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政治篇1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各个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动，面临诸多挑战与考验，政治稳定问题自然倍受关注。政治民主是政治稳定的直接的、重要的相关因素，围绕二者关系学术界有诸多讨论。本文拟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及运行机制

──即从政治体制的层面上，梳理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旨在探讨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否具备政治稳定的功能、能否产生政治稳定的效应。

一、制度民主与体制民主

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有关民主的认识主要是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展崐开的。对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古崐希腊城邦国家民主制度的标准

──“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治崐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①

即使在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中世纪，在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仍有对于民主的追求，有着他们对于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及政治制度的理解。中世纪人在精神领域中皈依于神权。但就世俗关系而论，社会关系的有序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协调即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民主。奥古斯丁认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一种被安排得很好的秩序。秩序就是崐有差异的各部分得到最恰当的安排，每一部分都安置在最合适的地方。”在世俗对教会服从的前提下，世俗也受到教会的关怀与协调，便是中世纪的民崐主的制度安排。

卢梭是近代以来民主理论最重要的阐述者之一。卢梭说：“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②

国家属于参加社会契约的全体人民，人民即国家，公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卢梭的民主理论不仅把西方的民主思想推到了空前激烈的制高点，也为西方崐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卢梭是人类历史上三个不同时代中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民主思想分别代表各自所处时代中普遍的民主观念

──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解。由于时代的差异，他们所论述的民主的制度含义和阶级属性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关于人类民主制度的观念仍然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即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民主概括为体现着平民主义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只不过平民主义的标准因时代差异而有所区别）。回顾人类民主理论发展演进的历史，不难看出：民主，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反映的是不同时代标准下的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对国家政治关系作出的平民主义的原则规定。当然，这种价值观念与原则最终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换言之，当某种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被以法律形式确定为国家意志的时候，一种民主制度便诞生了。传统的政治思维从总体上就是这样认识与思考民主问题的。从表象上看，这也就是为什么

──人们一直习惯于把民主归崐入判断政治制度性质的标准范畴。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民主问题认识的视角才逐渐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应首先归功于熊比特。熊比特对于传统的民主观念作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批判，熊比特指出：以平民主义的“人民的统治”定义的民主，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理念，在现实中却难于界定。而如果观念规范在现实中得不到经验的实证，这一规范也无法成立。事实上，传统的政治思维中，甚至连观察与实证民主的经验性手段都没有提出。熊比特不满足于传统政治思维对民主的理解，而要在新的层面上，以新的视角观察与认识民主问题。

在熊比特看来，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一种社会政治权力运作的方式。具体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表现为：政治精英竞取社会权力，人民选择政治领导的两个政治过程的统一，而选举则是其集中的表现形式。如果说现代西方社会是民主的话，它就具体地、实在地表现在选举之中。在政治体制层面上，选举程序即是民主。除此之外，人们不能说出民主还有什么其他崐的实际意义。

熊比特与卢梭的在民主观念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区别。卢梭揭示的是“制度的民主”──

对于崐国家及权力的价值规定；而熊比特更关注的是“体制的民主”──对于某种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

二、两种政治体制的结构与功能比较

从现实性看，民主建设的真正含义与其说是人们如何对国家及权力做出价值规定，还不如说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那些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同一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民主体制作为其实现形式，而不同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表现为相同的民主体制。因此，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体制就成了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关键。

所谓政治体制是指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权力结构即政治权力主体间相对固定的关系形式，表现为对权力主体权限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运作方式即行使权力的程序。集权与民主是两种基本的政治体制。

集权政体的权力结构内部为等级型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支配—

服从的方式进行；民主政体的权力机构内部为平等型的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博奕方式进行。集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各具特点，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集权政体要么具有绝对的稳定性，要么处于绝对的不稳定状态。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影响结构。集权政体的自稳功能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集权政体的等级结构产生了政治行为的高度同质性，上层政治角色的意图决定下层角色的行为，下层的行动满足上层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压力—稳定”机制。集权政体下的稳定性的前提是政治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的上层角色具有权威性，否则权力结构就难以稳定。这一前提条件导致了政治权力（机构）必须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排斥对于其权威可能构成的威胁，必须不断排斥来自体制内外的不同意见。换言之，“压力—稳定”机制具有使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的、政治的矛盾积累起来的负面效应。从另一方面看，集权政体下社会重大矛盾的解决只能以否定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为前提，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矛盾、政治矛盾发展的总趋势必然是对政权的否定，终究会引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权更迭。

