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标公司的盈利模式篇1

关键词：盈余质量投资效率投资过度投资不足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现象。产生非效率投资的原因既有管理层―股东、大股东―中小股东之间问题产生的道德风险，也有股东―债权人之间逆向选择的问题、还有企业多元化导致的集团内部资金分配不合理、交叉补贴导致的对部门间的投资不均衡。那么在我国非效率投资的主要根源是什么？近年来，许多研究发现相对于股票价格来说，会计信息系统为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投资机会提供了更多的增量信息（Alti2003[])。并且，会计信息作为反映公司基本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在缓解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Verdi2006[]），这些方面必然间接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影响。相关研究也证明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Biddleet.al2009[]），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直接验证会计信息质量通过哪种途径改善了投资效率。这将不利于我们认识投资效率有效或无效真正的根源。特别是在我国，企业股权集中，外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行为与股权分散、外部治理环境完善下的企业投资行为有所不同，同时特有的双重问题（管理层与股东、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将使各种人为了自身利益对资本配置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根源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将主要研究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否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通过哪种途径可以改善?不同的问题影响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本配置、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将丰富和发展会计信息能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认识。

本文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降低了管理层成本，有效抑制了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但是没有发现会计信息通过管理层问题对过度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通过缓解大股东的问题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这表明我国企业过度投资的根源在于大股东的行为，控股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的形式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需要在投资中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从而导致了过度投资。

本文的贡献在于，不同于以往研究（周春梅2009[]），本文从双重的角度研究了会计信息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路径，不同于以往非效率投资与控股股东控制权关系的现象研究，本文找到了控股股东非效率投资的直接证据，发现了控股股东通过过度投资攫取私有收益这一新的途径。这些将为如何改善我国企业投资效率提供直接的帮助。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进行简要的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第三节是本文的研究设计；第四节是实证结果；第五节是稳健性检验；第六节是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在理论的框架下研究盈余质量影响投资效率的路径必然涉及到盈余质量、问题和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主要因素之间存在理论上的联系才能研究各个因素间的路径问题。

（一）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

近年来大量文献证实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Bushman&Smith（2001）[]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了会计信息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企业的投资、生产效率和价值创造。一是会计信息帮助管理者和投资者甄别出好的和坏的投资项目。二是会计信息可以发挥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控制机制，使管理者将资金配置于好的项目。三是会计信息通过降低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之后大量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上证明了这些论点。Biddle（2006）和Biddleetal.（2009）分别以34个国家和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减少公司资本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Verdi（2006）证实了高质量会计信息降低了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缓解了投资不足。Changetal.(2008)建立了一个动态逆向选择模型证实了具有更好的财务信息质量的公司融资更加灵活。McNichols&Stubben(2008)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管理层对未来的收益形成准确的判断，甄别好的投资机会，从而提高投资效率。

（二）盈余质量与问题

对于会计信息与管理层成本之间的关系来说，会计信息可以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帮助外部投资者对管理者行为进行监督，防止其窃取投资者和债券人的利益（FamaandJensen1983），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契约的形式，DemskiandSappington(1999)[]认为，经理人契约是多期的契约安排。虽然在契约履行的过程中，委托人（董事会、股东）不能观测到人的全部行为，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事后的观察对人进行评价，事后的会计信息就成为下一期契约制定的依据，契约也将对人未来的行为产生激励。目前大量的研究也认同了会计信息对管理者契约结构、激励计划和管理层更换中的作用（Lambert2001等）。另一方面，财务信息也有助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比如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控制系统能够通过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准确把握，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制约管理层的自利行为（Mcnichols&Stubben2008）。

同时在我国还存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控股股东为了获取控制权收益会通过各种方式攫取上市公司的利益，为了掩盖这种行为控股股东会实施盈余管理（Liu&Lu2003）[]。此时，会计信息质量可以反映控股股东问题的严重程度(卢闯2009)[]。因此，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有效控制可以适当的约束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另外，大股东为了消除中小股东对大股东侵害行为的顾虑，避免今后中小股东用脚投票，也会主动采取一些自我监督措施，比如提供高质量的、更加透明的财务信息，聘用信誉度高的审计事务所（比如四大）缓解冲突，获得中小股东的信任（Fan&Wong2005）[]。这些方面都说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缓解内部人与外部人的冲突。

（三）问题和投资效率

问题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是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一支主流，近年来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企业的投资决策将深受问题的影响（Stein2003）[]。问题既可能引发投资不足（Ross1973），也可能导致投资过度（Jensen1986）。在经理人存在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时，企业的投资将使经理人面临更大的压力和责任，经理人努力工作创造的财富不能由其单独享有，而是与全体股东分享。当经理人获取的收益不能弥补付出的成本时，就会发生卸责行为，即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相反，如果经理人能够从企业的资本投资中获取更大的私人收益，比如企业规模扩大建立起“私人帝国”，提升了个人的权力和地位，获取更高的薪酬和奖金时，又会引发经理人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损害了股东财富。

另一方面，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还有可能因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而产生。因为控股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获取私有收益，需要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王英英,潘爱玲2008))[]。但是随着监管措施的加强，直接占有上市公司的资源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大股东会通过投资这种更为隐蔽的方式。现有的文献也认为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存在可能导致控股股东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损害外部股东的利益（Claessensetal.2000[])。HolmenandHogfeldt(2005)[]指出金字塔结构内终极所有者会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损害外部股东利益的行为，金字塔内的杠杆控制不仅为终极所有者提供了隧道挖掘的激励，而且也为其进行过度投资创造了条件。刘朝晖（2002）[]首次在国内通过建立模型指出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为了私有收益，而对私有收益的追求会导致其过度投资行为。以上这些文献都是从理论上的阐述，还没有实证的检验。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盈余质量、问题和投资效率三者存在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的研究或者仅停留在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两者直接的关系上（Biddleet.al2009；李青原2009），或者仅研究了管理层的问题（周春梅2009）。对于盈余质量如何通过双重影响投资效率，以及影响的路径没有实证上的检验。基于此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

根据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说：

假说1：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改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都显著正相关，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缓解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

假说2：管理层问题在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作用中起到中介作用，盈余质量能够缓解管理层问题，从而抑制管理层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

假说3：控股股东问题在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作用中也具有中介作用，盈余质量也能够缓解大股东问题，从而抑制过度投资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投资效率的计量

