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篇1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观点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各个民族的历史只有向世界历史转变，各民族才能在世界历史中存在下来，人类也才有可能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全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越是加强，资本主义将越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就越有可能突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吸收并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从原始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跃进。而民族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建立资本统治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说，只有“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以后，“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出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隘地域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此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最普遍最全面的个人自由才有可能。

马克思也将其“世界历史”的视角投向了东方社会。在他看来，东方社会特有的村社经济制度将妨碍其走向资本主义。因为这种相互孤立且同质的村社很难形成分工与市场，也因此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东方社会的“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马克思进一步考察后认为，东方社会这种孤立状态，还将妨碍这些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3]这与马克思所言的民族历史必须通过转化为世界历史才能最终获得民族生存与制度提升存在矛盾。因此，马克思预言，东方社会如果不想灭亡，其选择有两种可能性：它或者最终滑向资本主义，而滑向资本主义的代价将是血与火的，也不得不经历资本积累中“血淋淋与肮脏”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说，东方社会“为了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4]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了东方社会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它也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使农村公社向其高级形式过渡，使人民获得政治自由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但这种可能性有其严格的前提条件。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应该同时改造农村公社生产方式，使之向高级形式过渡，并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性影响。更重要的是，革命仅仅是一个开始，要真正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革命后的东方社会能够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5]为此，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其实仍然需要以某种形式使得其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仍然脱离不了“世界历史”的背景。否则，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地域性共产主义”，“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而且，“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6]

马克思也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他同意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即很早就进入了停滞状态，更没有进入“世界历史”。但马克思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最终将把中国卷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即使中国也将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他指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望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迅速地发展了起来”。[7]马克思还预言中国封建的关系将被打破与取代。他说，“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即刚巧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起舞来鼓动大家了”。[8]但马克思的确预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此，他说，“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9]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是一种中间状态

19世纪末至20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东方社会”。尽管列强的入侵迫使原来闭关锁国、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历史”，但自1840～1949百多年中，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很好地整合进“世界历史”进程之中。那么，在一个未经过资本统治充分展开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大课题。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坐标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艰辛的探索。这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这个体系中有机一环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还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以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为中国社会主义定位，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仍未进入“世界历史”，因此必须客观地承认它是一种“地域性”的。这使得它与生俱来就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自身历史的积淀。即马克思所言的“笼罩着迷信气氛”，它可能使中国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带有封建的特征；二是外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即马克思所言“交往的扩大”。我们回过头来以“世界历史”的观点看待剧变的原因，其实恰可以追溯到上述挑战：在内部，由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民主的“训练”而直接由农奴制进入社会主义，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政党与群众、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问题上都做得不好，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都未能发展起来；在外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资本关系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于是，这种“地域性共产主义”未能经受住考验而崩溃。

其二，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悖论。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据的。邓小平曾根据当年的“三个不允许”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将无法避免国内阶级压迫与国际帝国主义压力的残酷现实。因此他说，“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0]他还说，“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11]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观点已经指出，除非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否则像中国这样的地域性共产主义不可能成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时代这个大背景中，必须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须至少部分接受资本统治的逻辑；这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稍不小心就会重新“滑向资本主义”的“用人头当酒杯”的过程。

其三，中国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挑战，同时又是在巨大的历史悖论中寻求前进之道，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的伟大。一方面，共产党人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跨越“卡夫丁峡谷”，避免中国重新步入“以人头当酒杯”的资本统治逻辑；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又试图通过在不突破“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框架下，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生产力得以发展，使中国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因为她已认识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途径必须以“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为前提。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是一条既富裕又公平之路。所以，中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认识视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如果成功，就不仅仅是“世界历史”的特例与个案，更将是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的极其伟大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东方社会”以及“中国前途”的大的框架下，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必须关照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来超越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巨大历史悖论。或者更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

