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的起源(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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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化的起源篇1

【关键词】传统文化孝文化经济价值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传统文化首推“孝”――百善孝为先。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①由于人们长期对传统文化的固执与偏见、否定与批判,传统文化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淡化。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传统文化,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对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意义重大。为此,笔者以传统孝文化的经济价值为例,说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孝文化是招商引资的“梧桐树”

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具有血浓于水的强大凝聚力,它能够把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心连在一起。特别是对海外华人来说,孝是一根敏感的神经。孝文化所蕴含的祖先崇拜、亲人眷顾、乡土依恋等等,对人们具有很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它最能唤起人们的孝亲意识,勾起人们思乡寻根之情。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孝文化中“聚拢人心、整合人力”的合理因素,通过大力宣传华夏同宗的观念、寻根问祖的寻亲心理,肯定以乡土为美的审美情趣,将世界华人凝聚在一起,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作贡献。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批华侨从海外带回大量资金和高新科技到祖国投资,这一方面是国内投资环境改善的结果,另一方面亦是孝文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体现的时代价值。“经济的一半是人文,经商的一半是人品”。孝文化越畅行,说明民风越淳朴,越可亲、可信,而社会环境之祥和则可以增加海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根据《湖北日报》的报道,2004年到2005年9月,孝感有11个文化项目招商成功,到位资金2.8亿元。投资6000万元的孝南天仙园、投资3000万元的孝文化城、投资2000万元的双峰山孝文化主题公园等“孝文化”载体今年先后动工。投资1.2亿元的应城汤池旅游度假区建设将于10月竣工。巨大的孝文化吸引力,吸引华夏儿女和那些先富起来的商人回乡参与文化建设。②作为灿烂文明古国,我们的许多历史文化古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这种独特的文化引起外部世界的强烈兴趣,从而促进外部资金的投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确有双赢的好处。

孝文化是文化旅游的“吸铁石”

现代旅游本质上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审美享受,是旅游者对文化的诉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们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文化向往是属于精神领域中的高层次需求。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满足人们文化向往这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文化享受,独特的旅游文化是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源泉,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爱好者。文化引力往往超过经济引力,文化本身也能够创造经济效益。日本每年有几百万人到世界各地旅游,有几万亿日元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地区投资,如果异国他乡没有经济引力、政治引力、文化引力,这种跨国行动是不可能产生的。③在外漂泊的游子,当他们身心疲惫的时候,就会想“家”。孝是回望血脉的源头,那些仰慕孝文化、怀念古孝子的海外游子,可以通过回国寻根、寻亲,寻找未泯的孝文化古风,从亲切的孝文化氛围和浓郁的民族亲情中找到归宿感,得到心灵的抚慰。

以孝感为例:孝感是因孝而得名的城市,孝文化已成为孝感市靓丽的城市名片,成为该市打造旅游品牌的根基。近几年来,全市旅游经济呈加速发展的态势,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全市年均接待游客在270万人次以上,年均创旅游收入8.7亿元,占全市GDP的2.38%,旅游从业人员75113人,其中直接就业人员13628人。④孝感旅游堪称传统孝文化旅游之典范,充分证明了孝文化的旅游经济价值。

孝文化艺术产品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兴奋剂”

现在,反映传统孝文化的产品越来越受欢迎。曾国藩家书、朱熹治家格言、严氏家训等历史名人的道德言教以及三字经、千字文等通俗读本大量出现,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反映传统孝文化的影视作品也很受欢迎,如代父从军、被唐代追封为“孝烈将军”的花木兰的故事被多种样式的文艺作品所表现⑤,这说明反映传统孝文化的文化艺术作品大有市场。传统文化影视艺术作品就如一针针的“兴奋剂”,不断刺激着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其实,孝文化本身就是经济资源和无形资产,经过选择和开发,将孝文化的特殊文化内涵和文化形式转化为商品,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如可以开发孝文化旅游观光产业、孝文化娱乐演艺产业、孝文化教育产业、孝文化服装产业、孝文化体育与保健产业、孝文化会展产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孝文化工业产业,形成孝文化产业链,培育出一批具有鲜明孝文化特色的重点企业和知名产品。这样,不仅发扬了传统文化,也盘活了一方经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与繁荣。

孝文化是企业凝聚人心、增强效益的“剂”

孝的本质是一种责任,以孝文化为企业文化有利于培育员工忠诚度。孝文化强调每一名员工都爱岗敬业,有责任感,讲职业道德,对企业忠诚。企业发扬孝文化,会增加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增强拼搏奉献精神,促进企业发展。孝文化是企业的“剂”,它能够起到凝聚人心、增强效益的作用。双星集团就是一家将“孝文化”培育成为企业文化的成功例子,它从一个资产总额不足千万元、濒临倒闭的制鞋企业发展成为资产44亿元的特大型企业集团,这与其企业文化密切相关。双星将“二十四孝”搬到企业,组织员工参观“孝文化”展馆,不断激发员工对企业的感恩之情,努力打造“名牌员工”。妙用“孝文化”增强了员工的职业道德和对企业的忠诚度,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拼搏奉献精神,促进了双星品牌的发展。⑥