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的模型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模型依据企业的基本信息估算出正常的投资水平，实际投资水平与期望投资水平的差异代表了企业投资效率的缺失。

其中INVt代表t年资本投资规模，以t年固定资产、长期投资和无形资产的净值改变量/平均总资产计量。Growtht-1代表企业增长机会，以t-1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变量；Levt-1,Casht-1,Aget-1,Sizet-1,RETt-1,INVt-1，分别代表企业t-1年末的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量（现金持有量/期初总资产）、上市年限、公司规模（期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股票收益（t-1年5月到t年4月经市场调整后的、以月度计算的股票年度收益率）和t-1年的资本投资。另外还考虑了行业和年度效应。行业分类中制造业取两位代码分类，其他行业取一级代码。由于需要分年度分行业回归，而有些行业年度样本数达不到回归样本数量要求，本文采用了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的数据，并删除了样本较少的行业，共得到七年5038个样本。然后对模型(1)分行业分年度回归，得到各企业t年预期投资量，以实际投资量减去预期投资量，得到剩余投资量，以此来度量企业是投资过度（剩余投资量>0）或是投资不足(剩余投资量

（二）会计信息质量的度量

盈余质量的计量有多种方法，目前应用较广的是从会计盈余的主要组成部分出发，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将会计盈余调整为盈余质量。本文选取修正的Jones模型和DD模型指标度量盈余质量的水平。

（1）修正的Jones模型

本文借鉴夏立军(2003)[]和陆建桥(1999)[]的方法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和无形资产的修正方法以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分年度分行业回归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

其中：NDAi,t表示i公司t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REVi,t是i公司t年的营业收入增加额，RECi,t是i公司t年的应收账款增加额，PPEi,t是i公司t年的固定资产,IAi,t是i公司t年的无形资产,参数值b0、b1、b2、b3、b4由对下式进行参数估计得到：

其中，TAi，t表示i公司t年的总应计利润，按照夏立军的研究结论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最后，以操控性应计利润|DAi,t|=TAi,t/Ai,t-1-NDAi,tt/Ai,t-1的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的度量指标，该指标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

（2）Dechow&Dichev模型

Dechow&Dichev模型认为，应计利润与现金流量偏离越大，会计盈余的质量就越低。这一模型克服了Jones模型在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时可能存在的偏差。

本文以横截面回归模型得到的残差TCAE的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的测度，该指标越大盈余质量越差。TCAi，t为平均总资产调整的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等于营业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差额除以平均总资产；CFO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Asset为平均总资产。

（三）成本的度量

借鉴Angetal(2000)[]，本文采用两个指标度量管理层的成本：（1）营业费用率，为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除以营业收入，因为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是管理层能够自由控制的主要费用项目，所以，该指标能较好的反映管理层的成本。（2）资产周转率，为营业收入/总资产，该指标从管理层对资产的使用方面来度量存在成本时管理层对资产使用效率的水平，指标越高，说明管理层卸责（如管理失职、偷懒和过度在职消费）的可能性越小。此指标在稳健性检验中应用。

对于控股股东的成本本变量，本文选取大股东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成本变量。关联交易为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或者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进行的、以上市公司为买方的关联交易涉及的金额（以期初总资产调整），涉及商品交易、资产交易、接受劳务、资金交易、非货币易和共同投资、合作项目六类。

（四）盈余质量、成本与投资效率

本文用如下模型考察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模型4）、盈余质量与成本(模型5)、以及盈余质量通过成本的中介效应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模型6)：

模型4中控制了经营现金流波动率、自由现金流、负债和公司规模。现金流的波动会影响资本成本从而影响投资效率（Wysocki2007）；自由现金流多的企业存在过度投资问题（Richardson2006)；而负债可以约束管理层的无效投资行为（Jensen1986）。模型5中控制了公司规模、成长性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因为大股东持股可以有效约束管理层的行为；而企业规模、成长性与管理费用呈负相关关系（Angetal.2000）。模型6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成本变量，检验加入成本之后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否有显著的变化。另外，由于将管理层和大股东的成本作为盈余质量的内生变量，所以我们用模型（5）测算的成本预测值代入模型（6）中进行相应的回归。

一般来说，考察中介作用须满足三个步骤：第一，自变量X（盈余质量）对因变量Y（投资效率）有影响；第二，自变量X（盈余质量）对中介变量M（成本）有影响；第三，自变量X，中介变量M纳入同一方程时，如果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不再存在，则可以证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完全由中介变量传递，即完全中介效应；如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减弱，则可以通过统计方法验明部分中介效应。

（五）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沪深股市2003-2009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首先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和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其次对于2007年会计准则变更，我们对涉及的会计数据进行了对接。最后，对于本文使用的主要连续变量，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0-1%和99%-100%的极端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本文使用的股票市场回报，关联交易数据来源于CSMAR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于CCER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

描述性统计显示我国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样本大体相当。管理层成本（Agencycost）和关联交易(relatedtransaction)的均值均显著大于中位数，同时方差显著较大，说明上市公司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表3的相关性分析表明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成本与盈余质量变量也都显著相关。但不同的是，在过度投资样本中，管理层成本变量与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关系，而控股股东成本变量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在投资不足样本中，管理层成本变量与投资不足显著相关；而控股股东成本变量与投资不足没有显著关系。

（二）回归分析

由表4可见，盈余质量（DA、TCAE）与过度投资（投资不足）显著正相关。说明盈余质量确实可以改进企业的投资效率。控制变量中，自由现金流越高过度投资越严重；资产负债率对投资效率没有显著关系，说明在我国负债没有起到相机治理作用。那么盈余质量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路径是否相同呢？

表4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对管理层成本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5显示盈余质量变量均与管理层成本显著正相关，表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减轻管理层成本；另外在过度投资样本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降低管理层的成本。

表6报告了加入管理层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变化。可见，对于投资不足样本，加入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作用变小（当盈余质量变量为TCAE时）或者不再显著（当盈余质量变量为DA时），完全符合上文中中介变量的检验要求，我们又运用FreedmanandSchatzkin(1992)[]判断中介变量的方法，检验盈余质量一项在模型4和模型6中的系数之差是否显著异于零。检验方法为：

其中，为a1的标准差，为c1的标准差，为盈余质量与成本的相关系数。计算结果显示t值为16.15516，说明加入管理层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对投资不足的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明管理层问题在盈余质量对投资不足的改善作用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盈余质量能够缓解管理层问题，从而抑制管理层的投资不足行为。