民主政体常常处于相对稳定和相对的不稳定之间的平衡状态。民主政体的内部结构中的平等型政治关系决定了权力角色行为的异质性，这是该体制的相对不稳定性的原因所在。但由于民主政体下的权力精英间平等的政治关系，即政治角色之间具有形式上相等的影响力、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力又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平衡意味着稳定，民主政体内在的“平衡—稳定”机制导致了它的政治稳定功能。进一步讲，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具体表现为：

──缓释功能。在民主政体权力结构中平等的政治关系形成了权力精英间的制衡，同时也使政治权力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在没有绝对的政治权威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较为通畅，各种社会矛盾可以及时释放，不易积累、酿成危机。

──微调功能。民主政体下的权力运作采取博奕方式，各种政策的制订要经过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力精英的反复交涉、协商最终达成妥协。这样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的政策、法规可以较好地综合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使社会矛盾在利益综合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调整。

──整合功能。整合，是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的最重要的体现。利益矛盾与冲突是任何一个政治系统中的客观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不稳定因素。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在于：它使各种利益群体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或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这样，凡参与政治活动、提出利益要求的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在客观上都是以承认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为前提的；这样，各种利益群体提出的任何否定性的意见与要求，实际上都变成了肯定现行政权前提下的否定；这样，政权就将各种社会群体整合到了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从而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性与稳定性。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不同的政治体制对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民主政体的“平衡─稳定”机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中大国的印度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是极其艰难的，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社会结构复杂矛盾尖锐，这些都构成了印度社会发展的障碍，孕育着现代化道路上的危机。但是，令世人惊奇的是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现代化累赘的印度，在独立后五十多年中始终保持了基本的政治稳定。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建立了民主政体，1950年印度宪法生效，此后这部宪法经过了80次的修正案的补充和修正。1952年至1997年的45年间印度进行了13次大选，成立了13届民选政府。在民主政体下，印度社会并非风平浪静，民族、种姓、阶级、地区矛盾和冲突不断、此起彼伏，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不稳态社会的印度政治权力结构并不是强有力的集中制，平均每届民选政府执政时间不足4年。然而，在频繁的宪法、法律修改和政府变动条件下，在政治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印度社会却又保持了长时间的相对稳定。这充分表现了民主政体对于社会矛盾的适应、调节和整合能力。

在政治系统建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因需要解决矛盾的性质不同、任务不同，政治体制的稳定功能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因而，对于不同体制的政治稳定功能的评价亦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政治系统在建立过程中，主要任务是克服旧矛盾，建立起新的政治关系，这时集权体制往往是有效率的，有利于坚决、迅速地克服旧矛盾、扫除旧势力。在政治系统成功地建立起来之后，新的系统内部关系就发生了转化，旧矛盾的消除意味着新矛盾的产生，但新系统中的新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消除，而是控制、调解和平衡。显然，民主体制更适合于这一阶段中的政治系统自我稳定的需要，也应当成为人们的明智的政治抉择。

三、民主过剩了吗？

在对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进行一番理论分析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广泛建立，使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也为人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于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便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即认为民主政体对于处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而似乎集权体制更合乎发展的需要。早在1955年刘易斯就曾提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③

此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权威主义”的发展理论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也曾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亨廷顿的“权威主义”在实践中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东亚模式”为支撑的。这一模式被认为是集权政体的发展模式的成功范例。

正当越来越的人们开始相信集权政体似乎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所谓的“东亚模式”却发生了危机。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遇到了明显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1997年年中以来蓄积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了，从7月份泰国的金融危机开始，一连串的金融—经济风暴席卷了大部分亚洲国家。其中韩国，这个80年代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奇迹”，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打击，导致了自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最严重的衰退。11月，韩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高达550亿，实际上宣布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破产，“东亚模式”向世界亮起了红灯。

