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1

【关键词】科技文献评价体系评价指标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科研评价发展的高峰时期，科研管理专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系统的评价方法[1]。科研评价是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和核心内容之一，是推动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和保障[2]。而在科研评价中，科研产出始终作为科研评价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对科技文献的特点进行分析，找出各个要素以及要素间的语义关系。通过对这些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在原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科技文献产出评价体系重新设计，分别从科研机构综合科研实力、核心作者学术力、学科发展、最新科研动向（领先研究领域），需求信息特点等五个方面，建立了一个相对系统全面的针对科研机构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

1科技文献产出评价体系的作用

科技文献是基础性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表征一个国家、地区基础性研究实力的主要指标[3]。近二十年，一直被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政府部门作为评价科研能力水平和科研成果的重要指标。科技文献产出评价体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宏观上评价国家的科研创新水平，反映一个国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方面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水平；中观上评价科研机构的科研业绩，反映了科研机构的学术、科研水平及科研机构间的竞争力；微观上评价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反映某个机构的团队或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2科技文献产出的要素

本文通过对科技文献的特点进行分析，找到各种要素以及要素间的语义关系。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统计分析，可以展开计量分析、主题揭示、关联挖掘和综合评价，从而获取对科技文献产出相关要素更深入全面的认识。

2.1科技论文产出的相关要素

从科技文献中可以获得题名、摘要、作者、作者机构（单位）、关键词、参考文献、分类号以及基金项目等相关要素。科技论文的相关要素如下：

（1）科技论文是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科学研究成果。科技论文（题名、作者、机构（单位）、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发表期刊或会议）。

（2）作者，科技文献的主要创作者，是科技文献产出的源头。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职称、单位、邮箱、研究兴趣）。

（3）期刊，科技文献产出的媒介和主要载体。期刊（名称、ISSN、主办单位、地址、邮箱、出版周期、是否核心、影响因子）。

（4）机构（单位），是科研人员联系形成科研团体的主要方式。机构（名称、地址、邮编）。

（5）基金，是资助基础科研工作的主要方式。基金（名称、编号、类别、起止时间、额度、主持人、依托单位）。

（6）关键词，作为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内容提纲挈领的体现，是科技文献产出的主要内容特征。

2.2科技文献产出要素间的语义关系

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有三种：父子关系（等级）、相等关系（等同）和相关关系。相关关系根据紧密程度，又分为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直接相关是指直接定义了概念间的关系，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的概念；间接相关是指某两个概念虽然没有直接定义关系，却通过其他概念产生了关联。

科技文献产出要素的间关系如下图1，其中的父子关系如文献与参考文献；相等关系如作者与项目参与人员；直接相关如作者与文献之间是撰写与被撰写的关系；间接关系如基金项目与文献之间通过作者产生关联。

3科技文献产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科技文献产出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围绕科技文献产出分别从科研机构综合科研实力、核心作者学术力、学科发展、最新科研动向（领先研究领域），科研人员需求信息特点等五个方面设计评价体系。

3.1科研机构综合科研实力评估指标

科研机构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创新能力、科技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基于文献计量的角度，通过文献发表数量、被引篇数及频次、专利数量以及合作论文数量等指标，对科研机构的成果（科技文献）进行分析得出科研机构的综合科研实力总体情况。

科研机构综合实力评估分别从产出力、影响力、创新力和合作力四个方面进行评估，指标包括：

（1）科研机构生产力：反映科研机构科研产出能力。论文产出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论文数量；（2）科研机构影响力：反映科研机构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引文量（篇/次）：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数量（篇/次）；篇均引用次数：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所篇均被引用次数；SCI/EI收录的论文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被SCI/EI收录的论文数量；核心期刊刊载的论文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被核心期刊刊载的论文数量；（3）科研机构创新力：反映科研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专利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公开的专利数量；基金立项数：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基金立项数量；科技成果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科技成果数量；（4）科研机构合作力：反映科研机构与国际、国内交流的活跃程度；会议论文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会议论文数量；合作论文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与其他机构合作的论文数量的比例。C=No/（No+Ns），式中C：合作率；No：合作论文总数；Ns：独立论文数。

3.2核心作者群学术力评估指标

科技文献的作者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主体，对机构或学科的核心作者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核心作者群是具有较高的学术产出和学术影响力的作者集合，是学科发展和创新的主体。通过对作者的发文量、被引次数等多方面指标，采用文献计量、引文分析、数理统计等方法，综合以上指标用定量的方法对核心作者学术力进行综合评估。核心作者群学术力评估指标包括：

（1）发文方面。

作者论文产出数量：作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论文数量；

作者合作论文数量：作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与他人合作创作的论文数量。

（2）引文方面。

总被引次数：作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数量

自引次数：作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论文自己引用自己文献的数量

3.3学科发展评价指标

学科发展评价则在于客观科学地分析被评学科目前的发展基础、发展状况和态势，预测将来发展可能达到的程度，发现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探讨解决问题、促进学科发展的对策。开展学科发展评价，从而为制定学科发展战略以及进行学科建设和管理提供直接、有力的支撑。学科发展评价指标包括：（1）学科文献数量分布：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论文在各个学科分布数量；（2）学科文献数量增长趋势：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各个学科论文数量的增长趋势；（3）学科关键词及频次：该学科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论文的主要关键词以及关键词的出现次数；（4）学科题名及频次：该学科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论文题名以及题名的出现次数；（5）学科文献引文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该文献被引用的数量。

3.4最新科研动向（领先研究领域）分析指标

基金论文的生产能力是衡量这个学科科研实力和水平、科研组织能力及学科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而权威期刊刊载基金资助论文往往代表着该研究领域的新动向、新趋势、制高点。研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论文生产能力，对了解科研机构科学学发展动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金论文总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基金论文数量；

基金论文增长趋势：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基金论文的增长趋势；

基金论文主题分布：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基金论文的主题分布；

基金论文高频关键词：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基金论文的出现频次高的关键词；

基金论文被引用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基金论文被引用次数。

3.5科研人员需求信息的特点分析指标

分析引文是研究科研人员使用信息的一种重要途径。根据科学文献的引文可以研究人员的信息需求特点。一般来说，附在论文末尾的被引用文献是科研人员所需要和利用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献。因此，引文的特点可基本反映出用户利用正式渠道获得信息的主要特点。通过对科研人员所发表的论文的大量引文统计，可以获得与信息需求有关的许多指标，如引文数量、引文的文献类型、引文的语种分布、引文的时间分布、引文出处等。这样就可以从中挖掘出科研人员需求信息的特点。

