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业的优势篇1

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再工业化”战略。然而，不同国家之间“再工业化”战略亦有本国情景之差。美国“制造业复兴”战略是其“再工业化”战略的基本内容和具体体现。目前国内学界、政界和业界对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复兴”战略的关注仍然停留于对美国政府最初提出的个别计划和政策的引介，对最新的政策进展、政策背后深层次的战略动机和决策逻辑的系统揭示仍是空白。缘于尚不完备的信息和认识，有学者对美国是否具备成功实现再工业化战略的基础和条件存在质疑。实际上，为保证“制造业复兴”战略的有效推进，美国政府不仅制定了完备的政策框架和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而且构建了多层次的管理和组织保障体系，战略部署思路清晰、重点明确，其步步为营、有效展开的制造业复兴战略，必将对全球工业竞争格局、进而对我国的切实经济利益产生长远、深刻的影响。

一、正确认识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

（一）美国再工业化的核心是构筑新的制造业竞争优势

美国政府提出并实施的“制造业复兴”战略并不是简单的“再次”工业化，即不是通过促进海外工厂的回归来恢复传统制造业、做大制造业规模。如果仅仅将“制造业复兴”战略理解为“再次”工业化，那么确实较易于倾向性地认为美国不具备实现“制造业复兴”战略的基础，毕竟美国在劳动力成本、产业链配套、专业技术人才、市场规模等方面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综合产业竞争优势，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确实不太可能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逆向回归。但是，美国“制造业复兴”战略的核心内容是依托其在ICT、新材料等通用技术领域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加快促进人工智能、数字制造、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先进制造技术的突破和应用，推动全球工业生产体系向有利于美国技术和资源禀赋优势的个性化制造、自动化制造、智能化制造方向转变。

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制造业复兴”战略呈现出以下四方面的特点：首先，“复兴制造业”是美国改变过度依赖金融业和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形成新的制造业投资活力、减小贸易逆差压力、从而寻求经济再平衡的努力。其次，“复兴制造业”是美国技术优势与产业优势重新配对的过程，是要巩固和加强美国的创新能力。再次，“复兴制造业”的方向是发展新兴产业，争夺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数字制造、大数据等先进制造技术以及新能源、航天航空、宽带网络、干细胞等新的产品领域成为美国制造业复兴的重点。最后，“复兴制造业”并非要重构完整制造业体系，其重点是率先突破和使用先进制造技术和制造工艺。

（二）美国再工业化的系统部署

美国“再工业化”的政策体系和措施，具有十分明显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其焦点是那些由美国发明创造但缺乏本土制造能力的高技术产品。2011年6月出台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旨在举全国之力，通过官产学合作加大对新兴技术和技能的投资，支撑能够创造高质量就业、鼓励企业投资于国内制造业部门。2012年7月，“美国制造业复兴计划”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最为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一，共包括“三大类十六项”政策建议。围绕着这些政策建议，美国政府各部门及各地区已经部分实施了相关政策措施。

第一，建立与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制造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府组织和管理体系。为了保障政策的落实，美国新设立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政策落实的专门的或者由主要政府部门（如白宫、商务部、国防部、教育部、能源部、NASA等）牵头的机构和工作小组。这些机构分工明确、权责清晰，为有效促进先进制造技术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第二，通过管制、税收和贸易政策的配合，提高本国发展制造业的吸引力。政策目标是引导和鼓励资本进入先进制造业，包括为先进制造业实行更为“智能”的行业管理，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管制和审批，降低制造企业投资的间接成本。政策包括：为（先进）制造业企业减税，同时要求企业为海外利润纳税，加大、简化和常态化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R&D（researchanddevelopment）信贷等政策手段；设立新的贸易强化小组，加强对国际贸易利益的争夺。例如，相比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案已经翻番；针对我国稀土贸易的诉讼案背后是美国政府为了加强控制风力发电机和锂电池等先进制造业产品所需的关键原材料。

第三，完善发展先进制造的产业和技术基础设施。政策目标是构建先进制造业部门创新体系，主要的政策提案包括：建立国家层面的先进制造业战略，建立识别和优先发展关键领先技术的系统化过程；增加对关键领先技术的R&D投资；修改企业使用高校研发设施的限制，强化校企合作；鼓励企业嵌入高校创新生态系统，并为企业提供从创立到成长的全方位融资，为先进制造技术的商业化创造更为稳定的环境；建设全国性的先进制造业门户网站，建立可供检索的制造业资源数据库，作为广大企业能够便捷接入的基础设施。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斥资10亿美元搭建15个全国性“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网络。如奥巴马总统动用了4500万美元的联邦投资用于建设“添材制造”（以3D打印为代表）示范研究所。

第四，大幅提升对先进制造技术的R&D支持。美国总统的2013财年预算中包括Z22亿美元的先进制造业（包括高端材料）R&D支出，较上年增长19%。相关项目包括“基因材料计划”、“智能”制造、发展生物制造业以及“国家机器人计划”。为了确保和协调R&D投资，政府还设立由商务部牵头的部际“国家先进制造业计划办公室”。

第五，稳固人才管道，形成与先进制造业相匹配的人才结构。政策目标是大量培育先进制造业所需的技能工人和专业人才。政策提案包括：澄清民众对制造业的误解，增强制造业就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通过多部门协作，完善先进制造业技能认证和鉴定体系，扩大先进制造业的劳动力供给；大学开发新的教育项目和课程，加强对先进制造业的关注；设立全国性的先进制造业奖学金和实习制度，为制造业就业创造资源和提升认知度。已经实施的政策包括两项：教育部和劳工部共同负责“社区职业大学基金”，用于培训200万技能工人以满足产业所需；国防部设立“军方认证与许可特别工作组”，为军人创造胜任高技能先进制造工作的机会。

由此可见，美国围绕“制造业复兴”展开的一系列经济战略部署可以概括为：巩固既有优势，构筑新的优势，消除不利因素，创造有利环境，核心是树立美国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

