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氏教育案例分析篇1

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约4330余种，其中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有573种，内容涵盖了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剂、临证各科、医案医话医论、史学工具书等方面。本文将江苏籍中医医家所撰著的480余种著作分为“医籍所涉及的种类”、“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方药类著作”、“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等七个方面、六个大类进行评述。介绍其在中医学术、中医教育、中医临床、中西医汇通以及中医科学化等方面的著作特点，肯定其对于现代中医所具有的启示与借鉴意义，试图唤起现代中医药研究者对这一时期中医药著作的研究兴趣，使这一时期的著作更好地为当今中医药事业服务。

【关键词】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研究概述

民国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政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医院，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疫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理学》、《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中西医之汇通早在西方医学于十九世纪传入我国即已开始。较系统论述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可谓唐容川及朱沛文，但大量开展中西医汇通之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当属于民国时期的医家们。这其中，江苏籍医家的代表者有恽铁樵、丁福保、陆渊雷、时逸人、杨百诚、章次公、许半、蔡陆仙等等。

自从1917年余云岫之《灵素商兑》发表抨击中医理论的观点以来，中西医的论争便趋向公开和激化，中西医阵营中的各自维护者，纷纷发表言论或著书，对余氏的观点加以回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著作组成的论争性文献和著作。第一位以著书形式回应余氏观点和言论者当属恽铁樵氏。在其1922年出版的《群经见智录》中，恽氏以独特的领悟，对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他的“四时五脏”学说可谓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真谛，被后世所推崇。他对于中西医体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公正的比较，驳斥了余氏对中医认识的错误方法和观点，从而拉开了中西医相互论争之幕。随后的如其弟子陆渊雷氏，在继承其师的汇通思想之后，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撰著了相应的著作。

江苏籍医家所撰著的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的著作所涉及的面较广，总结起来有论述中西医理论之立足点不同，而主张各取之长、互补其短以及融会贯通的。如恽氏《群经见智录》、《保赤新书》，许半龙之《中西医之比观》等。更多的医家在涉及中医各科内容时揉进西医学的认识，以图全面地在实践中促使中西医的汇通。代表者如恽氏的《生理新语》，其在自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这本书：“本书既名新生理，自非中国古代五运六气、三百六十五穴道之旧生理，然亦非纯粹西国解剖学、显微镜、血轮细胞之新学说。若用简单概括的话评论我这部书，可以说得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将《内经》所说的证之于病能不得其解，求之于西学。那是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我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3］表明其是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医理论的。再如丁福保的《新内经》、《中外医通》，杨百诚的《医学新论》，章次公的《药物学》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等著作，也是将西医学知识与传统中医学知识相揉合、相比较。

与上述书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持这种主张的代表者有陆渊雷、时逸人等。陆氏在其《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以及《陆氏论医集》等著作中虽有欲以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中医的想法，但其主要思想却是以为中医的疗效和验是可取的，理论却是多臆想和空泛无据的，主张以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也就是其最终主张的“中医科学化”。陆氏的这一“新观点”在当时整个社会崇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青年人，一时间响应和追随者遍及海内外，影响较大。其著作《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就是不同于别人以《内经》的传统理论来诠释，而是用西医理论解释之，再用各家经验证实之的。陆氏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大有废医存药之嫌，故而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陆氏的一些思想还是有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思考的地方。这类著作成为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

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将中医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漏列，从而导致中医界的奋起抗争。积极抗争者如江苏籍的丁甘仁、余伯陶、谢观等，他们向北洋政府请愿，抗议这种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办中医学校，以期既成事实，劝逼当时的府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最终，尽管政府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也默许了中医办学校从事规模化教育的事实。

中医规模化教育在与各种社会阻挠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学校及函授教育的教材著作应运而生。这类著作从丁甘仁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脉学辑要》、《药性辑要》以及《医案讲义》等开始，到之后为陆续兴办的中医学校及函授学校自编的教材，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当时中西医各个学科，可谓洋洋大观，形成了这个时期所独有的著作形式。如恽铁樵的《生理新语》、《伤寒论讲义》、《伤寒论研究》，秦伯未的《内经学讲义》、《内经类证》、《诊断学讲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许半龙的《

方药类著作

《中医联目》中，江苏籍中医家的本草类著作为25种；方书类著作为43种。从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家们编写的这类著作的内容上不难看出，他们在此时所要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今用上面，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在忠实古代方药文献以及沿用传统文献整理方法的同时，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以期为当今医疗实践服务。因而此类著作极少有空泛的理论论述，切合实用是医家们编著这类书的主要目的。本草类代表作有恽铁樵的《论药集》，章次公的《药物学正编续编补编》，张山雷的《本草正义》；还有地方性本草研究的如赵黄的《祁州药志》、《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本草谱录类如赵黄的《中国新本草图志》以及陈存仁的《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方剂类著作除了上述的著作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医家们以自己亲身临证体会或经名家实验的经验来阐述方剂，处处以临床实效为根本宗旨，这就使得这类书既可以被看作临证方书，也可作为中医教育教材。代表性的有丁甘仁的《丁甘人家传珍方》、《百病医方大全》，丁福保的《中国经验良方》，恽铁樵的《验方新按》，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时逸人的《中国处方学讲义》，秦伯未的《处方学》，张赞臣的《方药考论类编》等。

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

江苏籍中医医家所编撰的临床著作，按照《中医联目》的分类，有临证综合、温病、瘟疫、疟痢、内、外、妇、儿、骨伤和五官等科。内容涵盖了所有临床学科，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中医学著作。其中既有对前人临证学术经验的总结与阐述，更有作者本人结合自己亲身临证心得体会而得出的理法方药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文献。代表者如张山雷的《中风诠》。是书从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着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关系；结合西医学之神经学理论，讨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再如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在1928年初刊之后的8年当中，对于这本书中4卷所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临证检验，在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之后，于1936年另加1卷，再次出版了该书，并有了新的临证认识，如作者认为温病于十二经而言实为手经病以及认为古人以为的“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值得商榷等。这种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医家们能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来研究和著书。如对于肺结核病、性病、小儿痘疹惊疳等，体现了作为医生对于社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医案类的著作，在《中医联目》中江苏籍医家撰著的有29种（这其中不包括医家们所撰著的医话医论类的著作，关于这类著作的内容已在其他评述点中介绍了）。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医家们自己的临证案例，如《孟河丁氏医案》、《药医案全集》、《陆氏医案集》、《曹颖甫医案》等；尚有集前人医案分类汇编的医案书籍，如《分类王孟英医案》、《医方经验汇编》等。这些医案著作是先辈医家们留给后人的第一手临证资料，也是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文献。

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

民国时期相对于前朝封建社会来说要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是西方较科学的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加之西医强势的进入和社会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的需求，利用图书杂志报纸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医学卫生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西医界的共识。中医界人士除了利用所办的杂志报纸等传播医学知识外，还编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医学普及类读物。其中之代表如丁福保的《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朱振声的《百病自疗丛书》、《家庭实用验方》、《家庭医药常识》、《育儿常识》、《万病治疗大全》，蔡陆仙的《民众医学指导丛书》，顾鸣盛的《长生不老之秘诀》，丁仲英的《康健论》，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以及谢利恒的《气功养生要诀》等。医家们还针对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医学普及教育，如肺结核、性病等。还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的书籍，如朱振声、顾培玺编撰的介绍如何戒烟的指导性书籍等。这些著作的编写对于当时中西医药知识得以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与普及、提高中医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38年间，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兴盛，社会对于医药学类的图书著作的需求较旺，加之中医药界人士意识到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对中医药的学习与研究，于是，由出版界组织，或由个人发起，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著作以及史学工具书被编撰出版，形成了这一时期另一种著作形式。在《中医联目》中，仅江苏籍中医医家编撰的这类书就达40余种。综合性丛书合刻医书中除了上述的教材类和卫生普及类著作外，尚有陈存仁的《皇汉医学丛书》、顾培玺的《顾氏医苑》、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陆士谔的《基本医书集成》以及张赞臣的《古本医学丛刊》等。医学史类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和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等通史类著作最具代表性。陈氏的《中国医学史》可谓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通史专著，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在向国外介绍我中华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工具书类代表者有谢利恒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以及章巨膺编撰的《应用药物辞典》等。

小结

相对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来说，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上述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著作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内容之丰富，时代特色之鲜明，是历代中医药著作中之罕见者。中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观上得到了一次嬗变。“即使在今人来看，当时医家关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教育以及中医科学化的一些见解也还不失参考的价值或借鉴的意义。”［1］民国时期之于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过去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在古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重视和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应该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者的共识，并通过研究和利用，为今日之中医药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焦振廉.民国时期中医药著作概述［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5，6(3)：5.

