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

在十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和指导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宝贵的思想宝藏，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真理，指导着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来解决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并不是顺理成章的，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所改造的对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一样，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必然有所差别；从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活动来看，新中国面临的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等问题，这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又有所不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必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来作指导，但是中国本身的特殊国情，必然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导中国实践活动，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性，而且因为它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以为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结合起来，产生联系，能够为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并且运用它来指导社会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能够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使之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特殊国情中，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将会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406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决否定教条主义的态度，即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指导一切的不可违背的权威和“真经”，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际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现成的模式和数据，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这种方法能够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指明前进的正确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使之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用全新的实践和内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必然选择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武器，那么使用这种武器的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就是共产党人民群众，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在实践中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党和人民由于指导理论欠缺和实践经验不足，对中国的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了解不够，使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客观原因也归结为没有妥善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理论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不断完善和推进。党和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主体实践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即离开了党和人民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最终目标将成为“象牙塔”式的理想；同样党和人民的认识和改造世界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主体的活动将会滞留于封闭和盲目的状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的“结合论”和“理论创新论”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当前主流的观点有种：一种是“结合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另一种是“理论创新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要求人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抵制“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侵略。在中国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本本主义”的错误认识存在了较长的历史时期，无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对革命都产生了重大的误导。在“本本主义”那里，完全颠覆了党的思想路线，认为“一切从被断章取义了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自主地把理论作为检验中国革命的成败的标准。”其实就是把书本、理论当作教条，完全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照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割裂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教条主义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但是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使他们不去深入分析历史曲折和反思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不去试图指出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定“本本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和科学方法，它来源于实践，摈弃马克思主义是“教条”的思想，这样才会使与实践结合的理论成为现实的物质力量。

（二）一般与特殊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这里的“历史”是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实践历史。实践是历史中具体的实践，不能脱离历史的范畴，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而历史中包含了多个不同的具体时代，那么它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就是与具体的时代相结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那么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与不同的历史任务相结合，体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解决问题之前，必须先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如果对中国历史不了解，就不会发现中国的近现代史在不同时期分别提出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更谈不上认识和解决问题了，所以在历史提出具体的时代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了解历史，就是为了认识问题；在认识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历史任务相结合，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离开了与中国历史的结合，实践就失去了时间的维度，“马克思主义不会成为实践的需要”，[2]35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目的也会缺乏历史性的认识。

（三）内容与形式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内容上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在形式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使之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是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风格、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433这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过程，如果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脱离“形式”的“内容”，会使其悬浮于大众精神生活之外，失去理论的生命力，因而难以承担起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和精神导向功能。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和发展的理论，不断地解决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同时也丰富和完善了其自身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和立场对它与三者的结合进行新的理论阐述，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和新的思想，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就是自身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具体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内容与形式的相结合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实事求是；在实践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内容上，要求形成和完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把握规律性和富于创造性；在形式上，基于中国民族形式，必须具有民族特色；在时间上，坚持与时俱进，必须体现时代性；在空间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必须从实际从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刘国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论”辨析[J].专题研讨，2011，（0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篇2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为彻底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基本特点创造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并且这种反思又直接构成科学合理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深度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反思的辫证运动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良性运行机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和经验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阶级性等等特点在理论的现实化过程中表现出具体的丰富性、鲜活的生命力、内在的调节与发展的机制等独特的理论品质，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获得创造性发展的内在的直接根据所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特点的“中国化”反思，应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运用与证明，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反思、科学坚持、创新发展的过程，其中面对中国现实的深刻的理论反思既是科学合理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前提和基础，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与现实国情寻找“结合点”与“平衡点”的关键环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特点的“中国化”反思应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课题，这既是将马克思主义全面具体化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基础性环节。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阶级性等基本特点，进行“中国化”反思的具体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传统的理论解释主要定义为三点:一是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实现了研究对象的革命;二是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彻底的唯物主义与彻底的辩证法;三是有一个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由此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根据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化的实践，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仅仅由其理论的内在逻辑特性决定是抽象的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还必须在实践中获得历史性的具体化的证明、充实与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是被给予的，而是在人类的文明长河中和永恒的实践中被历史性建构的，不是相对于我们的经验而先验存在的，而是本身向根源于这种理论指导的实践经验无限开放的包括我们的经验以及后来者的经验在内的与时俱进，不仅直接观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实践经验，而且涵融整个人类的包括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文明与经验。

除了以上所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解释模式外，以“中国化”的实践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其科学性的内涵在当代具体化至少蕴含着以下几点:

第一，自觉吸取和改造人类每一个时代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实现文化的历史性融合，化为自身的文化生命力。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原则的直接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的开放与包容的气势，使马克思主义在每一个时代具有文化的优势与亲近感，能与受众的文化心理与情感交融和谐，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掌握群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文化规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吸收和改铸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构成了现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主体。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吸取和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中国化真正掌握了群众，化为自觉的革命实践，极大地促进了革命的成功，这本身就是被建构和实现了的科学性。中国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海纳百川的气概和文化特性。

第二，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直接源于无产阶级利益与人类利益的根本一致的科学分析，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始终与人类利益具有根本一致性，因此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现实化与具体化。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认定的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但必须注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全面的，政治立场或政治利益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二者不能等同。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是维护和建设其科学性的最真实的步骤和最好的表达形式。

第三，始终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原则推动历史前进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原则和目标的历史性具体化，代表和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寻找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特性与人性的平衡点，实现发展的共享与共享的发展，是现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原则。

