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环境研究范文篇1

与城市人口的激增速度成正比的生活垃圾日产量，令中国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在主席签发的《新环保法》第一章第一条明确提出：“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新环保法明确指出“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有利于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如何处理生活垃圾与城市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既是我们政府和城市管理者的天然职责、天然使命，同时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建设美丽中国的共同期盼。当我们决心以科学态度直面问题的时候，我们还需拿出改革的勇气，同时配以科学系统的分析方法，去寻求对问题最有益的解决方式。

目前，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法技术状况与水平正处在从“单一处理法”向“综合处理”转变的阶段。所谓“单一处理”指的是以“卫生填埋”、“堆肥”、“焚烧”三种方式处理垃圾。

“卫生填埋”指的是将固体废物填埋于不透水材质或低渗水性土壤内，并设有渗滤液、填埋气体收集或处理设施及地下水监测装置的填埋场的处理方法。这是世界各国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优点是技术成熟，操作简单，便于管理、处理量大，投资小、运行费用较低。不过，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可回收物、可焚烧组分或可堆肥组分等可以实现资源回收的部分与被一并填埋，即使考虑填埋气的回收利用，混合垃圾填埋的资源化水平仍很低。此外，我国混合垃圾含水率和有机物含量都很高，因此渗滤液产生量大，处理成本高；沼气产生量大，控制其排放也增加了处理成本。在场址选择方面，“卫生填埋”大量占用填埋场的空间资源，这与当下城市发展的总体方向并不匹配。

“高温堆肥”令生活垃圾中的有机成分在成为农田肥料的同时，还可以消除其环境污染，杀灭垃圾中的病菌。这种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具有两大特性。一是无害化，二是资源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我国很多中小城市尚未实行垃圾分类，堆肥厂在运作过程中必须将石块、金属、玻璃、塑料等不可降解的废弃物分拣出来，另行处理，这样一来，费用大幅提高。

最近几年，以“焚烧”的方式处理生活垃圾成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艺主要方式之一。焚烧法的特点是占地面积小、处理周期短。其缺点是焚烧成本相对较高，生活垃圾中水分和盐分含量较高，焚烧易产生烟气并腐蚀焚烧炉，烟气处理难度与污染控制成本显著上升。

既然在生活垃圾处理工艺中“单一处理法”并不能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需要，那么就有必要做出工艺上的改进。业内人士称之为“综合处理法”。目前中国各大城市正参照发达国家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在一些发达国家，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MSWintegratedprocessingsystem）是一套严谨完整的体系。从收运车辆到转运站、分选中心、回收站、焚烧厂、堆肥厂、填埋场，其间有着一整套规范的操作流程。涵盖生活垃圾综合处理系统、处理设施的优化设置、垃圾物流的优化分配、能量自给综合处理工艺四个主要方面。首先，他们针对不同生活垃圾处理方式适用性分析的基础上，实施根据不同地域具体情况选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及其组合；其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一般结合当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和现有处理设施等情况综合考虑得到，没有固定的技术路线；再次，综合处理系统研究的核心内容，目标是以“总费用最小，总费用为运输费用、填埋费用、堆肥费用、焚烧费用、回收费用之和减去回收材料收入、堆肥肥料收入、焚烧能量收入”。在此基础上，他们尝试综合多种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的工艺，实现系统能量的完全自给，这不同于以往垃圾焚烧厂的余热利用系统。在这个新系统中，能量一般来自焚烧系统产生的热能或电能，还可以利用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产热发电。

生活垃圾处理工艺的先进与否直接关乎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建设城市垃圾设施，发展城市垃圾产业，立足点在于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群众生活提供优质的生态环境。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把科教兴国提到了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高度。推而广之，科技创新称得上是城市垃圾处理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助推器。《“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亦指出：“积极推动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重点推动清洁焚烧、二恶英控制、飞灰无害化处置和利用、填埋气收集利用、渗滤液处理、气味控制、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治理、小型化生活垃圾处理装置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鼓励采用资源化利用技术处理生活垃圾。把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纳入国家相关科技支撑计划，加强对垃圾处理基础性、关键性技术和标准的研究。”在党的十报告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样的高度，党代会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天蓝、地绿、水净等自然环境的描述。

