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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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篇1

而中国在近代之前所存在的儒学人文主义精神,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仁”的思想的典型体现,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他不仅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且将“人”视作其学说的立足点,以人为核心。所以,我国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曾说:“儒家从不离开人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还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

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儒学人文主义精神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后经过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李贽等一大批儒家代表人物的阐释和发展,其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延伸。在经过近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的阐释发扬后,儒学中包涵的人文主义思想逐步显露和体系化,并在与西学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具备了现代世界视角。不过,儒学人文主义的内涵远较西方人文主义内涵涵盖内容广阔和丰富,不可同日而语。于此,当代著名儒学学者杜维明曾说:“儒家的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涵盖性和整合性的人文主义,它的人文精神非常宽广,和西方现代经过启蒙所发展起来的凡俗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儒学人文主义的现代世界视角是如何发展并确立起来的呢?

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空前的转型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僵化的儒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大潮下的发展要求,不能挽救民族危亡,唯有求变方能图强救国。学者杜维明曾说,“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儒家的历史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在这个悲剧性的历史演变中还出现了最重要的事情,即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勇敢的头脑刻意选择了拒斥儒家人文主义,以为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背道而驰。”因此,高举“打倒孔家店”旗帜的“”风云而起,儒学思想被全盘否定,中国人面临着巨大的精神信仰落差,开始完全求助于西方的“民主”、“科学”价值思想体系。然而,正当近代西化思想风起云涌之时,一战的爆发裸地展示了近代西方国家内在的深刻矛盾和危机,昭示人们西方文化也并非济世救民的灵丹妙药。

这种形势下,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转向国内,认真研究中国传统儒学及其变革和发展,现代新儒学应时而生。以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贺麟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新儒大家重新将儒学与西学糅合再现,使其焕发了崭新的生命力,并且充分将“以人为中心”的儒学人文主义精神内涵弘扬光大。例如,梁漱溟儒学思想的核心范畴是所谓“生活”,他说:“照我们的意思,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有生活,初无宇宙。……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在者也。”并且梁漱溟指出整个宇宙大生命有一个“核心”,它叫做“人”,此处的“人”就是生活的主体——“我”。

同样,新儒大家冯友兰也将“人”置于其所创的人生境界学说的核心位置。在其提出的“四境界”学说中,都是围绕着人来展开讨论的,人始终位于主体地位,趋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生终极追求,也就是实现人生的终极价值,这本身已是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浓厚色彩,而且更富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和理论特色。

1949年以后,儒学最先在香港和台湾等地得以复兴,而后迅速蔓延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北美、欧洲等地的华人聚居区。在此形势下,人们普遍地承认,中国人在自我反思中重新发现的儒家人文主义内涵具有重要的价值。

1958年元旦,在港台的第二代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联名发表了一份宣言,名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向世人昭示了港台新儒家的主要精神和学术观点。他们坚信,儒学思想并非历史古董,已经过时,而是存在着鲜活的生命。儒学注重人生道德践履,同时也致力于超越的终极关怀,追求“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既由上彻下以内于人,又由下升上而通于天。

唐君毅认为,儒家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人文主义。他说:“儒家骨髓,实唯是上所谓‘融宗教于人文,合天人之道而知其同为仁道,乃以人承天而使人知人德可同于天德,人性即天命,而皆至善,于人之仁心与善性,见天心神性之所存,人至诚而皆可成圣如神如帝’之人文教也。”从宗教这个角度上理解,儒家思想是透彻人文精神的。

另一位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则从儒学的形上学的角度弘扬儒学的基本精神。他认为,儒家的“仁”不是科学概念,不是知识概念,而是道德概念,是人文概念。他说:“可见仁不是个知识的概念,不是科学上的观念……照孔子的方法,就要培养如何使我们的心不麻木,不要没有感觉。这和现代人不同,现在的学问多是使人对自己的生命没有感觉。”

徐复观则比较注重人文主义概念中的人性意涵,他曾专门著述《中国人性论史》,认为“人性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主干地位,并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此外,徐复观主张,“中国为了争取生存,为了充实人之所以为人的向上向前发展的愿望,而应大量移植西方文化,这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趋向。”

由此可见,徐复观在充分肯定儒学人文主义内涵的同时,更看到了与西方文化接轨的重要性,只有将儒学人文主义置于全球的视角下,才能符合中华民族的发展愿望,而且也是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的。

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篇2

关键词:整体马克思主义;儒学;内涵;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5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或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既是支撑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保存”、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支撑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中国化的重大课题,更是支撑和推动整体儒学或中华文化“保存”、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不少学者提出,看待两者关系通常潜涵着认知儒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却对此前提并未有过充分的论证。事实上,研究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首要的前提是鼎清二者先在的内涵,仅从其中任何一面出发,或者都从二者模糊认知的前提出发,必将无助于二者关系的真正认知,更无助于由此展开的二者的发展。上述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或中华文化关系的认知即有此明显局限:一方面缺乏对儒学或中华文化准确、全面的认知与定位,另一方面,

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仍局限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板块。因而,先在的鼎清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各自内涵是展开二者关系探讨的前提或基础。

一、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科学准确的规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正像科学准确的规范化学的内涵一样。所有科学学科下的范畴规范不仅要科学,更要准确明晰,要能使受学者正确的认识到特定学科的内容范围、基本特征、所立依据、前景指向、现实意义等要素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内涵的规范同样需要具备一般学科范畴设定应具的要素。

第一,科学规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处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其内容的关系。脱离实际内容的空谈超阶级超社会的普遍方法与规律正如无有立足对象的空谈普世伦理一样。作为方法与内容辩证统一的科学理论,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予以体现。

第二,科学规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处理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与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关系。对近代世界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的探究认知是马克思主义作家尤其是其创始人关注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也并未就此而忽略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原理的探究,作为认知人类社会发展一般原理与近代商品经济形态发展阶段规律的辩证统一的科学理论,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予以体现。