二、美国再工业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系

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是通过制造业的调整振兴重塑美国产业竞争优势。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普遍陷入失业率上升、信贷增长乏力和财政状况恶化的困境。为尽快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恢复国内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美国等发达国家先后抛出“再工业化”计划。在再工业化浪潮中，发达国家促进工业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实体经济比例，鼓励制造企业“回归”国内，从这个角度看，“再工业化”是对“去工业化”的反思与纠正；同时，“再工业化”浪潮中，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强技术、品牌、专利、标准等无形资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升级产业结构，发展高附加值新兴产业，淘汰低技术含量、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传统产业，从这个角度看，“再工业化”是“去工业化”的延续与升级。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引领的工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全面革新，高端消费市场、快速响应能力、知识型员工和技术创新等发达国家占有的要素成为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希望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扩散，冲击发展中国家在中低端要素上的成本优势，构建新的全球产业竞争秩序和产业利益分配方式。因此，无论是“再工业化”，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目的都是为了突破发达国家由于虚拟经济不振造成的经济发展困境，通过强大制造业重拾全球产业竞争优势，在产业政策上都反映为对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重视。

美业的优势篇2

关键词：贸易互补性,贸易结合度,rca

引言

1999年中美货物贸易为610.5亿美元,2005年增长到2119.2亿美元,美国连续多年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国。2005年中国对美出门货物价值达1631.8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27.5%;若按美方统计计算,200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高达2598.3亿美元,占当年美国总进口的15%。随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逐年增加(2005年达1141.97亿美元),导致厂对中国不断增多的反倾销诉讼和技术性贸易壁垒,但这不能真正反映中美贸易的本质,即中美贸易的互补性。本文试图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1999-2005年)来观察分析中美两国间贸易互补性,证明两国贸易的相互依存。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为保持数据的-致性,本文所用数据全部来自wto2000-2006年度的《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wto每年的年度《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中的贸易商品是在sitc分类基础上重新分为四大类给出统计数据的,并且每一大类项下的部分子类商品也给出了具体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在分析中美两国间比较优势-与贸易互补性时也是以这四大类及其子类商品为比较对象进行的。

本文将从贸易结合度、显示性比较优势和出口产品相似度等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中美贸易的相关及互补性。

中美贸易互补性分析

1.中美贸易结合度

贸易结合度指数是一国对某一国的出门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国的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常用来衡量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cdab表示a国对b国的贸易结合度,xab表示a国对b国的出口额,xa表示a国出口总额,wb表示b国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进口总额。如果tcdab数值小于1,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联系松散;如果等于1,则为平均水平;如果大于1,则贸易联系紧密。

表1数据表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很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有着相似的变动趋势。1999-2001年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同期美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下降,1999年为17.56%,2001年降为13.77%,而同期中国对美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维持在40%左右;这期间美国对中国贸易结合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美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99年的28.01%上升到2001年的35.96%。2001-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结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持续下降,2001-2005年分别为38.43%、38.45%、34.77%、33.13%和31.95%;同期美国对中国贸易结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美国总出口额的比重增长的速度小于中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比重增长的速度。数据表明,中美两国的贸易结合度很大,美国消费市场对中国的商品需求旺盛,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相对较小,则说明中国对美国的商品需求相对较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限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尽管如此,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还是非常紧密的。

2.中美比较优势(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和贸易互补性指数

rca指数表达了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的出u所占的比例相对于世界贸易总额中该商品贸易所占比例的大小,计算公式为:

其中,rcaxik代表i国在k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xik为i国k类商品的出口额,xi表示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w表示所有商品的世界出门总额。如果rcaxik大于1,表明i国在k类商品的出口上相对集中,由此可推断

该国在这类产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当rcaxik小于1时,表明i国在众类产品的生产上不具比较优势。

作者就此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基础上参考了于津平(2003)提出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并进一步测量了中美在不同贸易品上的互补性指数和加权平均后得到中美间贸易互补性指数,以便从实证方面分析中美间贸易的互补性,计算公式有:

式中rcamik代表j国在k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劣势,其数值越大,表明劣势越明显。mjk表示j国k类产品的进口额,mj表示该国所有产品的进口额。cijk代表i国与j国在k类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cij代表i国与j国的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它是所有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加权系数为世界贸易中各类产品的贸易比重。参考于津平的定义,贸易互补性指数越大,说明i国与j国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吻合度越大,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越强。根据作者计算,表2和表3分别给出了中国出口和美国进口以及美国进口和中国出口的四大类共28项分类产品1999-2005年的比较优势指数、比较劣势指数值、贸易互补性指数以及综合贸易互补指数,其中部分仅给出了2004-2005年的比较优势指数值。

根据表2、表3数据分析,中美贸易显示出以下特点:

(1)中美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数。①从大类上看,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制成品,1999--2005年的rca均大于1。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农产品和制成品,其中制成品bca数值1999-2005年也均大于1,农产品rca2000年前小于1,2001-2005年大于1,表明中国“入世”后美国加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2001年后才显现比较优势。②从子类产品看,尽管中国的农产品总体上不具比较优势,但鱼类产品却具有比较优势,2004和2005年比较优势数值分别高达1.42和1.34。③1999-2005年中国在化工产品上的bca均小于1,而同期美国化工产品rca数值大于1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1.22。属于化工产品类中的医药产品的中国的bca值更是很低,而美国的医药产品rca远高于中国,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1.06和0.95。④在其他半制成品类上,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美国不具有比较优势:⑤在机械运输设备上中国也只在2002年后才具比较优势,美国的rca值一直在1.24左右波动。⑥在办公和通讯设备上,两国的rca均大于1,但在子类商品通讯设备、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类产品上,则具有明显的互补性。⑦在汽车类产品上,尽管两国的rca均小于1,但中国的rca非常小,而美国的rca一直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1.06,已表现出比较优势。⑧在纺织品和成衣类产品上,中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在对制成品子类分析的基础厂,尽管两国在制成品上均表现出比较优势,但具体体现比较优势的较为明细的分类产品是互补的,因此中美在制成品类上仍具有互补性,我们认为这是中美两国资源状况和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美国劳动力价格远高于中国,因此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以降低成本,使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导致了中国出口的大幅增加,因此这些产品用量化的rca体现的指数值就大于1。由于企业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美国国内生产减少,需要进口,因此在这些产品上用量化的rca体现的指数值就小于1,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中国制成品分类产品rca大于1,而美国的小于1的原因。但是由于有些制成品的生产本身技术要求很高,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也很高,同时由于美国国内技术管制和贸易的限制,这些产品只能在美国生产,中国对该类产品的需求只能靠进口,因此美国在这些产品上的rca值大于1b寸,中国在该类产品上的rca值小于1。