相对于杭州、上海、北京、成都、西安等大城市而言，中国中小城市的城市垃圾处理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资本化、产业化、市场化决定着这个新兴产业的未来。城市垃圾处理的根本就是改变粗放式城市化发展模式。具体的做法是将传统观念中没用的垃圾转化为能源、再生资源，甚至转变为财富，最终实现重复利用。对于城市垃圾处理的前景而言，当然是优先考虑如何获取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从而将传统城市垃圾处理产业改造为城市化过程中的朝阳产业，实现行业升级转型与城市生态环境效益的最佳结合。让我们的城市以无害化、生态化、低碳化、绿色化、集约化的面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助力。

城市与环境研究范文篇2

关键词：快速城市化；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155-05

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国用了近四十七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发展的起步阶段，从1996年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中期的快速成长阶段。在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严重。传统城市化以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破坏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破坏治理”的恶性循环发展模式让区域发展付出了沉痛代价。通过已有研究文献探讨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整理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成果，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理性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理论参考。

一、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

1.城市化速度水平高于质量水平。尽管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已达51.3%，但调查研究显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1/10。教育资源、医疗设施、分红收益是按照户籍分层的，并未形成人口劳动力的城乡一体化，为此不少学者定量研究了城市化质量问题。王德利建立了包括城市基础实力、城市化发展协调度、城市化发展可持续水平三个维度的31个指标体系及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城市化发展“质”、“量”协调性测度模型，进而评价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指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从1978年的0.371到2008年的0.622，年均增长0.81%，比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速度0.88%低0.07%，总体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1]。当前中国城市化处于质量、速度及二者协调性的转折发展时期，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欠佳[2]。总体上来说中国城市化的质量水平还很低，不少地方的城市化之路还是城市面积的“摊大饼式”扩张，配套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城中村”普遍存在。推进城市常住人口的福利均等化，在供水、交通、燃气、住房等方面打破城乡区别、地区转接障碍，是保障城市化快速高质发展的关键问题。

2.土地城市化效率较低。城市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过程，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国城市化表现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跃进化”问题明显。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1999—2007年，每年新增建设用地1760.5平方公里的同时，年均征用农民土地1397.1平方公里，征地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79.4%。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7.2%，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培祥从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关系分析入手，阐述了广东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3]。陈春提出中国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不高，并从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出发，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内生决定于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进而构建了建设用地扩张效率指数（CLI），并据此对中国各省建设用地扩张效率以及东中西部建设用地扩张效率进行了测算[4]。陈锡文（2011年）在“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指出，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决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不能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总结已有研究，中国土地城市化“”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一是盲目地发展城市，大规模建设，导致建设用地增加速度虽快，却难以保证土地利用效率，地均GDP低下；二是城市扩展速度非常快，重发展轻污染治理，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三是由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缺乏指导、灾害损毁等原因，中国耕地资源流失严重[5～6]。

3.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尖锐。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可以造福人类，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则会造成环境破环，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人类在实现财富高速积累的同时，人口规模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膨胀，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类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7]。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渐超出城市的承载能力，一些大城市发展规模超过了自身资源环境承载力，导致城市过度拥挤、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地下水位下降、空气污染上升、自然环境恶化等严重的自然环境问题，并带来城市发展成本大幅度上升；（2）城市人口扩张超过了城市经济承载力，城市提供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慢于就业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城市失业增长，进而加剧城市贫困与城市犯罪；（3）城市发展速度超过了城市社会承载力，导致城市的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公共住宅、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短缺，由此造成不同城市人群享受公共服务差距加大、社会发展矛盾与冲突加剧。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频出，不仅影响城市化进程，还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恶性发展模式。因此，研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现实意义。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阶段

