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型农业论文篇1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述评启示

国外文献综述与启示

（一）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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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城市型农业论文篇2

关键词：农村人口转移；新型农民；土地流转；粮食安全

农村人口转移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产物。工业化带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的自由转移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世界历史来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国,都必须经过这一条道路,因此,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对我国人口的有序转移,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国外农村人口转移的相关理论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

该理论由美国学者刘易斯1954年创立,该模型是以二元经济体系为参考背景,假定城市没有失业现象,农民只要自愿,都能够在城市里面有工作可做。城乡收入不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唯一决定因素,只要城市工作所得的一般收入高于农业劳动所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这一过程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完全吸纳,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趋于相同,城乡二元差别消灭,国家经济达到完全现代化。

2.唐纳德・博格等人的“推力―拉力”理论

“推力―拉力”理论提出于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理论从运动学的观点进行分析,指出人口转移实际是两种相异方向力作用的结果。在人口转出地有一种推力,如自然枯涸、农村劳动力过剩、较低的经济收入等；而在转出地有一种拉力,主要是家庭相聚的欢乐、社交网络的扩大等。推力和拉力相比,推力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人口的转入地,拉力因素是起着主导作用,比如相对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待遇、较舒适的生活条件、较完善的受教育机会等。

3.费景汉―拉尼斯模式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之上,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与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相似；到了第二阶段,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劳动力的弹性供给逐渐降低；到最后,工农业生产率达到均衡,传统农业完成到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理论模式强调了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意义和农业对工业发展的重大作用,提出了农村人口转移主要取决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的提升。

4.托达罗模式

1970年托达罗提出一种人口流动模型,认为“期望收入”差异是农业劳动者转移至城市的决定性因素,无论城市是否存在失业现象,预期差异的大小制约着迁入城市人口的多寡,结果造成城市失业率猛增,农村劳动力缺乏严重,最终影响农业发展。由于这种预期差异的存在,即使在城市有严重失业的失业问题,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仍然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因为这些进城的农村人口,即便不能很快就业,但是在城镇待的时间越长,获取工作机会就越大,因此,他们宁愿在城镇静待时机。

二、国外农村人口转移的实践

1.英国农村人口转移的实践

英国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是“圈地式”强制性转移,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其决定性动力。英国面积狭小,耕地面积比例更小,人地关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日益紧张。早期发生的“羊吃人”圈地运动,迫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当然,这一运动调整了英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大农场成为农业经营的主要模式。18世纪中后期爆发的工业革命,采矿业、制造业、商业、运输业等产业迅速崛起,产业结构有了质的变化,大量的人口从事于这些行业。随着产业的发展,19世纪英国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广泛的就业机会、生活设施对农村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经过长达四个世纪的实践,英国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1］

美国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是自由转移。工业化浪潮的勃兴是其主要动力。美国是经过开疆拓土、西进运动,实现了人口的转移。美国地多人少,工业化初期就显现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美国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的进展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农业劳动率大大提升,地多人少的窘境被克服；同时,农业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又迅速被工业化吸纳,人口的转移不仅没有使农业衰落,农业的现代化反而促使大量人口向城镇转移就业,美国的农村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三化”协调,相互促进,使美国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2］

日本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是政府干预下的“跨越式”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日本和英国一样,都是岛国,人多地少,日本政府特别注重扶持规模化的自主经营农户,对于小农户,则鼓励其转向非农产业。1971年,日本通过相关法律，以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相互协调发展。日本非常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来吸纳农村劳动力，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30年代，其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率，始终大于人口增长率。而且，日本对转移人口的教育培训非常重视。［3］

韩国农村人口转移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中进行最快的，特点是大规模向大城市转移。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奉行重工轻农政策，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可以说韩国是在农业发展滞后的情况下实现了农村人口转移的。但韩国有丰腴的资金，可以支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当然，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造成了严重的住房问题、交通阻塞、空气污染等城市病。［4］

印度是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与中国情况相似，农村人口转移问题非常突出。政府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过于重视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不足，极大的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而且政府刚开始对农业也不重视，为此政府努力发展乡村工业，在乡村发展工业项目，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使农村人口在乡村之间转移。由于工业和农业的失调，印度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非常缓慢。［5］