表6盈余质量成本与投资效率

但是表6第（1）、（2）栏中管理层成本与过度投资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且管理层成本加入后盈余质量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变化（参照表4、表6列1、2），这表明过度投资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层的行为。那么盈余质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来源于哪里？我们以大股东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成本变量，运用模型5和模型6重新检验。

表7是以模型5为基础，对t-1期盈余质量和t期的关联交易回归的结果，检验高质量盈余信息能否改善大股东问题，抑制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的掏空行为。由表7可见，盈余质量指标DAt-1和TCAEt-1与大股东关联交易显著正相关，表明盈余质量对大股东问题具有预示作用，而通过对会计信息盈余质量的控制能够改善大股东的问题。那么高质量的盈余信息能否通过改善大股东的进而改变企业的过度投资呢？

表8报告了加入大股东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变化，可见关联交易与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说明大股东在投资过程中会通过与母公司及其同一母公司下的子公司进行商品、劳务、资产、资本及其共同投资的方式转移上市公司的资产，转移的资产越多过度投资的规模越大，对上市公司的侵害越多。同时，在加入关联交易变量后盈余质量的变量（DA和TCAE）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变得不再显著。我们进行了Freedman检验，t值分别为8.9178、5.309509，说明大股东问题对盈余质量改善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中介效应成立。即盈余质量是通过缓解大股东的问题从而改善了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此论证表明，在我国企业过度投资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经理人的行为，而在于大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会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从而导致了大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成本在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管理层成本的另一变量―资产周转率。为了检验大股东成本变量――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或者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进行的、以上市公司为买方的六类关联交易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其他应收款对2007年以前的数据进行回归（考虑到2007年证监会清理大股东占款），结果表明以2007年为样本，大股东成本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由此推知，以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成本变量具有说服力。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将t期管理层成本、大股东成本变量对t-1、t-2期盈余质量进行了回归，结果仍然表明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对成本有显著的影响。为了克服模型（1）在计算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时产生的系统性偏差，我们将模型（1）的残差按大小分为三组，将残差最大的一组作为过度投资组，将残差最小的一组作为投资不足组，再进行相应的回归。对于上述各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基于稳健性分析，我们认为前文中的结论具有说服力。

六、研究结论：

投标公司的盈利模式篇2

孔铭：首先，我认为目标公司本有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德祥拥有上海口岸领先的进口分拨业务份额，盈利能力高于华贸物流现有资产。他具有上海地区经海关批准具有专营进口分拨业务特殊监管区资质，而这一资质华贸物流尚未获取。

在我看来，这次股权投资对华贸物流是有重大利好的。首先，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这次收购丰富了公司的海运业务，公司如愿获得进口货物中转分拨牌照，真正完善了“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物流服务链条，有助于完善跨境综合物流服务能力，提升市场占有率，从而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时，进口分拨业务将有效契合跨境电子商务迅猛发展带来的从海外将小散货拼装集运到我国的进口仓储分拨物流需求，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另外，本次股权投资也拉开了公司资产收购的序幕。

而从未来盈利来看，此次股权收购拉升了公司资产盈利能力。我了解到，德祥系6家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均高于华贸现有资产，预计2014年这些资产将增厚公司2400万净利润。

《动态》：您刚才提到了，这次股权投资契合了华贸物流进口跨境电商需求，那么目前公司的跨境电商交易前景如何呢？

孔铭：进口跨境电商分海外存货的“直邮”模式和国内存货的“保税模式”两种，“直邮”物流成本高，交货时间长；“保税模式”为小订单短期备货经海运拼箱运输，物流成本低，派送时间短，将会被越来越多的电商所采纳。这也是华贸物流未来进口分拨业务中所要采用的方式。

我看到有研究机构也测算了跨境电商对进口分拨业务的影响。以2012年艾瑞咨询统计跨境电商交易额2.3万亿为基数，假设未来“拼装及保税模式”能够占据25%的份额，可以为上海口岸带来21万个标准箱，将近目前非电商产品进口拼箱的2倍。而考虑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年均30%的增速，因此未来华贸物流电商业务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动态》：华贸物流的仓储业务也是公司业务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公司仓储业务有哪些看点呢？

孔铭：公司仓储业务主要分为国际货代业务配套的海关监管仓储和集装箱内装仓储和配送中心。数据表明，目前公司仓储面积总计19.36万平方米，其中，自有仓储面积比例已经提升至约50%的水平。

在我看来，公司仓储业务未来的看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募投项目临港仓储物流中心建设完成。我了解到，这一项目总占地120亩，共计7.99万平方米。截止2013年底，该项目建设完工并投入运营，但由于处在运营初期，当期亏损300多万元，随着海外市场经济逐步回暖，预计2014年将逐步实现盈利。根据募投项目预测，建成投产三年后净利润达3000万元。这一项目，将有利于公司实现海运仓储、运输、空箱堆场、物流及配送及相关服务一体化发展。

另一个是佛山快速消费品分拨中心将于2014年底建设完成，2015年投入运营。尽管短期内对公司难以贡献收益，仓储物流业务毛利近14%，高于传统物流业务，随着客户的积累逐步达产，有利于公司整体盈利水平的提升，也有助于推动公司各项业务均衡协同发展。

《动态》：近期，上市公司的三季报披露完毕。华贸物流的营业收入出现小幅下滑。有投资者认为，华茂物流缺乏业绩支撑，对此观点您如何评价？

孔铭：华茂物流的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81亿元，同比下降5.7%，其中第3季度实现收入19.36亿元，同比降15.6%，环比降9.2%。

在我看来，华茂的营业收入主要是因为国际运价与产品单价下跌而减少。我了解到，今年以来，国际海运费与空运运价持续下跌，在降低华茂上游运力采购成本的同时也拉低了公司单位销售额。

但是我也注意到，华贸物流核心业务的盈利是持续提升的。我注意到，公司第三季度毛利率同比提升1.84个百分点，环比提升0.68个百分点，其中核心业务跨境综合物流毛利率同比提升1.78个百分点。

我觉得，随着公司在综合物流上下游各领域的延伸，公司平台化战略带来的综合成本优势更加明显。公司在业务量拓展的同时注重业务种类和客户的选取，在钢贸不景气的情况下发展电子产品等其他业务品种，保证盈利能力的持续提升。

