者调查。有9058人参与调查，这部分人群年龄集中在25-35岁，其中，73.46%的人表示愿意生二胎，23.30%的人不愿意生二胎，还有3.24%的人表示，一胎都不想生。

大学教师小吴刚生了儿子，正计划着过两年再添个女儿。“我1981年出生，恰巧又是独生女，对这个问题感触很深：没有一个同龄人跟你一起长大，觉得特孤独。再往下走，我们的后代岂不是连亲戚都没有了？所以不能让我的孩子有这种孤独感，至少得生两个！”小吴表示，不止她，周围很多“80后”独生子女夫妇，都希望能多生几个。

除了年轻人，记者采访到的大部分老年人也都表示出强烈的“想抱第二个孙子”的愿望。某小区居委会赵大妈告诉记者：“我家就一个独苗，儿媳也是独生女，现在他俩要赡养四个老人，太辛苦了！我就希望他们多生，这样孙子辈能减轻很多赡养老人的压力。”

但在采访中，也有一部分人持反对态度。外企员工小蒋无奈地表示：“现在生养和教育孩子的成本太高，我和妻子的工资加起来只有3000多元，还要供房和买车，负担一个孩子已经很吃力了，生二胎不现实。”某媒体从业者徐小姐态度更坚决：“二胎？我连一胎都不想要，这年头，孩子从小就被施加各种社会压力，童年的快乐早就被剥夺了，我可不想给孩子找罪受！”

生二胎有人关心有人担心

刘晓阳今年32岁，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2008年结婚，儿子4岁。“如果政策放开，我一定再生一个。”刘晓阳是独生女，但因为丈夫不是，按照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只能生一个孩子。

刘晓阳说：“一个孩子太孤单了，所以特别希望儿子能有个兄弟姐妹，这样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心理健康都有好处。另外，独生子女受到的关注太多，父母和孩子的压力都很大。”

在北京某国企工作的李丽雅也是独生女，“期盼政策松动。因为老家在外地，父母年岁大了，自己却不能陪在身边，要是我有个兄弟姐妹，就能多个人照应。我儿子今年5岁，如果我能再生一个，将来我们老了，他们照顾我们也没太大压力。”

前段时间看到韩国飞机失事，李丽雅开始关注“失独”问题。“我根本无法想象，如果我的孩子到了十八九岁突然出事我会怎样。”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全国至少有200万老年人因无子女而面临巨大的养老、医疗、心理等方面的困难。

从1982年计划生育列入基本国策至今，我国人口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也产生了无数的“风险家庭”。

与刘丽雅不同，38岁的马燕没有再生一个的打算：“家里房子不大，目前来看也换不了大房子；自己和丈夫上班都很忙，孩子基本由老人照看，老人也无力再照顾一个。”“养个孩子成本太高，我很担心没有办法给他良好的成长环境。”马燕说。

对放开“单独二胎”意见各不相同

“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妇女约生1.6个孩子，生育率之低已位居世界前列，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曾毅说。

独生子女的成长背景，也让许多“80后”父母害怕承受“二胎”的负担。“有些‘80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人口政策持续不变，他们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可能拥有了最幸福的童年，但老年生活却并不美妙。”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说。

根据学者的研究，从现在的人口结构看，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老”的国家，老龄化问题将非常严重。到那时，面临问题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就是今天的“80后”。

也有学者对放开二胎持反对意见。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认为，人口多是导致目前国民生活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资源、教育、就业的各种矛盾，也使政府管理面临着巨大压力。

“根据我国目前的人口情况，还不能松动计划生育，这种松动有可能蚕食我们原有的边界，使得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产生问题。主动权放手后，再回过头来收就很难了。”马庆钰说。

“单独二胎”政策假想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说，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方向主要聚焦在从目前的“双独二胎”转向“单独二胎”这一点上。

如果政策依据专家推测进行调整，中国的人口会不会反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未富先老”的挑战能不能应对？相关专家对“单独二胎”政策作出种种假想。

能承受人口问题之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全国总人口13.54亿人，全年出生人口1635万人，自然增长率4.95‰，人口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

顾宝昌认为，实行“单独二胎”政策意在让中国的人口结构朝着正常、健康的方向调整，新增人口可以预见，也能承受。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低生育思维定式已在处于生育期的新生代家庭中悄然形成，实行“单独二胎”短期内也许会有人口增加，但从长远看不会对人口总量造成较大影响。

人口红利优势“四两拨千斤”？

“劳动力人口的下降，标志着人口转型的拐点，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表示，“实行‘单独二胎’政策也是调整人口结构的重要手段之一。”

有专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归功于人口红利。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放宽“二胎”后，新生儿无法迅速转化为劳动人口，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应对人口红利减少，归根结底要靠技术进步和解放生产力。

老龄化危机“二胎”能化解？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篇2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完善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195-02

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及实施成效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

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有人口5.4亿，当时国家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人口处于无序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一度达到20%。1957年“中国人口学第一人”马寅初一针见血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愈加棘手，愈难解决。但该观点不但未受重视，反而遭到批判，这无疑助长了人口进一步膨胀，至1974年，人口达到9亿。针对这一情况，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得到重视。1980年以来国家对城镇户籍人员严格实行了“晚婚、晚育、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对农村户籍人员有条件地允许生育两胎，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把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方针、政策、制度、措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计划生育不仅有了法律保障而且成了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

（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成效

1.促进中国生育率大幅度降低，有效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三十多年，在这期间中国实现了人口生产由“两高、一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1981年人口突破10亿，而2012年人口才达13.7亿，大大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现今，中国进入到人口低速增长的阶段，缓解了人口快速增长给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带来的压力，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2.生育率的下降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行计划生育，由于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生育率下降，使得中国平均每年少生约1500万人。不仅缓解了国家在能源、原料、基础设施、教育、服务、住房交通、粮食和就业等方面的需求紧张和资源短缺状况，也缓解了人地矛盾，提高了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

3.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实行计划生育，国家可以把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教育和健康医疗，使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培训和医疗保障，从而达到提高全民族人口质量的目的。