同时,孝文化在中小企业(家族式企业)的健康发展方面还有特殊的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的过程中,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最初大多采取了家族式企业的形式。家族式企业是通过家长来进行管理的,企业的重要部门都是由家族成员来负责,由于家族成员存在着血缘关系,孝文化在家族式中维系着家长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而家长会从家族成员的利益最大化出发,首先考虑家族成员在家族企业内的就业,优先吸收家族成员进入企业工作,缩小家族成员间的收入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缩小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

孝文化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指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具有节约社会的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⑦以孝文化为集中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催化剂”。

孝文化可以拉动“内需”。孝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其本身蕴含着一定的文化经济因素,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每当春节临近,人们向四面八方奔走,为的都是“回家过年”,为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在衣、食、住、行、玩等方面要花费大量资金,对拉动内需有很大贡献。我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都是文化活动和经济活动伴生在一起的,这种独具特色的“假日经济”拉动了包括交通、餐饮、购物、旅游等消费,其经济价值不可估量。

孝文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家庭经济关系,弥补社会保障之不足。孝文化强调对老人的孝敬和孝顺,必然影响到家庭消费结构。孝德的本质是代继公平,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家庭经济关系。当今社会出现的“啃老”现象,是家庭伦理失范的一种表现。啃老族靠“啃老”而生存:侵占老人的住房,花费老人的收入,危害老人的合法利益,降低老人的幸福指数。孝文化所倡导的孝顺和孝敬父母,对于维护父代的合理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孝文化还有利于弥补现阶段社会保障之不足。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特别是在农村,赡养老人仍然由子女来承担。因此,宣传孝文化中的“养老”功能,必将为老年人生活保障发挥积极的作用。

总之,孝文化的特殊文化内涵和文化形式能够适应当今社会的需求,具有广阔的市场,是值得开发的文化经济资源。当然,由于传统孝文化是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也必然存在不适应。只有正确认识孝文化发挥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价值和经济功能。(作者为长江师范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页。

②“湖北孝感市打开视野,文化招商呈现一片红火”,《湖北日报》,2005年9月28日。

③吕伯凌:“论孝文化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华夏经纬网》,省略.

④龙玉祥,晏劲松:“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⑤“《花木兰》引美国《时代》关注,中国题材大热”,新浪娱乐。

孝文化的起源篇2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文化发展的一体两翼。党的十六大以来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这是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确立了“事业”与“产业”的比翼齐飞。从这层意义上讲,老龄产业发展应遵循与孝文化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1.1出台扶持老龄产业政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老龄人口的增长,老龄产业备受社会瞩目,对此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研究,积极推动了老龄产业的发展。然而,因为受到政策制约、资源配置、传统观念、受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尚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消费需求,急待政府制定、出台扶持政策,大力推动老龄产业发展,其着力点在于:“一、老龄产业是国家福利和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利润少,投入大,国家应适当给予补贴;二、适时出台发展老龄产业的税赋减免政策,以及针对老年人消费的统一优惠标准;三、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养老机构的公平竞争机制”。

1.2培育发展老龄产业市场据我国人口普查的官方数据统计,“截止2010年11月1日零时,我国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13.26%的是60岁及以上人口;据此测算,我国老年人口已近1.78亿,这意味着我国正由‘老龄化社会’迈入‘老龄社会’;面对这一形势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构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迫在眉睫,另一方老龄产业适逢巨大的市场潜力”另据了解,“2010年,中国老龄产业的市场规模达1万亿元,2022年预计达到8万亿元、2030年预计达到22万亿元”。由此可见,老龄市场的开拓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开发孝文化资源,发展老龄产业,主要可从老龄用品业、老年旅游业、老龄服务业等方面着力培育老龄市场。

1.3打造刺激老龄消费环境随着社会加速进入老龄社会,将大幅拉升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但是,长期以来,老年人的消费观念却影响着老龄产业的市场消费,迫切需要改变传统消费观念,打造老龄消费环境。有关数据统计,“42.8%的城市老人有存款,每年老人的各种来源存款可达3000亿至4000亿元,此外子女孝敬父母的各种支出也增强了老人的消费能力”。尽管如此,然而老人“轻自己、重子女,轻消费、重积累”的传统观念却阻滞了老龄消费的增长。如何改变消费观念,拉动老龄消费,除了鼓励老人消费外,关键是打造“孝文化消费”环境。特别是在传统民俗节日中鼓励“孝文化消费”,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使精神享受和物质消费交织在一起。

2发展具有孝文化特色的老龄产业

从市场经济来看,文化产业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开发孝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发展爱老、养老、敬老的孝文化产业势在必行。综观以服务老年人为主、以孝文化为特色的老龄产业发展形式,主要表现为四类:特色旅游业、敬老服务业、产品包装业和影视出版业。