第三,科学规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处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指向——共产主义与其具体建构的关系。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创造者阶级——近代社会是无产阶级——跨入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明确的最终目标与阶级属性,但并不给以面面俱到的教导,作为确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指向与对其不作具体建构的科学理论,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予以体现。

第四,科学规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处理马克思主义主线即出发点自身的若干关系。所在社会中创造者阶级而非鼎定绝对无历史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探究的出发点与归宿,但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致力于任何社会或任何历史阶段的历史创造者的发展,而主要着力于近代商品经济阶段历史创造者——无产阶级的发展,确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出发点与着重对象,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予以体现。

第五,科学规范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明确其科学理论的发展性,并给创始者、继承者、发展者准确定位的空间。作为指导人们认知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方法与内容并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秉具明显的开放性,并且这种与时俱进通过其继承者、发展者的承继、发展体现出来。确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发展性,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需要予以体现。

因而,通盘考察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出场”语境、“在场”语境、甚至反思“缺场”与“退场”臆想根源,并使认识路径经由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上升,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就是由各自鼎立各有主次而又相互关联的三层面组成的一个整体:第Ⅰ层面,揭示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与之关系——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指辩证的唯物论和辩证主义的认识论)(主)以及学科的研究方法——唯物辩证法(次);第Ⅱ层面,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次)尤其是前时间经济形态阶段的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社会发展规律(主),第Ⅲ层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主)及其社会建构与社会成员——自由人发展的一般原则(次),贯穿这三部分的主线是所在社会中人(历史创造者)尤其是近代社会中人(历史创造者)——无产阶级如何通过社会的发展而自由全面发展。

二、儒学的发展能够推进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通过上述对整体马克思主义固有科学内涵的逻辑认知,可见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即在于“一线三层面”的发展。而中国传统儒学及其新发展能够推进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学的内涵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社会群集,而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不仅涌现过诸子百家的学说与思想,譬如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儒家文化等也曾盛行过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等,后来儒学由于自身蕴含的独特内涵,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因而,谈中华文化的发展,其主流是儒学的发展。而主流儒学的发展又将促进整体中华文化的发展。

那么,儒学或儒家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呢?根据迄今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前后两个根本区别的发展阶段,儒学具有两种不同的内涵。首先在传统自然经济形态阶段,儒学即儒家学说,也可称之为传统儒学。它的理论化系统化呈现即儒家文化,是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西汉武帝时期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经由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学说嬗变,绵延至今的认知自然、社会、自我意识的学说;从内容上而言,它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伦理风俗、哲学、、科学技术、人的发展等方面;从性质上而言,它主要是代表自然经济形态阶段统治阶级发展的思想观念。简言之,传统儒学就是孔子所创立而由其后中华民族各时代传人继承发展的以个人修善和仁爱施物为核心、涉及农业社会各领域发展的代表农业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在现当代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现代儒学,也可称之为新儒学,从其创造者和继承者而言,它是孔子创立,而由现当代中华民族既包括各种唯物主义、也牵涉更多各种唯心主义学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体系;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而言,它是中华民族在前共产主义阶段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反应,是侧重从个人道德修为出发的探究关于对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学说;从其阶级属性上而言,它是中华民族向商品经济形态社会转型时期各类小资产阶层思想以及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社会中等资产阶层思想意识的理论。简言之,现代儒学是孔子奠基而由现当代中华民族各时代传人继承和发展的以注重道德建设的代表小资产阶层或中等资产阶层利益的思想体系。讲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发展,主要是指与现当代新儒学关系的发展。

(二)传统儒学及其新发展对整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推动

首先,传统儒学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及其发展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第Ⅰ层面——认知整个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对整个世界认识上,传统儒学的天人相分等理念阐述了天(自然)与人(社会)各有自己的职分及作用范围,譬如“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1]237等认知,注重了自然规律运行的客观性,丰富了整体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认识;在认知客观世界与人类社会关系上,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人定胜天”认知,解释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类社会同自然界融洽无间的有机整体性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性,坚持只有尊重自然规律并顺应自然规律时才能取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和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1]233,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及实践方面,传统儒学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辩证认识的丰富与发展。

其次,传统儒学的政治思想、经管思想、文化思想、和谐社会思想、生态思想及其发展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第Ⅱ层面中人类社会发展一般原理尤其前共产主义社会认识的发展。在社会政治管理上,传统儒学强调“为政以德”、“圣贤领导”、“礼法并济”思想,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前共产主义的近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管理以有益的启示;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上,传统儒学强调的先义后利、诚信经营的经济伦理原则、“均无贫”经济分配原理、“简以养德”政治经济学原则、“修己”“安人”与“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近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在推进社会文化发展上,传统儒学强调“和而不同”的文化“重叠共识”的多样性发展思想,“忧患意识”发展动力思想,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持续推进近现代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多样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在推进整体社会发展上,传统儒学强调整体社会和谐发展思想,主张用“修己”“推己及人”的“礼”“义”规范引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有国有家者”把握“均贫”“和寡”的度,使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合理划分思想,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近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整体社会的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传统儒学以“天人和合”“天人相分”为其生态意识的哲学基础,强调在利用自然资源上要具备“推己及人与推人及物”的“忠恕”“仁爱”生命的道德理念[2],并切实的推出了保护自然生态的举措,譬如,“时禁”、“节限”、“蓄界”等等,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有益的启示。

再次,传统儒学的大同理想及其发展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第Ⅲ层面中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和其社会建构与成员发展一般原则的发展。传统儒学最高理想是实现大同世界,而这种大同世界社会建构的一般原则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这种强调社会与其个体成员整体的进入大同社会境界的儒家社群主义及其在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继续发展,有助于弥补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想社会诸种弊端,譬如由于过分强调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优先性招致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截然区分政治问题与伦理问题招致政治平庸化甚至庸俗化,似乎政治行为可以不要伦理[4]等等,从而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社会建构与成员发展以有益的启示。

