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篇1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成本收益；优化动因

一、排污权交易成本收益概述

排污权交易是指在相关政府环保部门的监管下，在外部环境自净能力的可承受范围内，不同交易主体为减少其污染控制成本，允许排污权在有额外排污权的主体同需要排污权的主体之间进行交易。交易的本质在于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使环境资源得到高效的优化配置，是规范和发展市场经济目标下环境资源管理机制的一项大胆创新。

（一）排污权交易成本收益组成

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排污权交易成本可分为外部成本和内部成本。外部排污权交易成本指的是成本的发生与某一主体的环境影响相关且由其他主体承担的成本，即企业的经济活动影响了外部环境，而企业却不承担相应责任的成本。例如：检测成本、环境成本、监督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内部排污权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交易费用、技术革新成本和排污成本，交易费用包括进行排污权交易所发生的全部费用；技术革新成本包括企业通过技术革新减低污染物的排放，从而可以减少排污费用或者出售排污权获利所产生的成本；排污成本包括企业超额排放污染物所产生的成本。排污权交易成本的组成如图1所示。

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产生的收益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表现为企业进行排污权交易产生的直接收益，主要是企业出售额外的排污权直接取得的收入和污染物的再生收益等；而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因参与排污权交易获得的间接收益，主要有因参与排污权交易所享受的部分税种免税或减税政策企业所增加的税后净收益，从政府得到的不需偿还的补助或价格补贴，以及排污权交易刺激企业技术革新的支出低于以前会计期间缴纳的排污费、罚款和赔偿金而得到的机会收益等。排污权交易收益构成如图2所示：

（二）排污权交易成本收益现状

从排污权交易试点的实际情况来看，排污权交易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污染边际处理成本存在差异

污染边际处理成本存在明显差异是排污权交易机制在市场中顺利运行的基本前提保证，也正是由于企业间污染边际处理成本存在明显差异，才使得企业自发地通过技术革新来治理自身的污染物排放，以此获得额外的排污权，进而买卖或是持有这部分排污权，等待时机获取收益。企业间污染边际处理成本存在明显差异影响不同企业的排污决策，企业间获得的收益和路径也大不相同。

2.初始分配方式选择影响成本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初始分配方式的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排污权交易的初始成本。通过借鉴国外排污权市场的经验来看，强调环境资源的稀缺和价值、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保证排污权交易市场公平性的有偿分配方式将会是完善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中常见的初始分配方式。有偿的初始分配方式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的治污成本，降低企业的收益，影响参与排污权交易的积极性，但从社会责任和企业长远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企业的未来收益将会远远高于初始成本的投入。

3.企业交易的积极性影响收益

“十一五”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情况表明，从中央到地方对排污权交易的重视程度一直在不断加强。全国近20个省市已经进行或是准备参与排污权交易试点，但从我国试点交易的情况来看，部分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的积极性不高，有些排污企业认为大量的交易费用导致成本投入远高于预期收益，收益不能与成本配比，企业的交易积极性受到影响。

二、排污权交易成本收益优化的外因分析

（一）排污总量控制

通过分析我国国内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情况可以看出，最常见的分配方式是无偿分配。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政府机构会首先科学地确定出目标区域中环境可自净能力范围内污染物的最大排放量；然后将排污权全部无偿地分配给需要排污权的主体，分配完成后的排污权是有价稀缺且可以买卖的资源。排污权在市场中自由流通期间，企业权衡自身的成本利益优劣势，治理排污成本优势明显的主体可以通过出卖排污权来获得收益，而治理排污成本劣势明显的企业就可以通过购买排污权来降低成本。在市场机制的调解下，实现排污总量控制的最优化。

（二）排污政策确定

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促使经济学家通过建立市场来量化环境容量的价值，也就是将环境资源的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在建立市场明确不同利益主体的环境资源使用的权利时，排污权交易还有着区别于其他商品交换的政策性。虽然理论上存在自愿进行排污权交易的交易行为，但在现实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中不同经济主体对该交易收益评价的差异会引起该权利的交易不受市场供需双方需求的影响，而由此产生的不同交易主体之间期望收益的落差会导致交易市场不活跃甚至停滞发展的现象，进而可能导致市场操作失灵、排污权交易活动停止，影响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的积极性。因此，在排污政策的指引下，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不仅是政策的指引，更是企业追求收益最优化的需要。