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转化为实践的物质力量，最终改造现存的世界，因而其实践性是其重要的理论本性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总是由其现实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又决定于现实的存在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或者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转化提供了成熟的条件，而现实的历史状况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总是具体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必须具体化，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向与形式、过程与目标、结果与评价等等多方面的结构性要素。总之，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需要正视现实并进行客观公正地理论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经过了革命斗争、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的中国化历史性变迁，这一过程明显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以适应于我们需要的选择，这种选择体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强调历史条件与我们的现实需要，表明丰富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有可能总是只有一部分符合我们的需要和适应特定的历史条件，其他部分则被暂时搁置。这种情况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正是马克思主义适应了我们的现实需要和历史条件，因而马克思主义就能成功中国化，并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发展成果，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标得以基本实现。认真严肃地追问和正确地了解我们的现实需要，科学合理地分析现实的历史状况，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选择、方向、目标等的基本前提。转贴于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理论的实践化，而是有选择地实践化，这种选择性实践的成功恰恰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调适性和力量。那么，这里的问题是:这种有选择地中国化实践是否与我们通常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性相悖?其实，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性，目的在于防止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的片面、分化和孤立、抽象地理解(这种理解是违反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对马克思主义有选择地中国化同样要求将被我们选中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中作完整地科学理解，而且应该把这一理论整体性的观照贯彻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过程中。这恰恰是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要求相符合的，目标在于完整准确实事求是地把握被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这种理论要求直接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化实践的前提。可见，对马克思主义有选择地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素质与要求并不矛盾。死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而拒绝在中国化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适应需要和现实的选择，这仍然是教条主义的。

总之，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是具体的，需要具体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选择和历史条件的状况。因此，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由革命向建设转变也就是十分自然的，而理论本身及其实践性绝没有革命与建设和改革的对立，当然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理论本身所谓由革命范式向建设范式的全面转换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是向历史开放的现实性，实践的主题的变换要求理论适应这一变化并实现创新发展，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要求和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恐怕是当今世界最具争论性也是直接关涉其命运的理论特性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的实质是一种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人文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产生的重要的人文出发点，她以关注现实存在的无产阶级及其解放来思考整个人类的最终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与人文关怀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只要现存的这个世界还存在各种形式的压迫、剥削、不自由、非公平正义，完全忽视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思维方法和话语模式就难以真正地理解和切实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问题。阶级性同样不是抽象的，需要根据历史条件的状况来确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曾经为科学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道路所证明，当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的条件下，革命斗争就是正确处理阶级关系的实践形式，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处理阶级关系的形式当然以实现合作共同发展为目标。今天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反思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应该大力挖掘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人文关怀维度和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展现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完整准确内涵。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简约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性需要，但这种简约完全遮蔽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人文出发点和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将人性与阶级性等同，造成了严重的失误。事实证明，不是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对其的理解和研究不够，对她的片面把握，因此还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全面本真面目，合时宜地处理好现行阶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简单地回避和淡化阶级话语以适应建设的需要只能是认识水平尚未提高的政治策略，不能代替理论上的研究和反思。

第二，阶级合作、共同发展和阶级和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需要。一定要看到，即使在马克思的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有阶级合作的一面，甚至是革命高潮未来时的主导方面，但这并不妨碍西欧的无产阶级将阶级斗争视为革命的根本形式。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合作与和谐有独特的历史条件，阶级之间也需要合作而且不得不合作，否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教条主义的遗老遗少。现实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存在，但不要阶级斗争，要阶级合作，这是现实的可能和全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共同需要。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平改造实践的成功本身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阶级关系只是人们丰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这一个方面是否占主导是由现实的条件和需要决定的。中国人谈阶级色变是因为历史的经验指认阶级总是与残酷的斗争等同或联系在一起，虽然价值观念的多元发展倾向对此有所冲淡，但只要理论上没有根本的突破与创新，这个问题就像幽灵一样驱之不去。人和人的交往的直接性、全面性和自由性是我们所向往的，和谐的思维模式应该是看待马克思主义阶级性的当代选择。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篇3

摘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一直以来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的说法，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位是目前集中讨论的话题，这一问题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笔者针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践唯物主义”存在的问题，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以及马恩经典原著中的话语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阐释了把握这一解释原则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定位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所在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提法完全违背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整块钢铁”的旨意，列宁说：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可能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页]”这里重点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分割性、整体性、统一性，并不能由此判定还存在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存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于这一定位存在两种可能情况：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和发展，两者有时间上的先后;二是两者相提并论，平行并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两个组成部分共存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这两种情况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一个现实，就是关于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和看法与关于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和看法是完全割裂的，分门别类地把它们装入两个不同的框架中，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和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这势必造成人所赖以生存的整个世界的断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截然分开，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人本身就生存在统一成体系的世界中，而对于自然界形成的一般规律与看法并不是与存在于历史中的主体无关的消极对象，其中必有人的历史活动参与在内。因此，这一提法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对象性活动，会把自然与人类社会自然地割裂开来，这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这一定位在逻辑上隐含的问题是科学与哲学的混淆，科学与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科学是对世界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研究的是存在者，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对自然界规律以及人类社会、思维规律的总结，就是对存在者的表述，这种表述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定为科学的表征;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在哲学的意义上，世界观并不是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和观点，而是对存在的把握，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是人生活于世界其中的批判性反思，是对科学思维的超越，这一过程不是规范地表述，而是能动地表征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称之为带有新世界观意义的哲学。因此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厘清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才能真正体会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这一提法在内容上存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生的著述中从未有过单独或专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篇章和著述，他们从年轻时就立足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并且终生致力于通过与社会现实接触的途径来把握人类的生存境遇，揭示了人们现实生存境遇的经济根源，表现了其哲学体系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恩格斯著的《自然辩证法》也是在总结和揭示自然科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从分门别类到综合体系直至到辩证科学思维方式的过程，这依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晚年著的《资本论》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论证，依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站不住脚。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隐性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实践唯物主义”的定位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结果，改变了以上提法的直观性和片面性，且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样系的多样性，展示了以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为基础的全部理论内容。但其中隐含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混淆了实践本体论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哲学理论体系，而实践本体论是对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探究，如果弄不清两者有区别，必然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为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在这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以往一切旧唯物主义没有找到世界的真正本体，而只是把本体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现象进行理解，或者可以说是忽视了人对世界的能动性把握，唯心主义恰恰夸大了这一环节，又缺少了现实社会中的感性确定性。马克思是从感性活动和实践来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把事物和现实世界看做历史活动中的生成和发展，才真正把握了世界的本原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马克思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在长期的哲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思考中形成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针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概念进行了黑格尔辩证法和历史空场的批判，这一批判在哲学上重新进行存在论奠基的对象性活动”，亦即与思维有差别的感性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78页]。他表述到：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4页]这是对实践较早期的理解和表述，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象性活动”、感性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等实践”纲领便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纲领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由实践开始展开对全部旧哲学的批判的，实践就是这一新世界观的拱心石。马克思就是把实践活动看做是世界本体化的展开过程，从而探究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因此，如果混淆了实践本体论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区别，就会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结论。