最后,传统儒学的民本主义人学思想及其发展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主旨——所在社会中创造者阶级(近代社会具化为无产阶级)的不断发展。作为传统儒学的精华之一,民本主义的人学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方面,儒家的“仁学”“以人为中心,关系生命的根本意义,但同时又强调道德的权威、人格的完善、家庭与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及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其核心是‘仁本礼用’,其思维方式和实践程式是‘内圣外王’、‘推己及人’而后及于社会。”[5]即民本主义强调社会个体成员首先要在道德情操上以“仁本礼用”理念“修身”、“养性”,其次“齐家”,在此基础上进入发展关键的“事功”阶段,排斥空谈心性不讲实功,着重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儒学强调作为一个群体发展的民本思想的重要依据有“民为邦本”、“民与天齐”、“民为神主”。因而,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6]因而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及其继续发展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主旨——历史创造者阶级发展的发展。

三、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保存”、发展

(一)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儒学的“保存”和发展提供机遇

当理论界一方面承认儒学是发展的,另一方面又注明儒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和封建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普世伦理,却未注意到儒学复兴或转向新儒学的前提是首先明晰“保存”与发展的关系,即根据严密而完备的逻辑思维体系推展研究[7]——这也是中国其他传统学科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既然如此,儒学复兴的诸多发展的严密逻辑推进的科学依据又在什么地方呢?譬如,当有人提出新儒学的发展必须面向现实、兼收并蓄时,又怎么知道传统儒学不具备现实性和包容性呢?

而关于一事物保存与发展的关系的科学认知,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辨析劳动使资本旧价值的保存和新价值创造关系看出。当庸俗经济学家和资本家都认为资本的利润来源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力三者分别补偿耗费时,马克思指出前两者根本不需要劳动力劳动、因而也不用资本家特别支付报酬——因为这需要具备对象化劳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已经在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交换中完成了[8]。那么,事物的保存和发展是什么关系呢?上述的意思就是事物的发展者本身就是事物的保存者,而事物的保存过程就寓于发展过程中。反之,不能实现事物的保存就根本谈不上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没有有效的保存,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当然,寓于发展中的事物的保存必然使事物的形式发生变换,这是因为事物的形式具有易逝性,不过却被事物的更高级的适用的形式取代——事物的发展不体现于事物形式的有效替代而显现在事物形式的增添丰富中。

具体到中国儒学的保存与发展,儒学的保存就寓以儒学的发展中,但儒学的发展先以实现儒学的保存为前提。注意:把中国传统儒学不适宜于时代的部分改造为更高级的适宜于时代的形式,这可绝不是儒学的发展,而仅是儒学的保存,并且这种保存只有和其发展一起进行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实质意义的保存,也才因此展开儒学的发展。而整体马克思主义内涵的首次真正廓清就给寓以发展中保存的儒学提供了真正保存(当然也包括发展)的历史机遇。

(二)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发展

作为内容与方法并重的近现代最先进的哲学社会学科理论,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研究范围在当代世界的科学廓清,即为其他所有学科的发展——在中国尤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学的发展指明了保持先进性的发展方向。

首先,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认识客观世界及其方法思想的发展。传统中国儒学本身固有着对客观世界及其方法探究的思想,否认或者忽视儒学这一领域的原有认识是没有意义的。不过传统儒学对客观世界及其方法的探究带着明显区别于西方、区别于认知科学发展高级阶段所应具备的理性思维或建立在严谨概念体系基础上根据严格的逻辑规则展开研究的意识的认知路径,它带着明显的形象思维或直觉思维的印记。譬如“天人和合”、“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等思想虽是重大命题,并且也一定程度的建立在类比推理基础上,不过这类推理依然离不开形象,它没有以概念为基础,而是以经验为基础,具有模糊性和笼统性,简言之,缺乏秉具严谨性和尊则性的逻辑思维的认知事物的意识和能力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认知的一大特点。整体马克思主义在其第第Ⅰ层面的探究则集结西方严密的逻辑思维意识与认知方法和对客观世界辩证唯物认识于一体,既遵循严谨的逻辑思维规则,又坚持辩证唯物探究客观世界及其方法,因而传统儒学学习或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认知客观世界及其方法的探究路径,并随其发展而不断更新自身相应认识,才能真正保持自身的发展。

其次,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政治思想、经管思想、文化思想、社会发展思想、生态思想、科技思想、发展、伦理思想等管理整体社会发展的思想的发展。传统儒学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和封建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普世伦理,但是儒学的上述思想对前共产主义阶段的社会,甚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却能发挥十分重要的有益启示——这基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诸种认识(主要是对阶级社会管理或推进整体社会发展的认识)的发展奠基在以往诸种认知的基础上,因而在近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传统儒学的上述思想还能发挥一定作用——注意是一定作用,而儒学的上述思想若要继续发挥作用,甚至谋求实现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则必须学习和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适时的更新自身的相应认知思想。这是因为近现代社会是区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更高级别的商品经济形态社会(尽管在前共产主义社会时代也是阶级社会,这也是传统儒学的上述思想能发挥一定作用的原因),而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正是建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最先进理论,自然,传统儒学若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实现自身主导性质的自然经济基轴与封建阶级指导思想向商品经济基轴与工人阶级指导思想的嬗变。

再次,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大同世界思想的发展。传统儒学也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社会的探究——这就是大同世界,不过儒学追求的整体和谐的理想社会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和平均主义倾向。一方面,儒学的这种大同理想社会诸种建构,“既没有事实判断,也没有理论根据,仅从价值判断本身的内源性、本身自足性出发,对社会理想的认识囿于目的论的框架而不是因果论的框架”[9],具有明显的空想性;另一方面,儒学的这种大同理想社会的“同”追求“共同、等同、均同。‘同’者无分殊、无差别、无等次”[10],具有明显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而整体马克思主义依靠实践的唯物主义[11]527及其在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具化——无产阶级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和其社会建构建立在顺应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基础上,并且人类终极理想社会的生产、分工、交往要依据三者辩证统一关系的发展,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因而学习和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将推动着中国传统儒学大同世界思想的寻求现实路径和依据科学规律的发展。