需要说明的是,分析中强调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并不否认中美贸易的竞争性,这在表中制成品部分子类产品上有所体现,如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2004-2005年rca均大于1,表明在该类产品上中美两国均具优势,并且中美贸易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根据分类产品1999-2005年的比较优势指数,进一步观察发现部分分类产品的rca值处于较为稳定的变动趋势范围内,这预示中美两国在部分分类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也在变动中。中国在rca上有上升趋势的有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子类办公和通讯设备、汽车类、其他类机械和运输设备、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中国的汽车类产品rca尽管很低但在不断的上升之中;rca有下降趋势的有农产品、食物类、矿石和其他

矿物质产品、染料、有色金属、钢铁类产品、化工产品、成衣和其他消费品,农产品因不具比较优势,其rca一直处于下降中,这表明中国的农产品整体上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且有恶化的趋势;矿产品的rca很低且有下降趋势是与中国实际相符的,中国本身就是能源与矿产需求和进口大国,大量的不断增加的进口使rca低且不断下降。而美国,仅有办公和通讯设备和成衣的rca下降,其他类产品无论rca是否大于1均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未来美国不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具优势,而且越来越多的产品也会表现出比较优势。

(2)中美贸易互补性指数。从中国出口美国进口看,中美贸易商品的综合互补性指数平均值为2.48,且一直呈上升趋势,2005年高达2.51,高于平均值。从美国出口中国进口看,中美贸易商品的综合互补性指数平均值高达2.79,也一直呈上升趋势,2005年最高达3.11。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如杨希燕(2005)测算的2003年中国出口俄国进口的中俄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为1.04,俄国出口中国进口时仅为0.90;于津平(2003)测算的无论是中国出口还是进口,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很低,其测算的中国出口时中口贸易互补性指数最高值为1985年的1.37,1997年又降到1.08,相对于笔者计算的中美贸易互补性指数都很小。因此,无论是从中国出口美国进口还是美国出口中国进口分析,1999-2005年中美贸易商品的互补性指数很高,充分说明了中美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于津平在构造贸易互补性指数时指出,如果两国间的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该互补性指数就大;如果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该互补性指数就小。因此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中美两国间主要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3.中国与美国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similitudeindex)

为更深入揭示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可使用出口产品相似度(fingerandkreinin,1979)来衡量中国和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出口产品的相似性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si(ab,n)表示a国和b国出口到n市场(可以是第三国或世界市场)的产品相似度指数,代表a国出口到n市场中第k种商品所占的份额,则代表b国出口到n市场中的第k种商品所占的份额。

该指数的变动范围在0-100之间。如果a国和b国出口到第三市场的商品分布完全相同,则该指数为100,即对于每一种商品,都有若完全不相似,则该指数为0,即对于每一种商品k,部满足:若,则必有或者,则必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该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升,则表明两国的出口结构趋于收敛,同时也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相反,如果该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则意味着两国在第三市场上的专业分工程度正在上升,两个国家的贸易关系是互补的。

根据产品相似度指数计算公式,利用2000-2006年wto的《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数据,计算得出表4中美1999-2005年各类产品相似度指数值。表4显示,中美间的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值较高,都在60以上,表明中美向世界市场出口的商品分布的确存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表明中美在出口产品上就一定存在很强的竞争性。正如前文分析,由于中国廉价劳动力使很多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中国生产,转移到中国生产的这些产品往往是转出国国内不生产的,即使生产也是具有异质性的高端产品,因此尽管在国际贸易商品分类上归于一类,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现在很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环节已被标准化和程序化,而在中国的生产只是对零部件的组装或简单的加工后又出口,实质上处于一个产业链的底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与美国出口产品尽管相似度高,但竞争性不强。

图1表明,中美两国产品相似度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对于这个变动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两个解释:1999-2000年间,由于中国尚未“入世”,较高的关税抬高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劳动力的优势,得益于此,美国不具有劳动力优势的产品仍能在国内生产并在世界市场上同中国竞争,因此这个时期的中美出口产品相似度会升高。2001年中国“入世”后,关税的不断降低和出口管制及配额的取消,中国出口产品的劳动力优势彻底“显现”,与此同时,“入世”为众多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生产提供便利的机会,那些未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实际上生产的不是依靠劳动力优势为目的的产品,其本身和需要

依靠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产品就具有很高的异质性和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互补性,这自然使得中美两国出口产品相似度降低。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预测,未来中美两国出口产品的相似度仍会走低,而出口产品相似度随时间的推移降低,本身就意味着两国在第三市场上的专业分工程度正在上升,两个国家的贸易关系是互补的。

结论和启示

基于对中美贸易结合度、贸易产品比较优势、贸易互补性指数和出口产品相似度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中美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通过对各种测度指数时间变动趋势的进一步观察,发现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还将加强,表现为:其一,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稳中有升,尽管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会导致美国对中国贸易结合度下降,但其数值仍大于1,且只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但未见下降趋势;其二,中美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商品雷同性很小,且具体商品的比较优势指数或比较劣势指数在时间变动趋势上具有异方向性;其三,中美贸易互补性指数尽管很高,但自从中国“入世”后,一直呈现下降的变动趋势。

美业的优势篇3

国美，又一次走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过，笔者并非想“分享”这道舆论的盛宴，而是关注另外一件事：国美今年预期开店近500家，并打算提高供应商返利额3个点。言论一出，各大媒体又开始大呼小叫起来——国美，总让大众有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意思的是，各类时事评论员、财经作家引经据典、海阔天空的分析大抵让人云山雾罩，并未切中要害说到痛处。

何以国美式“勒索营销”的旧习不仅未有丝毫改进，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其实笔者的答案很简单，国美“勒索营销”屡试不爽的根源在于以下两个关键因素（其他因素均是细枝末节）：

1.家电渠道的垄断现状与趋势

2.过多供应商（生产厂家）产品层面的低端竞争与产品同质化趋势

先谈家电渠道的垄断现状与趋势。

国美现在实现了绝对垄断地位（一家独大）吗？当然没有，充其量只算“相对垄断”。毕竟还有苏宁在，毕竟广大的三四级市场国美还未完全布局完毕，毕竟厂家的自营店还能生存。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国美、苏宁在家电市场渠道上的强势地位以及持续做大的潜能。毫不夸张的说，某些家电企业如果不进国美、不进苏宁，也就失去了一、二级市场，也就失去了消费者心中的优势品牌地位，也就失去了销售额的大半。有这样竞争优势的国美自然可以“挟渠道以令厂家”。于是，在法制不完善，国美采取“勒索营销”的手段也就合乎逻辑且顺理成章了。毕竟，法制不到位的时候，势之所趋、利之所至，“道德的血液”价值几何？！