三、我国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问题

1.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不利于人口的良性转移。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使用权仅限于集体成员，现在农村的土地流转主要限于农民之间。现在农民进城打工，如果挣不到钱，还是会回到原来的一亩二分地的，加上有些农民基于传统观念，把土地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宁愿把土地抛荒，也不愿把土地流转出去。甚至有些农民即使在城镇发了财，还是要回到老家盖房，盖而不住，造成浪费。因此亟需改革现在的土地制度，加速土地流转，促进人口良性转移。

2.城镇化发展滞后不利于人口的有序转移。首先，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农村人口的均衡转移。城镇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人口承载能力不足，很多城镇的第三产业不发达，农村人口到城镇后，不能很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第二，落后的城镇户籍制度，造成所谓城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分，大量的进程务工人员因没有城镇户籍，而无法享受到城镇居民应有公共福利待遇，农民虽然职业有了转换，但是农民的身份受到很多限制，农村进城人员变成城市里面的“候鸟”。

3.农村人口自身的素质问题影响转移的数量和层次。现在农村转移人口中大部分人员仅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他们进城后，只能从事一些较低层次的劳动，难以涉足高层次的职业。这种情形造成所谓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缺陷：数量型过剩和质量型短缺，长此以往，既不利于农业现代化，也不利于我国新型工业化和产业化。

四、国外农村人口转移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每个国家国情有异，所形成的农村人口转移模式和理论也有很大差别，当我们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和理论指导时，一定结合要我们自身的情形，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政策措施。

1.农业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转移的基础。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农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和产业化经营，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被解放出来。［6］美国在发展经济之时，优先发展农业的战略就被确立，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成功开启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印度长期对农业不重视，农业发展停滞，其农村人口的转移非常迟缓。

2.工业化是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动力。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对农业劳动力产生一种需求拉动，韩国农村人口之所以可以快速转移，与其实施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密不可分；而印度的工业化进程直接从资本密集型起步，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非常有限，农村人口转移速度迟缓。

3.城市化为农村人口转移提供居住空间。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等改革，不仅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而且使其享受到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这对农村人口转移起到巨大的助力作用。当然，在发展城市化道路的过程中，要结合自身情况，走大中小城市有序发展的路径，避免像韩国城市病的情形发生。

4.农村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是同步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民居住地、职业、身份等方面的市民转换。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确立和城市的兴起与农村人口转移、农业现代化等重大因素相互推动，不但农村输出农民，而且城市有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城市化基本设施可以接纳农民并逐渐把他们转为城市居民。我国这三者的发展严重不均衡，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当然，国外有关农村劳动力及人口转移的上述理论和实践，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总结，由于各国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国情不同，这些经验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的过程中，对这些理论和实践，要有选择性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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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型农业论文篇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学生农村创业现状分析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机制研究大学生返乡创业模式研究论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成都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进展廊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传承及其产业化问题研究旅游综合体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大有可为河北省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研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研究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自助农场经营研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户金融服务研究大学生返乡创业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问题研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云南省临沧市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问题研究湖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问题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4]肖欢欢.农村未就业大学生是城市4倍[N].广州日报，201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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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型农业论文篇4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异地转移”；新经济地理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09307

一、引言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产业维度上则表现为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这两个维度上是同时进行的，即农业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完成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然而在中国则不同，庞大的农业人口和有限的农地，导致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城市也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因而形成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并存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两种转移途径。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如何选择转移途径的呢？其影响因素又是什么？由于就地转移只是极少数国家特有的现象，因而未曾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则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探讨。