引文数量：反应科研人员对已有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的利用能力；

引文国别：弄清与国际文献交流的数量和流向；

引文语种：分布反映科研人员对外文文献利用能力；

引文文献类型：有利于确定文献情报搜集的重点；

引文时间分布：吸收新信息和新成果的能力。

4结语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在基于科技论文产出评价体系研究已经非常丰富，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也已经比较成熟，研究视角多种多样，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可以发现，我国对高校科研评价相对较多，对科研机构的评价比较匮乏，在科研评价的建设上还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指标体系。本课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完善了科技文献产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从科研机构综合科研实力、核心作者学术力、学科发展、最新科研动向（领先研究领域），需求信息特点等五个方面，对科技文献产出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建立一个相对系统全面的科研机构的科技文献产出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刘作义，陈晓田.科学研究评价的性质、作用、方法及程序[J].科研管理，2002，23（2）：33-40.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辑.美国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70-393.

[3]HENKE.Moed，ResearchAssessmentinSocialScienceandHumanities[EB/OL].http：//lingue.unibo.it/evaluationin-thehumanities/ResearchAssessmentinSocialScienceandHumanities.pdf.2010-10-15.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2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

古希腊时期，宗教、神话与医学、化学共生于一个知识体系中，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交相发展。随后，科学与神话、宗教逐渐分离，但科学总是同人文联系在一起。这一阶段，宗教处于统治地位，但就其整体而言，科学知识包含着人文意蕴，人文知识同样也渗透着科学的荣光。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一批艺术家号召社会关注人、理解人，呼吁人的解放，主张人性的张扬来反对宗教和神学的控制。人们开始重视科学，反对神学的统治地位。这一阶段，科学和人文处于分离的萌芽时期，人文主义开始复兴，人性得到张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科学和人文完全分离，产生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极端思潮。科学主义“一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最精确、最可靠的非人知识，是其他科学的典范；二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唯一正确和有效的方法，是一切认识方法的楷模；三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人生问题”[4]。人文主义则认为人的本质是激情和冲动的，这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甚至把非理性、意志作为世界的本原，在本体论上偏离了唯物主义，是片面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异、核恐怖时代的来临等。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本身，但又不能单纯、极端、片面地夸大人文精神，必须重新确立两者的地位。这一阶段是科学和人文融合的阶段，呼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接融合。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统一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者包含的内容不同。科学精神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哲学层面上是生产劳动实践，是人在实践基础上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人通过自己的本质力量影响与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人文精神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哲学层面属于社会关系的实践，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社会规则，保证社会良好有序发展。二是两者的特点不同。“科学精神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以物为尺度，以客观世界为认识对象，追求客观世界中的真；推崇理性至上，往往借助于逻辑的、数学的和实验的理性手段，以求达到对自然世界的把握；科学探索有。人文精神以人为尺度，追求善和美；在肯定理性作用的前提下，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人文探索有。”[4]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同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者相互包含和渗透。科学精神包含人文意蕴，一方面，“科学思想中包含人文的颗粒，最深邃的科学思想往往具有哲学的意蕴”[5]，“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中，其精神价值有‘信念价值、解释价值、预见价值、认知价值、增值价值和审美价值’”。另一方面，科学方法包含求善求美的精神追求。人文精神包含科学意蕴，如可以把科学方法引入人文领域，有助于提升人文修养中的科学性。二是两者的奋斗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精神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人文精神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两者都是为了人能活得更好。

三、把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显得尤为重要。两者紧密结合，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技术保证和精神支撑。

（一）坚持在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正确理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出个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个人、个人向完整个人的发展等人的自由发展目标。通过生产实践来满足人类的需要；通过革命实践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即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实的个人的存在与解放；他的目标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精神上获得解放而恢复完整的人性，使人的个性得到释放，与他人和自然处于统一而和谐的关系之中。”[7]因此，必须在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与对接。

（二）坚持以科学精神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他们的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8]。必须坚持科学精神的基础地位，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崇尚理性的氛围，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继而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提高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和可能。

（三）发挥人文精神的引导作用，促进人的自我完善。人文精神为科学精神指明方向。人文精神关注的是人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依据，只有充分体现人文气息的科学研究才具有社会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弘扬促成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客观上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外，人文精神为科学精神保驾护航，呼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包含三个范畴，一是真，二是善，三是美。美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是最高层次的范畴，是真和善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通过科学精神发现“真”开始，发展到以人文精神为媒介去挖掘“善”和“美”，如此上升、过渡和不断循环，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使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的程度发展。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3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高校专业教育蓬勃发展的时候，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首先提出“通识教育”主张，［1］14他认为高校只有发展通识教育才符合高校之道，由此弥补专业教育的某些缺陷，融通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人才，才能沟通现代与传统，使文明不致断裂，建立起高校师生共同的文化语言，使之具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而作为通识教育核心的人文教育，其地位正日益突显。西方国家重视人文教育、通识教育，注重文明、文化的传承创新，其理论研究与实践也较早、较深入及较系统。在教育实践中，美国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在20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了通识教育改革，［1］P30人文教育内容与课程体系明确体现在大学生培养目标及方案当中，众多高校将各类通识课程称作“核心课程”，对核心课程进行严格的设计和要求，将其视为为人文教育目标服务的重要阵地。英国的众多高校则实行“大文科”与“大理科”制度，将文科与理工科课程有机结合在一起，突出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今天，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仍然是西方国家高校教育的目标和方向。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30年代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2］中国高校教育确立了“以专业为中心、以行业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以“工具意识”为核心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在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型人才、推动了社会经济建设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高等教育学科单一、专业划分过细、人才知识结构单薄、人文底蕴薄弱的局面。同时，过早、过窄、过细的学科与专业划分严重限制了高校大学生跨学科、跨领域思维创造能力的发展，造教育在高校教育体制中整体发展乏力。因此，在现行高校教育体制中推进人文教育发展，首先必须理顺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各类高校逐渐意识到片面强调专业教育，忽视人文教育给高等教育带来的严重危害;但在如何打破传统僵化的体制格局，推进人文教育发展方面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正由于此，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高校教育体制中首要的关系形式。