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风险

1.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导致独生子女性格偏执。在城镇一个家庭基本上只有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导致有的家庭父母对子女期望值过高、要求过严，有的孩子认为自己无法达到父母所期盼的要求时，容易偏激，走极端，更有甚者走上了不归路。近年来，大学生自杀案件频繁发生，这无不与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有关。独生子女家庭还容易出现溺爱现象，基本是六个大人照顾一个小孩，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些过高期望和溺爱往往造成许多独生子女性格上出现一些问题，如过分自我乃至自私、是非不分、与人交往缺乏互助精神、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受挫能力差等。

2.空巢家庭和失独家庭逐渐增多，家庭生活陷入孤独和痛苦。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来，伴随着独生子女家庭而出现的是空巢家庭的大量增加，独子或独女的父母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独与寂寞”的境地。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生活是围绕孩子运转的，独子或独女因就业或就学等原因突然远离家庭，这使得父母一时失去生活的重心，容易使原本美好的家庭生活陷入紊乱。

据统计，中国1.5亿户独生子女家庭中目前失独家庭已达500多万户，独生子女出现意外，使这个家庭失去了依靠和希望，带给父母的是无尽的痛苦，因为许多失去孩子的父母已失去生育能力，今后其养老和正常的家庭代际传承都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已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人口老龄化国际上较流行的标准是，若一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7%以上，或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0%以上就可以认为是老龄型人口社会。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2%以上，而且照目前趋势看，不用多少年这一比例将会达到30%，因此可以说中国已经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养老问题，以前多个子女照顾两位老人变成现在的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位老人，不仅给子女带来了很大负担，也必然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数量的下降，根据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28～40岁的青年劳动力十年后将骤降一半，劳动力成本将会很快上升，如果不采取措施促进人口结构均衡发展，将会使中国失去赶超发达国家的时机。

（三）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按照国际标准，正常的男女性别比为103至107：100。由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着升高的现象。1981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47，明显偏高。1990年进行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进一步提高到114.2。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人口出生性别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16.86。根据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总人口性别比为118.06[1]。

2007年，19岁以下的男性多出女性2377万，2010年后，这一人群开始逐渐进入婚龄，男女婚龄人口的比例失衡将会突显，农村成年男性中的某些困难人群会遭遇严重的“娶妻难”，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婚外会增多，家庭稳定性也会受冲击，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2]。

据有关专家预测，2022年中国适婚男性比适婚女性将多出4000万人。这种情况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几千年来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部分地区及广大农村地区，这一传统观念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家庭为了达到生育男婴，通过一些非正常渠道去医院做胎儿性别检查，如若检查发现所怀的是女婴，立即选择中止妊娠。

三、调整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当初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从目前中国的自然生育率来看，已多年低于国际自然生育率，“一胎化”已完成历史使命，况且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明显出现了一些问题。党的十报告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也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因此，应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一些调整和完善。

（一）加大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力度

对于有生育多孩能力和意愿的人来说，只生一孩，响应国家政策，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理应受到奖励。而加大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力度，这也是为保持计划生育政策的连续性，应该进一步完善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机制。

（二）逐步放宽“二胎政策”

1.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数量激增。有人担心认为放宽二胎政策，将会导致人口数量激增。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放二孩生育政策试点地区承德、酒泉、翼城和恩施情况看，这些地区多年来人口数量竟然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保持在两个孩子以下，这有力地说明了在二孩生育政策下，实际生育水平并非一定会激增。并且，宽松的生育政策推动了试点地区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向自然平衡的水平发展。从长远来看，二胎政策还能有效地调节出生性别比面临的失衡问题，缓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老龄化压力和独生子女问题，以更好地引导人们正确的生育观念，从而达到调控人口的根本目的。

2.“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更符合人民的生育愿望。二胎政策的放宽将更能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缓解人们超生、不生、不合理性别选择等生育问题。相关调查调查显示，55%的城市妇女理想子女数为一个孩子，43%认为两个孩子最理想，70%的农村妇女倾向于两个孩子。这表示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在城市和农村都更符合人们的生育愿望。

3.拉开生育间隔，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子女。在放开二胎政策的同时，应规定第一胎和第二胎之间应有一定时间的生育间隔，尽量拉长两胎间的生育间隔，减轻家庭抚养孩子的压力，同时也可以缓解空巢家庭和失独家庭存在的风险。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子女，避免中国人口数量的激增。

4.调整和改善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政策环境。不断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健全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是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后盾，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落后的生育观念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但是在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养儿防老仍是农民的现实选择。农村违法生育现象必然不断涌现，性别比指标居高不下。立足于现实而且从长远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实施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

综上可见，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过快增长，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人口政策体系已经明显滞后于新的人口变动趋势和社会的进步，亟需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以适应当前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篇3

关键词：生育意愿；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力资源

本文受高校自主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5030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资助（项目编号：G201512026005）

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24日

引言

自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二胎”政策落地以来，辽宁省卫生计生委已经启动相关数据测算和评估工作，提请省人大修改《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关内容或做出规定，同时做好相关政策的衔接工作，积极推进生育二孩的政策，尽快在辽宁依法组织实施。为了把握未来人口发展趋势，调查目前生育主体的生育意愿，预测政策实施后辽宁省未来10年的人口变化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进而分析辽宁省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对人口结构、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影响。

一、生育意愿分析

（一）调查情况概述。本文就沈阳市、大连市等部分地区的人群进行生育二胎意愿的抽样调查。在此次调查中，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56，回收结果显示72.3%的人群愿意生育二胎，27.7%的人群不愿意生育二胎。经调查，27.7%不愿意生育二胎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精力有限，无暇再照顾第二个孩子；（2）身体条件不适合再生育二胎；（3）经济压力大，生育第二个孩子成本高；（4）第一个孩子不愿意再有兄弟姐妹。此外，就72.3%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人群进一步展开影响生育的因素调查，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顺应父母意愿”、“养儿防老”两项具有直接功利主义倾向的选项累计百分比为29.297%，“让孩子有兄弟姐妹陪伴”共占16.797%。这说明，现在人们在对生育目的考虑上，家庭的完整性、第一个孩子的意愿占很大比重。“经济允许”、“政策鼓励”占本次调查总量的33.593%。表明现在人们的生活经济压力比较大，经济是人们生育的较为重要的因素，是现在人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上述数据分析表明生育孩子的经济保障是现在大多数人的首要考量，生育孩子所具有的精神方面与现在的经济状况的考虑成为最重要的目的。

（二）城市、农村生育意愿分析。在走访大连、沈阳的城市、农村地区过程中，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图1）