此外,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儒学的民本思想的发展。传统儒学的民本主义的人学思想也以人为中心强调个人的发展,譬如先以“仁本礼用”理念“修身”、“养性”后以“内圣外王”“推己及人”“及物”方式入世“事功”发展,不过儒学的民本主义倡导的“民本”之“民”是一个集合或群体概念,是隶属于代行天意实施仁政的并且地位和价值有可能高于君主的集群概念。这种群体本位不仅截然区别于人本本位、也区别于商品经济形态阶段与法治国家相对的市民社会,它是内附于自然经济形态阶段君民二元制度构建国家的但却未能给君权以制度性制约、仅靠道德内在约束使君对民怜悯、恩赐的集群。现行西方资本主义倡导的公民自由主义思想是基于商品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的商品与劳动者个人的自由流通。因而无论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抑或西方资本主义的公民自由主义思想均异于整体马克思主义在商品经济形态阶段所追求的社会中人的发展。具体而言,整体马克思主义在商品经济形态阶段强调的社会中人的发展是既作为群体又作为个人是群体与个人辩证统一社会人发展。作为群体,它不是指应隶属于统治阶级的而是努力实现自身翻身后自我管理的群体,这就是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的无产阶级,也即世界历史意义上存在的无产阶级[11]539。作为个人,它既突出现实社会个体单个人的实践发展,又强调现实单个人的实践发展要借助于群体借助于社会的实践发展才能实现,而这恰恰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认知缺乏的另一大特点。因而传统儒学向现代嬗变的转向,必须借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才能实现自身的双转变——向现代群体与向现代个人的转变。

四、二者的辩证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如果我们仅根据上述整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的相互关系,就得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仿佛儒家学说就是整体马克思主义,整体马克思主义就是儒家学说。这不仅将是毫无意义的笑料,还将引偏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从科学严谨的意义上说,二者作为客观世界存在的两种理论,既有普遍的联系,但同时又有本质的不同。同时须极为注意的是,探究二者的关系必须把其放置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社会(国家)中。因而我们在这里探究二者关系潜涵着指现当代东方社会主义中国的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与整体马克思主义比较的内蕴。

当我们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来看待二者的关系时,我们将知道,二者的联系体现于二者在认知客观世界及其方法、实践观、管理整体社会发展的政治与伦理、宗教等思想、精神信仰与社会理想、注重民本发展等方面具有相似、相通或相容之处,从上面二者的比较中,我们知道这种相似、相通、相容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而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而二者的区别则体现在形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空条件,代表着不同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执行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导向作用[12]。不过整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保存、发展与传统儒学的保存、发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境域下才能够实现辩证统一的发展,而二者的辩证统一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二者的保存、发展,也有助于整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但对二者的实践发展须注意,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传统儒学的现代嬗变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化,否则二者都将失去自身的属性。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促进的现实时空舞台

面对认知客观世界中相对复杂的事物或理论——尤其这种事物或理论同时又相对迫近研究者的时候——通常人们就很难对其做出相对科学准确的把握。马克思针对这种情况,一般是采取两分多维认识方式,即首先把要研究的运动中的事物蒸馏出相对复杂的内含多维立体联系的现实网络中,然后对其简单运转的考察,其次,把透过简单运转中把握的事物本质规律置进内含多维立体联系的现实网络中继续观察、研究。譬如,马克思对近代商品经济社会货币的认识,首先是透过商品的简单流通,形成对货币本质和基本职能的认知和把握,随后把其置进近代商品经济社会的现实流通中,即形成了资本化货币或具社会性质货币的本质认识。“既然迄今为止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那么……在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8]195。同样,通常我们所谈论的近代社会中存在的自由和平等一样——也是建立在此种简单关系上的[8]192。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学者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多地求助于这种简单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8]195。

无论是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儒学理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理论,能否很好的与后来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都需要一定的人格化的现实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不断的运用、检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一个整体的理论,可是传统研究通常都把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而对其整体性的研究也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对中国传统儒学理论的研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理论——更是尚未注意到。因而这两个理论本有的真理性能否发挥以及能否使二者本有的相互促进功能发挥出来,都需要复杂多维条件下一定的现实社会和具体国家的科学深入的不断实践和反复探究。正像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探究是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进一步深入展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促进的真理的发挥同样需要并且也只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实现二者本有的相互促进功能的发挥。换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是使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促进实现的现实时空舞台。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型和长期发展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的发挥提供了现实道路发展的可能路径。正确发展道路关乎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发挥的命脉。而二者这种相互促进功能的正确发挥在于全面的从双方多维角度实践运用:既关注整体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促进作用,也关注儒学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的促进作用;既关注二者对世界唯物、社会管理理论的相互借鉴,也关注二者对未来社会建构、对个体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借鉴。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对儒学文化合理成分扬弃,也不忽视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导,即为二者的现实相互促进提供了道路自信发展的路径。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型和长期发展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的发挥提供了现实理论发展的可能路径。科学理论指导关乎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发挥的性质。而二者这种相互促进功能要作为科学理论指导发挥作用,就必须既扬弃传统马克思主义认知的儒学文化都是没落、反动、腐朽的糟粕片面认识,辩证地对其中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内容拿来为其发展服务,也必须扬弃传统儒学文化认知的马克思主义纯粹阶级斗争论、经济决定论、忽视个体发展的片面认识,努力促使儒学理论积极借鉴整体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社会、人的思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知为其发展服务。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重理论创新,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儒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发展理论不断创新,也强调诸种理论创新的相互促进,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为二者的现实相互促进提供了理论自信发展的路径。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型和长期发展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的发挥提供了现实制度发展的可能路径。先进制度支撑关乎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本应具备的相互促进的真理发挥的方向。制度作为一定时代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基本运转的根本决定者,先进制度则不仅为一定社会各种事物的科学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保障,更能相对较长时间保障这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形态阶段相对于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社会基本制度,它不仅在制度上注重各种先进理论应用与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更不断的推进制度创新以更好更长远地保障各种理论与现实相互促进。因而它当然会从制度上关注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促进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这就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现实相互促进提供了理论自信发展的路径。

参考文献:

?收稿日期:2013-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研究》(13XZX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广亮,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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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DevelopbetweenMarxismwithits?complete?scientific?systemandConfucianism.