（三）交易市场干预

排污权交易市场影响排污权交易价格，使其上下波动，而排污权交易作为一项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和环境资源消耗的补偿。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不完善也体现在政府对排污权交易价格的过度干预，跨区域、跨行业或者是行业内排污企业间减排成本的差异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排污权交易成本收益的优化不仅是为缩小跨区域、跨行业或者是行业内排污企业间减排成本的评价差异，也是对交易市场进一步完善的需要。

三、排污权交易成本收益优化的内因分析

（一）交易价格制定

有别于环境税、排污治理费缴纳时企业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的情况，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交易主体有权选择自己的治污方式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市场中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拥有相同的标的物，交易利润最大化目标下，排污权交易价格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市场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交互作用下，以政府提供的排污权交易指导价格为限，交易双方需要考虑到自身成本收益的特点，尽可能在谈判中协商出供需双方满意的最优平衡点（如图3），实现目标利润的排污权交易价格，最终实现社会收益和排污权交易主体收益的最优化。

（二）交易成本效率

需要排污权交易的X企业如果只是依靠自身减排来控制成本获得收益，其边际治污成本就会高于最优社会边际治污成本MAC0（如图4），进而会减少企业和社会的收益，所以参与排污权交易的企业更重视的是优化成本收益，使成本效率最优。在公平的排污权交易机制下，需要排污权的X企业就需要考虑是否与有等额富余排污权（Q1Q2=Q3Q4）的Y企业进行交易，减少了ABC排污治理成本投入和向外购买排污权哪项决策可以使企业成本收益最优。这样既可以达到控制污染物成本的低投入，又可以使治污成本发生在边际治污成本较低的位置，进而促进排污权交易成本效率的优化。

（三）成本收益配比

近年来，我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但企业投入到环境保护中的资金比例仍然不高。在现行的许多环境管理制度中，也很少能够从整体上考虑到降低污染治理成本的问题。污染治理成本过高，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经济负担，也影响了企业参与节能减排的热情。在排污权交易市场建立初期，购买交易权的成本属于企业需要为未来生产预先支付的成本，而交易的收益几乎为零。交易中的收益需要与减排成本进行对比，才能比较出交易的收益空间。但在交易的初期从企业成本控制的角度来说，不配比的成本收益核算已成为企业积极参与排污权交易的阻碍。

四、排污权交易成本收益优化的建议

（一）合理筹划国家排污政策

交易费用占企业成本收益核算的比重很大，如果排污权交易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就会直接影响到排污权交易率，可能导致企业产生新的最优成本效率点，抑制排污权交易供需双方的交易意愿。因此，为了排污权交易的有序进行，政府需要制定政策积极控制交易费用。

通过试点交易情况可以看出，政府虽然大力控制排污权交易成本但交易的相关费用依旧很高。政府作为市场运行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应该制定有效的激励政策，例如可以对致力于减排的企业予以肯定，从税收优惠、技术支持、资金扶持等方面调动企业参与交易的积极性。同时，在国家激励政策的感召下，企业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排污权交易计划，实现企业排污权交易收益最大化。

（二）逐步完善交易市场机制

政府作为排污权交易市场的监督监管部门，是排污权交易制度能够公正有序运行的保障者。因此，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政府应强化自身作用加强行政执法力度，按照有关行政法规依法执政，保证遵章守法的排污权交易主体能够通过交易获取对应的收益。同时，政府应及时汇总排污权交易的相关信息，调控排污权交易价格预防投机者干扰市场秩序，积极降低交易主体参与交易发生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权衡成本收益情况后有权选择减排控制成本或是参与排污权交易来获得更大的收益。

（三）加大投入减排技术革新

随着环境资源稀缺性对社会经济、政治影响的深入，在我国建立一个完善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不但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未来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排污企业可以将排污权交易纳入到企业长期战略发展规划中，提高意识积极参与，从企业内控和企业文化入手，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企业可以卖出排污权获取收益，激发企业更新治污技术参与排污权交易的欲望；企业从自身排污特点出发，依靠创新技术促进企业减排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减排技术的革新控制治污成本，实现社会和企业收益的双赢。

（四）着力构建交易评价体系

现阶段企业的排污权成本收益未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评价体系，参与排污权交易的企业核算内容、核算方法不统一，致使排污类型相同的企业间成本收益计量也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健全排污权交易成本收益评价体系，使企业间成本收益具有可比性，调动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企业认识到通过排污权交易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