遥想当年，在家电市场“小国林立、诸侯纷争”的年代，国美只不过是家电分销渠道中十分不起眼的渠道之一，孰能料到，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国美异军突起，剑锋所指，如摧枯拉朽，传统渠道纷纷落马。

继往开来，谁敢说未来十年国美不会持续他的辉煌呢？

国美为什么有如今这种强势地位？笔者在拙文《国美与百度的“勒索营销”》/article/393/39304.html一文中说道：国美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抓住了家电市场渠道发展的必然趋势——连锁业态。不管这种业态在将来5-10是否还是必然趋势。但至少从他诞生起，就拥有其他渠道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大额采购、低价位、消费者口碑、服务优势、全国性的品牌优势。说白了，相对于旧有的家电商场，国美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有这样的竞争优势的国美自然可以“挟渠道以令厂家”。

其次，国美“勒索营销”屡试不爽的第二个因素：供应商（生产厂家）产品层面的低端竞争与产品同质化趋势。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现阶段的民用工业，与西方相比，毫无技术含量可言。有的只是低端的仿制与重复。各厂家之间，只有品牌的不同，产品外观的小小不同，而无产品技术含量的本质不同。如果说当年以联想、海尔为首的一批企业曾给国人一定的期望，那么今天的联想与海尔，已经完全沦为营销型的企业，在产品原创与核心技术上，已经无任何竞争优势。联想与海尔的写照，便是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写照。既然产品同质化严重，著名厂家的竞争优势也只是一点可怜的“品牌号召力”，一边是上游趋同质化多如牛毛的生产厂家，一边是有限且较为单一的渠道——家电连锁，那么厂家与渠道商的谈判能力也就“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至于一些不知名的中小家电企业，在面对强大的国美时，完全是“谈虎色变”与“叫苦连天”，几无讨价还价的能力——不进国美是等死，你还能怎么样？

所以，明白了国美式“勒索营销”的根源，也就找到了出路，笔者的解决之道如下：

第一，国美与苏宁的两强争雄确实不是什么好事。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垄断意味着腐败、意味着不合理，意味着服务最小化，意味着选择减少、意味着运营成本将转嫁到供应商及消费者头上，意味着市场的终结…所以，笔者的建议是将国美与苏宁的两强争霸的格局打破。方法之一是拆分国美与拆分苏宁，这决非危言耸听之论、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方法。至于如何落实到操作层面，自有高人。笔者不一一赘述。

美业的优势篇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比较优势原理的合理内核，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及其他基础要素资源的相对优势，通过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赢得了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竞争优势。当前，随着我国工业经济逐步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过渡，服务业必将成为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在继续巩固提升货物贸易竞争优势基础上，大力培育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推动建设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强国，必将是未来我国从经济贸易大国迈向经济贸易强国的战略性任务。服务贸易作为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形态，虽然与制造业国际分工有诸多不同，但参与国际分工的诸多原理仍然适用于服务贸易。考察当前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将国际分工理论中的内核运用到服务贸易发展中，对于研究制定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服务贸易要素密集度结构体现出的竞争优势现状与问题

2014年，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服务贸易总额为568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6%;其中出口1853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0%;服务贸易进口38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约15%;逆差累计1980亿美元。①我国服务贸易是短板，服务贸易逆差年年攀升，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服务贸易逆差连年增长，表明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处于劣势。从具体行业看，我国服务贸易优势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密集型行业，而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环境资源密集型服务，以及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的服务贸易均呈现逆差，这是当前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客观反映。

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中国服务贸易的优势领域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行业，2013年这一领域的服务贸易顺差达到466亿美元，2014年由于统计口径调整，商务服务差额由正转负，使得这一类服务贸易顺差减少至152亿美元。

建筑业是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这是我国当前的优势领域，随着我国周边基础设施开发计划、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带动的建筑服务和劳务输出服务的快速增长趋势是可以期待的，建筑服务的贸易顺差还将进一步增长。2014年建筑服务增长近40%，贸易顺差1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亿美元。

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属于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但对于我国的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出口而言，更多地是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尤其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离岸服务外包，更属于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离岸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服务业新型国际分工方式，未来的市场前景可观。随着2015年初《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的实施，作为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占主导的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在未来5年将保持不低于20%的速度增长。因此，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仍是我国的优势领域。2014年信息和计算机服务贸易增长25.6%，贸易顺差2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亿美元。

咨询服务也是人力资源密集型行业，我国拥有大量相对较低成本的高素质劳动力，因此，有发展咨询服务的优势。同时，咨询服务贸易收支也会受到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影响，不排除各类企业通过咨询服务贸易收支转移资本的可能。从短期看，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会有升值预期，加之人民币进入适度宽松周期，国际资本通过咨询服务收支流入我国境内的动能将逐步减弱。因此，咨询服务贸易顺差会有所减少，贸易总额将会保持适度增长。

技术知识、资本、环境密集型服务是竞争劣势领域。技术知识版权密集型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环境资源密集型服务总体竞争力不足。2013年贸易逆差分别达到190亿美元、5亿美元、769亿美元，2014年逆差分别变化至219亿美元、9亿美元、1136亿美元。

专有权和特许权的转让与许可贸易是技术贸易的一种形式。由于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总体上，我国这类服务逆差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但随着我国技术实力的增强，技术引进的增长速度会放慢，而技术出口会有所加快。

广告、影视等文化服务属于知识密集型和版权密集型产业。在这方面，我国要素禀赋优势决定了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不会太强。但是，随着国内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会逐步加快，这一竞争劣势会逐步得到缓解。

金融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虽然我国是金融大国、外汇储备全球首屈一指，但是，金融业开放度低，体制机制、管理和经营模式、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与先进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

旅游服务是对良好的自然风景、历史文化遗产及良好的生活休闲服务的一种消费。然而，我国目前景区因旅游环境、大气污染等客观因素，加之受国际经济增速回落影响，国外游客消费能力收缩，使得我国入境游市场发展惨淡。同时我国国民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国内旅游社等机构仍然热衷做出境游。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证制度逐渐便利，总体上旅游服务贸易会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入境游将长期滞后于出境游，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趋势和国际竞争力不足的现实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旅游服务贸易包括了教育、医疗等服务，数据有虚高成分。2014年旅游服务贸易增长近20%，贸易逆差为1136亿美元，为第一大逆差来源领域，逆差比上年增长367亿美元。