二、高校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

人文与科学是人类理性的两大支柱，西欧工业革命以后，人文与科学发展都出现了较大变化，而其主要发展趋势是，科学理性逐渐凌驾于人文理性之上;二十世纪初期以来，人们对科学范畴作了更为严格的界定，如西方哲学家康德、文德尔班等将自然科学推崇为真正知识的唯一来源，将自然科学方法视作是唯一可靠的方法，而将追求人自身价值与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划入另册，不再视为知识的来源，由此形成了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立。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的冲突，反映于中国高校教育体制当中，则是科学教育的如日中天、人文教育的衰颓低落。“现代大学的知识结构在科学的大力渗透下，越来越变成一个知性的混合体，讲学统不讲人统，大学里面已出现知识排他性倾向，即只有科学才是知识，其他不是知识。”［3］原来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也因此具有了明确的界限。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尽管界限分明，但同样也有着融合的可能，“认识和挖掘人文中体现的科学基础，科学中内含的人文精神，并以此为中介是实现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的重要内容。”［4］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可以引申出另外两组重要的关系形式，该两组关系协调都与人文教育发展有着紧密关联。

1、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各自以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作为学科支撑，由此引申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文理”关系，不是简单指文史哲与数理化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一个“大文科”概念，又称作哲学社会科学，其内部存在分殊化，既包括有人文学科，又包括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内部也有着不断分化的趋势，包括如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类别。人文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将具有明显界限分隔的两类教育科学形式融合在一起，开设全校性质的人文教育课程以覆盖所有的学科门类。但是，要真正做到面面俱到，那么课程如何整合、怎样搭配将变得极为复杂与琐碎。若这类课程无法照顾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双方固有利益，则无法使两者形成相互的融通，人文教育便有可能流于形式。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各高校都开设了各种类型的人文教育公选课，而这些课程往往被各式各样的“概论课”所包围，知识的拓展停留在表面，讲授的内容往往“浅尝辄止”，很难达到人文教育的实在目的，其真正的效果也并不理想;因此，需要我们认真审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

2、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关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又可分化出人文学科(或称人文科学)和社会学科(或称社会科学)两大类学科，学科之间也因此产生出新的关系问题。总体来说，主要承担人文教育工作任务的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而这两类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却在学理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两者之间并非圆融无间;因此，需要我们正确的处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关系。如社会学科通常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与综合，其主要学科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学科则离不开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其主要学科如历史学、文学、哲学等。高校人文教育究竟应当倚重于人文学科，还是更多的依靠社会学科?身处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看待这一问题时会产生较大分歧。社会学者或许会认为人文学科没有实际用途，对现实社会没有意义;而人文学者则认为中国现有的社会学科完全照搬照抄西方，没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及创造。在如何发展人文教育的问题上，学科之间必然有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只有正确处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关系问题，人文教育才将有所依靠，才能真正形成高校人文教育的完整概念结构。

三、高校人文教育与教育层次的关系

人文教育在高校中寻求发展，绝不能是“闭门造车”，它与中学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层次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1、高校人文教育与高中、中学教育的关系

今天的高等教育呈现出普及化与大众化趋势，高校教育需面向社会，走向通识化发展道路亦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然而通识化发展道路的铺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高等教育自身独立可以实行的，它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积累过程，而此种积累则需要在高校与高中、中学教育之间搭建起较好沟通的桥梁，共同致力于人文教育的发展。要做到这点，其中的关节处就在于改变目前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高考应试教育模式，使学生在高中、中学阶段就能够接受到人文教育，拓宽学生知识探索的领域，打破高中阶段形成的文理分科、文理分家的固有格局。人文教育需要高校教育与高中、中学教育进行有效地衔接，达至设计系统、完整、合理的人文教育课程体系的目的，正由于此，中国高校人文教育的发展，需要我们准确定好人文教育在高校教育与高中教育、中学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位置。

2、高校人文教育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关系理顺

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关乎着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高校本科教育培养的目标取向是什么?目前许多高校未必有清楚的认识，许多高校似乎都将本科教育目标看成是培养研究生的生源，并将考取研究生数量的多寡看作是高校业绩高下的重要指标，这样的思路影响至深且巨，然而今天，这样的目标定位与指导思想却值得我们重新探讨。事实上，高校中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进行学习的本科生数量相当有限，“如果把本科培养目标看成是培养未来的研究生，就没有顾及大多数今后不读研究生的本科生的培养”，［5］本科教育沦为了研究生教育的附庸，成为高中、中学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过渡阶段，因而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目标取向，这使得本科教育的真正目标变得模糊不清。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本科教育成为高中、中学专业教育模式的某种延续，高校将高中、中学教育推行的专业性目标转移到高校本科教育的层级，这使得高校本科教育的功能与作用类似于过去高中、中学的教育，研究生则转而成为从前的本科生，“专业主义”甚嚣尘上，无从建立起高校人文教育制度。由此可见，理顺高校人文教育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关系，对于人文教育发展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3、高校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高校内部学科、专业日益分殊化，众多二级职业型院部目前存在着大量扩张的趋势，这本身具有合理性，但是，当这些职业型院部学生成为社会重要力量的同时，他们在高校四年当中受过怎样的人文教育，他们的人文基本素质如何?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关于此，则需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更涉及到高校大学生受何种利益驱动与人文教育预期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大环境下，众多高校大学生是以谋生和就业作为主要导向，直接以求职需要作为目标，以获取物质利益作为人生方向，人文教育在其心理预期中地位低下，社会与学生的利益需求也带动高校的急功近利，当职业型院部据有高校主要的教育资源时，势必对整个高校教育体制起到决定性的影响。高校人文教育将会不断受到来自职业院部、职业教育的冲击，在整个体制中地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如何正确处理高校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关系，也成为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高校人文教育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高校人文教育发展，需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文教育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

1、人文教育与教育内容的关系

从教育教学的内容上看，高校人文教育的发展，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教育内容都可以提供此种储备;然而，中国高校的人文教育却面临取用中西文化先后轻重的问题，是应该以中国文化教育为主体，还是主要借鉴西方的文化教育，亦或是强调将中西文化共同加以利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如甘阳认为，“中国一百年来之所以把中西问题作为中心性的问题，因为现代中国总的问题就是直面西方文明冲击的问题。”［5］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实不断受到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中西文明与文化之间正经历着不断地冲突与融合，中国高校人文教育发展的合理定位，需要我们正确处理两种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使中西方优秀的文化教育资源都能够为高校人文教育的发展服务。

