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1

[关键词]煤炭城市生态转型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发展对策

煤炭城市是随着煤炭资源开发而兴起的工矿城市。根据王青云等对资源型城市所做的界定,目前我国共有煤炭城市63座，其中典型的煤炭城市31座。这些煤炭城市在我国经济建设中，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能源，还为国家贡献了巨额的利税。然而随着煤炭资源的快速开采，多数煤炭城市程度不同的出现了资源危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等“三危”现象，面临着“煤竭城衰”危险，使煤炭城市的发展一度陷入困境，煤炭城市发展的出路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焦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为煤炭城市经济进行生态转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友好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一、煤炭城市经济生态转型的科学内涵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城市的发展世人更加关注。20世纪70年代初期，联合国“关于人类居住地的生态综合研究”计划首次提出“生态城市（Eco-city）”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瑞典林业可持续发展中就创建了“生态循环城（Eco-circularCity）”；1992年6月，瑞典向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交的《生态循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研究报告，在世界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各国纷纷响应、推广，使全球生态城市建设快速兴起。煤炭城市作为城市中的一种特殊群体，随着工业革命了发展而快速崛起，又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而变得危机四伏。生态城市建设理念的提出为煤炭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煤炭城市经济生态转型的科学内涵就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坚持科学发展观，遵循生态学原理、系统工程方法、循环经济、生态修复等理论，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发挥煤炭城市资源的优势，创办绿色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安全，提升综合实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煤炭城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环境优美、持续自生能力强、居民生活康乐的绿色生态城市。

二、煤炭城市经济生态转型的理论基础

煤炭城市经济生态转型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将生态和生态系统等自然科学概念引入以煤炭城市辖域为界的社会科学领域，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循环经济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对煤炭城市这一“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进行研究，探索其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好的循环发展途径，促使煤炭城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因此，煤炭城市生态转型的理论基础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学原理、循环经济理论、生态修复理论。

1.可持续发展理论(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ory)。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的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共同发展、公平发展、协调发展、高效发展、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多维发展、创新发展；其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

2.外部性理论(ExternalityTheory)。外部性理论认为环境日益恶化和人类社会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现象和趋势的根源，是人类迄今为止一直把自然(资源和环境)视为可以免费享用的“公共物品”。不承认自然资源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并在经济生活中把自然的投入排除在经济核算体系之外。为此，该理论主要致力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把自然资源纳入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与方法。

3.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理论(SustainableDevelopmentofEcologicalTheory)。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理论是指根据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要求，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要遵循生态学三个定律：一是高效原理，即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废弃物的循环再生产；二是和谐原理，即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和睦共生，协同进化；三是自我调节原理，即协同的演化着眼于其内部各组织的自我调节功能的完善和持续性，而非外部的控制或结构的单纯增长。

4.生态经济学理论(EcologicEconomicsTheory)，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复合生态经济系统，研究其矛盾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生态经济问题，从而揭示自然与社会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的发展规律。生态经济学理论就是把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结合起来，研究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经济问题，认为任何物质生产活动，都存在着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两个过程，其中自然再生产是经济再生产的基础和前提，二者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转化和流动相互制约和影响，人类自身再生产就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一个节点。人类要想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树立新的生态观、资源观、生产观、效益观、价值观，全面变革劳动过程，实现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对自然界补偿的同步增长。

5.循环经济理论（CircularEconomyTheory）。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的经济发展模式[8]。循环经济理论倡导的是经济发展要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物质和能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在环境保护上表现为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并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6.生态修复理论（EcologicalRehabilitationTheory）。生态修复简单地说就是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原貌。生态修复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理论上的研究，则始1980年Cairns主编的《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过程》一书。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态修复研究的观点很多，在学术上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生态恢复；二是生态修复。前者强调的是依靠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组织和自调控能力，后者强调的是依靠外界人工调控能力。现代生态修复理论强调是二者的结合，认为生态修复就是利用生态工程技术手段或生态平衡与物质循环的原理，对受污染、受破坏、受胁迫的生态系统进行改善、改良或自我恢复、重现和良性循环。生态修复强调的是整体优化、循环再生，高效利用资源，具有能量消耗低和修复周期短的特点。