在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确定了“要健全排污权交易制度，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的经济发展方向，排污权交易将成为我国目前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之一，对于促进环境管理体制的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转变实惠经济结构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排污权交易成本收益优化分析不仅可以为促进企业控制污染物排放、不断通过减排技术革新降低污染物治理成本，也为一定区域内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奠定了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调动企业的节能减排积极性和参与排污权交易的主动性，为全社会实现减排总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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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篇2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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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朝弟。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热点问题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服务市场碳关税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温室气体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作为温室气体的一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被隔离或采用技术手段消减，因此，国际上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重要途径是把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与大气中二氧化碳削减相关联。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成员国分配了强制性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而《哥本哈根协议》对成员国的的减排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只是为各国下一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起点。中美作为世界的焦点，双方的立场、态度将对未来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框架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美国目前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公约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内对削减碳排放的量化指标不但要求从技术上明确其效果、还要从经济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根据美国1997年的《伯德－哈格尔决议》，美国不应当签署没有明确各参与国相应责任的气候协议，并且要求行政部门对任何气候政策都要提供经济合理性分析，以确保未来的收益高于现期费用。因此，多数美国人认为现在还没必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另一方面，即使美国参与了国际性气候变化公约，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也面临两难选择：若不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排放的成本费用在发达国家就显得太高；倘若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的配额的分担有可能得不到各方的普遍认同，从而无法获得美国国内公众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哥本哈根会议后，美国为防止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各行其是，提出到2018年如果未达成多方协议，就美国的国内气候政策美国可以单方面调整关税政策，碳关税是其可能的选择。因为在不存在削减温室气体共同行动的国际政策下，美国认为美国国内的企业竞争力会受到国内气候政策与其他国家“碳泄漏”的影响。为保护其国内企业由于严厉的国内气候政策导致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减弱，将对来自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密集型进口品征收碳关税。除非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等同于或高于美国，或者被美国认定的不发达国家，或者是温室气体排放少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0.5%，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需要购买排放配额，以保证其国内产业的就业率、竞争和发展。因此，碳关税的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是为西方进口需求生产碳密集型产品的供给者，作为消费者的美国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而不应是出口这些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负担。而中美两国不同的选择依据和标准必然导致中美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碳关税将会彻底搅乱中美的贸易关系，这是对双方都不利的。

为在未来的全球共同行动中取得话语权，同时也是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中国自愿性地实施减排措施，采取低碳经济战略。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技术替代取决于能源投入中替代资本和技术转换的难易以及低碳排放技术成本的高低。但是如果不存在各国一致认可、执行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框架协议，低碳排放的新技术市场就发展不起来，社会将会锁定在集中大量使用石油的体系中，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温室气体变化的问题。转贴于

二、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搭建减排交易平台

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也包含着一些“积极因素”，如有关建立一个新的气候基金机构的条款，各方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改善气候方面需大规模资金保护其森林，逐渐走上低碳发展道路。这就存在着积极的可能性，即让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铺设的碳汇交易路径取得进展。

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基于市场的环境保护做法是引入经济激励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其历史轨迹遵循“避免”、“缓解”、“补偿”的发展顺序。“避免”通过不发展或替代方式发展或限制发展来防止负面的环境影响。如果避免方式在社会经济上不可行，那么“缓解”措施最大可能地减少、消除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影响，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及预防则要采用“补偿”方式。在各国的实践过程中，由于投入不足、设计管理不当、开发者不完全遵守条件、权威部门的履约监督等原因，自然生态补偿没有取得相对很好的生态保护效果。关键是这些生态保护技术方法上的探索难以解决社会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一些担保、保证金、补偿信用等经济激励手段运用于自然生态补偿的实施。随后各个国家政府部门、国际发展组织同样进行了用经济激励手段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尝试，分别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概念，包括：国际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环境服务市场、环境服务报酬和环境服务补偿。

国际上生态环境服务市场是根据环境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不同自然环境服务从不同领域、依据不同途径给予其补偿。这些环境服务付费从开展的生态环境服务领域分为四类：流域保护、碳固定、景观和生物多样性服务。大型的项目计划往往是由政府驱动，但大型的项目计划也有规则调控下的生态环境服务市场，如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关于气候改变的碳汇市场。环境服务市场涵盖了多方参与、选择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是传统市场在环境服务领域的创建和拓展，应有明确的商品、交换转移。国内的环境服务付费如美国的一对一直接贸易、结算交易；国际间的交易包括哥斯达黎加FONAFIFO生态服务付费。但这种意义上的环境服务市场（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碳汇市场）只有在几个发达国家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与这个标准差距较大。往往是一个提供者供给的环境服务产品有交叉。如：进行碳固定服务而保护天然林时，也同样提供了流域、多样性保护和景观服务。除了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服务市场除市场机制一般意义上的不足外，还由于生态服务的空间特征限制了供给方的竞争，现存的例子都是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的双边协议，即不是自由、平等意义上的市场，当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太高时，多方卖者和买者就不会参与到其中。