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服务的竞争优势远未发挥出来。运输和保险这两类服务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虽然我国拥有每年超过4万亿美元货物进出口规模，但是相关的国际运输和国际保险服务却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两类服务的竞争力仍然较差，这直接体现在贸易差额上。2014年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贸易逆差共758亿美元，仅比上年增长10亿美元。但随着我国货物贸易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话语权的提升，将逐步掌握跨境运输和国际保险的权利，这会使我国运输和保险服务贸易逆差迅速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

中国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劣势领域在短期内很难改变，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高企的态势短期内也难以扭转。但是，未来一个时期，为实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支撑中国制造升级换代的目标，就必须大力提升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既要弥补竞争劣势部门的短板，又要巩固优势领域的长处，全面实现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跃升，这是实现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培育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应遵循参与国际分工的客观规律

服务贸易是服务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具体体现。国际分工的基本原理与合理内核仍然适用于服务产业的国际分工。其中，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优势理论等所包涵的生产要素分工思想，以及生产要素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互动，对于筹划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显得尤其重要。

我国生产要素优势的动态变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产要素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随着经济成长而带来的生产要素尤其部分中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使得我国生产要素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劳动力绝对优势在逐步消弥，而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优势正在形成。随着用工成本的上升，我国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模式，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然而，我国受过较好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劳动力占比正在上升，目前新增就业中受到高等教育的数量超过一般劳动人口。因此，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正面临从利用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向利用劳动力的高效率转变。劳动力优势内涵的转变，也给我国发展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业创造了条件。

其次，资本要素已经由稀缺转变为相对丰裕。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约4万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我国已经由资本净流入国转变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也已超过千亿美元，在未来几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有望超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资本要素的相对丰裕，也为我国发展金融、保险、运输、电信等资金需求大的基础设施服务业创造了条件。但是，要把要素优势转变产业竞争优势，还需要诸多其他条件。

再次，在技术和知识要素方面，我国仍相对稀缺，体现为我国技术贸易主要以技术引进为主，专有权利转让费和使用费总体处于较大逆差状态，制造业领域的核心零部件、关键设备仍主要依赖进口。我国80%芯片都要靠进口，而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有2/3的设备投资依靠进口。技术和知识要素的短缺，是制约我国大文化行业、技术服务以及自主、高端的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自然资源要素在我国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不仅石油、矿产等资源需要大量进口，而且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我国旅游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开发利用和消费也受到影响。这对我国发展旅游服务极为不利。

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亟待转化为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首先，服务贸易对生产要素优势的开发利用远不足货物贸易。虽然生产要素优势作为客观既定的现实，反映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力表现则有较大不同。根据我们的研究，在货物贸易中，劳动密集型商品贸易仍是货物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贸易也是贸易顺差来源之一，仅有自然资源密集型商品是贸易逆差。这与服务贸易的要素密集度结构有较大差别。这表现为，虽然生产要素优势的动态变迁是培育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是，货物贸易对要素优势的开发利用更加充分，相关政策支持手段更加完善，甚至可以将部分劣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在培育服务贸易竞争中应加以借鉴。

其次，应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寻找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虽然竞争优势来源于要素禀赋及由其决定的比较优势，但现实中的国家竞争优势更具多样性、丰富性，如大国优势、制度优势、加工制造产业优势、外汇储备优势、中华文化优势等，如何将这些丰富的或是局部的优势转化为我国参与国际服务产业竞争与合作的优势，需要在战略和政策上加以引导。

从货物贸易看，我国货物贸易优势还未转化成为自主运输服务、保险服务优势，生产制造加工优势还未转化成为技术优势、知识产权优势和品牌优势。从服务业开放看，服务业开放度低，国际竞争力较弱，贸易逆差大，货物贸易优势还未转化成为相关的国际运输和保险等服务贸易优势，中华文化优势还未转化为文化贸易和版权贸易优势，服务贸易中的人才优势还未显现出来。从吸收外资看，利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现更高水平引进目标，实现从引资向引技、引智、引制的转变，外资企业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从对外投资合作看，我国资本和外汇储备优势还未转化为更大规模服务业走出去的优势。从国家战略与政策看，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还未完全转化为参与对外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政策优势，尤其是体现在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发展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性问题仍然突出。

培育我国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的思考与建议

培育我国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必须立足当前我国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动态变迁，在开放型经济大格局下不断拓展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来源渠道，推进服务贸易发展模式与促进政策的创新与完善。

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应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总体格局相适应。当前，我国部分高级生产要素优势正在局部形成，新型生产要素正在加速积累。如劳动力优势正逐步向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本优势转化，资本优势正逐步传导到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知识产权、标准等高级生产要素优势的积累中。因此，我国在确定服务贸易发展重点领域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的比较优势现状。

一是大力发展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这类服务贸易主要包括建筑服务、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咨询服务、商务服务，以及离岸服务外包等。中国应充分利用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及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此类服务，在相关领域培育一批在世界知名的服务产品和服务型跨国公司，如高铁、桥梁、电站等建筑服务品牌，以及软件外包、信息技术服务、呼叫中心等服务产品。

二是推动将开放型经济大国优势转化为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如利用货物贸易优势，逐步发展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大力发展海洋运输服务，包括转口服务贸易;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培育我国欧亚铁路运输服务优势。

三是积极发展跨界服务，利用中国优势服务弥补中国服务短板。如充分利用我国中医药优势，积极发展健康旅游服务产业，吸收国际游客消费中国的中医药、保健和养生服务，带动我国入境游市场。

充分发挥双向投资大国优势，积极培育服务业国际投资新优势。服务业国际投资是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模式之一。虽然我国双向投资规模均超千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双向投资均超过制造业，但服务业投资质量有待提升，服务业双向投资优势还不够突出。应充分发挥我国双向投资大国优势，培育服务业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新优势。

一是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在发展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服务产业的外向化程度。要加大服务产业招商引资力度，把外资企业逐步打造成为提升我国服务业竞争力、增强我国服务业出口能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重点引进一批面向国际市场的外资项目，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发展服务出口业务。

二是积极推动服务业走出去，不断增强我国服务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一方面，中国服务可以支撑我国能源资源、制造业走出去，另一方面，也可带动国内服务更加贴近国际市场。2013年，虽然我国对外投资中近70%都是服务业投资，但很多投在香港地区，而且集中在商贸批发、商务服务等领域。服务业海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不高。中国制造业、矿产资源等领域的海外投资需要大量的中国服务跟进，除了与投资直接有关的投资咨询调查、会计律师、金融、保险、物流等服务外，还有生活性服务，都需要中国本土服务企业跟随走出去。同时，随着制造业服务化的深化发展，中国服务升级中国制造已成必然趋势。必须培育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重优势。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日本，其高水平的制造业都有高水平的高度国际化的服务业支撑，制造业的国际化必然伴随着服务业的国际化。

