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论文篇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导明航向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文化和谐是重要任务。所谓文化和谐是指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可以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因此我们说，凡是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的文化，都可以称为和谐文化。构建和谐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深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大复兴的共同理想统一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主要靠思想政治教育，在高中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高中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浓缩；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才能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对古今中外关于和谐的优秀思想成果进行批判的继承，也才能更好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和谐社会的建设保驾护航。

二、辩证唯物主义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思想基础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思想意识能指导人们顺利的开展实践活动，从而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思想意识则会把人的活动引入歧途，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我们提倡和谐文化，文化和谐就是一种正确的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我们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从而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三、唯物辩证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具体的操作方式

(一)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当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并且世界上事物时刻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我们必须用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的社会，只有将这四方面联系起来共同建设，社会才会从整体上趋于和谐。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经济领域，我们提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好字当头，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政治领域，我们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建设民主法制社会。文化领域，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社会领域，我们要趋于和谐。正因为把和谐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我们才能使社会更好地趋于和谐。

如果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用孤立的观点看问题，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如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在5月——6月推出“长江行动”，中国最先进的监测船从重庆——上海，一路走来，发现了许多令人震惊的事件，一些地方的企业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节省开支，竟将污水想方设法直排长江，给长江的水质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如果企业都把工业污水排入长江，那么长江就不是我们的骄傲，而成了我们的耻辱。排污水的这些人没有看到自己的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大局，使人与自然处于不和谐之中。

(二)矛盾观点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事物自身既包括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就是矛盾，既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包含着许多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解决矛盾，我们才要构建和谐社会。在经济领域，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GDP连年持续增长，并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殊不知这是以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环境的极大污染为代价的。我们的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消耗的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这足以让我们惊醒。经济在发展，人民生活在改善，农民工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行动，实行农村合作医疗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农业享受政府补贴，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等措施，可城乡差距却在拉大，区域差距在拉大。只有看到差距，才能缩小差距。否则就是一句空话。(三)量变与质变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事物的变化发展首先是从量变开始，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逐个解决城乡矛盾，区域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量变的积累，等这些矛盾解决了，社会就趋于和谐了，人民就会生活的美好。

(四)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观点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因此我们要坚信事物发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正确对待和谐社会中遇到的困难，任何事物都不会是一番风顺的，遇到困难和挫折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树立必胜的信心，齐心协力搞好它，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四、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和谐社会提供了保证

社会哲学论文篇2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社会哲学论文篇3

哲学研究陷入困境几乎已成为我国理论界的一种共识。但是，这种困境是标志着哲学研究的没落，还是预示着哲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孕育一次新的发展?在世纪之交的前夕，认真冷静地思考哲学研究的命运，回顾以往，展望未来，对从事哲学研究将不无裨益。

