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篇1

我们学习应用外语，目的是为了交际，并且是跨文化的交际，故此必然涉及不同的习俗文化、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等。我们所指的文化，并不单纯是狭义上所指的文学、音乐、美术等，而更广义上所指的：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俗、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所以在跨文化的交往中，没有这些的深入认识，只局限地以自己母语文化中所形成的各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习俗观和世界观去和外国人进行交往，必然会形成不同文化观念在某个话题或论点方面的冲突和不快。

在初中阶段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学工作者更多地强调了“听”“说”“读”“写”四大技能的培养及素质教育在教材的安排和教学时间的分配上，忽略了英语文化的进一步的学习、了解和渗透。同时，作为素质教育，我们在语言教学中，应尽量多地全方位体现该语言范畴的文化现象、文化特征。虽然对事物的理解受到年龄、职业、信仰、思维等影响，但对于初中学生来说，他们应该可以理解在欧美国家最常用的成语、谚语、格言和典故。这些内容在教材中安排得并不多，尽管有“afriendinneedisafriendindeed”“anappleadaykeepsthedoctoraway”……但我认为仍不足够，英语文化中，常用的谚语还很多，而适合初中学生年龄认知的谚语也很多，如：“outofsight,outofmind”“leastsaid,soonermended”“pennywise,poundfoolish”。

典故，在第一套人教版教材中，初中英语第五册曾有过的故事，简单涉及了所罗门这位智慧之王的故事，但这类的典故并不多见。根据年龄与接受力的因素，我认为可以适当增加多几个常见于西方文化中的典故文章作为了解和阅读材料的，如thegardenofeden,noah’sark,thetowerofbabel,achilles’，heel等。另外，在英语中，颜色的运用，特别在语言中作比喻和联想的运用是较为广泛的。我们在教材中见得也不多，如thegreenhouse,thewhitehouse,inblackand

而受年龄和思维深度、心理因素的制约，委婉语、禁忌语和英语文体等在初中教材中极少出现是较正常的。在跨文化交往中，怎样才是有礼貌、怎样用适应的谦辞和敬辞同样很重要。虽然在教材中有出现，但仍要补充。尤其能结合现实中，中国人汉文化与欧美人英语文化在交往中出现的各种失误与冲突的材料，在教科书中应有充足的安排，这样的例子才有说服力和警示性。

在文化交际中，我们接触得最多的还是人，我们要更全面地了解外国人，必须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观、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等有深入的了解和熟悉。必须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和人民有大概的了解，在各种人物传记中，新旧版两套人教版教材所选的内容都非常好。人们都总想从下面的、有积极意义和成功的奋斗经历的人物身上吸取其人生精华，因而在所有教材中出现的人物形象，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如：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内森黑尔，(其名言为“我唯一抱憾的是：我有，且仅仅只有一次生命贡献给我的祖国”)，反映普通人一面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的动人故事；反映有骨气的歌唱家；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爱迪生；著名杰出的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现代护理制度创始人佛洛?萨南丁格尔；在丛村中因飞机失事而幸存，并顽强求生的德国女孩的故事等等。所有这些反映了历史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在教材中应适当补充现代著名的体育运动员、艺术家、政治家或社会以至为全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的轶事。所有这些材料，给在成长时期的中学生的心灵教育起着极大的积极的作用。人们可以分析其文化背景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中吸收其精华。另外，体现欧美人独立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乐观主义和与他人良好的合作精神、创新探索精神的人物传记与体裁，应考虑到教材的更新和补充中去。

语言中，包含着文化领域中的民族性格部分。如欧美人所崇尚的幽默感。这类题材文章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并不多见。作为更深入地了解和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应参照(第二册)等有关教材中的文章选取适当的扩充到初中的教材中。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篇2

北大中文系主任陈跃红教授为会议致开幕辞，阐述了语言学科对中文系的重要性，2013年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联合大学系统设立了三方合作的“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之后，又为中心申请到经费购置研究设备，包括脑电仪、眼动仪等，在研究经费和人员配备上大力支持语言学学科进一步发展跨学科的前沿研究。

会议历时四天，涵盖了8个重要的研究维度。会议采用的模式是每个研究维度一个学者主讲，与会者参与讨论，力图把每个维度上的关键和问题分辨清楚，从而激发和引领进一步的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王士元教授做了开幕报告《复杂系统与音节语言的形成》。王教授阐述了从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的角度结合来看人类的发展以及语言发展的必要性，语言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其形成与演化的机制不能外在于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也不能独立于社群的互动与沟通。从最新《科学》杂志发表的蝙蝠唱歌，联系到人类语言的音响特质;从黑猩猩的合作采食树叶，到人类的协作;从人类的直立行走，到发音空间的扩展;从语音变化到语言谱系的构建;从绝对音高的觉识到相对音高的运用，王士元教授生动的讲述了人类语言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历程，别开生面，而又引人入胜。与会学者与王教授一起兴致勃勃的讨论了一些关键概念，如扩展适应（exaptation）、有序异质（orderlyheterogeneity）、语言联盟、平行发展与祖征遗传等。

