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技术论文篇1

[关键词]技术创新；理论演进；哲学分析

一、引言

如果以熊彼特在1920年代提出的创新概念作为创新科学化的起点，在短短的80多年历程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壮观的知识图景。新体系、新视角、新领域层出不穷，以至于如何揭示各种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廓清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基本架构，加快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发展趋势，成为目前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技术创新活动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内进行的，技术创新理论的演进是多种文化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定形态的技术创新理论总是在该时期主流观念中获得理论支持。其中，哲学作为对经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解释，总是以其特有的学术特性和深刻内涵，能够在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方面提供有力的诠释工具。从某种意义而言，技术创新作为一门实证性科学，为哲学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校验的素材，而哲学理论的发展也为观察和理解技术创新活动准备了分析视角和思辨知识。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创新理论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并因而在实践中更具有发展的冲力，技术创新哲学也获得了经验上的普适性支持。因此，从哲学方法及技术创新理论演进的互动过程进行考察，西方技术创新思想的发展呈现出清晰的脉络。目前，哲学层面的研究处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边缘。从哲学视野反思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揭示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揭示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从而为技术创新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有关文献回顾

从目前文献看，技术创新与哲学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得到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从技术创新的方法论角度出发，陈杰通过对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存在性、特征性和应用性问题的研究、阐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能够对创新理论研究进行理论支持这一基本观点。匡勇兵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创新”：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它是积极能动的过程；它在实践中体现矛盾问题的精髓和真理性。哲学与创新紧密相连，所以要用哲学来指导“创新”，以便早日实现构建创新型国家的目的。(2)从技术创新的主体角度出发，柳洲、陈士俊、王梅认为，技术是一个与社会紧密相关的复杂系统，在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通过硬件、软件、协同件和人的非线性作用，技术活动系统表现出实践性、人本性和系统性等特性。相应的，在以技术活动系统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管理活动中，管理者应当“以人为本”，注重管理对象的系统性、实践性；同时，通过灵活的组织管理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在技术战略和市场战略联合高度协同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吴跃平提出了一个理解和描述各种传统技术的基本概念——技术传统。认为技术传统构成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在我们生存方式的构成中技术传统不仅是一个技能共同体，而且还是生存共同体，它所完成的是文明的伦理功能，是支撑德性社会的世俗基础，考察技术传统能够给知识、技术、世界、生存等概念带来富有意义的变化。(3)从技术创新的价值角度出发，夏保华指出，技术创新的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赵建军批判了自马尔库塞以来的技术理性概念，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4)其他的一些观点，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则是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的专著，提出了技术创新本质论、技术创新活动论、技术创新能力论等观点。谢友才、胡汉辉对技术产业标准进行了哲学解析，提出企业技术创新应当遵循其客观性和主体性，应当重视对路径锁定的突破，对标准重新组合。

上述文献从多个角度就哲学与技术创新关系开展研究，提出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观点。但我们梳理这些文献后不难发现，大部分研究是截面的、横向的，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演进与同时代西方哲学嬗变关系进行纵向、演进的理论分析仍然是比较缺乏的。本文试图从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出发，来尝试探讨技术创新理论诞生以来的历史演变的哲学基础。

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理论的伟大起步——技术工具为主要特征

1920年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逐步发展成影响最大的一种科学主义流派，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逻辑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学派等流派。逻辑实证主义的倡导者力图实现一切科学的大统一，把实证主义经验论传统与对科学理论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不应过问经验以外的问题，只有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从实质上看，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分析，强调“科学的统一”，符合现代科学发展一体化的趋向。逻辑实证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直至1930至1940年代。如果我们把该时期的经济增长发展的方式、哲学发展的趋向和技术创新理论的基本特征比较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三者之间的密切关联。1950年代是战后经济恢复期，整个消费市场供不应求，因此技术是从科技发展开始，是一种技术导向的、线形的、自发的过程，市场只是被动地接受技术成果，表现为技术推动过程；在19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供求日渐平衡，营销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市场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技术创新成为一个市场拉动过程。无论是技术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技术创新的线形特点体现得十分明显。无论技术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技术创新的需求影响因素比较单纯，技术还没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需求以及科学主义哲学的合理性论证，该时期的创新理论中的物本主义特征就是合乎逻辑的了，于是技术创新理论在人类经济社会中诞生了：(1)熊彼特首先提出了技术创新概念。1920年代，熊彼特将创新分为：开发新的产品；采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创造原材料的新供应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这种创新观十分明显是基于企业经营全过程解构后的提升和改进；(2)mes-thene认为技术是为了实践目的的知识组织；(3)kline和kash指出技术是人类创造的用它来完成而没有它就不能完成任务的系统；(4)void认为技术是为达到特殊目的显示于物理对象和组织形式中、基于知识应用的系统。上述理论都将技术创新作为典型工具论，明显地反映了当时西方主流哲学的影响。在大规模生产时期，效率成为首要目标——不仅合法，而且合乎理性和道德——科学主义哲学观已经论证了其合理性。在此种情形下，对于一项为了获得潜在的市场效率，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创造新的商业价值的技术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到认可。

在这个时期，技术创新注重技术知识、规律的运用，技术被看成是“人造物或知识系统”，技术的效用(使用价值)是独立于社会语境的中性物。尽管技术创新理论者也谈论技术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的影响与作用，但是他们认为在政治或社会价值被附加于某项技术之前，技术始终是中性的，是由人类理性追求的不受时空和环境制约的知识。创新者和企业家单纯地从提高生产效率出发，都属于线形模式，是内在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典型反映。这类技术观受到了包括技术实体论在内的其他观点的批判。这个时期技术创新理论片面地把技术所具有的多种属性归约为单一的、中性的和目的性的工具，无视技术质的复杂性、社会性，无疑是片面的。同时，虽然技术实体论和技术的社会批判论等对其批判和反思，认为技术是在其中人与非生物发生各种各样关系的生活形式，是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理性达到并且(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绝对效率的所有方法，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有着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把技术看成某种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则是严重忽视了技术的工具属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四、结构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高峰——系统综合为主要特征