CHENGuangliang

(DepartmentofMarxism,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angxiGuilin541006)

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篇3

【关键词】内容互补;内在统一;哲学主体

[abstract]TheChinesephilosophystudiesasawhole,thearticlesupportintrinsicsupplementarysaidthatthisviewpointdoesnotregardastheConfucianistTaoism’sdifferencethesupplementarypremise,moreoverregardsastheConfucianistTaoismidentityessentiallyisthesupplementarypremise,isinaunifiedintrinsiclogicalfoundation,constitutedaChinesephilosophyintrinsiclogiclinkrespectively.MeanwhiletheConfuciansaidthattwothoughtintrinsicsupplementaryaswellastheChinesephilosophybasicspiritwhichmanifestsinthesupplementaryprocessregardasaretheChinesephilosophymainbodies.

[keyword]Contentsupplementary;Intrinsicunification;Philosophymainbody

前言

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资料,就有必要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对此问题,一般有三种看法:儒家主体说,道家主体说,儒道互补说。其中第三种观点看似公允,认为儒道两家共同为中国哲学的主体。但是一经分析,又分为两种,即外在互补说,此观点承认儒家道家各自是独立的派别,认为它们本质上的区别性是互补的前提。另外一种情况是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是根本的互补的前提,而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认为它们是内在的逻辑上的互补,儒家道家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认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本文支持此观点,并试述其理由如下。

一、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天道观念在先秦诸子之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的天道观念、神道天道观念、以及在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

在原始的天道观念中,中国先民以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观点来面对世界,认为就如同人的背后有灵魂作为主宰一样,在世界的背后也有一个作为万物的最高主宰的天道。

神道天道观念,遮蔽了原始天道中的必然性,强化了人格神的意义,把天道主要理解为有意志的人格神。神道天道观念的基本精神和意义就在于与天道相沟通,但是这种沟通只是特殊人物的特权。这种思想肯定了特权意义存在的合理性,反映了社会等级制的出现和合法化的过程。

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是对原始天道观念中规律性意义和必然性意义的回归,是对人格神意义的扬弃,其核心观念认为天道是一个规律系统。这样的一个规律系统内在地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天道的存在是不同方面、内容、时间构成的一个结构性存在。其二是天道存在是必然性的、规律性的存在,天由人格天回归到了自然天,有意志的主宰者发展成了客观必然性,此客观必然性通过天道存在的结构表现出来,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万物的差别性和等级性。

总之,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先秦诸子的学说准备了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前提,即,一方面为先秦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思想内容,一方面也提供了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此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儒家道家作为先秦诸子学说的一部分,面对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时代课题,从中国先民的天道思想中汲取营养,同时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二、儒道两家在思维方式上是内在互补的

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它反映的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矛盾,儒家和道家各自回答了人在存在中两个方面的问题。儒家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文化上的基础和原因,而道家则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心理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表现的是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精神境界与心理体验上的超越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现实伦理生活中实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思维方式上说,表现的是时间性思维方式与空间性思维方式的内在互补。

时间性、空间性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和自我反思的基本中介。以万物同为物的空间并存关系为中介,在此关系中寻找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即形上基础的说明,此即空间性思维方式;从万物在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为中介在万物自我时间发展过程中,寻求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此即时间性思维方式。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上都是人反思自身时的片面的思维方式,而人的反思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中国哲学的发展正是表现出了时间性思维方式以空间性思维方式为基础,而统摄空间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方式内在的互补和统一的过程。

三、历史发过程中儒道两家在内容上的互补

在先秦诸子学时期,儒道两家在文化上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儒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伦理意义,而道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本原意义,但是儒道两家哲学的创始人在心灵体验上的统一性、儒道两家学者情感上的相通性和同情性以及在最高人格意义上的人格境界的理解的统一性,是此时两家文化融合的表现。对于天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道两家学者在心理感受上的一致性表现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理解的一致性。

在魏晋玄学时期,玄学家们在一种文化意识上,已经自觉到了儒道两家的统一性问题,而且他们对此统一性的了解并不在于外在文化形态,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的统一性。他们认为两家在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儒道两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把两家之(下转第164页)(上接第186页)间的关系把握为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统一性。同时,他们用道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深化了儒家的思想,

为儒家文化进一步阐明了形而上学的基础。

在宋明理学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形态达到了极至与完美。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上儒道两家的融合。而且是以一个统一的文化形态来体现的。这种融合表现在宋明理学的全部的丰富的内容之中。如本体轮种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等等,因此宋明理学时期,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在外在文化形态以及内在精神实质两方面的真正融合。

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内在互补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心性学说。以任何一方为中心的做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性才真正揭示了人的存在:既是心理体验的存在,也是现实伦理生活的存在。儒家和道家的关系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内在的统一性关系,而人的生存是儒家和道家统一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在统一性的基础上人的生存矛盾的内在发生。综上可知,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此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林安梧.儒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篇4

关键词:儒学;基督教;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12―0071―03

一、儒家思想及其发展

(一)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也称儒教或儒学,是指由孔子及其弟子创立的一种学说体系,该学说创立初期的主要内容是为司仪活动服务和总结的。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秉承“亲亲”、“尊尊”的基本原则,维护当代社会基本的根本“礼治”,主张“德治”,尤其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被历代封建王朝作为社会思想理论发展的源泉,也是历代君王统一民众思想的政治武器。