基于国内外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外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理论构建阶段。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代表性很强的人地关系观点。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和荀况“人定足以胜天，天定足以胜人”的思想是其典型代表。1891年，德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Ratzel）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是环境的产物，其生存、活动和发展严格受环境制约，具有“环境决定种族的发展”，“环境影响人们心理的变化”，“环境影响人们的组织和社会发展”等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白兰士为首的法国人文地理学家认为“自然条件只提供可能性，而人类则按照自己的欲望及能力加以选择利用”。以上人地关系思想，是早期学者探讨人口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思想成果，但仅停留在理论构建阶段。

2.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问题导向阶段。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许多人口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开始重视人口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问题研究，探讨应对措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F.A.皮尔逊和F.A.哈珀的《世界的饥饿》（1945）、W.福格特的《生存之路》（1949）等。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一般来说可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派别[8]。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人口的增长会导致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恶化，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中认为世界面临“人炸”的危机，并认为“人口危机”会导致“资源危机”[9～11]。以博斯拉普（Boserup）、赫尔曼·卡恩（HermanKahn）及朱立安·西蒙等学者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缓解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对人类发展的限制，人类能够解决由于人炸带来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问题[12～13]。在此阶段，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引导学者们研究，人居环境建设开始成为研究的重心。

3.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目标导向阶段。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学者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成为必然的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既有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综合研究，也有从自然地理、资源等各要素的单方面研究；既有战略、模式等宏观层面研究，也有人口调控、产业布局、资源利用与保护等微观层面研究；既有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口规模调控等理论研究，也有相应的定量测度研究[14～15]。DavidTurnock（2000）认为在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活动中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Rwabizambuga和Alexis（2007）在《环境安全与发展》一文中论述了人口安全和发展与资源环境安全的关系[16～17]。MarkPatrickTaylor在《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动力：资源和机会的不均衡分布》一文中认为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与环境差异是导致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之一[11]。姚愉芳等对由人口、资源、经济与环境子系统组成的PREE系统，采用系统动力学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及系统的可持续发展[18]。吴文恒、牛叔文等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此阶段的研究更侧重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目标、人居环境建设目标而进行问题的剖析和措施体系的构建。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GFHS）是世界人居环境领域高规格的对话平台，论坛树立以人为本的目标和宗旨，致力于研究和应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认为只有人与环境的关系和谐，生态系统保持在良性循环水平上，人的发展才能获得永续的发展空间。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是关乎人类发展和资源环境可持续的重要内容，一直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如人地系统理论、人口承载力理论、人口转移理论、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纵观已有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可归结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基于某要素或层面两个方面。

1.基于可持续发展系统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有四个特性：综合性、系统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些特性决定了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合理的人口数量问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大人口问题；第二，人口承载能力问题；第三，经济最优人口问题；最后是最小人口数量问题。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最大人口数，大概在18亿～20亿之间，人口承载力的界线是16亿左右[20]。