19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结构主义哲学。结构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存在于一定的系统之中，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总和就是结构，结构是按一定组合规则构成的整体，可以自我调节，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结构中各个部分可按一定的规则转换。无所谓进化发展。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1)整体性才能说明各个构成部分的本性及其真正的意义；(2)强调深层结构，认为只有把握了深层结构，才能把握现象后面的本质；(3)强调结构的客观性，认为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性质和意义都是由结构“命定”的，强调结构是具有自调性的有机整体。与此同时，世界三次科技革命出现了，自然科学经历了由原子主义研究方法向系统一结构方法的转变，采用客观主义立场和系统一结构方法，将研究对象模型化、程序化、数学化，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拓扑学等模式使知识形式化。结构主义与技术创新开始较长时期的互动。这一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与哲学之间的联系主要有：

到了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通货膨胀和需求饱和给企业造成变革的压力，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条件。线形模式已显得过分简单，无法描述实际生活中成功的科技创新活动。实践表明，科技和市场的结合是技术创新成功的保证，这种结合需要同时强调技术推力和市场拉力的配合，被称为耦合模式。自此以后，耦合模式的技术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其后，随着技术创新规模和范围的逐渐扩大，人们对技术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耦合模式为集成模式所替代。技术创新过程不再是一个从技术、到产品、到市场的循序过程，而是一个战略集成的并行过程。即研究开发、产品研制、成品制造和市场销售不只是一个逻辑上的先后序列，在实际上则要求这些环节相互反馈、综合集成。最后，这一模式进一步发展为第五代的集成和网络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非线性的特征。这一时期出现过一批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和用不同方法阐述技术创新理论的学派，将这些技术创新看作为一个系统，创新者需要从整体出发。研究技术与市场、企业、产业关系，通过对创新系统的把握，进行正确的定位、研发和市场推广，以便达到最佳的创新目的。这个阶段是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先后诞生了：(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2)拉卡托斯的科学“硬核”和保护带理论；(3)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模仿论；(4)门斯的技术创新论；(5)卡米恩和施瓦茨的市场结构论；(6)诺思的制度创新论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等理论。虽然流派众多、观点纷呈，但上述理论大都从市场、产业、企业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探究技术创新，将系统论作为其哲学基石。以系统方法作为其分析框架，表现出显著的结构主义哲学方法的痕迹。

这个时期技术活动的社会性、系统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技术活动作为具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结构系统，对其各个要素的理解把握也应放在与其他要素的联系中。二是指技术活动的系统性是指技术活动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应将其放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对它加以理解和管理，从而实现技术的发明和革新以及有效的技术传播和应用，所以，所有现实的技术创新都具有民族性、地域性，都受当时、当地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人才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同时“sst”(技术社会形成理论)的研究也表明：技术“是社会的产物”。正是在环境的影响和选择下技术活动才得以开展，并进而发展。当然，技术对外部环境也有较强的反作用，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改变自然的面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对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影响。鉴于上述深刻的技术社会内涵，技术创新的成功必须考虑社会系统各类因素，积极适应社会系统的内在、客观需求。

五、生态进化哲学背景下技术创新理论的现代观点——动态演化与价值理性为主要特征

进入198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全球流动、知识经济重要性上升、消费者个性化已经展露其独特性，对传统经济形态的运行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完全冲破了以往技术创新理论所确立的分析架构。技术创新活动亟需获得新的解释。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创始人欧文·拉兹洛把21世纪黎明之际的变动不居的环境概括为“进化巨变趋势”，也即当前经济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度迅速提高，构成了今天纷繁复杂，涉及包括家庭、社团、企业、城镇、都市和国家，甚至还包括区域之间和洲际之间的跨越全球的复杂的、生态的和演化的系统。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特征非常突出，而必须从全局的角度着眼，把全球的社会和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整体，在不影响系统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对系统进行必要的简化。描绘出系统整体进化的基本轮廓，以此探索全球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生态演化理论开始在经济社会各类研究领域大大扩充地盘。为此，在实践中科技创新人员必须掌握进化论方面的知识，把握今日技术、社会和生态环境日益密切的联系，认清造就这些更大系统的趋势，把握技术发展潮流，这是在当今有高度复杂的技术生态群体中开展技术创新工作的关键。

首先，技术动态演进特征更加显现出来。目前，技术生态理论、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演化理论的提出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技术创新理论的生态进化的哲学特征。这些理论从空间、时间演进中的不确定、复杂的整体动态发展中来把握一个国家、地区技术创新的变动趋势。从演进角度探讨其不同时期的不同技术发展特征和战略，成为当代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在目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或地区尤其需要这种视角。技术创新演化思想是以探索技术系统深层次的、长期的进化和发展为目标，从整体水平出发描述技术系统进化发展的总体特征，它舍去了局部，而将能够代表技术系统整体的特征保留了下来。技术创新演化观念给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整体和全局的视角，它是在动态的发展进程中看待技术系统演变的新思路，提供了一条认识普遍存在于周围世界的、发生在系统内部、驱动事物变革原动力的基本线索。技术创新演化强调了惯例、创新和环境选择在技术对国家或地区创新成败兴衰中的影响。

其次，技术生态系统特征得到重视。当代环境资源问题促进了生态与绿色技术的诞生。技术创新作为技术与社会融合发展的产物，不能脱离社会环境来讨论技术创新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只有在一定社会自然环境系统中技术才有内在价值和理性。夏保华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其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其内容是创新性实践、认知和评价的统一，其价值是技术工具价值、人类社会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的统一。技术社会学家平齐和比克提出技术社会建构论，用技术创新多向模型替代线性模型。他们指出。对于一个人造物，通常有若干社会群体与之相关，每一社会群体对该人造物提出各种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有几种新概念，如“技术系统”、“创新者网络”、“创新共同体”、“技术经济网络”等等，旨在揭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建构“新社会”的本质。