深入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逐步形成我国服务贸易多元化国际市场新优势。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占比较小。今后，要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引导下，加强与沿线国家服务产业合作，推进服务贸易国际市场的多元化布局。

一是以服务贸易引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每一方面都与服务贸易紧密相关。传统上，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俄罗斯、中亚、西亚等国家的合作重点在于货物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然而，服务贸易是更高层次的合作，是人心相通的关键，要在技术、建筑、运输、旅游、文化、商务咨询、品牌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提升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层次，扩大对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规模，提升在我国服务贸易中的比重。

二是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积极配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大对东盟各国开展服务业贸易投资合作的力度。重点加强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提高我国在东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公共设施建设与运营、旅游、文化、医疗保健、技术和知识产权、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领域的商务存在规模。

发挥制度高效灵活与政策创新优势，逐步形成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优势。一是体制机制。服务业作为三大产业中最大的产业，其在经济增长、就业中的贡献最大，也是决定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地位的关键。建议强化服务业综合统筹协调机制，如建立国家服务业委员会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协调机制，在此机制下，制定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年度推进计划，解决制约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发展规划和其他重大政策问题。

二是财税政策。我国财税政策是按照制造业的模式来设计的，相关财税优惠政策也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出口退税、对出口的财政政策支持等也主要是针对货物贸易来设计，而对于服务贸易出口，还没有统一的财税支持政策。下一步应逐步将制造业时代的财税政策过渡到服务经济时代的财税政策，逐步建立一套适应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财税政策体系。

三是金融体制。与财税政策类似，我国的金融财政也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和货物贸易而设计的。然而，服务业由于轻实物资产，没有像制造业那样的大型厂房、机器设备、不动产等可以抵押，因此，服务业的融资更难。对于针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信用保险、贸易融资等政策也不完善，支持力度远不及货物贸易。因此，建议要加大针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特点的金融产品，利用无形资产和公共融资平台等方式加大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金融支持。

四是招商引资政策。货物贸易发展的经验之一就是特别重视招商引资，尤其是充分利用外资的外向化程度高的优势，把招商引资作为促进各地经济增长和促进出口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各地的招商引资仍然更青睐制造业项目，对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项目的招商引资力度较小。应像过去抓制造业招商引资那样来抓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的招商引资工作，制定相关的招商规划、投入足够的招商资源、制定相应的招商激励措施等，这是将国家鼓励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落地的关键举措。

美业的优势篇5

一国进行海外投资不仅受到本国、东道国经济环境的影响，还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制约因素的不同决定其拥有不同的投资动机，不同的动机决定了其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说来，日本进行海外投资主要有成本优势型、市场竞争型、资源获取型、战略导向型等典型动机（见表1）。

资料来源：参考相关文献总结整理。

（一）利用成本优势

成本最小化是海外投资生产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之一。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传统的以杜能、韦伯、勒施等为代表的区位选择理论认为运输成本是制约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唯一成本要素已经世易时移。新形势下，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原材料成本、交易费用、风险成本和政策成本等综合成为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如日本在欧洲进行的制造业的投资，其区位一般选择在研发能力较强、工资成本较低、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日本企业生产区位的选择对成本十分看重，同等条件下，日企更倾向于向综合成本相对较低的区位进行投资。日本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生产，特别是对其周边亚洲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其将已失去成本优势的产业的生产转移到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获取成本优势的投资转移是在亚洲的主要类型，如日本企业对中国和东盟的食品业、纺织业的投资生产等均出于此动机。

（二）参与市场竞争型

日本国内市场狭小，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济萎靡不振导致国内需求不足，国内投资发展缓慢。因此，海外市场对日本企业乃至日本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边际产业，日本首先选择亚洲的近邻国家投资生产，一方面通过逆进口实现本国的该类产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质量优势争取东道国市场。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对亚洲的发展中新兴市场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直接投资，从获取成本优势单一动机演变为以获取当地市场和成本优势双动机的局面。新世纪以后，这类产业随着成本优势的削弱，经济效益在不断下降，因而成本优势型直接投资比重在降低，市场竞争型投资转移占据主要地位。特别是日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对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前景的要求更为严格，因而这类投资以参与市场竞争为主要目的，如日本汽车产业在亚洲的投资：日本目前在中国进行投资生产和技术合作的汽车企业就有12家，项目达20余项。这一是因为中国拥有较大市场规模、能够获取高额利润；二是为了与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争取中国的市场份额，在该产业强国中能拥有一席之地。

（三）获取海外资源

第一，自然资源的匮乏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获取自然资源是其海外生产区位选择主要考虑之一。除石油外，电子、国防产业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铁矿、铜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王安建，2002）。日本很早就建立了战略资源储备制度，自1975年开始实施《石油储备法》以后，战略资源储备制度就将石油、煤炭、铁矿石、木材、有色金融、天然气及粮食都成为储备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变他国资源为自己资源”是一贯奉行的政策。为获取海外油田、矿山的开采，政府采取给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无偿给予国家研发的技术支持等措施鼓励海外投资。获取资源的方式也从以进口为主，向参与资源勘查、开发建设、海外投资生产等多元化方式发展，将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降至最低。日本最大石油公司新日石油公司有四个主要获取石油资源的地区，分别是东南亚、大洋洲、英国北海和美国墨西哥湾。第二，日本投资的区位选择还受到人力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资源获取型直接投资在获取人力资源方面有两种战略。一是投资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劳动力。日本劳动力成本较高，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大约比美国高40%，是中国的18～43倍，韩国的3倍，新加坡的3～5倍，菲律宾的10～20倍，泰国的10～19倍（张曙霄，2004）。因而，日本对低附加值的家用电器、汽车音响等制造业向海外低成本生产区域转移，对管理人员采用以母国为中心的集中管理，对生产人员实现当地化，以获取劳动力成本优势。二是投资发达国家获取高级人才。日本对这一区域的转移生产多是市场竞争型、战略导向型和资源获取型相结合，在获取技术和市场的同时，利用当地高科技人才实现企业的生产和管理。