蒙氏教育案例分析篇2

（赤峰学院蒙古文史学院，内蒙古赤峰024000；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872）

摘要：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满译《金瓶梅》得以刊行，后又以刻本和抄本的形式传行于寰，中外都有存本流世。学界有关满译《金瓶梅》研究，方兴未艾，研究成果陆续出现。本人就满译研究情况分别以目录介绍、专门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等方面，逐一介绍，以便同仁利用。

关键词：满译；《金瓶梅》；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94-03

《金瓶梅》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奇书之一，以其犀利的言辞、深刻的描写、生动的故事，博得四大奇书之首美誉，但同时不免遭致禁书、淫书之恶名。虽世人对《金瓶梅》持有褒贬不一的态度，却未能抵挡其外文翻译传播。满译《金瓶梅》康熙四十七年（1708）得以刊行，后以刻本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满译《金瓶梅》，在汉文典籍满文翻译发展最鼎盛时期产生，译写水平得到公认，又被转译为蒙古文和德文等其他外文。因此，对其进行文献学、历史学、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直到近世方有学人重视其值，对其研究才得展开。

一、版本著录介绍

1933年，李德啓、于道泉校《满文书籍联合目录》，①著录了北京国立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满文《金瓶梅》平装本的信息。其一函十册、十二卷，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存有第一回至第二十九回。

1983年，富丽先生《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②著录了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六函43册；苏联所藏康熙48年刊印本之残叶；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残本）以及日本所藏康熙47年刻本40册；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民族文化宫所藏不知刊刻年份的满文40册，以及首都图书馆所藏16册满文抄本。该书的刊行为国内满文研究者提供了诸多方便，但所著信息仍有不明之处。如，该文所著苏联藏本，只言国度，未明所藏具址，为此研究者多所困惑。

1991年，黄润华、屈六生《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③著录满文《金瓶梅》之刻本和抄本。康熙47年（1708年）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存8册）、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存10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另有不明藏所一处；满文抄本（16册）藏于首都图书馆，但就抄本信息未作详细注解。另有一部冠名为《世态炎凉》注明为《金瓶梅》，此满文抄本32册藏于大连市图书馆。此书，编录以数字代码替图书馆名称。其代码中只有63号，未录93号，但编录中却出现93号，因此也就不知其所指。本人推测为“93”乃“63”的误印，如果此猜测成立，那么，满译本《金瓶梅》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5年，佟鸿举《呼和浩特满文古籍文献》一文，④主要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呼和浩特市档案馆等三处所藏满文古籍文献。

该文透漏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有满文抄本80件信息，并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为，汉文典籍满译抄本，《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等。一类为：满族人用满文创作的书籍的抄本，《名士百花诗》《耆如家训》以及《夜灯庭训》等。该文，对于了解呼和浩特所藏满文书籍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遗憾的是对《金瓶梅》未作详解。

1996年，何薄滢先生《日本收藏满文文献概述》一文，⑤介绍日本各大公私图书馆所藏满文文献。其中东洋文库和天理图书馆满文藏书最多，而天理图书馆藏有满文译本《金瓶梅》之善本，但未作详解。

2004年，阎立新《大连图书馆馆藏满文文献概述》一文，⑥由于大连图书馆馆藏满文文献编目未得完善，因此该作者撰文介绍大连图书馆所藏满文文献，以求引起研究者注意。按照藏书种类，分别介绍了该馆所藏满文文献馆藏情况。其中文学类包括满译《金瓶梅》，该馆《金瓶梅》满文抄本冠名《世态炎凉》。阎氏肯定其国家善级价值并透漏手抄本末册附有原满铁图书馆的日本人松崎鹤雄于1930作的跋和跋前北平阚铎信的《金瓶梅》汉译序的信息。

二、专门研究成果

满译《金瓶梅》，自刊行至20世纪末，方有学者注意其价值，从而相继涌现专题性、学理性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使得满译《金瓶梅》从最初的案头读物性质上升为学术研究对象。

1985年，滋阳先生《满文〈金瓶梅〉》一文,⑦短小精悍却拉开满译《金瓶梅》研究的序幕。首先，介绍满译《金瓶梅》版本情况，并据维利《金瓶梅》序文，认为英国和德国悉有收藏满译《金瓶梅》版本。其次，搜集文献记载，列出译者为和素、徐元梦等两份资料，经过合理推论，否定译者为后者的观点。最后，滋氏，依据康熙年间禁令“淫词小说”的圣训，却《金瓶梅》满译本得以刊行的事实，提出满译工程是得到朝廷允可得以完成的见解。

1989年，刘厚生先生《谈满文本〈金瓶梅序〉今译》一文，⑧全文专门研究满译《金瓶梅》序言。基于研究对象，文章分为四节。第一节，录入满文序言。第二节，进行罗马字标音。第三节，汉译序文。第四节，解意序跋。刘氏确定清初，《金瓶梅》已被斥为“淫词小说”的事实，由此赞誉译者在康熙严禁的严峻背景下译写的毅力，并肯定满译序言对考订原著《金瓶梅》作者具有较高文献价值。

2000年，傅憎享先生《谈满文本<金瓶梅>译者是谁》一文，⑨极其短小。载录有关《金瓶梅》翻译者的信息。傅氏对于“译书房”别有新见，认为清代禁书，或许对上无禁，而“译书房”专译禁书，以供御览。

2007年，季永海先生《满文本〈金瓶梅〉及其序言》一文，⑩系满译《金瓶梅》专题研究。首先，充分肯定译者翻译水平、进而认可译字的价值；其次，从文献学的角度分析满译《金瓶梅》序文，认定原著《金瓶梅》作者为卢楠，并列举学界推测的徐元梦及和素为译者的观点，又经分析体现出作者青睐于后者的观点；最后，满文序文译成汉文。

同年，王汝梅氏《满文译本<金瓶梅>和作者卢柟说》一文，11总结满译《金瓶梅》序言中，译者所提观点。即，认为《金瓶梅》是四大奇书首品，并强调原著作者为卢柟。另外，王氏探讨译者问题，提出和素译作的观点，并深入探讨和素翻译思想。王氏认为和素同张竹坡一样，延续了冯梦龙的小说观点，接受了小说与正史同等的观点，提高小说的价值。该文属《金瓶梅》译者之深入研究成果。

2012年，王汝梅先生《翻译房与〈金瓶梅〉的满文译本》一文，12就满译《金瓶梅》翻译机构、翻译者和序以及馆藏信息等问题进行探讨。王氏认为，满译《金瓶梅》出自翻译房；译者为和素为首的翻译房译员；序文为，和素亲笔所作。另该文著录了国内外、官私收藏满译《金瓶梅》馆藏信息。值得注意的有两条馆藏信息。一是，吉林大学所藏精抄本，此条信息其他著录编辑中未见介绍。一是，大连图书馆藏的题为《世态炎凉》的满译《金瓶梅》抄本。

2013年，王汝梅先生又一文《满文译本〈金瓶梅〉叙录》，13据存世满译《金瓶梅》版本为数不多现状，王氏呼吁将其列入国家抢救古籍文献项目，提议影印出版，以供研究和珍藏。

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

除上所述著录满译《金瓶梅》馆藏信息和满译《金瓶梅》专题性研究之外，也有一些书籍和文章旁及满译《金瓶梅》相关信息。

1980年，王丽娜先生《〈金瓶梅〉在国外》一文，14介绍东西方各国《金瓶梅》翻译情况。具体分析译者、翻译时间、翻译内容、翻译影响、等等问题。东方各国中介绍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翻译《金瓶梅》情况，以日本尤详，不仅介绍收藏、翻译情况，同时也介绍日本学界《金瓶梅》研究成果；西方各国中介绍了德国、法国、英国等国节译和全译《金瓶梅》译者、翻译时间、翻译内容以及翻译影响、等等问题。不得忽略的是，据王氏介绍，德国语言学家、东方学教授，奥尔格·加布伦茨所译《金瓶梅》片段是根据满译本翻译而成。因此，可以得知，《金瓶梅》满文翻译，又促使其他文种翻译。该文就翻译学的角度而言，使满译本的价值更上一层。

1983年，黄润华先生《满文翻译小说述略》一文，15选择满译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几篇小说进行详尽分析。黄氏对满译《金瓶梅》译者进行尝试性探索，认为译者和序言者非属一人，序言者指使译者翻译而成，但未知译者何人。黄氏将汉文崇祯本与满译本《金瓶梅》回目作比较，提出满译本以崇祯本或张竹坡《金瓶梅》为底本翻译而成的观点。该文探讨满译《金瓶梅》底本问题，并得出重要结论，为后人提供重要信息。

同年，黄润华、王小虹先生《满文译本〈唐人小说〉〈聊斋志异〉等序言及译印〈三国演义〉谕旨》一文，16由三部序言和一部谕旨组成。三部序言分别是满文《唐人小说》《聊斋志异》和《金瓶梅》的译者序文；谕旨是满文《三国演义》的翻译谕旨。该文中黄氏声明所载汉译《金瓶梅》序文，经由作者订正佚名者序文而成。但就佚名者所译序文未标出处，使得研究者存有猜测。

1988年，王丽娜先生《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17撰写中国古典小说在国外流传影响情况，囊括翔实的资料、收录丰富的文类，利于研究者所用。书中专设一栏介绍《金瓶梅》在国外研究、收藏和翻译情况，其中涉及满译《金瓶梅》。王氏节录满译《金瓶梅》序言，认为此满译本以张竹坡评本为底本翻译而成。并且，关于满本《金瓶梅》译者问题，透漏了或为康熙皇帝的一个兄弟或为清朝户部郎中和素的两个信息。此外，王氏用较大篇幅，摘录了《金瓶梅》一些外文翻译的信息。并强调有些西文译本转译自满译本，其中例举德国语言学家、东方语学教授格奥尔格·加布伦茨据满文本翻译的德文节译本。

1989年，克劳婷·苏尔梦编著，颜保等译《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一书，18汇编国内外学者的汉文小说在亚洲各国的传播研究成果，悉十七篇文章。其中二篇文章涉及满译《金瓶梅》研究。其一，李福清的《中国古典小说的蒙文译本——尝试性文献综述》一文，19李氏认为蒙古文《金瓶梅》虽不知其最早的翻译时间，但肯定的是，蒙古译文根据满文译本翻译而成。并认为蒙古国所藏蒙译本《金瓶梅》，译于1910年，但绝非第一个译本。其二，马丁·吉姆的《汉文小说和短片故事的满文译本》一文，20指出满译《金瓶梅》是继满译《三国演义》后，唯一一本得以刊印的小说。并对满译《金瓶梅》译者为康熙兄弟的观点，予以否定。