再次，技术价值理论探讨得到重视。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功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上述功能的发挥也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这促使人们对科技发展特别是技术创新进行伦理学的思考。当前，专家学者对技术创新应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认识开始重视。因此，陆续提出应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技术创新的价值原则，将“绿色”、“循环”、“再生”等理念体现于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国外对技术的理性价值研究起步较早。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最早确立了技术理性概念，并把它等同于韦伯的工具理性。随后哈贝马斯、海德格尔、芒福德等西方人文主义学者，以及贝尔、格里芬、怀特海、福柯、费雷等后现代主义者，还有拉普、费恩伯格、新卢德主义等现代技术批判主义者，也都遵循着这个传统对技术理性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通过对技术理性化内在演化机制的分析，以及技术理性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的揭示，赵建军口]把技术理性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理性、操作理性和价值理性，并分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根源，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

一体化技术论文篇2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文化逻辑；文化自觉；教育技术文化

作者简介：覃泽宇，王卓玉(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

在我国，教育技术学作为独立的本科专业始于1983年，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则始于1993年，历经几代学人殚精竭虑的建设，其彰显的中国教育文化特色日益显著，正如“信息化教育”的提出承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的文化脉络，以及AECT历次定义的译介也在不断地寻找适应中国教育文化的契合点。在信息化时代，教育技术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于生机勃勃的中国教育文化图景中，描绘着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但是，纵观教育技术学自身的文化发展脉络，仍存在相当程度的困境，包括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的乘离、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的游离、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漂移等。借鉴科学的逻辑方法对其文化逻辑进行厘定，从而为教育技术学人的文化自觉提供推理思路。

一、文化逻辑对教育技术学的解释效力和限度

“逻辑(logic)导源于希腊文logos(逻各斯)，原意主要是指思想、言辞、理性、规律性等”[1]，是“一门以推理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2]。古希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为逻辑学说的三大发源地，意味着逻辑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我们在现代文化中证明：无论在元理论还是在对象理论层面上，无论是从描述还是从规范的角度看，逻辑均相对于文化”[3]，即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逻辑的发展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文化向度。逻辑如果离开了文化，便丧失了生发的土壤，更不可能成为普遍意义上的言说方式。文化如果离开了逻辑，便成为无法把握的神秘之物，与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

“文化逻辑”出自美国文化学家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但他并未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逻辑起源于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逻辑的完备。通过归纳，可发现文化与逻辑的交融分为：第一，将文化作为变量引入逻辑的范畴，从文化上为逻辑推理骨架赋予血肉，以实现逻辑观念上的文化功能。第二，将逻辑作为变量引入文化的范畴，从逻辑方法上考察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说理方式和交流方式，以达到提升人类理性精神、构建公共话语和改造文化性质的目的。第二个层面上的文化逻辑，即是本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分析框架。

文化逻辑作为特定文化情境中相对的真理体系，是人类认知文化的有效思维模式，即对客观事物的文化规律进行探索和改进的思维方法。将文化逻辑引入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借鉴逻辑方法，对教育技术学的文化图景和发展趋势进行勾勒与推理，从而实现教育技术学的科学发展。但文化逻辑对教育技术学的解释仍有限度。第一，逻辑的产生不仅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其运用也受制于文化的类型和发展水平。在中国教育文化语境中，逻辑的运用会呈现出中国的直觉思维逻辑和西方的科学思维逻辑相结合的特征；第二，逻辑所包含的归纳、演绎、矛盾和对称等推理方法，明显受到推理主体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等因素的制约。文化逻辑既包括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包括主体对客观规律的认知推理，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第三，教育技术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直面具有能动性的复杂的人，其文化发展呈现出人文性和科学性相互交融的复杂局面。

厘清文化逻辑对教育技术学的解释效力和限度，是为了更好地界定研究边界，这也是运用逻辑方法的应然要求。

二、当前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文化困境

(一)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的乘离

教育逻辑与技术逻辑，曾经在人类生存和进化的过程中具有混沌的一致性。正是在早期教育的钻木取火、结绳记事等技术和经验的传递与模仿中，人猿得以揖别，人类也才能不断改造和重组生存的经验，逐渐走向更高级别的文化形态。

教育是人之为人的特殊实践，它遵循内在的生命发展逻辑。教育逻辑是关于促进人类生命成长和发展的教育规律，既包括主观意义上的对教育价值规范的思维规律，也包括客观意义上的教育各要素之间组合和运行的规律。教育逻辑亦是生命逻辑，是在教育视野中对人类生命起源、发展和完善的思维，是对实现完满人性规律的探索，即叶澜先生所言之“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虽然教育形态会随着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不断更迭，但生命逻辑作为内在的逻辑，始终坚如磐石，具有恒久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还体现在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上。因此，教育逻辑是生成性和规律性的统一，即人的生命成长具有建基于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上的无限可能性，是主观价值尺度和客观普遍本质相统一的生命逻辑。

技术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活动，但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连续发展逻辑，即技术逻辑。勒鲁瓦—古兰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考察技术逻辑的普遍性，并提出了“技术趋势”的概念。他认为“技术趋势具有普遍性，虽然构成趋势的一系列技术事件具体地实现于各种不同的种族区域中，但是趋势本身却独立于种族的文化区域。”[4]这种普遍性指的是技术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上具有抽象的共性，即贝尔纳·斯蒂格勒所认为的，技术能在历时性上自组织地形成和发展“技术体系”。斯蒂格勒进一步指出，“现存的技术物体从来不可能完全具体，它们永远不会被有意识地构思并实现。具体化的‘逻辑’是经验性和实验性的，它是一种几乎具有生存意义的逻辑。”[4]技术在发展意义上的逻辑，意味着技术在与人的耦合中，会朝着组合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不断走向更加智能的发展形态，形成技术自身的发展逻辑。