(二)儒学基本内容

儒家思想内容很多,但是归结起来,无外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以及中庸思想。

1.“礼治”。儒家学说中的“礼治”的根本涵义是“异”,主要强调尊卑、贵贱、高低、长幼之间存在的行为规则等。他们认为:只有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等能够遵循各自的行为规范,才有可能实现他们认为合理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和谐状态。[1]一个国家的治理和控制与其很类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等级秩序是否严密。儒家学说中的“礼”也是“法”的另外表现形式,其一定程度上主要是为维护宗法层级制度和封建社会体制为根本任务,倘若不符合“礼治”的各种要求,就会受到“刑”的强制和惩罚。

2.“德治”。儒学中“德治”主义的主要内涵认为通过道德力量可以感化人的灵魂,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儒家学说认为,不管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都可以通过道德的力量来教育和感化人。这种理论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反省和改造,它会将人的邪念剔除和荡涤,使人的善意性不断增强,自知耻辱而减少奸邪动机。这可以说是非常彻底而治本的教育方法和模式,而不是靠强制性的法律制裁所能比拟的。

3.“人治”主义。儒家的“人治”主义实质上是将人的特殊内涵和主观能动性提到非常高的地位,重视人的潜能和可能具备的道德力量,重视人的怜悯心,将人看成可以变化发展并且同时进行复杂的条件筛选能动性以及通过与生俱来的人来管理社会的统治思想。[2]从这个意义上看,德治与人治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德治主义侧重的是教化的具体流程,人治主义强调的是德化者自身的发展水平,是一种具有传奇性色彩的圣人式政治体制。此理论的基础是“人格”应该具有强大的内在感召力,故在此基础上将能够发展“为政在人”等消极的“人治”主义。

4.“中庸”思想。“中庸”主要强调“善”对于“中庸”的概念。“中”是事宜,“庸”是按照恰当的方式行事。而按照适宜的方式行事则能够长久,即为“善”。“中庸精神”的主要含义是指做事应把握适度原则,遵循适中方式,这样可以保证结果在一个合情合理的控制范围之内。[3]

(三)儒学发展脉络

1.儒学起源。儒学起源于古代民间的主持葬礼的葬师。在西周初年已有儒存在,他们精通六艺,并且以此来教育人民。通过此可以得出,最早的儒是一种职业或身份,《仪礼》《周礼》就是“儒”为周代贵族立身处事而制定的社会规范。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基础不断被侵蚀,社会急剧转型,周王室式微,各路诸侯日渐强盛、壮大,社会冲突不断、动荡不安。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纷纷雄起,发展壮大,他们著书立说,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作为没落奴隶主贵族阶级利益的代表,希望恢复社会各阶级复杂的礼仪秩序。他将“仁”作为核心思想,孟子和荀子又将仁和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

2.儒家在历史上受到过打击。秦朝时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封建时代,儒家思想并未受到秦始皇礼遇,而是焚书坑儒,儒学受到了极大打击。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血雨腥风,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使得儒学发展极端受阻。

3.修成正果。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被之后,儒学的经典书籍得以流传下来。西汉初年修生养息,为了维护安定统一的社会局面,需要一种与稳定局面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在此环境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其学说进行了适应当时社会的改良,适时增加了君权神授和一统思想,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然后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此建议后得到官方认可,至此,儒学渐渐走上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至魏晋和隋唐时期,儒家学说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融合了儒、道、佛等内容。这个时期,各个学说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各种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

4.转型时期。宋明新儒学分为两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将孔孟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人性论起点,升华至探究世界终极和本源,促进了儒学新的思想内涵。宋明新儒学的朱熹继承并构建了一个完整独特的朱子学说。明初理学官学化,成为八股取士的唯一学术权威。“存天理,灭人欲”,儒学思想进一步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5.批判继承。自明清时期开始,社会开始对儒家思想进行继承性的批判。该时期涌现了反专制愚昧的社会呼声和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工商为本的经济主张。

6.近现代的发展。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等人把西方的政治学说和传统儒家学说相融合,宣传维新变法理念。为了使维新变法顺利,他著书立说言之: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利用儒学的权威来论证维新变法的合理性。

二、西方基督教思想概述

(一)基督教基本教义

基督教的教义源于《圣经》。尽管各宗派众说纷坛,但基本教义大致相当,主要可归纳为下述四个方面。

1.“创世说”。《旧约创世纪》说,神用五天造出了自然万物,第六天造人,第七天休息。神创论是基督教重要教义之一。基督教认为上帝超凡脱俗、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所不至。在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人越谦卑,就越能得到上帝的恩宠。

2.“原罪说”。基督教经典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由于受蛇的诱惑,偷食禁果,违犯了上帝法令,被逐出伊甸园。从此,人一生下来甚至在母腹中就有了罪过。基督教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有罪的,所以,人在尘世的最高职责就是向上帝赎罪。

3.救赎说。基督教认为,全人类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是无法自救的。人既然犯了罪,就需要付出“赎价”来进行弥补,而人又无力回天,所以上帝就差遣其子耶稣基督为人类受刑,流出宝血以赎信徒的罪。

4.天堂地狱说。基督教认为,客观世界是充满罪孽的,人的肉体和人生是昙花一现的,而人的灵魂则可以永生。人死后其灵魂将根据生前信仰决定是升天还是入地。

(二)基督教的历史发展

1.起源。基督教起源于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生活地区。1~5世纪,耶稣创立基督教,并从以色列传播到希腊罗马文化区域,基督教在希腊罗马文化区域传播方式上注意融合希腊罗马文化。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奉其为国教,使徒和早期教父建立基督教基本教义。