三、低碳经济战略与环境服务市场的选择

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在降低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首先，高碳排放的替代技术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削减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低碳经济通过低碳高效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技术提高单位能耗的产出效率，减少高碳含量物品的生产，增加森林覆盖面积对碳进行隔离净化，达到从根本上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其次，在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下，低碳高效技术的转移会使输出国获利，同时实现低成本排放削减。最后，作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征税手段和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的国际环境服务市场是降低成本费用的手段，同时也鼓励了现有的低碳排放技术的扩散和对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这些经济激励手段为排放温室气体形成一个市场价格，经济组织会为追求低成本进行多种途径的选择。消费者会在受政策影响的价格信号下选择低碳燃料，使用低能耗高效率技术，采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技术等。如欧盟计划实施气候变化项目和碳交易，通过国际间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可以使美国减少30%～50%的成本费用实现减排。不过，以强制执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管制手段虽也可达到削减目标，但交易成本相应要高出市场方式许多。对于国内而言，政府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形式也并非总能实现其目标，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法严格要求企业减排二氧化碳。转贴于

仅仅通过各方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最终达到减排目标的。低碳经济模式与环境服务市场都具有降低经济体温室气体减排成本费用的作用。只不过二者分别侧重于技术手段与组织方法、长期与短期、生产领域与交易领域。在不同的低碳技术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状况、不同自然禀赋、不同敏感性的碳削减服务的交易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碳环境服务市场这一交易平台，实现减排成本的降低。政府采用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则是一个相对较优的选择，如可交易的许可证、排污收费制度、水资源费、财政的补贴、税收削减等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通过调整政府行为而影响相关利益者的行为，是一个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实施机制。

四、结论

1.在国际和国内缺乏引导碳汇市场发展的政策环境下，中国目前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是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碳服务商品在现有技术水平、制度条件下难以实现排他情况下，由政府作为主体可以把外部交易成本转为内部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交易成本，明确了碳环境服务的准商品性质、使减排成为供需双方的必要选择，这就是一个进步，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引导公众参与。

2.通过排放许可证交易可降低总的削减成本费用，只不过排放权作为国际领域内未进行初始分配的权利，各国还首先要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初始产权。由于各个国家在收入、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及能够采取的措施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基于森林的合格的碳汇交易的标准、指导过于复杂，往往引起交易方长期、细致的谈判，并且相关国家越多，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就越困难。这些都是引起交易成本增高的原因。

3.环境服务市场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活动中不平等的援助关系，成为市场交易平台上的平等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为形成稳定、长期的国际气候领域合作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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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罗R.伯特尼，罗伯特N.史蒂文斯主编．穆贤清，方志伟译．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Landell-Mills，NatashaandInaPoras，2002.SilverBulletorFools’Gold?AglobalreviewofmarketsforforestenvironmentalservicesandthEirimpactsonthepoor.London:IIED.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英国;传导机制;金融危机

理论上,货币政策能够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能够抵消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系统的主要波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货币政策理论,英国货币当局采取货币政策辅以财政政策,以拯救当前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中的英国经济。但是,2008年以来,英国频繁采取的诸多货币政策是否达到了促进和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目的?是否暴露出某些货币政策的局限性?本文通过分析金融危机后英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探讨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英国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thebank'smonetarypolicycommittee,mpc)只负责设定银行基础利率,并不决定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量。银行必须根据货币和储备需求的变化,以及mpc设定的银行基础利率,通过市场操作来调节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量。通过这样的途径,银行能够确保短期市场利率基本与mpc设定的利率保持一致。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有3个工具: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再贴现率。在英国,mpc设定官方利率,但并不决定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量。作为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其金融市场操作来执行mpc的利率调整决定。英格兰银行根据货币和储备需求,通过买卖债券调节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量。

官方利率的调整会影响和改变市场利率水平,资产价格,市场预期或信心,以及汇率,并进而影响个体和企业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影响对英国所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需求。而对英国所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需求与本地就业市场密切相关。最终,官方利率的调整会影响到通货膨胀的水平。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见图1。如果mpc公布将低官方利率水平,英格兰银行将回购债券以增加货币供给和流动性。然后,市场利率水平和资产价格将下降,个人倾向于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企业将增加投资。这样,对英国本地商品和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就业增加,商品和服务价格以及工资将增加,这必将影响通货膨胀率。