“乘离”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市场指数或收盘价与某条移动平均价格之间的差距。用乘离来描述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在人性发展方向上的偏差，凸显出更为形象的文化画面感。在现代化进程中，“教”“技”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源于教育的生命逻辑和技术的发展逻辑的乘离，这种现象会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愈演愈烈。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Schwab)认为，人类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技术之间的融合，以及它们横跨物理、数学和生物几大领域的互动，决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几次革命有着本质不同。”[5]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技术作为人体的物理性替代，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但仍处于人类的可控范围之内。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展逻辑仍然遵循人类生命发展的逻辑。然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技术在理论上能极大地渗透甚至改变人类生命的进程。“基因人”“机器人”等将会集成人类的智慧和能力，成为能够独立于人类存在且生命机能很有可能全面超过人类的“超人”。因此，构建教育技术文化体系，从根基上消弭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之间的乘离，使人类的生命逻辑继续保持对技术的发展逻辑的规范与引领——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二)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的游离

“‘学理’源自法学概念‘学理解释’(academicinterpretation)，它是指教学研究机构、学者、专家、法律工作者等非官方主体对法律规范或案例所作的阐述与解释。”[6]学理是某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内所应具备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融合的学术理路，它包括概念、话语、知识等基本理论体系和主流的实践文化脉络。学理逻辑则是在阐述或建构学术理路时遵循的逻辑推理形式，是文化逻辑中的学术体系。学理解释的主体和思维不同，决定了学理逻辑的立场与推理不同；基本理论体系和实践文化脉络不一，也决定了学理逻辑的出发点与发展方向各异。

从文化层面对教育技术学的学理逻辑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其存在较为明显的游离特征。游离即根基不稳、依附不牢、脉象紊乱。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的游离，主要是因为基本理论的孱弱。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主要源自其他学科，其中，“媒体派”主要源自教育学和传播学，“学习派”主要源自教育学和心理学。但是，教育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的贫乏以及心理学理论的自我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导致了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的先天不足以及文化脉象的紊乱。

自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问世，教育学已诞生近400年，赫尔巴特曾开创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先河。但直至今日，教育学理论一直饱受争议，其与实践的脱离更是为人诟病。传播学孕育于20世纪20年代，其理论来源颇为庞杂，如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等。至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对当时颇具影响的传播思想进行整合，建构了至今仍占主流的施拉姆派传播理论，但其理论体系的完备也并未见长于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内部的相互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表现出对其他理论的排斥。因此，教育技术学在历经“视觉教学”“视听教学”“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信息化教育)”等发展阶段中，经常对教育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等不断涌现的某种理论显示出较为单一的偏好，并且这种偏好呈现出极大的跳跃性。因此，教育技术学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理论时也会呈现出迷茫的状况，并且在这种迷茫中很容易将技术发展的标准作为衡量自身发展的尺度。事实上，技术的进步对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比理论的渗透影响更为明显，这是导致其学理逻辑游离的根本原因。

基本理论的孱弱必然导致学科话语的失真，这也是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游离的主要表现。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却备受其他学科的质疑，引起了教育技术学和教育学原理之间的对话[7-8]。虽然教育学原理没有在其堆积如山的“教科书”中很好地向教育技术学提供高效的技术性理论，但教育技术经常被夸大为革新整个教育体系的力量，也同样令人对其产生怀疑。学科话语的失真，原因在于学理逻辑推理主体普遍存在着理论焦虑，也反映了教育技术基本理论建构的艰难。

(三)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漂移

实践主体的多元化和主体实践的试错欲望，是导致教育技术实践文化漂移的根本原因。我国教育技术实践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是有目共睹的，研究人员涉及教育、心理、计算机、物理、电子和传播等多个领域。多元化的实践主体，决定了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多元背景。而且，马克思赋予了“实践”以“试探、冒险探索和开拓性的含义”，即“通过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来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的活动。”[9]这与当代西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的“试错”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教育技术主体实践的试错欲望，可以说是教育学领域最为强烈的。这主要表现在研究人员热衷于将高新技术引入教育领域，并对技术呈现出明显的“喜新厌旧”态度，在目不暇接的“试错”中证明高新技术促进教育的有效性。“试错”固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但缺乏了理性的规整，“试错”不仅会沦为单纯的试错，还会衍生出僭越于教育之上的利益链条。

我国教育技术学的西学东渐，是教育技术实践文化漂移的外部原因。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简称AECT)1994年对教育技术的定义中“设计”“开发”“利用”的价值取向，虽然有效地规定了教育技术实践的范畴，但也不可避免地凸显了极其强烈的“有用性”思维，不仅在中国教育技术的实践中投下了巨大的工具理性阴影，还弱化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文化脉络，强力改变了其文化发展方向。“教育技术的工具定位，使得教育技术研究取向物化，研究者忘记了其所置身的领域和应用的对象，并建立了‘媒体技术发展等于教育技术发展，教育技术发展等于教育发展’的等式。”[10]当AECT2005定义将AECT1994定义中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等五个范畴整合为“创造”“使用”“管理”等三个范畴，再次在我国掀起波澜之时，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中国教育技术界如何建设自己的专业？中国如何确定自己的‘教育技术定义’？我们如何借鉴AECT的经验，通过专业协会汇聚全国的智慧和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11]等根本性问题。难以避免的是，在引进西方教育技术理念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依附，以及使用发达国家文化模式来裁剪中国经验事实等现象，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这也使我国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漂移进一步加剧。但是，教育技术定义的本土化探索一直在不断进行，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技术研究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如AECT2005和AECT2017都对技术伦理给予持续的关注，这在我国也同样如此。

三、诠释中国经验的教育技术学的文化自觉

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奠基者孙明经先生，曾“在蔡元培的指导下将电影当作唤起民众之利器和教育之有力工具”[12]，致力于通过技术来普及教育和改造文化，实现中国的救亡图存。南国农和萧树滋等先生，完成了遭遇“文革”浩劫后电化教育的文化重建。当代诸多先生，则实现了当代教育技术学的文化繁荣和发展。在新时期，教育技术学只有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吸收更多的养分，汲取西方的有益经验，完成自身的文化自觉，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经验的表达。