因此，营业收入的下滑并不能说明业绩表现不佳，整体来说，华贸物流的盈利能力是比较强的。

《动态》：近期，物流行业的利好政策密集，华茂物流是否有受益于这些政策红利呢？

投标公司的盈利模式篇3

1.立足于理论与研究层面的分析

企业盈余在会计理论方面被划分为两部分，也就是暂时性盈余以及永久性盈余等，其中永久性盈余属于可持续的，而暂时性盈余则具有一次性的特点。相对于暂时性盈余而言，在估值当中，永久性盈余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而且其估值在理性市场当中也要高。通常来讲，营业利润属于永久性盈余，然而因为证券投资收益往往具有较大的不可持续性以及不稳定性，因此属于比较典型的暂时性盈余。立足于理论层面而言，相对于营业利润而言，证券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往往比较低，也就是说，相对于营业利润而言，在估值模型中的价值乘数也要低。有学者认为永久性盈余除以资本成本就是所谓的股票价格，要是将会计盈余的乘数看做股票价格，也就是通过所谓的市盈率估值法，将资本成本的倒数作为永久性盈余的价值乘数。还有学者认为，只能够在当前会计年度体现暂时性盈余的持续性，也就是只能一次性的影响到股价，等于说每增加一元的暂时性盈余，在股价当中也会相应的增加一元，所以1就是其价值成熟。立足于与对完美资本市场的假定，才能够开展上述的分析，相对于完美资本市场的理论估值而言，盈余的反应系数在现实的资本市场当中会出现一定的区别，然而我们却能够对其进行合理的预期[1]。

2.理论研究假设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被全面的引进了我国的新会计准则当中，同时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证券投资当中也得到了明确，而使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得以提升就是其主要的目的。相对于其他的金融工具而言，公允价值在证券投资当中具有最高的可靠性。这是由于“盯市会计”在证券投资当中的成功运用，也就是将现行市价看成是证券投资的计量属性。在公允价值确定方法当中市价会得到优先的考虑。有学者表明，尽管在在这研究当中价值相关性是否与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然而这些研究当中与历史成本相对的增量价值相关性都能够在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当中得到体现。在新会计准则当中规定如果在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下，可以在损益计入利润表中算入交易性金融的公允价值变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证券投资收益就涵盖了两部分内容，其中一种是已实现的收益，而另外一种则是未实现的收益[2]。

既然会计盈余信息的相关性在证券投资的损益当中得以提升，那么相对于已实现证券投资收益而言，未实现证券投资收益也就具备了一定的增量价值相关性。活跃的金融市场是上市公司的证券投资所必须要面对的，以上市公司以前年度报告为根据，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就能够对证券投资的收益状况进行充分的估计，所以市场可能已经了解年报中的证券投资收益，而且股价当中也能够将证券投资收益信息反应出来，这样就会造成不及时的证券投资收益信息，所以股价在年报的信息区间内就很难出现有所变化的情况[3]。

如果在不具备及时的证券投资收益信息，而且证券投资收益信息与股价在年报信息区间内的变化情况不存在关系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上市公司由于在盈余管理方面具有比较多的方法，其不仅可以采用真实业务，同时也可以采用应计利润，企业的现金流量不会受到应计利润的影响，但是却会受到真实业务的影响。立足于理论层面，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划分金融资产来对应计利润产生影响，这就需要牵扯到未实现证券投资收益。在新会计准则的规定中，上市公司能够对证券投资进行两种不同的划分，其中一种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另外一种则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应计利润总额会与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具有较大的关系。上市公司可以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当中内如大部分的金融资产，通过选择合适的出售时间，从而能够以盈余管理的方式针对已实现证券投资收益实施管理，然而却无法在对利润总额进行调节的时候采用交易性金融的公允价值损益来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在针对金融资产进行年初划分的时候，上市公司并没有对该金融资产可能带来的损益产生清晰的了解，同时也不会对当年度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产生了解。这样上市公司在实时盈余管理的时候采用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的方式就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而且上市公司如果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当中纳入证券投资，就很难真正的自行控制其损益释放的时机[4]。

3.盈余管理模型与研究结果

在本次研究当中，在对证券投资收益盈余管理模型进行设计的时候是以盈余管理的动机作为根据的，采用不对称信息观、有效契约观以及机会主义观等作为理论针对盈余管理动机进行解释，采用不对称信息观和有效契约观的主要条件就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实施盈余管理的时候采用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采用机会主义观的主要条件就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实施盈余管理的时候采用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因为机会主义观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更加符合，所以机会主义行为观被很多学者看做是盈余管理的动机[5]。

经过研究，本文得出了下面的研究结果：①首先我国证券市场可以针对证券投资收益以及营业利润进行区分，同时还可以以它们的重要性为根据对其实施不一样的估值；②证券投资收益虽然不具备及时性，但是却具有一定的价值相关性；③上市公司能够利用选择出售时机，从而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针对已实现证券投资收益实施管理；④通过对公允价值变动确认损益的运用，证券投资不仅能够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提升上去，同时还能够防止盈余管理，因此其属于一项具有非常大价值证券投资收益确认模式[6]。

我国新会计准则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针对证券投资进行计算，与以往的成本计量方式比较起来，这种方式具有较大的优势。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能够在资本公积当中纳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价值变动，在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当中，不仅允许在损益当中纳入该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同时还可以在权益当中纳入该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因此在实际上我国的新会计准则对该类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进行确认的时候还是选择历史成本模式。

投标公司的盈利模式篇4

【关键词】价值投资;审美疲劳;上市公司;市盈率

从近几年来看,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的发展,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而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要反映在上市公司上。当创业板新股刚一上市,就创下了新的纪录,个股市盈率高达几十倍,甚至百倍,远高于A股同期平均水平,让投资者眼花缭乱,令人费解。一般来说,投资者通常利用市盈率来估算个股股票的投资价值,或者用该指标在不同公司的股票价值之间进行比较,然而,用市盈率来衡量个股股票的质地优劣是否准确呢?市盈率的高低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一、令人惊奇的市盈率特征:静态市盈率与动态市盈率