二、金融危机后英国的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2008年下半年以来,英国的经济日趋恶化。mpc不断降低银行官方基础利率。从2008年初开始,mpc累计8次降低银行官方基础利率,由2008年1月的5.5%降低为2009年4月的0.5%,并持续至今(见表1)。2009年3月5日,英格兰银行宣布价值750亿英镑的资产购买计划,该计划于4月9日开始执行。英国货币当局试图通过降低利率和资产购买计划增加货币供给量,减少个人和企业投资成本,从而达到拉动需求、提高就业率,并控制通货膨胀率的目标。

通过英国货币当局的一系列货币政策,英国的货币供给量(m4)由2008年初的16912.54亿英镑增加到2009年底的20327.65亿英镑,2010年m4继续保持金融危机后的稳步增长趋势,截至2010年4月,m4已达到22105.82亿英镑(见图2)。91天短期国库券平均贴现利率、银行间隔月拆入息率、银行间3个月拆出息率以及英国政府20年债券收益率都不同程度地下降(见表1)。2008年初至2009年2月,91天短期国库券平均贴现利率从5.01%降到08年底的1.24%再降到2009年底的0.46%,截至2010年5月,该指标为0.49%;银行间隔月拆入息率从5.50%降到08年底的2.75%再降到2009年底的0.55%。2010年5月,该指标有小幅上升为0.60%;银行间3个月拆出息率从5.58%一路下降到2010年5月的0.75%,英国政府20年债券收益率从2008年初的4.46%降到2010年5月的4.32%。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量是内生变量,缺角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r)和公共储蓄率(c)。2008年,英国家庭储蓄率由第一季度的-0.7%上升到第4季度的3.6%,2009年,该指标由第一季度的4.5%上升到第4季度的7.0%(见表4),这一变化表现为图2中oc曲线向上移动到oc',其中oc曲线的斜率是c;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表现为图3中ab曲线向右移动到a'b'。变化后,银行持有现金量从af变为a'f',银行持有的储蓄量从db变为d'b'。a'f'和af相比谁更大,取决于r和c的变化幅度。

目前,在利息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与传统货币政策理论认为储蓄率随利息率下降而降低相反,英国家庭储蓄率却在增加,失业率上升,人们对经济预期普遍黯淡,缺乏信心,并减少消费和投资,从而导致了总需求减少(见表2)。

金融危机后货币供给量中贷款增长率变化趋势也反映出英国总需求在减少。尽管自2008年初英国的货币供给量m4持续增加,但是,自2008年10月以来,货币供给量中贷款增长率在下降,2009年1月更是大幅下降到4.9%(见图4)。货币供给量中贷款增长率下降反映出英国货币需求量增幅放缓。

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过去的几个月内持续下降。2008年9月cpi年度变化率为5.2%,11月为4.1%,2009年2月下降到3.2%。

总体来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国货币当局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达到货币当局的预期目标,越发显示出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三、金融危机后英国的货币政策分析

金融危机以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造成了英国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1.一般来说,官方利率的变化对产出的全部影响需要1年才能够显现,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2年左右才能全部显现,即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时滞。miltonfriedman(1968)认为,货币政策至少在6个月或者9个月或者12个月或者15个月后才能对经济产生影响。

2.金融危机后,英国家庭和企业普遍对英国经济预期黯淡,缺乏经济重振的信心,不但减少消费支出和贷款需求,而且有增加储蓄的倾向。这正是英国货币政策没有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增加总需求的关键所在。

3.目前,为挽救日渐不振的经济,英国政府已计划支出1750亿英镑,实际上该数字已达到2250亿英镑。但是,就英国政府目前的经费状况,近期不宜再采用财政政策。因为2009年2月,英国公共部门现金预算赤字已达18.43亿英镑,公共部门净债务占gdp的比例为49.0%。也就是说,目前,英国不能再采用财政政策,而必须采用货币政策。

4.目前,英国不可能同时既降低利率水平又缩小国际收支账户的“双逆差”。因为利率水平下调会引起资本外流,英镑贬值(见表3)。但是,如果英国得益于英镑贬值,借此机会扩大出口,获得经常账户盈余,那么,既降低利率又缩小国际收支逆差两个目标就有可能同时达到。