1、农村人群生育意愿分析

（1）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重要的因素。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家庭付出很大一笔资金，教育成本是大多数家庭最为重视的。根据《2014辽宁统计年鉴》上的信息显示2013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0，522.7元，而经计算供出一个大学生则平均要花费10万～20万元，虽然随着农民收入的日益增加，但就普遍来说农民收入普遍较低。义务教育政策虽然减轻了一部分家庭对于孩子上学的负担，但上大学的费用相比农民家庭的收入仍然较高。随着农村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愈加重视，很多农民家庭在生育二胎之前都会仔细考虑他们的经济实力是否允许供多个孩子上学或者在有一个孩子的前提下能否提供给第二个孩子同等公平的教育环境。因此，经济条件是影响农村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2）在很多农村家庭，“养儿防老”的性别偏好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从传统文化上来看，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一些保守的农村地区依旧存在，并且根深蒂固。就心理上而言，人们往往认为男孩是家庭的一种延续，并且不可避免的有“养儿防老”的思想。此外，就生理结构而言，男性体格比女性高大强健，男性劳动力更让家庭有安全感，从而使家庭对生育男孩都有着较强烈的欲望。受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影响，在大连一些农村地区不再生育第二个子女，仅仅是因为第一胎已经有了男孩，很自然当第一胎是女孩时，那些家庭便会加大对第二胎的生育欲望。在今天，这种生育观念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已被逐渐淡化，但对目前农村人群的生育意愿仍有着巨大的影响。

（3）其他项中包含的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等方面也是影响农村地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走访中和问卷中也反映出，在二胎政策放开后，很多农村家庭由于劳动力有限，家里有老人需要赡养，本就沉重的家庭负担无法再负担一个新的生命，也导致二胎政策在很多地区“遇冷”。老人的医疗费用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没有得到强有力的保障，也使部分农村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有比较多的顾虑。

（4）政策因素也是影响生育二胎的重要因素。经调查，很多家庭表示之前想生育二胎只是因为政策条件不允许就打消了生育二胎的念头，现在二胎政策放开后，确保了生育二胎的想法实现。此外，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深入，辽宁省政府也不断加大对生育二胎的政策优惠力度，以改善人口低增长、负增长的局面，政策扶持也会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

2、城市人群生育意愿分析

（1）让孩子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是影响城市人群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据走访大连市的中山区、高新园区、开发区等一些区域，实地调查后发现在大连生活的城市人群大多数家庭都已经有第一个孩子了，当“全面二胎”政策在辽宁省实施后，对于这一类的城市人群表示想生育二胎。原因更多的是想让孩子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感受家庭的亲情氛围，让孩子能够在父母忙于城市的工作的背景下能够日后相互照应，积极应对城市的竞争和生存压力，多个兄弟姐妹的相互照应能够使父母更加放心。适合生育人群的父母的意愿也表示，自己退休后能帮助儿女照管第二个孙子或孙女，能增加家庭氛围和让自己作为老人也不会孤单。

（2）经济水平和物质条件是城市人群考虑生育的重要因素。不仅是农村地区，城市人群也避免不了经济上的压力给生育意愿带来的限制。在当今社会，人们在对物质追求的同时，也希望保持家庭的稳定和睦。但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注定会给很多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在社会飞速发展，教育水平、医疗水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物价也在飞速的上涨。而作为家长，都想要给儿女最优质的教育、最美好的生活。就2015年和2016年的房价数据显示，沈阳市中心地区和平区约9，058元/平方米、沈河区约10，968元/平方米，大连市中心地区中山区约12，600元/平方米、高新园区约11，194元/平方米，从以上数据来看辽宁省房价物价对大部分外来工作者和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个沉重的数字。在成为“房奴”的同时，养育孩子更是一笔不菲的支出，这也会让许多经济实力单薄的家庭放弃二胎打算。除此之外，城市内快节奏的生活往往会让许多父母失去更多的自由时间，使他们的生育意愿只停留在一个孩子上。

（3）在其他选项中受思想观念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影响生育意愿的比重偏高。在城市家庭中，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很多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也使许多家庭在生育意愿有了一定的改观。很多城市的年轻人认为生活就是最大限度的实现自我，应用努力工作来实现完美的人生，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生育儿女已经不是他们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其中也有很多女性，害怕由于生育造成体型体态上的变化，而害怕生育。甚至在个人生活质量的主导下，有不少城市青年倾向于单身或者丁克，现在“丁克一族”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此外，夫妻二人的工作状态也对他们的生育意愿有很大的影响，是否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地点是否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85%的人表示在拥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前提下才会考虑是否生育二胎。

（4）养儿防老的思想也是影响城市人群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城市中人群较农村而言所面临的物质压力、生活压力、竞争压力更大，像大连和沈阳这两座城市是辽宁省的核心城市，消费高、收入低尤以大连市较为突出，因此在这两座城市生活的人群对今后与日俱增的生活成本压力的安全感较低，城市人群想趁着政策优惠和现阶段的条件生育二胎，以增加对年老时的赡养保障。

（5）无论是农村家庭还是城市家庭，政策因素都是影响他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的普及，很多想要生二胎的家庭由于政策的限制望而却步。但是面对目前日趋严重的中国老龄化现象及独生子女赡养老人压力的增加、老龄化现象逐渐凸显、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层出不穷，“全面二胎”政策的推行给了符合条件又想要生育二胎的人们予希望，这也注定会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阅读“全面二胎”和“单独二胎”政策可以看出，二者受众的区别就是单独二胎政策是针对独生子女的，少数民族等较为特殊的人群，而全面二胎政策是针对除去上述人群，以高龄夫妇和非独生子女家庭为主的家庭，前者中的一些家庭要不得不面对已有孩子和兄弟姐妹孩子的年龄与生二胎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的困扰，这也会对二胎政策形成阻力，而后者因为养老压力相对较小，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再生一个。假设在政府对生育二胎的人群给予更加优惠的生育政策，如从对医疗护理的优惠、薪酬岗位的福利补贴、购房补贴等方面，预计会提高辽宁省的生育率。