2.1孝文化特色旅游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提出了促进旅游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2008年底,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着力发展旅游消费和服务消费”。据调查,在旅游中开阔视野、了解特色文化、创造幸福生活,是现代旅游观光的新价值取向。例如,国外的美国宇航旅游、法国乡村旅游、越南战迹旅游,国内的北京胡同旅游、温州茶文化游、武当道教文化游等,这些特色旅游项目不仅印证了以“特”制胜的旅游发展趋势,同时也为发展孝文化旅游提供了典型范例。开发利用孝文化资源,发展孝文化旅游产业,是开辟特色文化旅游的新路径。依托孝文化加大对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其吸引人、感染人、愉悦人,真正变孝文化资源优势为孝文化旅游品牌优势、经济优势。

2.2孝文化敬老服务业“依托孝文化资源,开发和研究孝文化敬老服务业,使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依,让敬老服务业成为服务老人的一种神圣事业,也让晚辈参与敬老服务消费成为一种孝的象征”。发展孝文化敬老服务业,一方面建立和完善体现孝文化的养老服务业,鼓励兴办满足各种老龄消费需求的敬老服务企业,培养一批专业化的敬老服务人员,打造敬老服务业的孝文化品牌。此外,围绕敬老服务业,还可以开发节庆活动等,商机无限。比如,把重阳节办成“孝文化”节。重阳节自古有登高辟邪,饮酒、赏菊、品糕、插茱萸等习俗,1989年,由政府赋予了该节日敬老的内涵。传统节日已融入人们的生活结构和心理结构中,具有强大的开发潜力。把传统习俗与当代敬老风气结合,举行老年人登高比赛、赏菊、品食、插茱萸以及评选孝子等活动,可以拓展很多的产业项目。

2.3孝文化产品制造业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多追求精神上的需要,文化消费将走进千家万户,在老百姓的消费支出中逐步扩大比例,市场潜力无穷。比如,浙江义乌的竹简,上面烙上“孙子兵法”,0.35个平米的竹简卖到160元,上面烙上“孔子”,则卖到200元,而且不搞零售,6幅才卖。开发孝文化资源,用孝文化包装产品,让物质和精神上的“孝”相结合,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将本地特产与孝文化产品开发相关联,使孝文化产品“特”上加“特”,如孝感具有孝文化特色的麻糖、米酒;二是将孝文化产品开发与敬老礼品相关联,使孝文化产品与老年人生活用品息息相关,如老年人保健品、贺寿用品等;三是将孝文化产品开发与旅游购物品相关联,满足老龄游客购物留念的需要,如以孝文化为内容的雕塑、书画、纪念章、纪念邮票等。

孝文化的起源篇3

关键词:孝亲文化;农村高中历史课堂;渗透;探究

将孝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中,教师需要与学校的德育工作相融合,着力培养学生的孝心,提升学生的孝能,引导学生孝行。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不断创新自己的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学习内容,将孝文化作为立足点,对学生进行孝文化教育。“百善孝为先。”教师只有让如今的青少年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才能够唤起学生的良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孝文化,提高我国国民的素质。接下来,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一谈如何将孝道文化融入到农村高中历史课堂当中,对学生发挥孝道教育的作用。

一、历史教师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孝亲文化在农村高中历史课堂中的渗透,不仅要求教师要掌握基础的专业知识,还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对于广大农村学生来说,由于学习条件有限,课堂的学习是学生获取历史知识的主要战场。在课堂上,历史教师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使学生受到影响。因此,历史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尤其是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用良好的个人品德和个人魅力影响学生,成为学生学习的楷模。这样,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才能潜移默化地受到教师的影响,使自己的人格更加完善和健全,成为心理健康的优秀人才。

二、利用课堂对学生渗透尊老老爱幼等孝文化观念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初高中的历史教材中大多蕴含着传统美德教育。因此,历史教师可以利用高中历史教材中的许多典型事例来倡导孝道教育,让学生学习优秀人物身上的孝道精神。比如,学习《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的时候,教师除了要向学生讲授孔子的儒家思想之外,还可以向学生渗透孔子的孝文化思想。孔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无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孔子看来,所谓的孝不仅仅是家庭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念,也是社会伦理的源泉。他还认为,在侍奉父母的时候,我们也要注重礼仪,在心理和言语上都要敬重父母和长辈。通过这样的方式,历史教师可以自然地将孝文化渗透到历史讲解的过程当中,让学生学会敬爱父母,养成尊老敬老的意识和良好的行为习惯。教师还要向学生大力宣传对父母行孝的重要意义,让学生阅读《孝经》《三字经》《弟子规》等关于传统孝道的经典书籍,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孝道文化的熏陶。历史教师要让学生自发地学习孝道的文化,重视传统礼仪,自觉树立起尊爱幼的孝文化观念。

三、在高中历史课堂中加强多样化的孝道宣传

在高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历史教师要把孝道文化渗透其中。首先,教师要明确教学目标。教师不仅要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巧妙地将孝亲文化设计在教学过程中,还要充分挖掘教材中所蕴含的各种孝文化因素,找准切入点,将孝道思想渗透到教学内容中。[2]比如,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让学生多观看一些孝文化的视频;[3]可以创设以“孝文化”为主题的课堂辩论赛;定期举办有关孝文化的演讲比赛或专题讲座,让学生通过互联网收集当今社会有关敬老爱老的典型故事,并结合历史知识同小伙伴进行分享。其次,教师要让学生走出历史课堂,走出校园去进行宣传和实践,多角度、全方位地对学生进行孝道教育,让学生认识到孝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四、挖掘历史知识中的孝文化

