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性(收集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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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性范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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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懿(1981-),男,重庆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分析与产业经济学研究。E-mail: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由于存在基础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制造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之间关联互动能力不强等问题,加上跨国公司利用其资金、技术和管理等优势对中国产业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渗控,在构建过程中将面临“双重压力”和“双重威胁”。基于此,该文从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概念界定、问题举证入手,从总体规划、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十二五”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有所裨益。

关键词:现代产业体系;基础产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2-0031-06

现代产业体系对一国培育新兴产业、塑造产业竞争优势、实现产业的互动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英美等发达国家在从贫穷落后向富裕繁荣转变的过程中,依靠的正是本国强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但是,到现在中国仍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也未能发挥现代产业体系的整体优化功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通过控制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并对中国产业价值链实施分步整合,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将面临被“分割瓦解”和“整体压制”的“双重压力”。以及中国产业体系目前还存在低端产业产能过剩与中高端产业发展不足或受制于人等问题,在产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和外资对国内产业控制力增强的发展趋势下,中国还将进一步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拉美化危机”的双重威胁。因此,科学界定现代产业体系的概念、特征,分析研究中国目前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对发展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维护我国产业安全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与特征

有关现代产业体系的定义,目前国内政府和学术界提出了不同的解释。2008年,《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认为:现代产业体系是以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有自主创新性的有机产业群为核心,以技术、人才、资本、信息等高效运转的产业辅助系统为支撑,以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备、社会保障有力、市场秩序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为依托,并具有创新性、开放性、融合性、集聚性和可持续性特征的新型产业体系[1],该定义体现了从地方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时代进步和发展要求。陈建军认为:现代产业体系可以被认为是产业体系的一个子集合,即被纳入“现代产业体系”中的那些产业,应该具有更多的“现代元素”;这些“现代元素”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即符合“两高两低一自主”(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自主创新)的那些产业[2]。向晓梅从系统论的角度定义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可以看作是产业在横向联系上具有均衡性和协调性,在纵向发展上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产业具备良好的制度素质、技术素质和劳动力素质,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形成良好互动,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与国际产业发展相衔接的产业链完整、优势集聚、竞争力强的产业系统”[3]。

刘明宇和芮明杰在将现行产业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产业体系是指具有当代领先的具有竞争优势的又面向未来发展趋势的产业体系。这样的产业体系既有本国先天的要素禀赋带来的路径依赖,也有后天要素禀赋升级和专业化分工产生的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4]。张明哲认为:现代产业体系是相对于传统产业体系而言的,其目的是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核心是一个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互相融合、协调发展的系统,是中国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产业载体[5]。彭兴庭从创新的角度提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就是以产业链条上各企业为创新主体,构建产业之间、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用户和供应商、金融机构、政府之间的联系网络,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6]。唐家龙认为,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动态概念,它以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为前提,是一个服务经济比重逐步提高、技术先进、以人力资本价值实现为依托、具有生产率竞争优势、可持续性强的产业体系。它是工业深化、结构软化、科技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结合的新型产业体系[7]。以上观点分别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集合论、系统论、创新和动态发展的角度分别对现代产业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和解读,对于理解现代产业体系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笔者根据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借鉴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在结合以上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产业体系应该是以第一、二、三次产业互动发展为基础,在产业纵向发展上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能够控制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和关键环节,具有不断引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的能力;在产业横向发展上能够实现市场的有效竞争,具有较强的均衡性和协调性;区域间能够实现产业的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能够及时主动地吸收世界先进科技成果并形成先进的生产力,具有很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自我协调能力的有机产业系统。

这个产业系统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动态性。动态性是指现代产业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而不断向前演进的,是由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产业为主、进而向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断演进的过程,是从产业间无序发展向有序发展的自组织过程,是从以使用土地、劳动力、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为主,向以使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为主的产业体系演进的过程,是及时主动地吸收世界先进科技成果,并不断提高资源能源产出效率的过程,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金密集型为主、再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体系演进的过程。

第二,系统性。系统性是指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由各个不同产业组成的整体(系统),这个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不同产业组成的有机体,单个产业不能脱离其他产业的支撑和发展而独立发展和运行,产业整体能够通过产业之间的竞争与协同作用以及系统本身具有的自组织性等作用,产生由各个产业简单相加所不具有的新功能,即整个产业体系具有的产业的新老更替、要素的集聚与再组织、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发挥、产品市场的发现与放大、产业链的延伸与重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等。

第三,开放性。开放性是指现代产业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有机产业系统,而是一个不断与外界环境和其它产业体系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开放的产业体系,它不仅包括产业体系向外界环境和其它产业体系的开放,而且包括产业体系内不同层次产业之间的开放。开放性是现代产业体系得以不断完善和发挥其整体的基本条件。但所谓的开放不是全面的、无条件的开放,而是在有利于体系内各产业竞争力提升,有利于通过体系内各产业间的竞争和协同作用、自组织作用的发挥,并实现产业体系整体功能最优条件下的开放。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就是要在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中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掌握技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对区域来说就是要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的合理分工、优势互补,防止产业重构和恶性竞争;对企业来说就是要有利于利用外部要素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四,层次性。层次性是指现代产业体系各产业之间不是平等地、并排地存在于体系中,而是存在主与次、先与后、重与轻(重要性)之分,产业体系总是围绕着某个或几个产业为核心形成的。其中,核心产业具有技术进步快、自主创新能力强、产业关联度大、事关国家产业安全和产业整体竞争优势等特点,整个产业体系围绕核心产业形成纵横交错、错落有序的有机产业网络系统。