所谓价值投资,最核心的、最根本的就是要选择具有发展潜力而价值被市场严重低估的股票,而要选择好这样的股票,市盈率自然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市盈率越高的股票,收回投资成本的时间就越长,投资价值就越低;市盈率越低的股票,收回投资成本的时间就越短,投资价值就越高。因此,作为价值投资自然要选择市盈率低的股票,因为具有较低市盈率和大量现金,并且资产负债表健康的公司是理想的,价值股理论上可以提供稳定的回报,而通常较大的公司在低迷时期对价格的掌控要优于回暖期,价值股也更易分红。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市盈率有静态市盈率与动态市盈率之分。具体而言,根据普通股当年年末的股价,除以年度财务报表反映的每股收益得出来的市盈率,属于静态市盈率,它反映了按照过去的每股收益率来判断的获取同等收益的成本的高低程度,该指标只能说明个股上市公司过去的经营业绩,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证明将来;而新的一年上市公司业绩如何,不能依据静态市盈率,而要动态地对它作出新的估算。动态市盈率是以静态市盈率为基数,乘以动态系数,该系数为1/(1+i)n,i为企业每股收益的成长率,n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存续期。实际上,投资者在选择低市盈率股票时,应选择动态市盈率低的股票,把静态市盈率作为一种参考,即选择有持续成长性的上市公司。

一般认为,如果个股股票的市盈率过高,那么该股票的价格具有泡沫,价值被高估。通常用来作为比较不同价格的股票是否被高估或者低估的市盈率指标,或者说用来衡量投资者承担的投资风险大小,投资者很难根据市盈率进行套利,也很难根据市盈率来判断个股有投资价值或没有投资价值。实际上股票的价值或价格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用市盈率一个指标来评判个股价格过高或过低是很不科学的。

二、让人困惑的投资目标:投资风向逆转与流行品种转变

价值理念盛行以来,寻找估值偏低的股票成为投资者的主要投资策略,但是实证分析发现,估值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数学问题,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量化模式,在市场行为中与当时的筹码分布、投资时尚、盈利状况、国际估值状态等都有关系,仅仅从市盈率的表面高低上看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结论。事实表明,低市盈率未必可靠,高市盈率也未必没有投资机会,即使以预期市盈率比较也是如此。

这似乎是一个估值魔方,但估值更多的是一种艺术,又具有科学性,带有文化和时尚的色彩,单纯靠数字是不能完全解释的。从心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尽管存在心理偏好、文化时尚等方面的差异,再好的投资目标如被过分追捧,也会有“审美疲劳”的时候,即百倍以上的市盈率已不具备明显的估值盈利空间,投资目标可能面临新一轮转移,同时要审视经济环境的变化,一旦这种观点在市场上形成共识,投资风向就会发生逆转,流行的品种便随之转变。

三、投资与投机的分水岭:价值投资理念与市场化的眼光

价值投资最早源于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他指出,“投资是基于详尽的分析,本金的安全和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操作就是投机。”也就是说,价值投资是通过对股票基本面的经济分析,使用金融资产定价模型估计股票的内在价值,并通过对股价和内在价值的比较去发现并投资那些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的潜力个股,以期获得超过大盘指数增长率的超额收益。

此后,因股神沃伦・巴菲特成功的实践而把价值投资发扬光大,闻名于世。巴菲特认为,成功投资的关键,取决于企业的实质价值和支付一个合理计算的交易价格,而不必在意最近或未来股市将会如何运行。因此,在评估一项潜在交易或是买进股票的时候,投资者应该先衡量该公司经营体系所有质与量的层面,财务状况以及可以购买的价格。巴菲特进行投资成功的秘诀就是独到的市场化眼光和耐心,在价值投资理念的指导下,巴菲特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正是由于巴菲特等大师们的成功实践,价值投资逐步成为西方成熟市场的主流投资理念和方法。

由于股票的价格时时波动,公司年终每股净收益也会因为总股数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股票的市盈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由此可知,股价与利润必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且反映了企业的近期表现。在股票供给有限的背景下,狂热地资金追求有限的优质股票,结果必然是价格的虚高。如果股价上升,但利润没有变化,甚至下降,则市盈率将会上升,股市出现投机性泡沫,且呈现出高市场估值,而高波动性、高换手率透射出了高风险。因此,投资者仅用市盈率作为投资决策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参考其他影响因素,注意比较同类股票的市盈率才较有实用价值,比较不同行业、不同国家、不同时段的市盈率是靠不住的,但是,当投资者把握好了市场的供求关系,考虑投资的安全边际效应,在估值较低和企业的内在价值之间进行抉择,才是操作股票的最佳时机,且使过高的市盈率回归理性。

四、风险与报酬的权衡工具:投资风险与投资报酬的估价模型

估算投资者投资行为背后的风险和预期报酬的关联度是十分必要的,以此来验证投资者追求高报酬就必须承担高风险的代价。

价值投资者最常用的估值方法是通过贴现现金流、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股利估价模型等方法估算股票的投资报酬及其内在价值,将其与股票的市价进行比较,从而决定相应的买卖策略。价值投资主要的盈利模式并不是资本利得,而是通过不断的现金分红获取持续稳定的回报;在具体的操作策略上,价值投资主张买入并长期持有的策略,不主张频繁地进行换手,以获取长期而稳定的收益。

五、结论与启示

第一,市盈率作为衡量上市公司价格和价值关系的一个指标,其高低标准并非是绝对的。一般地,市盈率越高的股票,其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程度就越高,即市盈率越低,其股票越具有投资价值,即使没有很高的成长性,低市盈率股票价值的高膨胀性依然让人称奇,风险也比那些浮躁的成长股低很多。市盈率上升潜力加上盈利改善,低市盈率股的股价增值潜力不可小觑。因此,投资者应在低估区域买进,高估区域抛出,但是,应当避免用市盈率单一指标来衡量带来的片面性。我国上市公司市盈率比西方发达国家高一些,是正常的,这与我国经济的腾飞,我国上市公司个股优良业绩的支撑密不可分。