在高中的历史课本当中,教师还要善于挖掘历史教材中的孝文化。比如,学习汉代察举制时,“孝濂”最为重要,很多优秀人才都是通过这一选举方式选拔出来的。西汉董仲舒也推出了以孝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其中,“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儒教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在唐代,统治者尤其重视孝道文化,《孝经》是文人才子必读的书籍,唐玄宗还亲自为《孝经》作注。教师在向学生渗透古代传统孝文化的时候,也要指出传统孝文化的不合理之处。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三纲五常”已经不适应如今的社会,某些孝文化思想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遏制了人们的自然欲求,对人有着消极的影响。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吸收其合理内核,摒弃其不合理之处。

孝文化的起源篇4

关键词:上虞;民间谚语;孝德观念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177-02

上虞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地处杭州湾南岸、杭州市和宁波市之间,与上海市隔海相望。2010年5月中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上虞市为“中国孝德文化之乡”。上虞历来是一个崇尚孝德的地方,千百年历史绵延,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孝德文化。虞舜恪尽孝道,被注重孝廉的尧帝看重,把帝位禅让于他;年仅十四的孝女曹娥“投江寻父”,被历代封为孝烈。据史书记载,虞舜、曹娥分别为男女二十四孝之首,其影响之深,流传之广,历代少有能与之比者。上虞孝文化遗产无疑是一笔珍贵的人文瑰宝,是越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谚语集成・浙江卷・上虞谚语集》搜集到上虞民间谚语五千余条,其中反映人们孝德的谚语有180余条,如“要知父母恩,怀中抱孙孙”“儿不嫌母丑,狗不怨家贫”、“天上下雨地上阴,人留后代树留根”等等,上虞民间谚语作为一种语言符号,记载、传承着越地人民几千年来积淀的善事父母、和睦家庭、价值判断、忠孝关系等道德观方面的内容,每个孝文化谚语都从不同角度传达着越地人民的文化特征。

一、民间谚语和孝德观念的关系

民间谚语是熟语的一种,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活和生产中对事物、经验做出的言简意赅的概括。谚语的产生和流传是对生活、事物中最本质、最具有社会价值的认识和反映。比如男女老少、家庭婚姻等等,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和关心重视的一些生活要事,因而人们对这些生活大事的认识和总结,也如同对其他生活、事物一样,用凝练的口语形式加以概括、总结并流传下来,相互劝诫,代代相传,■益后世。于是逐渐产生、加工、提炼、发展形成“浩如烟海”的民间谚语。其中除了那些反映自然、生产及其相互关系、影响的民谚外,大量的是反映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方面的民谚。特别是其中反映人们的思想道德的谚语,对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

“孝”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并被人们誉为道德之本,百行之首,可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核心部分。《孝经》有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又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因此,中国人民非常重视孝德,自“孝”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形成之时起,也同对待其他事物一样,用口语形式加之概括、总结,并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千百年来的加工、锤炼,形成许多反映孝德内容的谚语,流传下来,形成“孝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孝”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的产生,不会产生反映孝德的民谚;反之,没有民谚这一形式的传播,“孝”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也不会流传至今,二者之间是传统文化中的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是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二、上虞孝民谚与“孝”的历史渊源

舜(前22世纪初─前21世纪初),本姓姚,有虞氏,名重华,字都君,史称虞舜。《史记・正义》引“会稽旧记”云,生于上虞姚丘,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寿至百岁。舜是中国古代“三皇五帝”之一,为百孝之首,是孝德文化的象征、上虞精神的代表。舜在家里,面对顽父、嚣母、傲弟联手的欺侮乃至谋害,为了不使他们背上谋害亲人的罪名,一直忍辱负重,躲闪规避。当他大权在握之时,不但不抱报复之心,依然“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态度和悦恭敬,显示了“位卑不失志,得势不骄横”的高风亮节。

曹娥江流域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崇尚、实践、力行孝德的人物和事迹,曹娥是历代所推崇的孝女,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邯郸淳作诔辞颂扬。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上虞孝德人物、孝德事迹多达58例,如“王充因孝上太学”、“赵善傅护父受伤”、“徐光宪九十归乡扫墓”。至今,上虞市留存有大舜庙、曹娥庙、舜井、朱娥庙、孝闻岭、孝子碑等18处孝德文化实物、遗址和遗迹。

三、上虞流传的孝德民谚

“孝”的含义很广,古籍中对“孝”的解释也很多。如《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说文》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许慎认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后来孝的古文字形和善事父母之意完全吻合,因而孝就被看作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另外《祭义》对“孝”的解释更多:“曾子曰:居处不庄非孝,事君不忠非孝,■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战阵无勇非孝,五者不义,灾及乎亲,敢不敬乎。”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善事父母、尊老敬长以及与孝的观念上有一定联系的如“庄、忠、敬、信、勇”等其他方面,但主要的还是善事父母和尊老敬长。上虞民谚所反映“孝”的内容,也不外乎这几方面,现概述如下:

(一)养亲和敬亲

善事父母,最基本,最经常的义务是养亲。孝的核心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在上虞民谚中,如:“养儿防老,积谷防饥”“饮水要思源,为人不忘本。”“养儿不知娘亲苦,养女难报父母恩。”“乌鸦反哺行孝义,羊子跪乳报养恩。”等等,充分反映了人们“报恩尽孝”的孝德观念,对那些“娶了媳妇忘了娘”、“毛干翅硬各自飞,丢下一对老乌龟”的忘恩负义的子女具有一定的谴责和教诫意义。人老之后,就渐渐失去劳动能力,如无积蓄,就会衣食无着,即使衣食有所措,也会因为身体衰老,疾病缠身而削弱甚或丧失独立生活能力,因此要求子女必须尽养口、养体、养身之反哺义务。养可能也,敬为难,如何做到敬亲呢?孔子认为,敬亲要保持对父母态度和悦,表现出恭敬之态度来。如上虞民谚“上有天大,下有父尊”、“人人都是父母养,不孝不敬不应当”、“活着不把父母敬,何必死后哭灵魂”、“子不言父过,女不道”、“儿不嫌母丑,狗不怨家贫”等等,都是教育人们要尊敬父母,不要学那些逆子“打爷骂娘,忤逆不孝”。当然,对父母的错误言行,也要敢于规劝、帮助改正,不能坐视不理,听之任之。

(二)居常与侍疾

孝敬父母,必然表现在家庭日常生活中。首先要照顾好父母的日常起居,做到冬天温暖,夏天清爽,另外还要在晚上安顿好父母休息,早上要去省亲问安。如:“早晚请安,问暖问寒”“人人都是父母养,尊老敬老理应当”“家家都有老双亲,嫌老欺老没良心”“孤老无人管,端水又端饭”。孝子在父母生病期间还要表现出孝子之忧,要做到“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二十四孝》第二则故事就记载了汉文帝亲尝汤药,孝侍母病的事迹。母病三年,帝为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仁孝闻于天下。生老病死是人的基本存在状态,父母也总是要老,要病,子女一方面要为父母的长寿而高兴,一方面为他们的衰老而担忧。“父愁子妻,子愁父亡”说的正是这种孝思。

(三)顺亲和子嗣

《孟子》:“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子女要顺从父母祖辈的意志,唯命是从。“娘喊应千里,爷喊应万里”“不听老人言,做事不周全”等民谚都反映了旧时子女在父母面前要百依百顺。《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旧时无论哪个族姓、支派、房头及任何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螽斯蛰蛰”、“瓜瓞绵绵”,永承宗祀。如民谚:“天上下雨地上阴,人留后代树留根”、“养儿传宗接代,养女财空家败”、“田要冬耕,儿要亲生”、“人生在世第一丑,绝子绝孙绝宗祖”、“生男如添势,产女如败家”、“宁可无田,不可无男”等民谚,说明“子嗣观”在人们的传统道德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四)丧亲和祭亲

人生最伤感的莫过于生离死别。古往今来,无论家境贫富,父母及其他长辈去世,后辈人都要竭力予以安葬,并服孝三年,表示孝意,告慰死者。许多丧事习俗,至今尚存,且反映在民谚中。如:“人死书盖脸,免得后人惦”、“棺材转弯过缺,孝子跪地迎接”、“人死三天土里埋,晚上要烧望乡台”、“出葬道士开路,七天道士做七”、“头蓄七七(即49天),孝守三年”、“过年吃酒肉,孝家(指三年内死了人的人家)二十六(指过春节吃年饭,孝家要在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吃)”等等,父母之丧,最为至痛。创伤愈大,平复的愈慢。在儒家看来,丧葬祭祀的礼仪是用来教导人民仁爱之心的,没有仁爱之心,都由于未修明丧祭之礼。当然其中有些谚语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属于糟粕部分,不能毫无批判地全部继承、传播,但反映了子女及后辈对父母及前辈留恋之常情,从这一侧面表达了人们的传统孝德。

四、结语

民间谚语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时代内容的谚语。上虞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孝文化传统底蕴厚重。与全社会大力弘扬孝德文化相呼应,近年来上虞市委市政府领导十分重视孝德文化的传播,切实加强了孝德遗迹、遗址的修缮与保护,先后投资了一亿元重建大舜庙,花巨资建造了亚洲第一雕塑“舜耕象群”、“舜会百官”等孝德文化标志。修复了陈春澜故居、敕伍堂、谢安墓、谢晋故居等遗址。本文只是就民谚这一形式,介绍上虞民谚与人们的孝德思想观念的相互关系及其主要内容,为开展“孝文化”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肖忠群.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寿永明,王敏红.绍兴语言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孝文化的起源篇5

[论文摘要]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的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当注意到在孔子思想中“孝”与“忠”与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精神的根源,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孝,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了。因而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在分析后亦认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若不认识中国人的孝文化,那么便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已经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研究孝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孔子的孝道观对于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国孝文化必须首先研究孔子的孝道思想。研究孔子孝道思想最为可靠的材料只能是《论语》,虽然在其它一些书籍中亦多有“孔子日”、“子日”之类的记载,但那多是后人冠以孔子的名头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即使其中有些确实是孔子的言语,但为慎重起见,我们也只能先采取“阙疑”的态度。下面即以《论语》为主要研究材料,同时参考其它书籍中的孔子言论,对孔子孝道思想进行探讨。

