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与文化的融合范文篇1

[关键词]贵和文化；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

1导言

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经济效益得到快速提升，整体实力稳步增强，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在内部和谐、外部协调方面却有较大改进提升的空间，表现在：金融机构内部员工的积极主动性、主人翁精神未充分发挥，部分退休员工发出不和谐声音；对外，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群体难以获得金融支持，相反，少数低效率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占有了绝大多数信贷资源，金融资源配置呈现不合理。同时，宏观层面，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发挥仍然有较大空间，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和谐、不协调的地方表现得日渐明显。种种现象，指向一个重要问题：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如何更好地营造内外部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如何更好地树立以和为贵文化，如何真正发挥贵和文化对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

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贵和文化的源起、沿革与核心内涵，探讨了贵和文化与金融机构本质特性的统一性、适应性，继而从四个层次分析了基于贵和金融文化的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最后，指出了贵和金融文化对当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四方面启示。

2贵和文化的源起、沿革和核心内涵

2.1贵和文化的源起、沿革

贵和文化，即以和为贵，是起源于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贵和文化讲求主体与外部构建稳固、和谐、协调的关系，继而促进主体行为的作用发挥和目标达成。贵和文化深深植根于传统中国社会，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一整套特定的思维范式和行为准则，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群体、组织的行为。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爱和中庸。他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当是忠义、诚信、礼节、德政，以此建立一种稳固、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①。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认为，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中庸》云：“万物并有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景象。孟子提出“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获取成功的关键性条件。

孔子思想后，汉代董仲舒和宋代朱熹沿袭发展了孔子思想的贵和理念，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明清时期浙东学术同样对和谐、贵和的理念的进行了延展扩充。“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基本学术精神，而追求“和谐”则是浙东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王守仁和黄宗羲，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为实现社会和谐，终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王阳明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提出所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创新了儒家的“和谐”理念。黄宗羲学说则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思想体系。他们的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贵和文化。

2.2贵和文化的核心内涵

贵和文化核心内涵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即自身与自身的贵和，表现为内在性；第二层次即自身与外在的贵和，表现为外部性；第三层次为外在与外在的贵和，表现为环境性。

一是自身与自身的贵和。自身内部各要素和谐共处，有机组成，相互支持，进而促进自身整体功能的提升与发挥。

二是自身与外在的贵和。自身在与外在自然、其他个体、外在社会间的交流作用中，呈现和谐运转，促进自身、自然、社会功能的合理有效发挥。

三是外在与外在的贵和。外在自然与外在社会和谐，为自身发展创造提供和谐环境，促进自身功能发挥。

3贵和文化与金融机构本质特性的统一性、适应性分析

金融机构的本质特性是利用货币、信用，调剂资金余缺，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支持，促进其发展，同时，从支持的对象中获取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金融体系发展的本源在于贸易、经济的发展对资金融通、资金跨时空转移、风险管理提出了需求，在此背景下，如何迎合客户需求，真正与外部环境、要素相和，实现内外统一，是金融机构能否取得发展的根本路径。这就需要金融机构在内部整合发挥好各要素的功能，促进内部和谐，进而发挥统一协调能力，与外部环境、客户协调，在协调中更好地服务客户，增强客户满意，进而获取利润。

因此，可以说金融机构本质特性与贵和文化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和适应性。金融机构本质特性要求内外部贵和文化的支持作用，同样，贵和文化的作用在金融机构、金融体系中也能够得以充分发挥。

近代，以晋商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深知贵和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晋商认为，中为道，和为本，经商能否成功，实际是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处人、理事、经营，坚持道御经营，和贯始终。晋商商谚说：“义是生财道，和是化气丹”；“与人到处无非议，生意之间即是春”；“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等，其例数不胜数。

4基于贵和金融文化的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分析

4.1机构内的贵和机制

以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普遍重视机构内员工和谐合作，形成贵和机制。票号很尊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训。重人和，首要是重视金融机构内部的人的团结，人的凝聚，人的群体价值。晋商的组织制度创新――两权分离和人身股制度就是这种和谐精神的充分体现。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为股东，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在具体经营管理中，掌柜全权负责，东家不问号事，东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掌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相互信任，伙计尽心竭力工作，东家、掌柜、伙计各司其职，共同支持①，充分体现了企业内部“和为贵”的精神，充分发挥机构内部各主体的积极主动性，促进票号整体的效益提升。4.2机构与客户间的贵和机制

金融业的业务活动，每天都要与人打交道，存款人、贷款人、汇款人、贴现人、提款人等，经手的都是钱，必须执两用中，以礼待人，和贯始终。明清货币商人始终坚持“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客户的和睦相处。他们还互相认定诚信交往的老客户为“相与”。对于“相与”，诚信合作，世代相传，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必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4.3同业贵和的机制