根据中国目前的产业发展现状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国的现代产业体系应该是以第一、二、三产业互动发展为基础,在产业纵向发展上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逐步提高对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和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引领我国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在产业横向发展上能够实现市场的有效竞争,具有较强的均衡性和协调性;东、中、西部地区之间通过区域合作和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实现产业的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利用加入WTO的契机及时主动吸收各类世界先进科技成果并形成先进的生产能力,具有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自我协调能力和抵御外部经济冲击能力,打造一批具有国家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形成以基础产业为支撑、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现代服务业为辅助、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的,产业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结构合理的有机产业系统。

二、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症结

当前,我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还面临很多问题,一是基础产业支撑能力不强,二是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与对外依存度大并存,三是中高端制造业发展不足与发展受阻并存,四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或受制于人。

(一)基础产业支撑能力不强

建国以来,我国的基础产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与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基础产业的支撑能力还不强,还有待于在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提高。

1.农业基础地位有待加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不仅十几亿人口的“吃得饱、吃得好”问题需要依靠它解决,而且还为其他产业提供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但由于农业比较收益偏低、要素投入不足等原因,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正面临被削弱的危险。(1)粮食保障能力有限。由于农业兼业化、粮食副业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以及粮食需求的刚性增长,我国主要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格局正在被打破,粮食供求总体趋向偏紧。(2)外资威胁我国农业基础产业。外资通过控制我国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撕裂和分化我国农业产业链上各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抑制和摧垮我国农业产业链上关键环节的发展,进而控制整个农业产业链,并反向制约我国农业基础作用的发挥,如粮油加工。(3)农业现代化水平偏低。一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二是农业生产和流通方式落后。三是农业抵御风险能力不强,农业生产的风险分散机制不健全。(4)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难以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稳定有效的需求市场。

2.能源和原材料等产业基础支撑能力不强

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产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直接关系到一国现代产业体系能否顺畅运行。但目前我国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产业还面临以下问题:(1)能源等原材料对外依存大,能源保障能力有限,能源安全问题突出。2001—2010年,我国原油进口量增长近3倍,对外依存度从24.1%飙升至53.8%。从2009年开始,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国际警戒线”,2011年已突破55%[4]。(2)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不高,产业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资源利用效率不高。

据统计,2007年末,我国直接从事钢铁生产的劳动力358万人,按当年4.89亿吨粗钢量计,人均产钢量137吨/人,而当年美国是513吨/人,日本(2001年)523吨/人,德国(2008年)505吨/人[9]。

这种基础产业的粗放式发展不仅占用了过多的资源,而且很难在此基础上分工演化出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很难实现产业间的新老更替和高中低技术水平产业间的协调发展。(3)稀有金属等战略性资源流失严重。由于对稀土等稀有资源的战略性储备意识不强,稀土等战略性资源遭遇无序开采和低价外流。

据统计,我国稀土占有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由85%下降为30%,照目前的消耗速度,世界最大稀土矿包头白云鄂博矿藏将在30年内消失,有“世界钨都”之称的江西赣州稀土资源矿将在20年内开采殆尽,也就是说下一代人将无稀土可用,有可能使我国陷入由“有资源,无技术”向“有技术,无资源”转变的发展困局,并对我国未来的产业安全和国防安全构成威胁。

(二)制造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

1.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与对外依存度大并存

(1)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由于低端制造业大多为初加工或粗加工产业,低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客观上加重了能源、原材料等上游产业的负担,在我国能源、原材料对外依存度大的背景下,必将引起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品的价格上涨,加重整个产业体系的运行成本。(2)我国低端制造业多为外需型产业或出口加工型产业,产业中的企业多为代工企业或贴牌生产厂商,由于渠道、品牌和专利技术均掌握在外商手中,在关键零部件、加工设备、物流等方面往往受制于外资企业,这就人为割断了我国低端制造业与中高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之间的有机联系。(3)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对国外技术依赖程度较大,产品结构不合理。据统计,钢铁自动化对国外技术依赖程度,日本为6.6%,美国仅为1.6%,韩国也不过22%,而我国则超过50%[5]。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低端制造业不得不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行业技术始终处于国际上二三流水平,产品结构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产能不足并存的格局愈演愈烈,难以满足中高端制造业对原材料和基础元器件的需求和产业升级的需要。

2.高端制造业发展不足与发展受阻并存

(1)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不足。我国的高端制造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总体上发展水平较低,如高端装备制造业中关键零部件、智能化技术、核心程序、关键设备等需要从国外进口,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硬盘、中央处理器等关键零部件和技术需要从国外进口,由于缺乏这些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我国中高端制造业难以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更不能带动国内关键零部件企业的发展。