一、孝与“报亲恩”

孝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子女对父母的感恩心理。中国诗人在很早以前,就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诗经·蓼莪》)“欲报之德,吴天罔极”,强烈体现了子女思报亲恩的感恩心理。

孔子在《论语》中亦表达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恩心理。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子女对于父母感恩情感自然流露的思想,孔子在与其弟子讨论“三年之丧”的对话中这样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子女就算只念到幼时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也应该为父母守三年之丧。

父母无微不至地疼爱自己的子女,为子女无怨无悔地付出,子女自然从心里产生报答:母之恩的心理,对父母自然怀有“爱敬之心”,向父母行孝尽孝,而子女这一点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则是儒家文化最为重视、培养的文化根源。

二、孝与“爱敬之心”

孝是子女的感恩心理的自然流露。这种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是孝道的根本,而所有外在的孝道礼仪则都是使这种“爱敬之心”合理畅快地表达,因此孔子更为重视作为孝道根本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孔子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无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子女如果心中没有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只是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需要,那样与养狗养马又有多大区别呢?《为政》篇又云:“子夏问孝。子日:‘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因为孝的根本是子女心中对于父母的“爱敬”如果没有了根本,子女无论怎么做,即使是天天让父母吃山珍海味,住广厦别墅,也不能称为孝。

子女与父母基于血缘亲情的相亲相爱,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的本源与始点,如果父母子女间都不相亲相爱,又怎么奢望人群大众能够相亲相爱呢?故《论语.学而》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始发处。人人皆有敬爱父母之心,循此本心,顺此本性,扩而充之,由最亲以及于最疏,自然流出,绝不勉强。故中国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建筑在孝的伦理上,从人类内发而自然的爱敬为起点,而扩展出去。《孝经·开章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确实一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其特殊之处。

三、孝与“无违”、“几谏”

“父为子纲”是儒家孝道伦理自近代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孔子的“无违”之教也会使人很容易认为“父为子纲”由孔子开其端。对于儒家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用孔子的“几谏”来说明孔子并没有主张“父为子纲”,“父为子纲”是日后法家思想掺人,又由后世君王及一些儒者提倡形成的。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看看孔子是否有这种思想,或者是否有会导出“父为子纲”的思想倾向。“无违”之说出现于《论语·为政》篇,其文云:孟懿子问孝。子日:“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日:“孟子问孝,对日‘无违。”’樊迟日:“何谓也?”子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如果我们用“父为子纲”来解释这里孔子所说的“无违”,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若是这样,孔子就没必要接着对“无违”作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解释。孔子这里的“无违”指的应当是子女需要不违反礼的要求侍奉父母,却没有无论父母对错,子女都要无条件服从父母命令的意思。

如果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如何做呢?孔子这么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几,微也。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即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23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向父母进谏,但是进谏的方式应该是和气悦色,以温柔的声音微微表露自己的意见,只要让父母觉察到自己的观点即止。子女不能够认为自己有道理,就明白指出父母的不是,并要求父母应当如何如何,这样做是不为孔子所允许的。

四、孝与“父子相隐”

孔子及El后的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正统将亲子之间的血缘亲情视为其文化的根源,无论怎样都不能破坏此根源,因为在他们看来,破坏了此根源,就没有了儒家文化的一切。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出现冲突时,孔子认为维护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论语·子路》篇云: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日:“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认为“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是正当的,而孔子则从维护血缘亲情的立场上,主张“父子相隐”。在上面提到的“几谏”上,孔子亦表现了同样倾向:如果子女屡次“几谏”,父母依旧坚持己见,那么子女心中忧伤,也只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L3]了。因此站在国家立场上的韩非批评儒家说:

“楚之有直躬,其父窈羊,而谒之吏。令尹日‘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日:‘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当亲情与国法冲突时,孔子趋向于取亲情而舍国法。“父子相隐”顺应于人的自然情感,但其有时又会与国法相违背,这在日后一些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中产生了极大的冲突,造成了一些人生悲剧“父子相隐”有人类自然的心理基础,但孔子及其儒家过于重视亲情的倾向,在现代社会,若不加以限制、转化,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

五、孝与“以孝治天下”

中国过去的皇帝大都称要“以孝治天下”。那么,“以孝治天下”及日后无所不包的“泛孝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究竟如何?《论语·为政》云:或问孔子日:“子奚不为政?”子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孔子上面话的意思是说:在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家庭治理井然有条理,这也是从政,为什么能说只有出外做官才能称为从事政事呢?孔子这里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这里的言论是一致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家国同构,治理整个天下与治理一个小家庭是一样的。家庭里的一切关系均能由“孝”引发米。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这在当时是很可能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是孑L子孝道思想中内含的倾向。《论语·为政》又云:孟武伯问孝。子日:“父母唯其疾之忧。”