二是没有区分实践思维方式与实践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建立的哲学理论体系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性实践性认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这无非是没有真正搞清以实践为内在思维方式的新世界观的真实内涵，也不能真正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历史性变革，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意义。马克思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两千年的哲学变革，无可厚非地是使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转向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使西方哲学理论从理性霸权、概念宰制逻各斯统治的独断世界即传统哲学建构的本体论世界”回归到现实的人和人的真实世界，马克思否定追求永恒原则、绝对真理的哲学妄想，否定与现实相脱离、由概念建构起来并加以实体化的所谓独立的本体世界，否定了绝对化的哲学传统，使哲学找回了属于人自己的哲学。早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一再强调哲学的世界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强调哲学的现实化。马克思在对传统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揭示了脑力劳动的主要形式是通过思维的抽象作用理解事物、现实和感性，随着思维抽象能力的发展，现实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抽象为纯粹逻辑的规定，现实的一切运动都可以抽象为纯粹逻辑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5—106页]，在纯粹理性完全脱离了现实或感性确定性之后，逻辑、意识的确定性只能在纯粹理性自身之内建立终极基础，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反倒成了一切现实存在的基础，马克思在本质上揭示了西方传统哲学脱离现实而又统治现实的颠倒的世界观，其任务就是把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再颠倒过来，以使人们正视真实的现实世界。[孙利天，《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这一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象，只去寻找非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9页]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页]随后，又说，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7页]这一系列的表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向，把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变革为人自身生存视域内的实践思维方式，以此来探究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向，这种新世界观所面对的已不是传统哲学的问题和领域，而是开辟了哲学的新视域。依此看来，可以这样说，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探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在这里实践的意义是广泛的、无限定的，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中介，以此为基础，进而从物质生产实践的社会性、历史性来理解人，揭示人的本质。因此，如果对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唯物主义不能很好区分的话，就会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论证

1、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这一问题的厘清，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的关键。如果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还不能把握，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载自《哲学研究》，2007.03]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变革就在于改变了以往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和机械性，不能呈现出现象背后隐藏的真正本质;对于唯心主义来说改变了其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历史的思辨思维方式，而真正能够从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入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根源，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实现人类的本体论追求。这不能不说是以历史的原则或解释方式形成的哲学理论体系，如果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是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那也就必然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人类历史领域之外还存在一个不同于人类历史的自然界，而这个自然界又与人类社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难道人类社会历史会脱离开自然界而单独存在吗?很显然，这只是在经验的层面上来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不是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来理解这一问题，因此说，这一理解根本违背了马克思的初衷。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剩余价值学说，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也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不存在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其理论体系就是以历史的眼光或视角、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以历史为理论根基而进行的对人类生存状况的理论学说，这也恰恰验证了后来恩格斯得出的论断，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页]这应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好解释，也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意义所在。恩格斯的这一论断绝不是一个现成的结论，而是有其论断的理论依据。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依据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处于一定历史时代中的以一定的物资资料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具体的联系，这依然是在探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历史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和经典的集中表述，马克思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表明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前提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从事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主体必须是有历史性的人，他们要受物质生产关系的制约，而不是任意抽象的规定。马克思又说：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这足以说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结果，世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通过人类的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深刻阐明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这种新世界观与以往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文献中到处显现着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一种颠覆性的新世界观，而不再是以往解释世界”的旧哲学模式，这里篇幅有限，不可能一一列举，只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这种新世界观就是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通过实践这种否定性活动而得到发展，人的自由、价值、发展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展现，这是人类生存的展开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以这样的逻辑理路来建立其哲学理论体系的。这一过程的展开和发展必须以历史的解释原则和理论根基来加以说明，而作为直接的生命活动”、感性的物质活动”等实践活动是构成这一过程的起点、根本前提以及存在方式，或者说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来完成这人类历史活动的使命的，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的关注点应该是人类社会历史，他所关注的实践只不过是其完成使命的思维方式和手段，因此，其最终的本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3、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的把握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澄清是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定为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相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如果象有学者认为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针对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机械性提出来的，实践唯物主义是针对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提出来的，那么这两种称谓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本质的体现，都是在与它物相区别的意义上提出的。按照黑格尔的逻辑，作为自为存在才是自身本质的体现，这种自为存在是排斥别物之物的。事物真正的本质不是在恶无限的与它物比较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而是一种单纯的自身联系，是回复到自身对自身内在本质的一种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定性是不能在与其他哲学体系的比较中来体现的，这只能体现出他的某些特性，只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而不能将其归为本质。其本质应是在其自身中呈现出来的，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本质内容的内在显现。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篇4