2.基于某要素或层面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一是从人口数量来探讨协调性问题。朱国宏关研究指出，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其实就是土地资源所能提供的食物总量及其所能负担的人口数[21]。袁建华等估算表明：如果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均年用淡水量为532吨，那么，从水资源上看，中国的适度人口是11.45亿[22]。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有的根据最稀缺资源如淡水、土地等计算中国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字；有的考虑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因素，计算既可使这一代人满意，也为后代留下发展余地的人口容量极限[23]；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运算，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学者简单地利用过去许多地区发展的经验数据来估计人口容量[24]。二是从人口和土地利用关系来探讨。对人口与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人口与耕地面积变化、人口与土地退化之间关系的定性描述和定量关系的研究上。比尔鲍若与乔尔斯（BilsborrowandGeores，1993）论证了人口密度与农用可耕地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伊万逊（Evanson，1993）分析了印度的情况，指出人口的增长导致人们耕种更多的土地，同时更集约化地使用现有土地；明克（Mink，1993）也发现了人口的年增长率与农业土地面积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25～26]。成升魁、沈镭研究了青藏高原的人口数量与环境问题，实地考察了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经济之间的互动匹配关系，用朱宝树提出的“P-E-R”模式估算得出：“人口过快增长是引起资源耗竭与退化、环境质量下降、经济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27]。三是从人口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来揭示其问题。在人口与环境污染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人口变化是否引起环境污染的加剧，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居民对哪些污染物质比较敏感等方面。王祎俊认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导致了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加剧环境污染；而人口就业在经济中不同产业的分布使得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有所改变，不同产业之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亦有所不同，所以人口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影响了环境污染[28]。赵艳霞根据辽宁省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列表比较全省14个城市的人口与环境污染情况，认为人口增长加剧了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并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而作用于环境恶化[29]。四是从人口与森林减少的相关性来解释资源量的问题。塞克森那（SaxenaandNautiyal）等发现人口数量和社会经济状况对森林减少都有重要的影响，在考虑其他因素下，人口不得不被认为是森林减少的驱动因素之一。艾建林通过分析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的数据研究人口增长对林地稳定性的影响，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问题，发现人均占有森林资源的数量急剧下降，人均可合理利用的资源量日益减少，森林承担的负荷越来越重[30]。五是从人口与气候变化相关性来论证人口规模问题。地球上曾经经历过多次的气候变化，例如冰期和间冰期。但是，人们发现近年来气候变化的幅度和形式已经超出了正常状态。许多研究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气体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引起的。按照美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意见，“世界上人口越多，对提供食物、能源、衣服、住房的资源的需求越大，所有这些活动都与CO2气体排放有关”。为了研究人口对气候变化上的驱动作用程度，保罗·艾利奇曾经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框架，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个框架假定环境影响I是由人口规模P、人均消费水平A以及技术决定的人均污染产生量T三者相互作用决定的，即I=PAT。这个方程被一些研究者用来检验人口规模在气候变化上相对于其他要素的重要程度。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方法

1.土地人口承载力模型。土地人口承载力受人口、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因子要素制约，它反映的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整体水平和协调程度。通过对多因子要素的评价分析，根据各因子对土地人口承载力所起作用的差异，重点探索其主要影响因子，并从动态角度，对各因子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土地资源利用系统的内在规律和反馈机制，提高土地人口承载力。国内外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常采用单因子分析法、多目标决策分析法、土地资源分析法、系统动力学方法和非线性规划方法等几种方式。其中，前两种方法均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作为承载力计算的目标，基本属于静态的研究方法；后三种分析方法则属动态研究方法。郭艳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从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最大供给量分析，人口规模应控制在3000万人以下，人均占地200m2左右[31]。

2.协调度模型。吴文恒、牛叔文等人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中国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结果表明：中国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应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天津社科院的阎耀军在探讨建立城市主要方面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理论依据的同时，依据理论原则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结构特点，提出了由人口（P）、资源（R）、环境（E）、经济（E）、社会（S）和域外六个子系统为基本框架的指标体系（简称PREES）[32]。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子系统内部所包含的具体指标，都按照对立统一关系划分为相互对应的两个指标群，从而可以大大增强该指标体系的分析比较功能。刘小林设计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大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进行定量评价，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反映各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确定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并介绍二、三、四系统间的协调系数及计算方法，以此衡量某一系统与其他系统相适应的程度[33]。

3.遥感技术与仿真模拟。近年来在环境动态监测各评价方面被广泛应用的遥感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结合，能够通过对不同地理单元内各种地理信息的采集、转换和软件工具的集成处理，对资源环境演变的空间模式、要素间的统计关系以及时间变化进行系统模拟。目前怎样将表达长期时间序列和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与擅长反映空间动态变化的地理信息系统模型结合起来，可能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研究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解译，可以获取准确的资源空间信息并实现数据的空间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程度将会逐步提高。比如系统动力学（SD）的应用，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系统进行动态的定量化计算，借助遥感技术（RS）能够得到快速、准确的数据，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进行空间分析，随着研究方法的成熟，SD、RS、GIS这三项技术必将在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王炜撰文指出应按照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加大遥感技术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结合地面常规监测，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34]。周晨列举了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土地利用监测、区域生态调查、环境污染事故调查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5]。