2、人文教育与课程形式的关系

近年来，各类层次的高校主要参照西方本科教育来改革实践人文教育课程，但是，这些高校更多将注意力集中于模效西方人文教育的外在分类形式，或满足于在学分有限的公选课程中划分不同门类。在人文教育课程设置方面，追求门类齐全以及课程数量的增加，却缺乏系统、明确的教学目的，更缺少对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设计和安排。人文教育课程开设的随意性较大且不够稳定，只注重外在形式，不注重内在质量。在本科教育现行体制下，高校并未真正建立系统完善的人文教育课程体系，也没有把这类课程视作高校本科教育的基础性课程，只是将它视为知识补充的角色，用来在主课外增加一些学生们的知识兴趣。并未有效整合当前各类公选课程资源来提炼形教育的“核心课程”，而是盲目追求课程范围和数量的扩容，公选课程在高校中大都被看作是本科生专业课程以外的附加课程，并未发挥这些课程的真正功用;而这在二级院部如理工院部或职业院部尤其如此。课程流于形式，学生们并不重视，有能力承担人文教育课程的师资力量严重匮乏，而当前承担此类课程的教师又多数未经过严格训练，人文教育课程因此主要成为学生们混学分的课程。若照此发展人文教育，我国高校发展人文教育的初衷将无法实现，过去的努力将付之东流，这便要求我们需要进一步理顺人文教育课程纲目之间关系，构建形成高校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体系。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4

关键词：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02

一、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的意义

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是教师对于所从事的工作的职业认同程度，包括职业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外在价值，以及职业对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内在价值的总体看法与根本观点。职业价值观深刻影响着教师的工作状态与工作成果。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社科教师在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建设同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二者之间紧密相连，相互促进。一方面，内涵建设既构成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存在与提升的载体和基础，又决定着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深度和广度。脱离了高职院校内涵建设这一母体，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观也将失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决定着高职院校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教育育人的质量，也制约着内部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发展的高度和广度；另一方面，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提升又会引领和推动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进程，这可以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人的作用

人是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要素。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只有首先充分调动人的积极作用，高职院校才有可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这离不开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支持和推动。

（二）文化的作用

高职院校作为先进文化的建设阵地，先进文化理所应当地整个内涵建设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作为养成高职学生完善人格的重要文化力量，在内涵建设中的作用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三）整合的作用

整合各类相关教育资源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必须统筹兼顾，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与沟通，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公共关系，进而在充分整合各类教育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努力打造精良的教育品牌。在这一过程中，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有着天然的学科优势。

二、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必须妥善处理好几个关系

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在高职院校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如果这种同专业课程之间的差异不能得到充分重视和妥善对待，必将会成为干扰甚至压抑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观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处理好这种学科差异是干预和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工作的关键所在。因此，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干预与提升必须妥善处理好如下关系：

（一）必须妥善处理好动手实践与理论学习之间的关系

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技能的实践人才，而高职院校内部各门课程却有着不同的学科特点，而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课程大都是更侧重于理论学习。我们认为，学科差异、教学方式侧重点的不同不应该构成学科之间上的对立，更不可能相互取代，否则将对学生的成长、高职院校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产生负面影响。应当努力将二者统一于学生健全人格的成长过程之中，切实为学生的科学发展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

（二）必须妥善处理好学习理论体系同培养专业岗位技能之间的关系

高职院校在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过程中，教学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努力实现面向岗位群的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培养专业岗位技能的教学模式，而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的特点决定在其课程内部必然存在有一定的学科知识体系。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简单用面向过程的教学模式取代必要的学科体系教学，因为那样势必会损害学科的科学性，并进而造成学生人格的缺失。同时，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也必须切实从高职教育和学生的实际出发，大力进行教育改革，努力在枯燥繁琐的理论体系教学的过程之中大力推行既行之有效又为广大高职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方法，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必须妥善处理好教育过程与环境养成之间的关系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环境是推动人的一切成长的根本动力。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必要的教育行为同教育环境的潜移默化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专业类课程侧重教育过程，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则注重良好的教育环境对人的熏陶。在内涵建设的过程中，高职院校不仅要做好各项教学改革，也要充分重视校园文化以及校园内外各种资源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的影响作用，并将这些资源同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的教育教学紧密结合，为学生的科学发展提供全面而且深入的支撑。

（四）必须妥善处理好知识的广博性与技能专业性之间的关系

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支配着一切社会资源。一般而言，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课程强调知识的广博性，专业类课程则注重岗位技能的专业性。我们不可用专业性的范围来局限和约束学生的视野，否则将会造成学生未来发展时的局限、狭隘与捉襟见肘。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课程和专业类课程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无所不能”与“有所不为”之间的关系：学生只有“无所不能”，才会有广泛的适应能力和旺盛的生存能力；学生只有“有所不为”，才会有强大的心理自信和忠诚的职业追求。

（五）必须妥善处理好显性效益与隐性效益之间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益的。但是，不同学科不同行业在实现效益的过程中是有差异的。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所实现的往往是一些诸如社会效益在内的隐性效益。这种效益的隐形化，不是教师所谓的能力与贡献的大小造成的，却是由效益创造体系当中各自不同的分工造成的。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在学生成长中的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内在性、基础性和渐进性的。脱离了这些内在特点的支持，学生的一切的行为以及结果都是空中楼阁，更妄谈创造经济效益。而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的这些特点本身又是不能够显化的，否则必将造成学生人格的错位与分裂。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表象代替本质，割裂了显性效益与隐性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的对策分析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我们认为，干预与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科学把握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内涵和外延，确立干预与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观的坚强基石

高职院校必须首先加强自身内涵建设、充分拓展发展的外延，为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首先，高职院校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深刻理解行业发展与职业岗位定位的本质，既同行业发展的先进趋势接相轨，又深刻立足本地区本学校生存发展的实际，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真正形成科学先进的教育与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引领的作用；其次，高职院校必须需要大力拓展文化视野、增强知识储备、调整整合专业设置、形成既先进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先进文化体系。高职院校要积极拓展高职院校的办学空间，密切学校同政府、企业、学生家庭等各方面的沟通与联系，整合各类教育资源，从而构成教书育人的坚实柱石。

上述条件，是高职院校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的前提和基础，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着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的程度与质量。

（二）改善师生关系，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为干预与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提供持续动力