关键词：施密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实践中介；非本体论；唯物主义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正宗”继承人，施密特通过解读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重建，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不同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科学评判施密特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得失，对于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

施密特反对以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往往只注重唯物史观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区别，认为前者以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后者以自然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而忽视二者相互联系的做法。他强调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和历史难分难解地相互交织着”。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决定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因素乃是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而生产与再生产，即人类社会与自然所进行的物质交换过程，离不开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因此施密特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应当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人手，自然概念是使唯物史观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键因素。

基于以上认识，施密特首先分析了对马克思自然概念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然观的演进，以考察唯物史观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联系。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自然是绝对理念的外在化，即自然不是在其自身中自我规定的存在，而是呈抽象的一般形式的理念为复归其作为纯粹精神的自我所必须经过的外在化阶段。费尔巴哈对这种从思想向感性物质存在转化的唯心主义自然观进行了唯物主义的颠倒，认为自然是自身的原因，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作为整体的非历史的匀质的基质。更重要的是，费尔马哈把人视为一种经验的自然存在，从而不但以自然的质的多样性、而且以作为感性的客观存在的人作为课题。但遗憾的是，费尔巴哈的自然只是一种感性的直观物，具有纯粹自然性质的人也不是能动地、实践地而是被动地、直观地同自然的客观性相对立，人与自然的统一只与“人是自然所孕育”的有关，他没有看到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因而其自然观只是一种基于“纯粹自然”的素朴实在论，对人的人本主义强调也是抽象的，不足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整个人类实践导人作为认识过程的一个构成环节，从而使人与自然作为实践的辩证要素达到了具体的统一。其实质是把自然消融在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之中，自然概念就既是存在着的万物的总体，又是人的实践的要素，由此克服了费尔巴哈单纯强调自然总体性的素朴实在论自然观的缺陷。在施密特看来，正是费尔巴哈“对自然和人的感情上的激情”，使其唯物主义超越了以往的机械的(生物学的)唯物主义，并帮助马克思形成他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概念，从而成为唯物史观的前提，并确证了后者的唯物主义性质。

施密特认为，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扬弃而形成的独特自然观，又将唯物史观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区别开来，成为“新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独特性在于其社会一历史性，体现于马克思把自然和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人的实践和社会生活过程联系起来，认为在人类社会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通过工业形成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换句话说，马克思眼里的自然是由实践中介了的自然，它对于人及人的意识而言所具有的优先性也只能存在于中介之中；即便是还未被社会实践所中介的自然，也只有在将来能予以加工时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一切自然存在都是实践(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实践)的产物，“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去对自然进行解释，这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对自然的漠视”。正如马克思所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施密特认为，马克思正是以这种实践中介了的自然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基础，从而既把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成果“提高到用社会理论的框架来处理的自然理论的阶段上去”，以实现对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超越，又不影响其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性质——因为一方面，“人类生产力作为知识的以及实践的东西，由于给自然物质打上自己的烙印，因而与其说否定了不依赖于意识的自然物质的存在，不如说完全确证了它的存在”；另一方面，他把作为实践中介的主体的人也视为以他们为中介的实在事物的组成部分，即主体和客体都在“自然”的范围内，所以关于自然的中介性观点并不会导致唯心主义。施密特立足于马克思的独特自然观，具体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在实践中介基础上自然与社会辩证统一的、非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

施密特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出发，首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本体论性质。他指出，马克思尽管承认自然是独立于人的外部实在，对人而言在产生上具有优先性，可以用“物质”、“自然材料”、“自然事物”、“大地”、“劳动对象的存在基因”、“客观的”或“实在的劳动条件”等同义术语来表述，但却认为马克思决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决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人之外的实在及其优先性的，而是将自然及其优先性置于人的实践中介之中。正是由于实践的中介，物质实在与人之间的关联就存在相对性，因而不管它处于“为他存在”时，还是“自在存在”时，都与本体论原理不相容，因为本体论的原则是“终极性”、“根本性”和“绝对性”，从而非中介性。施密特由此批判了那种根据马克思承认自然的先在性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物质本体论的观点。同时他认为，既然马克思一开始就承认物质的实在已经被社会所中介，因而只存在物质的特定存在形式，所谓本原物质、存在物的本原根据之类，并不存在。辩证唯物主义由此破除了所谓事物的“终极的”、“不变的”本质的概念，否认存在任何绝对根本的自在实体(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抑或其他)。所谓世界的统一性命题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抽象世界观的表白就与那种低劣的唯心主义毫无二致，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性质。应该说，施密特的论述是正确的。因为诚如施密特所言，马克思的哲学立足于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他关心的不是所谓世界的终极目的和意义之类的东西，而是让这个世界消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性问题。因此，为该目标而奋斗的理论必然会“拒绝探究‘世界之谜’，或者说，它断然拒绝用新形态的本体论从根本上对自己提出问题的方式，使纯粹的哲学思辨继续下去”。