三、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趋势

1.深化理论体系研究。在全球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日益重视下，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城市理性发展要求下，将在基础理论、实践案例、法律制度等方面不断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1）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协调发展已成熟的理论为基础，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理论体系，充分考虑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具体现实情况，以及基本制度等，构建适合中国人口发展特点、城市化模式、资源禀赋、环境格局的协调发展理论及其体系。（2）加强实践示范。由于不同区域具体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也不相同。主要表现在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关键领域、重点问题以及优先项目的选择等存在较大差别。学者们关于各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将逐渐形成实践案例示范，供不同区域、不同模式的相近区域参考借鉴。（3）完善法律制度。全球正逐步完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加强可持续发展立法，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制定和完善人口、资源环境、自然灾害防治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规，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的规则，修订相应的法规。同时，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保障体系，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切实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得以实施。（4）强化经济支撑。对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的投入，视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有明显区别。未来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城镇体系规划，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并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措施来达到控制城市规模增长的目的。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和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制定一套系统的限制或者鼓励政策，使之与该地区的资源环境相适应，鼓励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的区域多聚集产业和人口，减少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宏观成本。

2.逐步建立人口与资源环境互动调控体系。从未来的研究趋势来看，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相互协调应当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上有所突破，应当在深刻认识人口、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环境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及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数理关系；确立人口、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达到协调时相互之间的精确的数理关系；应当建立可操作的使各子系统相互趋于协调的最优策略选择方法。通过市场机制强化环境管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市场机制的主要手段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税费、排污权交易、押金退款制度、财政补贴、处罚制度等。在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手段选择上，中国应两手并举，双管齐下。首先，中国应该从税收、信贷政策、财政支持等方面，对于积极主动地推进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给予优惠政策，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组织、团体和企业主动地推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中国应加大对破坏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以严厉的经济惩罚。

3.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定量分析及动态监测。为了能够及时把握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状况的时间趋势特征、及时掌握相关信息、便于人口、资源环境系统预警分析，在协调性测度时间动态特征方面也应当设立依据不同区域自身状况、可以进行纵向比较的参照值，区域相关决策人员可以根据这一参照值随时了解本区域协调状态时间动态变动趋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体现人口、资源环境复合大系统的层次性、目的性和动态性特征。

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考核办法是当前国际较为流行的实现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考核方案。中国应结合自身的实际，加以研究和推广。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是运用生态学的规律而不是运用机械论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的。它打破了传统经济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生产模式，倡导“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反馈式经济发展模式。在推广循环经济的同时，中国还应以绿色经济为考核全国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绿色经济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达和反映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和要求。

四、结语

如何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很多专家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政府对于相关问题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和基于对未来的充分考虑，研究谋求二者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探索人口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应该加强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国是人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过去快速发展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历史欠账较多。因此，目前中国应更加高度重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规范和推广绿色经济考核办法；建立以金融手段和市场机制为主体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体系；通过立法等形势鼓励和支持社会公共组织、团体和个人参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监督工作；依靠协调发展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和谐的国民经济体系；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1]王德利，方创琳，杨青山，李飞.基于城市化质量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判定分析[J].地理科学，2010，（5）：643-650.

[2]郑亚平，聂锐.从城市化质量认识省域经济发展差距[J].重庆大学学报，2007，（5）：1-5.

[3]李培祥.广东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关系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8，（29）.

[4]陈春，冯长春.建设用地扩张效率指数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4）：133-136.

[5]丁旭辰.中国耕地流失原因与耕地保护对策初探[J].法制与社会，2010，（12）：176-177.

[6]魏振香.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流失问题及其成因分析[J].齐鲁学刊，2007，（5）：140-143.

[7]李秀敏，赵晓旭，朱艳艳.中国东、中、西部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2）：69-73.