同业合作机制。明清时期，广泛地流行晋商创造的银钱拨兑和转账结算，可以归化城的宝丰社为例。“边地银少用巨，乃因利乘便，规定谱银，各商经钱行往来拨账，借资周转，此谱银之所由勃兴也。其作用虽如货币而无实质。……拨兑行使情状亦与谱银相类，所不同者仅为代表制钱而已，市面通称为拨兑钱，即前之城钱也。周使惯例，数至一吊即可拨兑，吊以下使用现钱。各商均在钱行过账，营业始能运用。”其时“钱行及各商行均可发行号帖，以资周使。”①同业转账结算与银行划拨清算，使得商号之间结算效率大大提升，资金往来的成本大大降低。在此过程中，同业机构之间相互信任，互相支持，同业合作得以深化。

同业竞争的行业自律机制。近代金融机构注重行业自律，兴建关帝庙祭祀，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修建会馆，建立同乡会、行会，定期和不定期聚会，商量会事，制定行规，处理商务纠纷，办理商务立法和执法事宜，维护同业竞争的公平正义。如在包头归化城三贤庙有一块“严禁沙钱”的铜碑，是山西货币商人行会宝丰社为维护正常货币流通，搜缴私铸沙钱熔毁后立下的严禁沙钱流通的“永久性布告”。②

同业相处的和谐文化。晋商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同业的和谐相处。在同业往来中，既要保持平等竞争，又要相互支持和关照，主张“和为贵”，善待相与。建立“相与”关系，须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往来，否则婉言谢绝。“相与”之间鼎力支持，长期合作。

4.4与政府间的贵和机制

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在制度创新时非常注重构建与政府间的贵和机制，甚至于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异常紧密的关系，以致畸形发展，丧失商业金融性质，后期受此拖累。政府方面，山西票号了清政府的国库，代汇公币、代存公款，代收捐税、代垫军饷，资助政府平息内乱、应对外患；私人方面，票号创新了士子应试借款、官员外放垫款、捐纳垫款等业务，拉近了与官僚间的关系，以致形成“上至公款如税款、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下至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蓄，无一不存票庄之内”。③为达成此目标，票号上下非常注重与政府的关系往来，分号经理往往与王公大臣、督抚、官员结交密切。

5对当代金融机构的重要启示

5.1金融机构应创新机构内的贵和机制，促进内部和谐

当代金融机构应在产权制度、组织模式、企业文化等方面着力创新，构建机构内和谐机制。一是建立完善员工持股制度、高管期权激励制度，激励高管、员工发挥主人翁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奉献企业；二是完善内部和谐的组织建设，推进工会、员工之家等平台建设，为员工交流合作、和谐共处提供组织保障；三是积极推进和谐企业文化建设，营造公平、民主的管理氛围，鼓励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建言献策，集思广益，主动工作、能动工作，激发员工创造性，促进企业发展。

5.2金融机构应塑造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真正做到与客户和谐

当代金融机构应在经营中牢固树立并着力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从目标客户定位、客户需求分析、产品服务创新、流程效率提升、营销服务改善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综合金融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真正做到与客户和谐。坚持执两用中，以礼待人，赢得客户的忠诚支持，构建起与客户的长久合作关系，同舟共济。

5.3金融机构应加强同业合作，完善行业自律，促进同业和谐

当代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加强同业交流沟通，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深化同业在业务、产品、人才、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发出行业声音，增强行业影响力，共同维护行业利益；完善行业自律，加强行业内监督，打击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行业公平竞争次序，促进同业和谐。

商业与文化的融合范文篇2

国内外学者关于产业融合驱动力的研究都将技术、商业模式和管制放松视作产业融合的驱动力。③而当下我国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实践中，这三方面的驱动力都存在问题。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现有生产技术的数字化、网络化水平差异较大，两大产业的产业价值链相互割裂，以及产业制度条块分割。这些问题都源于企业层级上技术、商业模式和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不畅。首先两大产业技术水平差距大、对接难，技术融合效率不高。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肇始于数字融合。数字融合意味着现代信息技术在理论上可通过一个整理技术平台实现各种文化内容形式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只有通过大量的应用技术创新和创新技术产业化，数字融合才可能实现从理论可能到商业现实的转化。然而当前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现有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水平差距大。这在电信网络与广电网络融合进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得益于“国家投资，全程全网”的建设模式，电信网现有技术的数字化网络化水平较高。由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共同提供的3G通信技术网络已经覆盖了全国乡镇以上的所有人群。随着2013年末第四代移动通信业务牌照（即4G牌照）的发放，中国电信业正式进入4G时代。与此形成对比，广播电视网络还在走向互联互通、双向改造的征途上。广播电视网以“四级办台，四级混合覆盖”的模式建设和管理，中央、省、设区市和县／县级市分别设立电视台，各自独立组建网络基础设施。各地广电网络各自为政，技术水平的参差不齐在对传统单向有线电视网络进行双向改造的过程中又被强化。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在企业层级上的技术水平差异，直接影响两大产业技术融合的推进。