三、煤炭城市经济生态转型的对策研究

煤炭城市是一个融经济、社会、生态与环境为一体的复合生态系统，其结构与功能相互依存，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外在表现。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的功能，其功能是结构的能动反映，功能的变化又会影响结构,其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才能促进了煤炭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向前发展。为此，煤炭城市生态转型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理论、外部性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循环经济理论、生态修复等相关理论，彻底改变以破坏环境和极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中，依托煤炭资源的优势，强力发展以生态经济为主导的第一产业、以循环经济为主体的第二产业、以环境友好型为主流的第三产业，加强生态环境的整治与修复，把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态文化建设相结合，努力实现经济效益高、社会效益好、环境效益佳的“三赢”生态经济系统。

1.突出核心――构筑以循环经济为主导的生态经济体系。煤炭城市生态转型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培育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发展生态产业，大力倡导绿色消费，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实施绿色GDP，增强政府绿色引导和绿色控制能力，尽快形成煤炭城市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态经济格局。

2.强化物质基础――构筑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煤炭城市经济生态转型要完善法律法规和资源管理体制，加强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综合利用水平，增加生态资本的积累，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能力。

3.增强支撑能力――构建和谐的生态安全体系。煤炭城市经济生态转型要坚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并重，突出抓好重点矿区、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的污染防治工作，重点解决好“煤产业”带来的城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植被系统破坏、地质环境恶化等问题，加强城市生态功能区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抗灾减灾能力，提高城市整体、协调、循环、自生的系统功能，提升经济社会的环境支撑能力，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的绿化、净化、美化、活化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4.提供有力保证――建立科学高效的支持保障体系煤炭城市经济生态转型要注重生态文化和生态法制建设，完善创新机制，建立煤炭城市经济生态转型的科技教育支撑体系，发挥生态示范矿区和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示范作用，构建煤炭城市生态安全的预警系统，建立煤炭城市经济生态转型的科学决策和评估体系。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2

关键词:资源税;资源补偿费;权利金;资源税税负

中图分类号:F810.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018-03

一、资源税费制度的研究

中国资源税的不足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缺陷,需要从根本上对制度进行改革。现实中资源税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最根本的原因出于对资源税性质的界定不清(殷鼓、苏迅,2006)。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目前中国学者对资源税费制度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一)取消资源税,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或者是权利金

关凤峻、苏迅(1999)认为,中国实行的是矿产资源的单一国有制,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的国家向以资源所有者身份的国家开征调节税性质的资源税,是没有意义的。“资源税,名不正;矿产资源补偿费,实不符。”因此,应取消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开征权利金,由国家矿管部门征收(袁怀雨,李克庆,2000)。

吴鉴(2001)认为,“国家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人对采矿权人征收的各种有明确的经济内涵的费用――矿山地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资源税普遍征收、级差调节,对采矿权人征收,又与资源条件藕断丝连,归并到矿产资源补偿费中才是正途。”王金洲、杨尧忠(2002)认为,“资源补偿费是国家以资源所有者的身份向资源使用者(或承租人)所征收的费用,它的主要特征是具有经济补偿性,是财产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李显冬(2006)在《中国矿业立法研究》中,也明确提出取消资源税,完善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张迎珍(2007)、柳正(2006)、陈文东(2007)、刘宁(2008)认为,现行资源税已不再含有级差调节的功能,其实质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含义相似。中国现行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在税理上是重复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都是资源租金的表现形式。刘劲松(2005)也提出政府凭借政治权利向自身征收资源税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而以具有无偿性的税收制度来体现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这本身就不合理。曹明德(2007)指出,资源税作为“税”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无偿从矿山企业征收的,它的立税原则应与资源财产效益无关,不存在国家与企业之间财产交换关系。中国现行资源税是国家财产收益的定义混淆了它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性质。蒲志仲(2008)、丁丁等(2008)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资源税的目的定位于“调节部分矿种矿山企业的级差收益,鼓励企业间平等竞争”,并实行普遍征收、级差调节,却与矿产资源补偿费所调节利益关系相混淆,与资源税的本质相违背,因此以调节级差收益作为资源税征收目的显然混淆了租税性质区别。流畅(2006)指出,被消耗的矿产资源价值只能作为矿产资源补偿费,是不能成为征税对象的,而矿产资源税制度实际上占据了矿产补偿费制度的扩展空间,应当废止资源税。此外,王广成(2002)、晁坤(2003)、刘羽羿(2003)、张文驹(2006)、吴颖(2007)、冯宗宪、李用来(2008)都建议取消资源税,建立统一的资源消耗补偿金制度,并重新确定合理的征收率,现行资源补偿费和石油行业的矿区使用费制度并入新制度,不再使用。

