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共关系学的认识和理解篇1

关键词：文本解读课程建构

引言

对于某一课程属性进行研究需要从这一课程所依赖的学科知识属性出发，文本解读课程属性的研究也是如此。从当下语文教学研究的文献和一线语文教师的教学实践来看，从“文本解读”本体研究出发进行文本解读课程的研究还很薄弱。本文从“文本解读”的本体特征研究出发，对文本解读课程的建构过程及课程属性进行探讨，以期推进语文课程理论建设。

一、文本解读――以研究为目的的阅读形态

（一）文本解读概念的界定

语文教育引入“文本解读”这一术语主要受哲学诠释学和文学理论关于文本解读研究的影响。本文结合相关研究文献认为：文本解读是读者出于研究为目的的阅读形态，文本解读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阅读；文本解读作为一种心理行为是获得文本意义和艺术审美价值，并为其寻求合理性解释的心理策略与方式；文学文本解读就是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探寻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为文学价值的实现寻求合理性，即发现艺术价值如何形成，分析出文学作品何以发挥出永恒艺术魅力的原因；非文学作品的文本解读试图探寻文本的意义及文本的言语构成，为文本意义的实现寻求合理性，即发现文本的客观意义如何形成，分析出其指称功能如何实现。

（二）文本解读与一般性阅读的区别

本文通过阅读和解读概念的对比来进一步区分阅读和解读。综合各种有关对阅读的认识，本文认为可以将阅读看作是个体从书面材料中获取信息、认识或者经历审美体验的心理过程。根据阅读的目的可以将阅读划分为消遣型阅读、娱乐型阅读、信息型阅读、任务完成型阅读。

文本解读和一般性的阅读有以下不同：

首先，阅读是读者在一定情境下完成的心理过程，而解读往往是超越阅读情境的心理过程。其次，阅读时个体往往借助的是关于文本内容和形式的背景知识，而解读在此基础上需要一定数量的中文专业知识。再次，阅读时个体指向于从文本中获得认识和体验，解读主要指向于关于文本本身的认识和体验。

二、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的知识基础

（一）文本解读知识的提出

语文文本解读教学的核心内容不是具体的课文，而是在对课文解读的基础上获得的认识。在相对封闭的语文教科书体系中，文本解读课程的学科知识表现就是读者群对文章进行解读后获得的认识总体――本文称之为“文本解读知识”。

作为课程建构依赖的文本解读知识与中文学科领域理解的文本解读知识没有本质区别。但进入语文课程领域的文本解读知识相对于中文某一学科的文本解读知识更具有综合性和丰富性。中文学科的某一领域往往是从某一个角度进行文本解读，而在语文课程与教学领域，对某一文本要往往从多种角度进行解读从而获得认识。[1]语文教育领域内的文本解读知识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知识体系的知识形态系统，这个文本解读知识系统对文本解读课程建构具有重要价值。本文认为文本解读知识可以作为“语文学”[2]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本解读知识的属性

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研究是建立在文本解读知识本身研究的基础上的，本文从两方面对文本解读知识的本质属性进行探讨：文本解读知识的存在主体和文本解读知识的建构过程。

在文本解读知识的存在主体方面，本文从公共知识和个人知识两个维度对文本解读知识的属性进行阐述。任何知识的存在都有单一主体和复合主体两种形式，单一主体的知识存在表现为个体知识，复合主体的知识存在表现为公共知识。[3]不同性质的知识在两种存在状态方面的表现不同。施瓦布在“学问中心课程”的研究中提出，不同学科知识的建构中发挥作用的学术共同体组织是不一样的。在“学问中心课程”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大学里最精干的学术共同体，像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像文学、艺术、音乐等是最远离“学问中心”的课程领域，这些课程的学问创造与批评拥有最为广泛的学术共同体，因为这些学问处于“学问”性质单薄的文化领域。文本解读知识本质上属于人文知识，所以其研究的共同体是广泛的，虽然有专业的公共文本解读知识生产团队存在，但是通常情况下文本解读知识更多地表现为“个人知识集”。

在文本解读知识的建构方面，本文从“认识”和“理解”两组关系中进行分析。认识度倾向于对认识论范畴的被认为是真理的公共知识的吸纳，追求的是知识的本质、规律和真理，认识的知识对象通常具有可观性、普遍性和确定性；而理解度倾向于发掘理解对象的意义，目的在于建立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知识的内容表现为精神、意义和价值等，理解的成果具有主观性、情境性和不确定性。从文本解读知识的建构来看，认识和理解两个向度都是存在的。个体文本解读知识的建构通常都是已有的被公认为真理性的文本解读知识和个体对文本意义理解得到的认识的混合体。个体间文本解读知识建构方面的区别在于公共知识学习和文本意义的独特理解方面的比重上，同时个体间在文本解读知识学习和理解方面也存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水平差异。

从上述对文本解读知识的分析看，文本解读知识是人类对文本的意义和审美价值及其合理性的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倾向于以个体知识存在，但也会以公共知识进行反映的一种知识形态。

（三）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知识是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的知识基础

在语文教育领域构建的公共文本解读知识需要通过语文教师才能进入语文课程，同时语文教师还在文本解读过程中产生新的认识与从公共形态的文本解读知识中获得的认识一起作为文本解读课程的知识来源。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知识是文本解读课程的知识来源和基础。