在干预与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过程之中，必须充分重视人和文化的作用：首先，高职院校对于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教育功能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努力为教师提供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与教育教学条件；其次，高职院校必须努力改善师生的关系，学生管理及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一方面，学生的改变能够有效增强教师的职业成就感，激发教师对本行业的热爱和追求，另一方面通过学生对老师的监督，又能够促进教师自身的提升。通过各方面促进教学相长，实现师生共同提升，从而有助于发挥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再次，为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提供多样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支持，大力促进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改革的创新，大力增强这类课程的文化熏陶和氛围的潜移默化的功能，切实提升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深入进行管理文化的建设，为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综合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激励与关怀

高职院校应当在新时期新条件下重新审视和科学解读自身的生存理念与发展文化，切实加强自身文化特别是管理文化的建设，将教师同学校之间单纯的职业依存关系转变为学校与教师相互博弈、合作共赢的契约关系。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加强自身硬环境的建设，着力增强学校发展的实力和水平，增加自身的品牌影响力，整合各类教育资源，为教师的生存、学习与发展提供优越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加强自身软环境的建设。成熟完善的企业文化不仅包括职业文化，也包括人生观、生存文化、学习文化、家庭文化等各方面同教师自身成长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体系。学校不仅要对教师创造职业生活中的条件，也要为教师提供生活与发展方面的关怀与指导，从而努力形成一种和谐融洽、共荣共生的良好氛围，使内部的广大教师和广大学生既充满活力又身心愉悦。

（四）根据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形成科学的教育管理机制

首先，高职院校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加强对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大力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责任感；其次，高职院校应当形成良好的岗位分工，建设科学合理的教师队伍梯队，制定相应的岗位评价与岗位奖惩制度，努力使各类教师既各司其职，又能够密切合作，既各得其所，又相得益彰；再次，高职院校应当建立健全学校内部人才管理、文化建设、生活保障制度等各类规章制度的建设，切实解决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各项后顾之忧，并为其各项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与环境保障；最后，高职院校应当密切同各方面的联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沟通机制，鼓励教师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教师走向社会、走向企业，既有助于教师的学习与提高，又能够促进学科的提升与发展，从而实现校内外的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干预与提升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高职院校需要将之同内涵建设与品牌建设紧密结合，真正做到高屋建瓴、因地制宜，科学发展，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其职业价值。

参考文献：

[1]骆文炎.人文教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0,(9):81-82.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5

关键词：亲密关系科学；需求论；婚姻教育；婚姻咨询

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259-03

一、亲密关系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辨

亲密关系是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人际关系，主要指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一般来说，亲密关系有这样一些特征：关系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关系的内涵是多样的，关系对于双方有重要影响，双方有经常的身体接触。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理论界逐渐地把两性关系、爱情、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问题统摄为亲密关系问题，亲密关系的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和使用。

人类的知识、观念和生活有着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分，在亲密关系领域尤其如此。古今中外的亲密关系知识大都是人文主义而非科学主义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表现为社会习俗、家庭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等形式，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地域性、族群性、个体性。就个体性而言，人们的亲密关系知识依赖个体的成长、体验和情感，相信主观、非理性和信仰，认可迷信和权威。这些知识有部分的道理，也有很多是偏见和谬误。在这些知识的支配和影响下，人们只能把各种好的和坏的亲密关系，都归结为缘分、运气、宿命。

数千年来，亲密关系知识和规则的产生、内容、传播、实践等等，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的价值需求，其次才是满足人类的一般自然需求，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表现的极为突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宗教与宇宙论是阴阳学说，其社会论的主要内容是把人际关系划分为君臣（君民）、父子、夫妇等，这些关系在根本上都是上下、尊卑贵、贱的政治关系。现在来看，传统的君臣关系属于政治关系，父子、夫妇关系属于亲密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半是讲政治关系的，一半是讲亲密关系的。

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亲密关系的性质、准则和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为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和政治的僵化教条，倡导男女平等，亲密关系从传统的社会制度安排转变为一种私人事务和私人权利，强调性是亲密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这些变化带来了一些尖锐的社会实践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传统的人文主义亲密关系知识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挑战。20世纪60年代以来，亲密关系研究在西方发展成为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门综合性科学或学科。亲密关系科学可以定义为研究人的亲密关系心理和行为，研究亲密关系形成、演变、调整的规律，对亲密关系现象进行解释、预测、控制的科学。学术界广泛采用自我报告、观察法、生理测量、档案材料分析、夫妇报告、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进行有关实证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布雷姆等人的《亲密关系》是亲密关系科学的重要著作，“它至少使得人们对关系科学的认识向着更加学术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它将使我们对爱情、婚姻、承诺、友谊、激情、理解、沟通、亲密、依恋、伴侣选择、嫉妒等各个方面有一个崭新的认识。”[1]2002年，弗莱彻在《亲密关系新科学》一书中，把亲密关系视为很有前景的新科学，还详细论证了亲密关系科学具有的科学特征，即解释性、预测性和控制性[2]。

当然，应当认为，亲密关系属于一门“软科学”，还不属于像物理学、化学、生理学那样的“硬科学”。强调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是指其可以像物理学、化学等科学那样，进行理性的逻辑的实证研究，进行定量的或确定性的研究，可以进行证伪。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对立排斥的一面。长期地看，科学发达的知识和生活领域，人文主义就要退却，或者被批判、否定，或者被消解、重构；反之，科学不够发达的知识和生活领域，人文主义就会流行，就会有话语权。在亲密关系领域，人类的知识和生活，总是从人文主义走向科学主义，并形成新的人文主义。当然，人文主义范式的亲密关系知识有着特定的传播机制和应用价值，并不会因为相应的科学主义范式的知识的兴起而自动消退，科学主义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取代人文主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也并不是截然分明、非此即彼的。正因为如此，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亲密关系知识都很流行。

在当代中国社会，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和专业人士，习惯性地狭隘地从人文主义认识亲密关系现象，而没有同时意识到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所以，在中国倡导和发展亲密关系科学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如何在中国倡导和发展亲密关系科学呢？方法不外如下：

其一，整个社会，尤其是科学界、学术理论界，应大力宣传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的观念。