(一)哲学研究主题的重新确立

哲学的发展史表明，哲学作为人们对现实的反映和思考，同时代的发展总是息息相关、同步前进的。尽管，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总结，它常常滞后于现实;作为人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又时而超越现实，但是，这种不同步的现象总是短暂的，尤其是在对现实间题的研究方面。长时期的滞后必然使哲学研究陷入困境，大幅度的超前常使哲学流于虚妄。因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是时代提出并赋予哲学工作者的，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幻而更新推进的。时代才是哲学研究的推动力。哲学发展所展现出的阶段性及其内容的丰富性，正是时代前进发展的哲学反映。而哲学研究的主题正是哲学研究的症结所在，把握了它，就等于把握了哲学发展的命脉，就有可能对哲学的状况及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回顾建国以来的哲学发展史，哲学研究主题的擅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为建国后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逐渐确立了主导地位。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多从苏联“引进”，其中虽有自己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阐释和使之中国化方面，最终形成的是以传统教科书为代表的哲学理论体系。因而，这段时间哲学研究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在全国的确立和普及”，其最大的功绩是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知识。六十年代国内“左”的思潮影响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工作存在着教条化、模式化、简单化的缺陷，常常使哲学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和为特定的战略、政策进行论证的工具。第二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迄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这段时间，是哲学研究空前活跃的时期。随着真理标准间题讨论的深入，哲学界开始打破旧的樊篱，向新的领域拓展。出现了两大引人瞩目的潮流—文化大讨论和对第一阶段哲学问题的反思，形成了这个时期哲学研究的主题:哲学反思。文化大讨论的兴起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人们的视野开阔了，同时也使国人看到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这在一些学者中激发了极强的忧患意识，使之重新认真地研究思索中国长时期落后的原因，从而将目光聚焦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根基上，对之进行了严厉的审视和批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现代化精神，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们则历数中国传统文化之优点，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的一致性和不矛盾性，拒绝中国传统文化要为中国的落后负责的论点。后者先是由一些身居海外的学者起而鼓吹，继之则部分大陆学者随合响应。争论至今仍难作定论。从整体上看，无论是东西文化优劣之争，还是体用、本末之争，都未从根本上解决当今中国文化的哲学根基问题，甚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缺乏透彻的理论说明。然而持续的文化大讨论却有其重要的意义。就现有成果看，它突破了旧的哲学教科书在论述社会发展原因时，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弊端，将视角扩大到文化等非经济领域，跳出了经济一元论的案臼。如果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相信会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前无古人的贡献。这个时期的另一股潮流，是对建国以后哲学的反思。它表现为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哲学领域出现的关于异化间题、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实践观以及“三论”等热点间题的讨论，使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并使哲学开始摆脱教条的束缚。这些讨论，虽然还没有完全从整体上克服传统教科书的缺陷，而且具有反复、曲折，但它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功不可没。第三阶段，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发展，哲学研究的主题再次发生深刻的变化。即开始进行以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哲学研究的新时期，是对哲学工作者的严峻挑战，也是建立完善新时期的中国哲学的绝好契机。目前正处于该阶段的开始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对经济领域有深刻的影响，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和广阔前景。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间题和许多新的矛盾，诸如新、旧经济体制转换中的激荡摩擦，市场经济的正负效应，新经济体制发展中的阻力等等，也都将逐渐展示或显露出来。当前，市场经济已给思想精神领域带来了巨大冲击，造成了一定的动荡。一方面，市场经济申扬了人的尊严，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保障;另一方面社会上也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这种价值观同过去长期宣传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冲突，引发了一场新的所谓精神危机，即人们对迄今为止所承认和相信的价值的怀疑和扬弃。目前哲学研究的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这种变化了的状况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能对现实问题作出深层的思考和解答，对面临的“精神危机”作出积极的回应。在旧理论无法解释新问题时，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更多地显露出迷惘、困惑和无奈。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是哲学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也是哲学研究的主题所在。我们处身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时代已展现出新的面貌、新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哲学研究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哲学工作者应当自觉地顺应时代的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转变哲学研究的主题和探寻哲学发展趋势，调整思路，从已经习惯的从抽象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从热衷于精美、细致的哲学形式中，解脱出来，深人到现实生活之中，从事真正的艰苦的哲学探索。真正的哲学来源于社会生活，来源于各门具体科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各门具体科学本质的抽象和超越，又是对它们更为具体深刻的把握。离开社会生活，具体科学，一切所谓“哲学思考”就象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任何思辩、抽象的形式或精致完美的外表都无法掩盖内容的贪乏和理论的空洞。今天，哲学最为缺乏的不正是对社会生活和具体科学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吗?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这个中心进行的。哲学研究的主题应当就是时代的主题，只不过它无法涵盖时代主题的全部内容，而只能是时代的主题所包涵和拐:出的同人们思想精神领域最密切相关的部分。具体地说，哲学研究的主题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哲学建构”，其紧迫的第一步当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观。因为，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所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信仰的混乱和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旧的价值观受到新的现实的冲击和破坏，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解决这个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这就是时代摆在哲学和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艰苦的带根本性的课题。这一哲学主题的重新确立，对哲学和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包涵了两个基本方面。一、向旧哲学理论及其价值观提出挑战。旧的哲学理论及其价值观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它过于强调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漠视个人尊严、个体利益和个体价值，今天已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需要发展、完善或更新。但在建构新的哲学理论和价值观时，理论工作者要面向实际、面向未来，既要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又要看到新出现的一些现象的必然性、合理性。既不能用旧理论、旧观点简单地否定现实，也不能像那位德国哲学家的命题一样，“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而是要深入到事物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通过艰苦的探索和科学的论证，建立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价值观。二、向哲学的传统地位和框架体系提出了挑战。首先，哲学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指导一切学科的“王猫”地位受到质疑。哲学主题的重新确立表明，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是人类认识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只是视角不同，研究对象不同，侧重点不同而已，它并没有特殊的优越之处。因此，应当摆正哲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为其重新定位。其次，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已不适应哲学发展的潮流，应当对哲学的内容进行反思和重新界定。

(二)哲学发展的趋势从哲学主题的变换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哲学的发展将出现以下趋势。

1.淡化意识形态。过去的哲学，不仅被直接视为意识形态，而且被视为社会意识的主宰者，因此，意识形态之争代替了科学的学术研究。过于偏重哲学的党性和阵营的划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成了区分哲学先进与落后、正确与谬误的标签，马恩等经典作家的论述成了衡量事物的标准，却忽略了对现实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考。因而形成了这样的学风:在马恩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以为依据，用经典作家的不同论述相互驳难，注经式的研究代替了深入的科学探讨。艰苦的哲学思考，变成了轻松的文字游戏。争论的结果，又常常以某位领导人或理论权威的片言只语作结，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争论，异化、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论等，便是明证。近年来，意识形态化的哲学之争已大大减弱，邓小平同志“不争论的论述，在极大程度上扼制了这种学风的漫延。哲学已从政治的奴仆的地位，取得了相对独立的人格。从近年发表的哲学文章来看，引经据典式的研究文章已经大幅度下降。可以预料，注重学术性、科学性，将成为哲学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化的哲学之争，将进一步淡化。

社会哲学论文篇4

关键词：主体性；生态文明；理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3]王仕国.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视野与历史使命[J].求实，2010（11）.