(2)高端制造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零部件企业被外资大量并购,制造业高端环节和高端制造业发展受阻。如德国FAG公司收购西北轴承和洛阳轴承;美国铁姆肯公司与Torrington公司也通过合资—控股—独资的手段,分别将烟台轴承和无锡轴承厂收入囊中;美国凯雷投资集团收购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德国博世并购无锡威孚;日本山崎马扎克株式会社吞并宁夏小巨人机床有限公司等等。外资通过并购我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零部件企业,控制整个行业的关键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等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进而控制整个产业链,不仅摧垮了国内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而且通过知识产权和生产许可等方式把国内相关企业压制在产业链低端,沦为其在华的加工工厂和贴牌厂商,最终使我国的高端制造业难以获得实质性的发展。低端制造业也因不能获得高端制造业的先进技术和装备支撑而难以实现产业升级,与高端制造业相关的现代服务业也因失去了需求市场而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三)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

服务业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逐步从农业和工业的规模化发展和专业化分工中演化出来的,因此,农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水平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其规模和水平直接决定服务业的规模和水平。由于我国工业化水平不高,产业基础不牢,服务业本身发展较为落后。加上我国在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引进战略以来,由于反垄断规制、产业保护和产业安全的法律法规方面没能及时跟上,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收购我国服务业企业、并购我国关键制造业企业间接控制我国服务业等方式展开了对我国服务业的全面“攻击”,客观上形成了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或受制于人的局面。

1.我国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由于我国工业化水平不高,制造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分工水平不高,加上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服务业因缺乏市场需求和技术手段发展缓慢,表现为总量不大、技术水平低、企业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等特征。

2.外资通过直接收购等方式直接控制中国的服务业企业和市场,压制我国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攫取我国巨额利润

(1)控制我国流通业市场。中国美旗控股集团战略决策委员会主席谢秉臻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到2008年6月,外资已占我国大中城市流通业主渠道的60%。照此下去,外资将在三至五年内控制我国流通主渠道。”“零售业失语表象后面,是整个供应链渠道控制权的旁落。”[6]

(2)控制我国会计审计业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借助于我国在“特许经营”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政策,得到了狂飙突进的发展,目前已经基本上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会计审计业,垄断了中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7]。

(3)控制中国的信用评级业务。2005年,中国曾有中诚信、大公国际、联合资信、上海新世纪和上海远东五家具有全国性债券市场评级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但随着2006到2007年,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新世纪和上海远东相继被穆迪、惠誉等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收购或兼并,目前只剩下大公国际一家国内信用评级机构了。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利用其信用评级垄断优势压低我国信用评级,攫取我国大量利润。

据统计,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赚了7500亿元,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13]。

3.外资通过并购,控制我国生产业

外资通过收购兼并我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零部件企业,解散我国企业的研发团队,把研发、咨询、维修等生产业转移到其母国,加快了我国在高端制造业环节的“技术空心化”速度和经济的“逆服务化”趋势。“这些跨国巨头通过知识产权策略支配合作者,通过排他渠道策略和供货策略控制下游的本土厂商和销售厂商,使竞争对手和中国本土产品无法有效地通过销售渠道进入市场。”[8-9]

如2001年,西北轴承拿出自己拥有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产品——铁路轴承与德国FAG集团合资,在经历了三年的亏损之后,西北轴承被动让出股份,退出合资公司,同时还不得不把拥有的产品设计图纸、铁路轴承NXZ品牌、铁道部颁发的生产资质等留给了外商独资公司,从此不能再生产铁路轴承[15]。

4.外资通过合资办公司的方式渗透进入我国的物流业领域,并间接控制该产业链

如日本三井财团利用其财团的成员企业——新日铁与宝钢合作的机会,使得“宝钢所必需的铁矿石原料,大多由三井物产等日本企业参股控制。”此外,三井财团还“以新日铁和宝钢为切入点,深入到中国钢铁产业的各个领域,对中国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了如指掌”[10],为其参股企业巴西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印度SesaGoa公司在铁矿石谈判中掌握主动权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最终,三井财团利用其在钢铁领域的先进技术和设备、钢材物流、客户管理、原料贸易和物流等方面的优势,成为我国钢铁产业链的“幕后组织者”。

(四)产业之间关联互动能力不强

现代产业体系不仅要求各产业要获得充分的发展,而且要求各产业之间通过市场、技术、产品之间的交流互动形成一个有机的产业系统。但是,我国由于基础产业支撑能力不强,难以为整个产业体系的健康运行提供足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等要素投入。低端制造业技术和市场对外依存度大,割裂了与国内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技术、设备、服务、市场等方面的联系。高端制造业本身关键零部件和设备对外依存度大,加上外资对行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疯狂并购,使得高端制造业研发设计、核心技术、品牌和渠道等生产业再一次被外资控制,在遭到外资在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市场等方面的围堵下,国内高端制造业很难获得进一步发展,以往的高端制造业企业由于失去核心技术被重新打压回低端制造业环节。在低端制造业技术、市场对外依存度大和高端制造业技术对外依存度大的不利环境下,以制造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为基础的生产业将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因此,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总体上存在基础产业支撑能力不强、低端制造业与高端制造业相互脱节、低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互脱节、高端制造业内部或高端制造业与生产业相互脱节等断层现象,各产业由于缺乏国内相关产业的支撑而面临衰竭的威胁,整个产业体系已经不成体系,因而也就失去了产业体系本该具有的系统整合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产业的独立性、经济的独立性甚至的独立性正面临外部威胁。