2002年，扎拉嘎先生《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一书，21从文学互动的角度分析了清代蒙汉文学关系。其中专设一节研究汉文小说的蒙古文译本，同时兼及清代满文译本。作者利用目录编辑信息，分类列出清代汉文小说蒙古译本和满文译本，并以民族不同审美需求的角度解释，蒙、满民族中出现不同题材译本之缘故。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加深研究，列出蒙、满译本中出现的共同译本，即《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等几部小说。作者从两方面解释了此现象。一、从原著而言，上述几个小说都属于汉族文学经典，以其自身的价值存在吸引满、蒙译者。二、从蒙、满民族自身而言，由于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产生审美共同性。关于满译《金瓶梅》，作者透漏了蒙古文译本《金瓶梅》依据满译本翻译而成的重要信息。

2009年，季永海先生《清代满译汉文典籍研究》一文，22属清代汉文典籍满文翻译之介绍性文章。作者利用著录信息、文献资料，对清代满译汉文典籍之翻译时间、版本、译者以及影响等问题均作探讨。首先，介绍清代文学之特点，并阐明其产生原因。其次，分类汉译满文典籍作品。以入关为界，将其分为入关前和入关后作品。并罗列入关后译文典籍的书名、译者、译作时间、以及版本等。再次，分析译作特点。即，译作时间，清前中期最盛；译作文类，涉及军事、历史和小说等；译者多为满汉兼通的官员、文人等；译作品，具有原文译成和删改译成等特点。最后，归纳满译典籍的意义。一为，对相邻国的影响；一为，对中西交流的影响；一为，对民族之间交流的影响。该文作为清代汉文典籍满文翻译专题研究，对研究者提供诸多信息，其中关乎《金瓶梅》的信息尤为重要。季氏认可，以翻译水平而言，满译《金瓶梅》为最，并指出满译典籍中《金瓶梅》满译本（另有《三国演义》）系刊刻流传，其余译本均以抄本形式流传。并且强调《金瓶梅》是唯一没有署名的刊刻本。但为何不署名刊刻的原因，只以“清政府怕影响八旗人员，云云”寥寥几字，敷衍解答。季氏关注《金瓶梅》满译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以及诗词名的满文旁注汉文的特点，但只以方便理解为由，不及完备，未达深入。

2009年，章伟宏先生《论清代前期满文出版传播的特色》一文，23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集中讨论了清代初年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满文出版传播的特色。探讨康熙年间满文出版特色时涉及了满译《金瓶梅》内容。章氏着重探讨两个问题：一、康熙47年满译《金瓶梅》已入禁书类，提出疑义。二、满译《金瓶梅》译者和作序者问题着录相关研究者见解。

2009年，乌云娜先生《清代蒙译汉文小说版本述略》一文，24探讨蒙译汉文小说版本问题，认为蒙译汉文小说的底本分别为满文、汉文，民间说书故事以及当时流行的章回小说。并列举由满文译本转译而成的蒙古文小说，其中包括蒙古国所藏蒙古文手抄本《金瓶梅》。该本是1910年，由名叫达瓦、益达木的人奉敕，将满文本《金瓶梅》转译而成。此文虽非关满译本《金瓶梅》，但传送了满文译本催发蒙古文译本的信息，扩大了满文译本的传播研究。

四、结论

满文译本《金瓶梅》，系清代汉文典籍满文翻译的一部杰作，成书于康熙盛世，属清初满族实施接受汉文化的产物，译文中体现着满文字的特点。学界对满译《金瓶梅》研究，成果固然是显著的，但仍尚需完善和深入。例如：虽有版本著录介绍但未见版本整理成果；虽探讨翻译情形，但未见完善的历史阐述；虽考证翻译底本但未作原著与译本的文本校勘。因此，有待从历史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比较文学角度对满译《金瓶梅》进行深入研究。

注释：

①李德啓编，于道泉校.满文书籍联合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合印，民国二十二年六月，第32—33页.

②富丽.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第49—50页.

③黄润华，屈六生.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137.

④佟鸿举.呼和浩特满文古籍文献[J].满语研究，1995（02）：134—136.

⑤何薄滢.日本藏满文文献概述[J].满族研究，1996（04）：86—90.

⑥阎立新.大连图书馆馆藏满文文献概述[J].满语研究，2004（1）：86—91.

⑦滋阳.满文《金瓶梅》[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5）：96.

⑧刘厚生.满文《金瓶梅序》今译[J].满语研究，1989（02）：50—57.

⑨傅憎享.谈满文译本译者是谁[J].保定学院学报，2000（01）：108.

⑩季永海.满文本《金瓶梅》及其序言[J].民族文学研究，2007（04）：65—67.

http：//book.sina.com.cn.2007-2-17.

王汝梅.翻译房与《金瓶梅》的满文译本[J].清史参考，2012（36）.

王汝梅.满文译本《金瓶梅》叙录（上篇）[J].现代语文，2013（02）：20—21.

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J].河北大学学报，1980（02）：90—95.

15黄润华.满文翻译小说述略[J].文献，1983（02）：6—23.

16黄润华，王小虹.满文译本《唐人小说》《聊斋志异》等序言及译印《三国演义》谕旨[J].文献，1983（03）：1—5.

17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126—166.

18克劳婷·苏尔梦编著，颜保等译.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19【苏】布里斯·李福清.中国古典小说的蒙文译本——尝试性文献综述.克劳婷·苏尔梦编著，颜保等译.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99—130.

20【德】马丁·吉姆.汉文小说和短片故事的满文译本.克劳婷·苏尔梦编著，颜保等译.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30—190.

21扎拉嘎.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109—130.

22季永海.清代满译汉文典籍研究[J].民族翻译，2009（03）：41—49.

23章伟宏.论清代前期满文出版传播的特色[J].河南大学学报，2009（01）：80—91.

蒙氏教育案例分析篇3

混龄教育的概念：把三至六周岁的学龄前孩子组织在一个创设好的区域一起学习、共同生活及游戏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类似于生活实际，能使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学会理解和关心别人，培养适应社会的能力针对当下独生子女家庭较多的现状，幼儿之间缺乏一起活动及感情交流的机会混龄教学模式可以为幼儿创造情感交流的机会，在激发幼儿的学习主动性、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培养适应社会的能力等方面大有裨益。蒙台梭利教育是意大利女教育家玛丽娅·蒙台梭利博士所创建的。它以其独特的教育方法和富有成效的教育魅力风靡世界，并受到普遍的欢迎，影响了整个20世纪。人类进入21世纪，蒙台梭利教育依旧存在于世界东西方100多个国家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蒙台梭利的许多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已经为我们所实践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一、我国幼儿园实施蒙氏混龄教育的困境

(一)没能充分认识到混龄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作用

蒙台梭利非常反对将儿童按年龄分组。她认为，社会生活的魅力在于一个人可以遇到不同类型的人。按年龄分组是一种人为的隔离，它打破了社会的契约，剥夺了生活对儿童的滋养，会阻碍儿童社会意识的发展。在心理上，儿童需要成人或年长的儿童协助他们进入社会，需要与有权威的人一起学习、成长。儿童生活的世界越宽广，接触到的异质物和刺激越多，他们获得交流、学习的机会就越多，社会性得到发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传统的理念认为，混龄班恰似个大家庭，不同年龄的儿童如同兄弟姐妹。在兄弟姐妹似的组织中，一个儿童的角色是固定不变的，即是兄姐的永远是兄姐，是弟妹的永远是弟妹。如果是兄姐，就一直是处于照顾他人的领导者地位;而是弟妹的则始终处于被照顾、被关爱的弱者地位。但在蒙台梭利教育的混龄班中，一个儿童的角色是动态的，是会不断变化发展的。从最初的被他人照顾，发展到照顾他人;从一个“弱者”努力地学习“强者”，发展到成为“强者”。角色的动态变化，促使其要不断适应和接受新的角色，在变化中孩子的交往能力得到飞跃性提高。同龄促进、异龄促进、角色换位等，为儿童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儿童的社会化进程，使每个儿童身心同步发展。因此，混龄编班对于促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发挥出了独特的作用。

(二)没能充分认识到混龄对儿童人格形成及认知发展的特殊作用

孩子间的心智比成人更接近，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精神上自然发生的“渗透作用”。小的孩子能从大孩子的工作中获得灵感和榜样，学会与人相处;活动中知道等待、轮流、不打扰他人，学会许多成人无法用“语言”传授给他们的东西。大的孩子在教导小孩子的过程中，会自发的要求自己为小的孩子作出更积极的、正面的行为示范，并能分析、综合、重组、总结自己的知识，增强自身能力，实现自身价值;大孩子在生活上也会照顾弟弟妹妹，这样他们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也会得到发挥和培养。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年龄的孩子身上，寻得自己过去以及未来的成长轨迹。因此，在孩子的人格形成及认知发展的过程中，混龄的环境所提供的良性社会互动要素更为多元与丰富。他们像一家人一样，感受到了同伴间的亲情、友情，生活在温暖的集体中。

二、指南背景下幼儿园蒙氏混龄教育实施的有效策略

(一)深入研究蒙氏教育的精髓，本土化实践研究

这种教学模式在国外受到青睐，有其可取之处，但是由于文化和地域的差异，不能采用拿来主义，必须立足实际，理性借鉴，根据我国的教育现状设计符合本土的模式。首先，在实践教育中，注重教学案例的整理归档工作，把教学实践中碰到的问题进行归纳、分类整理和存档，以利于本校教师间的教学交流，为教师提供可贵的经验。其次，实施混龄教育班级的教师要善于积累教学中的经验吸取实践中的教训，以为其他教师提供参考的素材。再次，在网络资源丰富的今天，我们通过微博建立自己园所的资源交流库，使园内有意向参与混龄教育的教师随时随地查阅参考。