二、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后对辽宁省人口结构的影响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的人口结构是一直存在并长期存在的问题，其主要反映在性别结构以及年龄结构两个方面上，2013年我国人口结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比例严重失调，人口矛盾日益显现。同样，辽宁省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与矛盾，《辽宁省2013年度卫生计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显示，2013年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5，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更是高达19.1%。其中，沈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1，大连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虽然均高于全省平均值，但老龄化现象相比全省更加严重。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等尖锐问题也在影响着辽宁省的发展。《辽宁省适度人口容量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对2015～2030年辽宁省的年末人口数量进行预测，预测到2022年辽宁省年末总人口达到4，538.7万人，到2030年辽宁省年末总人口达到4，605.7万人。根据本文生育调查结果显示72.3%的人群表示愿意生育二胎，由这一小部分人的意愿加之结合《辽宁省适度人口容量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一文的调查结果，预计在未来十年内，随着“全面二胎”政策在辽宁省内的深入发展，人口增长率会有所提高，婴儿潮可能会出现，辽宁省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一）“全面二胎”政策对新生儿人口数量、性别结构的影响。从全国人口的大环境为背景来分析人口状况，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持续低速增长，人口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国家实施“全面二胎”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二胎增加人口总量，经历时间周期后渐渐延缓人口低增长局面。根据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愿意生育二胎的人群目前仍只有小部分，但随着政策的深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就长期来看，经历生育周期后人口数量会有一个小幅度的生育回潮，但对人口规模的影响有限，人口数量不会出现大幅增长。新生育政策使出生人口数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超低生育水平以及未来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有利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从性别结构看，根据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是133，972.49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68，685.26万人，占51.27%；女性人口为65，287.23万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是105.20。而辽宁省的男女比例大致处于均衡的状态，但在14岁以下的孩子中，男女比例失调，性别比例更是达到110。在调查过程中，共发放性别倾向问卷样本300份，回收有效样本223份。据调查结果表明，二胎政策实施后，多数家庭希望的家庭构成是一儿一女。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深入，新生儿逐渐增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自然缓解辽宁省性别比例失调的状况，逐步促进辽宁省人口健康发展。

（二）“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改善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减缓老龄化。人口的低增长使得我国劳动力快速下降，而生育政策调整将使新增人口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19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87%，而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451万人，占常住总人口（43，746，323人）的比重为10.3%，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高出1.43个百分点。目前启动实施“全面二胎”政策，近期虽不会影响老年人口总量，但新增人口的增多相对的就会逐渐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预测“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辽宁省未来10年人口老龄化百分数将有一定小幅的下降。

（三）“全面二胎”实施对家庭人口结构产生影响。“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可以改变当今传统的三口之家结构，将一部分三口之家变为四口之家。虽在短期内可能会加大家庭开销，增加经济负担。但从长远来看，四口之家的家庭结构更为合理，有利于孩子身心发育。而从赡养费看，35.6%的家庭每年花费超过1万元。出于对医疗保险体系的担忧，家庭积极储蓄，不敢增加消费支出，是现在中年人的普遍心态。由此紧接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打破这种传统的“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四口之家”的结构。家庭结构的改变，可以从根本上缓解未来养老等生活问题上的压力，有利于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三、“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人力资源的影响

（一）“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将缓解辽宁省人口外流、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现状。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同第五次全国普查相比，全国人口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0.57%。辽宁省共增加1，361，911人，增长3.21%，年平均增长率0.32%，远低于全国平均值。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导致的生育率降低，老龄化程度加剧，城市失去活力，从而促使人口外移。继2014年辽宁省以5.8%的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后，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更加寒意袭人，工业大省辽宁以1.9%的超低同比增速位列全国最末，这更加剧了人口的大量外移。其中大部分外移人口为青壮年，怀揣“出去闯”、“更有发展前途”的想法去到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地方。这直接导致了辽宁省人才的大量流失，经济增速减缓，并极有可能造成恶性循环。由此，人力资源的储备成为至关重要的一步，“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新增人口多，为劳动力资源提供人才储备，逐渐缓解人力资源不足的现状，对辽宁省人才需求、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相关产业发展影响深远。

（二）“全面二胎”政策一定程度上带动辽宁省服务业的发展，加大对一些行业的人力资源的需求。作为传统的工业大省，辽宁省的重工业很大程度上依赖石化和冶金工业，但在推动辽宁省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辽宁省主动推进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加大了辽宁省对服务行业的人力资源的需求。根据辽宁省人力资源市场2014年二季度职业供求状况数据显示，用人需求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四大行业，分别占辽宁省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总需求的27.06%、17.5%、13.68%和10.26%，合计占总需求的68.5%。而“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首先对幼儿、学前教育、艺术教育、托管等行业影响较大，新生儿的增多加大了对这一类教育、陪护人员的需求；其次是对母婴市场、家政服务行业、保姆行业、房地产行业、乳制品保健品、餐饮行业、玩具等行业的影响较大，加大对这些行业的服务人员的需求。

（三）实施“全面二胎”政策给相关行业的人员就业、用工带来的影响。分析如下：基于辽宁省实际，从长远看，“全面二胎”对改善辽宁省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降低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比例、延长人口红利期等具有积极意义，但短期影响不大。针对这一劳动力短缺、人才资源后备力量不足的现状，短期内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相反会造成人力资源的需求加大、用工成本增加的消极影响，基于生育条件、生育意愿的因素，加之人口的孕育周期和新生儿的生命成长周期的客观条件，“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短期内作用不太明显。而且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因开放二胎，用人单位加重对女性就业的歧视。就女性从事的比较多的行业如教师、医生、护士等一些行业而言，当这些女性进入哺乳期、适孕适育期时，其所在的行业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同等技能的人力资源来弥补这些职位的空缺，也会造成用人单位一定程度的损失，因此对于这种局面提出的应对措施有：合理合法地调薪调岗、合理修改用工合同福利、延长退休时间等等，将客观的女性生育问题与用人单位的利益相协调。同时，“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可能会带来女性集中岗位的招工难，甚至会带动男性进入女性传统职业（幼儿园老师、护士、服务性行业等）的趋势。其实许多“粉色职业”，比如洗碗工、保洁的难度并不大，往往基本要求只是身体素质好、踏实稳定，男性在这方面的优势甚至更强一些。因为招工难而带来的薪资上涨很可能会吸引许多男性抛弃成见，从事到“粉色职业”当中。从一胎变二胎也使得产假增加，短时间可能会导致人力资源下降，用工成本增高，加剧辽宁省人力资源动力不足的局面。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无疑是促进辽宁省人力资源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实施“全面二胎”政策促进生育率的增长，在时间周期下新生儿成为新的人力资源，为辽宁省的产业结构调整输入人才动力，以人才驱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主要有经济条件、性别偏好、健康状况、养老保障、生活质量、思想观念、政策因素等，其中经济条件是最主要的因素。“全面二胎”政策短期内对人口结构、性别比例、老龄化程度的影响并不会很明显，短期会加剧辽宁省人力资源紧张状况，但就长期而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辽宁省新增人口增加，逐步改善家庭人口结构、延缓老龄化进程，为辽宁省人力资源提供后备动力，有利于辽宁省未来人口的又好又快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周福林.生育意愿及其度量指标研究[J].统计教育，2005.10.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篇4