2.冲突交流。由于罗马帝国瓦解,西部教会和东部教会之间的差别日益悬殊,最终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基督教文化与穆斯林文化处于冲突和融合的纠结状态。[4]中世纪,经院神学也悄然兴起,原先拉丁的哲理神学将柏拉图哲学作为基础,而后亚里士多德主义在社会上盛行开来。起初神学家大都将信仰与理性视作对立,此后神学家寻求把信仰与理性相杂糅,为此后基督教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3.蓬勃发展。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基督教发展到达了蓬勃局面。14~16世纪,文艺复兴使人们冲破了神学的樊篱,人本主义逐渐凸显。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基督教新教教会。随着教会的产生,涌现出了各种信仰纲要。第一个本地教会的信仰纲要为“奥格斯堡信纲”,其他各派也有它们各自的信纲,其中1563年的“海德堡教义问答”在宗教改革中影响最大,并成为美国长老会的精神纲要。

4.发展成熟。宗教改革以后直至今日的基督教不断发展直至成熟。近代,随着西方各国殖民地的建立和基督教的不断传播,其传播范围逐渐扩大,基督教成为一种统治手段而不断遭到诟病和抵制。现代以来,基督教逐渐意识到基督教本地化的重要意义,西方各个国家的教会也认识到“对话”和“普世教会运动”的必要性,他们逐渐试图通过交流和协同消解基督教各教派间的矛盾,争取达到教会的融合,通过“梵二”会议确立了“开化”、“沟通”、“普世主义”等政策措施。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是当前最具规模的代表,虽然各派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但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普世运动还是取得了共识。

三、共产党思想内核

(一)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泛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事业目标的工人组织。在中国,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简称,成立于1921年7月,1949年10月至今为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其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为实事求是,它是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组织路线的基石,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制定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伟大转折。党的思想路线包括三层含义: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将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运用,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在实践中发现、检验、发展真理。[5]党的十四大章程明确指出:“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脉络

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价值观、方法论,是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利器。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式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19世纪40~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以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一系列学习、整风运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一度歪曲。20世纪70年代后期,“”结束后,邓小平全面倡导实事求是,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进入新世纪,以为首的领导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新要求,新时期的实事求是要与时俱进,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此来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讲到: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验和武器,这更深入强调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化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探寻到儒家、基督教和共产党的共同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作为社会的、利他的和与上帝(或曰作为整体的自然)相关联的人的本性的全面实现是三者共同追求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就叫作“人道主义”。如果映射到现代社会,人道主义实则是要求我们关心人类幸福,尤其表现在对慈善活动和社会改革感兴趣。人道主义精神也具有相对的崇高性、超现实性。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就是要不断培养人的社会感,将人道主义精神视为人类宝贵的精神支柱,切实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创造和谐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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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立升,颜炳罡等.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篇5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思政教育

一、“先秦儒家”的界定

(一)“儒”的理解

“儒”首次出现于《论语》中,即“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最初的“儒”是对那些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的称谓,是从事礼乐教化的儒,“儒”即指一种职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儒”的内涵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儒”是对术士的通称,《说文》中曾讲到:“儒,柔也,术士之称。”指的是知识阶层的士人,也就说人们口中的“儒生”。狭义的“儒”,则是指由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韩非曾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说明孔子达到了儒的顶峰。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也是儒家的一面旗帜。本文研究的“儒”是狭义的“儒”,即由孔子创立并不断被后继者发展的儒家学派。

(二)“先秦儒家”的理解

从时间的跨度来讲,先秦儒家是儒家发展的创始阶段,从曲阜的地方文化渐渐发展为中原文化,在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后才在汉代成为显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先秦儒家思想是孔孟原本意义上的思想,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致力于辅助统治者治理好国家,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主要产生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出现的种种变化,为儒家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并由此开始进入百家争鸣时期。相比较于崇尚法治的法家,先秦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占有优势。加之先秦儒家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规范与之相违背,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打压,更使先秦儒家思想不能顺利推广。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学说基础上。儒家代表人物提出了以培养君子理想人格为其德育目标,以仁、礼为德育培养内容的德育思想,并总结了一套德育教育方法。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特色表现在重视德高于智,群己和谐倡导学为圣贤,追求德育目标的超越性德育过程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肯定道德主体性,强调道德自觉。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涵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同方式的表达和体现。孔子“仁”的学说,更多意义上是通过一系列的道德范畴来展现,而孟子侧重于强调“五伦”的明确及“四端”的扩充;荀子则主要是强调“礼”的重要和推延。

(一)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吸收了周朝的德育理念,其内容非常丰富。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仁”“义”为主的核心价值观、以对个人行为进行制约和引导作用的“礼”思想,以及作为“仁”的基本表现形式的“孝悌”观念。

首先,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万善的总根源。《中庸》有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发自内心的爱人之心,将内心的情感以及信念用于人伦、用于社会,以此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其次,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礼”,小指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大指一切典章制度,及高于一切典章制度的伦常。再次,“孝”思想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仁”的基本表现形式。孟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

(二)育人理念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育人理念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坚持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一条主线便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认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的思想与行为具有制约、导向及激励作用。二是提出系统的修身之法。先秦儒家认为修身是实现个人价值和完善人格的重要手段与途径,突出强调个人修身的重要性。三是强调教师的育人功能。《大学》中孟子提出对人们进行德教在于“明明德”,每个人都具有“明德”,但却由于各种因素而不能完全显现,这就需要通过教育使其再现。由此,教师的地位及作用是不可代替的。儒家普遍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三)基本特征

一是政治、社会、教育的统一相顺。先秦儒家所追求的是道德至上的社会秩序,将政治、社会、教育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所谓“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先秦儒家主张君主治国基于道德教化,以德教为政治发展的基础根本。孔子强调“仁政”、“德政”,主张道德至上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归仁”的最终社会理想。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君子、圣人人格追求的根本在于培养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表示教育人才本身就是为政,德育工作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以及治国手段。孟子提出了“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的思想(《孟子.尽心上》),表示德是政的前提、手段和目的,有德的君主才能获得人民的爱戴。荀子将教育当做“固国齐民”的重要措施,他曾说:“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荀子.大略》),指出了政治、社会与教育三者的正确关系是统一相顺,是普遍的规律。