其二，应当重视和加强多学科的亲密关系科学的研究。

其三，应当在学校和社会大力推广亲密关系科学的教育。

其四，应当用亲密关系科学咨询和辅导人们的亲密关系问题。

二、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

西方亲密关系科学研究涉及的学科非常宽泛，主要是心理学，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吉登斯从政治学和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亲密关系，其《亲密关系的变革》[3]一书对中国学术理论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加强了对亲密关系科学的研究，例如，张洪等人研究了亲密关系的外显与内隐测量问题[4]，叶映华等人研究了个体自尊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的模型问题[5]。总体来说，中国学术理论界对亲密关系的研究大大落后于西方，研究成果少，研究水平不高，研究视角有限，这也表明中国的亲密关系科学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一门科学或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出和更新自己的范式或理论。不论从什么样的视角探讨研究亲密关系，都会涉及到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内涵问题。综合有关研究资料和社会实践，笔者认为，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内涵是人类针对这种特定关系的需求或利益，需求论或利益论可以成为亲密关系科学的一种范式。主要理由和依据有：

其一，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的核心问题都是需求和利益问题，需求论范式有助于超越心理学，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和学科来认识亲密关系，把亲密关系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离开需求和利益，是无法说清亲密关系问题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就说道：“‘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同理，关于亲密关系的知识及观念一旦离开需求和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其二，需求是心理活动，也是外在行为，研究需求，意味着人的主观心理与客观行为能够高度结合。需求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各种心理学理论和流派都与需求问题有着实质性的关系。从需求的角度研究亲密关系问题，有利于整合尽可能多的心理学知识。从亲密关系问题的心理咨询实践来看，来访者提出的问题，也大都与需求满足与否有关。

其三，需求也是行为科学的核心问题，很大程度上，亲密关系科学是行为科学的一部分。从需求的角度认识亲密关系现象，有利于吸收和借鉴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如需求、动机、激励、人性、态度、目标、期望、公平、强化、归因、惩罚、沟通，等等。

其四，很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婚姻家庭咨询专家都提出了需求论。在于立东看来，利益和需求是心理活动的本质，并决定人的心理状态；心理咨询的任务，就是通过利益分析，揭示心理问题的形成机制，重新构建利益均衡的心理机制[7]。倡导亲密关系科学的布雷姆等人认为，社会交换理论及相互依赖理论是亲密关系科学的基础，人在亲密关系中都是有需求、企图和“贪婪”的；相互依赖的伴侣在使彼此幸福上负有责任，对伴侣的慷慨大度往往对自己有益；人们都希望以较小的成本得到较大的回报，都希望自己得到的好处与贡献能够平衡[8]。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交换理论及相互依赖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益和需求。哈里认为，亲密关系中存在一个爱情银行，满足与不满足对方的需求，就是存款和取款行为；婚姻幸福在于满足彼此重要的需求[9]。海灵格指出，亲密关系中的一方有所付出，就会产生受补偿的愿望，幸福婚姻是收益与付出的均衡，只有收益而没有付出，就会伤害关系[10]。在中外的各种婚姻状况测量工具中，实际上关注的都是性生活、财务、家务等需求的满意度以及满足行为问题[11]。

以往的亲密关系需求论的主要缺陷在于，重视研究如何满足需求，而忽视了研究人在亲密关系中究竟有哪些需求，忽视了对需求进行系统的类型划分和定义，这样就造成了如何满足需求的研究，常常是片面的，缺乏针对性及有效性，其结果是无法真正指导人们去满足需求。所以，亲密关系科学首先应当研究需求的类型及划分问题。

亲密关系是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包含性质不同、相互独立并关联的五类需求：、情爱、子女、财务、服务（家务）。绝大部分亲密关系现象，都与这五类需求有关。这五类需求有不同的特点、功能、价值和意义，每类需求都是可以进行符合生活实际及逻辑的逐层逐项划分的，每一类每一项具体的需求，也都有确定性的内涵、外在表现或心理特征。需求满足情况决定了亲密关系的质量和状态，决定了亲密关系中的爱与情感。没有单一的因素能够决定亲密关系的危机或和谐；亲密关系的危机和破裂，大多是意识及潜意识层面的一些需求长期没有满足的结果；亲密关系的和谐，意味着每人的需求得到了一种综合性的均衡的满足。全部需求都得到满足是不可能的、是不存在的，是非理性的。均衡满足往往意味着满足了生理与心理均衡、物质与精神均衡、亲密关系与人生均衡，也满足了收益与付出均衡。均衡与否，取决于双方的构建行为，取决于个人的内在心态以及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样，由于我们能够科学地合理地把亲密关系的复杂需求明晰为一种多元多层的结构，我们也就能够做到解释、预测、指导、控制人们的亲密关系及其行为。

总之，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就是把需求作为亲密关系本体论和方法论，实证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亲密关系中包含哪些需求；需求满足与亲密关系满意的关系；如何满足亲密关系的需求；需求对亲密关系演变的影响；有哪些因素影响需求满足；如何从需求满足和均衡的角度进行亲密关系的干预及咨询。

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衔接、融合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认为只有需求满足和需求均衡，才能体现有关的各种人文主义观念和诉求，如爱、爱情、感情，等等，否则，这些观念或诉求都是空谈。因此，需求论范式有助于人们消除人们对亲密关系科学的抵触，反思、松动和扭转某些错误的人文主义观念，自觉地排除其不利的影响。

三、需求论亲密关系科学的社会应用价值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会同时流行着很多杂乱的亲密关系观念，当今西方社会如此，当今中国社会更是如此。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婚姻、爱情等问题是纯粹的感性问题，是说不清的，是没道理可言的。在恋爱与婚姻问题的教育、讲座、咨询、辅导中，在各种影视节目、网络传播、图书出版活动中，充斥着大量的有问题的人文主义亲密关系知识。例如，倡导男女大不同的庸俗心理学；提出了很多不靠谱的所谓关系技巧、宝典；宣扬一些信仰和教条，诉诸真爱、感恩；强调与时代精神和社会进步潮流相违背的传统观念；夸大原生家庭的影响；把个人体验和感悟当做普遍的道理；把内容含混的情商、沟通、爱的能力、爱的语言等作为核心话题；更有甚者，宣传一些荒谬或玄奥的东西。种种情形都有一定的市场，笼罩在浓重的非理性氛围中，其情形远比西方严重和混乱。

在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中国人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有了很多新的思考、选择和要求，亲密关系问题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个困惑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亲密关系科学，去反思、评价、取舍各种人文主义的亲密关系观念和说教。可以说，倡导亲密关系科学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实际意义。

需求论范式可以为亲密关系科学提供大量的学术理论上的课题，更有很强的社会应用价值，这也是亲密关系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指导人们的亲密关系行为，增强人们爱的能力。