然而，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人口代际更替水平，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劳动力绝对数量首次下降，老龄人口上升的速度快过预期，进而造成实际赡养负担加重，近百万失独家庭从精神慰藉到养老支持将陷入困境。透过种种矛盾可以看到，生育政策调整是触及利益较少、受益者众多、改革红利最大的改革领域之一。因此，本届政府任内，应当对未来的中国人口政策作出决断。

——编者

“计生内部谁也不想合并，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是大势所趋。”2月底，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名官员对《财经》记者说。

此时正值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若方案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讨论通过，国家人口计生委将可能整体并入卫生部。这意味着，组建32年之后，人口计生委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将不复存在。

具体而言，国家人口计生委将与卫生部整体融合，其原有人员和职能将被拆分，在新的“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部”之下，设立单独司局行使人口控制职能。而国家人口计生委原有的生殖健康、生育服务等职能，与卫生部里职能相近的司局合并。

公众最为关心的是，计生机构的调整，是否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转向？据《财经》记者了解，十以来，新一任领导集体尚未正式讨论生育政策调整的议题。此次机构改革与计生政策调整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不过，机构调整仍给予民众“生育松绑”的想象空间。最主要的反对意见亦由此而生——专门机构都不存在了，计划生育如何继续实施？

实际上，中国未来的生育政策调整，已非国家人口计生委等部门层面所能左右。调不调，怎么调，何时调，皆需中央高层拍板。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本届政府任内须对未来的人口政策作出决断。

就下一步调整而言，此前有关分省、分步骤放开“单独二胎”（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胎）方案测算最为详细、进展最成熟，在体制内认同者最多，亦符合中国类似政策“循序渐进”的惯例。因此，未来政策调整，很可能延续这一思路。

计生委下一步

早在十年前，有关计生委机构改革的呼声就已出现。曾有的讨论包括，计生与社会保障、卫生、发改委等部门合并，但均未进入实操阶段。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创立于1981年3月6日，由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其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计生工作。2003年3月，在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中，这一机构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此后，其再无大变动。

近年来，随着中国各项生育指标全面下降，人口控制压力减轻，一度沉寂的改革讨论重新升温。基于人口形势变化，各界皆认为改革契机已然来临。据《财经》记者了解，两年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内部即有十之后“大部制”改革“要动计生”的说法。

接近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知情人士分析，此次“计生”与“卫生”合并方案被通过的可能性很大。主要原因在于，随着人口压力减轻，城市居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在省、地市一级，人口计生部门的人口控制功能已日渐萎缩，而其负责的生殖健康、节育等职能，与医疗卫生机构存在颇多重合，且受困于人员、技术等条件，难以与卫生系统抗衡。比如，人口计生系统在城镇设有计生服务中心或计生服务站，但由于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前往条件更完善的医疗卫生机构，享受更好的生殖健康服务，计生服务机构的地位已显边缘化。从这一角度而言，两方合并，符合“大部制”改革精简机构、解决职能重叠的方向。

目前，人口计生委系统的机构设置直达县一级，即使在乡镇一级，也一般设有计生办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二者通常是同一机构的“两块牌子”。

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刘集镇，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计生办）共三层楼，第一层和第三层是提供生殖健康、生育服务的诊室，第二层为行政人员办公室。该机构共人员25人，只个别有公务员或事业编制，其他聘用人员支出需自筹。

3月4日，《财经》记者走访该中心时看到，诊室空无一人，玻璃门上了锁。二层办公室也房门紧闭，不见人员出入。

据刘集镇计生办副主任张艳军介绍，计生服务中心属于生育服务的孕前检查、发放叶酸等项目，与镇卫生院的功能重叠，村民更倾向于去专业水平相对较高的卫生院。

基层计生机构最重要的人口控制功能也已转化为社会抚养费征收。在刘集镇，村民反映的情况是，社会抚养费征收已经和计划生育脱钩，成为非第一胎新生儿上户口的一项行政性收费，“还可以讨价还价”。

除去基层计生机构的职能萎缩，就技术层面而言，计生委合并难度也不大。目前，国家人口计生委机关拥有行政编制143个，加上下属事业单位，共约千人左右。相较于体量庞大的卫生部，人口计生委是国务院部委中较小的机构，各级计生服务中心也可与同级的卫生机构合并。

在国家人口计生委内部人士看来，整体融合是相对理想的方案，若是在卫生部下设独立司局，人口计生委实际上被降格。整体打散并入，并将新部委更名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部”，则显示计划生育仍被置于重要地位。

但是，挑战依然存在。一直以来，卫生部以医疗专业人士为主，行政管理职能并不突出，而计生系统干部更多承担的是行政管理职能，新部门如何磨合，计生管理职能是否会弱化，令人口计生委内部有所顾虑。

松绑后人口会反弹吗

机构调整固然引人关注，但未来中国的人口政策走向，更是公众关心的焦点。

前述国家人口计生委官员认为，城市的人口矛盾确已减轻，但在广大农村，生育控制压力依然较大。目前统计显示农村生育率不高，部分原因在于一套强大的农村计生队伍仍在发挥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口计生系统人员近40万人，在较大的乡，专职工作人员多达十余人，多由副乡长主抓计生，实行超生一票否决制。在村级组织，计生责任由村干部承担，具体工作则由志愿者开展，对超生者实施“盯防”。