文本解读知识是语文教师文本解读领域理论知识学习与自身实践性学识的混合体。如果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知识属性是理论的，那么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知识的结构就是记忆现成的学科专家生产的文本解读知识，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知识就有完整的知识结构，固定的知识内容；如果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知识的属性是实践的，那么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知识建构就是通过自己的文本解读进行构建，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知识是一个流动和结构松散的状态。理想的状态时，语文教师既能占有大量公共文本解读知识，又能在自身文本解读基础上进行反思与实践，构建起公共知识和个体知识相统一的文本解读知识结构。如果语文教师不注重已有的达成共识的文本解读知识的学习，其文本解读课程建构就会陷入随意性、盲目性和浅薄性，所以，在文本解读教学中会出现多元解读无边界、教学内容无依据的情况。如果语文教师不注重自身的文本解读认识实践，那么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课程与教学就会成为没有自身生命的知识搬运。

综合以上探讨，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知识是语文教师在达成共识的文本解读知识学习与自身文本解读基础上建构的个人文本解读学识，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知识是语文教师群体内运行的一种知识形态，既表现出一定的确定性，又表现出个性化的一面。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知识是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的知识基础。

三、文本解读课程属性与建构过程

（一）文本解读课程的属性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知识作为文本解读课程的知识基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本解读课程的性质。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知识是语文教师对已达成共识的文本解读知识和自身对文本解读认识的混合体，文本解读课程内容取决于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知识的属性和语文教师对文本解读知识认识的广泛性与深刻性。总之，依据语文教师文本解读知识的性质，文本解读课程属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

明确了文本解读课程性质后，文本解读教学中的一些现象就可以得到解释。例如，文本解读教学中的多元解读和文本意义确定性的问题。由于文本解读知识属于理论知识和实践性学识的混合，所以文本解读知识既有普遍的共识同时还会有独特的体验，所以文本解读中会出现多元解读与公认的文本解读意义并存的现象。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语文教师丰富自己的文本解读学识。再如，文本解读容易脱离文本的问题。由于语文教师没有去进行文本解读实践，而仅仅将文本解读课程理解为中文学科公共知识的学习，那么有可能会拿别人的文本解读认识作为文本解读教学内容，有可能造成文本解读脱离文本等问题。

（二）文本解读课程的建构过程

当下文本解读建构有几个关键性影响因素：教材、学生、环境、课程专家、学科专家、教师。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理想化的过程，是在以上诸要素集体审议文本解读课程基础上进行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然后由语文教师实施文本解读课程。但是，在文本解读课程建构中进行课程审议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现实。本研究认为，在语文教材已经编选好的情况下，而语文学科本身没有构建起（也不可能构建起）系统的公共文本解读学科知识的背景下，语文教师在语文文本解读知识向文本解读课程转化的过程中具有核心作用。同时，语文教师具体的文本解读课程建构过程还会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

所以，本研究认为，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的过程，是在一定的教学情境中，在学生、课程标准、教材等因素的影响下，教师将自己拥有的文本解读知识转化为教师实际教学中教的文本解读与学生学的文本解读经验或履历的过程。

依据上文研究，当下语文教师在文本解读课程建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文教师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的能力。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是语文教师在具体的文本解读教学情境下解决文本解读课程问题的实践方法。语文教师文本解读课程建构今后的研究重点不在于对语文教师文本解读课程建构行为做出规定性的要求。而在于从心理学角度揭示语文教师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的能力特征，揭示语文教师文本解读课程建构的心理规律，以及发掘语文教师文本解读课程建构能力发展的要素，这些应该成为语文课程研究的一个新取向。

参考文献

[1]李瑛，王志强，张钧.中学语文教材解析[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5.

对公共关系学的认识和理解篇2

现阶段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建设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主体重视不够在工商系统内，公共关系建设一直处于边缘工程的尴尬境地，没有提升到相应的战略高度，更没有研究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工商部门对公共关系的理解不一，认识各异，重视程度更是参差不齐。思想观念的不统一，导致实践行为消极无力。不重视公共关系建设的后果，工商部门总是按照传统行为模式进行“冷处理”，希望把事件压制在最小范围内加以解决，对社会舆论的迅猛声势和巨大的影响力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数次错失舆论导向和与公众沟通的良机，导致事件步步失控，最终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公共事件。

（二）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建设手段单一滞后全国工商系统尚未设立专门的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组织机构，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健全，工商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最基本、最常用的沟通手段就是新闻宣传和政务网站，主要采用以工商部门为主导的单向交流形式，人际交流、社会舆论等大众信息传播媒介相对欠缺，无法满足以公众为主导的与工商政务双向、平等交流的需求。

（三）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中主、客体信息不对称在公共关系中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应是双向对等的，工商部门应当及时、准确、有效地为公众传送和分享信息，并快速、准确收集和应对处理公众信息。而实际现状却是：新闻和政务公开内容具有强烈的选择性，政务微博流于形式，完全是微缩版的政务网站，新形势下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实践与思考重庆市工商学会张俊林王震宇胡艳摘要：工商部门是国家经济管理中重要的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部门。行政体制的调整、市场形态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发展等新形势，迫切要求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建设。实践中，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存在着受重视不够、地位不高、手段滞后、信息不对称、应对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对新形势下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进行思考、研究和实践探索，提出指导性建议和对策，对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公共关系工商行政管理实践理论探索公众对工商信息知情不够，导致对工商行政管理和服务认同感不够，理解片面化，工商部门亦对公众需求了解不全面，对舆论导向掌控不够。