(二)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以资源税的形式征收

与上述的观点相反,一些专家和学者主张取消资源补偿费,改为资源税的征收。郑爱华等(2000)、芮建伟等(2001),龚辉文、沈东辉、王健民(2002),王甲山(2004)主张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到资源税中一并征收,并适当提高和调整资源税单位税额,统一由税务机关征收。

陶树人等(2003)建议合并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称为“优质资源税”,使之真正成为补偿资源所有权人的优质资源级差收益。叶建宇(2007)、侯晓靖(2007)认为,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在税理上是重复的,因此主张将资源补偿费并入资源税,既有利于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促进矿业发展,又避免政出多门、管理失控、滋生腐败等问题,可以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双赢。肖兴志、李晶(2006)通过对征税与收费之间区别的研究,认为资源收费改为征税是大势所趋,应当采取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城市水资源费并入资源税。

(三)维持税费分征的格局

孙钢(2007)认为,税、费性质不同,作用领域不同,发挥功能不同。在中国目前经济社会环境下,一味追求税费合一,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因此他主张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税费并存应是中国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各自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殷焱、苏迅(2006)认为,对采矿权持有者征收绝对地租性质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可实现矿产资源的有偿开采;对资源条件优越者征收超额利润税(即:资源税)可使采矿者平等竞争,二者分开征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陈文东(2006)认为,合理调整资源税费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在区分租、税性质的基础上,各归其位,各得其所。

高清莅、郝志军(2008),刘天增等(2008),安仲文(2008)认为,中国现行资源税调节资源开采企业因资源条件差异形成的级差收入,这种单一的政策目标极大地限制了资源税应有作用的发挥。政府无法通过征收资源税表达保护资源和限制资源开采的意图,当然也无法发挥保护资源的作用。王晓明(2009)指出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性质不同、作用也不同。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税费并存应是中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

二、中国资源税存在的问题

现有文献对资源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现行资源税制存在诸多不足,不利于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薛惠锋、周奕琛,2009)。中国资源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张秀莲(2001)指出,现行资源课税的单位税额定得过低,只部分反映了劣等资源和优等资源的级差收益。谢美娥、谷树忠(2007)也认为,资源税还没有达到调节不同企业级差收入的目的。安体富、蒋震(2008)指出,税率的设计没有体现资源稀缺的程度和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税率的设计没有考虑资源开采回采率的差别。刘磁君(2008)指出,过轻的税负导致过低的成本,从而刺激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需求和开采。邓禾(2007)指出,资源税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无法体现资源本身的内在价值和不同资源在经济中的不同作用,不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李菲(2004)单独就煤炭资源税进行了探讨,认为,煤炭资源税缺乏对价格的反应机制。因此,杨志勇(2010)指出,资源税改革的实质是提高资源税负。

张丽新(2005)、曹鑫(2006)、赵景柱(2006)、邓禾(2007)、刘磁君(2008)认为,征收范围过窄,由于资源税的课税对象没有覆盖全部的自然资源,因此资源税的税负仅是部分被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局部税负,而非对全部被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的整体税负,这有悖于公平税负的原则。

三、中国资源税的改革

中国学者尽管对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在资源税改革的建议与对策上,存在多种方案。

(一)资源税课税范围

计金标(2001),安体富、蒋震(2008)、郭晓红(2007)、侯晓靖(2007)、孙钢(2007)认为,中国资源税征收范围原则上应包括所有不可再生资源和部分存量已处于临界水平、再进一步消耗会严重影响其存量或其再生能力已经受到明显损害的资源,从借鉴世界各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出发,认为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要逐步扩大。