可见,尽管自2008年初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连续8次降低官方基准利率,英格兰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量m4,银行基准利率降低到相当低的水平(0.5%),但由于家庭和企业对英国经济预期黯淡,缺乏信心,英国家庭储蓄率却在上升,货币供给量中贷款增长率在下降。导致最终消费支出或者总需求减少。可见,目前英国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凸显了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的局限性。而英国经济重振的关键在于重建公众对英国经济的信心。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篇5

关键词：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

基金项目：2012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立项项目（项目编号：2012480）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月2日

固定资产是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为了加强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科学核算成本和费用，保证固定资产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自身价值，促进企业良性发展，加速折旧法应运而生。加速折旧是税法规定的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开始提炼较多的折旧，随着年数的增加相应地减少折旧额，从而使纳税人的所得税税负得以递延的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其应用是否科学合理，会对企业当期经营效益产生重大影响。

一、加速折旧法对企业会计利润的影响

以下通过案例数据来说明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两种加速折旧法影响企业利润的方式。

案例1：某公司有一台机器设备，原值30万元，预计净残值率为5%，预计可使用年限为10年，企业分别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提取折旧。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加速折旧方法进行账务处理。

（一）双倍余额递减法。（表1）通过表1计算表明：固定资产在购买初期即效能较好，使用最灵活便捷的时候，折旧提取较多。

（二）年数总和法（表2）

年折旧率=（10-已使用年限）/（折旧年限×（折旧年限+1）/2））×100%

通过表2计算可以看出：随着年数的增加折旧率出现递减的趋势，年数总和法在固定资产使用状况良好的时候提取了较多的折旧。

以上两种方法的计算均表明：（1）前期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计提的折旧较多，以后年度逐渐减少，这正是加速折旧法的特点，通过采用该方法有利于企业设备的及时更新；（2）在其他费用成本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因采用加速折旧法引起的利润减少，能够在后期计提的折旧额减少使得企业利润增加中弥补回来。另外，企业在使用加速折旧法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应注意两个问题：若使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固定资产是在年中或年末计提的，那么企业应当对固定资产分段计提折旧；若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当固定资产每期计提折旧的金额比直线法计提折旧的金额少时，应当在剩余年限内用直线法替代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

二、加速折旧法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为了加速企业固定资产更新、促进企业进步，在固定资产前期技术状态好能创造出较多价值的使用阶段应多计提折旧。同样地，在所得税的问题上加速折旧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从税法的角度讲，为了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性和公平税赋，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问题上企业应尽量使会计处理与税法规定相吻合，尽量地减少纳税调整，降低企业成本，而且要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做到税收成本最低化，风险最小化。下面用案例分析题解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下：

案例2：某企业新购进一台大型机器设备，原值800，000元，预计残值率8%，经税务机关核定，该设备折旧年限为4年，假设在提取折旧之前，企业每年的税前利润均为1，800，000元。企业所得税税率25%，采用两种折旧法计算折旧额和所得税额，比较双倍余额递减法与年数总和法对所得税的影响差异。

（一）双倍余额递减法。（表3、表4）

（二）年数总和法。年折旧率：尚可使用年数/预计使用年限的年数总和。每年提取折旧额如表5、表6所示。（表5、表6）通过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一种特定固定资产而言，采用两种加速折旧方法企业所提取的折旧总额是相同的，同一固定资产所抵扣的所得税额也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企业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内每年所抵扣的应税所得额是不同的，由此导致每年所抵扣的所得税额也是不同的。上述分析更深一步说明加速折旧法可以递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期间，从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角度考虑，为公司争得了一定时期的无利息贷款，使公司获得一定的财务收益。

三、对加速折旧法应用的思考与建议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相关政策法规的颁布，加速折旧法越来越受到各个企业的青睐，因为加速折旧法提倡企业尽早收回投资，用新技术更换原有的旧设备，以此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该方法正在被政府和企业合理运用与完善。当今社会由于经济软实力、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这一强大力量的带动下，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换代速度惊人，使得资产的自然使用寿命被新的替代品强制缩短，无形损耗越来越明显，有的高精尖部门的固定资产不是因为长期使用破坏严重而无法继续使用，而是在其正常年度使用范围内就被性能更好、效率更高或者价格更优惠的新型设备所取代，因此加速折旧法的实行越来越成为必要。针对加速折旧法当前经济形势下所处的境况，以及上述资料数据对两种加速折旧法的分析，对进一步更好地应用该种方法提出下列可行性建议：