就在今年2月22日，湖南省湘阴县还发出通报，12名村支部书记因为计生工作不力，受到撤职处分。国家人口计生委内部亦有人担心，机构调整之后，基层计生职能弱化，不利于农村的人口控制。“政策一调，农村人口肯定要反弹，计生系统弱化了，生育还能不能控制住？”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本轮机构调整的讨论中，主要反对意见来自人口大省的主政者。他们担忧，机构调整后，计生功能受到削弱，人口形势一旦反弹，将给本省资源环境带来压力，并摊薄人均GDP指标。此外，一些当年的计生政策设计者，也强烈反对。

由于人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差额，人类群体行为亦受“羊群效应”、公共服务等因素影响，放松生育政策之后，究竟会造成多大反弹，尚无法精确测算。

中央高层内部对农村人口反弹也有担忧。2011年4月，在“六普”数据公布之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信息司司长于学军就人口形势给中央政治局讲课，对于生育政策调整之后的农村人口反弹的问题，有领导专门发问，但二位人口学家的解答未能说服当时的领导。

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2.1可保持人口代际更替。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被称为低生育率。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总和生育率之低超出主流人口学界预期。翟振武依据每年新生儿约1600万人推算出，总和生育率为1.6。联合国人口司编制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2009年间是1.64，预计2010年－2014年为1.56。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蔡泳、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等学者测算，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不到1.5，已进入超低水平。

近年来，国家人口计生委一直将中国的生育率口径保持在1.8左右，并称有必要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但其内部，对真实生育率能否达到1.8也存在不同意见。

但是，无论哪组数据都说明，中国的低生育时代已经来临。

曾参与国家人口计生委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制定的学者称，国际经验和历史证明，人口一旦进入低生育时代，就很难大幅反弹。

从“六普”结果看，中国人口结构中，10岁以下少儿组降幅很快，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城镇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性别选择依然严重，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生育意愿下降，且和生育政策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近十年来，中国人的生育选择越来越少受到生育政策影响，越来越多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也就是说，即使生育政策调整，对人的终生生育选择也影响有限。上述学者测算，按照分步骤放开“单独二胎”的方案，长期来看，生育率将从1.6回升到1.7－1.8左右，依然符合“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预期。

对于城市生育政策调整后，是否会引发农村人口反弹直至“失控”的担忧，大部分人口学家认为，事实上，在中国农村，“二胎”已普遍存在，即使政策调整，主要的人口增量会出现在城市，并且只是将过去不合法的“二胎”合法化，不会造成新的“人炸”。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曾长期跟踪农村生育意愿。自2007年开始，她在江苏农村进行的跟踪调研显示，在2万余名妇女的样本中，18岁－43岁育龄妇女总体生育意愿都不高，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数为1.42个。

2010年，郑真真在进行回访时发现，2007年明确表示自己“肯定会再要一个孩子”的妇女（符合二胎生育政策），只有44％生了二胎。而在2007年明确表示自己“不打算要”的妇女中，仅有2％生了二胎。郑真真表示，这说明农村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而且，人的真实生育行为往往低于生育意愿，放开生育政策，对农村生育的激励非常有限，“农村居民的生育行为也是理性的，受到经济、教育等条件限制”。

“从2000年到现在，第一波生育率下降是城市人口，第二波生育率下降是流动人口，现在农村本地非流动人口生育率也下降了。这是大趋势。”郑真真说。

“认为农村人口的生育行为仍处于无序状态，这是一种传统思维定势。”前述人口计生委官员称。

旧方案新方案

据《财经》记者了解，生育政策的调整目前尚未列入日程，但未来几年，生育政策调整最大的可能，还是沿袭过去分省、分步骤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

上一轮“单独二胎”方案自2007年酝酿，于2009年正式提上日程。2010年初，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十二五”期间，“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

当时，曾有多版“二胎”方案进入讨论，有按女方年龄分步放开；有按省份逐步放开；还有如北京大学教授曾毅提出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即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不分地域、不分城乡，也不论夫妻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均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

最终，按省份逐步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入选，此方案被认为更好地体现了“平稳、逐步、有序、可控”原则。目前，中国内地各省皆已实施“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二胎。前述知情人士表示：“先‘双独’、再‘单独’，最终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比较容易被接受。”此外，弥补独生子女家庭为生育政策业已做出的牺牲，亦是个中考虑。

“单独二胎”实施方案，最早设计了“三步走”策略：2011年，浙江等五省份首批试点；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其他省份则为第三批。最终在“十二五”期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详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7期“独生子女政策谋变”）。

2010年11月初，方案经微调后，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交至国务院。当时，包括国务院“六普”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内的数位官员，均预计“六普”主要数据出炉之际，即为政策调整一锤定音之时。

但在中央高层中，政策调整未取得共识，方案被“无时间表”地搁置。知情人士表示，当时决策层对整体人口形势走向仍未有定论，对待人口老龄化也态度不一。一些意见认为，老龄化固然是大趋势，但生育政策的变化对未来老龄化程度有多大的影响，尚不能准确评估。

同时，历来的政府决策主要解决本届任期内的问题，人口问题的负面作用将在未来逐渐显现，老龄化高峰也出现在十多年后。对政府而言，调整生育政策并非最紧迫的问题，“解决民生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更为优先”。此外，部分人口大省也对计生政策调整态度保守。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官员透露，生育政策调整重启之后最可能采用的方案，是新成立的“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部”出台政策调整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后，转发各省自愿分步实施“单独二胎”。由于主要的人口反弹顾虑在农村，政策调整将主要针对人口压力较小的地区，而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城市，由于其人口资源压力大，当地政府对人口态度谨慎，很可能在最后放开的省市之列。

在一些更积极的人口学者看来，时至今日，“单独二胎”方案已过于保守，难以解决中国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

2012年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题为《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的报告，亦认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胎”。报告建议，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最终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郑真真等学者也认为，2004年时，调整生育政策还可以考虑“单独二胎”等渐进方案，现在九年过去，人口形势已发生变化，“单独二胎”政策内覆盖的人群很窄，调整影响变小，应当采取更宽松的调整方案——全国直接放开“二胎”，容易操作且公平。

前述参与国家人口计生委调整方案起草的学者表示，中国的第四次生育高峰即将结束：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口普遍进入育龄，每年新出生人口在1500万－1600万人左右，待这一高峰结束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生人口进入育龄，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将下降到1000多万，比现在少400万－500万人。此间全面放开“二胎”，才有可能对冲生育水平快速下降的曲线，使人口变化波动趋于平缓，“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