需求论范式认为，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很强的爱的能力。一些人常说的爱的能力，其实就是认知、满足自己及伴侣的需求，构建彼此的需求均衡的能力。需求论范式能够指导和帮助人们多层次、系统化地认知自己及伴侣的需求，有选择地有效地满足伴侣的一些重要需求和关注，彼此灵活而积极进行需求满换、回报、应答，互利互惠，认可自己某些满足能力的不足，认可自己的某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不断强化需求满足的互补和依赖，求同存异，构建合理的现实的亲密关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而实现需求满足的大体均衡，而无须苛求伴侣和自己，无须求助于难以做到和未必有效的奉献、忍让等等。

其二，指导亲密关系的教育及咨询活动。

需求论范式是以问题解决和社会实践为导向的一种理论探讨，这也决定了亲密关系的教育与咨询是一致的、一体化的。亲密关系教育，就是说清楚亲密关系中有哪些需求，有哪些均衡，如何通过经营构建行为实现需求均衡。亲密关系咨询，就是了解和解释哪些需求没有满足，有哪些需求失衡，并指导帮助人们改变需求认知，采取行动弥补失衡。也就是说，通过规范化操作，诊断需求满足情况，调整需求失衡。需求论范式与认知行为疗法、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等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关系，因此，可以更好地推动这些理论和技术在亲密关系咨询中加以运用。

参考文献：

[1]莎伦・布雷姆，罗兰・米勒，丹尼尔・珀尔曼.亲密关系[M].郭辉，肖斌，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2]GarthJ.O.Fletcher.ThenewScienceofIntimateRelationships[M].Malden，Massachusetts：BlackwellPublishersInc.，2002：4-12.

[3]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张洪，王登峰，杨烨.亲密关系的外显与内隐测量及其相互关系[J].心理学报，2006，38（6）：910-915.

[5]叶映华，吴明证，姚乃琳.个体自尊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的模型构建[J].应用心理学，2009，15：84-8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于立东.心理咨询中的利益均衡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21-238.

[7]莎伦・布雷姆，罗兰・米勒，丹尼尔・珀尔曼，苏珊・坎贝尔.亲密关系[M].郭辉，肖斌，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168.

[8]威廉・哈里.他需她要[M].刘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4.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6

关键词：科学与人文；哲学反思；文化融合；实践超越

Abstract:Philosophicalreflectionontherelationsbetweenscienceandhumanitieswasimportantin20thcentury，butitdidnotresolvetheconflictbetweenthemforphilosophyinthepastdidnotrecognizethesignificationofpractice.Marxistphilosophyofpracticeemphasizeshumansociety'suniqueexistenceandessence，reviewthenatureandhumanitythoroughly，soitcanleadtointermediation，interpenetrationandamalgamationofscienceandhumanities.

Keywords:scienceandhumanity;philosophicalreflection;culturalamalgamation;practicaltranscendency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层面，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是精神层面，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一、哲学反思：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性关注

科学是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于19世纪，此时的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将之看作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文化是基于现代科学而产生的一种现代文化。“人文”与表示自然界变化的“天文”相对，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自从有了人和人类文明，就开始有了人文文化。而系统的科学文化的形成，则在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之后。人文文化历史远比科学文化源远流长。”［1］但科学从产生之初就与人文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人比喻科学与人文是人类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既然作为人类发展的两翼，就应该是和谐、均衡发展的。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却是一波三折。

在人类历史上，科学与人文曾完全内在地融为一体，在古代，科学、文学艺术和哲学没有截然分开，只是在后来母体文化直接同一性消解和文化分工逐步深化之后，科学与人文才陷入关系的外化。智者派兴起后，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之后苏格拉底把目光投向人，“认识你自己”成为人类自我认识的响亮口号，此时人文地位不断攀升。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中世纪，人的地位和尊严被贬低，人和自然被看作上帝的产物。科学和哲学被看作神学的婢女，科学和人文同时被淹没在神学的权威之中，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受到迫害。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肯定了人的价值，宣传人的解放，被教会压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转向了关注人和自然。文艺复兴是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共同复兴。17世纪以后，科学以强劲的势头发展，出现了科学革命。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而带来物质资料的空前繁荣，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科学文化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性关注，应该说首先是西方人对科学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的科学对宗教的反动，一定层面上体现出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而在哲学反思的层面上，其始自休谟对“是”与“应当”的划界，强化于康德哲学关于“本体”与“现象”、“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18世纪欧洲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尽管积极地反对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然而却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用纯粹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现象，甚至也把人看作机器。这种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和认识问题的认识方法，进一步使科学与人文走向殊途。而同时，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认识完全不用依赖于感性经验，这一派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由于缺少科学性而走向神秘化，最终造成人的属性对社会存在的游离，从而使科学与人文处于对立的境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而带来物质资料的空前繁荣，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科学文化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文文化处于进一步的劣势地位。科学主义思潮兴起后把科学视为唯一的客观知识，科学方法无所不能，一切人生问题和伦理问题都可以用科学解决。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早被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意识到。卢梭认定科学和工艺的进步与人文精神的失落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性，他明确指出科学与艺术不仅不能敦风化俗，反而会伤风败俗。因此，科学是人类的祸患、道德的敌人；胡塞尔则认为欧洲陷入了人性的危机，原因是“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2］。显然，科学被认为是使人类落入一个不幸时代的根源。科技发展与人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哲学反思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学者都专门探讨过科技与人的关系问题。20世纪科学人文主义思潮也是高潮迭起。自萨顿提出“科学人文主义”之后，这一主张得到了以社会科学家贝尔纳、历史学家布洛克等为代表的众多学科领域学者的赞同，并得到科学家波兰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大卫格里芬等人的追随，科学人文主义思潮成为一种融合科学与人文最为引人注目的思潮。萨顿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就是两种看法不同人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这些所谓的人文学者，另一方是科学家。”［3］萨顿认为，要使科学不至于失控，使之为人类的发展服务，就必须将之视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能将之视为一种与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的方法。他认为，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但是，萨顿强调了科学中的主体性，从而也否定了科学是并且应该是追求“纯粹客观”的传统观念。罗蒂企图超越柏拉图主义传统，消解实证科学的理性与客观性，进而消除科学的权威性，降低科学的地位，使之与人文学平权，进而把科学归于人文学之中。费耶阿本德在阐发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后提出了“反规则”和“反归纳”的方法冲击经典和经验的归纳法。消解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指责现代科学观的错误，导致人的异化，意义的丧失，整个自然界的全面“祛魅”，认为科学的“祛魅”是造成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本原因。以整体有机论取代心物二分的机械还原论，以建设性或修正性的后现代观取代或说超越现代科学观，以达到科学、人、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返魅”。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科学大战”更是空前地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激烈冲突。人文知识分子发起对科学的新一轮批判。通过解构科学的实在性、客观性和真理性来消解科学在现代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像文学、艺术、宗教一样，完全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构造，科学理论不过是科学家集团的一种社会性建构，消解了科学的神圣地位，以推翻文化的僭主地位。这引起了科学家的不满，双方论战激烈。