[8]皮尔逊，哈珀.世界的饥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1.

[9]UnitedNations.GovernmentViewsontheRelationshipsbetweenPopulationandEnvironment.[M].NewYork.1997.

[10]Sargent.II，F.HumanEcology.[M].North-HollandPublishingCompanyAmsterdan，1997.

[11]MarkPatrickTaylor.TheDriversofImmigrationinContemporarySociety：UnequalDistributionofResourcesandOpportunities[J].

HumanEcology，2007：775-776.

[12]GillBrewerCreatingknowledge：knowledgeproductivitythroughexperientiallearning.[G].TrainingJournal.May2000.

[13]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M].The1998Revision.NewYork，1999.

[14]张维群.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J].特区经济，2006，（5）：265-266.

[15]周祝平，柴志春.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指数的构建方法初探[J].当代财经，2008，（9）：25-29.

[16]DavidTurnock.TheHumanResourceofEasternEurope：APreliminaryDiscussion[J].Geojournal，2000：75-90.

[17]Tetsuo，YasuoMaeda.IsAgingHarmfultotheEnvironment？[J].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2001：113-127.

[18]姚愉芳.中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与应用[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37-41.

[19]吴文恒，牛叔文.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6，（11）.

[20]张广裕.人口与环境问题研究文献综述[J].生态经济，2008，（4）：50-54.

[21]朱国宏.关于中国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问题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1）：11-14.

[22]袁建华，许屹，姜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控制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28-30.

[23]陈志恺.人口、经济和水资源的关系[R].中国水情分析研究报告，2000：5-11.

[24]郑振源.中国土地的人口承载潜力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1996，（4）：33-38.

[25]BilsborrowRM.GeoresPopulation，LandUseandtheEnviron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WhatCanWeLearnfromCross-National

DataInTheCausesofDeforestation，editedbyD.PearceandK.Brown[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

[26]MinkSD.PovertyPopulationandtheEnvironment.WorldBankDiscussionPapers[M].Washington，D.C：TheWorldBank，1993.

[27]成升魁，沈镭.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探讨[J].自然资源学报，2000，（10）：297-304.

[28]王祎俊.北京市人口增长、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J].首都经贸大学，2011，（1）：1-54.

[29]赵艳霞.人口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宏观分析[J].辽宁城乡环境科技，2002，（4）：1-4.

[30]艾建林.云南省森林资源与人口变化的思考[J].云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1997，（1）：39-42；郭艳红.北京市土地资源承载力与

可持续利用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0：1-110.

[31]阎耀军.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南方论丛，2003，（7）：21-26.

[32]刘小林.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J].工作视点，2007，（1）：64-65.

[33]王炜.环境监测中遥感技术的应用[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283-284.

城市与环境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SWOT分析推进策略

引言

从社会学上来看，“公众参与就是以社会群众、社会组织、单位或个人为主体，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一般来讲，除企业和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外，其他的环境保护参与都属于公众参与的范畴。当前世界各个国家都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和公众参与情况，并在对公众参与深刻内涵的不断认识上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因此，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环保工作中，必须发挥社会公众的主人翁精神，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环境保护事业才有无尽的力量源泉。

一、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的现状

（一）国外城市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情况

在西方国家的环境法律法规中，大部分实行的是环境公益诉讼。和申诉、建议等措施相比较，环境公益诉讼可以更加有效的保护环境利益。公民以及各个环保团体通过合理的使用环境权，进而提出有关民事、刑事诉讼的措施来保护环境，借助国家强制力要求污染者规范自己的行为，让受到环境问题侵害的公民获得合理的赔偿。而且可以令环境执法部门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实施保护环境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审查。

日本相对于中国，人口资源压力更大，却是世界上环境保护搞得极好的国家之一。日本通过颁布《公害健康基本法》、《公害对策基本法》等法律，用强制的方式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在城市进步和发展的进程中注重公民的环境保护素质和道德发展水平，使得民众自觉的从我做起保护环境，为国家和社会的长久发展作出贡献。