“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4生不生病并不能由子女自身所能掌控,但子女可以不做不义之事。子女能够让父母只担忧自己生病与否,并不会担忧自己为不义之事,这样才能称为孝。子民做任何不义之事,都是不孝,都不道德,这确实可称得上是“以孝治天下”。《礼记·祭义篇》充分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其文云:“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即是人们所称的“泛孝主义”,从这可以看出,“以孝治天下”、“泛孝主义”是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的倾向。

这里有一处需要提及的是,在孔子的思想中,“孝”与“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按照古人的说法,亲子之间是“天合”,无论父母如何不是,他毕竟是子女的父母,这是子女不能否认的,子女无论如何都不能弃他们而去;而君臣之间是“义合”,如果君王不按照君王的要求去做,为人臣的是可以离他而去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先进》)“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泰伯》)在孔子的思想中,不止没有“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所包含的子对亲、臣对君绝对服从的思想,就是“孝”、“忠”两德目之间也有区别。因为日后儒家的“移孝作忠”深为近代以来时人所诟病,故在此略为申述。

最后我们对于以上关于孑L子孝道思想的探讨做一个总结: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出的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当注意到,在孔子思想中,“孝”与“忠”与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从对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孝反应了人类自然的心理情感现象,对于培养人的爱心,促进人与人相亲相爱及和平共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孔予孝思想中含有的观念,如果不加以适当限制,给予适当转化,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孝文化的起源篇6

关键词:家庭;孝文化;文化差异;养老模式

中西方的孝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从新旧石器时代到父系氏族的建立,人类自身的力量十分弱小,因此这个阶段的人时刻也离不开氏族这个集体,当然更不可能独立生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氏族集体的依赖逐渐减少,但孤立的个体劳动仍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家庭(家族)核心制成为最直接与最佳选择。孝同样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由于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们对与自己相关的血缘亲族关系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而慢慢产生[1]。家庭是人类由于客观的原因迫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由于中西方家庭产生的不同步性,中西方孝文化也不是同时出现的,但最初形态的孝文化却是一样的,即善待长辈。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孝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而西方的孝文化却成了只在文献中出现的很狭义的概念,甚至连最初的孝文化的一些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中西方孝文化有较大的差异。

一、中西方孝文化比较

为了对中西方孝文化的差异有更清楚、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先从文献的角度对中西方的孝文化进行考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分析。

(一)中国孝文化

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记载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涉及方方面面,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孝”不仅是家庭观念中孝敬父母的问题,也是几千年来统治秩序中重要的社会规范。中华民族有着一整套关于孝的理论。中国历史上,“孝”是进入家庭观念中最早的伦理道德范畴。传说尧时,“虞舜,性至孝”,感天动地,“帝尧闻之,遂以天下让焉”。这可能就是中华孝文化的雏形。肖群忠认为,“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至孔子,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善事父母”的纯粹伦理意义,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至《孝经》,“孝”这个反映家庭亲子关系的道德观念被全面政治化了。[2]

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而儒家思想也就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德思想,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孝经》中,“孝”被置于道德规范的最高地位,“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说,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从此产生。同时,《孝经》还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就是说,“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人民固有的自然的行为。“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本位,可以说是一切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

中国孝文化对“孝”有明确的规定,并强调“孝”与“顺”的一致。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尊亲”不仅指尊敬,更有一系列礼仪规定;“弗辱”就是要安分守己,不许玷污祖上的名声和家族的尊严,还要珍爱父母给予的身体;“能养”并非一般的供养,而是敬养。在中国的孝文化中,还强调“顺”,即顺从父母的意愿,孔子对孝的简洁解释是“无违”,儒家所提倡的“孝”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服从长上的意志。

中国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内涵。“孝”本是规范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伦理道德,主要指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是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一。但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君父同伦,正如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君为天下父,行孝道就是行忠道,忠孝是一体的。在统治者看来,忠孝观念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无论家与国,其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而皇帝通常被称为君父,皇帝派遣的官吏、地方行政官员则被视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以孝治天下”成了历代君王成功施政的经验总结。可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孝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单纯地敬养父母,已经明显地扩展和泛化了。《孝经•开宗明义》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敬父母只是孝的开始,进德修业才是孝之终。这与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一致,与儒家“身—家—国”的模式相统一。可见,“孝”已经同时向个体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扩展,它起源于个体道德修养,贯穿于家庭中赡养父母和家庭和睦,终于进德修业,对国家和社会履行职责。

同时,中国孝文化对“不孝”有明确的规定,即“孝”与“不孝”是有衡量标准的。《孝经•五刑》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应受大辟等五种极重刑罚的三千罪行中,“不孝”是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赵岐为其做了如下注解:“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从精神层面提出致亲于义则为“孝”,陷亲于不义则为“一不孝”。可见,孝不是简单的恭敬顺从,而是以“义”作为“孝”的评判标准。“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则从物质层面,即温饱与否和是否为考取功名而努力提出“孝”的标准。最后,“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又从发展的层面,即后继是否有人的角度提出“孝”的标准。此处的“无后”并不是侧重“不娶无子”,而是强调“绝先祖祀”,即无人继承衣钵才是真正的无后,真正的大不孝。