(二)加强蒙氏教育思想的宣传，转变家长观念

我园开始尝试成立了蒙氏混龄班，在最初开班时有很多人不理解，担心小孩子会受到欺负，大孩子在带小孩子的过程中会误了自己的学习所以我们通过各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同家长进行交流，分享在教学实践中对混龄教育这一模式的体会和收获，使他们熟悉混龄教育的目标和组织形式，使家长在观念上和我们达成共识，增强家长的信心和参与热情通过三年多的推行，家长都理解了，并从中看到了自己孩子得到的益处。

(三)创设一个实施混龄教育的和谐环境

为配合混龄教育，我们在幼儿园环境设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将原来整齐划一的办公格局用各个教具隔断成各种特色活动范围，幼儿会按自己的喜好和特点选择各自的活动范围。对于教学用具的设置，要考虑各个龄段幼儿的喜好对于大龄幼儿，有能力的，要给予角色领导的表现机会;能力弱的可以和小龄幼儿一同学习，又能得到角色领导的帮助，充分发挥混龄教育的作用，让幼儿在此能够感受到成长的快乐针对小龄儿童，能力发展较快的儿童可跨龄学习，和大龄幼儿一起学习;能力较弱的小龄幼儿在混龄班中，会受到大龄幼儿的格外关注，认知及社会经验可以从和大龄幼儿的交往中模仿所以，不论对哪个年龄段的儿童，混龄班的弹性化环境兼顾了幼儿在发展水平能力经验学习方式等。

结束语

综上所述，混龄教育对于幼儿成长有着重大意义。由于混龄教育属于“舶来品”，受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以及地域背景的影响，混龄教育不能完全符合我国幼儿园教育的现状，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国内外经验，推进混龄教育的本土化工作。因此，幼儿教育的同仁们必须要反思自己的行为，教育不能太过商业化，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蒙氏教育案例分析篇4

一、政治制度法律与军事

政治。谢咏梅《札剌亦儿部显贵“国王”爵位封授与承袭》(《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札刺亦儿部木华黎是最早受封国王位号的功臣。自1217年木华黎受封国王讫元终，子孙承袭，世世无绝。但嗣封者往往受蒙、汉礼制的双重影响以及对蒙廷的亲疏等因素的作用。国王最初代表朝廷全权经营中原，随着大汗亲历戎行及蒙古重心的南移，尤其是中原统治机构的构建，国王的军权、政权渐被削弱，其职权也转为充当畿辅藩屏或充任“藩大臣”。元中后期，由于驸马及部分异姓功臣频繁封王拜爵而势力日涨，国王在异姓功臣中的地位也日渐暗淡了。[日]船田善之《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蒙古学信息》第2期)指出：(1)色目人的概念也只存在于汉语中。色目人一词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划分只是存在汉语世界即通用在汉族之中。(2)直到元朝中期连执法官吏也不清楚对色目人的明确界定。色目人的范畴由法律规定、社会习俗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产生。(3)在户籍制度上没有划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并列的分类方式。(4)史料未能说明色目人的地位比汉人、南人更高。(5)任用官员上，史料中各处看到“参用”，其目的不是牵制汉人、南人，而是对广阔的版图和不同民族的统治有利。(6)“参用”与元代科举定员同数制应有关系，程矩夫期待科举制度能实现“参用”。总之，不能只由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划分了解元代政治、社会。元朝统治的特点是“集团主义”，即统辖每个集团的方式。可以说在为官方面重视“根脚”和“参用”之平衡。周志锋《试论蒙元时期皇后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论述了蒙元时期皇后摄国称制、垂帘听政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以及皇后干政的历史根源。包胜利《(蒙古秘史)中的汗权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探讨了汗权的属性、作用方式等问题。穆鸿利《论13世纪蒙元帝国在再造中华大一统伟业中的贡献》(《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从开拓疆域、促进民族融合、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建树、促进中西交流等方面，论证了蒙元帝国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贡献。任洪生《13世纪蒙古霸权的另一种视角——亚欧大陆腹地地缘经济与政治分析》(《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拥有亚欧大陆霸权的原因在于其生产方式，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对外部的取向，他们军事上的优势也来自其生产方式。龚阴《元朝民族等级政治述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可参看。

制度。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9月版)一书，汇集了作者20年来在元代政治制度领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全书60万字，分为四章：一、中央政治制度；二、地方行政与监察制度；三、投下与蒙古诸王制度；四、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他。内容涉及御前奏闻、上都分省、怯薛预政、质子军、行省制、宣慰司、路总管府、巡检司、肃政廉访司、奉使宣抚等。作者注重将国家组织结构政策法令与政权机构的运作、政策法令的执行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一部具有较高科学性与系统性的学术著作。屈文军《论元代中书省的本质》(《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从元代宰相制度与唐宋等朝代宰相制度的比较、元代尚书省和门下省设置风波、中书省与行省关系、中书省与怯薛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元代的中书省本质上并不是传统宰相制度的自然发展，而是大蒙古国时期大断事官机构的延续。同氏《元代怯薛新论》(《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怯薛是蒙元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元代高级官员多出身怯薛，怯薛出仕后仍保留原先职务，而且怯薛世职是他们的真正身份和地位标志，外廷官称只相当于一种临时差遣。金滢坤《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俄藏敦煌文献》中的ДХ．19072R《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检司为收养郭张驴等孤老状本路总管府及指挥使判》为黑城文书，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一件有关元代养济院的出土官文书。该文书证实了元代鰥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曾有效地实行，并一直实行到元末。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探源》(《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探讨了蒙元时期驿传制度的建立等问题。认为大蒙古国的驿传制度在成吉思汗时期便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并非完全承袭前朝旧制，而是在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在窝阔台时期得到规范。元朝政府比较重视西北地区驿站的管理，逐步建立起一套驿站管理制度。陈广恩《元代西北地区驿站管理初探》(《集刊十六》)从驿站的首思供应、符牌配置、站户签补、驿站整治、驿站赈济等方面，对元代西北地区驿站的管理情况作了探讨。元代沿用宋金制度，建置架阁库以收藏和管理档案。张金铣《元代档案的管理与利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对元代的档案管理人员及档案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了考察。相关文章还有张会超《解读元代中书省架阁库文献》(《柳州师专学报》第3期)。

法律。沈仁国《元代反赃贿法述论(续)》(《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揭示了元代反赃贿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分为雏型期、初步确立期、确立与调整期、补充与完善期，分类探讨了反赃贿法在各时期的主要内容。曾代伟《(大元通制)渊源考辨》(《现代法学》第2期)认为《大元通制》是世祖以降数十年修订律书的摸索与奋斗的产物，仁宗“延祐律书草案”是《大元通制》凭据的直接蓝本，延祐、至治年间仗恃兴圣太后权势的“后党”保守派与皇帝为首的“帝党”改革派之间激烈的政争，是《大元通制》难产的主要原因。谭晓玲《浅析元代的判决离婚》(《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元代的判决离婚主要适用于犯“义绝”和“违律成婚”类诉讼，这也是元代判决离婚的两大特点。这些强制性的离婚措施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妇女权益的作用。胡兴东《元代民事审判制度研究》《民族研究》第1期)认为，元代民事审判机构是多元的，这是元代在民事法律适用上采用属人法的结果。民事审判程序的规范十分发达，并且出现对弱势群体的特别救济。田宅争讼在元代民事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杨淑红《元代的田宅争讼》(《集刊十六》)就元代田宅争讼的具体内容和政府的审断进行了考察。

军事与反元斗争。王献军《元代海南的黎兵》(《海南大学学报》第3期)从黎兵及黎兵万户府的设立、罢废与复立，黎兵万户府与屯田机构的关系，元政府使用黎兵治黎的原因，黎兵与土官制度的关系等方面对黎兵进行了论述。张宁《不可把“入都汴梁”视作北方红巾军反元的鼎盛期》(《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不宜太高评价北方红巾军政权“入都汴梁”，因为它在事实上并不具有推进北方红巾军反元事业发展的实际价值和意义。黄志繁《抗元活动与元代赣闽粤边界社会》(《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文天样等人在闽粤赣边界的抗元活动不仅是延续宋室命脉之举，而且也是给三省边界地区带来重大影响的“地方事件”。边界地区持续的社会动乱不仅使化外的“畲”人与化内的“汉”民等人群相互交融，而且官方的行政区划亦因此而跨越原来的数省边界，使边界模糊不清，导致赣闽粤三省边界形成元代一个独特的地区。屈文军《畲族的反元斗争及其影响》(《集刊十六》)探讨了畲民几次重大的抗元、反元斗争，认为畲民的斗争不是为了复宋，元代平定畲民的反抗也未造成畲民的大规模迁徙。