时机不可贻误

相反，若政策调整一再拖延，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长远且不可逆转的。

2013年初，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势必会造成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的加剧。在人力资本质量相同的情况下，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将会降低，劳动生产率也将相对降低，并通过影响社会消费和社会投资而严重影响总体经济发展。

劳动年龄人口，乃至少儿组人口数量下降，与计生政策实施息息相关。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的研究，如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未来20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减缓直至零增长。与之相对应，0岁－14岁少儿人口比例将从2010年的16.6％持续下降到2050年的11％左右；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从2010年的74.53％持续下降到2050年的60％左右，这将导致人力资本后续供给乏力，劳动力来源受到严重制约。

一方面是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另一方面，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六普”数据显示，老龄人口上升的速度快过预期。两种变化叠加，造成实际赡养负担加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认为，按照新数据，到2038年，统计赡养率很可能修正为1比2.6或者2.5，那么，对应的实际赡养率可能修正为1比0.8甚至0.7。中国进入老龄化高峰期的时间也会提前到2035年，甚至更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做过测算，假设生育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是4％，死亡率下降的影响只有0.5％，“相差8倍之多，几乎没有可比性。所以，计生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滑，对老龄化影响巨大”。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篇5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再思考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2.35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83-02

一、计划生育的历史背景

1970年，全国总人口规模超过8亿。党中央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使我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整个国家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当时30岁以下的人口占到总数的65%，之后每年平均将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婚育期，因此必须要严格控制每对夫妇的生育数量。因此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在1978年把计划生育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计划生育主要内容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二、计划生育的历史作用

自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过去了30多年，在30多年的时间中，取得了显著的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

1.促进我国生育率大幅度降低，有效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我国进入人口低速增长阶段，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2.有利于国家加速资金积累。实行计划生育，使国家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减少，从而加速资金积累。

3.有利于劳动就业。实行计划生育，可以使每年进入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从而有利于劳动就业。

4.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实行计划生育，国家可以把积累下来的资金用于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和技术训练，从而达到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的目的。

5.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人均资源水平。实行计划生育，可以缓解人地矛盾，提高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

6.有利于农民少生快富。实行计划生育使每个家庭的人口减少，不仅可以减少家庭消费，而且使家庭主要成员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发展家庭经济和健康娱乐中，从而保证家庭幸福、社会稳定。

三、实施计划生育带来的新问题

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计划生育已经实行30多年后的今天，反观这项基本国策，我们会发现实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导致我国人口结构恶化

由于计划生育只能减少小孩的数量而不能把老、中、青的人口同时按比例减少，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使得人口规模在自然萎缩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年龄结构的不断恶化，导致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及老年人口中高龄人口比例的增加，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的增加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加重。

（二）出现人口金字塔倒悬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得以在比多数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国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过渡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这是在上世纪50年代完成的。第二阶段：从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这是在1980-2000年短短20年中就完成了。中国的人口结构也相应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形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形。

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更趋向于老年人口多于青年人口的倒金字塔形。支撑国家社会形态的高中端人口呈现停滞，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无效人口”，而社会之城市人口或所谓“相对高素质人口”却走向发达国家之低增长率趋势。长此以往，国家竞争力将大幅下降，改革开放或为无源之水。

（三）造成未来劳动力短缺

联合国预测说，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停止增长，届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的峰值，随后即开始逐渐下降。鉴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长量已开始下降，而非农产业的用工人数还将持续增加，中国的劳动力供需很快就将出现缺口。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将逐步扩大。尽管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将持续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但具体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工种，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预计仍将不时出现。

（四）性别比例失衡

人口性别比是指一定数量的人群当中男孩数量与女孩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通常是以100作为衡量单位。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我国开始正式出现性别比失衡的情况，男女性别比为108.5，而正常的数字应该是107。到200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男女性别比已高达120.2，有的地区性别比甚至高达130以上。据有关专家预测，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到2022年，我国将会有11200万25岁至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20岁至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0万。也就是说，处于这种适婚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多出了约4000万。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实行的“一孩半”政策导致了农村地区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基本正常，而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猛增到151.9。由此可见，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中的在农村地区“一孩半”政策是导致性别比偏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

在我国目前和今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家庭养老肯定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形式。大多数农民生儿育女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老有所养。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特别是一些家庭没有男孩子，在现行的婚姻居住方式下，子女数量的减少和没有男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

（六）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民族问题

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严格要求城镇居民生一胎，农村是“一胎半”，而对少数民族生育却无限制。由此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主要针对汉族施行的计划生育已经使得汉族新增人口占全国新增人口的比重降低至2005年的58%。这样，使得汉族人口比例在很短的时期内迅速下降，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各民族比例的急剧变化会引起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将造成比较多的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四、建议措施

（一）逐步放宽生育政策

我国可对某一年龄阶段的人适当放松生育限制以短时打破人口结构不佳状况。如对76－85年出生的一代人（不到两亿）适当放松生育限制，这批人处于生育高峰期25－34岁，即从现在（2010年）开始到2015年左右，准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因为这“超生”的一代在2050年我国人口老化最严重时期将处于创造力高峰。

（二）多种措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首先，将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我们提出，健康老龄化战略内涵，主要包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等内容，这是对中国老龄工作的综合概括，是促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好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体思路。其次，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道路。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辅助，公共福利设施养老手段为补充，社会保险制度为保障的居家养老体系，把老年人自身、家庭、社会和国家作用有机的组合起来，使之发挥出最佳效用。同时积极发展老龄产业，老龄产业是为了满足老年人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而形成的产业，既包括生产性产业，也包括服务性产业，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手段。发展老龄产业，一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满足老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为目的；二是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经济规律办事；三是要保证养老费用的合理使用，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能力。

（三）从法律和道德上控制性别比失衡

要组织大众媒体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进行广泛报道、讨论，让广大人民群众全面真实地了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严重现实，造成性别比失调的各种原因和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加强宣传教育，广泛深入宣传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推动树立科学进步、男女平等、少生优生等文明婚育观念，大力提倡和推广招赘婚姻模式，招赘婚嫁模式能提高女孩的养老价值和传宗接代价值，还可淡化人们的宗族观念因此，实行婚嫁模式变革，推行招赘婚姻来降低人们的性别偏好。