(一)聚焦教育技术文化的研究

聚焦教育技术文化的研究，就是要将教育的生命逻辑和技术的发展逻辑置于文化逻辑的框架内加以调适。以文化经验来统合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能使教育技术的发展无限趋近于人类生命成长的向度。通过探寻教育技术文化的范畴、规律和功能，实现教育文化与技术文化的理论复调和实践交融，从而不断地改造人的文化经验，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

“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3]通过这些网上纽结，人类可以对客观事物编织合乎逻辑的认识之网，进而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范畴之网的编织，遵循存在论(本体论)、本质论、概念论的先后顺序。教育技术文化范畴的研究，即是对教育技术文化存在(本体)、教育技术文化本质和教育技术文化概念等三个方面进行推理和论证。教育技术文化存在的范畴，是对教育、技术、教育技术、技术文化、教育文化等原始的教育活动和现象进行抽象和概括的基本范畴，是教育技术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教育技术文化的本质范畴，既揭示内部各要素发展的普遍属性(共相)，也探索作为“教育技术文化”有机整体的独特个性。教育技术文化的概念范畴，则是在存在和本质的基础上，通过概念的学术化表达来建构理论体系的大厦。

教育技术文化的规律，取决于教育和技术的文化逻辑及其融合。相对于教育来说，技术的文化逻辑更容易受到忽视。技术的工具理性成分固然是异常凸显的，但应将其视为内涵更为广泛、更具人性化的技术理性范畴，强调其充满文化品位的实践属性。“马克思把技术实践看做人的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根基。在他看来，技术实践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性操作活动，而是人的整体生存方式，它表征着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内蕴着人之生存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关涉人的现实生存与历史发展。”[14]简而言之，技术实践也属于人之为人的文化过程范畴。技术实践渗透于教育领域，不仅是教育上的进步，更是文化上的改造和突破。教育技术博物馆的诞生，正是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在当代交融所生成的教育技术文化标识。

教育技术文化的功能，应该聚焦于人的文化经验的改造。马克思认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5]经验作为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认识自己、适应和改造外部世界的技术性体验。“教育的定义应该是经验的解放和扩充”[16]，“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16]。文化经验，是人类在特定文化体系中生成的充满活力的地方性思维与惯习。经验作为文化的内核，不仅建构了文化的模式，还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机制，而文化则是不断被诠释的经验。教育技术不仅是教育的工具，其文化功能的研究，应该着眼于对教师和学生文化经验的重组与改造。譬如，虚拟现实技术作为逻辑和形象的有机结合，不仅能使人通过虚拟实践体验到与真实经验相媲美的人工经验，还可以改造封闭式的班级授课制教育文化经验，使教育趋近于回归真实的生活与文化场景。

(二)廓清教育技术学的学理逻辑

廓清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包括厘清自身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路和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前者是探寻学科的文化之本，后者是形塑学科的文化形象。

厘清教育技术学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路，即探寻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化理论渊源，不仅要从教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中汲取丰富的理论滋养，还应将理论之根扎进文化的土壤，在中华文化母体中探寻其基本理论的生长点，注重对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以及两者交融的逻辑进行考察。教育文化的目的是文化经验的传承，内蕴教育理论的文化生长点、文化理路及文化表达方式，伴随着教育活动的始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儒家讲究伦理、道家讲究无为、法家讲究法治、墨家讲究逻辑等，都给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诚如梁启超所言之“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之“国性”，构成中国教育技术学文化之根。技术文化的逻辑支点是技术理性，它“在其中扮演着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是技术发明与改进的逻辑支点，引导和驾驭着众多非理性因素及其活动。”[17]我国古籍中同样蕴含丰富的技术文化思想，如《庄子》《天工开物》等，奠定了中国技术文化发展的逻辑基础。因而，教育技术在形态上是教育与技术的结合，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是经验的教育文化与理性的技术文化在人的生命成长向度上统合的规律。这正是教育技术学的文化基本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是形塑教育技术学学科文化形象的重要途径。教育学在结构上是一种统合性学说，在其多元化发展的既定情况下，只能为绝大多数的教育活动提供普遍性的理论。教育技术学要与其他学科形成对话，应秉承“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理念，遵循由重叠共识到公共理性的对话逻辑，致力于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公共文化的要义在于意义共享，包括交融的思想、有效的表达、严谨的对话等。事实上，“教学设计”“教育信息化”“信息化教育”等概念，自教育技术学引进或创制以来，基本得到其他学科的认同，形成了教育学的公共概念，实现了学科对话的公共理性。但是诸如“慕课”“翻转课堂”“魔灯”等概念，还是引起了诸多的争议。因此，教育技术学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应当充分考虑中西文化的异同、话语逻辑的理性规约、说理方式的严谨性等因素。惟其如此，教育技术学的话语体系才具备自明性、完备性和通约性，才能有效渗透到教育学中，涵养和建构教育学公共文化，使其学科文化形象更加清晰和饱满。

(三)培育教育技术实践主体的文化自觉

教育技术的实践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才能在构建特定的文化场域中持续发挥育人的效应。因此，通过提高实践主体的理性能力，培育其文化自觉，是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旨归。

康德认为，“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那里，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18]康德建构了以理性为能力，从而自由通达目的的文化图式。理性是文化的内核，文化自觉的实现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提高。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因此，在实践主体多元化既定的情况下，以理性来规整主体的试错欲望，是教育技术实践文化得以稳定生成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具体来说，要求教育技术实践的主体，把兼具认识理性和解释理性的理论理性与兼具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过程理性的实践理性统一起来，不仅要依据技术的尺度进行实践，还要将教育的核心理念贯穿其中，将技术改造成能够持续促成个体生命成长的稳定的文化场域。

一体化技术论文篇3

一、前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力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快速进步和发展，回顾人类社会法学理论进步的历史过程，发现法学理论进步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发展下促进的历史。因此，深入研究和分析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对法学理论进步发生作用，客观科学的理解科学技术革新与法学理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研究理应成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和法学理论进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科学技术发展对法学理论本体的影响