三、全面构建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单个产业的发展问题,涉及到各个产业之间的竞争与整合问题,即产业体系这个系统的统筹规划问题,而且涉及到政策法规的问题和体制机制等问题,需要多方面、系统化地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制定科学的现代产业体系总体发展规划

我国的现代产业体系应按照“维护安全、创新驱动、协作有力、更替有序、重点突破、整体演进”的原则,结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以我国产业发展现状为基础,遵循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和演进的内在规律,准确把握现阶段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特点,构建一个以我国产业内部循环为主、整个产业体系协调发展的自身能力强、能够支撑国家经济安全,能够着眼长远的、一以贯之的现代产业体系总体发展规划。一是明确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产业的发展方向,以及该产业内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以市场化手段和平等竞争的原则,采取招投标的方式发挥各类研发单位、个人和生产主体的积极性作用。二是确定产业发展的优先顺序,对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技术给予资金、人才、教育、科研和政策等方面的优惠,并组织专门的机构负责实施。三是提高产业体系中关键产业间的关联性,逐步提高关键设备和零部件国产化率、构建协作紧密的产业集群或供应链网络。

(二)夯实基础产业的发展基础

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也是现代产业体系不断演进的基础保证,因此,必须不断夯实我国基础产业的发展基础。一是不断提高农业基础地位。培育和扶持国内农产品加工业龙头企业,限制外资在国内农业领域的活动范围,形成以国内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农业产业链,从产业链上确保我国农产品供给安全。提高粮食直补、农机具补贴、另种补贴等的额度,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农产品加工领域能用国内农产品的优先采用国内农产品,不断降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二是保证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产品供给安全。加快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提高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材料的战略储备水平,对稀土等稀有金属资源实施军事化管制,以防止其被偷采滥挖、走私、低水平利用等,为我国今后发展高端产业和国防工业留下充足的稀有资源。三是不断提高基础产业的技术水平,以基础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和优化基础产业产品结构、抑制产能过剩、提高基础产业就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并适应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和需求结构变化的需要,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原料和元器件保证。

(三)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技术产业,它是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直接关系到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基础产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因此,必须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并不断发挥其支撑和引领作用。一是培育我国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培育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等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提高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等产业的资金、项目、人才、科技和政策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等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限制外资对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等产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零部件企业的合资、控股和并购等行为,并通过回购外资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关键企业,提高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等龙头企业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二是限制先进制造业产品和技术设备的进口,为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留下足够的市场。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在发展国内先进制造业、构建本国现代产业体系和摆脱当时落后状况的过程中,都是通过实施高关税壁垒和限制国外制成品进口的政策和法规,为本国先进制造业产品提供了规模化发展的国内市场,也为本国先进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足够的利润,最终成功地构建起了以本国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提高国外先进制造业产品的关税税率、限制对国外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恰当运用贸易保护手段促进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四)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是随着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而出现的,但反过来又对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促进和抑制作用,我国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发展自己的现代服务业。一是大力发展会计审计、信用评估等高端服务业。积极培育和扶持能够支撑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会计审计、信用评估等高端服务业企业,限制外资会计审计、信用评估企业对我国企业的兼并和收购等行为,鼓励相关业务优先聘请本国企业,促进本国企业不断做大做强,为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获取外部资源提供相关的服务支持。二是加强对零售、物流等环节服务业的监控力度。零售、物流等环节一端控制着原材料的订单处理和运输等环节,另一端控制着产品供货渠道和终端消费,间接控制着整个产业链。因此,必须通过回购外资企业、限制外资进入等手段提高我国本土服务业企业的市场份额和控制力,疏通我国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保障整个产业体系的顺畅运行。

(五)理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是尽快建立国家战略利益管理机制,包括:制定国家必须控制的产业和企业名录,并将这些企业改制的权力上收;建立外资并购我国内资企业的案例监测预警机制,如进行广泛的专家听证,完善政府机构的严格审查制度、推行制度化的民意测验和舆论监督[11]。二是扶持民族企业发展。取消外资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外资企业与本国企业采用统一的税收、土地价格等政策和标准,实现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之间在起点和过程等方面的公平竞争。提高政府采购和企业采购国产化率,鼓励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关键零部件采购等方面优先采用国内企业产品。三是提高国有企业科技转化能力。通过引入公平竞争机制和公司化改革逐步实现国有企业“去行政化”,破除国有企业内部科技研发和转化率低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的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

(六)尽快出台产业安全法等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法律法规

一是尽快制定国家产业安全法。尽快出台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律法规、实施细则、操作程序、补救措施、具体范围、事后监督机制等,完善《反垄断法》中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条文,并做好配套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法律体系建设。

二是成立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商务部牵头的部际联合审查机构。为了加强国家安全审查的统一性,应“建立一个对外资并购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部际联合审查机构……

同时规定审查机构的具体职责、相关的组织方式以及运作程序。”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自愿、公开、透明的审查程序”[12]。

参考文献:

[1]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N].南方日报,2008-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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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益民.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4-27.