(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现行资源税以销售数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受到广泛的批评,但对资源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计税依据,学者持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赞成以储量、回采率为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宋冬林、赵新宇(2006)认为,减少、消除资源开采中的生产外部性,就要从资源税计征方法入手,改变传统以销量为基础计征而以储量为基础计征。肖兴志、李晶(2006)主张将税款与资源回采率挂钩,将资源回采率和环境修复指标作为确定税额标准的重要参考指标。周等(2008)计税数量由销售或使用数量改为实际开采或生产数量,等到技术成熟时,还应改为按资源储量进行计征,使企业在开发之前就做好采矿规划,自觉提高回采率,使得资源获得最充分的利用。

另一种观点反对以储量、回采率作为资源税的计税依据。资源税与资源储量和资源回收率挂钩的思路与税制不协调(潘伟尔,2007)。孙钢(2007)指出以储量为税基不具有可操作性。目前暂不宜把资源的回采率列入计税依据。因为回采率的衡量专业性较强,税务机关很难掌握运用,操作不易。煤炭回采率专家许克忠(2005)认为,由于对企业缺乏监管,相关部门在此方面依法行政的能力十分有限。虚报的现象相当严重,将动用储量报少一点,回采率自然而然就会提高。王新华(2007)指出资源开采者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往往只会开采易于开采的资源,吃肥丢瘦现象严重,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仅靠税收达不到提高资源回采率,减少浪费的目的,必须借助于其他方面的手段。

(三)资源税的税率

在所阅见的文献中,提出了许多制定资源税税率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分歧在于地租是否能成为资源税税率要考虑的因素。

资源税税率需要考虑征收地租和对环境的补偿。刘天增等(2008),高清莅、郝志军(2008),邓禾(2007)认为,在收取绝对地租和调节级差收益的基础上,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品开发成本、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成本、生态补偿的价值等因素,合理确定和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吕建锁、白泉旺(2007)建议对煤炭综合级差因素和补偿因素,增加赋存条件系数、区位系数、回采率系数和生态环境破坏系数,合理确定适用税额。饶立新、李建新(2005)提出税率的设计应逐步实施。

资源税税率只考虑对环境的补偿。丁丁等(2008)要依据各种资源开采时的环境损害、储量的勘探和未来各种资源使用的情况,原则上环境影响越大、储量越少、未来使用较多、耗竭得越快的资源应该设计以较高的税率。安仲文(2008)税率设计要考虑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通货膨胀环境下物价指数的变化。

(四)资源税计税方式

在资源税计征方式的改革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孙飞(2007)、张捷(2007)建议征税方式将目前定额征收改为定率征收,即由从量征税改为从价征税。朱美莲、刘成杰(2005)主张实行有差别的比例税率,保证资源税收入随着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而相应增加。

从量定额征收与从价定率征收应该并存。孙钢(2007)认为,征收方法不宜“一刀切”,对于市场价格涨价趋势明显的资源产品可以按销售收入进行从价定率计征,而对于市场价格变化不大的资源产品可仍然沿用从量定额的计征办法。安体富、蒋震(2008)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对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高级化的发展,需求量不断扩大、价格不断攀升的资源产品实行比例税率,对于需求量比较稳定、价格波动不大的资源产品依然施行定额税率。彭月兰、陈永奇(2008)认为,从价计征已达成共识,但从价计征是不能解决资源的真实消耗状况问题的,因此需同时辅之以从量计征。

从国内研究文献来看,虽然对资源税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局限于政策层面和对策层面上,关于矿产资源税收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较少,仍偏重于描述性、要领性实证研究,缺乏规范性理论研究,带有浓厚的对策思考色彩。由于对资源税的定位存在很大分歧,所以尽管对资源税所生产的问题认识一致,但在对策和建议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资源税如何定位决定了其改革的方式,是在现有基础上的修补,还是重新定位下的构建,以至影响具体方案的制定。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资源税的理论构建和机制探讨远远滞后于实践需要。这种研究现状,势必导致中国资源税的改革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有针对性的体制设计而无法科学及时地展开。只有通过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廓清中国资源税作用的空间,理清资源税作用的机理,才能科学地进行资源税的体制改革,建立起中国资源发展的长效机制,从而突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对策性思考的局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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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生态建筑自然资源再生资源能源