（四）工商部门应对公共关系能力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公众服务意识。部分工商干部还残留着传统的“管理者”身份认识，没有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自己是“公仆”。二是缺乏沟通协调意识。当前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存在部门职能交叉、重叠等现象，特别是在职权界线模糊、多头监管的情况下，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尤其重要，基层工商干部不擅长统筹兼顾、协调处理的现象较为突出。三是缺乏“全媒体”意识。当今社会处于“全媒体”时代，现有的传播实践活动拥有跨越传统媒介的全方位立体报道和发音体系，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了高效快捷的平台，完全打破了工商部门传统话语权的单向输出方式，而工商部门还在应对传统媒体中停滞不前，对舆情和信息传递方向的复杂性认识不到位，准备不充分，与媒体的沟通协调工作不到位。四是缺乏危机公关意识。“全媒体”时代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比突发事件本身带来更大的危机，而媒体和公众在不明真相前会产生很多猜疑，甚至会发展成舆情风暴，引发媒体围攻。工商部门对粗放型管制模式存在路径依赖，当遇到复杂的网络舆情事件时，缺乏系统观和全局观，预判不足，危机公关能力不够。五是缺乏人才储备意识。公共关系是一门社会科学，要求工商干部具备较强的政治素质和文字及口头表达能力，熟知各项工商行政管理业务，掌握一定的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政治学等科学知识和实践技能。目前，工商队伍存在人员老化、知识结构不完善，对信息技术的掌握滞后等诸多问题，公共关系人才资源不足。

二、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建设的思考

（一）提升对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一是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科学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将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提高到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战略高度，尽快形成完整的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理论体系，使之成为工商部门建设公共关系的牢固基石。二是逐步培养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意识，扭转工商干部“权力型管理者”的传统思想，塑造和适应“服务型管理者”的新身份，提升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和把握大局、破解难题的能力，努力实现与公众平等交流、沟通协调的公共关系。

（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组织机构借鉴公安系统公共关系体系建设，给予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相应的地位和职能。整合宣传机构和信息中心的相关职能，在有条件的省、市级以上工商部门设立专门的公共关系机构，其具体职责：协调工商部门内外关系；收集、分析市场及政策信息以提供决策参考；组织新闻；开展舆情监测；评估和公众信息的公共影响；开展形象宣传；应对公共事件；培育和储备公共关系人才等。构建系统规范的公共关系机制，明确公共关系运行工作责任，明确奖惩措施，明确信息时效、处理时效、响应时效，完善信息采集分析、、预警、应急处理等制度，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和工作经费，承担工商系统内外部的统筹协调工作。

对公共关系学的认识和理解篇3

【关键词】医院公共关系危机管理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6C-0159-03

医院公共关系是指医院通过科学的手段与方法，与公众沟通或者面对公众展开相关活动，从而使医院与公众之间形成彼此理解、信任和支持的关系。其组成要素包括医院、公众及沟通媒介与手段。自“非典”疫情以来，我国的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对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意识在逐渐加强。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化，公众对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以及医院管理、医疗费用等问题日趋敏感，加之传媒形式随着网络发展而产生的巨大变化，导致医患矛盾越来越尖锐，医院在公共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加复杂。基于此，本文试分析我国医院公共关系危机的类型与特点及公共关系危机产生的原因，并针对医院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从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三方面提出管理对策。

一、医院公共关系危机的类型与特征

（一）医院公共关系危机的类型

医院公共关系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重大疫情或重大灾难事件引发的公共关系危机，比如非典等疫情出现时期的公共关系危机，或者地震、火灾等事件发生时医院的不良表现引起的公共关系危机。第二，就医环境引发的公共关系危机。患者或家属因为对就医环境不满而产生纠纷等。第三，服务质量引发的公共关系危机。患者或家属对医院的服务态度或者处理问题的态度不满。第四，医疗技术引发的公共关系危机。患者或家属对医院设备和医生水平不信任，或者发生医疗事故而产生的公共关系危机。第五，医疗价格引发的公共关系危机。公众对于医疗价格或费用的质疑、对于医生收取回扣和红包的不满等。第六，舆论危机。由以上原因造成的医患冲突被媒体广泛关注，从而使医院形象受损。

（二）医院公共关系危机的特征

医院公共关系危机影响范围广，随时有发生的可能，具体说来，它具有如下方面的特征：第一，影响范围广。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医院本身就容易受到关注，随着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因此医院的公共关系非常容易受到全社会和媒体的关注。第二，随时有发生的可能。医疗服务具有内容涉及范围广、技术复杂等特点，其服务对象又是身体不适的患者和忧心忡忡的家属，医院中的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程序都有可能引起公众的不满。同时，医院虽然是治病救人，但不是上帝，不能保证治愈每一个人、无法保证每一台手术都万无一失，但是一些患者和家属却往往不能够理解这一点，喜欢把责任怪到医院和医生头上。因此公共关系危机时时存在。第三，危害性大。危机发生时，很可能会对医院的正常秩序产生影响，严重时还可能对医院财产和医护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而这些又最终会影响到患者的权益。第四，需要快速反应。如前所述，公共关系随时潜伏、发生时危害性大、影响范围广，因此必须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快速解决，将医院的损失降到最小，从而保护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权益。

二、医院公共关系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外在因素

1.改革与转型时期所产生的矛盾危机。我国目前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随之而来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必然会激发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使人们对社会变化过程产生焦虑与不安。在改革与转型的过程中，医院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窗口首当其冲，在公共关系方面引起了非常多的矛盾。比如由于医疗政策制度不完善引起的矛盾、医疗发展水平不平衡引起的矛盾，医疗费用过高引起的矛盾以及社会低收入群体将不满迁怒于医院引起的矛盾等。

2.信息不对等带来的危机。医院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其专业性非常强，培养一名优秀的医护人员要经过多年的学习研究与实践。而医学专业这样的特点从本质上就造成了医院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同时，公众总体的医学健康知识水平还比较低，而且诸如手术同意书、医药说明书等文字性内容也比较不容易理解，因此公众对之往往会存在因无法理解和了解而产生的忧虑与不安。当这些忧虑与不安再同对自身健康甚至生命的担忧结合起来时，公众就非常容易与医院产生矛盾冲突。此外，网络的发达虽然为人们生活带来了便捷，但是很多网上可查的医疗知识是错误的，而有些公众却容易轻信网络知识，从而对医院和医生产生进一步的不信任感，加重冲突矛盾产生的几率。