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意识到了“东亚模式”的弱点。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的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模式”，韩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者。在这种模式下，集权的政治体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学者阿姆斯登在总结韩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时写道：“在韩国，并不是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对私有企业进行指导，而是由政府作出投资决策，每个企业不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运行，而是在一个受到控制的市场里运行。”④

台湾知名经济学家李国鼎先生在分析“东亚模式”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关系时也指出：“事实上，政府过去曾担任民营企业的代管人，新事业的创办人，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及冒最大的风险提供企业所需的贷款，这些工作在经济进步的国家，都是为眼光远大的企业家和银行家所崐担任的”。⑤

在这种模式带来一些为人们所反复论及的好处的同时，也埋藏下了隐患，积累了弊端，这次席卷亚洲的危机正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与隐患的大爆发。

首先，政府动员机制造成了经济集团化与垄断。在集权政体之下，政府必然要集中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而集中与控制的有效途径即是扶植并左右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和行业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在政府动员机制的推动下，韩国历届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特别是通过政府主导型、间接融资为主的投资体制，将经济资源集中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由家族管理的大型“财团”（CHAEBOL）的手中。目前，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的财产占了该国国民财富的1/3。这些财团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实行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战略，使韩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这样，一方面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运转缺乏灵活性；另一方面，大企业集团之间激烈竞争造成了经济规模的极度膨胀，形成“泡沫经济”。只要由于某种原因，经济快速扩张的条件被削弱，这种“泡沫经济”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韩国的这次危机就是由于财团经济的过度膨胀，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而引发的。苏黎世肯帕财物公司的经济分析家黑尔一针见血地指出：“韩国的问题是一个经济模式失灵的问题”⑥而韩国经济过度膨胀的根子则在于集权政体下的政府动员机制。

其次，集权政体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亚洲的集权政体在工业化过程中利用政权力量强制实现社会稳定的同时，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地积累、加深和加剧。1961年5月18日，朴正熙发动军事上台后，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后称“国家再建最高会议”）的名义宣布禁止一切工会活动。此后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均遭到了强行压制。1971年12月颁布的《关于国家保卫特别措施法》，此后于1972年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韩国政府对社会的统制达到了顶点，政府对工会、各类政治团体及普通公众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以暴力为基础的严格的社会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矛盾的公开表现，但绝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反而在不断地积累和激化社会矛盾。韩国在长达25年的专制集权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化运动一直没有停止，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终于爆发了“光州起义”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性的反独裁运动。

第三，集权政体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作和完善，引发严重的政治性腐败。集权政体一方面没有使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得到及时的缓释和解决；另一方面制造了一个与经济界联系密切的庞大的官僚体制，成为严重的权力腐败的温床。在集权政体下，政府广泛干预经济，政、企关系密切，进而造成了经济运行中的二元调节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两种性质、方法和目标均不相同的调节机制的左右，即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普遍发生在集权政体国家中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并非偶然，它恰恰是这种“二元调节”的直接后果。“二元调节”模式曾受到许多赞誉，被认为是“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政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所在。但人们却不应忽视其与腐败的密切联系。经济的二元调节造成了腐败的“非凸组合”：

A0B

<-----------------------------------

市场调节政府调节

（计划调节）

D

腐败

在上图所示导致腐败产生的“非凸组合”关系中，OA代表市场调节的加强，OB代表政府（计划）调节的加强，OD代表腐败的加强。在这种“非凸组合”中，假定A或B，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调节机制得到加强而相反方向的调节机制被减弱，都意味着腐败的经济动因减少。在二元调节的模式下，两种调节机制在配置资源的目的和方法上存在着矛盾，腐败便从这些矛盾中产生、成为一种经济需要。其典型的表现即是企业运用寻租行为通过政府而不是通过市场即可获取资源与利润。应当说，较为单纯的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或较为单纯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都是较少的和可控的，都不易发展为严重的政治性腐败。而唯独政府与市场两种调节机制大面积交叉和并存则容易造成大范围的腐败。