（四）实现战略布局

日本向海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利用全球资源，以确立国家和企业的长期战略优势。这类投资以技术获取为主要内容，以扩大市场势力和规避贸易壁垒为表现形式，以获取长期战略优势为主要目的。日本企业在经营上不仅只为自身生存，而是具有追求企业成长和注重长期战略发展的特征，也即投资时对长期利益更为重视。战后日本在电子、汽车等领域迅速成长，并逐渐与美国、欧洲抢占全球市场，“日本制造”延伸至全世界。日本一方面加大本国的研发技术，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世界先进技术，美国作为技术研发的世界高地吸引了大批日企的投资，出现了流向美国的技术获取型直接投资。在亚洲，“四小龙”的生产技术水平普遍较高，也吸引了大量技术获取型的日资。随着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战的升级，日本通过出口中间产品，在亚洲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加工和组装，再转向其他发达国家进行销售，有力地缓解与竞争对手的贸易摩擦，同时低廉的成本让其获得了持久的贸易利益。总之，战略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日本与竞争对手开展战略竞争、抢占全球技术制高点、获取长期战略优势的主要方式。

二、日本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与产业分布

自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之后，日本海外转移生产的步伐加快。随着世界经济形式的剧烈变动，各大洲区位条件和比较优势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广泛存在于亚洲与其他洲际之间以及亚洲区域内的各国之间。在日本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投资的地域性差异更为明显，在空间上和产业上呈现出非均衡分布与集聚的特征。

（一）全球区位选择明显调整

第一，北美投资地位明显上升。北美是日本传统的投资大区。2014年，受美国经济复苏影响，日本对美投资416.1亿美元，占对全球总投资的35.2%，高居首位。第二，欧洲投资地位下降。日本对欧洲的投资在危机之初一度下降，但2010年触底后连年增长至2013年322.2亿美元的高位。但受欧债危机影响，2014年对欧洲的投资下降至247.7亿美元，降幅高达23.1%，占比21.0%。第三，对亚洲投资略有下降，区域内格局重塑。亚洲一直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外移的重点地区。至2008年，投资额达233.48亿美元，是2000年的近11倍。2014年，日本对亚洲投资352.2亿美元，同比下降13.0%，近两年超越欧洲为日本第二大投资区。但在亚洲内部，日本对中国投资出现了危机后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2013年和2014年降幅分别高达32.5%和26.4%，2014年投资额仅为67亿美元，不足2012年的一半。对东盟的投资在2014年同比也下降了13.7%，为203.5亿美元。但对NIES的投资却猛增至138.2亿美元，增幅高达54.3%，其中香港和台湾增幅分别为53.2%和42.7%。

（二）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

2012年，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15%，为492.5亿美元；2013年再次下滑至424.7亿美元，同比下滑14%。目前，制造业中交通运输机械设备、化学医药和电气机械位列投资前三位。截至2014年，这三大产业投资累计分别为13.3万亿日元、12.0万亿日元、10.8万亿日元，占制造业投资额比重分别为20.4%、18.4%和16.6%，合计占比达55.3%。与制造业疲弱态势相反，其非制造业投资比例近年来持续攀升。危机以后，制造业投资明显低于非制造业投资（2011年除外）。2013年非制造业投资额925.8亿美元，是制造业的2.2倍；2014年非制造业较制造业投资多50.6亿美元。非制造业投资以金融保险、批发零售和矿业为主要投资产业，三者合计占非制造业比重高达76.3%。

（三）投资产业布局集聚化

至2014年，上述三大制造业中交通运输机械业在亚洲、北美和欧洲的累计投资额分别为5.3万亿日元、3.7万亿日元和3.2万亿日元；电气机械投资分别为4.5万亿日元、3.4万亿日元和2.5万亿日元；华学医药分别为3.3万亿日元、4.6万亿日元和3.3万亿日元。非制造业中，金融保险和批发零售以北美为第一大投资区，亚洲和欧洲随后。金融保险业投资占全球投资比重分别为美洲35.7%、亚洲26.1%和欧洲22.3%；批发零售业分别为美洲49.2%、亚洲26.9%和欧洲17.4%。综合看，这类产业呈现出向发达国家、以大市场国家集聚的局面，OECD国家及欧盟、中国是集中投资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三、中国吸引日资的对策

（一）区分区位优势，对日资进行分流

我国地域辽阔，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对日本以市场竞争和战略导向型的投资具备区位优势。可在该类地区引入和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制造业产业链高端环节、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日资，以获取其技术优势，发挥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本土此类产业的发展。我国东北临近日本，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作为老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齐全，对日本以成本优势型投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可在该地区加大对成本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造船、汽车、机床、重型机械等传统重工业日资的引入，发挥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的优势，让日资助力东北经济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低廉，煤炭、电力等资源丰富，交通网路建设日渐完善。因此，在我国东部众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正向中西部地区的背景下，西部地区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可大力引进日本资源型投资、成本优势型投资，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二）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引导日资产业选择

须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特别是加强外资引入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的规范和健全。保持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为日资进入建立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除此之外，还需发挥政府对外资的引导作用，制定科学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通过制定和明确消除壁垒、扩大准入、土地政策、金融支持、外汇政策、税收优惠等外资产业政策，引导日资向有利于产业调整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向投入。鼓励第三产业如日本优势产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通讯邮电、物流仓储业等资本的进入。另外，我国汽车、石油、机电和电气等主导产业还存在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下、产品竞争力差，特别是高能耗、低产出等问题。因此，可鼓励日企对此类产业进行投资，延长这类产业的主导期和产业链条，发挥拉动上下游产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带动经济整体发展。

美业的优势篇6

关键词：劳动者报酬；竞争力评价模型；国际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89-02

中国一直享受着人口红利，低廉的人工成本为中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扩大内需、产业升级以及国内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需要，中国劳动力报酬上涨势在必行。然而，提高劳动者报酬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外，美欧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并非劳动力成本越高越好。因此，探讨中国劳动力报酬维持怎么样的水平很有实际意义，同时对中国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提高劳动者报酬将会面临的困局

（一）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出口、投资、房地产是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旧马车。其中房地产泡沫已经影响到中国金融安全和实体经济，2008年国家投入的4万亿导致产能过剩，大规模的投资也不能再继续。靠出口拉动经济，这被过去证明可行，但如今人民币持续升值超过30%，如果提高劳动者报酬可能进一步减小中国出口企业竞争力，中国经济将可能陷入衰退。

（二）助长通货膨胀

第一，中国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对商品的需求增大，导致商品价格上涨；第二，劳动成本提高，企业提高商品价格维持利润。商品价格提高了又将进一步推动劳动报酬的提高，并形成膨胀的恶性循环。