(二)西方孝文化

西方文化有三个源头: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二是古希伯来犹太教文明;三是古罗马文明。这三大源头后来融会起来并以基督教的形式构成了西方文化体系。[3]因此,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必须研究《圣经》。《圣经》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源泉,很多西方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亦源于此。据《圣经》记载,基督徒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给人类社会颁布了十条必须谨守遵行的戒命,其中的第五条就要求“当孝敬父母”。基督教教义要求基督徒“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在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中,笔者发现除《圣经》外,西方对孝进行系统阐述的文献几乎没有,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哲学家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家庭养老,而是社会养老。这导致了西方的孝文化发展缓慢,但却使社会养老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

(三)中西方孝文化比较

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渗透并流动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地方都以“孝”而闻名,孝子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董永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一,其“性至孝,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的事迹感天动地,传为佳话。但是,西方的孝文化却远没有这么发达,不仅没有什么地方以“孝”而闻名,也没有哪个地方因“孝”而引以为荣,更没有“二十四孝”这样闻名的人物。中国有很多关于“孝”的谚语,如“百善孝为先,行孝当及时”、“孝顺公婆自家福,勤种天地自家谷”、“在家孝父母,强如远烧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而在西方,这方面的谚语却很少,在《英汉双解英语谚语应用词典》所收录的谚语中,居然一条都没有。

中国的孝文化有双重意义,即家庭意义和社会意义。“孝”在家庭中主要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和态度上。在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父母在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服从父母被视为孝顺的一种体现。孔子认为:“事父母几谏,见志不同,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即子女侍奉父母时,对父母不对的地方要婉转地规劝,若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要仍然保持恭敬,不能生气,也不能去触犯他们,虽然自己感到苦闷,也不要流露出埋怨。“孝”的社会意义在于维持一种社会和谐,即对长者和统治秩序的敬畏和基于敬畏的服从。在西方,“孝”主要并不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之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西方的孝文化也没有多少社会意义,而其家庭意义仅表现为对父母的尊敬。这种尊敬也并没有导致对父母的服从,而是更多地强调独立,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平等。

传统的养老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孝文化。在中国,几千年来,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完成;而在西方,不强调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父母年迈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完成。因此,中国的孝文化包含赡养的义务,而西方孝文化中并不包含赡养的义务。在中国,赡养的义务如同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赡养的义务则如同“接力棒”,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将自己转交给社会。

中国人家庭观念非常强,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也是最大的,这一点令西方人无法想像。而在西方,一旦成年,都会自食其力,不需父母过多付出。中国人一般都与父母住得比较近,即使到外地工作,一般也要把父母接到身边。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不赞成父母健在时儿子离家远游,如果因故非远游不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孔子这种思想是怕儿子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一般不会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不会过多地考虑父母,也没有必要考虑父母。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国人有很深的故土情结,相反,他们喜欢不停地变换居住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一生通常会搬好几次家。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付出的差异,也部分地解释了中西方在财产继承方面的不同。在中国,父母的财产毫无疑问是由子女继承的,这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子女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决定财产的归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甚至给自己的宠物,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不可接受。

中国人将“孝”同生儿育女相结合,强调不能绝先祖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4]。西方人强调自由,为了自由可以选择dink(doubleincome,nokids)家庭,甚至独身。在中国,由于孝文化的原因,“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而在西方,“断子绝孙”却没有这样的文化含义。正因如此,当“断子绝孙”被直接翻译成“sonless”时,西方人觉得莫名其妙,根本无法将其与贬义词联系起来。

二、中西方孝文化差异原因分析

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文化差异。中国文化是重农文化,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最适宜农业生产。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重农文化是群体本位的沃土。群体本位注重群体价值和人际和谐,个人价值依赖于社会和他人,把个体看成是社会的一员,强调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以集体利益为重。西方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地区,由于多山且不适宜农业生产等生存环境的限制,人们很早就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并生活在城邦中,经常迁徙和流动。西方文化强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个体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

群体本位使中国人时刻把自己看作是某一集体的一员,体现在家庭中就是每个人都很看重家庭,都很注重以亲子关系为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因此造就了中国丰富的孝文化。个体本位使西方人更加看重个体的价值,认为社会价值在于每个个体价值的实现,他们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提倡集体主义,有些社会学家甚至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为“离群”,在家庭中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花大量的精力。相反,由于离婚率偏高,西方的家庭相当不稳定。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中,孝文化是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因此,虽然与《论语》同时代的《圣经》已经有了最早的关于“孝”的阐述,但西方的孝文化并没有在家庭中得到发展,更没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

三、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孝文化截然不同。这些不同源于文化差异。但是在跨文化交流的今天,中西方的孝文化正在彼此影响、互相吸收。在中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养儿防老”和“家庭养老”的观念正在逐步发生改变,dink家庭的数目也在增加。在西方,当越来越多任感情泛滥的“少女母亲”已经成为全社会舆论焦点的时候,人们开始探讨中国极少有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国孝文化中子女对父母“不违”的观念受到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随着全球化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这种相互影响的趋势还将继续,因此对中西方孝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朴钟锦.儒家“孝”道观念的时代价值[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2):3643.

[2]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介绍与摘要[j].伦理学研究,2004(4):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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