第二,市盈率虽然对个股价值的解释力较弱,但却被用作衡量股票市场是否有投资价值的最主要的依据,也是最为有效的参考指标之一。因为股票的价值与价格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既与居民投资方式的可选择性、投资理念、一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外汇管制、基准利率等制度性因素有关,又与股票的发行价、股本结构、股票的成长性等因素有关,还要考虑其可比性,对同一指数不同阶段的市盈率进行比较才有意义。为此,智慧型投资者明智的做法是不应将宝全部押在市盈率低的股票上,而更多的要关注股票的成长性、收益性、持续性、稳定性,发掘具有潜质的个股,否则过去的骄子,将变成今日的垃圾。同时,还要综合考虑投资环境因素,以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第三,市盈率是很具参考价值的股市指标,容易理解且数据容易获得,但也存在自身的缺陷。因为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会大起大落,这样算出的平均市盈率指标很不稳定,也大起大落,以此来调控股市,必然会带来股市的动荡。因此,专家们也对估算公式进行了调整,以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之利润(EBITDA)取代净利来计算每股收益,以企业价值(EV)加上债务减去现金取代市值,来计算市盈率,修正市盈率估算公式自身的缺点,避免市盈率变成市梦率,因为投资者的投机心理将破坏和歪曲市场的有效性。为此,价值投资者在进行市盈率估值时,不妨可以借鉴专家的做法。

第四,过高的市盈率和离奇的造富效应会扭曲资本市场,导致信息披露失真,引发欺骗与腐败,助长只想“摘果”、不愿“种树”的投机行为,最关键是要强化“监管”。因此,要规避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诚信风险、估值风险、盲目炒作风险、股价震荡风险、中介机构不尽职尽责导致的公司质量风险、直接退市风险等,则需要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完善制度与规则,以及资本市场结构,提高资本市场的监管效率与效果。

总而言之,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的确立需要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在价值投资真正占据主导之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会出现一个充满矛盾和困惑的过渡期,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会在不断的冲突和困惑中实现嬗变。为此,专家指出,股市泡沫肯定是有的,没有业绩增长作为保证,过高市盈率很容易形成泡沫,几乎所有行业都有泡沫,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而泡沫能持续多久才是关键所在。因此,价值投机是价值投资时代的必经之路,投资者不妨与泡沫共舞,但是,在考虑使用市盈率指标时,应该注意与企业业绩提升速度相比如何,与企业业绩提升的持续性相比如何,与企业业绩预期的确定性相比如何。

【参考文献】

[1]创业板满月平均市盈率攀高峰[N].上海证券报,2009-12-01.

投标公司的盈利模式篇5

关键词：市盈率；股票价值评估；特殊负债；超额资产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70-02

一、市盈率是股票价值评估的重要工具

市盈率(P/E)等于股票的市场收盘价除以公司上期的每股盈利。投资者经常通过一个公司的市盈率来决定该公司股票是否是一个合理的投资机会。

股票的价值在理论上等于该股票在公司存续期间将得到的全部现金流量的现值，换言之，股票的价值是等于经风险调整后的所有未来的现金股利和公司对股东的任何其他的价值分配的现值。

投资者用现金流量的现值来为股票定价的问题是，他不仅需要准确地预测未来每一个时期的现金流量，而且需要在有效地考虑到时间价值和风险的基础上决定一个合理的折现率和一个将未来的现金流量转为现值的模型。

由于计算一个公司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涉及大量的主观估计，所以用市盈率来估计股票的价值就成为投资者经常使用的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将市盈率乘以公司当期或预期的每股盈利。

虽然用市盈率来计算股票价值的方法是简单的，但它的前提是需要确定一个合理的市盈率。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股票价格和每股盈利之间的关系。

二、市盈率计算公式的决定因素

一个公司的每股盈利和股票价格两者数据都是可以得到的，所以计算公司的市盈率是容易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根据市盈率计算公式得出的市盈率并不能代表公司实际的市盈率。

在讨论市盈率计算公式的缺陷之前，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市盈率计算公式的决定因素。公式(1)是基本的现金流量(股利)折现的股票定价模型：

P=D/(r-g)(1)

式中：P代表股票价格

D代表年度每股股利

r代表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g代表公司的增长率，并且r>g

如果我们用b代表公司的盈利留成比率，用E代表公司的盈利，公式(1)可表示为：

P=(1-b)E/(r-g)(2)

将公式(2)的两边同除于E，我们即可得到：

P/E=(1-b)/(r-g)(3)

公式(3)给出了计算公司的目标市盈率的一个方法。计算公式包括该公司的盈利留成比率(b)，该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r)，以及该公司的增长率(g)等几个因素。其中的假设是盈利和股利以一个固定比率g增长。

三、市盈率计算公式没有考虑公司的特殊负债或超额资产

(一)特殊负债

我们看到在市盈率的计算公式(3)中没有直接包括任何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调整。

假定一个公司有一项特殊负债，它是正常负债的追加，例如，公司意外发生的损害赔偿金(如煤矿、造纸、烟草、医药等企业)；不足额的养老金负债；不足额的医疗保险负债，等等。假定公司最近一年的盈利没有反映任何这些负债，低市盈率也许不代表是一个投资机会，而是预期的负债支付。

假设公司的一项特殊负债L，因而使用常规的现金流量或股利折现模型(没有考虑L)计算的股票价值被减少L：

P=[D/(r-g)]-L(4)

移项得：

P+L=D/(r-g)(5)

由于D=(1-b)E

于是：

(P+L)/E=(1-b)/(r-g)(6)

在某种意义上说，购买了股利流的投资者承担了支付该项特殊负债的义务，因而我们可以把该公司股票价格视为增加了L。

例如，某公司具有大约1亿元或每股10.00元增量的特殊负债。该公司股票价格是每股12.00元，盈利为每股4.00元。

按照市盈率计算公式，该公司的市盈率是：

P/E=12/4=3

但是如果考虑预计每股10.00元的特殊负债，该公司的市盈率实际应为：

(P+L)/E=(12+10)/4=5.5

从价值评估的角度而言，该公司实际的市盈率是5.5，而不是3。因为3倍的市盈率没有考虑该公司1亿元的特殊负债，而5.5倍的市盈率则考虑了该公司的这项特殊负债。

因此，当公司存在特殊负债时，我们需要调整市盈率的计算公式，即将公司必须支付的该特殊负债加到市盈率计算公式的分子――股票价格上以计算公司实际的市盈率。投资者通过将公司的特殊负债加到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可以把一个对于投资者而言非常有吸引力的低市盈率调整为一个缺乏吸引力的较高市盈率。

(二)超额资产

假定一个公司拥有超额资产，即公司可以转移这部分资产而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公司最常见的超额资产是超额现金，它是指超过营运资本需要的这部分现金。如果使用现金流量模型计算公司的价值，则必须在现金流量现值的基础上加上这部分超额现金的价值。同样，市盈率的计算也应该作调整以反映这种超额资产。对于超额资产的调整类似对于特殊负债的调整，但结果正好相反。