施密特进一步论述实践的中介作用以及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他关于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施密特看来，是实践的引人才赋予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以社会一历史性，也才使马克思以自然概念为基础，创立了唯物史观。因此他尤其强调实践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不是所谓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确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提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马克思看来，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创造与生产，即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哪怕它只停顿一年，自然界和整个人类世界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当然，施密特把实践作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真正对象，是针对实践的中介意义而言的，其目的在于反对将自然物质或者社会历史作为唯物史观研究对象的片面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唯物地说明社会历史，就在于使自然与社会在实践中介的基础上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他以“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说明了自然与社会在实践基础上相互渗透、互为前提，从而自然成为一个社会范畴，社会也成为一个自然范畴，两个明显分离的领域就通过实践环节辩证地统一起来。他认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就期待着共产主义的实践具有一种使自然和历史相和解的作用，更期待着自然科学和作为人的科学的历史科学在那里合为一体：“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的差异内部，“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同时发展着的人的自然实在，将通过工业而越来越相互适应。

施密特从自然、实践、社会三个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未将自然与社会的差异绝对化而陷入非此即彼的片面性中，又未将二者绝对统一，而是在实践的中介意义上实现了自然与社会在差异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应该说这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对于将自然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唯物主义，比如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指责道：“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和历史不是两种不相干的“东西”，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简言之，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先决条件是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当马克思谴责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把历史过程排除掉时，他想到的不仅是社会的历史过程，还考虑到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在人面前总是摆着一个“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但是，马克思并不因此认为自然与社会历史是绝对统一的。无中介的绝对统一在他看来是非辩证的态度，而且他认为人类史是从自然史中分化出来的，自然史包括人类史及人类史之前的阶段。因此，自然史只是构成其历史观的“自然科学根据”，人类史则是其历史观的主要运用领域，二者间存在着种的差异。同时，马克思认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因此，只有人的实践才是二者在差异基础上相统一的有效中介。

施密特由此批判了第二国际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首先，他认为恩格斯和梅林等人把自然与社会历史绝对分离，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就包括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和关于社会的历史科学两部分，因此才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自然辩证法向历史领域的推广，这是施密特所竭力反对的独断的形而上学。其次，施密特批判了考茨基把自然与社会历史绝对统一，并以自然消融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他认为考茨基将人类历史视为自然历史的附属物和特殊状况，其运动规律也只是生物学运动规律的一种纯现象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教条化。他借用科尔施对考茨基的批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唯物主义地理解以往一切历史的社会形态，其现实的基础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不是自然界或有机自然界及其一般发展史，甚至也不是一般历史发展中的人类史。”当然，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自然与社会历史关系的认识所导致的物质本体论，也一并遭到施密特的批判。最后，施密特批判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把自然与社会历史绝对统一，并以历史消融自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他认为，尽管卢卡奇根据一切有关于自然的意识以及展现着的自然本身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而正确地指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但却过于绝对化。他强调“如果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那么社会同时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这个逆命题也是正确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范畴，从其形式、内容、范围和对象性来看，它都不可能完全被消融到对它进行占有的历史过程里去，就像不能把它消融到形而上学地把握的“精神”要素中去一样。简言之，自然的社会烙印与自然的独立性构成统一，以任何一方消解另一方都是片面的。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以历史消融自然，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陷入了新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施密特强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将其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而得出诸如葛兰西实践本体论的结论。一方面，他认为人类实践在马克思那里是感性的、具体的、历史的，而本体论意味着绝对主义、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将实践作为本体其实是对实践的窒息，违背了马克思的定位。另一方面，实践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另一个称谓，因此将实践作为本体就会陷入同卢卡奇一样的以社会历史消融自然的唯心主义。这样看来，施密特对实践的中介意义定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篇5

[关键词]社会规律；唯物史观；历史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4-0018-05

社会规律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深入，学界普遍认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观点，并一致同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但是，从实践唯物主义视角把握唯物史观的社会规律理论这一重要问题，学界却鲜有专门论述，究其原因在于理论界对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研究延续了传统理论哲学的先验论思路，认为“社会就是按照一定规律运行的机器。所以人类一旦掌握了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就可以按照这种规律去设计人类未来社会，命令一切人的行为服从这种理想社会的安排，这个理想社会就会变成现实”[1]。按照这种思路，“长期以来，实践与规律的关系总被隐喻成具体物与牛顿式时空的关系。实践于是成了盛装规律的大箱子”[2]（P115），并因而使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遭到来自“一般历史哲学”、“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多方面的批判和质疑，它所实现的变革意义也未能得到彰显。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即是受先验论社会规律观思维图式的影响而走上了实践误区。本文力图揭示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所实现的变革及其对具体社会发展道路的影响。

一、社会规律观变革：从先验论到实践生成论

社会规律是关于社会历史本质的认识，是哲学尤其是历史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各个时期的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清算了以前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局限性，从实践哲学角度对“社会历史之谜”做出了科学解答，实现了社会规律观的变革，这种变革集中体现在社会规律性质从先验论到实践生成论的转变。

（一）理论哲学与先验论社会规律观

亚里士多德根据知识的目的把知识分为三类：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他认为：“为着自身而被追求的知识是‘理论（思辨）’知识（theoretike）；为着行动而被追求的知识是‘实践知识’（praktike）；为着创作和制造而被追求的知识是‘创制知识’（poietike）。”[3]（P114）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分类的观点，一些学者把全部西方哲学的发展线索归结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条路径：“理论哲学认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对实践具有独立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它具有独立的规律，并可以把整个世界构造出来……实践哲学认为，理论活动是有限的，是立足和从属于实践的，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哲学是为实践服务的，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4]由于受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重理论哲学轻实践哲学的道路。