（二）我国城市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情况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在不断恶化的进程中，各个阶层公众参与的环保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对于环境的持续发展和经济的合理腾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等文件的提出完善和发展了有关公众参与的制度规定，其中提出的重要一点就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最根本的就是积极调动公民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大潮中来。但是在我国公众起到的仅仅是舆论监督和建议批评，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起不到真正实质性的作用。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更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利和义务，并开始自觉地从我做起，守护环境保护中的规则，也会对一些破坏环境的行为加以制止和批判，公民个人的力量不段地参与到环境保护之中。

二、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SWOT分析

（一）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的优势

在我国的宪法中，公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一些条款成为在环境保护中落实公众参与的宪法基础。同时，一些有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也有一些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定，比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说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社会公众应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社区及区域的自然、人文环境，同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社会的发展在满足城市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的基础上，也要考虑到城市未来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当前人们以及子孙后代都离不开环境。人与环境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意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的劣势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并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对环境保护并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我国大部分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文化水平不高，对环境保护并未形成良性的概念，大部分人没有积极参与其中。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是工业企业和人民的生活污染，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人们的意识在提高，但却并没有与行动形成正比，环境保护行动的不到位也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城市环境的信息得不到有效公开，公众的参与程度有限。虽然政府和社会以及公众也在为环境问题出谋划策，但是在这方面没有形成有效规范的制度保证。国家也在一些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中提出公众的舆论导向作用和参与要求，可是这些纸面上的文件很难落到实处。公众不知该如何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才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这么做无非是纸上谈兵，缺乏实际意义。政府积极鼓励公众参与，但却不做引导，盲目的环境保护人士只能说是有心无力。

（三）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的机遇

当前，我国正处在扩大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尤其需要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国际市场对环保的要求愈来愈高，需要及时调整外贸和产业结构，这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积极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理论、方法和形式等还处在不断的探索当中，但其发挥出的巨大作用却已经被世人所公认。随着国民素质、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提高，以及合理地借鉴国外公众参与的宝贵经验和发展模式，结合我国具体实际进行改革和开拓，我国公众对环保的参与也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四）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的威胁

我国刚刚从农业国转变到工业国没多久，国家富强需要发展经济，而目前经济的腾飞需要大力发展国家工业。人民的意识水平需要从对环境并没有太大影响的小农思想转变到对工业污染认识和合理抵制的思想，人们的意识水平需要不断发展和改善。目前我国环境保护还是主要依靠政府，人民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或者说作用很小。要想取得环境保的重大进展，必须改善这种状况，让人们能够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

我国环境保护社团的功能并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当前的环保社团基本都是由政府组织和发起的，而且数量有限，作用不大。真正的由公众发起组织的环保社团少得可怜，面对资金、力量的方面的问题往往是无能为力，组织的目的是好的，但却没有实力和支撑去完成使命。无法去影响到政府决策，无法限制和约束企业的行为，都限制着社保团体的发展和对环境保护发挥的作用。

三、推进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的策略

（一）转变观念，允许和鼓励公众参与

1.我国的环保意识教育在不断发展，从小做起的环保思想也深入人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教育的进步，我们在不断地探索着符合国情，适合规律的环境教育方法。在环境保护意识教育的同时，更加注重行为教育，以及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理念，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青少年是未来祖国发展的生力军，也是环保的中坚力量，教育文化程度直接关系到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水平和程度。

2.显而易见，城市的环境保护离不开城市居民的积极参与，因此，提高城市居民的参与意识很有必要。通过媒体、社会、政府的宣传提高城市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例如，通过真实的环境报道让人们了解到环境恶化带来的危害；通过环境教育宣传片，环保讲座等形式使得环境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多组织环境公益活动，调动民众参与，深刻环保必要性；倡导绿色消费，杜绝铺张浪费，阳光生活，健康生活。