其次，两大产业的产业价值链相互割裂，相关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不足。数字融合发生之前，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内部均已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价值链。在产业融合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面前，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和传统媒体企业都着手开展融合业务，两大产业内原有产业价值链开始延伸和重组。自2006年开始中国移动先后在全国布局手机阅读基地（浙江）、游戏及12580基地（江苏）和手机动漫基地（福建）等多个融合业务基地，2015年1月更是成立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整合旗下音乐、视频、阅读、游戏、动漫五大基地业务。乐视、百度、阿里巴巴和PPTV等互联网企业争相推出基于提供互联网电视节目服务的盒子、电视等硬件产品，意图抢占互联网电视用户的注意力入口。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纷纷在原有组织架构中建立新的部门，以求在组织内部实现业务转型和产业链延伸。尽管如此，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尚未摸索出成熟的融合业务商业模式，加上传统产业规制的限制，相对稳定的跨产业价值链难以形成，两大产业在产业链层面仍然相互割裂。第三，两大产业的规制仍然条块分割，且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性。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都有“自然垄断”的特性，因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两大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受到政府控制。当下我国文化产品与信息传输的渠道资源由工信部分配，而内容播控平台资源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管辖。与此同时，两大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大企业大多属于国有企业，许多规模较大的文化企业都有很强的地域性，受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主管。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难以摆脱条块分割的制度约束，导致融合发生后两大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缺乏秩序，阻隔了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融合业务合作。产业规制变迁的路径依赖导致制度在产业融合过程中非但没能支持融合技术创新和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反而成为它们的枷锁。总而言之，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当前存在技术水平差距大、产业链相对割裂和产业规制混乱等问题。这些问题相互掣肘，使得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进展缓慢，导致产业融合在技术、价值和制度三方面均难以获得持续动力。因此，很有必要对三者推动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做深入探讨。

二、企业层级上技术、商业模式和制度

互动推进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技术、商业模式和制度三大驱动力在企业层级上互动推进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对于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融合过程而言，媒介技术创新与企业商业模式的匹配互动实现新兴媒介技术的动态筛滤，该互动过程受到传媒和信息产业制度的制约，同时反过来推动两大产业规制的变迁。因此技术、商业模式和制度三大驱动力在企业层级上的互动包含两大机理，一是媒介技术与企业商业模式的匹配互动机理，二是由这一互动筛滤得到的技术－商业模式组合与文化产业、信息产业规制之间的互动机理。以技术知识扩散为主线来理解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过程，能够凸显技术与商业模式的互动。在这两个产业融合过程中扮演技术驱动力的是以数字媒体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媒介信息技术。同其他信息技术一样，数字媒体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并非一劳永逸。而技术持续创新扩散的过程也是技术与商业模式互动的过程。技术的潜在价值结构与商业模式是否匹配直接影响技术更新换代的可持续性和企业的生死存亡。商业模式需要对企业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的内在逻辑，企业的战略定位、运营特点和收益机制，以及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与交易机制做出清晰的定位和描述。①产业融合常常是商业模式同技术之间互动的结果。①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技术或互补、或相似，具备产业融合的可能性。但要实现两大产业间的产业融合，不仅需要应用技术的创新，还需要与之匹配的商业模式创新来运用新技术创造价值。技术与商业模式的互动体现在融合领域所有相关企业内部和这些企业之间的联系中。从技术知识供给与消费的角度，这些企业可以大致分为四类，技术创新企业，技术中介机构，内容生产企业和渠道运营企业（见图2）。其中技术创新企业是技术供给方，内容生产企业和渠道、终端运营企业是技术购买方，商业中介企业则是技术扩散中介。不同类别企业内部技术与商业模式进行着不同形式的互动。各种形式的互动共同构成“技术－商业模式”组合的滤筛机制。只有能够相互匹配的组合才能在实践中存活，支持相关企业持续发展，并推动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技术创新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这类企业运营时，技术与商业模式之间的互动以技术创新为主导。商业模式降低技术潜在经济价值实现的不确定性。两大产业内的技术创新企业互补合作，开发可对接的标准化技术及设备。新兴媒介技术的潜在价值特性与传统技术迥异，其商业化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变革。唯有获得匹配商业模式的新兴技术才得以通过筛滤进入市场，获取经济价值。合理的商业模式初步开发技术潜在价值，为技术更新提供经济保障及反馈信息支持。