传统理论哲学范式首先具有本体论性质，即追求超感性世界的本质、永恒原因，并且根据这些永恒、先验的原则解释和建构感性世界。其次，它是一种预设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热衷于对本质、永恒原因的追问，立足于从过去线性地推演现在和未来，其实是一种简化世界的思维方式。

近代以来，尽管维科等人已经提出不再把世界作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例如由上帝创造的）东西的研究任务，但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在理论哲学的范式下还是走了一条笔直的发展道路，社会规律理论研究也主要是沿着理论哲学路径进行的。根据理论哲学范式必然产生先验论的规律观，即事物自动地遵循着其固有的必然规律运动，该规律决定事物从现有状态必然地运行到某一确定的下一状态，由此形成事物运行的必然轨迹。先验论的规律观到了近代已“成为像几何公理一样的哲学教条”。根据近代哲学的理论诉求，数学和几何学的方法及以后的数理方法同样可以成为哲学把握世界总体的指导方针和标准。所以，以先验论的规律观来解释人类社会，则社会必然成为霍布斯哲学意义上的可以被设计和控制的机器。

这种先验论的社会规律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现尤为典型。康德认为，二律背反的第三个反题“没有什么自由，相反，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律而发生的”[5]（P374），这种经验论的规律观虽然找不到任何出自理性的纯粹原则的、如同道德和宗教所带来的那样一种实践的利益，但能够把自己可靠的和可理解的知识无穷扩展开去，促进和鼓励着知识。可是，如果它变得独断起来，否认那些超出自己的直观知识范围外的东西（例如自由），那么它就值得责备，因为它给理性的实践利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先验论的社会规律观就是这种变得独断的经验论的体现。康德认为，近代以来卢梭思考的自由问题和以牛顿机械力学为基础的因果律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所以他分别将其置于本体论和现象界予以讨论，从而试图将体系（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卢卡奇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在更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通过将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其存在基础有机结合起来，对这种先验论规律观进行了更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尽管随着生活的各个孤立方面的合理化，由此产生了各种“形式”上的局部规律，但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地说，它们相互之间只有偶然的联系，这种缺乏联系的情况明显表现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所以，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但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从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总过程就变为一种无法理解的“自在之物”，被主体以理性、合理的方式建构的社会变为非理性的总体、“异在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先验规律成了它自我认识的障碍。卢卡奇认为，只有辩证的方法才能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局限性，而这种方法只能靠无产阶级来完成。

（二）实践哲学与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

理论哲学的范式在追逐体系、形式的同时，封杀了客观现实和具体内容，从而走入了困境。与此同时，实践哲学的丰富内涵开始彰显。从人类最初懵懂的宇宙探索开始，就闪烁着实践哲学的智慧，并且随着历史条件及哲学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实践哲学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西方哲学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哲学范式发生了重要转换：日常生活层面、伦理践履性质的实践让位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迅速膨胀的物质生产实践。马克思敏锐地把握了时代脉搏，把对哲学基础问题的解答与存在基础（人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解决历史观的问题。因为不论是认识论还是辩证法在马克思以前都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而历史观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只有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不仅使认识论和辩证法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且使科学的完整的新世界观的问世成为可能”[6]（P413）。所以，有学者指出：“唯物史观同时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本源，或者说，它是作为社会科学或历史科学看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它为马克思主义各门具体社会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提供序言、基础和方法。”[7]（P75）马克思关注的正是人类历史总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规律。关于这两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了扼要说明。一方面，一个特定社会的结构系统有层级之分，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四个层次，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P8）。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系统是开放的，社会形态的变革遵循着如下规律：（1）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必定要突破既存生产关系的束缚，从而激发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变革；（2）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取代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形态的将是共产主义社会。在列宁看来，这正是马克思“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9]（P39）所获得的科学结论。

以上是马克思早期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迫切性，马克思并未对这种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社会规律观做出详细的哲学说明，这就为后人留下了阐释空间。“一般历史哲学”、“经济决定论”等就是对唯物史观社会规律本质的不同界定，这两种解释都以理论哲学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的社会规律理论，为其贴上“先验论”的标签，而忽略了该理论的科学、革命的内涵。针对“一般历史哲学”的阐释，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做了回应，强调“五形态”社会规律理论与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针对“经济决定论”的阐释，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进行了回应，强调了社会规律的辩证性。

关于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做出高度理论概括，只是反复强调它是人的活动的规律，而不能抽象地来理解。卢卡奇洞见到了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实践生成性质。他指出，对以康德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来说，一个被想象为完美的规律体系尽管用不着再对个别规律加以修改，但并不能预测新的东西，所以对于这种理性主义体系来说，历史的变化是认识的障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历史中事物的秩序和联系，才是哲学的基础。只有在这种内容不断生成，性质上新的东西不断形成的历史中，才能发现事物的典型的秩序和联系。这种历史在实践中的生成迫使规律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建立在主体的不断实践上，因此，它就使认识、规律等不再坚持其纯粹具体的独特性、片面性，而是把它们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中去，只有这样理解，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局限性才能被超越，关于历史的科学解释也才能得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完备性内涵才能得以显现。因此，我们把基于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性质概括为实践生成论。以此理解，则“规律并不在历史发展还未展开之前存在，而是在实践运行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形成的”[2]（P116）；“规律只是实践中那些稳定性关系的一种逻辑表达”[2]（P116）。