（二）提供制度保障，建立长效机制

环境保护的发展离不开健康的社会氛围，而要想保持长效的健康机制，国家必须予以合理的制度保障。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建立一套规范的合理的，符合阶段性要求的制度性保障很有必要，对于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公众参与的深度的进步很有必要。

1.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若要使公众参与能够更加有效，透明的、合理的信息公开制度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环境知情权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重要的基本权利，政府要提高自己的责任意识，上行下效，严格规范环境信息制度，敢于并乐于接受公众的批评监督，认真对待公众提出的合理意见建议，让公众能够在对环境问题真正了解的基础上参与到环保的大潮中。政府透明公开，敢于负责，民众积极参与，监督管理，这样做不仅不会影响城市形象，更重要的是为城市的长久发展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2.完善环境诉讼制度。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工业企业的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都为城市环境的健康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长久以来，工业企业带来的城市污染和人民生活的健康是在城市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矛盾。如何引导工业企业健康发展，保护城市环境，维护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很有意义。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解决企业对居民环境生活造成损害的情况并未做出集中的明确的规定和保护。建立和完善环境诉讼制度，让公众自觉的参与环境保护，能够依靠合理的诉讼机制，用法律的武器维护权益，是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最有效的方式。

（三）扩大参与范围，增加参与深度

1.鼓励和支持民众参与环境投资。长期以来，环保问题一直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所以说，建立合理的环保投资机制，鼓励民间的环保人士参与到环境保护的投资中去，并通过相应的优惠政策，给予投资者一定的精神或物质奖励，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建设中去，这也不失为一项好的措施。具体的说来，社会公众应该有偿使用环境公共物品或设施服务，如支付居民日常生活的垃圾处理费；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到义务环保的队伍中去。

2.大力发展民间环保社团，拓宽民众参与渠道。当前我国民间环保社团的发展程度很低，效果也并不理想，政府组织的环保社团能力有限，对环境事业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随着我国环境教育的发展，青少年学生的环保意识空前进步，各地的中小学校也不断组织学生参加环保行动，深化环保意识。特别是现在的大学环境教育发展迅速，学校中的环保社团基本都是由热爱环境的大学生自发组织，效果很好，但范围和影响不大。在社会上由环保爱心人士自发组织，形成健康和积极的社会氛围，才是城市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府要在鼓励民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同时，大力发展和扶持民间环保社团，使得民众的参与渠道得以拓展，增加参与深度。

（四）给予物质帮助，确保参与的实效

1.政府需要加强宏观规划和指导，弥补市场缺陷。政府管理对于环境保护有着重要作用，城市发展的程度，官员政绩的考核都应该包括城市环境的好坏。政府要加强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管理，加大生态环境的投资，将环境治理和保护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中。现在我们讲究和谐社会，不仅要做到社会与发展的和谐，更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深刻认识到城市的长久发展与环境的好坏息息相关，市场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必然会“照顾不到”，这时就需要政府参与，资金和直接的管理投资都能够保证参与的实效。

2.对环境保护进行计划和工程建设，注入资金保证。建立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切实增加各级财政的环境保护支出。主要用于综合性、公益性强的重大环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示范工程、区域和流域环境综合整治、环境管理能力建设、重要环保立法和政策研究项目、重大环保科技项目等。要切实加强对保障公众参与监督管理的财政环保投入，完善参与机制，确保参与实效，依靠公众的力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结语

公众参与的力量，是一种蕴藏巨大潜能的力量，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力量。环境问题在各种程度上都影响着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利益的要求就会促使公众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去，因此公众的参与成为必然。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深度，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生态文明的发展程度，社会的和谐程度以及国家环境保护水平。环境污染问题与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仅靠政府或某些部门是难以解决的，只有实现公众参与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发达国家在公众参与方面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信息的加速传播，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方石.公众参与：从关心个人命运开始[N].宁波日报，2009年.

[2]徐艳芳.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生态文明[J].传承（学术理论版），2010年第12期.

[3]廖芷君.环境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调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0年10月.

[4]罗文慧，石巍，向淑阳.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J].中国产业，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