持续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维持下去”或“保持继续提高”。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来源于生态学，针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理解为保持或延长资源的生产使用性和资源基础的完整性，意味着使自然资源能够永远为人类所利用，不至于因其耗竭而影响后代人的生产和生活。

可持续发展思想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及关注。其产生的背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已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苦果。例如全球气候变暖、沙尘暴、赤潮、严重水灾等等。可持续性由三部分组成：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再生速度；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可再生替代物的开发速度；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超过环境的自净容量。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这个定义表达了两个观点：一是发展的观点，人类要发展，尤其是穷人要发展；二是发展有限度的观点，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是关注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与注重生态的建筑设计理论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是：①可持续发展需要审计使用能源和原料的方式，力求减少损失、杜绝浪费，并尽量不让废物进入环境，从而减少单位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压力；②可持续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同社会进步相适应。而社会进步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同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减少自然资源的耗竭速率，使之低于资源再生速率；③可持续发展承认自然环境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环境对经济系统的支撑和服务方面，也体现在环境对生命系统的不可缺少的存在方面；④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强调“综合决策”和“公众参与”。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特别从生态系统环境和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特别指出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长期承载能力对发展进程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对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理论上结束了长期以来把发展经济同保护环境与资源相互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并明确提出了它们应当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也是可以统一、协调的。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4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内生增长环境污染资源稀缺

一、引言

一直以来，早期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拥有并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优势，并未十分关注资源与环境问题，各国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破坏。近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全球的资源环境正呈透支之势，全球资源供给能力的减少，连同资源需求的增长在加速进行，于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甚至在其1994年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在过去的40年中，经济学家们已经日益认识到环境问题对发展努力成功的重要性……在环境上获得可持续增长与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定义成为同一语了。”

根据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可持续发展就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Solow。等人指出，可持续发展并非意味着要把各种资源存量保持在初始状况。例如，如果美国没有用耕地代替森林，美国可能现在还是一片原始森林，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发达和富裕。由此看来，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用一种资源合理代替另一种资源,比如用肥沃的耕地来代替原始森林。因此，可持续发展依然需要权衡各种资源，这一问题可以放在增长理论框架下分析。

二、分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

Ramsay（1928）模型提供了现代增长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其跨期效用最大化就是要权衡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如果引入资源耗竭约束和环境污染约束，该模型就是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一个不错的框架。事实上，利用增长理论框架分析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个新课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梅多斯等人提出轰动一时的增长的极限论时，著名环境经济学家DasguptaandHeal(1974)就运用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了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路径，并得出了较为乐观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Romer(1986)知识外溢模型和Lucas(1988)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为代表，经济学家们开始放松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关键性假定――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有的对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进行了修正和发展，有的则完全放弃了新古典模型的基本假定，构建了以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90年代以后，通过引入技术创新，新增长理论奠定了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从而进一步完善了通过分析技术进步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倾向对经济持续增长问题的解释。

20世纪末，资源稀缺和环境退化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显得苍白无力，而新兴的内生增长理论却在日臻成熟，它给人们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带来了一种新思路，于是人们的思想便转移到了用内生增长理论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就是在人与环境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前提下，在考虑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稀缺后，研究可持续发展能否维持和如何维持，解决稀缺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配置。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构建了“内生型经济增长模型”框架。这些研究一般都将环境资源作为一种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在对均衡经济增长路径求解的基础上扩展模型，并据以得出相应的经济含义。

Aghion和Howitt(1998)结合关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研究，阐述了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讨论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他们首先引入了环境质量指标变量E（E小于0），并将E看作一种会因环境污染而耗竭、但又具有再生产能力的资本品，于是人们的福利便取决于消费和总的环境质量指标，进而取决于环境污染和资源可再生性，相应地瞬时效用函数为u(c,E)。以P表示污染流，它是产出水平Y和污染强度Z的增函数，即P(Y,z)。以θ表示最大的可再生速度，显然θ大于0。因此，环境质量跨期动态微分方程为：