3.媒体导向所产生的危机。一些媒体过于追求新闻的爆炸性和时效性，对于有关医院医疗的新闻并没有调查取证、咨询专业人士等，就不负责地消息，这也极易引发医院的公共关系危机。而且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是媒体的大众传媒时代，新闻信息的传播常常陷入被盲目快速传播的状态，这些都对于危机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患者与家属的立场所引起的危机。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公众追求健康的意识增强了，因此对于医疗的要求也随之增强，如果有的医院和医生对此意识不够的话，危机很可能就产生了。同时，很多患者和家属将医院等同于饭店、酒店等其他盈利场所，加之医疗费用常常比较高，因此对医院和医生想要按照消费者的待遇标准来要求，忽略了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公共服务的本质特点。这样，当患者和家属在医院没有享受到消费者般的“上帝”待遇时，就会产生不满，引起纠纷。

（二）内在因素

1.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公众而言，就医的舒适度与便捷性非常重要。虽然我国大部分医院都面临就诊人数超容量的巨大压力，但是从医院管理角度来说，很多医院还是有可以提升的空间。比如挂号、取药、退款等流程的简化，排队秩序的维护以及帮助排队不方便的人开绿色通道等。还有像科室的位置安排、电梯的数量、残疾人通道等方面，都是可以进行改善的。此外，公众对于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常常会有不满情绪，因此对于医护人员的素质管理以及心理压力疏导管理等方面应当加强。

2.医护人员的压力问题。我国大城市好医院的医生接诊量或者手术量明显超过了医生的实际承受能力，必然会存在压单个患者接诊时间短、医生因为压力大而态度不够好等问题，更有甚者还会因为医生过于劳累而造成的医疗事故等。同时，我国很多医院的医护人员收入往往与实际付出不成正比，这也导致了收取红包或者拿药物回扣现象的存在。此外，因为近年来的医患关系紧张，使得有些医生在处置病患时过于谨慎小心或者畏首畏尾，从而导致病患做了一些不必要的检查等，或者因为医患关系紧张使得医护人员对患者产生了抵触情绪，造成恶性循环。

三、我国医院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很多医院对公共关系危机的认识逐步加深，有的医院还组织相关的培训和学习，但是很多的培训学习还是存在于理论层面，实际工作层面能做到系统的进行危机管理的医院并不多，对于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认识和做法也存在很多误区。

一是没有建立完善的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制度和系统。目前我国多数医院对公共关系危机的处理方法都是比较被动的，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制度和系统，因而难以在危机发生时很好地做出反应。

二是对于避免公共危机的发生的手段缺乏认识。有很多公共关系的危机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多数医院没有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与手段，从而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三是危机发生时采取错误消极态度。很多医院在公共关系危机发生时，采取了封锁消息、隐瞒否认等方式，当真相最终曝光时，使得医院形象严重受损。

四、医院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对策

医院应建立完整的公共关系危机应对系统，制定相应制度保障，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在危机发生时能尽可能地控制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在危机过后要加强学习并快速调整策略以更好地避免和应对危机。

（一）医院公共关系危机的预防

危机的预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一环节做得好，可以使医院避免很多公共关系危机的发生。

1.形成全员危机意识。通过制度建立、培训与学习在整个医院形成全员危机意识，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对于面对公众和病患及家属的行为准则做出相应规定等，使整个医院在运转过程中尽量的避免矛盾的产生。

2.解决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我国已经开始全面推行医疗事故保险政策，各医院应该尽快为医护人员购买医疗事故保险，使医护人员在工作时不会因为顾虑太多而错失治疗良机，从而引发患者与家属的不满。同时，应该加强医院内的安保措施，增加保安数量和保安巡视力度外，还应当配合保安监控系统安装人身危险警报系统，并与110报警系统联动，可以让医护人员在人身安全受到危险时激发警报，使医院安保人员和警察快速到达。这些做法都能使医护人员更加安心工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以及改善对公众的态度。此外，在医疗图文记录和档案管理方面严格要求，尤其保障其完整性与真实性，避免因这方面的缺失或失误导致危机发生。最后，对于患者的就医程序、用药品种数量、以及手术治疗方案等方面，都应该在取得患者与家属认同后，要求其签字、形成有法律效力的认同书，可以在发生矛盾纠纷时作为证据保护医护人员。

3.进一步加强人性化服务管理。硬件方面如院内、楼内交通的便捷可达性，休憩设施的舒适度、从病患方便角度对检查科室和医生科室位置进行安排等等。软件方面如简化挂号、付款、入院出院手续办理流程，要求医护人员微笑服务等，不断改善医疗服务的质量。

4.保障与患者和家属在信息沟通上的畅通。在面对患者和家属方面，除了保障一线医护人员与患者和家属在信息沟通方面的畅达外，也应当为患者和家属开辟与医院高层沟通的渠道，比如院长或科室主任的热线、信箱等等，并且能够及时回复，使患者的诉求意愿得到满足。医院可以设立专门的信息处理部门，对于某一时期或某一环节或某一部门集中出现的信息反馈进行研究，如果研究认为会导致公共关系危机的发生，可以及时进行处理。