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性范文篇2

关键词:低端制造业;资源约束;价值链攀升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0)02-0001-04

TheFormationPath,InherentContradictionandtheLiftingDirectionofChineseLow-endManufacturing

HANYun,SUNLin-yan

(SchoolofManagement,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Abstract:Chinahasdevelopeditsregionaleconomicbyundertakingtheinternationallow-endmanufacturing.That’sacorrectdecisionforChinaintheparticularcontextofjoiningtheinternationalproductiondivisionsystem.Butthepotentialriskofresourceshortagewasgoingalongwiththedecision.Onlythroughthedevelopmentofsupportingindustries,andchangesininvestmentpatternsandintegrationofregionalresources,andadjustmentofindustrialpolicy,suchas“InducedChange,”andeven“mandatorychange”inordertoalleviateandovercometheresourceshortagefundamentally.Finally,it’spossibletofulfilltheriseofthemanufacturingvaluechainfromthelow-endtohigh.

Keywords:low-endmanufacturing;resourceconstraints;riseofvaluechain

1引言

通过承接国外低端制造业发展地区经济的模式,人们争议较大,尤其是当国际危机袭来之际,更加引起人们的反思:这种发展模式是否是正确的选择?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生命力?郎咸平先生认为,中国的危机根源是制造业危机,因为我们被定位在价值最差的制造业环节,而这个制造业环节的特征就是“浪费我们的资源、破坏我们的环境、剥削我们的劳工”。郎先生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由此逆推我国制造业存在“产业链定位错误”,而且“升级”没有意义[1],在笔者看来没有必要如此悲观。对于我国低端制造业还需要理性地审视,客观地对待。

2低端制造业形成的原因

低端制造业是指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存在或很少有研发、营销等环节,仅仅以生产过程“两头在外”、生产制造处在“微笑曲线”底部的一种状况。笔者在拙作《低端制造业增长模式转型研究》一书中,对低端制造业作过详细阐述[2]。我国低端制造业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生产体系发生了变化,由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已趋向一体化,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的生产组织方式随之逐步分解,跨国公司将其核心能力放在研发、创新、营销以及具有高附加值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而将大量生产和普通服务等非核心部门分离出去。产业组织形式则由市场和企业两种经典的形式发展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网络形式,在全球价值链上组织着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去,面临着多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是作为产业转移方,以主动者的姿态参与进去。但这种路径基本没有可能,原因是我国极少甚至不存在可供转移条件的产业;第二种是作为产业承接方,承接国际价值链中处于高端的产业。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路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基本没有可能。这是因为国外转移产业,出于风险、利润和政治等原因,都是将制造业生产链中的生产环节作为转移对象。另外我国正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建设现代工业基础需要大量生产要素投入。早年通过发展乡镇工业,仅仅是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更需要满足工业基础建设所需的物质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承接国外高端产业,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更无条件消化。因此选择第三种方式,即承接国外低端制造业,就成了必然。通过引入低端制造业,既迎合了国际产业转移,也适应我们的消化能力,更重要的是满足了我们的客观需要。通过引进低端制造业,我国进入了全球价值链,获得了国际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好处,或者说至少使我们获得了参与国际生产体系,分享其利益的资格。

3低端制造业的内在矛盾

然而,切入的背景和路径不仅是我国低端制造业形成的原因,也使我国制造业产生了诸如:经济增长对于外资依赖增加、制造业产业在地区经济结构中“一枝独大”、加工组装低端生产制造比例居高不下、低附加值得不到改观,等等。这种制造业不仅增加了同国际经济的关联性,降低了地区经济抗风险,尤其是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低端制造业对于地区资源最为直接和敏感,在地区资源约束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资源优势的下降,对制造业将可能形成致命的影响。

以苏州为例,近年来,苏州随着承接外资的增加,资源优势严重下降。首先是土地资源短缺。土地,特别是可转化为工业建设用地的土地,对于原有制造业扩展,或者是新引进制造业,尤其是对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制造业来说,是前提或基础条件。苏州的土地在外资不断增加的同时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84年(苏州引进第一家外资企业算起)的371.59千公顷下降到2008年的231.11千公顷,下降幅度为37.81%(有关苏州的资料,引自相关年份《苏州统计年鉴》和调研资料(下同))。据估计,目前苏州农用田所提供的自给口粮不足三成,苏州可供工业开发的用地极少。土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工业用地,尤其是外资用地持续增加。土地下降严重制约了招商引资,一旦土地短缺到不能提供新的用地,按照目前的引资路径,新的外商投资将不可能进入,原有的外商投资难以扩张,经济增速回落也将不可避免。

其次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近年来,随着外资的增加,特别是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企业,用工量大幅度增加。大量增加的用工,使外地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使得有限的城市容量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同时又增加了用工的直接成本。以用工成本看,苏州的劳动力工资近年连续提高,仅以2006、2007年看,员工最低工资先后调到690元和850元,《劳动法》出台后,强制性要求企业必须和员工签订协议并完善保障体系,因此加上相应的社保资金,每人每月上调200元左右。苏州高新区某国际著名电脑生产(代工)商,1999年落户高新区,最初只有员工100多人,目前员工已达7万多人,2007年进出口额近200亿美元,占全球30%的产量。2008年,在劳动力等多种成本上升后,该企业运行成本上升达20%,压力十分明显。由此可见,近年来苏州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下降极快。