二、经济

手工业、商业。马明达继2002年发表《元工考》后，又发表了《元代墨工考》(《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作者以元人文集为主，钩稽出元代墨工凡38条46人。指出元墨制作处于唐宋到明清间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不仅产生了一些新的工艺流派和一大批优秀工匠，而且还出现了诸如《墨史》、《墨法集要》等墨学论著，在中国墨史上占重要地位。胡小鹏《元代的系官匠户》(《西北师大学报》第2期)从系官工匠的来源、类别、数量与待遇等方面对元代的系官匠户进行了全面探讨。指出系官工匠部分来源于早期征服过程中的俘虏，部分接收自南宋官手工业的工匠，均通过匠籍制度加以维系。系官匠户数目庞大，专业化程度高，是当时手工业生产的主体。虽然其身份管理严格，但在户籍赋役制度确立后，大多数系官匠户的待遇处境较一般民户为优，并不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工奴。刘莉亚、陈鹏《元代私营手工业初探》(《河北师大学报》第5期)指出，元代私营手工业是元代民间手工业的重要存在形态，与家庭副业手工业不同，它的生产主要以盈利为目的，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较高。生产者具备一定的技艺，技术较为专一，就其生产规模可分为个体工匠、个体手工业作坊两个层次。二人还有《元代系官工匠的身份地位》(《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一文，认为元代系官工匠并非奴隶或工奴，他们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人户一样，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享有与其他人户一样的法律地位。经济地位上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官府应役之外，可在一定限度内从事独立的生产经营。刘莉亚《元代国家各级机构的矿冶业管理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元代中央与地方政府对矿冶业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其中，在中央机构中以中书省、制国用使司、尚书省的作用最为突出，它们对矿冶业的管理全面而宏观。中政院、徽政院管理矿冶业是元代矿冶业的一大特色，其职责范围仅限于对其所属矿产的经营与管理。王秀丽《元代长江沿线的交通与商业》(《集刊十六》)对长江航运及其沿线的商业发展作了论述。胡兴东《斡脱：蒙元时期民事制度的一个创新》(《云南师大学报》第5期)首先对蒙元时期的斡脱语义进行了分析，认为蒙古族中早就有这个音的词，后来西域人到蒙古国后，这个词出现了多重意义，其中之一即成为一种商业的专称；其次论证了斡脱作为一种民事行为相当于现代的信托行为，并对其在蒙元时期的商业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估。

货币。仝鲁闽《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文史哲》第1期)指出，宋元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化，以及金属货币与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消长演变，既为货币金属主义的发展，又为货币名目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刘百平《宋金元纸币断想》(《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5期)指出，宋金元纸币先后经历了宋交子、金交钞、元纸币三种形式。交易、交通、战争、税收等多种因素促成了宋全元纸币的嬗变与演进。在此过程中，“国强币强，军败值跌”得到了充分展现。

农业。赵华富《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安徽大学学报》第5期)首次从《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发现了一张契尾。这个发现不仅填补了元代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元代土地制度史和元代经济法史空白，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填补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经济法史空白。王献军《元代海南黎区屯田考》(《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研究了元政府在海南黎族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的原因、过程及结果，并对元政府管理黎区屯田事务机构的设立与罢废问题、“黎兵万户府”与“黎蛮屯田万户府”和“黎兵屯田万户府”的异同问题进行了辨析。金元之际山西、河北、山东地区(元前期属腹里中南部地区)深被兵祸，社会经济遭到破坏。默书民《元代前期腹里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田产争讼》(《河北师大学报》第4期)从元前期该地区农业土地的开发利用及世祖中后期出现的土地价格暴涨、田讼剧增等现象，来说明腹里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程度和发展水平。程民生《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然久经战乱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北方经济并未随经济重心的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并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默书民《元代海运粮食数量的变化》(《集刊十六》)指出，元代海运粮食数量前后变化很大，并且发生在腹里平原地区的自然灾害对海运的影响十分明显，它促使海运粮食数量不断增加，并且海运粮食数量一旦增长便不可回落。这种现象揭示了元代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这两大农业区在向官府提供粮食的过程中有明显的替代作用。此外有李倩《试论〈元史·兵志〉中关于元代屯田的漏载》(《江汉论坛》第12期)、程美明《〈农桑辑要〉与元代经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8期)、乐承耀《元代浙东的农业恢复和发展》(《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等。

其他。苏基朗《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历史研究》第1期)从宋元闽南的研究案例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史上空间与制度概念，说明两者在表述复杂的长期经济表现时，不仅具有相当的解释功能，而且可以带来不少启示。刘华《元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探幽》(《河北师大学报》第5期)指出，元代所采取的一些积极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水利和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措施，对今天的环保工作不无史鉴意义。谭晓玲《元代买卖女口现象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元代买卖女口现象很普遍。蒙古入主中原后，官军掳卖女口、籍没妻女断给仇家，使女口买卖呈现出新的特色；由于社会需求的存在，以过房为名转卖女口也是女口买卖的重要形式。

三、社会与文化

社会。徐适端《元代平民妇女婚姻生活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在元代，北方游牧民族论财购妻和收继婚俗使汉族平民妇女成了婚姻双方家庭的经济筹码。下层文化对游牧文化的兼容，为男性社会奴虐妇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封建传统女性观、婚姻观的长期积淀强化了妇女自身的依附意识，使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兼充着可悲的受害施暴双重角色。李秀兰《浅谈〈蒙古秘史〉中的婚姻状况》(《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通过对《蒙古秘史》中所记载的蒙古族婚姻状况的分析，认为在13世纪前，蒙古族就已经进入了较稳定的一夫一妻制，且形成了一整套的婚姻规章。葛仁考《元代汉族妇女守节问题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妇女守节思想在元代得到提倡，但夫亡再嫁并未禁止。

李祥林《从“勾栏”看元代城市的戏剧演出》(《文史杂志》第2期)一文从“勾栏”一词说起，指出元代大城市的演剧事业已相当发达。稳定的演出场所和较好的经济收入，保证了杂剧艺人的衣食来源，促进了杂剧艺术的兴盛发达。王秀丽《海商与元代东南社会》(《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元代是继宋之后东南地区海外贸易发展的又一高峰期，海商成为东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东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士商亲融现象。申友良、蓝东平《元朝江南地主势力的持续增强初探》(《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指出，元朝统治者虽然推行民族等级制度，但江南地主势力在整个元代仍在持续增强，没有被削弱，这表明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缺乏其生存的土壤，不能也不可能真正推行下去。延保全《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山西师大学报》第4期)指出，牛王被称为“广禅侯”者，不只临汾市魏村牛王庙。在元代的山西，大量广禅侯庙的建立，与普通百姓崇拜牛王的心理有关，而更深层的原因则与元代统治者强有力的劝农措施密不可分。申万里《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史学月刊》第9期)指出，宋元更替使原先在江南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士阶层受到很大的冲击，迅速分化。有的敌视，有的归隐，但大多数江南儒士承认元朝的统治，接受元政权任命的学官，于是江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学官组成的社会群体，儒士阶层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氏《从社会交往看元代江南儒士的社会网络——以戴表元为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第4期)考察了江南儒士集团的生活方式、观念所发生的变化，指出他们更注重建立社会网络，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教育。申万里、林建筑《元代江南儒学的小学与大学考》(《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元世祖至元末年，随着江南儒学小学的逐步建立，元代小学到大学的二级教育体制建立起来。小学和大学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管理也趋于定型和完善。在蒙古统治之下，江南儒学的大、小学呈现出一些与中原王朝统治不同的特征，如重视儒家经典而轻六艺、管理松散等。申万里《元代江南儒学的管理系统考述》(《集刊十六》)指出，元朝统一以后，出于对江南儒学控制的需要，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行政管理机构。其中，行省儒学提举司、诸道肃政廉访司及路州县地方政府在江南儒学的管理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管理模式对儒学的发展影响重大。同氏《元代江南儒学的建筑布局考述》(《暨南史学》第二辑)指出，江南儒学建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以大成殿为主的的祭祀设施(庙)、以明伦堂为主的教学设施(学)以及其他教学生活辅助设施。建筑布局主要有前庙后学、右庙左学、左庙右学三种形式，与宋朝相比，元代江南儒学的建筑布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校建筑布局和结构趋于完善。王建军《从(庙学典礼)看元代世祖朝和成宗朝的儒学政策》(《集刊十六》)对《庙学典礼》中所录元世祖和成宗两朝有关儒学事宜的78件公文进行了考察。世祖中统至元年间是元代崇立儒学政策的奠基时期，而成宗继位之后，元代崇立儒学的政策表现出大力推进的明显态势。王风雷《“八合识”探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对“八合识”一词的渊源以及它的发展演化过程进行了探讨。李瑞杰《元朝国子学的伴读制》(《晋阳学刊》第6期)、

饮食、文字及其他。《饮膳正要》是一部系统介绍元代宫廷饮食文化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尚衍斌《忽思慧〈饮膳正要〉识读札记》(《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通过对该书不同民族和区域食品在元代汇聚交融的历史考察，揭示了元代饮食文化的多元性。各地、各民族乃至各国间的物种交流、物产交流和各类食品加工技术的交流从一个侧面再次向人们证实，元代是继唐朝之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高峰。贾唏儒《蒙古文字与蒙古族历史》(《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论述了从成吉思汗至明清时期蒙古文字的发展演变状况，指出蒙古文字发展史不仅与蒙古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相联系，而且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相联系。陈永志《蒙元时期的牌符》(《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介绍了迄今为止国内外发现的17枚蒙元时期牌符，并就牌符的类别、牌符上的文字、管理机构以及渊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王福利《论东平府与元朝立国前后宫廷音乐建设的关系》(《中国音乐学》第2期)指出，东平府因是曲阜故里，其礼乐文化在宋金元易代之际没有遭到很大破坏，元廷诸多礼乐活动均自东平调动乐工人等，成为元宫廷礼乐的实际中心。后因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山东李璮的叛乱，最终导致了忽必烈礼乐政策的转向，东平府礼乐中心的地位便不复存在。此外还有赵心愚《试论元代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地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等。