假设公司拥有一项超额资产A，公司的股票价格P反映了正常股利的现值加上公司可供分配的超额资产A：

P=[D/(r-g)]+A(7)

或

(P-A)/E=(1-b)/(r-g)(8)

在某种意义上说，公司的股票价格减少了可供分配的超额资产的数额。

例如，某公司拥有10亿元的现金余额，其中1亿元或每股10.00元的现金为超额现金可供分配。该公司股票价格是每股30.00元，盈利为每股5.00元。

按照市盈率计算公式，该公司的市盈率是：

P/E=30/5=6

但是如果考虑每股10.00元的超额现金，该公司实际的市盈率应为：

(P-A)/E=(30-10)/5=4

因此，当公司拥有超额资产时，我们也需要调整市盈率的计算公式，即将公司可供分配的该超额资产从市盈率计算公式的分子――股票价格中减去。投资者通过将公司的超额资产从公司的股票价格中减去，也许可以把一个对于投资者而言缺乏吸引力的较高市盈率调整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较低市盈率。

四、结论

市盈率是股票价值评估的一种简便易行的工具。但市盈率的计算公式没有反映公司存在的特殊负债或超额资产的因素。因而在一个公司存在特殊负债或拥有可供分配的超额资产的情况下，根据市盈率计算公式得出的市盈率并不能代表公司实际的市盈率，市盈率的计算公式应该作本文所述的调整。

参考文献：

[1][美]斯蒂芬・A.罗斯，伦道夫・W.威斯特菲尔德，杰弗利・F.杰富.公司理财[M].吴世农，沈艺峰，王志强，等，译.北京：机械工业

出版社，2003.

[2][美]克里舍・G.佩普，保罗・M.希利，维克多・L.伯纳德.运用财务报表进行企业分析与估价[M].孔宁宁，丁志杰译.北京：中信出

版社，2004.

TheShortcomingsoftheP/ERatio

CHENLi-nong

(SchoolofFinance，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200433，China)

投标公司的盈利模式篇6

关键词：券商盈利模式转型方向转型路径

一、从成熟市场经验看券商盈利模式转型的方向

目前我国全产业链大型券商的收入来源包括通道（经纪业务通道和发行通道）业务收入、服务中介业务收入、资本中介业务收入及资本投资业务收入。其中通道业务收入主要包括买卖佣金收入、承销保荐收入等。服务中介业务收入主要包括理财、债券承销、财务顾问等业务收入。资本中介业务收入主要为融资融券、做市商、过桥贷款等业务收入。资本投资业务收入主要包括自营、直投、长期股权投资等业务收入。在这四大类业务中，由于服务中介业务规模小、资本中介业务起步晚、资本投资业务波动大，传统通道业务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收入。2011年我国券商收入结构中，买卖证券业务收入占比高达51%，证券承销业务收入占比15%，远高于其他业务收入。2011年末证券行业6.2%的净资产收益率中，经纪业务贡献3.17%，利息收入贡献1.58%，承销和资管贡献1.2%，自营业务0.23%，除波动较大的自营之外，传统通道业务的净资产收益率约为6个点。

当前券商高度依赖通道业务的同质化盈利模式遇到严重的发展瓶颈，亟须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和结构，美国等境外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纵观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历程，以1975年佣金自由浮动改革为分界点，1975年以后至今美国投资银行经历了三轮大的发展周期。

在二十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的第一轮周期，为规避转移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利率自由化后的汇率和利率风险，也为了对冲固定佣金取消后的收入下滑。一方面，美国投资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交易所积极创新，以垃圾债券、杠杆收购、风险规避转移产品等产品服务创新为代表，投资银行实现了从传统经纪业务向多元化盈利模式的转型。另一方面，美国投资银行通过竞争。整合形成了两大证券业模式，其一是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成本的折扣券商，较为著名的包括Schwab、E-trade、Ameritrade（二十一世纪后逐渐发展成为电子交易所）。其二是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个性化的增值服务的全服务券商。由此，美国大型券商从早期以经纪通道、批发承销为主的单一券商，逐渐发展成为经营全产业链的全能券商，并由轻资产、合伙制企业发展成为资本密集、高杠杆的大型上市公司。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2007年的第二轮周期，为了应对欧洲全能银行和国内金融子行业的竞争压力，美国投资银行在监管环境放松的背景下，大力推进基于衍生品创新的资本中介和资本投资业务，并采用高杠杆业务模式。其中贝尔斯登、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大型投资银行的杠杆率均在30倍左右。在市场繁荣的巅峰期（2006年—2007年），含次贷资产的净头寸只占了总资产的30%左右，却创造了50%左右的收益，高杠杆之上的交易、投资收入逐渐成为投资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在次贷危机爆发后，高杠杆的次贷资产投资却将投资银行的损失放大了倍数。

自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的第三轮周期中，美国投资银行虽经历了独立投行模式终结、去杠杆化、“雷曼诅咒后遗症”的阵痛，也经历了“高频交易失误”、“闪电崩盘”、“伦敦鲸（LondonWhale）”等事件及欧债危机的洗礼，但投资银行历经30年确立的创新发展、多元盈利的模式基本延续下来。美国证券行业的杠杆率基本保持在与银行业相近的10多倍左右，收入增速也维持在30多年的波动区间内。

从美国证券业30多年以来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美国投资银行基本上沿着三个路向推进盈利模式和结构的创新。其一，在经纪业务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向多元盈利模式转型。美国投行的佣金收入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迅速下降后在九十年代稳步上升，2000年之后保持平稳，增速的波动区间在正负20%，即使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佣金收入仍有所增长。而在多元盈利模式下交易及投资、基金销售、其他（包括服务中介、资本中介业务）收入已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其二，自通道提供者向融资管理与财富管理者转型。美国投资银行既通过提供股权型、债权型、混合型、夹层型、结构化产品等满足市场主体在一级市场的融资需求，又通过销售融资产品、金融超市理财产品及开展信用交易、做市商服务等满足客户财富管理需求。其三，从资本杠杆盈利模式向资本杠杆、业务杠杆并重的盈利模式演进。高盛、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的10年平均杠杆率在20倍以上，次贷危机去杠杆化后也仍维持在13倍左右。基本上与银行业通行的12.5倍杠杆率相近，具有可信度较高的安全运营边界。而创新业务是具有加大杠杆度的业务模式，如花旗趁金融创新浪潮打造“金融超市”，雷曼藉债券杠杆交易在二十世纪末迅速崛起，摩根士丹利缔造融资服务的“私人俱乐部”等，在资本杠杆的基础上，借助风险可控业务模式的创新，在最大限度提升杠杆的同时增加了盈利。