二、两条道路选择：历史设计与历史实践

“理论与方法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一方面，任何理论不光是观点和结论的表达，而且本身就具有方法的意义，所谓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正是此意。”[10]（P63）规律与道路的关系是理论与方法关系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表达。规律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而道路则是具体国家、民族的特定发展历程，二者各有所指，不能相互替代。同时，规律与道路又有内在联系：规律是道路的本质依据，道路则是规律的具体实现方式，有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形成什么样的道路，人类对社会规律的探求正是为了增加开辟新的社会道路的自觉性。然而，规律不能直接转化为道路，其实现方式与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有关。根据规律与道路的内在关联，社会规律性质从先验论到实践生成论的变化必然影响人们探求社会发展道路方式的改变。从实现方式看，集中体现为从历史设计到历史实践方法论的转变。以此来看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先验论社会规律观的思维图式下走入了历史设计方法论的实践误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对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精神实质的深入领会和具体实践，是在历史实践中的创造性探索。

（一）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设计方法论的实践误区

历史设计是先验论社会规律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从理论哲学角度研究社会规律，则社会规律带有一种本体论的性质，规律就成了外在于人的客观实体性存在（好比牛顿的时空观，是盛装物体的空盒子）。根据这种先验论社会规律观，人类历史的具体道路不是由人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的，而是或者被上帝决定或者被自然科学的普遍原理决定，其中以高度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典型。

西方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波普尔等对这种历史设计方法论提出了批判。哈耶克指出：“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由于这种理性主义不承认个人理性的力量所具有的这些限度，所以它实际上也就趋于使人之理性变成了一种较为低效的工具（这当然是与理性原本可能具有的效力相比较而言的）。”[11]（P203）哈耶克认为，这种理性主义的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主要影响发生在近代哲学，即以培根、霍布斯、笛卡尔等新理性主义代表的出现，这种理性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影响可称为“唯理论建构主义”。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唯社会论、计划制度和全权主义，都是从这种社会唯理主义或建构主义那里派生出来的。”[11]（P206）作为哈耶克的亲密朋友，波普尔批判了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承认历史决定论思想的哲学家。他认为，历史决定论者（以柏拉图和马克思为典型）往往与典型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的思想相联合。这种被设计出来的社会工程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其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改造“整个社会”。所以，波普尔针锋相对，提出了“渐进社会工程”的解决方案：即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所以，渐进工程师总是采取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他的目的。

历史设计方法论遭到广泛批判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也称共产主义）相区别。科学社会主义最初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它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为现实基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而传统社会主义则指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东欧和亚洲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历史设计的内容。传统社会主义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最终的历史状态，只要达到这种状态，一切历史之谜都得到最终解决，人类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于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不顾具体社会条件，割裂了规律与道路之间的具体联系，不是快速发展生产力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层面，急于在社会制度方面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进入共产主义，使得这种历史设计变成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类似的社会乌托邦。

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阶段，人们开始自觉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人。而在传统社会主义下，具有铁的必然性的规律成为历史的主导力量和决定性因素。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为修饰，传统社会主义为各种行为打上了“科学”和“客观”的痕迹，将自己置于一种绝对必然性的位置，从而贬低人的主体地位。由此，本来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变为了异在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被严格地设定，人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和意义受到了抹杀，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人并非历史的主体，历史成为某种超人力量的历史。总之，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未能充分领悟唯物史观社会规律理论的精神实质，错误遵循了先验论的社会规律观和历史设计的方法论，因而走入了实践误区甚至被很多西方学者当做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等同物来看待。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实践方法论的创造性探索

马克思社会规律理论的对象是整体的历史。由此，他反对任何历史设计的哲学，因为设计即意味着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成的新内容的摒弃。所以，与这种实践生成论性质的社会规律观相一致，本文将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的方法论指向规定为“历史实践”，因为实践包含着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互动和向未知领域的敞开。历史实践方法论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设定发展理念和奋斗目标，并随着主体自身、实践活动和客观现实的发展而不断调适理念和目标，从而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因而是建构与批判、目标与过程、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黑格尔最早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历史实践的方法论。康德曾主张在认识对象之前，先考察人们先天的认识能力。所以，康德强调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黑格尔则批判了康德在认识之前先静态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做法，将认识看作是一个由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推动的发展过程，主张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黑格尔试图消除这种认识与对象之间的独立性，克服对象的僵化性。由此，黑格尔在认识领域注入了“历史”的因素，这是黑格尔的理论创见。但是，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黑格尔哲学却倒退了，坠入了概念神话的迷宫，没有指出这个历史是“我们”实践的历史，而是“理性的狡黠”的结果，是历史中的“我们”。

马克思充分吸收了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将这种辩证方法当做历史的方法，并要靠人的活动来实现。马克思指出，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所以，社会规律本质上就是人们自己活动的规律，社会规律通过人们不断的历史实践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往，受理论哲学范式的影响，我们往往首先对社会规律进行理论层面的构思，然后按照既得的规律去解释、创造历史，历史也就成为被设计的历史。根据历史实践方法论，人们的历史实践是社会规律的生成场所，随着历史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知识与对象的相互推动，既得的社会规律和理论知识不再将自己看作是与现实相分离的，而是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具体的和历史的。这种兼具建构与批判内涵的历史实践方法，才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方式。