二是等级性与普遍适用性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在奴隶制度和阶级制度的背景下,人们处于不同的阶级集团之中,特别强调尊卑有序、远近亲疏,具体表现为以三纲为核心的等级观念,具有一定的等级性。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物的价值都分三六九等,人也不例外,价值有着不同的表现,勉强将人的等级拉平,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荀子曾在对人的区别上说:“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在维护秩序上,荀子提出了“群”的概念,他主张通过“明分使群”,即将人们组织起来成不同的“群”,从而产生力量,而能“群”就在于“分”,“分”就是名分、等级制度,但是要保持“分”的合理性。

三是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一方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受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意识变化而消亡,对人们的道德观念起着指向和导引作用。儒家始终倡导的“仁”、“义”、“礼”等思想,一直被我国历朝历代所推崇,以培养国人性格,对巩固阶级地位,维护国家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表现出了其中的继承性。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其中一些内容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使某些内容与要求与时俱进,有了新的解释与意义,如先秦儒家对“利”的论述由最初的见义忘利、见利思义的思想发展为利义并重,由对“利”的蔑视到对“利”的价值的肯定,梁启雄在《荀子简释》中说:“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而不轻利。”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所具有的稳定性与创新性特征使其牢固地处于我国封建时期各个朝代思想潮流的核心地位。

三、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德育环境

社会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先秦儒家德育智慧的具体内容,重视外在环境对人的道德形成是其中一条重要培养方法。而道德教育的实践性使其无法回避社会环境的影响。然社会环境并非都是良性的,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在大学生思政教育过程中正视这一问题的前提下对德育环境作出优化。

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家文化异同

自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中国以来,它在传播的过程上就不可避免的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儒家文化发生融合,碰撞。两者虽然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但是如果将两者相互比较,还是会发现他们的一些共同之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从本质上探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异

由于产生的背景各不相同,两种文化所服务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是各不相同的,其所代表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阶级的利益,所拥有的社会文化功能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思想体系。所以在探究二者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将它们之间的界限划清。

(一)文化背景差异

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来源都是在欧洲资本主义文化背景孕育的。而其存在的意义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超越欧洲的资本主义文化。

而儒学文化的产生背景则与马克思主义相差甚远。由孔孟起始的原始儒学其诞生背景主要源于农耕文明和血缘家族文化。由农耕文明所催生的以自然道理为基础的中国式的形而上学,由血缘家族文化中诞生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伦理观念。而在宋代诞生的新儒学,主要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儒学,其实现的基础便是对皇权中心主义与封建官僚制度的拥护。

(二)时代精神差异

时代精神对特定时代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它是时代价值取向的代表者,以前驱性和进取性为特质,具有正面价值。而哲学通常都是时代精神通的表现载体。哲学家,是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产物,是汇聚了那个特定时代下最精致、最隐蔽、最珍贵的精髓哲学思想的产物。因此,马克思说,哲学是文明活着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趋于成熟的时代下诞生的。在这个时代下,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形式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无法避免的带来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而此时拥有着代表社会新的生产力特征的无产阶级,以其拥有的大而先进的生产力、政治力,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无产阶级这种强大力量的代表。

原始儒学则是在一个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乐崩坏的时代,当时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乱中求治的时代需求,于是原始儒学便在那个条件下应运而生。孔子以“复周礼,缅三代”的为思想为核心,展示了克己、复礼的大义。而乱世思治的时代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由他构想的理想境界中的世界的机会。从而使儒家思想在那个时代成为了价值中心,从民族的角度来讲,激发民族凝聚力是价值中心的重要使命。

儒学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所具有的时代精神是各不相同的,两者中间有着两千年的历史跨度,并不是同时空的精神产品,它们各自在历史中的势位高低,自然一目了然。

(三)代表观念和阶级意识的差异

作为代表先进的近代物质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它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大背景下相互对立的生产关系间的相互斗争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性上与资产阶级政权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是具有革命性的哲学。所以,他不可能成为现存国家的拥护者和卫道士,它是它们的摧毁者和掘墓人。

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儒学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就不备有这种革命性。在其创立之初,虽然也有着代表非权贵群体利益的思想,但是其思想终究也只是来自于没落贵族阶级,依然具备着阶级意志。自汉唐以来,儒学思想便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用以维护封建皇权利益的官方正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从其阶级性和革命性的立场上来讲,是根本对立的,是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

二、异中有同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虽然在根本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二者之间也拥有着共同之处。如果对这一点不能做出正确认识,就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不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可能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其在本质中与中国儒家文化所发生的相容与相通。这两种在时代性与阶级性上有着本质性区别的思想体系,在学说上却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相通、相容之处。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世界观上都具有无神论的特点,其思想有着反对神学、宗教的特点

由于曾经受到“左”思潮影响,曾经不加分析的将儒学完全归类为唯心思想、形而上学,其实儒家学说是不讲“怪、力、乱、神”,并且一直对神学保持着怀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科学的无神论,其以对神学理论的彻底否定在欧洲思想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在对社会进行改造的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思想有着极大的区别,但是它们都是反对通过非人类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的。两者都重视现实社会与现世人生的思想。以此来看,在无神论的观点上两者是有着相通之处的。

在道德观上,中国儒学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也有着相同之处,两者对人拥有的自然属性,及与此相应的表现形式,所具备的合理性表示接受,但是同时又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应该受到社会属性的约束,并对其进行规范,才能达到完善的人性。在儒家思想中,也有着“食色性也”和“为恶去善”这样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对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力十分重视,但是他也认为个人解放是必须要在全人类解放的大前提下才能够达成的。这与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复礼”的价值观是相通的。

三、结语

在中国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有着诸多的相通之处,但是这种相通却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顺利发展的基础便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碰撞与摩擦后的相容、相通。

参考文献:

[1]牛苏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应关注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州学刊,2015,(12).

[2]王晶,王雅舒.探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种角度[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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