5.加强对医院的正面宣传力度。现在的医患关系紧张导致了民众对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广泛不满，而其实由于我国医疗体制还有待深化改革，医院所面对的各方面压力巨大，而广大医护人员更是非常辛苦。但是公众往往看不到这些，也很难去理解医护人员。因此，医院应在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同时，加强对医院的正面宣传力度。除借助媒体宣传外，还可以组织各界群众代表、中小学生等来医院体验观察医护人员的工作过程，使他们更能够理解医护人员的艰辛。同时，医院也应当加强对公众的医疗健康知识的普及工作，使公众对于医药医疗知识有更深的认识，从而减轻公众对于医院和医护人员医疗技术水平的怀疑。

（二）医院公共关系危机发生时的控制

1.定期进行公共关系危机处理预演。医院应当聘请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专业人士或者医院自设的危机处理机构、组织模拟公共关系危机发生时的应对演练，从而提高医院和医护人员处理公共关系危机的能力，一旦危机真的发生，便能够迅速、从容应对。

2.危机发生时必须要及时处理。当公共关系危机发生时，医院管理层必须要迅速找出危机成因，对危机进行全面了解，不抱有侥幸心理、不拖延和躲避，有的放矢的及时进行处理，启动危机应急处理程序，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

3.统筹协调管理和安排应对。对公共关系危机处理常常是需要医院进行跨部门合作，需要对各种信息和资源进行整合分配。因此，要有整体观，要统筹进行协调安排，不能够自乱阵脚，或者将出问题的科室或个人独立起来。

4.对内对外做好沟通与安抚。危机发生时要及时稳定医院内部的情绪、缓解紧张气氛，保证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对于涉事医护人员，如果无责任的，全力保护；如果有责任的，客观公正处理。

对于危机涉及的患者和家属，也要真诚沟通，使其了解事实与真相，对于其正当合理的诉求，予以满足；对于其无理的要求，也要以先缓解其情绪为主，而后寻求良性沟通，如果确实无法沟通的，再寻求报警以及法律手段解决。

对于媒体，要不躲避、不隐瞒、及时事件进展情况。对于关于医院负面报道的记者和媒体，更要做良性沟通，主动联系通报后续性情况，以负责任的态度来面对媒体。

（三）危机过后的管理

危机过后应当组织医院全体职工集中学习和总结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相应的调整危机管理系统和应对机制，而有益的经验则要在院内推广，使之深入人心。

综上所述，由于医院公共服务的特殊属性，使得医院可能无法完全避免发生公共关系危机，但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一些危机的发生，并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参考文献】

[1]黄淇敏.医院组织行为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2]王虹，严光菊.医院公共关系学[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3]孟建，桂永浩.医院形象战略与危机公关[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罗建.医疗人文关怀与医疗服务经济[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5]阮芳.我国医院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初探[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1）

[6]庞慧敏.论媒体在平衡社会身份与社会公正中的作用――以“医患报道”为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4）

[7]张莺，李磊，胡志，秦侠.对建立医院危机管理体系的思考[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2（4）

[8]徐静.医患危机管理与处理方法的探讨[J].北京医学，2012（7）

[9]章月芳.医院公关危机管理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2

对公共关系学的认识和理解篇4

关键词：二元价值容介态；公共服务；非理性因素；伦理评价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674－9448(2011)04－0091－06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这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政治哲学和执政理念。在实践中，公共服务既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又是政府的核心职能，“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即公共服务以体现人的需求为现实动因；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为价值基础；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终极目标”。

在当代社会，公共服务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所有领域，并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林左鸣先生在《广义虚拟经济

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一书中基于人类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两大需求提出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认为人的“心理(信息)需求和生理(物质)需求形成二元价值容介态”。公共服务既要通过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有形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生理(物质)需求，又要通过这些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心理(信息)需求，具有显著的二元价值容介态性质。任何公共服务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必然形成信息态，它又必然和已有的社会经济形成二元容介态，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但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原有的公共服务政策和制度就会不适应、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建立具有自组织效能的容介均衡”，坚持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强化公益和效率相结合的伦理目标，使公共服务政策和制度形成公益和效率的容介态。

在我国的政府变革实践中，目前正致力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切实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务，并保证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活动中的公平、公正和公开，规范公务员在具体公务活动中的行为，监督其恪守职业伦理准则。公共服务伦理评价是促进公共服务形成公益和效率的容介态的重要途径。

作为评价主体的“人”，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是其认识思维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因此，在公共服务伦理评价活动中，要正确认识非理性因素、科学引导非理性因素并发挥其对公共服务伦理评价的积极作用。本文基于对公共服务二元价值容介态性质的认识，着重讨论评价主体的“人”的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服务伦理评价的影响及其改进策略。

一、非理性因素的特点

所谓非理性因素，是指人的非逻辑、不自觉、无序性、不可推理性的心理活动形式。长期以来，非理性被人们认为是无理性，与理性是矛盾关系，割裂了理性与非理性二者的联系，忽视了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服务行为的影响。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不同，有着自身的特点。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非逻辑性、非自觉性、情绪性和整体性。

非逻辑性是非理性因素最基本也是最突出的特征，它是指认识主体弄够迅速直接抓住事物的本质，而不经过层层逻辑分析，使认识过程呈现出放射状和跳跃性。这种非逻辑性能够突破思维障碍和逻辑规律的束缚，从而使认识主体多角度思考问题，实现认识的飞跃。

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表现为认识主体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地参与认识过程，有很强的自觉性。而理性因素在认识事物时，更多地依赖于现有的经验和见解，来源于思想深处的潜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活动，依据认识主体对对象的认知和理解，从而达到对事物本性的认识，因而表现出一种非自觉性。