韩国的集权政体下出现的普遍、持久而严重的腐败现象为上述理论分析模式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韩国的三星、现代、乐喜金星、大宇、鲜京、双龙和韩国火药等七大财团中，出身于政界、军界的经营管理人员占其副经理以上的主要经营者总数的近17％。有资料表明，韩国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退职后几乎都有在财团企业担任高级职务的经历。⑦官、商人事结合化解了对经济活动的种种监督制约机制、废弛了法律，使腐败大行其道。腐败强化了发展的盲目性，从总体上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在经济扩张时期，韩国众多的财团和企业通过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广施贿赂，大搞人情贷款、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了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腐败对经济及社会的危害暴露无余。

在这次韩国的危机中表现出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的双误现象，充分说明了集权政体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弊端。从长远来讲，集权政体既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不利于政治稳定。

东亚模式的危机已经在提醒人们：应当重新考虑政治体制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关系了，到底是集权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更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更有利于政治稳定？人们应该作出新的回答。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2页。

②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页。

③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20、516页。

④艾丽斯·阿姆斯登：《亚洲的下一个巨人：南朝鲜和后起工业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3期，第50页。

⑤李国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⑥《韩元的损失——韩国以往的政策无法医治今天的经济疾病》，载《华尔街日报》，1997年11月24日。

政治论文政治篇2

2001年1月，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不仅正式使用了“政治文明”的概念，而且把它同“精神文明”并列起来。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将三个文明并列使用，表明我们党已从对文明的两分法发展到三分法，既在社会文明系统中为政治建设、民主政治定了位，又理顺了它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从“五四”前后先进人士想超越前人制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机械割裂与绝对对立，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到我党进入新时期后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搞好，再到本世纪初正式使用“政治文明”，提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前后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理论创新

十六大报告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增加了“政治文明”，又用很大篇幅论述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文明”与“文化”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文明”与“文化”在中西文里是两个不同的词。但英国泰勒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称：“文化或文明在人种志学中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这里“文明”与“文化”指同一对象，同我们说的“精神文明”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差不多。英国马林诺夫斯基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文化论》，主张把“文明”与“文化”区分开来：“文明”专指“较进展的文化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文化”则包括“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直到“社会组织”，即从物质到精神的广义文化。美国克罗伯和科拉克洪1952年发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在考察100多种文化定义后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强调文化“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我国《周易》中的“天下文明”指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有文采而光明”。古籍中的“文化”含文治与教化的意思。发展到今天，“文明”和“文化”一般都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因而也都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其中狭义指精神、思想方面。“文明”和“文化”既可整理，又有区别。讲区别时，“文化”侧重指经过人类加工制作的东西。如石器是文化，石头却不是。西方源于拉丁文的“文化”一词，原指人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培育。“文明”则侧重指文化的进步方面，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社会的进步状态。如人群都有文化，但不一定有文明。西方源于拉丁文“文明”一词，意为公民的、有组织的。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用“文明”一词表达对未来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向往。19世纪德国学者却称社会的精神成果为文化，物质成果为文明。这种用法在马恩著作中也可找到。美国学者摩尔根1877年发表《原始社会》，将文明阶段提前到从使用文字开始。恩格斯把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称为“史前各文化阶段”，而将有文字有商品生产和阶级剥削的社会(从奴隶社会开始)称为文明时代。现在人们已将社会发展取得的先进成果都纳入“文明”一词。十六大报告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增加“政治文明”，就是要实现物质、政治、精神的协调发展。这三个“文明”都是从社会进步意义上使用的。只有先进生产力、先进政治、先进文化，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这是对社会“文明”认识上的加深。报告中讲的文化建设，是狭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文化建设，即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现在讲的“政治文明”同西方讲的“政治文明”或“政治文化”有什么不同呢?报告讲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借鉴更有创新。当今国际上讲的“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取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通常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1986年，党的第一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已明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这些观念，又同它们有原则的区别。”我们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条件下的新型政治文明，其名称和内涵都有质的不同。国际上讲的“政治文化”通常指人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感情及基本价值观的总和。1996年说：“我们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他指出“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又强调“领导干部在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要注意分清一些基本界限。比如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等等”。如果再加上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和理想信念教育等等，所有这些表明我们虽然没有在党的最高文献中使用“政治文化”一词，却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特定内容和要求，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

十六大讲的“政治文明”是不是从我党原先讲的“精神文明”中另列出来的呢?看来不好这么解释。1979年9-10月“讲话”、邓小平“祝词”分别提精神文明建设时，都先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再讲精神文明建设。后者是不包括前者的。十二大报告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解释“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