一些学者认为，两种转移途径都是现实的合理选择。李晓春[1]通过分析Lewis及Harris-Todaro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和背景条件，认为“离土不离乡”型劳动力转移与Lewis模型、“民工潮”型与Harris-Todaro模型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明确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双重机制。马轶群和李晓春[2]进一步认为，由于江苏的发展模式起源于乡镇企业，因此，江苏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途径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待大量就地转移劳动力聚集成新兴城市后再进入第二阶段“民工潮”型异地转移；浙江民营大多源于农村手工业，其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上海城市化水平高，基本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民工潮”型异地转移。但许经勇[3]认为，强调依靠城市工业扩张来转移过剩农村劳动力的Lewis理论对应于异地转移（流向大中城市），强调依靠人力资本提高、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内部分工深化来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Schultz理论则对应于就地转移（流向农村工商业和小城镇），只有坚持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且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段均和高定伦[4]认为，转移模式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有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战略和城镇化模式，就会要求有什么样的劳动力转移模式与之相对应。

也有学者认为，就地转移应成为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曹明贵[5]认为，中国不断深化的城市经济改革造成了城市失业，大量农民工进城加剧了城市就业压力，并增加城市交通压力和引发治安问题，因而加快农村工业发展、实现农村工业化，应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途径选择。李平和侯军岐[6]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的内外部原因，认为导致速度下降的因素不会长期发挥作用，并从作为农村工业化主体的乡镇企业在相对经济效益、竞争优势、不平衡性、积聚效应和自身特点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一步吸纳劳动力的潜力，认为应该继续关注农村工业化。李国英[7]认为，不受限制、无序的异地转移会带来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穆建新[8]认为，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外向型经济严重受挫，中国必须由以出口导向、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异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力转移模式，转变为以内需驱动、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转移、就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产业转移模式。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应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袁铖[9]从动态视角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比学术界的测算还大，虽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受阻，但现实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渠道仍然是就地转移，因而开展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程怀儒[10]分析中国现实情况后，认为大城市的人口容纳能力有限，实现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近”农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延长经营链条，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但也有学者认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还是异地转移。董文柱[11]认为，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小城镇由于缺乏第二、第三产业的支撑，吸纳能力有限。大中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投资环境比较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强，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较高，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应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

由上可见，尽管学者们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从多个视角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但基本都只进行了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同时也没有进一步深入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极大地简化了工业部门垄断竞争下的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分析，由此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内生地解释了劳动力的转移，对劳动力转移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朱希伟[12]建立了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并得出了可以在地区发展新兴制造业，从而缩小地区间差距的结论。然而，包括上述模型在内的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都假定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力投入成正比，且农业中不存在失业，同时，也没有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成本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模型假设与初始均衡

1模型假设

由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地区间可贸易品价格差别很小，而非贸易品价格与住房成本高度相关，因而学者们认为住房成本是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的最重要因素[13]。美国人口普查局实验性生活成本指标也假设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仅由住房成本引起[14]。因此，住房成本差异可大致反映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假设经济体存在两个区域：区域1（城市）和区域2（农村），其人口总量为L且每人拥有单位同质劳动力。区域1是非农产业区，采用规模报酬递增技术生产非农产品，其人口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为h（0

s（x）=1-2cx，其中，x∈[-h/2，h/2]，c为通勤成本系数（c≥0），0≤s（x）≤1。因此，区域1的总有效劳动力供给为：

S1∫Lh2-Lh2s（x）dx=Lh（1-ch/2）（1）

假设W1为区域1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率，那么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净值为：

s（-h/2）W1=s（h/2）W1=（1-ch）W1

由于城市边缘地租为零且工人是同质的，所以在整个区域内，剔除通勤成本与地租后的工资净值相同，即s（x）W1-r（x）=s（-h/2）W1=s（h/2）W1=（1-ch）W1，其中，r（x）为距离中心商务区x处的地租。因此，区域1的均衡地租为：r（x）=c（h-2x）W1。区域1的总地租为：R=∫Lh2-Lh2r（x）dx=cLh2W1/2。假定地租由区域收集并平均分配给本区域所有居民，因此，区域1的每一工人除了工资外还能从地租上获得一份收入R/Lh=chW1/2，所以，区域1工人的名义可支配收入为：

Y1=（1-ch）W1+chW1/2=（1-ch/2）W1（2）

笔者引入城市成本系数τc来描述由于城市成本的存在而导致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损失，τc=1/（1-ch/2）。那么，区域1工人的名义可支配收入为：