对比中美证券业的发展阶段，从可比的历史坐标来看，我国证券业基本处在美国投资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因固定佣金取消而谋求创新的转折时期。目前我国一些大型券商已初步搭建起包括通道业务、服务中介业务、资本中介业务及资本投资业务在内的业务组合，并力求摆脱对通道业务的高度依赖，实现业务转型，以逐步建立起高效的盈利模式和业务结构，那么，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路线将会是我国券商未来努力的方向。

二、券商盈利模式转型的路径

随着我国券商同质化又相对单一的盈利模式的放弃，未来券商盈利模式的转型和创新将沿着以下主要路径展开。

（一）构建多元化的盈利模式。

目前占证券公司绝大多数收入来源的通道业务，大都与呈现周期性波动的股票市场正相关，在很欠缺负相关的业务模式的情况下，证券公司盈利将难以持续保持稳定。美国投行经验表明，丰富、均衡的业务线及业务组合是保证大型综合类券商稳健经营的前提，而券商要在通道业务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化盈利模式，既需要监管放松和鼓励创新，更需要券商自主创新。

监管机构《关于推进证券公司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思路与措施》提出了提高证券公司理财类产品创新能力、加快新产品新业务创新进程、放宽业务范围和投资方式限制、扩大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范围、支持跨境业务发展、推动营业部组织创新、鼓励证券公司发行上市和并购重组、鼓励券商积极参与场外市场建设和中小微企业私募债试点、改革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体系、探索长效激励机制等“创新十一条”。沪深交易所也分别提出了券商在交易所产品创新的发展方向。

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创新号角吹响之后，在2012年和不久的将来，监管层面推动的证券业业务创新将覆盖券商的各个业务线，并为券商构建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证券公司围绕服务中介、资本中介和资本投资三大盈利模式，实现多元化发展，除了产品服务创新之外，关键是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从境外投行的经验来看，以高盛为代表的美国顶级投行，不仅业务类型和业务品种齐全，而且借助商人银行、财富管理等商业模式，在业务线整合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延长业务价值链，创造出更有深度和厚度的收入模式。

以此为鉴，结合券商发挥中介服务职能、满足客户资本市场需求，以及各券商的业务准备情况，“财富管理”、“商人银行”等商业模式是当前最为可行的创新模式。在“财富管理”模式下，无论是全产业链服务超高净值客户的模式、独立第三方理财超市模式，还是“全产品”架起客户与各业务链条之间桥梁的模式，主要是透过券商的通道业务、服务中介、资本中介、资本交易等业务类型或组合，更好地匹配客户的融资需求与投资需求。如券商资管业务随着审批和投资制度的放开而扩容，而以经纪业务客户资源为基础的现金管理产品带动资管产品规模提升，券商代销金融产品使代销产品与资管业务产生协同，转融通快速推进及标的持续扩大也为资管及客户信用交易持续放大奠定基础，利率互换则为资管组合锁定债务成本，期指套保套利交易为资管组合对冲风险等，券商经由这些业务链条来匹配客户的投资需求、融资需求，通过提供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获得收益。在“商人银行”模式下，券商既运用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直接投资，收取管理费及投资收益分成，又合理利用财务杠杆，透过过桥融资、夹层融资、杠杆融资、结构融资等服务，为客户实施杠杆收购、企业重组、策略性并购、项目建设及其他投融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还与证券发行承销等投行业务有机结合，从而形成涉及Pre-IPO、IPO和Post-IPO等各个环节的“直投+杠杆+投行”全产业链服务。

（二）扩大经营杠杆

金融机构的本源业务是资本中介业务，盈利的核心因素是“利差×杠杆”，通过放大杠杆，赚取利差，如商业银行8%的资本充足率即被赋予了12.5倍的杠杆。目前券商净资本（即从净资产出发，扣除公司所拥有的股票等金融资产、权证投资等衍生金融资产及长期股权投资等其他资产的一定比例后得出的数据）监管的核心指标——“净资本/净资产监管标准40%，预警指标48%”，使券商出现账面上必须存有大量现金及资金使用浪费的现象，加之券商以传统通道业务为主、资本中介业务发展受限，致使券商难以发挥杠杆获得更高盈利。如2012年中期相对于上市银行16.86倍的平均杠杆度，上市保险公司11.6倍的平均杠杆度，上市证券公司扣除客户保证金后的平均杠杆度仅为1.6倍。

从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美国监管部门是以“净资本/负债≥6.67%”作为核心监管指标，实现对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欧洲国家则是以巴塞尔协议为基础，通过核心指标“资本充足率≥8%”实现对全能银行资本风险的监管，欧美监管机构均赋予了投资银行和全能银行超过10倍的杠杆率，加之投资银行和全能银行负债渠道顺畅、资本中介业务杠杆发挥充分，欧美证券业经营机构可以借助合理杠杆获得较高盈利。因此，借鉴成熟市场发展经验和监管经验，扩大券商经营杠杆，才能充分发挥券商资本中介功能，带动服务中介和资本投资业务，促进盈利模式创新。

具体而言，在扩大融资渠道方面，不仅要通过同业拆借、国债回购、质押贷款等少数渠道开展短期融资，还要探索和运用短期融资券、可转债、公司债、次级债、金融债等债权型融资及IPO、再融资等股权型融资，稳步提高杠杆率。此外，券商还可透过直投基金、并购基金、过桥贷款、融资融券、客户保证金资产管理等资本中介业务合理提升业务杠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获得较高的杠杆收益。在改革券商资本监管方面，借鉴巴塞尔III等国际监管最佳实践，增加风险覆盖率和杠杆比率等指标，完善逆周期调节机制，适时灵活地调整券商资本监管指标，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大券商业务杠杆和业务规模空间。

参考文献：

[1]朱元元.关于券商创新业务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证券期货，2012（07）.

[2]王晶晶.中国上市公司盈余达到或超过分析师盈利预测研究.复旦大学学报，2011.

[3]徐佳娜.从均衡发展视角看证券公司盈利模式转型.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