（一）以企业整体经营决策为出发点，充分发挥企业内部优势。企业应当把加速折旧放到整体经营决策中考虑，降低成本，合理避税，恰当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增强财务报表的可能性，从而达到实现企业预期效益的目的。同时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内部优势，运用科学技术多开发一些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加速折旧法的作用，加速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增强企业的后劲，而且从长远来看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在物价持续波动情况下采用加速折旧法。在物价波动幅度大尤其是在物价居高不下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这样能够使得大部分投资在被不合理使用之前收回，从而避免因物价上涨而发生的货币时间价值造成更大的损失，有利于固定资产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实现统一。

（三）从政府层面上支持并规范加速折旧法的应用。国家对加速折旧法的实施应逐步放宽政策，支持更多有条件的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这一措施短期来看会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但对企业而言不但减轻了税负还提高了更新固定资产的能力。政府还应加速实施对企业固定资产价格的重估，重估对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保持各年效益平衡有重大意义，利用重估加快实行加速折旧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3.16.

双减政策对初中生的影响篇6

［关键词］固定资产折旧税收筹划

一、税收筹划的基本方法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现行税制的条件下，在应税事实发生前，通过充分利用税收法规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政策，合理安排自己的投资、融资及经营管理、企业清算等环节的经营管理活动，在合法的前提下来达到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目标的涉税行为。因此，税收筹划的目标是使税后利润最大化。一项有效的税收筹划可以减少筹划期间的税额。

税收筹划方案之所以能够带来税收负担的减少，其内容不外乎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技术面的因素，即从理财理论出发，对应税所得和费用扣除进行时机选择，从而获得货币的时间价值；二是政策面的因素，即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如税收的减免政策，从而减轻税收负担。

（一）技术方法

从理财角度来看，税收筹划在选择所得和费用的确认时机时有四种常规的方法，从基于货币时间价值的角度来看，一是推迟确认所得，二是提前确认费用扣除；从基于边际税率的考虑来讲，一是将所得转至预计边际税率最低的年度，二是将费用扣除转至预计边际税率最高的年度。

（二）政策因素

税收政策因素，主要指税收的减免税等条款，比如所得税的“减二免三”优惠、福利企业的增值税优惠等等，纳税人如果能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条款，就可享受节税效益。因此，用好、用足税收优惠政策本身，也是一个税收筹划的过程。

在选择税收优惠作为税收筹划的突破口时，人们往往注意到的是一些比较明显的或显性的优惠措施，因此税收筹划方案也比较注重在显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用上进行筹划技术的选择。但是，税收筹划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规划方案时如果只注意显性优惠，由此而得到的方案是不全面。比如，通过折旧方法的选择进行所得税筹划。

二、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筹划

（一）固定资产折旧的税盾效应

固定资产在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价值计量，传统上都是以历史成本或原始价值为基础，在使用期间逐步转移到产品中去，是企业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固定资产价值的一经确定，改变的弹性很小，因此，纳税人想通过加大固定资产价值来增加产品成本就很难实现。而固定资产逐步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即折旧，就成为纳税人进行固定资产税收筹划首先考虑的问题。

折旧作为固定资产在生产使用过程中的价值转移，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因此它有着“税收挡板”或“税盾”（TaxationShield）的作用，因为每个纳税期的折旧额的大小，会影响企业当期的应纳税额，从而影响企业的所得税税负。

税法赋予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选择权。对于折旧年限，除因特殊原因需要缩短折旧年限的，一般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税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纳税人希望通过缩短折旧年限的方式，来加快固定资产成本的回收，使企业成本费用前移，前期利润后移，从而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在实际操作中就有相当的难度。那么纳税人就只能着眼于由于折旧方法的不同，而带来的折旧额分摊在不同生产期间的成本数量上的不一致，进而使各期的成本和利润出现差异，利用这一差异进行税收筹划。

（二）折旧方法的选择

对折旧方法的选择，实际上也就是对企业费用确认时间的技术选择问题。

虽然，从账面上看，在固定资产价值一定的情况下，无论企业采用何种折旧方法，计算提取的折旧总额都是一致的，因此折旧总额对成本和企业利润的影响，在整个固定资产使用期间是相同。但是，由于资金受时间价值因素的影响，企业就会因为选择的折旧方法不同，而获得不同的资金时间价值收益和承担不同的税负水平。

按现行制度规定，企业常用的折旧方法有直线法（包括平均年限法和工作量法）和加速折旧法（包括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由于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各期折旧额在量上不一致，分摊到对应期间生产成本中去的固定资产成本会存在差异。因此，折旧的计算和提取必然关系到各期生产成本的大小，直接影响企业的各期利润水平，最终影响企业的税负轻重。