文学。罗斯宁

宗教。与前代相比，景教在元代获得了更多的尊崇和特权。黄子刚《元代景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集刊十六》)探讨了蒙古统治家族对宗教的态度和景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唐吉思《藏传佛教对蒙古族家庭伦理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对蒙古族传统的“孝亲”观与佛教的“孝道”思想、传统的家庭夫妻伦理与佛教提倡的家庭夫妻伦理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分析。熊文彬《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藏学》第1、3期)认为，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邱树森《元代基督教消亡之谜》(《中国宗教》第3期)简单分析了了元代基督教消亡的原因。此外有哈宝玉《蒙元时期的穆斯林与伊斯兰教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马娟《试论伊斯兰教在蒙元时期的传播及其特点》(《青海社会科学》第1期)，孙建平、朱汉民《蒙元帝王的儒释道观及其演化》(《船山学刊》第4期)及孙悟湖、孙庆章、蒋尉《元代宗教文化略论》(《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等。

四、考证陈得芝《再论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的初期接触》(《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依据史料，对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初期接触的年代、事件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钱大昕的《元进士考》有很高的价值，但它是一部未得到钱氏最终认可的手稿，所收内容不很完备，也不完全可靠。沈仁国《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末四科进士续考》(《集刊十六》)对钱氏列出的至正末四科——至正十七年(1357)、二十年(1360)、二十三年(1363)、二十六年(1366)——进士加以甄别和考证，并补充了钱氏手稿中未及的元至正末四科进士。同氏(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甲午科进士续考》(《学海》第2期)一文对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列出的16名至正甲午(至正十四年(1354)科进士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又另考出该科进士17人。“黎兵万户府”是元政府在海南设置的最高军事机构。对于黎兵万户府的设立时间众说不一。王献军《元代“黎兵万户府”设立时间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至元三十年(1293年)和元统二年(1334年)说皆不能成立，黎兵万户府应成立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它与该年开始的征黎行动有关。而李勃《元代“黎兵万户府”始置年代考》(《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则认为以上三说均不能成立，始置年代当在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之前。李克郁《宁濮郡王驸马长吉族属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以为，宁濮郡王驸马长吉为翁吉刺惕德薛禅长子赤古的曾孙的说法，疑窦颇多。其实，宁濮郡王驸马长吉为白达勒达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之后裔。赵琦《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蒙古贵族墓墓主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根据出土文物和相关文献，指出河北省沽源县俗传是辽代萧太后“梳妆楼”的古代建筑，实际是一座蒙古贵族墓的墓上享堂。认为墓主不是普遍认为的汪古部高唐王、驸马阔里吉思，而是元末晋宁忠襄王阔儿吉思(阔里吉思)，并对其生平作了简单勾勒。江川《成吉思汗订亲完婚之地考释》(《蒙古学信息》第1期)根据有关史籍和地表历史遗存，认为成吉思汗订亲完婚地扯克彻儿、赤忽儿古二山间，系指今兴安盟巴仁哲里木、索伦间的科尔沁草原。郭永利《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始祖及其族属辨正》(《丝绸之路》2003年S1期)指出，甘肃连城土司鲁氏家族是西北地区著名的土司家族之一。对其家谱中有关始祖的资料进行分析，可知其始祖脱欢不是元宗室安定王脱欢，而是久居西北地区的蒙元旧吏，其子巩卜世杰时率众归附并授土官职，族属是蒙古族等。元代中后期的诗、画大家倪瓒的生卒时间及晚年行踪一直是困扰文化史、美术史研究者的重要课题。王濒、李晓娟《倪瓒生卒时间及晚年行踪考辨》(《东南文化》第9期)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考察指出，倪瓒生于大德十年，卒于洪武十二年，享年74岁；进入明朝后，他依然过着漂泊的生活，最后死于江阴，而非他的出生地无锡；明太祖的专制政策导致繁盛的浙西文化全面衰落。宫天挺是元代中后期一位重要的杂剧作家。刘宏英《宫天挺生平事迹考》(《殷都学刊》第1期)对其生平进行了一些考证。张体云《仁山丛考》(《怀化学院学报》第1期)对仁山诗文稿版本流传、著录等问题进行了考证。许永璋《伊本·白图泰访华若干问题探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对伊本。白图泰的访华时间和行程及是否到过北京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薄音湖《买的里八刺与脱古思帖木儿》(《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通过考证，指出北元——蒙古第二位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应为爱猷识理达腊之子买的里八刺。元代著名学者李治的名字是“治”还是“冶”，历来有不同看法。杜宏权、赵平分《李治李冶辨》(《哈尔滨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其原名为“治”，后因种种原因又名“冶”。《元史》在历代正史中编纂最为草率，错误俯拾皆是。虽经专家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但遗漏未校的错误仍有不少。张帆《读〈元典章〉校〈元史〉》(《文史》第3辑)一文，通过对读元刻本《元典章》中一些与《元史》纪、志记载有关的条文，校出校点本《元史》的错误十七条。对元代官员乘驿制度、封赠制度、亲属相盗量刑问题等，也都有所考辨。元代在同一时期内，有相同名称的路、州、县分属不同行省。《元史》中也有一些错误，往往把府、州混写在路中，而有的地方又把路降在州中。吴冬梅《元代同名路、府、州、县考——兼考〈元史〉所载有误路、府、州、县》(《云南师大学报》第5期)对这两种情况进行了一些考证。此外有蔡美彪《洛阳市出土元代防奸令牌诠释》(《考古》第9期)，任崇岳、薛顺兴《陈友谅身世考辨》(《中州学刊》第4期)，郭声波《(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作者及版本考》(《暨南史学》第二辑)，王梅堂《廉阿年八哈考述》(《西域研究》第4期)，王彬《慈恩寺与沙刺市》(《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期)

五、人物及家族研究

赵琦《蒙元初期的行省丞相胡天禄及其结交的文士》(《集刊十六》)对胡天禄的出身、仕宦、交游等情况作了说明。蓝武《论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文化素养及其文治》(《集刊十六》)认为，受害于党争的贬居生活客观上对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文化素养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对他执政之初推行“文治”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晓《耶律希逸生平杂考》(《暨南史学》第二辑)对耶律楚材之孙、耶律铸之子耶律希逸的生平进行了考证，内容涉及耶律希逸的字与别号、家庭婚姻、仕宦与交游、传世诗歌与友人赠答等四个方面。张泽洪《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刺与道教》(《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通过对萨都刺《雁门集》中数十首涉道诗的分析，论述了萨都刺与道门人士的交游情况。王素敏《乱世草原英雄本色——〈蒙古秘史〉札木合形象的重新定位》(《阴山学刊》第2期)认为，札木合既不是代表平民利益的“蒙古人民领袖”，也不是“阴谋家、野心家”和“喜新厌旧、反复无常的小人”，而是一位有着超人的军事头脑和常人的性格缺陷的失败了的英雄。林海萍《元代畏兀儿航海家亦黑迷夫二三事》(《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就亦黑迷失卒年、五次出海、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阐述。相关研究还有靳玲《成吉思汗用人政策探微》(《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等。

孟楠《略论元代的察罕及其家族》(《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察罕是蒙古早期归附蒙古政权的西夏人之一，他以及他的家族在蒙元时代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长期与蒙古族、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共处、相互交流、通婚，最终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马娟《对元代色目人家族的考察——以乌伯都刺家族为例》(《回族研究》第3期)考察了乌伯都刺家族的仕宦经历、与汉人关系、家族婚姻等问题，并分析了该家族华化缓慢的原因。郭永利《试论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汉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指出，这个家族凭借成功的姻亲关系和积极汉化的政策，不仅使家族在五百多年得以长期地维系，而且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融合和汉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汪古马氏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官僚家族，张沛之《元代中后期汪古马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马祖常为例》(《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从同乡、同年座主及门生后学、同僚等多层次探讨了马祖常的社会交往网络。

六、民族历史地理及对外关系

民族。清人钱大昕、屠寄、柯劭态均有元代西夏人物表，但受时代限制，收录元代西夏人物缺漏过半。汤开建《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暨南史学》第二辑)一文在前人基础上遍收各种材料予以增补，共收元代西夏人物有姓者400余人，各人物分名号、氏族、爵里、职官、事迹等栏，并注以资料出处，是研究元代民族史极有价值的工具。杨志玖(1915—2002)《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7月版)一书，从多方面对元代回回人进行了研究。全书共45万字，分七章：一、概说编，二、正名编，三、东来编，四、地位编，五、文化编，六、人物编，七、华化编。邱树森《元代的女真人》(《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论述了女真人在元代的发展状况。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族类辑述》(《集刊十六》)对原居葱岭以西的回回、哈剌鲁、阿儿浑、康里、钦察、阿速、斡罗斯、术忽、也里可温等西域族类分别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揭示了他们的活动轨迹。同氏《元代东迁中土的康里人》(《宁夏社会科学》第]期)对康里人的东迁过程、职业结构及在华分布、社会活动、宗教信仰和文化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述，并分析了他们对元代社会政治的影响。同氏《元代的回回乐器与乐曲》(《回族研究》第2期)，考述了元代东传的火不思、兴隆笙、七十二弦琵琶等阿拉伯——伊斯兰乐器，并论述了东来回回艺人在华的活动及回回乐曲的传播及影响。贾丛江《关于元朝内迁畏兀儿人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探讨了内迁畏兀儿人的聚落和分布、内迁背景与原因等问题，指出各聚落的畏兀儿人不属于国家编户，即“皇帝民户”，而是属于亦都护领有的投下封户。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享有的权力，实际高于当时的国家编户。王献军《元代人居内地的藏族人》(《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从萨迦派僧人、噶玛噶举派僧人和世俗官吏三个方面对人居内地的藏族典型人物作了考察。此外有苏鲁格《蒙古与突厥》(《蒙古学信息》第3期)。