科学技术进步发展对法学理论本体和法学理论运行的影响。正是因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丰富了法学理论规范的内容，促进着法学理论文化的进步，以及科技方法在法学领域中广泛运用。

(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丰富了法学理论的内容。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也为法律的权利主体带来了许多的新问题，这些尚未解决而有待研究的法学理论问题。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的发展，在促使法学理论主体范围扩大的同时，自身也成为受法学理论所保护的客体，促进了法学理论保护客体范围的扩大。[1]知识产权法的诞生便是最有力的明证。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和演变，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进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本身成为法学理论关系的客体。

(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着法学理论文化的进步。

法学意识是法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为探索法学理论现象的各种法学理论学说，[2]对现行法学理论的评价和解释，对权利义务的认识，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等。在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对人们法学理论意识的改变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的发展导致人们的法学理论意识的日益科学化;其次，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的发展，还使许多科学上的概念、解释被引入法学理论当中;第三，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的发展加快了法学理论文化的传播。

(三)科学方法在法学理论领域中的应用。

科学方法在法学领域中的应用，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对法学文化的影响中就有所体现。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的发展，对法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和和法学理论研究方法产生着最深刻地影，科学进步使的数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系统科学理论融合到法学理论领域。

三、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法学理论运行的作用

法学理论运行包括法学理论的生成和操作的各环节。体现在法学理论之中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才得以在社会生活中被转化现实。

(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立法的科学化。

立法观念的科学化。首先，体现在在立法观念上实现的科学化，把立法工作看作是一种与科学有关的实践活动，从正面影响立法。其次，体现在立法制度的科学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立法权限划分制度、立法运作程序制度、立法主体设置制度等制度趋于科学化。

(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司法科学化。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的发展，促进了司法活动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司法证明标准经历了从“神证”到“人证”和从“人证”到“物证”的两次质的飞跃。这两次飞跃的实现就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的必然结果。

(三)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法学理论责任的影响。

法学理论责任的归结，简而言之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承担起法学理论责任。回顾历史上法学理论责任的归结，其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归责原则客观化的过程，是在过错责任的范围之内，有过错推定的广泛运用;在过错责任的范围之外，则有无过错责任的大力推行;[3]在这实现归责原则的客观化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了的技术革新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促进法学理论成熟和合理的有力武器。法学理论的进步是指法学理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合规律性”的视角分析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推进了法学活动的科学化，法学文化的合理化，以及法律进步的快速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客观分析了科技进步和法学进步说明二者在终极意义上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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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技术论文篇4

【关键字】信息传播城乡一体化网络数字电视

一、引言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城市与乡村相互融合形成一体的过程。国际经验表明，当城市化水平处在50%左右时，是推动城乡融合的最佳时期。当前，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达44.9%，正是城市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和传播，改善城乡关系的最好时期。在我国现阶段，城乡一体化有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在坚持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策限制，统一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村与城市共享现代文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到2022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有什么问题与难点呢，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这个目标的达成？下文着重分析如何利用新的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问题。

二、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1、整体规划不完善，无可借鉴的经验

城乡一体化如何做，具体怎么安排，目前并没什么任何可借鉴的观念，对于农民来说，这是绝对新鲜的词，对于大多数官员来说，也是有很多东西还需要去学习、体会，并且不同地区贫富差异也比较大，加上这个目标是新制订的，还未能从上而下很好的展开，所以在整体规划上还显得十分混乱，无法做到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各类政策。

就拿2006年提出的“千村路路通工程”来说，它可以认为是城乡一体化观念进行铺垫的东西，但实际上，即使是比较发达的广东地区，很多地方至今仍没实现所谓的千村路路通，这倒不是说执行不了，而是缺乏整体的规划，如：整个工程大概要多少预算，较落后与发达地区资源怎么分配，都缺乏有效的规划，因此这样的工程最终只能实现到一半而不了了之。

2、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存在制度盲点

我国农地流转早已存在，具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2003年3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标志着鼓励自愿、合法、有偿流转的新型土地制度正式确立，全国各地不同形式的农地流转大量产生。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更强调土地承包权的长久性，鼓励推进土地流转。但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征用很不规范，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随意变更承包关系、占用农地、改变农地所有权属等，造成大量的土地纠纷，影响农村稳定。

3、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落后

城和乡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本人认为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基础设施和思想意识，思想意识的提高下文会着重讲解，但基础设施落后问题，是短时间不大可能解决的，因此要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2022年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十分困难，这需要各方的大力支持与协同。

具体体现为：

(1)城镇规模过小，城镇本身的“容量”需要扩大。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建制镇已达到19216座，城镇人口16984万，平均每座城镇只有8千多人，若扣除1689座县级城镇，平均每座非县级城镇只有5千多人，不足5千人的城镇有1万多个；平均每个小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只有0．3平方公里。同时，由于遍地开花，乱铺摊子，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简陋，文化、娱乐、卫生等公益事业发展滞后，市场功能残缺等各类问题制约了城镇的进一步发展。

(2)建设投入短缺，城镇发展的“瓶颈”需要突破。

目前，小城镇建设的筹资渠道窄、建设投入少。金融方面，随着基层金融机构的撤并收缩，国家投资重点转向大中城市，小城镇建设的信贷投入微乎其微；引资方面，受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的影响，小城镇的发展环境无法与大中城市竞争，吸引外商进镇投资的规模有限；财政方面，由于县财政实行垂直管理，乡镇政府无力调剂资金用于城镇建设，县级财政由于“僧多粥少”而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由于银行投得少、向上争得少、市场筹得少，小城镇建设只能依靠土地收益和社会投资作支撑，而绝大多数农民刚刚跨越温饱，进镇建房后资金所剩无几。从而，资金短缺是制约城镇发展的最大“瓶颈”。