Y1=（1-ch/2）W1=W1/τc（3）

农村是农业区，农民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例为（1-h），则农民数量为L（1-h）。假定以单位农产品价值作为计价标准，即农产品价格为1，同时假定非农产品和农产品在区域间贸易不存在成本，故城市和农村的生活费用指数相同。

2消费者均衡

为简化分析，假定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为U=CgmC1-ga。其中，Cm为非农产品消费量综合指数（非农产品为若干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差异化产品），Ca为农产品消费（农产品为单一同质产品），g为非农产品在消费支出中所占份额（g为外生变量且0

（1）代表性城市工人消费均衡

假定消费者将其可支配收入作为预算约束以实现效用最大化，那么，代表性城市工人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述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层面，缺乏定量分析；且未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生活成本等重要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内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并考虑中国所存在的“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实，加入“迁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三个变量，建立内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其主要结论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取决于“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个变量的相对大小，当“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大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异地转移；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小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就地转移。因此，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将促进异地转移、抑制就地转移；而劳动力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则会抑制异地转移、促进就地转移。

尽管就地转移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性。一是，作为其主要载体的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无序的、分散发展的道路，导致了设备落后、资源浪费、集聚程度低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自身发展不稳定（如高诞生率和高破产率并存）、管理不规范，导致其提供的就业岗位缺乏保障。同时，为保持竞争力，乡镇企业势必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将进一步削弱其劳动力吸纳能力。三是，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虽然退出了农业生产，但其退出不彻底，仍保留了承包的土地作为退路或生活的基本保障，这显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利于农民增收[17]。

同时，城市化率低、大城市人口规模偏小导致城市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从长期来看，本文认为异地转移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终选择，由此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城市是国家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主要载体。增加对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直接激发科技能力，提升人力资本，增强企业间技术溢出，降低产品运输成本，强化资金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

第二，加快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成本。户籍制度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福利政策（包括就业、养老、医疗、失业和教育等政策）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根源。虽然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其约束作用有所下降，但由于制度惯性及部门间利益冲突，其进展相对缓慢。然而就中国经济发展大局来看，加快推进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和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合理抑制房价上涨，降低城市成本。加强财政、货币和税收调控力度，提高购买多套住房者和炒房者的购房成本，抑制对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需求。同时加大公租房、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住房市场供给。此外，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进而合理抑制房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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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型农业论文篇5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分担；综述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其中，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社会成本问题尤为突出。由过去几十年农民工大量涌进，到现在农民工理性融入城市生活中。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城环所）《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提出了走“民生型城镇化道路”的概念。

一、国外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国外文献检索来看，国外学者对于农民工市民化及其成本分担机制方面的研究较少，近期研究更是少之甚少。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西方市场自由化较为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流动是完全的。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城镇化较高，农民转移已趋于稳定状态。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发展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理论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较为透彻，特别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系统地阐述了二元经济条件下城乡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型。后来，乔根森、托达罗等发展经济学家对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1.刘易斯模型（w.Arthur.Lewis，1954）。刘易斯认为无限劳动力是建立在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模型。其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在仅维持生存的工作水平，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满足的；工资水平保持不变，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取决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同时，刘易斯强调社会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积累，工业劳动者工资和农民工的收入随着投资的增长而增多，最终达到均衡。

2.乔根森模型（Jorgenson，1967）。乔根森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存在着工业和农业部门，两部门的工资都是由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决定的。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由于技术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逐渐转移到工业部门。但是乔根森仍然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问题。

3.“相对贫困”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Stark，1991）认为，人口的迁移决策是由相互关联的家庭做出的。人们迁移目的，一是为增加自己家庭的收入，二可使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以减轻家庭在市场不完善的社会中所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不平等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也即迁移为了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获得更高的收益。

（二）基于家庭单位农民工市民化迁移决策研究

基于家庭单位农民工市民化迁移决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微观和家庭整体层面两个视角。在家庭微观层面，托达罗（Todaro）和斯亚塔德（Sjaastad）认为，家庭成员作为独立的决策主体，有能力做出是否进行城镇迁移的决策。具体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个人成本收益为主要决策方式，而非劳动力不涉及到决策中。这种迁移是“链式迁移”或分散式家庭迁移。在家庭整体层面，明塞尔（Mincer，1978）认为，城镇迁移的决策是家庭成员共同决策，构建了家庭联合模型。该模型是基于个人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假定家庭成员的个人效用可以通过叠加而组成一个总和的效用水平，且受到同一个预算水平的约束。预算约束水平以家庭每个成员的总收益与家庭迁移的总成本之差得到。