这样一来，企业在比较各种不同的折旧方法所带来的税收收益时，就需要采用动态的方法来分析，先将企业在折旧年限内计算提取的折旧按当时资本市场的利率进行贴现后，计算出各种折旧方法下在规定折旧年限内计算提取的折旧费用的现值总和及税收抵税额现值总和，再比较各种折旧方法下的折旧现值总和及税收抵税额现值总和，在不违背税法的前提下，选择能给企业带来最大税收抵税现值的折旧方法来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此外，边际税率的变化，也会对成本费用及利润的确定带来影响。所以，对于享受所得税优惠的企业而言，在进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时，不只要考虑折旧方法不同所带来的资金时间价值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优惠期间及期满后的所得税税率变化所带来的所得税税负影响。

一般认为，选择加速折旧法可以使企业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相当于企业在初始年份内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而且加速折旧法的这种抵税作用在通货膨胀环境下的作用更加显著。因为，按现行制度规定，我国对企业拥有的资产实行以历史成本记账原则。这样，如果存在通货膨胀，则企业按历史成本收回的实际购买力已大大贬值，无法按现行的市价进行固定资产简单再生产的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既可以便企业加快投资的回收速度，并在抑制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的同时，持补偿的折旧基金投入企业再增值过程，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又可以使企业的折旧速度加快，有利于前期的折旧成本获得更多的税收挡避额，从而取得延迟纳税的效应，为企业增加投资效益（延续纳税额与延缓期间企业投资收益率的乘积）。

但是，对于加速折旧法的使用，普遍的税收筹划观点认为，如果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特别是在享受所得税的“免二减三”优惠时，就不宜采用加速折旧法。其理由是：采用加速折旧法，会使企业在营利前期享受所得税减免时，固定资产折旧速度快，使企业可作为利润的部分作为了费用，而没能使这部分利润享受减免税的优惠，加重了所得税税负。并且，该筹划思路对折旧的抵税额折现总值进行比较分析，也由于在优惠期内没有加速折旧额没有完全享受高边际税率的抵税效益，从而使得整个经营期间，加速折旧法的抵税额现值低于直线法的抵税额现值，从而得出加速折旧法不适于享受所得税减免优惠企业的结论。

实际上，这个筹划方案就不是一个全面的筹划方案，它没有全面考虑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特别是一个隐性的优惠政策：弥补亏损的政策规定。

（三）享受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时，企业折旧方法选择实例分析

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纳税人发生年度亏损的，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是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五年。考虑此项政策规定，结合从企业的开始盈利年度起享受所得税“免二减三”优惠的政策，此时，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加速折旧法，会大大优于直线法的。

例如某企业生产经营期10年，预计固定资产投资100万元，其使用年限为10年，折旧年限为5年。适用所得税税率为30%，享受所得税“免二减三”优惠，其优惠年度计算从开始盈利年度起。预计该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不考虑固定资产折旧的利润额为：

单位：万元

经营年份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第十年

利润额-1030507080120150601010

企业分别采取直线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折旧，对企业利润及所得税带来的影响如下表（为计算方便，不考虑净残值的影响）：

单位：万元

年份直线法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折旧额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税后利润年折旧额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税后利润

120-300-3040-500-50

220-200024-440-44

3201001014.4-8.40-8.4

4205005010.850.8050.8

5206095110.869.2069.2

61201810212018102

715022.5127.515022.5127.5

860184260951

910371037

1010371037

合计10073.5396.510055.5406.1

由上表可以看出，采用加速折旧法（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在企业整个生产经营期内，所缴纳的所得税绝对值比在直线法下减少18万元，税后利润增加9.6万元。在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内，在加速折旧法下少缴所得税9万元，税后利润增加9万元。

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假定折现率为6%，那么上述不同折旧方法所带来的所得税及税后利润影响：

单位：万元

年份折现系数直线法双倍余额递减法

应纳所得税税后利润应纳所得税税后利润

10.9430000

20.8990000

30.8408.400

40.792039.6040.2336

50.7476.72338.097051.6924

60.70512.6971.9112.6971.91

70.66514.962584.787514.962584.7875

80.62711.28626.3345.64331.977

90.5921.7764.1441.7764.144

100.5581.6743.9061.6743.906

合计49.1115277.17936.7455288.6505

可见，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条件下，加速折旧法与直线法相比，在十年生产经营期内，少缴纳所得税12.366万元，税后利润增加11.471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