历史地理。陈庆江《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指出，元初数十年间，云南通四川、湖广的驿路经历了较大的变迁，最先发展的是由北境入川的建都道，继之开通的是从东北境入川的乌蒙道，再后新辟了出东境通湖广的普安道。三道并行，改变了云南以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有利于云南与中央政权及内地一些省区的联系和交往，并对明清云南与内地间的交通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王頲《元代的吴淞江治理及干流“改道”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指出，曾为太湖的主要泄水入海通道的今黄浦江支流吴淞江，当有元一代，曾经进行过规模相当、持续不断的“治理”。至元末的淀山湖工程、大德末的吴淞江工程以及泰定、至顺、至正中的工程，都不是“有效”的水利工程。当时的吴淞江河床包含今吴淞江南岸到虬江北岸间的整个区域。“虬江”亦是“旧江”，不过是由于河床垫高、水流分岔后的一股北去水道的遗迹而已。瞿大风《元代山西地区的行政区划》(《蒙古学信息》第4期)指出，元代山西地区的路府州县大体因袭金代建制。大蒙古国时期，山西地区还有一些因时设置的行政区划，后又不断省并改隶。元世祖前期，这些州县的变化改隶较为频繁。元世祖末期，这些州县的区划基本稳定下来，逐步形成元代河东山西的基本面貌。

蒙氏教育案例分析篇5

(一)幼儿园概况

咪咪幼儿园自开办以来得到普陀区教育局及相关科室领导直接关心指导，今年暑期区教育局派遣基建队本园屋顶漏水、地管堵塞进行大修，当前本园硬件设施符合上海市《幼儿园建设标准》。现有规模6个班级，其中托班1个、小班2个、中班2个、大班1个。幼儿园占地面积2319平方米、建筑面积2126.59平方米。全园教职员工25名。教师14名。有教师资格证4人。非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都在读学前教育专业和教师资格证书。

(二)幼儿园发展基础

优势：全园教职员工积极向上，有团队精神。基本能以心语”来审视自己的工作，确保幼儿的欣悦”：安全、健康、卫生、快乐、聪明、自信。心语”是：用爱心去监护好每个宝宝、用细心去呵护好每个宝宝、用责任心去做好每项工作、用诚信服务于社会和家长、学习进取工作细致有创意、学会反思提高保教工作质量、同伴相处讲究尊重与宽容、发生冲突先找主观原因、当工作失败时不找借口、当工作成功时积累方法。

不足：

分层管理畅达不够、中层干部职责明确工作到位不够、人人自我管理，做到自尊、自律、自检不够。

二、学期目标

1、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员工基本素质、人文素养，在日常工作中体现：教师工作专业性、后勤工作规范性。

2、加强安全教育，把幼儿园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

3、加强园本课程建设：体现：共同性课程与园本特色课程相融性。即礼仪启蒙教育”特色课程渗透于一日活动之中。

4、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把礼仪”作为切入口，形成咪咪幼儿园的礼仪教师、礼仪幼儿、礼仪家长。

(一)管理工作

1、分层管理畅达，职责明确，工作到位。

2、人人自我管理，做到自尊、自律、自检。

措施：1、对未尽后勤组长、教研组长等干部职责的当即撤销任职资格。

2、对不善自检、不服他检、不愿互检的教师，到期解除教师合同。

3、加强教代会、家委会的参政议政。

(二)队伍建设

1、非专科生教师就读学前教育”教师资格证书，达到持证上岗要求。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工作专业化水平。

2、后勤三大员持证上岗，持证率力争100%，提高后勤工作的规范性。

3、提高员工人文素养：说话时做到三个有利于、发生与解决矛盾能找主观原因。

4、自觉遵守园规章制度：实施员工手册条例。

措施：1、园长关注每一位教师、促进每一位教师、发展每一位教师、成

就每一位教师，让教师心中有目标，眼中有孩子，时时有教育。帮助他

们在研究性实践中成长，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2、对于上班不迟到、进园后时不换校服、工作时不溶于幼儿之中、

说话时不注意三个有利于、碰到问题时强调客观不找主观原因、上班时间打手机、发短消息、上网(与工作无关)、吃东西，搭班未经领导同意随便换班等，引导无效，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3、园长关注每一位后勤人员的工作实况，做到眼中有事情、环境清

洁做到净美”两字。对于工作马虎拖拉者引导无效，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如：卫生包干区：*教室卧室天天消毒、清扫、拖。每月底大扫一次。

*教室窗台与玻璃两周抹擦一次。*前中后操场天天小扫一次、一周大扫一次(前操场：用水冲刷、中操场：湿拖、后操场：湿拖)等。

(三)课程设置

1、实现共同性课程与选择性课程的相融与互补性。

体现：行动是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让幼儿在做中学，幼儿在前，教师在后(课程的内容是行动——幼儿怎么学?是备课的要点)。

2、拓展幼儿多元智能：开设幼儿英语、奥尔夫音乐、蒙氏数学、珠心算、阅读、东方之星思维课程。

本学期侧重研究：

共同性课程：主题背景下集体教学活动研究。

特色课程：礼仪启蒙”教育研究。

选择性课程：奥尔夫音乐、蒙氏数学”教学研究。

3、实现主题活动与主题墙及区角游戏的联系性。

4、实现学习活动目标制定适合幼儿年龄特点、体现：具体可操作、整体、在最近发展区。

5、实现课前准备充分：材料投放与备课相符，教具大而色彩鲜艳、便于幼儿观察，幼儿学具应人手一份，便于幼儿直接体验。教学过程教师发音正确(改变词语发音不准确现象：哪里(NA)√(LA)X.及前后鼻音等)。

6、实现选择性课程：(1)分级阅读中大图书与小图书的有效互动、(2)英语教学中大挂图与小图书的有效互动、幼儿运用英语小卡。

措施：把上述条例作为活动评价指标。

7、实现礼仪特色课程在一日活动的渗透性。

按照咪咪幼儿园礼仪启蒙教育”评价指标、参照《幼儿教师礼仪基础教程》

设计渗透于一日活动的礼仪教育方案，探索形成一套2-6岁幼儿礼仪启蒙教

育”的园本课程。(目标、内容、方法、多元渗透、评价途径)。

8、开发0-2岁亲子早教课程(目标、内容、方法、评价途径)。

措施：早教兼职教师(朱、佳)广阅国内外早教信息、针对本园、本地区婴幼

儿身心特点，制定0-2岁亲子早教课程开发”计划，定期开放散居婴幼儿早

教活动，积累早教课程内容，来填补早教课程(目标、内容、方法、评价途径)

在本园的空白点。

(五)园本研修

1、提高教师礼仪”特色课程实施水平。

2、提高教师教研活动水平。

3、提高教师教育科研水平。

措施：园长引领、扶持教研组长开展园本研修：

1、以教研组为核心，依据《课程指南》、对新教材进行园本化实施，关注新教材主题活动的预设，重视对主题活动整体框架的全面思考，重视集体活动的设计与组织和多元游戏环境的创设，提高教师新课程园本化实施能力。

2、青年教师自学学前教育基本原理、自学课程指导纲要及市下发的学前教育相关文件。以笔试”、实践操作”等手段加强对教育理念和教学原理的感知、理解、运用。

3、以教育问题”为教研专题和课题研究内容、实施教研、科研、研训一体化。

(六)环境创设

1、创设探索性的学习环境。

2、创设自理性的生活环境。

3、创设挑战性的运动环境。

4、创设自由性的游戏环境。

5、创设表现性的英语、音乐环境。

措施：1、为每个幼儿创设温馨亲近的心理环境。

2、购置适合幼儿各年龄段、开启幼儿智能的教玩具。

3、把下列作为评价指标：

(1)、教师能变废为宝自制教玩具：有数量、质量、有创意。

(2)、活动时教学具布局合理美观、有顺序操作合理。

(3)幼儿入睡时教师视线面对幼儿、护理时坐在椅子上、午睡时巡视、幼儿被子不散地、午睡起叠被整齐美观、仪容清洁、仪表整齐。

(4)教学过程教具放置、演示手势有序不乱、幼儿操作投入。

(5)中午散步教师带领幼儿看礼仪画、说礼仪画、展礼仪行(我是环境整洁的小卫士：捡起地上的纸屑放进垃圾桶。让散在地上的活动器具回家：把小推车、小斑马等送回家等)

(6)各班都成立奥尔夫音乐小乐队，制定打击乐活动计划，让幼儿认识乐器、喜欢乐器，天天练习。

(7)各班都成立英语剧组，编剧本，排练英语剧(结合课程内容)。

(七)教育科研

各班继续在幼儿礼仪启蒙教育”总课题框架下确立本班礼仪启蒙教育”子课题活动方案。

侧重：感恩”教育：

*对爸爸妈妈的感恩”教育研究。

*对爷爷奶奶的感恩”教育研究。

*对老师的感恩”教育研究。

*对同伴的感恩”教育研究。

措施：

1、各级组选择子课题内容。

2、园长指导教研组长设计子课题实施方案。

3、每月交流一次(图文)、期末阶段小结。

(八)安全卫生保健工作：

1、提高保健工作质量，预防手足口病发生。

2、加强对教工、家长有关卫生健康、安全知识的宣传指导，提高家园一致教育质量。

措施：

1、以保教质量评价指南”、托幼机构保育工作手册指标为考量标准。

2、完善园长、教研组长、后勤组长对保教分层管理网络，加强对日常安全卫生保健的检查、反馈与调整。树立做好安全卫生保健工作人人有责思想。

3、后勤组长和教研组长加强对教师保教工作的检查，找出一日活动中的安全卫生保健要素，确保幼儿的卫生健康。

(九)家庭、社区工作

1、实施家园一致教育。

2、开展0—3岁散居婴幼儿早期教育指导工作。

3、实行家园社区联谊敬老活动

措施：

1、举办1—2次家教指导讲座、建立与家长网上互动的制度。

2、定期开展0—3岁散居婴幼儿早期教育指导站活动，活动有计划小结、有家长反馈。

3、在重阳节开展敬老节活动方案、带领幼儿到敬老院为爷爷奶奶表演1—2次。

三、内容安排

9月

1、工作计划交流：本学期班级计划、教研工作计划、家长工作计划、个人三年发展规划。后勤四大员工作计划：保健员、保育员、保安员、营养员)。

2、各班确认一个感恩”研究专题(参上述：礼仪启蒙教育中感恩课题)。

3、幼儿基本测评：(课程指南中的发展指标、礼仪启蒙教育指标)