（三）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收益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迁移后对迁入地点来的社会福利影响。舒尔茨（Schultz，1961）认为劳动力转移在人力资本中占有重要地位，迁移决策取决于其迁移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结果。迁移成本包括货币和非货币成本。货币成本包括迁移费用，如交通、住宿、食物等等。非货币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心理成本等等。Joppke（2010）认为，在成本效益方面非西方移民对荷兰公共部门净收益产生较大影响。其中25岁之后的移民对荷兰公共部门的净贡献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小于25岁的移民，对公共部门的净贡献是负的。Oyelere和Oyolola（2011）以美国为例，他们认为由于移民出生地和生活经济方式的差异，导致移民群体存在对政府提供公共成本服务的异质性评价。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研究，随着不同时期，研究的内涵和范围也存在差异。国内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成、困境、产生原因和成本分担机制等方面。

（一）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困境的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现实生存状况以及该群体的出现导致的城乡协调发展失衡。这些不利因素同时提醒政府和社会应该更多地关注和保障农民工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中，张国胜（2009）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43城市展开研究，分别从智力成本、住房成本、公共发展成本等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相比农民工的收入，参与市民化成本较高。杜海峰等（2015）通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指标体系，来测度农民工市民化人均年均成本。得到的结果是农民工市民化人均总成本是6.314万元，其中企业负担2万元左右，政府承担不足1万元。

（二）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成的研究

陈广桂（2004）认为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其中，私人成本主要包括生活成本、智力成本、自我保障成本和住房成本。在市民化过程中，私人成本的影响最大，而公共成本通过税收和财政可以很容易解决。张国胜（2009）认为市民化成本就是社会成本。包括农民工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同时，总体上包括私人发展成本和公共发展成本，其中私人发展成本由私人生活成本、智力成本、住房成本与社会保障成本组成；公共发展成本由市内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与公共管理投资成本构成。

（三）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产生原因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产生原因众说纷纭，一直争论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傅东平（2014）认为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强大动力。新型城镇化能够进一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推动产业向城镇集聚，促进产城融合及人口集中。面对如此巨额的成本，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分担，必须构建政府、企业和农民转移人口“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章羽（2015）将社会成本产生的原因归结为经济社会制度、城乡文化差异、城镇发展政策及历史性原因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研究主要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苟兴朝（2014）从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和农业转移人口个人三方面构建成本分担机制，探讨运转该机制应该处理好的各种关系，并研究所需要的制度创新和改革。蔡瑞林（等2015）从公共成本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的核心议题出发，将市民化公共成本细分为主动市民化和被动市民化过程产生的成本，并从宏微观两个角度分别作了分担机制的思考，如增加农民净收入、建立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反哺机制等。吴国培等（2015）市民化成本分担方面，对政府、企业和农业转移人口三者的分担比例做了界定，分别占总成本的比重为25%、20%和55%。即由农业转移人口承担大部分市民化中的成本；政府负责补齐农民工在城镇享受平等权益、制度改革的成本；企业在于为农民工提供保险费用及就业培训和保障的费用支出。

三、国内外文献述评

国内外文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为及影响因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界定、产生原因以及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实践等作了一些研究。

（一）农民工市民化迁移的侧重点不同

国外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研究，是基于人口在城乡的自由迁徙之权利为法律基础，基于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和收益为理性决策依据等前提假设下，研究农业人口向城镇迁移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即使在针对发展中国家市民化成本的研究，也对制度性约束造成的成本假设为零。然而，国内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研究，是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人口流动限制和农地制度约束等展开的，以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二）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成界定存在分歧