相对于理性因素来说，非理性因素不是表现为观念或观念体系，而是表现为情感或情绪，而这种情感和情绪，是基于人的本能和感觉，在某种特定环境下的主观感受、体验和心境的综合体现。这种情绪性表现为波动性和盲目性，随着环境和人的心理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呈现非连续性和突然性的特点。

当认识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发挥作用时，往往将事物及其与周边的联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并不是只拘泥于事物的某一个单一方面或者是部分，而是注重把握事物的整体结构及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通常是采用综合的方法，从宏观层面上认识事物，而不是像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所作用的方式，进行严密的逻辑思维，非理性因素则是通过整体把握，进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二、非理性因素与公共服务伦理评价的关系

公共服务伦理评价是评价主体依据客观的伦理评价标准，运用理性的伦理评价方法和非理性的比较、综合，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服务人员的行为是否符合伦理准则所进行的评价行为，是评价主体受生理、心理支配或客观环境的影响所做的价值判断。公共服务伦理评价主体包括社会和政府两个部分。社会评价主体主要是指普通民众，其伦理准则、对伦理行为的认识、评价环境共同决定社会主体的评价质量，而非理性因素又会制约社会评价主体对伦理准则和伦理行为的把握和认识以及对评价环境的考量。政府评价主体包含政府自身和公务员两个层面。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我国政府对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伦理评价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伦理准则为标准，政府对这一伦理准则如何理解、对其公共服务是否符合这一准则如何理解，往往与动机欲望、信仰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相联系；公务员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实施者，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公务员在对自身行为进行伦理评价时，也容易受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评价出现不同的结果。由此可见，非理性因素与公共服务伦理评价主体的评价行为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态度与认知。评价主体对评价行为的态度和认知直接影响评价的有效性。公共服务是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其出发点是社会公共利益，是大多数公民的诉求，但是，评价主体在进行伦理评价时，往往会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视角出发，当某一公共服务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无关或是不一致时，往往采取漠视态度，不能以伦理准则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因而影响评价的效果。

对公共关系学的认识和理解篇5

一、有限性与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理论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然而，近20年来，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热潮近乎是一场不同母语之间的学术名词争论，东西方学者就其定义所包含的问题进行着各不相同的辩论，所牵扯到的词语包括了“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NP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企业型政府”等等[1]。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偏误所导致的。

首先，公共管理理论是有限的理论，不可能解决公共行政学未解决的问题。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是公共行政学(PublicAdministration)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证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范围狭窄的领域，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但同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畴。欧文·E·休斯(OwenE.Hughes)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基于两种理论，即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两分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2]。这些理论都不能穷尽和包容公共领域的所有事物，所以公共管理理论必然有一定的理论空隙，进而导致理论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留有一定的缺陷。

其次，公共管理理论是依靠一定社会基础支持的理论。公共管理理念的形成不是学者们闭门造车的结果，它首先源自于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传统的行政与政治二分法思想以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工业革命、城市人口锐增、官僚机器膨胀、经济财政压力等背景。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诞生离不开民权运动以及通过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的追求，但所谓的“公共性”并没有在实质上突显出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则是为了解决政府危机、道德危机、贫困饥饿、工业污染、预算赤字、军备竞赛、失业等一系列普遍问题而提出来的。当时，整个社会日渐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抱有一种新的期望，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在建立“企业型政府”的口号声中得以完善。到了90年代，人们更是以“治理”为手段、“善治”为结果的理念重塑政府，相信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才能增强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普遍认同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

可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进步的结果。初期的发展以外部环境推动为背景，后期发展则表现为双重背景的支持：一是理论自身成熟与自我发育的需要以及学者们的推动，二是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两者共同促使公共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并在公共领域显示出指导效应。

第三，公共管理理论是与技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世界的理论。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强调，“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3]事实上，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关系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各国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国家的政府决策，并纷纷在经济领域进行以技术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一些学者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因素。为了在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都是各国政府或者民间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投资活动的结果[4]。在高技术的支持下，整个公共领域的实践也发生了变革，并不断涌现出新鲜的案例为日益鲜活的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佐证。公共管理理论也随着科技的传播和全球化趋势，逐渐从技术发达国家向技术落后国家延伸，从民主国家向集权国家延伸，从经验管理为主的国家向政府管理日趋科学化的国家延伸。它的普遍性原则和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构成改变各国政府面貌的最有价值的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理论以解决政府问题为出发点，逐步向解决社会问题方向靠拢，最终力图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可以认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初衷是改变政府的面貌、重新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定位，并不涉及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今，公共管理理论仍立足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管理问题。与传统行政学侧重于政府的内部管理、内在机制的建立不同，公共管理侧重政府管理的外部关系的处理，涉及政府并非唯一主体的公共领域。因此，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只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它需要与相关管理科学密切配合和协作。当公共管理理论最终走向成熟的时候，它将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

二、本土化研究的基本逻辑

本土化研究以什么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它表现为政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政府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理论层面上，它表现为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例如，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方面有新的变化；如何有效地全面发挥市场的功能，依靠市场机制规范公共行为、合理配置公共行政资源等等都需要必要的理论支持。由此，本土化研究才能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理论平台：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吸收、学习与创新的道路，其理论平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论构建的基础，即以政治学理论、组织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理论为主体的学科基础不容忽视。其二，理论的渊源，即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借鉴，对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经验的学习，对现代工商管理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其中，把握西方成果发展脉络是前提，总结古代管理经验和现代公共管理经验是任务。

2.研究重点：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成熟的标志是首先能够解决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即解决政府管理中的内部问题以及与政府自身相关的外部问题。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案例库的建立与经典案例的分析，建立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而对于基本概念的争鸣、争议则可以暂且搁置下来，待掌握充分的案例并对每一案例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实质有真正的把握之后，问题的解决答案就会显现出来。