这里有一个未必恰当的对比。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在“道”或“内圣”的层面上，它比西方哲学更为伟大，也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但在眼下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背景下，中国哲学必须放下身段，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坎陷”出“科学与民主”。[12]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社会主义，一方面的确可以实现超越“人头当酒杯”的阶段，但对于中国具体国情，不经过资本主义又不能发展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坎陷”：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资本主义中间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或者说，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即戴志康先生讲的所谓“中间状态”。

也因此，仅从理论层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有其经济学含义，而这种含义也的确与官方一贯宣称的“含义”是相同的。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消灭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但中国未经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还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商品与市场经济来促进生产力发展。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中间状态”就表现为：既利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又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在社会革命运动中应“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中间状态”体现在，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同时，为了发展生产力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允许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下存在。这两条同样是缺一不可。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集中的批评是分配的不公正性。但同时又认为，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促进了作为现代生产中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即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间状态”表现为它主张分配既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内容，又能促进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积极性以发展本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因此提出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原则。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马克思当年提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就是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而又不被“资本主义历史体系”所吞没。中国社会主义成立于资本主义历史体系已经形成的时期，不对外开放，中国历史就不能进入世界历史，社会主义生产力就不能大发展；但如果任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裹挟，则很容易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选择对外开放，并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以我为主，也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三、对现实可以有一种基于同情的理解，但不能混淆黑白

以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框架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仅是一种纯理论上的推演。其经济学含义也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但必须指出来，“发展生产力”与“避免用人头当酒杯”这一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可以视为进入“世界历史”的必然选择；选择“市场经济”肯定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不幸的是，“以人头当酒杯”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十分普遍：仅广东清远地区农民工每年因工伤断的手指头据说能装上几个箩筐；不断爆出的矿难消息已使我们的神经几近麻木。而且更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是崔之元先生心仪的“发达地区”，越是这样的地区“用人头当酒杯”现象越普遍：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尤其是珠三角的发展基本是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农民工待遇之低、生活状况之差最后竟然发展到我们批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来关心中国的劳工人权，不知崔之元先生是否也去实地考察过？恰是在土地征用领域，“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很普遍：土地产生的级差地租几乎都被权贵均分，普通工农的所谓“补偿款”连保障数年基本生活都很困难。如果崔之元先生把这当作所谓“自由社会主义”，未免太过于书生气了吧？对此，我同意曹锦清先生深刻的评论，不再辍述。

近几年来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些“自由主义者”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叫好，但他们把“成功”归结为“搞了市场经济”；而另一些被指称为“新左派”的人如崔之元、王绍光先生等，也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叫好，但他们把“成功”归结为因为中国还是“社会主义”。我发现只有秦晖先生是一个例外：他倒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这其中，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所谓“社会主义”变成了政府强行为市场扩张开道，不惜以“低人权”为代价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了官僚与资本结合的一种代名词。这三种对于“中国经验”的不同总结我在此不想评价。但我还是想拿土地征用来说事：崔之元先生如此迷恋于“公有土地”，而实际上，中国近些年来大规模征地几乎是重复了当年英国资本主义发韧之初的“圈地运动”，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中国，正因为土地是“公有”，因此，资本在圈地过程中有政府暴力机器作为后盾，圈地成本比土地私有制下低得多！

更宏观地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收入悬殊以及劳资矛盾越来越突出，已经对中国能否真正摆脱资本统治的逻辑提出了疑问。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还不能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巩固。我们甚至也不能说我们彻底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课题：可以避免“用人头当酒杯”，照样能够痛饮“生产力的琼浆”。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上述中国现实有一种基于历史的同情。正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试图“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的“中间状态”或者说“平衡点”，而“中间状态”或“平衡点”与“均衡价格”一样只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与“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样，要么会“左”一点，要么会“右”一点；昨天可能更多偏向“社会主义”，公平倒公平了，但很难饮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于是，我们今天可能选择更多偏向“发展生产力”，结果，“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很正常。因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条没有人走过的很逼仄的泥泞小道，深一脚浅一脚甚至跌倒都很正常。难道不是这样吗？