再次是政策力度降低。各级政府近年来拥有的引资优惠政策和措施力度已大不如前,例如外商所得税由15%统一调整到25%征收;引进外资企业头几年免征所得税,也已大多失去意义;出口退税逐步减少;因土地紧缺土地优惠已不可能;等等。可见,外资企业在当地时间越长,所能得到的政策资源也就越少。

最后是其它资源优势也在逐步消失。其它资源中区位优势和先发优势是重要资源。区位优势的下降主要表现在相对下降,即随着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崛起,原来不具有区位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因条件改善和交通、通讯的发达,相对区位优势已不再是一个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先发性优势则随着外资的大规模增加,容量饱和,也逐渐让位给了那些后发性的国家和地区。

资源优势下降影响最为直接和严重的是低端制造业。而问题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在原有路径的作用下,外资增长势头不减,低端制造业对于资源消耗的矛盾有激化的趋势。仍以苏州为例,2005~2007年,苏州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51.2亿美元、61.1亿美元、7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分别为16.71%、19.71%、18.26%,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仍达81.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5%;反映“低端制造”指标的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比例分别为73.56%、74.87%和73.31%,比例居高不下,增速势头不减。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原有路径的作用,一定意义上说,原有的“低端制造”已被“锁定”。本来区域的资源优势已严重下降,在这种路径的作用下,资源约束矛盾将越来越突出。

如果说资源优势下降使低端制造直接受到了来自资源方面的约束,而在全球为对抗气候变暖,碳减排压力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以消耗物质资源为主的低端制造成了碳减排的主要对象,这又遏制了物质资源的消耗。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支持的低端制造已经到了难以持续的地步。

4突破低端制造业的基本途径

按照诺思路径依赖Ⅱ[3],一旦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原来的路径会起增强作用,并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我国多年来引进的低端制造业对区域资源,尤其是区域物质资源已形成了关联性十分强烈的需求和供应偏好,这种偏好和路径所固有的增强作用,靠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是很难逆转的,必须要有一种强大的外力,或者是如诺思所说的实行“诱致性变迁”,甚至是“强制性变迁”,才能改变原来路径,进入新的路径。笔者认为,通过产业政策激励,创新招商模式,发展支持性产业化和整合资源等多种手段,是突破资源瓶颈,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可行路径。

4.1通过创新招商模式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

传统的招商主要是引进资金、项目和产品等低端制造,这对于迅速扩展工业基础和规模是必要的,但以低端制造为特征的量态扩张是有限度的,亟需将引资从要素驱动型向技术驱动型战略转变,围绕低端制造的质态提高创新招商模式,通过招商模式的创新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为此,一是要引导存量外资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外资经济已逐步成了主体,而且外资企业大多又是处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环节,利用成熟技术进行加工组装生产。利用招商引资,引导外资企业通过研发,走技术进步之路,直接效应是外资效率提高、企业持续增长,客观上有利于外资企业实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改变外资对于物质资源的依赖,使外资增长转到主要利用技术、知识等新的资源路径上来,这是解决资源矛盾的战略措施。二是要引导增量外资“功能性补缺”。对技术含量不高的引资,只适用于对完善产业链有作用的功能性补缺;对技术含量高的外资,重点引导投向研发环节,通过外资研发能力的提高,解决只重视低端制造,而研发断裂的失衡状况。三是要引入外资的研发机构和总部机构。引入外资的研发机构和总部机构,不仅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直接作用,而且还具有带动效应。同时,通过外资的服务性机构或专业服务公司的服务招商,例如外国高科技服务技术、经验和设施等,是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不可缺少的内容。

此外,拓宽引资渠道也是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多年来,我国比较重视引进外资,对内资相对忽视。以2007年苏州城镇完成的投资额看,外资要占53%,内资不到47%;而在内资中,又以本地投资为主,而且内资大多以投入房地产业为主。2007年,苏州内资投入房地产业要占到全社会投资额的21%,而外资只占4.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扩大引进内资具有较大的潜力。因此,重视国内引资,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投资有可能萎缩的情况下,不失为扩大投资渠道的又一重要路径。当然,对于内资也有一个合理引导的问题,引导这种内资主要是投向制造业的高端产业,投向配套产业,投向服务业等,投向对于区域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具有功能性补缺和长远发展意义的产业。

4.2支持和鼓励发展制造业支持产业,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提供条件

我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一枝独大”,支持产业不足状况比较突出。以服务产业为例,2006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达26681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居第四,而GDP构成中的第三产业份额只有39.3%,远低于发达国家72.4%和中等发达国家55.3%水平,甚至低于不发达国家51.1%的水平,与美、日、德相差更远[4]。

波特曾经将支持性产业看作其“钻石体系”的基础,是比零部件和机械更重要的“提供创新与升级的优势”[5]。支持性产业中主要是服务业,通过发展服务业带动支持性产业,是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条件。我国大多数外资发达地区虽然主导产业比较明显,产业集中度也较高,但产业集聚度还比较低,严重影响了制造业价值链的攀升。原因是与制造业相关的支持性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某种意义上说,符合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攀升的产业集群,是一个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带动和集中起来的多产业、多行业的集合体。在发展产业集群、提高集聚度过程,实现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关键是发展服务业。已有研究也表明了服务在现代制造业中具有“黏力效应”,是提升制造业效率的关键[6]。服务经济中的生产业是生产过程中间性投入,同生产的关系比较直接,其发展既要取决于制造业发展水平,同时也对制造业产生拉力,因为它本身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制造业越是发达,这种分离越是大,服务业发展也越快。通过发展服务经济既能加快制造业同服务业的分离,同时又能服务于制造业。在制造业产业结构中,研发、采购、营销,主要是一种服务活动,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不仅能够满足制造业价值链攀升需要,而且能够带动区域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素质甚至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改善并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结构转型。