（三）劳动力供需面临新的挑战

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现有企业劳动需求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新建的企业将减少，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因此劳动力成本上涨将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此外，高等教育的普及，劳动力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许多大学毕业生缺乏毅力和工作经验使制造企业或服务业望而生畏，导致企业招不到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对口。

二、提高劳动者报酬具备可行性

如今，城镇化、服务业以及高新产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新马车，加上中国日益国际化的人民币，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大博弈中拥有更多筹码，中国经济将再次腾飞！

（一）中国出口行业竞争优势依然存在

刘厚俊、利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中通过对1999—2008年中国31个省区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对外资流入量及出口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证明工资上涨对出口量及外资流入量均无显著负面影响。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上升幅度仍然小于中国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再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的出口行业更是保持优势，因此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国际竞争优势是依然存在的。

（二）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

中国拥有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城市人口只占40%，每1%的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就能带动GDP5%的增长，如果每年有2%的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则带动GDP增长为10%，那么中国城市化进程能维持二十年，加上另外98%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经济就能轻易维持十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

（三）扩大对内供给，稳定物价

内需市场的打开和人民币升值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赤字，因此必须增加国内供给，满足需求，增加大量就业岗位，带来制造业的繁华，也带动服务业欣欣向荣，又防止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此外，中国正在逐步放开金融管制，合理的民间借贷让更多的民间小企业家发现市场供给的不足，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促进竞争，使市场更完善、让消费者更满意。

（四）服务业发展带来的就业

美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80%，而中国为43%。中国目前制造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以美国的15%为标准，中国将近50%的制造业劳动力将在未来二十年将转向服务业，最终使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25%，务农劳动力占10%，服务业劳动力占65%。服务业蓬勃发展可以带来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

（五）效率工资理论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工人工作的效率与工人的报酬有很大的相关性，报酬越高工人效率会越高。另外，政府应带头增加社会的垂直流动，给更多有能力的人上升的空间，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社会生产率。

三、维持中国经济持续性增长的人均报酬水平分析

然而，并非报酬水平越高越好，从欧美的发展过程中发现，欧美国家人均报酬太高，达到GDP的70%～80%，藏富于民固然重要，但国民藏富过多就意味着国家财政集中能力有限，容易出现国家财政赤字，不利于国家发展。

（一）基于科技水平与人均GDP关系修正后的竞争优势比较模型

一个国家的产品要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价格和科技水平。首先价格方面要比较世界商品平均价格水平，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情况下，报酬越高，则成本越高，商品价格就越高，越没有竞争力，即人均收入越高，竞争优势越低；当科技水平越高，则生产效率越高，产品质量越优越，越有竞争力。因此，为两个影响因素加入权数得到：

竞争优势=a科技水平-b人均报酬

一个国家的GDP等于人口与人均产出（即人均GDP）的乘积，当两个分别属于不同国家的人投入劳动的时间相同，而产出却不同，这就是由于科技水平的差异导致，可见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越高，则人均GDP越高，该国家人均产出的产品或服务价值越高，即有：人均GDP=1人*科技水平。因此科技水平可认为等同于人均GDP。以美元为标准，2008年美国人均GDP为47422美元，假定科技水平的单位为ke，则美国科技水平为47422ke。中国2008年人均GDP为3387美元，则科技水平为3387ke。人均GDP与人均报酬的差值占人均GDP的比重就是竞争优势的值，修正后的竞争优势比较模型化简为：

竞争优势=（人均GDP-人均报酬）/人均GDP

此公式可以理解为，人均报酬与人均创造的GDP之间的差值便是竞争优势。当差值越大，即报酬比创造的价值少了越多，则成本越低，产品越实惠，同时政府越有财政实力进行调控建设和收入再分配。因此本公式具备合理性。

通过调节人均报酬，使本国竞争优势与竞争国持平，在竞争优势持平下得到的报酬水平便是人均报酬上限：

本国人均报酬上限=本国人均GDP-（竞争国竞争优势*本国人均GDP）

（二）中国产品与美国产品竞争力比较

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关系影响着世界繁荣稳定，贸易平衡是两国一直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贸易平衡呢，那就是要两国的竞争优势相等。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美元为单位）：

中国竞争优势=（3387-2254）/3387=0.3345

美国竞争优势=（47422-35486）/47422=0.2517

0.3345>0.2517，因此中国产品比美国产品更具备优势，所以中国对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合理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提高中国产品的制造成本，实现贸易平衡。因此中国可以提高平均报酬水平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那么要实现贸易平衡，中国平均报酬应该是在什么水平？当中国竞争优势与美国一样为0.2517时，中国人均报酬上限=中国人均GDP-（美国竞争优势*中国人均GDP）=2534美元

2534=2254*112.4%，因此2008年中国人均报酬须提高12.4%才能实现中美贸易平衡，又或者该年实现人民币升值12.4%。

（三）中国产品与世界产品竞争力持平下的平均劳动者报酬水平

中国工资水平只要在中国产品与世界产品平均竞争力持平的报酬水平之下，中国的产品便具备竞争优势。以下是用2010年的数据得出的产品竞争优势（世界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均取世界排名的中位数，美元为单位）：

中国产品竞争优势=（4440-2852）/4440=0.3577

世界产品竞争优势=（4478-3941）/4478=0.1200

0.3577远远大于0.1200，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工厂。那么当中国产品竞争优势和世界产品竞争优势相等时，中国的人均报酬应为：

中国人均报酬上限=中国人均GDP-（世界竞争优势*中国人均GDP）=3907美元

则，中国人均年报酬只要在3907美元及以下就可维持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即201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工资为每月人均报酬2181元人民币，中国人均报酬仍有42.6%的上升空间。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劳动者报酬严重偏低，为了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中国必须提高劳动者收入。即使在提高劳动者报酬方面会遇到困境，但中国产品竞争依然存在优势，可以通过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扩大供给稳定物价，发展服务业提供就业岗位，产业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及发展科学技术维持增长，因此提高报酬具备可行性。为了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必须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就是[本国人均报酬上限=本国人均GDP-（竞争国竞争优势*本国人均GDP）]，只要劳动力报酬在人均报酬上限范围之内，都可以保持本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保证本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清楚了解本国劳动报酬上限，可以在国际竞争、博弈上做到运筹帷幄、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1]王燕武，李文溥，李晓静.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统计研究，2010，（10）：60-67.

[2]刘厚俊，利.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1，（3）：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