关键是我们不能混淆黑白，不能不正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当前情势下，我还是同意戴志康先生的看法：必须更多在价值层面上理解社会主义！只有我们始终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才能对中国因为搞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较为普遍的“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心存怵惕，并想办法予以克服。而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到底是什么，包括我在上文从纯逻辑角度推出的其“内容”，如何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贯彻，还只能有待于未来走一步说一步。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经济学院）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8]《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当前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篇2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当前世界经济现状范文篇3

本文作者将目前中国经济归纳为六大特征，客观的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中国经济“百象图”，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后发性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就全世界而言，现代化过程是各国相互关联、相互竞争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了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的跨越。

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先后出现三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范例：第一次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经济起飞花了43年时间追上英国；第二次是二战之后日本经济起飞，花了40年的时间追上美国。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它创造了从1820年到1992年期间人均收入提高了28倍的世界纪录（年平均增长率1.95%）；第三次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时间追赶西欧国家。

因此，国家从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进国，先进国和落后国，追赶者和落伍者；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可以分为创新者和追赶者，主导者和模仿者。所谓后进国是指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国家。按照格申克龙（Gerschenkon）所说，后进国与其说是在某一点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发动工业化和进入工业化时这一问题上，发动（进入）时间相对滞后的国家。中国属于现代化的后进国，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称为后发性经济。

转型中的经济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涉及29个重要国家近16.5亿人口，是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目前以及相当长时期也都处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变革对经济学提出了重大挑战。

当前，集中体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转型实践中已经遭到失败，而根本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标准处方的中国改革却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还只是初步建立。

在比较长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行政管理、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关键性领域仍然存在着体制，需要突破；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露；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而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取得的某些积极社会经济成果却在体制转轨中有所流失。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任务还没有完成。

还要看到，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是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才达到现在的成熟完备的水平。所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完善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时，既不能悲观失望，也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的推进。

成长中的经济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追求像发达经济体那样的的平稳增长，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理想目标。然而，当今世界上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却呈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成长中的经济，一种是停滞中的经济。

成长中的经济，从近期看，都是问题成堆的，比如说，工人下岗、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生产安全事故不断等。但是每隔5年或10年回头一看，就能看出经济的巨大变化。停滞中的经济，从近期看，好像问题并不突出，隔了10年回头去看，发现变化不大，这种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几乎是停滞。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一直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认为，成长中的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从这个特征来看，我们要允许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并努力把这些问题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这就像骑自行车，骑得必须快一点，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不骑就倒；走钢丝必须往前走，“走”才能保持平衡。从中国经济的这个特征出发，就必须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

大国经济

从国际化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战略，有大国战略，也有斯堪的维亚半岛的小国战略。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以前不被人当成大国来看。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采购和国内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影响在上升，中国的大国形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是大国战略。大国战略的含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我国首先要争取一个大国的国际环境，要从世界规则的接受者走向世界规则的制定者。以前中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设想太少了，建设性不够。

第二，我们要兼顾国内国际政策协调，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上，我们的国际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完全有办法以正面的、巧妙的办法回答和解决外界的疑问。

第三，要从追求双顺差转变到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一味的追求双顺差，会有很多利益损失。

第四，内需为主非常重要。国外形势好时对于我国经济有拉动，国外形势不好时我们说“这边风景独好”。因为我们是大国，不会受特别大的影响，内需很重要。

社会主义经济

有不少人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不喜欢或不愿意承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其实，经济不可能脱离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孤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它更多的体现了社会公平。

在谈到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时，邓小平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是我们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他说：“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小康目标所达到的一万亿美元算不了什么，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也就是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还是贫困。“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但是，必须清楚，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

非均衡经济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对中国基本国情做出了如下精当的概括。

第一，“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即过去50年中国长期形成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及两种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它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