这里，一些学者会产生疑问，理论上的分歧未搞清楚，实证研究如何进行呢？其实仔细分析就会明白，导致争论的重要原因正是对案例分析不足造成的。鸡与蛋，孰先孰后呢？

3.学术视角：用多维视野研究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在理论发展的初期很难照顾周全。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应该从公共生态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原因在于：其一，公共生态视角符合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是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平衡的观点。其二，公共管理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内部关系中的若干要素搭配不合理破坏了公共领域内部必要的生态平衡。这是目前中国公共管理资源浪费的首要原因。同时，外部关系处理不好，严重地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生态视角下，公共管理内部关系的建立与平衡、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基本利益分享、制度与规则的建立、公共权力的分享、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都可能进行深刻的研究。而外部关系中，政府的定位与重新认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调、公益物品提供的方式、政府与公民等诸多关系存在的依据、发展变化的动力等都有探讨的价值。

4.理论特色：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实践经验不足与公共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效的实证研究与有限的理论选择相统一，将是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地看到，借鉴工商管理理论和“企业型”政府范式的选择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决定了这一点[5]。本土化思维下的中国公共管理重要的是进行理论创新，包括研究性质、研究领域、理论模型、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创新。

5.研究意义：随着公共管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以此为契机，中国行政体制的有关问题将会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拓展，并在真正意义上推动政府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渐进性、平衡发展、稳步推进”等特点应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关系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面临的是一个关系众多的复杂管理体系，其中既有内部关系的纠缠，又有外部关系的掣肘。从目前看，主要表现为：

第一，特殊政治中的“统治”(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统治”与“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威的主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向度都有所不同，并且，治理也不是万能的[6]。笔者认为，统治与治理代表了两种权力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投射出来的行为既是专断的、单向的，也是平等的、双向的。统治是工具性的，而治理是方法。一般意义上，统治与治理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相背离，实践层面的强势统治与理论层面的治理呼声不相兼容。

对于政府主体而言，统治与治理是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统治”的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行政的问题，研究政府的内部矛盾、权力的集中、不可替代性与统治的效果。在“治理”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强调多中心与权力的泛化。究竟以“统治”为主还是以“治理”为主？是以“治理”为目标还是以“善治”为目标？这在目前的政治背景下难以确定。

第二，模糊意义下的成本与效益关系

公共管理成本与效益是两个模糊的概念，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中的“成本——效益”核算模式来计量，也不是数学方法可以统计出来的。一些学者虽然也以“政府成本”为题立论，但涉及到的只是政府成本存在的基础、产生与膨胀的原因、政府成本控制的假设[7]，而没有给出“成本——效益”的计量方法。这是由于没有澄清政府成本的实质。通常。整个公共管理过程表现出的是部分“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多数“成本——收益”的不可计量的统一，是部分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大多数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不可计量的统一。这便是公共管理成本的模糊性。特别是，政府成本之外的社会成本更加模糊。社会总动员所需要的成本、公民和商业企业自发产生积极行为的成本都是难以计量的。在收益或者绩效方面，收益的不确定性、社会效益的扩散性再加上公共管理绩效测评手段的不完善性，都使得我们难以精确地测量绩效。在时间上，公共管理的部分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也是潜在的，它们往往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公共管理的成本和效益都只能用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等模糊的语言来加以描述。

第三，公共管理目标、过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由对“成本——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追求公共管理过程的科学化比追求结果更为重要。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有层次和阶段性的，每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之间都有“过程——目标”的对应关系，在所构成的无数“过程——目标”链中，公共利益处于最末端，成为公共管理追求的最高目标。

特别需要指出，笔者并不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只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标。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即对公平、公正、回应性、民主与效率等问题的正确解答。并且，公共利益并不是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团体利益（包括集团私利），只有公共利益才是最高利益。因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都是一致的。

第四，松散状态下的公民与政府关系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最大主体，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最大客体。政府对公民负责和公民信任政府是公共管理职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对于特定的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只能有一个，而公民团体则是分层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不同层级的公民团体的关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是最大的团体，工人和农民背后是工业和农业两个最大的行业。维护工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是企业，它是一类组织，有一定的结构形态。因此，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将使政府获得企业的信赖，也由此在政府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关系。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却不是一类组织，它没有结构和形态，而且非常松散。在政府与这类实体的关系上，政府没有信赖的基础，也由此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直接。可以认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与农民之间能否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问题，将是中国公共管理最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2.

[2]（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6.

[3]（美）康特妮等.新公共行政：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J].中国行政管理，2001(2):43-46.

[4]王春法等.科技全球化及中国的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1(3).

[5]任晓林.中国公共行政的范式选择[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1(1).

对公共关系学的认识和理解篇6

关键词：公共精神；含义；特征

1公共精神的内涵剖析

公共精神是一个模糊的、需要进行界定但又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尽管不少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相关得了阐述，但却各不相同。谭莉莉曾指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岳珂、姜峰则认为，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会当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伦理道德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的思想和行为品格。这些论述概况了公共精神的基本内涵，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笔者认为，公共精神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产物，是世界公共性的重要体现，是社会成员对公共领域利益关系的理性认识，对共同生活准则的主观认可，由此形成以社会和他人利益为归依的价值取向，从而在维护公共利益和关爱社会、关心他人的公共行为中表现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公共精神是一种高尚的伦理精神，是公共生活对公民提出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美德要求。它要求公民在公共理性指引下，主动认可和遵守公共生活准则，正确理解公共领域的利益关系，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关心社会和他人，不断追求公共善。公共精神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1公共意识是公共精神的重要内容