4、思想观念落后，“城乡”之间存在代沟

4.1、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少数领导干部没有充分认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意义，不能辩证处理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等能够产生直接效益的工作上，而对城镇建设、农业劳动力转移等工作重视不够。

4.2、作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主体，一些群众思想僵化、行动消极，突出表现为四种心理：

(1)留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认为“种田是万本利、进城是找苦吃”，既不愿意离土、也不愿意进厂，当然中小城镇难于消化这么大的劳动力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怕离开土地失去生活依靠，怕进入城镇找不到就业门路，怕转移住宅不适应环境；

(3)是划地为牢，死守田园，欺生排外，不愿对外交流；四是等待观望，苦度穷熬，寄希望于政策搬迁，寄希望于政府扶持。

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人为地在农村与城镇之间划上了界限、制造了“鸿沟”，难以推进城乡通融、协调发展。

三、如何用新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涉及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等问题相信在未来十年内，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是比较容易得到解决的，本文着重论述解决相关制度执行透明化、农民思想意识提高等方面，而这些问题与信息传播有着极大的联系。

在以往最流行的传播方式莫过于纸张，但对于思想意识、文化知识都跟不上的上一代老农民，让他们都去看报纸了解最新的政策情况等，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最新的传播技术——数字电视、互联网等却让广大农民思想意识的提高以及政府政务信息的透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数字电视、有线电视

对于大多数农村地区都不具备有线电视或数字电视的使用条件，很多家庭的电视往往只能接收到一两个基本的省一级的电视台，连县市一级的电视都没法接收到，这样如果政府有什么新消息、新政策之类的，对于大多数农民都事必蒙在鼓里，因此在农村普及有线电视也必须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考虑到城乡一体体化的周期，如果能普及数字电视，则更有意义，与普通的有线电视比，数字电视为用户提供了互动的可能，这对政府与民众的交流都存在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2、网络传播

网络传播，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它们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美国最新的总统奥巴马实际上就是一个极善于利用互联网的总统，因此农村普及互联网显得犹为重要。

信息技术是最活跃、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广泛的现代教育手段。计算机多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而且还打破了传统学校的界限，大大地拓展了教育的时空界限。为此，借助信息技术，可以发挥优质教育资源最大的社会效益，从而为实现区域内、区域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广阔平台。这对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起着不要缺少有作用。

农村普及互联网并非真的要家家都装个宽带，让大家都上网去，而关键是放在城乡教育一体化，通过网络化教学，利用网络上的优质的教学资源，解决了农村教学中资源匮乏的问题，这将能有效地推进了城乡一体化，促进教育的和谐发展。

3、广大官员需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意识

不管新传播技术多么的方便，更重要的是提升各地方官员自身的意识，要跟上时代潮流，只有政府与农民之间形成真正有效的沟通才有可能逐步提升农民的思想意识，才能解决部份农民怕进城的问题，并且相关的政策法规才能更有效的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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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用新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增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提高农民思想意识的问题，它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等同于部队里的团长和政委，光能打仗是没用的，做好思想工作是同样的重要，作为执行者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充分利用好这些新传播技术。

参考文献：

[1]顾益康、邵峰：《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兼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1期。

一体化技术论文篇5

由于机械系统与微电子系统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别，两者间的联系须通过机电接口进行调整、匹配、缓冲，因此机电接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行电平转换和功率放大。一般微机的I/O芯片都是TTL电平，而控制设备则不一定，因此必须进行电平转换；另外，在大负载时还需要进行功率放大；

（2）抗干扰隔离。为防止干扰信号的串入，可以使用光电耦合器、脉冲变压器或继电器等把微机系统和控制设备在电器上加以隔离；

（3）进行A/D或D/A转换。当被控对象的检测和控制信号为模拟量时，必须在微机系统和被控对象之间设置A/D和D/A转换电路，以保证微机所处理的数字量与被控的模拟量之间的匹配。

1、模拟信号输入接口。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反映被控对象运行状态信号是传感器或变送器的输出信号，通常这些输出信号是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如位置检测用的差动变压器、温度检测用的热偶电阻、温敏电阻、转速检测用的测速发电机等）计算机要对被控对象进行控制，必须获得反映系统运行的状态信号，而计算机只能接受数字信号，要达到获取信息的目的，就应将模拟电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接口——模拟信号输入接口。

2、模拟信号输出接口。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控制生产过程执行器的信号通常是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如交流电动机变频调速、直流电动机调速器、滑差电动机调速器等。而计算机只能输出数字信号，并通过运算产生控制信号，达到控制生产过程的目的，应有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电信号的接口——模拟信号输出接口。任务是把计算机输出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以便驱动相应的执行器，达到控制对象的目的。模拟信号输出接口一般由控制接口、数字模拟信号转换器、多路模拟开关和功率放大器几部分构成。

3、开关信号通道接口。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控制系统中，需要经常处理一类最基本的输入/输出信号，即数字量（开关量）信号包括：开关的闭合与断开；指示灯的亮与灭；继电器或接触器的吸合与释放；电动机的启动与停止；阀门的打开与关闭等。这些信号的共同特征是以二进制的逻辑“1”和“0”出现的。在机电一体化控制系统中，对应二进制数码的每一位都可以代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状态，此状态作为控制依据。

（1）输入通道接口。开关信号输入通道接口的任务是将来自控制过程的开关信号、逻辑电平信号以及一些系统设置开关信号传送给计算机。这些信号实质是一种电平各异的数字信号，所以开关信号输入通道又称为数字输入通道（DI）。由于开关信号只有两种逻辑状态“ON”和“OFF”或数字信号“1”和“0”，但是其电平一般与计算机的数字电平不相同，与计算机连接的接口只需考虑逻辑电平的变换以及过程噪声隔离等设计问题，它主要由输入缓冲器、电平隔离与转换电路和地址译码电路等组成。