E=-P(Y,z)-θE（1）

假设环境质量具有一个上限值和一个下限值，因此对于所有时间t，最优增长路径必须满足约束条件：

Emin≤E(t)≤0（2）

此外，除了资源的可再生速度，不可再生资源的存量S也会影响可持续发展，S不能为负值，且其变化率是资源开采流量R的负数。这时，影响产出的因素除了资本K和中间产品生产力B，还包括资源开采流量R和污染强度z，即总产出函数为

Y=F(K,B,Rz)

这一产出函数可以采取多种具体函数形式。现在，寻找考虑了环境资源因素的最优增长路径，就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求解目标函数

（3）

这些约束条件包括有形资本、智力资本、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初始条件，决定这些状态变量变化率的运动法则，K、B、S的非负约束，以及前面谈到的约束条件（2）。不难得到这一最大化问题的汉密尔顿函数：

（4）

这里，控制变量是消费、研究、污染强度和资源开采。这个汉密尔顿函数和以往传统增长方程没有太大不同，惟一的区别在于这里是一个“绿色的”国民生产净值，考虑到了环境特点、环境损耗和自然资源存量。因此，最优增长路径就是，通过对与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开采有关的成本与收益赋予价格，来在当代人福利与未来人福利之间进行平衡。这样，增长能否持续的问题，就转化成了是否存在国民生产净值最优增长路径的问题。

三、环境污染、资源稀缺与可持续发展

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分析可持续发展，一般是从环境污染和资源稀缺两个方面展开的。近来，将内生增长

模型和环境问题结合起来所做的研究不少，多是在内生增长框架下探讨包含污染积累及其负效用的短期和长期含义。Stokey(1998)率先进行了关于环境污染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研究，构建了在内生增长理论下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框架。她引入了污染强度Z，作为代表性消费者的控制变量之一，利用内生增长的简单AK模型来分析了环境污染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并在长期增长将停滞、跨期替代弹性小于1的情况下，得出了倒U型的环境Kuznets曲线。AghionandHowitt(1998)对Stokey的AK模型的假设稍作改动，正如前面所述，他们给环境质量设定了一个下限值,低于该下限值环境质量将不可逆和累积恶化，并具有非常高的成本。在这一假设下,如果资本无限制地增长，污染强度Z在长期内会渐渐趋近于零，这时消费的增长率将下降到小于零。这就是说，不断提高清洁技术来避免环境灾难的成本，会使得资本的社会边际产出减少到能够维持增长的值之下，因此增长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如果换一种生产函数，即像熊彼特模型那样区分有形资本和智力资本,则可以得到相反的结论。智力资本即知识生产，是由清洁技术生产的，污染并不能使其社会边际产出减少，如果这种更“绿色”的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快于有形资本的积累速度，这样它就能抵消由于降低污染强度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产出的减少,于是可持续发展便得到了保证。沿袭这种思路，Grimaud（1999）在分散经济的熊彼特模型中考察了污染排放许可对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此外，Withagen和Vellinga（2001）通过三个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稀缺等新元素会影响长期增长率。后来，Grimaud又进一步细化Stokey和Aghion的基本模型，还用“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分析了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速度(GrimaudandRouge2003)。