公共意识是公民对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自觉认识，对公共领域内利益关系的理性认识，对公共生活中的准则、公共价值的主观认可。现代社会的公共意识大多表现为一种整体意识或整体观念，公民具有公共意识意味着他们没有把自己孤立和封闭起来，而是把自己与社会共同体联系起来，共同寻找和发现彼此间的共同联系、带有普遍性的共识和共同的价值，以及由此确定的共同的准则――公共准则（主要包括利益准则、价值准则、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等），并共同遵守这些公共准则，维护共同的信念和价值。公民具有公共意识，同时还意味着公民个体追求一种对私人狭隘性和短暂性的超越，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和整体中理解自身，从更广阔的社群利益来理解自我利益，从而把自身与整体联系起来，把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联系起来，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联系起来，把个人发展、价值实现与国家繁荣、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在与他人的交往、协商中践行公共准则，从而使公共利益和个人的正当利益都得到维护。

1.2公共理性是公共精神的内在支撑

公共理性是公众的理性，是个人对公共生活的理性，是人们在理性精神指引下对自身个体存在和社会公共性的把握和实现。这种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为它是“有关公共的”、“通过公共的”和“为了公共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一种理性能力与道德能力，它要求社会成员在涉及到整个社会共同体或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的、关乎所有公民的公共论题时，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在实质性法的正义的基础上，依据公认的推理原则和证据原则，综合考虑各种共同的因素，通过公共的协商与对话，经过舆论的批判与观点的碰撞，从而达成积极的共识，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公民具有公共理性，意味着公民不盲从、不盲信、不唯书、不唯上，能够勇敢运用自己的理性，正确把握自己同社会、自然和他人的共生关系，正确理解公民角色的公共性本质和自己担负的公共责任。公民在这种公共理性驱动和引导下参与公共生活，总结公共生活经验，就会产生稳定的公共情怀，形成公共理念，确立公共信念，最终形成以公共价值为归依的公共生活态度和行为取向，从而形成崇高的公共精神。

1.3公共关怀是公共精神的外在表现

公民的公共精神表现为一种公共关怀。它是公民对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公共生活、公共价值等表现出来的一种自觉的关心和关注。公共关怀不仅仅只限于人际之间，更广泛地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这种关怀不是某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是主体承担的一种公共责任；这种关怀不仅是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更重要的是现实行动，是基于世界的共生性、公共性而客观要求的人的实践活动。公民的公共关怀体现在：遵守国家法律，积极与政府合作；对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表现出积极的认同和欣赏，习惯于站在公共利益和价值的立场上审视和评价事物，自觉关怀与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环境、公共环源等公共利益；自觉遵守公共准则，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在公共生活中理解、尊重、包容他人并与他人平等相处、合作共事。

1.4公共善是公共精神的价值归依

公共善是优良公共生活的基本条件，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行动的价值吁求。公民作为公共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必然要以公共善作为价值归依。公共善是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善，是一种体现集体意志的公共伦理观。它是连接公民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之间关系的伦理纽带。它一方面使公民的共同体生活保持公正性，同时，它又使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能和谐地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它要求承认所有公民的公共权利，公民都能平等参与和共同决定社会公共事务。公共善不仅仅是抽象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观念，它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可以物化的公共利益，包括公共设施、公共资源、公共环境、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另一种是非物化的各种美德，比如宽容、感恩、公正、诚信、善良、勇敢等。公民的公共精神既然是公共善的组成部分，自然要以公共善为价值归依。

2公共精神的特征

2.1公共性

公共性是公共精神的根本属性。一方面，公共精神是世界公共性的体现，是公共生活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共生关系，它以公共价值为归依，引导人们追求公共善；另一方面，公共精神要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在人们的普遍共识之上，需要公共物品作为物质基础，需要公共财政提供财政支持，需要公共权力给予权力保障，需要公共舆论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公共精神又体现在社会成员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对公共环境的保护、对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等公共行为中。

2.2向善性

公共精神从善的美好愿望出发，引导社会成员在追求个体善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善、公共善，并且要求把追求公共善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重要前提，通过对公共善的认同和追求来实现自我利益。公共精神并不排斥个人利益，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公共精神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但公共精神要求每个公民走出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樊篱，从更广阔的社群利益来正确理解自我利益，把道德关怀的目光投向社会公众、投向他人，从而转变成一种公共关怀；同时它又以其特有的示范性、感召力辐射更广大的人群，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共生活、关爱他人，共同建设健康、文明、和谐的公共生活。

2.3益智性

公共领域是个人展示个性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场所，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由私人生活走向公共生活。而要融入公共生活就要具备公共生活的基本精神――公共精神，它要求社会成员能够自觉维护公共利益，自觉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因此，社会成员就需要不断学习相关的知识和守则、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积累相关的经验，可以说，一个人公共精神的养成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一个人智力成长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又深化了社会成员对公共生活准则的科学认识，深化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加深了他们对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解，丰富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启发了他们的智慧。

2.4适用性

公共精神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产物，适用于公共生活的所有参与者，主要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政府的公共精神体现在以公共福祉的最大化为最终归依，从社会公众的需求出发，制订公共政策必须认真回应公共利益需要和民众的愿望，不断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和能力，不断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公务员的公共精神则体现在明确自身的公职要求，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自觉抵制社会上的各种诱惑，自觉克服、作风漂浮、贪图安逸、奢侈浪费等不良现象，全心全意为公众谋福利，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则体现在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自觉维护公共利益等。

[参考文献]

[1]袁祖社.“公共精神”：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论纬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2]陈娟娟，祝建兵.公共精神的价值与培育[J].党政干部论坛，2005（11）.

[3]谭莉莉.公共精神：塑造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J].探索，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