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这里精神文明中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显然属于意识形态，它是同“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分列的。十二大报告第四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将“社会主义民主”单列，而且说“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可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范畴中，一开始就不包含十六大报告所讲的“政治文明”的有关内容，因而从“广义的精神文明”中不可能另列出一个“政治文明”来。何况“精神文明”已是相对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文明”而言的狭义“文明”，说它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更使人不好理解了。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我党使用我国由来已久的提法而又赋予了新义，人们对它有各种解释，这是不难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将社会生产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方面。前者生产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后者生产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等精神产品。马克思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物资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等提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各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不就是我们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对文明两分法的由来吗?但是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却复杂得多。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恩选集》1995年版第2卷第32页)物质文明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紧密相联。精神文明同精神生活和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紧密相联。政治文明则同政治生活和政治上层建筑紧密相联。政治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指政治法律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包括政党、政权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其中国家政权是核心。依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的上述划分，后来被简称为经济、政治、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文化)三大方面，这正是对文明采用三分法的由来。从两个文明发展到三个文明，不仅反映我党对社会文明认识的深化，而且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在两个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今天，只有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三、建设政治文明有新思路新举措

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对比十五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部分，可以看到十六大报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等相关部分，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了许多新思路和新举措。如“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几个大项，都是新增加的，不仅很有高度，而且抓住了根本。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开始，重点放在扩大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说前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后者“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又根据这些年的经验增写了完善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扩大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等。这些都是切合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心意的。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方面，抓住了决策和执行、选人和用人两大环节，提出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干部的任期制、辞职制和责任追究制以及政务公开制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或切实可行的。在健全法制方面，强调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干部依法办事，司法人员执法公正，增写了“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报告对执政党、人民和法治三者关系的表述，比十五大更精确。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并指出“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在党的建设部分新写了“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又吸收代表意见，在定稿时增加了“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要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等内容。这些对于建设政治文明都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性。

四、政治文明建设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政治论文政治篇3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内涵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用户规模的扩大，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参与方式也日益多元化。本文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指在信息网络条件下，网民作为参与主体，以互联网为活动空间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期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决策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为。对这一界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从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来看，由传统意义上的“公民”转变为身份内涵复杂的“网民”，也就是说，网络政治参与者具有现实和虚拟两种身份。

其次，从网络政治参与的对象和目标来看，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政治参与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延伸，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在于影响政府的活动，使政府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以及政策的执行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

第三，从形式和手段来看，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公民参政的渠道，扩大了直接民主的范围，公民获得信息机会的可能性增大。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民众由于权力、财富、身份、地位造成的不平等状态，激发出民众平等、自由、尊重的思想观念。

1.推动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作为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对个人来说，是个人获得政治知识，形成政治信仰、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的学习过程”。网络是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之一，且网络政治参与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通过关注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掌握政治信息和政治知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评价和政治信仰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并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政治人格。

2.推动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阿尔蒙德根据人们在政治系统中的输入、输出以及扮演的政治角色，将政治文化分为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参与者政治文化。参与者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和行政的结构与过程的一种文化”。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物质与制度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政治的兴起和发展使中国公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参与途径，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对传统的非参与型政治文化会形成巨大的冲击。网络政治文化突破了网民的阶层局限与信息局限，调动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近年来，网络监督已经成为普通公民表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的迅捷而有效的工具。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网络政治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自身具有的隐蔽性与虚拟性容易导致网络政治参与的欺骗化与非法化。

1.政治参与盲从导致公民的政治认知出现偏差。所谓政治参与盲从，是指“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既不是被一定的目的或动机所驱使，也不是由于直接迫于某种外在的压力，而是源于自身的一种盲目的本能和不自觉”。某些民意制造者雇佣“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使之按照自己的意愿批量生产“民意”。这些推手和水军往往利用“羊群效应”和“沉默的螺旋”的大众心理，以普通网民的身份留言、发帖、跟帖，对网络舆论进行恶意引导，传播“民意病毒”。由于网民难以驾驭无限的网络信息，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和辨别这些信息，导致其缺乏深思熟虑和意见多变，从而易发生政治参与盲从和非理性行为。