（2）输出通道接口。开关信号输出通道的作用是将计算机通过逻辑运算处理后的开关信号传递给开关执行器（如继电器或报警指示器）。它实质是逻辑数字的输出通道，又称为数字输出通道（DO）。DO通道接口设计主要考虑的是内部与外部公共地隔离和驱动开关执行器的功率。开关量输出通道接口主要由输出锁存器、驱动器和输出口地址译码电路等组成。

二、人机接口

人机接口是操作者与机电系统（主要是控制微机）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接口。按照信息的传递方向，可以分为输入与输出接口两大类。机电系统通过输出接口向操作者显示系统的各种状态、运行参数及结果等信息；另一方面，操作者通过输入接口向机电系统输入各种控制命令，干预系统的运行状态，以实现所要求的功能。

1、输入接口。

（1）拨盘输入接口。拨盘是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常见的一种输入设备，若系统需要输入少量的参数，如修正系数、控制目标等，采用拨盘较为方便，这种方式具有保持性。拨盘的种类很多，作为人机接口使用最方便的是十进制输入、BCD码输出的BCD码拨盘。BCD码拨盘可直接与控制微机的并行口或扩展口相连，以BCD码形式输入信息。

（2）键盘输入接口。键盘是一组按键集合，向计算机提供被按键的代码。常用的键盘有：

1）编码键盘，自动提供被按键的编码（如ASCII码或二进制码）；

2）非编码键盘，仅仅简单地提供按键的通或断（“0”或“1”电位），而按键的扫描和识别，则由设计的键盘程序来实现。前者使用方便，但结构复杂，成本高；后者电路简单，便于设计。

2、输出接口。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发光二极管显示器（LED）是典型的输出设备，由于LED显示器结构简单、体积小、可靠性高、寿命长、价格便宜，因此使用广泛。常用的LED显示器有7段发光二极管和点阵式LED显示器。7段LED显示器原理很简单，是同名管脚上所加电平高低来控制发光二极管是否点亮而显示不同字形的。点阵式LED显示器一般用来显示复杂符号、字母及表格等，在大屏幕显示及智能化仪器中有广泛应用。

结语：

接口技术是研究机电一体化系统中的接口问题，使系统中信息和能量的传递和转换更加顺畅，使系统各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系统。接口技术是在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接口技术的研究也必然促进机电一体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机电一体化系统的设计，就是根据功能要求选择了各部分后所进行的接口设计。接口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控制性能，以及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此接口技术是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关键环节。

参考文献：

[1]费仁元，张慧慧，郑刚。机电接口技术的内涵和发展。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4）

[2]佘明辉。基于机电一体化系统接口技术的研究。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

一体化技术论文篇6

1、电子技术类课程的特点

电子技术类课程着重介绍电子元器件的组成结构、工作原理、功能特性以及应用方面的知识。侧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根据电子学原理，运用电子器件设计和制造实现某种特定功能的电路。如果只讲理论知识，学生看不见、摸不着实际的器件，听起来肯定是抽象难懂，枯燥无味。比如电阻这个元件，让学生亲手识别测量要比在课堂上讲再多的理论效果要更直接和有效。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学生学在其中，乐在其中，显著提高了教学效果。

2、学生顺利走向工作岗位的需要

一体化教学的课堂就是学生的实训室，实训室就是教学课堂。学生平时就能接触到各种电子元器件和仪器设备，在模拟的生产环境中进行综合性的技术训练，结合理论知识进行实际操作，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逐步实现从学生到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人才的转变，当学生走向工作岗位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操能力，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和胜任岗位工作，缩短了学生毕业与就业的距离。

二、一体化教学的实践改革

1、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

一体化教学对教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都有很高的要求，需要一批理论知识扎实、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双师型教师。学校一方面聘用企业的工程人员做兼职教师，带动本校教师技能的提高。另一方面让教师到企业培训或者直接参与项目建设，熟悉实际操作和现代企业对毕业生的要求。

2、教学内容模块化

电子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是高职院校的教材和实验内容往往多年没有更新。教学和实际应用联系不够紧密，学生毕业后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工作岗位的需要。这就要改革课程内容和体系，紧跟电子技术发展，注意理论和实践并重。根据课程的教学目标，采用任务驱动的模块化教学，不仅让学生做验证性实验，还要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做一些设计性实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教学内容不仅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更是将经典理论与先进科技相结合，真正实现教学做一体化。

3、建设多功能一体化教室

以往理论课和实训课单独教学，造成理论和实践脱节，学生理论课听得枯燥、抽象，实训课对电路工作原理又知之甚微。而建设多媒体、实验器材、实物一体化的教室，真正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于一体，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操作技能。

（1）教师结合多媒体和仿真软件进行教学，生动直观。例如在讲解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等比较难理解的内容时，借助FLASH动画将抽象的内容直观的表现出来。

（2）向学生展示实物，学生通过直观感知和实际操作，学习专业知识不再抽象。例如在讲解电动机控制时，通过展示各种低压电器来介绍其工作原理，学生较容易接受和理解。

（3）教室配备各种实验器材，随时进行电路仿真设计和设计性实验，例如收音机、自熄开关的组装、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等，为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创设了良好环境。

4、改进教学方法

以往教学只停留在口头说教和机械模仿操作的层面，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欠缺。一体化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作为教师要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实行以学生为主体、探究实践为主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灵活采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等方式，给学生创造个性化、创新化的学习空间。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分层教学，分配不同的任务，使每个学生都能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内享受到摘到桃子的喜悦。对综合性问题以分组讨论的形式学习，在生生讨论、师生讨论的活跃课堂氛围中，拓宽学生眼界，完成知识的积累，技能的提升。

5、改革评价考核方式

传统课程考核中，以期末考试成绩占70%、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占30%的方法来计算总评成绩，忽略了平时的阶段性测试，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体化教学模式中，增加阶段性测试，以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为主，注重考核学生的实验技能水平，并计入总评成绩的50%（综合性实验30%，设计性实验20%，期末成绩30%，课堂表现和作业20%）以此让学生对实训引起一定的重视，激励学生提高实践操作能力，同时便于教师随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进度。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