4、班级家长会：(1)向家教讲解班级计划、(2)讲解以家园联系栏和咪咪网站等形式和家长联系，让家长感知课程安排和幼儿发展情况等、(3)听取家长合理建议。

5、继续学习与笔试《教师成长手册》《保教质量评价指南》《幼小衔接活动的指导意见》《上海市0—3岁婴幼儿教养方案》

10月

1、共同性课程：主题背景下集体教学活动研究

重点观察：*实现学习活动目标制定适合幼儿年龄特点、具体可操作、整体、

在最近发展区。*实现课前准备充分：材料投放与备课相符，教具大而色彩鲜艳、

便于幼儿观察，幼儿学具人手一份，便于幼儿直接体验。*教学过程：幼儿学习

主要行动方式：幼儿在做中学，幼儿在前，教师在后。*教师发音正确(改变词

语发音不准确现象：哪里(NA)√(LA)X.及前后鼻音等)。

2、学习主题活动与主题墙及区角游戏的联系性研究

重点观察：*主题墙是否反应主题活动内容?师幼共同布置，体现发展性。

*区角游戏内容是否是学习主题活动的预备与后续?

3、消防、抗震演习。

4、家园社区联谊——重阳节”活动。

11月

1、特色课程：礼仪启蒙教育—感恩活动教育研究

重点观察：*礼仪活动能否体现生活性、情境性?*活动过程能否面向全体?

*让幼儿主动探索直接体验?在行动中学，师、幼、物能否有效互动?

2、秋游

3、级组感恩课题实验研究(课题方案与实验研究交流)。

12月

1、选择性课程：奥尔夫音乐、蒙氏数学”教学研究。

重点观察：*教师引导启发性*幼儿学习兴趣性*教学活动环节的小结提炼和自然过渡。

2、迎新年活动

形式：以班级活动为基本形式，向家长开放活动。

内容：*礼仪启蒙教育——感恩主题”教学活动。

*蒙氏数学”教学活动。

*奥尔夫音乐小乐队演出(有结合课程内容剧本)。

*班级英语剧组演出(结合英语课程内容，有剧本)。

2012年1月

1、幼儿基本测评：(课程指南中的发展指标、礼仪启蒙教育指标)

2、撰写礼仪—感恩教育文章：

3、教师会议：教师在一日活动中渗透安全教育经验交流

蒙氏教育案例分析篇6

关键词：学前教育；幼儿教师；幼小衔接

一、当前我们学前教育中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1、教材使用混乱，加重了幼儿及家长的负担

多数幼儿园除按照规定使用幼儿园教育活动教材之外，又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各种渠道的教材。例如，洪恩阅读、洪恩数学、洪恩英语等系列教材；马红英语、现代英语等英语教材；《幼儿学拼音》、《帮我早读书》、《幼儿珠心算》、蒙氏教育、礼仪教育等教材。每种教材有引进的也有自己园所编写的，形式多样。教材使用的混乱，造成幼儿学习负担加重，出现幼儿惧怕上学、不愿上学的现象。例如，同一个班的孩子开设几种特色，学生很难承受。有的园所书费数目惊人，一个学期每班订书种类达七种以上，书费一百多元。书费严重超量，给家长造成了过多的经济负担。分析原因，主要是：（1）个别园所打着迎合家长心理的幌子，实际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当今社会是经济、知识飞速发展的时代，家长望子成龙心切，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不懂教育规律，以为学得越多越好。（2）民办幼儿园竞争激烈。园长们设法想法为提高办园质量，办出自己的特色，效果却使得其反。例如，有的园所开设礼仪教育课程，让幼儿订了教材，实际看也不是很实用，价格偏高。其实，完全可以只订教师参考书，将礼仪教育内容渗透到各种教育活动中去。例如，有的园所开设的蒙氏数学课程，给幼儿订了系列的学具、作业纸、课本等，价格过高，也不合当地实际。蒙氏教育是意大利蒙台梭利教育方案，早期是针对智障儿童的学习与发展而设计的训练方案。虽然有它先进的一面，但不可全部照办，应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运用。对于蒙氏教育实验，还须进一步验证。

2、幼小衔接因为成绩而走样，幼儿教育严重小学化

目前，在大多数民办幼儿园和相当一部分公立幼儿园中，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日趋严重，且呈加速蔓延之势。不少幼儿园将小学对学生的行为规范要求搬到幼儿园来，往幼儿头上套。比如对老师要绝对服从，要听话；上课要专心听讲，不许开小差、玩小动作、说话，坐姿要端正，回答问题要举手；课间要安静地休息或做游戏。这些要求用于规范小学生的行为尚且有失偏颇，用于规范幼儿的行为就更显荒唐。要求幼儿尤其是即将升入小学的读大班孩子像小学生一样以学为主，刻苦学习。分析原因：（1）对于孩子的学前教育，现在的家长都有明确的认识，都舍得投资让孩子更早的接受好的正规的教育。不过在选择学校上，成了家长最头痛的事情。有的幼儿园收费的档次很高，家长以为不错，但是仔细探讨明白了，偌大的幼儿园，没有一个受过正规培训的幼儿教师。幼儿园的阿姨都是年过花甲的老大妈，年轻一点的也要超过而立之年。（2）家长教育理念的落后、陈旧影响幼小衔接。许多家长重视儿童知识积累，而不注意儿童兴趣开发和能力的培养。由于传统的教育观念与教养态度等多方面的偏差与不当，造成很多家长重视技能技巧的训练而忽视幼儿的全面发展，重视短期成效而忽视幼儿的终身发展，甚至有的家长出于过急而超前训练，竟将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内容提前交给幼儿掌握。

3、办园条件简陋，教师业务能力不强

办园规模小、城乡差距大。尤其是欠发达乡镇幼儿园生均占地、建筑、户外活动场地、绿化、班级活动室等面积不足。有些园所布局简单，条件简陋。室内布置单调，没有各种自然角，幼儿手中缺乏必要的玩教具、动手材料太少。建议室内养一些植物及花草等，不但可以净化空气，还可以为幼儿提供自然教学依据。部分园所，发现教学秩序比较混乱。有的是因为班额过大或者过小，造成教学混乱，班额大的造成纪律混乱，班额小的很难有教学气氛。原因有的是受办园条件的限制；有的是教师业务能力一般或者缺乏专业能力，难以胜任幼教工作。例如，有的教师不会教学，不理解教材的编写意图，活动目标不明确，让孩子随心所欲，有的是教师教学方法过于单调或者违背幼儿教育规律，让孩子疲劳厌倦、不愿意接受，情绪低落，教学效果差。

二、针对教学管理方面出现以上问题的思考

1、建立一支高素质、懂业务的幼儿教师队伍

就现在幼儿教育存在师资状况而言，光有先进的教学设备是不够的。必须有一支受过专门培训的、懂教育、掌握儿童心理的教师队伍。才能使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才能做到不误人子弟，才能保证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永远的立于世界的前列。定期搞好幼儿教师培训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不断提高教师业务基本能力及职业道德修养水平。要求幼儿教师养成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好习惯，同时在琴法、音乐、舞蹈、绘画等技能等方面不断提高水平。在教师职业道德方面，树立良好的为人师表形象，不穿奇装异服，禁止奇特发型。待人接物要热情，注重礼仪。例如，有些园所教师对待客人不够热情，甚至有抵触情绪。这样，教师的示范作用就不可能发挥出来。今后让每一位教师都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加强自身修养，营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

2、严格把关教材的使用，加大对教材的管理力度

被送到幼儿园的孩子，学的全是与自己的年龄不协调的知识，用教育上学孩子的方法来管理教育孩子。课堂内容非常单调，孩子们害怕这种严厉的学习方式，使多数的孩子都讨厌幼儿园的生活，害怕去幼儿园。严重违背儿童认识事物的规律，伤害孩子天真好动的天性。孩子获取知识的途径是在游戏或娱乐中无意获得的，他们有意注意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分钟。如果违背了这一规律就会适得其反。要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坚持以幼儿为本，关注个别差异；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并重，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教育活动围绕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组织开展。幼儿园不能随意增设英语、写字、珠心算等课程，严禁给幼儿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不得有"小学化"和"学科化"倾向。禁止在幼儿园从事违背教育规律的实验和活动。幼儿园确因教育教学改革实验需要，开设实验班、兴趣班和特色班，须经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同意。

3、加强领导，强化学前教育管理责任

落实"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教育部门主管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对各级政府加强学前教育工作的督导考核，重点督查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学前教育投入、幼儿教师工资待遇落实等方面的情况，督查结果要向社会公布，并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制定全县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划，出台扶持发展学前教育的一揽子政策，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廖其发.中国幼儿教育史[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2]周玉衡,范喜庆.学前教育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杜成宪.中国幼儿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4]朱宗顺.百年中国学前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3).

[5]唐淑,寇崇玲.1889~1949中国学前儿童教育大事记[J].学前教育研究,2003,(4).

[6]许琼华.陶行知的幼儿科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D].福建师范大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