4.3整合区域资源,努力改变区域资源偏好

“帕累托最优”理论表明,在接近“帕累托最优”的过程中,进行资源合理配置,不断提高资源效率,理论上是可能的。区域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长期承接低端制造业所形成的对于区域物质资源需求和供应偏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会有一定的需求。通过整合,有利于提高使用潜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资源紧缺的矛盾,例如有的地方对土地资源进行“二次开发”,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而区域非物质资源是无限的,在突破低端制造业,进行价值链攀升过程中,更需要对人文教育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管理资源,以及技术、知识等资源进行整合。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源中,人力资源又是关键性资源。因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相对而言人才需求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苏州为例,近年来人才的绝对数量大大超过国内同类城市,但万人所拥有的人才数相对比例却低于国内同类城市。所以亟需通过创新人才资源渠道,例如内部提升素质、外部拓宽人才和技术、知识的来源,对于缓解区域资源矛盾,创造良好的环境,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具有关键性的、长期性的意义。从长远计,确立这种资源理念,进行整体规划,并选择突破方向,对于缓解区域资源矛盾,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乐观的前景。

4.4按照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要求创新政府管理

产业政策激励措施依赖于政府管理创新。在我国,政府具有较大的权威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主要表现为提供制度和非制度公共产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在我国早期经济发展中,政府曾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政府固然不能沿用原来的做法,尤其是对于外资经济而言,需要创新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主要体现在自然生态、基础设施、融资体系、人文教育等环境的营造。这些制度和非制度环境是实行有效产业政策的前提,亦是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不可或缺的条件。

5结论

我国低端制造业的形成既是国际生产分工的结果,也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因此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又由于低端制造客观上是资源消耗性产业、低附加值产业,而且潜伏着长期增长风险,无论是过份沉溺于这种状态或由此逆推“定位错误”而失去信心,都是不可取的态度。目前,国际经济仍以第二次国际生产分工为主导,并且有逐步进入第三次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趋势。我国制造业企业既然已全身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唯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要迎合这种主流和趋势,通过技术进步突破低端制造业的固有“粘性”,改变“路径”,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的转型。

低端制造业的突出矛盾主要是资源约束,因此资源创新是消除资源约束、消除碳减排压力、突破低端制造,从而使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发展的根本。资源创新首先要改变制造业增长路径,使我国制造业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型向技术驱动型战略转变。其次通过创新招商引资模式、发展支持性产业和资源整合等措施,逐步改变并优化产业结构,使处在低端的生产制造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逐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最终发展为先进制造,进入到价值链的高端。最后,政府有效的产业政策,是加快这种进程的重要推动力。政府通过管理创新,通过确立科学发展观和采取有效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加快资源创新的战略和发展路径,实现制造业工厂、制造业中心向先进制造业基地转变,实现制造业企业和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郎咸平谈中国制造业[EB/OL].,2008-04-06.

[2]韩云.低端制造业增长模式转型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9-11.

[3]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126-144.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国际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44-47,63.

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性范文篇3

一、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已形成了门类齐全、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体系,2009年完成工业销售产值约14万亿元(约2.2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由2万亿美元下降至1.5万亿美元,日本为1.23万亿美元),产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高端装备制造业整体已具备一定竞争实力

一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增长迅速,已形成一定生产能力和产业规模。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约占装备制造业的10%左右。二是高端装备自主化有所突破。围绕能源工业、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及航空航天工业等产业的迫切要求,我国已开发出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三是竞争能力初步显现。目前,我国一批高端装备进入国际市场,如新舟支线飞机批量出口,长征系列火箭成功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卫星整星出口实现零的突破。

(二)高端装备制造各领域均取得快速发展

1、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一是产业规模发展迅速。近10年来,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增长势头迅猛,初步形成一定的规模。二是重点产品有所突破。依托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一批国家急需、长期依赖进口、受制于国外的智能制造装备实现突破。三是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沈阳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销售收入过百亿,进入世界机床产业前10强。四是初步形成多元化投资产业体系。智能装备及基础制造装备是装备制造业中外资进入最早的行业,近年来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形成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多元化发展,民营企业比例较高的格局。

2、航空装备产业

我国航空工业经过60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已逐步形成了门类齐全、拥有科研、试验、生产、经营的完整工业体系,拥有200多个航空科研院所、工厂和配套单位,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技术密集、基础雄厚、具有标志性的高新技术产业,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生产系列航空装备的国家之一。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十一五”期间,我国民用航空产业规模快速扩张,产业发展呈现新的亮点,民用飞机的研制、生产、销售情况良好,外贸和转包生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民用飞机型号研制取得重要进展。为了改变民用飞机无机可卖的局面,加大了对新型民用飞机和军机改民用的研制开发。市场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民用飞机研制成功和不断投放市场,民用飞机销售出现良好的局面,几个主力机型获得国内外市场认可。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民用航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国际合作进展顺利。我国民用航空工业与空客、波音、巴西航空、庞巴迪、GE和霍尼韦尔等国际知名公司的国际合作不断深入,我国航空工业正由一般供应商向风险合作伙伴转变。