政治论文政治篇4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意义；路径

中图分类号：D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2-0081-02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系统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取向等意识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政治文化支配人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影响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是政治传统、民族心理及外来文化长期交融积淀的结果，可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能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政治文化蕴涵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支配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选择,从而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当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内化为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时,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观点、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构成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同时也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政治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政治文化内含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等要素，作用于政治系统，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归属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程度，调控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科学、理性、自觉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增强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认清自己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利、政治义务，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可见，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政治文化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顺利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实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而要有效维护政治稳定,首先必须有思想稳定，这就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政治文化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和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政治价值模糊、政治心理矛盾、政治信念淡化等现象，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需要努力回答和解决社会成员对深化改革的忧虑、对社会公平的期待、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等问题,使政治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土壤中,这就使得政治文化的作用日显重要。政治文化还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坚定的政治信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凝聚力的加强,有助于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坚实思想基础,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使之能更好地发挥政治资源整合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突出特点是人治，王权至上,等级尊卑,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人治思想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仍有残存,例如清官意识、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政治文明建设,就其内容来讲,主要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两个方面。而就其实践来讲,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先进政治文化而单独进行,先进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主和法制等政治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并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来引导和促进相应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二要处理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要放在同等位置，两者不可偏废。三要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以先进的政治文化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全面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必须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突出主旋律,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要加强政治引导,对人民群众进行正面灌输,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强化他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同时还要关注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用先进的政治文化武装他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和提高社会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心理判断力和承受能力,并且随时代的转换,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二要建立政治文化传播网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传播,把先进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三要提高公民参政意识。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只有建立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巩固。四要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一个国家公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政治生活,自觉地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区没有脱贫，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还受到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方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努力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行为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

加速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2］。正是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完成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过程。鉴于政治社会化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必须完善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渠道,注重发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以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最基本的政治知识和价值观念。要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家庭传递作用，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学校教育应成为国家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渠道;二是要加强政治专业训练，塑造正确的政治人格，使公民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大众传媒的导向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和评价，当前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要鼓励人民直接参加政治生活，从事政治实践，直接获得政治知识和技能，培养公民自主参与意识，同时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社会民主参与渠道。

参考文献：

政治论文政治篇5

80多年来，我军始终按照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建军治军，确保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不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变、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不变和军队内外关系的和谐氛围不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环境条件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

(一)社会多元思想文化的交错激荡使部分官兵的宗旨意识有所淡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各种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官兵的思想观念受到剧烈冲击，部分官兵宗旨意识有所淡化。表现为:有的对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认识不清、理解不深，对人民军队“来自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没有清晰明确的答案;有的缺乏对人民群众的真实感情，觉得服务人民是组织赋予的职责，不是自己的真心意愿，缺乏服务人民的热情，等等。这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导致少数官兵宗旨意识淡化甚至错位，服务人民的思想不牢固、态度不端正。

(二)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蛊惑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受到影响一直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从未间断对我党我军实施“西化”“分化”，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政治图谋。对此，有的官兵缺乏应有的政治警觉，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危害性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认识;有的官兵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不警醒，追求西化生活方式，在思想意识上自觉不自觉地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有的官兵安全保密意识不牢，对敌特分子的拉拢策反抵抗力不强，有的甚至迷失了政治方向。这些现实或潜在的影响，模糊了官兵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对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建军之魂产生一定影响。

(三)政治工作的作用发挥不够使部分官兵对其“生命线”地位认识不足新时期以来，我军建设面临的环境条件与过去大不相同，政治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没有深入研究社会热点问题、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潮以及社会敏感问题对官兵思想的影响，工作的预见性不够;有的没有把握官兵观念、行为方式等发生的新变化，创新改进内容、形式和方法手段不够;有的没有转变思维、改进方式，没有围绕具体的人和事做工作，实效性不强。这些作用的发挥不够和认识的模糊，导致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在官兵的心目中有所弱化。