内生增长理论因受到生态问题的驱动，主要是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多数文献都忽视了自然资源对增长的贡献或创新在克服资源稀缺中所起到的作用。虽然有些经济学家们也在研究资源稀缺问题，但他们主要是在假定外生技术进步的新古典框架下进行的。事实上，除了污染问题外，资源稀缺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同样可以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来分析。早在19世纪70年代，环境经济学家DasguptaandHeal(1974)、Stiglitz（1974）就曾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投入讨论了自然资源稀缺问题，然而他们的讨论运用的是新古典外生模型而不是内生技术变迁，得出的是增长可持续的乐观结论。内生型创新在缓和资源稀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内生型创新与资源稀缺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近来，一些非经济学领域的调查已经提出了创新与资源可获得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例如，Homer-Dixon（1995）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创新与资源稀缺存在一种双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创新能够缓解资源稀缺，另一方面资源稀缺可能会限制创新能力，特别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同时，经济学领域关于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近期讨论，更是加强了这些关于长期经济增长潜在因素的跨国跨地区调查的经验结论。这些经验研究从穷国缺乏能够促进增长的稳定经济政策和制度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穷国没能赶上富国的问题。然而，Barbier认为，穷国的制度和政策失败虽然很关键但还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传统分析忽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穷国对自然资源禀赋的结构性依赖，它是穷国增长的一个重要桎梏。穷国为了设法解决资源稀缺问题，可能会选择一条本质上“不可持续”的长期增长路径，而不是能确保“可持续”的长期增长路径。后来，他接着分析了资源稀缺对创新供给的这种约束，认为在一些关键假设下内生增长可以克服资源稀缺问题（Barbier1999）。

四、结束语

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探讨的一个主题，关于经济增长与可持续性不能共存的争论很多。这些讨论表明，当不考虑环境问题时，人口增长率和外生技术进步率决定着长期经济增长率。但如果引入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它们似乎对增长率没有什么影响，只产生水平效应。因此，从长期来看，稳定状态水平会低于没有引入环境因素的初始水平。显然，如果再考虑资源耗竭问题，增长率就可能又会发生变化。因此，创新不过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将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稀缺性质引入最优增长理论才能更好地对经济增长问题做出解释。本文给出了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框架，但关于什么样的政策才能真正实现最优的可持续增长路径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这些政策的具体制定和实施还涉及到制度体系问题，构建和实施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制度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深远话题。

【参考文献】

[1]Aghion,PhilippeandPeterHowitt,1998,EndogenousGrowthTheory,MITPress.

[2]Dasgupta,ParthaandGeofferyHeal,1974,"TheOptimalDepletionofExhaustibleResources,"ReviewofEconomicStudies,41，3-28

[3]EdwardB.Barbier，1999，"EndogenousGrowthandNaturalResourceScarcity，"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Jul1999，14，1，51-74

[4]Grimaud,Andre,1999,"PollutionPermitsandSustainableGrowthinaSchumpeterianModel,"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38(3),249-266

[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5

[关键词]循环经济3R原则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了严重威胁

一、引言

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核心。所谓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有吸引力、能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具备一定旅游功能和价值，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能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事物和因素。

旅游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过分追求经济利润，盲目开发和立项，会使旅游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甚至造成一些贵重的旅游资源永远的消失。对于旅游资源必须采用一种开发与保护并存的模式，而循环经济理论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它把资源节约利用、循环利用、高效利用和综合利用作为解决稀缺性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实现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最佳途径。

二、循环经济中的“3”R原则

1.减量化原则((reduce)，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进而到从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减量化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在生产中，减量化原则常常表现为要求产品小型化和轻型化,要求产品的包装应该追求简单朴实而不是豪华浪费，从而达到减少废物排放的目的。

2.再利用原则((reuse)，要求制造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反复使用。再使用原则要求抵制一次性用品，生产者应该将制品及其包装当作一种日常生活器具来设计，使其像餐具和背包一样可以被再三使用。另外还要求制造商应该尽量延长产品的使用期，而不是非常快地更新换代。

3.再循环原则((recycle)，要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不可恢复的垃圾。再循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级再循环，即废品被循环用来产生同种类型的新产品，例如报纸再生报纸、易拉罐再生易拉罐等等；另一种是次级再循环，即将废物资源转化成其他产品的原料。

3R原则强调在优先减少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所以其先后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

三、3R理论下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分析

目前在我国的旅游业中主要存在着4种模式：

1.急功近利模式。为开发而开发的，对旅游资源只开发、不保护，这是最原始的一种旅游资源开发行为，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完全基于经济利益。不仅在资源开发之初不考虑环境和资源问题，在某个已经开发的资源遭到破坏后也没有赶快进行保护和弥补，经营者最有可能做的就是再去盲目地开发下一个景点，如此循环直到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到完全的破坏。在我国的旅游业起步之初很多景区景点的开发都处在这个状态，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南方某景区推掉半个建豪华饭店，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退化等，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失。这种旅游资源开发的模式完全是鼠目寸光的行为，更谈不上贯彻“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了。