社会哲学论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主题；思想路向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39-04

[收稿日期]2011-11-10

[作者简介]1.车红兰，女，朝鲜族，延边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延吉133002）2.庞立生，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哲学。（长春130024）

16世纪以来，现代性一直是社会理论的关键性主题。对现代社会的描述、解释与批判性反思，构成了当代哲学与社会理论的思想内核。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處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并已能动地展开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探索。那么，在此情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来反映和表征、引导与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重大使命。

一、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主题

当代中国，正處于自觉地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之中。无论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外部环境及主体意识来看，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也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性的诉求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下展开的，因此，西方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借鉴。在自身现代性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会尽可能地消化、吸收和利用西方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与实际经验。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又与西方现代性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事实上，西方现代性存在着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且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质。事实证明，中国一味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而忽略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是不会有出路的。因此，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需要有自身的特色，即需要建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这就要求，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我们的生存處境，而且要考虑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使之进行现代性的转换。中国文化一向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精神传统，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需要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从当今世界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来看，现代性的成长既需要植根于传统之上又需要对传统进行再创造。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无论就历史處境、思想遗产与文明成就，还是就现实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而言，都必须与西方现代性具有本质上的差别。西方的现代性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思想基础、理论构造、制度设计、实践运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印迹。西方现代性自启蒙时代伊始，就一直秉持着二元对立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与控制论的价值态度，在二元对立中追求普遍的绝对的统一性，以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与态度来谋求对他者的控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西方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支配性，其发展进程也必然是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是“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之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题以及和合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遵循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不能以扩张与冲突来展开自身的进程。因此，中国现代性，必须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趋势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理论学说，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自觉敞开的思想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虽然从资本主义开始，但是却并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要求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在对立和扩张中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代性。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发达的西方现代文明，但在其发展中其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本质也日益暴露，其片面性的弊端和缺陷日益明显。从发展趋势上看，现代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超越和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的总体性批判，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时代所陷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所实现的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最终完成。在马克思的辩证法看来，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是现代性的发展却势必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困境与危机中，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敞开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旧式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身的深刻理论背景与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性的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也内在地要求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正像马克思所表达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结合所属时代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不断探寻和创造自己的合理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和无根的，它需要和一定国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现实相结合。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已经确立起“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我主体意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主题。只有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才能坚持不懈地推动和引领思想解放，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提供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思想支持、理念支撑和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作为自己的思想主题，以此展开自己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创造。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对话与融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内在地要求超越西方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且内在地要求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因此，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面向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传统。这就要求，既要进一步激活、恢复与提升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活力与思想性能，也需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融通，以此推动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实现了对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的革命性变革，也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既是对西方超验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与有神论的超越，同时也终结了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观念与历史观念，从而使精神生活与文化传统的民族性、差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获得根本上的承认与尊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反叛与变革，在思想上使非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性道路的独特价值得以敞开，也为克服中西哲学的局限性和发挥各自的特殊作用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这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在现代性建构中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促进、相互融通的过程。”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的传播、被广泛接受并真正扎下根来，获得真正的发展，不仅具有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根由，也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化精神、价值理念上所具有的契合性、互补性紧密相关。中国文化传统在道德信仰精神上是非宗教化的和入世的，它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无神论精神并倡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本质上是具有人类性、开放性、实践性。这表明，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具有思想的可能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可以说既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也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底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结合、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思想创造力，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思想文化路径，特别是要在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民族文化传统得到激活并经过转化而使之获得现代性，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意蕴的凝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与思想升华，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理论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和凝结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同时又是对其理论上的升华，其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思想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体认与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整理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与精神意境，从中概括与总结、提炼与引申出具有哲学意蕴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理，以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框架与思想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总体性、创新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结晶，它集中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思想境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理论表征，在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和谐辩证的特点，在价值理念上则集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内蕴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不仅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实践发展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与引导性的思想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表征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不仅仅表现为区别于西方旧式现代性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念与实践智慧，而且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由此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和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中去，深入把握与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内涵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目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研究总体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从现有成果来看，其研究视域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来源人手，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基本理论出发去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和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基础，同时它也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由此，学者们试图从中凝练和概括出这一理论体系所体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见解与表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