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农民市民化成本、人口城市化成本等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不少文献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处于混乱或交织状态，给读者造成了困惑。如仅仅市民化成本中的私人发展成本，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称谓：私人成本、个人成本、个体成本等；在社会发展成本上有的学者称之为社会成本、公共成本、制度成本等。今后的研究应该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进行。

（三）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结果差异较大

从现有研究文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测量来看，不同的学者考察的成本范围不尽相同，导致市民化成本的规模有大有小；即使针对同一个成本项目，学者得出的测算数据也有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对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还未形成公认度和系统性较强的成本细分体系和推算思路，导致测算的成本范围不一，测算结果大小不一。

综上所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研究首先要明确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构成，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体系，运用数学方法合理测量成本构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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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型农业论文篇6

论文摘要:有人提出的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旨在探讨怎样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速度的理论，在我国当前农村、城市劳动人口双重过剩的约束下，对我国农业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本文通过理论的本土化提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一一城镇化。

0引言

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面临的问题很多，如何解决?整体推进，全面突破，均衡增长，在理论上是一个完美的模型，描述了一种理想状态，能够为人们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参照系，可以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衡量所采取的措施与理想状态的差距;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必须采取非均衡增长策略，选择一个突破口，由点到面，逐步推进，避免遍地开花。这样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转化为突破口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是解决其它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如何实现这一转移，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将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

1.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理论上有两个可以借鉴的模型: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

1.1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存在一个隐含假设—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的、相伴随的，发达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符合这一前提，而我国由于失业、下岗、新增劳动力等问题，城市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剩余，根本没有能力来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我国当时gdp中第二产业占到50%左右，也就是说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但是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霍利斯·钱纳里和莫尔塞斯·塞尔昆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认为，若要真正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必须达1500美元以上，而我国距离这一标准还差很多。在刘易斯模型中存在的另一个缺陷是对人力资本因素的忽视，我国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素质较差，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被吸收到采用最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而是吸收到劳动力比较密集、技术不太先进的工业部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进一步放缓了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因此，在应用刘易斯一费景汉一一拉尼斯模型指导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应该认识到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非同步性，工业部门并不具备完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本身素质的制约，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非同步性。

1.2与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相反，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却有大量的失业，其宗旨在于探讨怎样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一分为二地看，托达罗模型假设城市中有大量的失业(包括隐性失业)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但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与我国的事实不相符合。基于前者，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有其道理;基于后者，将注意力局限于农村，试图仅仅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来减轻对城市失业的压力，进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则完全缺乏可行性。因为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自身的劳动力出路都不能在农村解决;而且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劳动力还会相应增多。因此，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之路必须在农村之外做文章。

1.3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城市就业不足的情况下，旨在加速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与旨在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注入城市速度的托达罗模型对实现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发挥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各自的缺陷。因此，为实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必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寻找一条自己的道路—城镇化，尤其是小城镇的建设。

2除了理论上的证明外，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经验的指导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后，工业主要集中刁砚月。于城市，因此，农业富余劳动力最主要的转移方向是城市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均达到70%以上。但也从此时开始，出现劳动力和人口由大城市向其周围农村或中小城市流动的“逆城市化”现象。这是因为，城市工业和人口的过度膨胀已严重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国家便采取措施鼓励非农产业向农村扩散，加速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工业，如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就提倡农村工业化，法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农村城市化，英国20世纪60年代后‘.农工综合体”的迅速发展等等。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工业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中小型的现代产业，由城市扩散而来，与城市工业相配套;二是适应农业工业化需要，为农业服务的产前、产后链带产业，与现代农业相配套。

农村工业等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转移一部分城市过剩劳动力，而且有效地吸纳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出现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呈现出城乡一体化趋势。我国在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立足于本国实际，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后的逆城市化问题，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实际出发，实行城镇化，以吸纳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规避“逆城市化”过程。

3国内外发展的历史表明，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提高城镇化水平，可以改善城乡经济结构，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有力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3.1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农村人口多，人均农业资源水平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这是加快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亚待解决的问题。不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就不能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城镇特别是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作为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就可以通过城镇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就业领域和劳动力需求，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又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拓展农村就业空间。这就从农业外部和内部为优化农村就业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辟了新的途径。把有条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转移到非农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可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