(四)军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官兵、军政军民关系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从内部关系看，一些单位还存在如下问题:干部方面，有的严重，群众观念淡薄，缺乏对下属的深厚感情;有的处理问题手段单一，方法简单粗暴;有的甚至为政不廉，利用手中权力侵占战士利益。战士方面，有的对部队环境和管理机制缺乏理解认同，有的听招呼、守纪律的意识不强，等等。从外部关系看:有的单位双拥共建功利化，呈现出重物质交往、轻思想互助，重经济效益、轻社会影响的功利化倾向;有的政策理解片面化，忽视双拥共建的内涵，认为拥军就是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停留在发慰问金、送慰问品等浅层次上，等等。这些内外关系中的不良现象，影响了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

二、政治建军原则对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现实启示

同志指出，要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努力把思想政治建设抓得更加扎实有效，永葆人民军队性质、本色、作风，确保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大力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必须适应社会历史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地坚持政治建军原则，发挥好政治工作在国防和军队全面建设中的生命线作用。

(一)积极回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官兵思想矛盾和现实问题，把厘清和维护根本宗旨作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把军事斗争的胜利建立在人民群众自觉拥护军队的基础之上，是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的根本问题。在当代，人民群众利益的日益多元化，是国家与社会开放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此，军队在和平时期的思想政治建设要予以积极回应，寻求服务人民的有效途径，从思想上牢固确立宗旨意识，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奠定最根本的基础。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始终维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筑牢“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坚定服务人民的信念，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军民关系，其本质与传统的军民关系是一致的。只有具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才能谈得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在训练演习和未来战争中获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要充分认清富国与强军的辩证关系，在确保人民群众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充分认清人民群众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在运输保障、物资补给、技术支援、信息保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消除片面认识，教育和引导官兵端正服务人民的根本态度，时刻不忘人民的拥护之恩，增强服务人民的真情实感，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自觉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转化为政治信念和行为准则。

(二)深刻阐明党领导军队的历史必然性和逻辑必然性，始终占领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红军在军阀混战的夹缝中由弱变强、发展壮大，正是因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始终牢牢占据了意识形态理论及宣传的制高点，从而始终蕴藏着顽强的生命力。古田会议决议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保证了军队发展的正确方向，历经艰难不溃散，久经磨砺终壮大。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在党的领导下打造一支工农的武装，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占据了历史制高点，成为最终战胜各种强敌的社会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人民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打造一支中国人民的武装，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谋利益，实现伟大的强国梦，这区别于所有资产阶级的军队，是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社会思想基础。今天，我们坚持和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坚实的历史和逻辑基础，对此要清醒坚决，理直气壮。时代条件、社会环境和官兵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筑牢军魂摆在思想政治建设的首位，不断打牢官兵坚决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基础，从而维护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发展权益。这就要求我们，要抓好理论武装，使官兵了解党史军史，掌握科学理论，廓清模糊认识，打好意识形态领域主动仗，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坚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要坚持组织制度，把党委制、在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党支部建在连上、民主集中制、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一系列根本制度坚持好、贯彻好，从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动摇;要建强党的组织，配强党委(支部)班子，提高党员队伍素质，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

(三)创造性地服务于军事斗争准备这一直接目标，使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充满时代性和感召力《古田会议决议》所确立的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原则，既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队的一般教育，也有别于党内军内的其它片面观念。决议的行文结构和具体内容，反映了军队中党的思想建设必须服务于“斗争任务”这一军事建设目标，充满时代特点和感召力量。如在“党内教育问题”一章中指出，“不提高党的政治水平，不肃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由此可见，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都要自觉把提高军队战斗力作为首要任务，用充满时代性和感召力的形式和内容发挥好“生命线”作用。当前，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要增强时代性和感召力，需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获取、知识学习、经验分享等特点，着眼“能打仗、打胜仗”的建军要求，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实现强军目标的强大推力。要在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中营造“以人为本”的氛围，改变灌输式、授课式的单向交流模式，运用浸润式、沟通式的双向交流模式，解决官兵的现实思想问题，用短、小、活、新的方法和形式来教育引导和鼓动官兵;要注重强化政治工作实战化意识，大力创建政治工作实战化环境，大力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通过创建逼真的政治工作实战化环境，在“实打实、硬碰硬”的实战化演训中，强化官兵“备战打仗”的思想认识，确保政治工作更好地发挥服务保证功能和作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