台湾中研院孙天心研究员主讲的题目是《藏缅语中的特殊演变类型》，从藏缅语变化的丰富实例出发，探讨其中的音韵变化机制和词句法的演变。音韵方面涉及声调、嗓音类型、音段的“雀巢鸠占”、韵尾增生和因位变韵等，其中提到的不少主流演变之外的规律，如音节长短与声调高低区分的关联，音节的互动造成声调的变化，后起的“无中生有”，等等，都令人大开眼界。词句法方面，孙教授系统介绍了词干创新、动词人称范畴创新和动词限定形式创新，提示在语言的比较研究中要注意分辨后起的创新与早期的遗留，观察周边的语言影响，仔细分析方言的分布等，说明了在具体研究语言结构的演变时，无论是语音的，还是词句法的，都不能囿于成见，而要通过仔细的内部和外部比较的考察，来确定演变的轨迹与方向。讨论期间，大家就汉语和藏缅语的语序发展，如何确定一个音变是接触造成的，声调衍生的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洪君教授主讲了《文白叠置与语言变化》，从文白叠置这样汉语方言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切入分析，提出对语音变化的独到观察。王教授首先明确文白异读是通语对地方语造成影响的一种语言接触类型，结合历史说明了文白异读的传播方式。根据文白异读造成语音变化的机制，提出叠置式音变的特点，并将之与王士元教授提出的词汇扩散进行区分，确立为语言变化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共时差异的音韵史拟测应有的目标是不同时代通语的面貌以及与方言的互动关系，尽可能逼近历史原貌、补正文献。进一步的，在探讨语言变化时要区分条件式演变阶的先后和叠置层的早晚;也要区分扩散式演变的断阶与文白叠置造成的层次。王教授特别阐明了析层拟测法与历史比较并不矛盾，二者可以相互配合使用，但如何将之扩展到不同类型的方言乃至民族语言则值得进一步探讨。王士元教授等提出王洪君教授的研究可以应用到世界语言的比较中去，词汇扩散理论的发展史可资借鉴。与会者对叠置这一模型的适用性，汉语方言历史，以及方言与民族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异同等进行了仔细的研讨。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中心主任陈保亚教授主讲了他和田祥胜、汪锋在语言接触方面的最新进展，题为《语言接触的方向性看回辉话形成机制――语言与基因的双重证据》。报告提出：一种特殊类型的语言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关键要分清语言接触的方向。母语干扰导致目标语言简化，借贷导致母语繁化。基于语言接触的方向，通过词阶分析和同构性，可以区分下面两种情况：（1）特殊类型语言的形成是一种语言处在目标语言的地位并始发语言强烈干扰的结果。（2）特殊类型语言的形成是一种语言处在始发语言地位并大量借用目标语言成分的结果。为了更好的表述接触的方向性，需要严格区分两个概念：目标语和始发语。目标语是单语者的语言，通常是强势语;始发语是双语者的母语，通常是弱势语。海南三亚凤凰镇的回辉话的系属和演变机制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接触的方向性。基于田野调查获得的回辉话语言材料，结合相关的回辉人基因分析，陈教授等认为：回辉话是黎族对占语进行母语干扰形成的，包括黎族转用占语过程。母语干扰能使语言类型发生大的改变，回辉话的形成是一个典型性的语言事例，是目标语言占语受始发语言黎语强烈干扰的结果。讨论中，大家对回辉人的婚姻制度，基因分析与语言人群的关系，以及语言接触造成语言演变速率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双语儿童习得研究中心主任叶彩燕教授（VirginiaYip）和香港大学语言学系马诗帆教授（StephenMatthews）从双语儿童的习得情况出发，考察其对语言变化的影响机制，他们的题目是《双语发展作为语法变化的一种机制》（Bilingualdevelopmentasamechanismofgrammaticalchange）。他们先介绍了语言习得对于语言变化研究的重要性，而双语习得的材料汇集尤为难得。他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的双语儿童研究中心致力于整合包括音频和视像在内的多维度材料，在此基础上推动双语儿童习得的机制研究。在语言接触的研究中，双语习得早就被视作一种可能的语言变化诱因，但其显著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叶、马二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双语习得中跨语言的影响在语法变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广东话影响英语，造成wh-小句的内置，以及关系子句前置等情况，不仅在粤语-英语的双语儿童的英语表达中出现，而且在中式洋泾浜英语和新加坡英语中都有平行例证。