3、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企业依托原有的工业基础,按照国务院“引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总体要求,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自主创新和产业化上取得了重大成就。部分产品集成技术已经居世界领先水平、主要产品技术位居世界前列,关键系统、零部件国产化率显著提高,品牌国际知名度不断提升,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4、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

新世纪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抓住国内外市场机遇,取得了长足进步。2009年海洋油气开发装备年产值接近300亿人民币,世界市场份额约为7%,目前在渤海湾地区、黄海沿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初步形成了4个具有一定产业聚集度的区域,行业内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我国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浅水油气开发装备建造经验,80%以上的浅水装备实现了国产化,海洋工程作业船和辅助船的国际市场份额达30%以上。近几年,我国承接建造了多个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深水油气开发装备,初步具备了深水装备的设计能力,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1、发达国家抢占科技经济制高点,高端装备制造业竞争空前激烈

世界正面临新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变局,各国都在加强国际战略部署,试图在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领域抢占未来产业的制高点。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竞争空前激烈,这将更加挤压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2、我国工业转型升级,需要高端装备的支撑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能降耗、减排治污、发展低碳经济。这一方面对高端装备制造业自身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及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要求装备制造业提供技术更为先进、节材节能更为突出的新型技术装备,为高端装备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为高端智能装备和基础制造装备扩展服务对象、提升服务能力、扩大产业规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二、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装备制造业呈现高端失守困局

目前,我国高端装备的核心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技术和产品,高端装备国内市场满足率仅为5%~8%。其中,90%的高档数控机床、95%的高档数控系统、大部分机器人和工厂自动控制系统依赖进口,科学仪器和精密测量仪器基本被国外垄断,智能装备对外依存度达70%。据统计,2009年装备制造业(不包电子)进口总额高达1746亿美元,绝大多数是高端装备与核心关键基础件、元器件。

(二)基础配套件发展滞后,主机面临“空壳化”

高端装备所需的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配套设备大量进口,核心技术被外商垄断。如海洋工程装备的大多数配套设备依赖进口,部分关键系统被外商垄断。

(三)现代制造服务业发展缓慢,企业专业化制造能力有待提高

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过度依赖单机、实物量的增长,为用户提供系统设计、系统成套和工程承包、维修改造、回收再制造等构成赢利增值的服务业务则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绝大多数企业的服务收入在其销售收入中所占比重不足10%,远低于国外企业40%左右的比重。多数国内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在设计制造、项目管理以及总承包能力等方面专业化程度较低,尚未形成高层次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和品牌效应。

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目标及重点

(一)发展目标

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使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产业基础配套能力显著增强,高端装备所需的关键零部件、基础件自主化率达到50%,关键自动化测控部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整理零部件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高端装备国内市场满足率超过15%。成为世界主要的高端装备制造国家之一。

(二)重点发展方向及任务

依托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现有基础以及国民经济和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需要,应在以下重点方向加快推进。高端智能装备与基础制造装备。发展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自动化成套生产线、智能控制系统、精密和智能仪器仪表与试验设备、关键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及整理部件、智能专用装备等。航空装备。发展以C9型客机基本型为发展重点的大型客机、以ARJ21新型涡扇支线飞机和新舟系列涡浆飞机为发展重点的支线飞机、整理飞机以及航空设备、航空发动机、维修和服务和转包生产等。轨道交通装备。发展高速动车组、城际动车组、大功率机车、城轨车辆、大型养路机械和列车运行网络控制系统等。海洋工程装备。发展调查与勘测装备、钻探与开发装备、生产与加工装备、储存与运输装备、辅助与服务装备、海上工程作业装备与大型浮式结构物、特种海洋资源开发装备和关键系统及配套设备等。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营造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制定和完善国家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扶植政策,通过政府采购以及高端装备保险机制,引导和鼓励制造部门和应用部门购买和使用国产高端装备;调整关税政策,充分发挥关税政策在调节产品进出口和保护国内高端装备制造业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从“原材料中间产品制成品”的由低到高的关税税率结构,营造高端装备制造业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制定和实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培育计划

围绕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确定的重点发展方向,制定高端装备制造业重点发展方向行动计划,围绕产业技术攻关、标准体系建设、品牌培育、产品演进、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一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形成一批从事高端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支持大型企业技术中心的建设,完善以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的技术创新体系,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三)加大财政金融对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支持力度

建立支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和关键共性制造技术、基础性技术和原创性技术开发,支持高端装备现代制造服务业发展,以及应用示范工程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等。鼓励金融机构以保单贷款、出口订单抵押贷款等多种方式,支持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融资,以贷款、投资、租赁等方式支持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规模化发展。

(四)加快企业兼并重组

积极推进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跨行业的兼并重组,培育形成具有设备成套、工程总承包、国际贸易、投融资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鼓励高端关键零部件、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和配套产品生产企业实施专业化兼并重组,形成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专精特新”专业化生产企业。

(五)加强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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