要促进人口性别比平衡的立法，运用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及经济手段，加强对B超,染色体检查技术进行性别检测的管理，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护法》，严厉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非法选择性别引产等人为破坏性别比例的违法犯罪行为，并建立出生引产监测体系，严格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依法追究违法机构和人员的责任，加大对医学技术越轨行为的执法和惩罚力度。国务院重点制定《禁止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法律条款。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刑法》，对利用非法手段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干扰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规定相应具体罪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增加劳动力供给

劳动力的供给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决：调整退休年龄，而老年体力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极为有限，只有具有知识与技术的老人才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大力发展教育，让未来的老人具有知识与技术则只能从现在的教育着手并在未来积极推进终身教育；在生产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采取适当措施使青少年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调整生育政策及相关的人口政策，进行劳务输入等。

另外，对于针对汉族的计划生育政策，至少要全面允许所有妇女生二胎,并且要求生活在少数民族聚集地的汉族公民完全享受与当地其他民族一样的政策。应该采取按地域划分的原则，即某一地区受到照顾，则该地区所有公民（不分民族）一律受到照顾；相反，如果某一地区没有政策倾斜，那么这一地区所有公民一视同仁。这样也能体现各个民族平等的法律政策。只有平等才能保持稳定，才能真正的团结。

参考文献：

[1]祁炜.浅谈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困境与对策[J].社科论坛，2010，（05）.

[2]崔丽.惠民政策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面临的挑战和对策[J].发展论坛，2007，（11）.

[3]王俊红.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浅谈[J].国策视点，2008，（04）.

[4]胡广洋.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J].西北人口，2006，（06）.

[5]李晓波.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不能否定[J].观察与评论，2009，（07）.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篇6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增长速度再次低于人们的预期，关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的讨论重新引起社会关注，社会各界对于放宽生育二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是否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有必要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计划生育的功绩及后果、今后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如何调整等等，旨在希望在未来人口政策制定方面少走点弯路。

“一胎化”政策缘起

众所周知，中国从严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只生育一个孩子，自此，“一胎化”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当然，这里的“一胎化”是加引号的，实际上只有在城镇才实行较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大多数农村地区要生第二胎经过批准可以生育。近年来，虽然生育政策的“口子”在放松，比如全国范围内双独都可以生二胎，大多数农村地区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二胎以及其他各种生育二胎的规定，但基本的从严政策没有改变。为什么会产生“一胎化”政策？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简单地把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问题看成只是数量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人口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与此同时，学术界的关注点也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早在1948年，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即发表了《西欧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1956年联合国人口司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一书，开始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及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之一即是出生率的下降。虽然中国当时还处在人口增长比较快的阶段，但198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即下降到了2.4，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初步遏制，人口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惯性增长。如果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从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得到某些启发，在制定生育政策时能够考虑到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关系，在其中找到某个平衡点，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负面影响可能要小得多。

其二是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口问题。当时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是从事系统工程的专家，按照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利用数学模型预测中国到20世纪末的人口总数并将指标分解到各个省，各个省据此再制定相应具体执行的指标。这种以纯自然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符合社会实际的，更谈不上尊重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实践证明，人口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并不是能够用一套模型就可以解决的。

其三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性不够。当时的政策制定是在短时间内由少数科学家制定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决策过程并不知情。对于一个关系到几亿育龄夫妇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如此重要的生育政策，其决策基本上是在内部进行的。既没有在媒体上开展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也没有在行业内部广泛征求专家的意见。今天看来，当初数月作出的决策，却用了三十余年的实践和学术论证来调整，而且至今未果，其中的经验教训的确很深刻。

计划生育政策的成绩及后果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过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持续减缓，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二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较长的“人口红利”期。有研究显示，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中，受惠于“计划生育红利”和“教育投资红利”，中国不仅GDP增长了5.4倍，而且总人力资本存量翻了一番，形成了21世纪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三是使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逐渐下降。198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2.08%，2000年占世界人口的20.84%，二十年来总共下降了1.24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从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下降到七分之一，这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世界人口所做的贡献。

但中国从严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有“顶部老龄化”和“底部老龄化”。“顶部老龄化”即人口寿命的延长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底部老龄化”即少儿人口绝对数减少，导致老年人口相对数上升的过程，这与计划生育政策直接相关。自1978年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变化十分缓慢，而出生率持续下降，造成少儿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相对扩大。中国人口老龄化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人为压低生育率的结果。

虽然目前及今后二十年的老年人口是过去高出生率的产物，无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这部分人都会进入老龄，但政府推行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在很短时间内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并带来了养老的巨大压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人口将在2033年左右实现零增长，进入负增长阶段。一些学者担忧的人口快速减少、劳动力供给不足、消费市场低迷、国际竞争力减弱等与长期低生育水平相联系的现象也将会出现，并且也将形成惯性，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可能会使国家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生育政策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且影响到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劳动力资源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意见。

一是继续坚持现行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计生委系统的政府官员和部分学者；他们认为应该继续“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人口数量过大。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主张中国人口应该减少到3亿左右，认为这样中国就可以赶上美国了。

二是主张适时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学者。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在20世纪末就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在生育率已经接近极低水平的时候，处罚“超生”家庭与人口的正常发展是矛盾的。再过几年国家必须采取鼓励生育和保护儿童的社会福利政策才可能阻止生育率的继续下降。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从现在起着手调整生育政策。首先，我们应该实现三十余年前的承诺。1980年9月党中央《公开信》明确提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是全面深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周年，是兑现当年承诺的时候了。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近三十年一直实行的是严格限制人口增殖的政策并且从1991年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这种政策的后果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和国家竞争力的下降。目前是应该开始调整生育政策了。再次，从各种生育意愿调查和国家二胎试点结果来看，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是生育两个孩子，放开两胎生育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如何调整？笔者认为如下几点值得思考：

一是综合考量计划生育的社会经济影响应该是未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出发点。历史来看，“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是从人口数量控制的角度制定出来的，没有充分论证该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和国民的接纳程度。今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综合考虑人口数量和质量、结构之间的平衡并且找到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平衡点。

二是计划生育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如何使计划生育工作更加符合民意，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得到实惠，是未来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考虑的内容之一。国家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该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提供服务为主转变，建立一支自上而下的垂直型计划生育服务职业队伍，为广大育龄夫妇提供专业的、可行的、便捷的生殖健康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