由此可见，一些语言的底层干扰特征可能正是经由儿童的双语习得机制传递而来，比如，广东话中的侗台语底层以及苗瑶语底层。这一研究与陈保亚教授等的报告指向同样的问题，并且互为补充，从音韵变化到语法变化，从成人语言到儿童习得，综合起来，正好展示一个比较完整的语言接触历程。二位教授的材料包括他们自己的三个孩子的语言表达，与会者对其中的语言接触细节等都很感兴趣，讨论了如何控制各种语言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等。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音乐律实验室主任孔江平教授主讲了他和李永宏博士关于语言变化的计量分析，题目是《语言音位结构负担量计量研究》。报告首先给出了研究的宏观背景，人类演化时间单位以百万年计，人类语言产生时间以万年计，文字产生的时间以千年计，那么人类语言能力的变化是否等于人类的演化时间？语言的基因就体现在我们的大脑中语言的认知能力。王士元先生1967年开始的音位功能负担量（functionalload）研究和郑锦全先生提出的“词涯八千”提示了一种计算语言认知能力的可能，为此，孔教授和他的团队设计了语言音位负担量的计算方法，通过音位负担比值和平均音位负担量的计算，来呈现13个藏语方言以及汉语中古音和20个汉语方言在演化中的情形，据此，提出了一个假说：音位负担量（语言信息量）恒定。这一假说的前提条件是：人类语言能力相同;在短期内语言能力变化不大。恒定表现为一个区间，给语言的音变、演化和自组织提供了空间。如，语言接触，语言接触破坏了音位结构，降低了平均音位负担量。这个变化区间可以从微观的语音变化的词汇扩散历程等现象表现出来。讨论期间，与会学者讨论了Zip定律以及其语言学意义，音位负担与结构协和的关系，计算方法与区间的划定等。可喜的是，这样的计量研究和语言接触、语言演化、结构制约、具体语言（如藏缅语）的实际变化等可以联合起来，呈现出良好的前景。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默斯特校区沈钟伟教授从语言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观念出发，讨论了如何进行汉语动态研究，也着重强调了横向传递的重要维度。他的报告分为两个题目，即，《复杂适应系统和汉语动态研究》，《横向传递和方言形成》。语言是个永远在变动的系统。汉语方言的形成、出现、发展都是语言系统变化的表现。要研究语言和语言变化，首先要认识语言的本质。沈教授以现代科学中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汉语作为一个动态系统进行探讨，力图为音韵和方言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报告强调严格区分个人语言和语言系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强调的正是系统中个体的作用，因而促使我们对语言的基本性质做出新的认识。语言存在于个人语言之中，语言研究尤其是语言动态研究必须重视个人语言的作用。语言在变化中产生了方言的区分，汉语方言是汉语在不同地区发展变化的结果，原因可以分成来自语言内部的“纵向传递”和来自语言外部的“横向传递”。沈教授认为，汉语方言的历史形成的事实和“纵向传递”理论观点完全不合，通过进一步综合分析，提出汉语方言形成不但不是“纵向传递”的结果，也不是“纵向-横向传递”的综合结果，而是“横向传递”的结果。由于印欧历史语言学的纵向传递模式只揭示了语言历史的一部分，对语言横向传递的探索不但可以为汉语方言形成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更可以为历史语言学补上不可或缺的内容。

泰国马希隆大学教授许家平（WeeraOstapirat）讨论了侗台语中的语言演变和接触的情况，题目是《台/加岱语和汉台语假说》（Tai/KraDaiLanguagesandtheSinoTaihypothesis）。许教授在报告中给出了台语支以及仡央语等的语音对应，并分析了台语和汉语有语音对应的情况，对照原始侗台语与南岛语的对应情况，结合词阶法的比例对照，认为汉语和台语的关系最有可能是接触关系，而非同源关系，因为二者之间越基本的词汇对应越少，而侗台语和南岛语之间最有可能是同源关系，因为二者之间越基本的词汇对应越多。许教授认为在汉台比较中要注意几个问题，包括汉语的单音节迷思，汉台关系语素不能追溯到原始侗台语阶段，汉语和原始侗台语重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等。讨论中，涉及到汉语和南岛语的关系问题，单音节语言与一个半音节语言的相互转化问题，语言比较中方法论问题（如，群体比较Mass-comparison;系统比较等），以及苗瑶语的系属地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