尽管西方学者对科学和人文的关注以及积极的建设性思考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作用，但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实践的积极作用，在科学文化日益膨胀的今天，很难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在科学与人文关系上，马克思实践观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文化融合：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应然与必然

要探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问题，前提是必须关注科学与人文对立、背离的原因何在。

许多人在探讨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时，都要谈到1959年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的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他是在文化活动中科学主义取向和人本主义取向日益极端演进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他认为两种文化的对立主要是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两大集团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敌视。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两大集团的对立是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特殊形式，也是凸显的方面，其实这种对立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林德宏教授从文化层面探讨了工业社会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失衡的两个主要标志：其一，同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认识作用和社会文化作用占显著优势，出现了唯科学主义思潮——在认识论和科学观上，认为自然科学是科学的唯一形式；其二，同艺术相比，技术的社会作用特别是经济作用十分突出，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从自然生存转向技术生存，出现了唯技术主义思潮——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决定性因素。［4］31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导致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社会历史根源是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5］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导致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社会根源。马克思指出：“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6］因此，从社会根源上看，它是资本主义文明和文化存在着深刻矛盾的反映，科技的异化是导致科学与人文对立的重要方面。而从认识根源看，是与人们片面的科学观，以及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划界简单化、绝对化等密切相关的。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局面是继发性的，是后天形成的，因此也是可以改变的。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的关键，是科学精神与人文技术的结合。”［4］317从精神层面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统一性，即人文精神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向度，而科学精神具有人文精神向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物质对于精神具有决定作用，而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人的智慧的花朵是在物质的升华中产生的，但往往人们对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的认识是弱化的。“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7］实际上科学技术改变物质世界的过程就是人的精神对物质进行能动的改变的过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是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物质与精神只有在契合点时才能上升为意义和价值层面，才具有精神和文化功能。因此文化的融合的基础是精神的融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相互关照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方面。“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充满人类理想和激情的并与人类自身发展、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8］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物质力量，具有生产力功能，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源泉，具有开辟道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确定方向之作用，是第一生产力；同时，它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具有文化功能，它对精神文明建设起作用。可以说，以求真和求实为核心的科学精神与以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尊重人的个性及关怀人类处境为核心内容的人文精神其实并不矛盾，人类精神是相通相融的。

从文化方面看，文化本身都具有实践性。文化问题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关注对象，马克思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整体性与文化的人化本质的论述构成其文化形而上的基础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是人类为了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自然界没有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9］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与劳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猿人们进行的‘真正的劳动’，不仅使它们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也是人类开始创造文化的标志”［10］。人是通过改造自然获得生存的资本，也是通过改造自然创造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从而改变生存环境和条件提升人本身的。“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1］两种历史都因为人的参与而相互有意义。人参与两种历史的创造过程是通过实践完成的，正是由于实践人类创造了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成为两大文明的重要表征。

“人的本质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所以两种文化的统一是人性的要求，两种文化的对峙，则是人性的分裂。”［4］329因此，科学与人文融合具有理论上的应然与实践中的必然。

三、实践超越：突破科学与人文对立关系的现实途径

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关系还要回到马克思。马克思深刻地把握住了人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社会及其历史这一人的真正现实，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12］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过去的“科学”对于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过去的“人文”只是抽象地发展人的能动的方面。由此而发生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原因在于，它们都不了解人的实践，而“实践”这一联系人和自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化活动，正是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关键。

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分裂是19世纪以前科学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则力图克服这种分裂，实现科学的统一。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3］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学说的过程中，自觉地从不断发展着的自然科学中吸收有益的成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形成了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科学理解，为了创立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关注研究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直接推动历史前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关注与他们同时代的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他们自觉地把科学技术纳入到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社会科学有其特殊性，但在确定其科学性时，在使其科学化时，总是要直接、间接地以自然科学为参照系，总是要尽可能地借鉴、移植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运用科学实践观对人文关系进行考察、分析，得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把科学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视为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同时揭示出科学与人文在本质上的统一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实践是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基础。他们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不仅把科学看作生产力，而且把科学与具体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考察，从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关系上去理解和把握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正确指出了科学与人文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活动中。在他们看来，人类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这样，整个世界由“自然和历史”两方面构成，而实践既是构成自然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将它们连结起来的桥梁。正是在实践中，自然和历史被赋予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使历史“自然化”，使自然“历史化”。所以，“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4］。

实践这种人类有目的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能够并且必然改变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主要在于：

一是实践体现了自然物质性和人文价值性的统一。萨顿指出：“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会是多么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情的活动。”［3］38马克思也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集中反映了人作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和人类“生命活动的性质”［15］。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达到自由本性的自我确证、自我展现和自我追寻。

二是实践实现了主观目的性和客观因果性的统一。人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人的目的和需要是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动力，人类从事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基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把自己的目的、需要运用到客体对象上去，创造出人类所需要的新的有用客体。自然是一种客观规律性存在，具有因果性。而作为实践的科学活动是人目的实现的重要方式。在实践中主观目的性与客观因果性达到了契合和统一。

三是实践达到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物的尺度，即外部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是人对事物进行正确的事实判断的基本前提；人的尺度，即人的知识、情感与意志，是人对事物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一方面要受到物的外在尺度的制约，另一方面要受到人的内在尺度的制约。自然科学，主要依据物的尺度，确保合规律性，体现了人类科学活动中求真的向度；人文科学，主要依据人的尺度，确保合目的性，体现了人类科学活动中求善和求美的向度。

在实践中生成的社会，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结果，是人化的自然，也是现实与理想、科学与人文、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体，它既有源于自然的自然物质性、客观因果性，又有源于人的生命和精神需要与追求的人文价值性、主观目的性，高度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结果。所以，要正确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用实践的观点才能卓有成效地把握人类社会独特的存在和本质。只有全面地考察自然物质性和人文价值性、客观因果性和主观目的性、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才能真正达到对科学和人文的互为中介、互相贯通并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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