2.亡羊补牢模式。为保护而保护，这是一种纯事后的作为，即在开发旅游资源之初完全没有考虑3R原则，当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时才意识到要保护，这种开发和保护模式是消极的，属于亡羊补牢的行为。现在部分早期无视环境进行盲目开发的景点已经意识到了保护的重要性，开始进行补救。亡羊补牢模式是以资源的破坏和高额的治理费用为代价的，因此3R的循环经济发展原则在补救的过程中必须贯彻才能达到恢复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

3.以保护为目的的开发模式。这是一种适合自然生态景观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如果某个景观是惟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必须是通过保护来开发的。如一些湿地资源和一些特殊的地理地貌资源如果被破坏了，就无法恢复。对于这样的旅游资源，就要在高起点的规划指导下，严格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进行规划，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开发，经济利益要为自然资源的保护让路。这种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模式一般投入高但收益慢，所以一般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全面整体的规划和投资，单一的企业进行开发，很难达到3R的要求。

4.为开发而保护的开发模式。这是一种比较适合人文景观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如一些古代建筑群、摩崖石刻等，要想对其进行开发，就必须同时对其进行保护，这些资源历经了千百年的风雨，如果只开发不保护只能使其消失得更快。可以选择首先由政府进行3R指导下的循环经济规划，然后再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这样就可以保证这些人文资源即可以得到高效的开发，又可以达到保护的目的，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目前我国存在的四种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中，第一种“急功近利”式完全与循环经济理论背道而驰，应该完全被淘汰，在旅游资源开发立项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该严格把关，坚决杜绝这种项目上马；第二种“亡羊补牢”式也不是应该提倡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前期投资相对较小，但是后期的治理费用会非常的高，付出的环境代价也会很大；第三种“以保护为目的”的开发模式和第四种“为开发而保护”的开发模式最符合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也最容易贯彻“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是现在和日后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最应该遵循的模式。

参考文献：

[1]仇保兴:简论旅游资源开发[J].风景名胜，2000年第三期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6

【论文摘要】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既体现为直接劳动耗费；又体现为对自然资源的重置劳动耗费。正是经过人类劳动，在资源的开发、培植、修复、保护、再生中凝结了价值在这个价值决定的价格基础上，加入由资源所有权垄断而决定的那部分价格，构成了资源价格的全部内容。

自然资源包括经人类劳动加工的人化自然资源和未经人类劳动加工开发的原生自然资源。人类生存、发展离不开永续利用自然资源，一方面，通过劳动开发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劳动重置这些被消耗了的资源，以延续其存在，才能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利用和人本身的持续发展。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不是来自于其本身的价值或价格，而是来自于人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曾说“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四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

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看，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劳动耗费，例如开采矿产投入的劳动；二是对内然资源的重置劳动耗费。由于自然资源的独特性质，使其必须不断地得到重置，即被再生产出来。无论是可再中资源还是可耗竭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为，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消耗掉的自然资源也该僻到补偿或替代。其中，可再生资源只有在其利用速度超过冉生速度时，才需要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行强制性恢复；而可耗竭资源则只能依靠替代品的研发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因此，重置可再生资源(复原型重置，即把资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或水平，更新型重置，即重置后的资源强于重置前资源的规模、功能、状态或水平)和可耗竭资源(替代型重置，即用新的资源代替已消耗的资源)的劳动耗费及其相应的各种投入必然是该资源价值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切商品，包括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不仅是其直接劳动耗费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重置劳动耗费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它能够被生产的那段劳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须的劳动时间。”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神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赈订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和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改变了条件再生产同一物质资本一般需要加倍的时间，或者相反，只需要一半的时间，那末货币价值不变时，物质资本价值及利润加倍或减半。”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在现有产条件下，再生产资源而消耗的人类劳动决定的。”原始自然资源一的价值是按照再生产该资源所预期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