传统社会主义对唯物史观的社会规律理论作了僵化、先验的解读，从而走向了实践误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过对过去实践误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层面的反思，中国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继续探索，将经济建设摆在了首位，在实践中试错、学习，兼有建构的指向。改革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念。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强调经济建设的背后隐藏了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社会生活中唯利是图、政府职能和企业部门的功利化、社会公德和私德的缺失、人性的冷漠等深层问题在当代社会凸显。所以，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又适时强调了“顶层设计”、“理性建构”的重要性。黑格尔曾经强调，在认识层面，真正使感性发生作用的是理性。同理，在社会整体层面，为了避免盲目实践带来的巨大挫折，我们最终也要靠理性去规划。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一点一滴的修正，而是建构与批判、理论与方法、设计与改革的有机统一。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2]（P10）通过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探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正反经验，中国共产党坚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模式。十报告指出：“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2]（P10）这条道路以人民为历史实践主体，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改革开放为必由之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内在要求，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以促进社会和谐为本质属性，以和平发展为必然选择，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建构与批判、目标与过程、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历史实践方法论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结合中国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理性建构与现实批判、设计与改革有机统一的历史实践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鲁品越.生成论规律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建设[J].哲学动态，2008，（5）.

[2]刘森林.发展哲学引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3]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王南.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5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5][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7]吴江文稿（上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9]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0]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篇6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理论;实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先锋作家纷纷以历史题材创作小说,有少数作家带着“游戏历史”的态度,连最基本的史实也随意篡改,在文学及影视作品中关于“历史真实”的问题,日益受到批评界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批评家认为随意歪曲历史的现象是新历史主义思潮在创作实践中的表现,用文学来写历史会歪曲中国的历史,但是,当越来越多的批评以排山倒海的力量涌向新历史主义及相关艺术实践时,我想,一种冷静的学理态度是很必要的。当我们质询这一系列艺术实践,反思其根源时,不禁要问:这些艺术实践所体现的是真正的新历史主义精神实质吗?还是我们在对新历史主义认识不清下的曲解?

新历史主义是在新的历史哲学的影响和和后现代思潮怀疑和批判一切既定“真理”的基础上诞生的,它对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作了重新的定位,主张对历史叙述的情节性模式进行研究。怀特指出:“历史的语言构造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构造形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他的意思是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在叙述方式而不是在叙述内容的虚构性上有共同之处。就其精神实质来讲,新历史主义和当前“游戏历史”,“对历史涂来抹去,但说无妨”,是不一样的,这些是对新历史主义历史与文学精神的误解。海登.怀特等人的历史诗学在研究历史修撰及历史自身的研究方法时,始终不离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转义、虚构、话语、叙事和文本性等方面,指出历史修撰与文学创作、历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相关性,同样,对林布拉特等新历史主义研究者在具体的文艺复兴批评中采取种种古今对话的方式,关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研究。其间,他提出“与死人对话”,“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历史情境中”,并且通过若干“共鸣性”的文本还原一个文化阐释空间,将文学置放在其中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关注那些边缘性的和被压抑的历史文化因素,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拾掇这些文化断片,来重新缀补成某种文化精神和历史情境,作为文学批评和阐释的参照。这里面有对历史的复杂性进行考察的能动性,但绝非提倡人为地任意歪曲历史,相反,贯穿其中的是一种反观历史的严肃态度。因此,任意涂改历史等等罪名是不能加在新历史主义身上的,这并不是新历史主义的艺术理念。

当然,究竟应如何认识历史文学的创作,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思考。我们认为文学中的历史创作更应当关注历史的深层底蕴,以及“人”作为一个生命实体的存在与意义,更注重从历史的深处揭示出文化的内涵。在尽可能尊重历史真实的同时,借历史以回答今天的事,给人以历史的借鉴和审美的愉悦,我想,这里面蕴含的才是真正的新历史主义的精神实质。

新历史主义从理论主张到批评方法都体现了极大的包容性,有关文学和历史研究的不同方法在新历史主义的大旗下往往被混杂在一起,理论的纷繁复杂使新历史主义在实践中常常把其他的理论方法“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在批评术语的运用上,新历史主义也没有类似于某些批评流派那样形成自己的一套固定话语,而是借用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各种话语,虽然让人觉得耳目一新,有很强的随机性和灵活性。其理论内部无形中存在着一定的“内耗制衡”或“矛盾均势”的特点,这与它过于重视批评实践而较忽略理论建构有关。在其思潮中,对于“历史”这个核心概念的看法就各有千秋;新历史主义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因此,编辑《新历史主义》一书的H•阿兰穆•韦瑟只能将新历史主义者的共同追求概括为五个基本的假设:

1、我们每一个陈述行为都来自物质实践的网络;

2、我们揭露、批判和树立对立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往往就是对方的手段,因而有可能沦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

3、文学与非文学“本文”之间没有界限,彼此可以不间断地流通往来;

4、没有任何话语可以引导我们走向固定不变的真理,也没有任何话语可以表达不可更改的人的本质

5、我们批判和分析文化时所使用方法和语言分享和参与该文化机制的运转。

由此来看,新历史主义是一个很难有严密的共同纲领,统一目标、一致方法的理论流派,所以我们对他的许多理论表述都难以作出较明确的把握。

近年来,较年轻的一批新历史主义实践者已经在作相应的扩展,比方说运用新历史主义进行浪漫主义诗歌的批评,但在其他的许多领域,虽然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得到了一些运用,但集中的批评实践不多,这与其理论的高度实践性有些不相符合,甚至学术界存在着新历史主义是否只适合作文艺复兴研究的疑问。其实,我们在分析他的批评理念和方法时,可以发现在很多文学研究领域,比如像是传记文学的研究等都可以运用新历史主义做一些集中的批评实践。今后新历史主义应该逐渐拓展不同的批评领域,使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