技术中介机构连接技术创新主体与技术消费、应用主体。当代数字媒介技术体系往往涵盖多项核心技术模块，分别由多个技术创新企业提供。这些技术模块之间通常存在显著的互补性，并以复杂的方式相互配合。对于技术应用企业而言技术升级所需的专用设备、知识整合成本极高。技术中介企业应运而生，为技术需求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数字媒体技术体系越庞杂，融合企业对此类中介机构的依赖性越强。对于中介机构而言，面向应用企业的应用技术创新推动商业模式变革，而商业模式又在实现技术价值的同时反馈技术改进需求，为应用技术持续创新提供完善方向。应用技术创新与中介机构商业模式互动更为频繁、更加对等，相辅相成。内容是文化产业永恒的核心。内容生产企业既可能成为最先拥抱新兴技术的追捧者，也可能成为新兴技术扩散的顽固抵制者。赫斯蒙德夫提出，文化产业中的内容生产者并不都是经济利益最大化者。②文化产业发展史上从不缺少勇于探索全新艺术表现形式的内容生产者，这些新技术发烧友的支持是新兴媒介技术发展的初始推动力。但对于内容生产者而言，任何技术体系都只是他们可选择的表达手段和形式，其内容产品获得消费者认可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生产者通过文化产品传达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效的商业模式比新兴的技术更受内容生产企业重视。一个全新的媒介技术体系要获得市场认可必须寻得有效商业模式的持续推动。

数字媒介技术重构了传统文化内容生产传播流程。传播的“传者－渠道－受者”经典模式中，传者受者之间的关系和渠道的特性都发生了变革。其中渠道由传统的专用传播渠道升级为整理传播渠道，并且出现了传输通信信号的物理渠道与传播内容的虚拟渠道的分化。时下非常流行的微信、微博、社交网站等新兴渠道都属于虚拟传播渠道，传统通信运营企业受到这些新兴虚拟渠道的直接威胁。虚拟渠道由互联网企业提供的各种OTT（OverTheTop）业务所构成。这些基于OTT业务的互联网企业是新兴应用数字媒介技术的直接产物。然而并不是所有互联网企业都拥有合理的商业模式，只有少数摸索出了适合自身的商业模式和配套应用技术。Facebook（脸谱网）尽管在短期内聚集了大量用户，却仍在探索有效商业模式。Google（谷歌公司）则凭借关键词广告等有效商业模式在市场上稳居领导地位。因此对于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中的渠道企业而言，有效的商业模式在技术－商业模式互动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主导地位，毕竟技术潜在价值和用户潜在价值都要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来转化，应用技术创新可根据商业模式建构的需要调整方向。数字媒介技术体系的复杂性和模块间显著互补性决定了运用此类技术的行业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性和消费者规模经济性。产业经济学家将这类竞争称作系统竞争，处于同一技术体系阵营的企业构成一个竞争系统，竞争不再限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成为一损俱损的企业系统之间的竞争。产业价值链的理念就是系统竞争的一个特例。①在系统竞争格局中，技术体系与商业模式系统的动态匹配决定了整个技术体系及其背后企业系统的成败。上述“技术－商业模式”滤筛机制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与产业规制发生碰撞。一方面路径依赖的产业规制束缚“技术－商业模式”组合的创新，另一方面“技术－商业模式”创新又向传统产业制度提出各种新问题。这种碰撞恰恰反映出“技术－商业模式”滤筛机制与产业规制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可以是碰撞也可以是协同发展。协同发展的“技术－商业模式”滤筛机制与产业规制是相互促进的，滤筛得到的“技术－商业模式”组合推动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又为“技术－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必要的秩序支撑。

商业与文化的融合范文篇3

通识教育有助于拓展专业教育的研究范围，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学生们的综合能力。因此，在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活动中，要积极推进英语专业教学与通识教育的融合，努力培养出具有通识素养、专业扎实、德才兼备的优秀商务英语人才，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

关键词：

高职;商务英语;通识教育;人文素养

根据现代教育学的相关理念，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识教育有助于拓宽专业学习的范围，消除学生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所受到的知识、思维以及方法等方面的限制。开展通识教育，不仅有助于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于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高职院校商务英语教学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1通识教育与高职教育融合的研究现状

在高职教育中实施通识教育，推动通识教育与高职教育的融合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应对方法。近年来，关于通识教育与高职教育融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关于高职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的必要性研究

有学者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社会对于高级人才的需求决定了高职教育必须重视开展通识教育。只有通过开展通识教育，以培养创新型专业技能人才为目标，把知识、能力与素质等结合起来，才能努力培养出适应职业发展要求的综合性人才。还有学者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只有将通识教育纳入到整个教育体系中，才能将职业教育、社会发展以及学生成才结合起来。此外，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促进了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的有效融合，现代社会对于劳动者的素质有着更加明确的要求，不仅要求劳动者具有突出的适应能力、沟通能力及专业技能，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兼容性”，因此，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2高职教育实施通识教育的途径

一般来说，高职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应当涵盖人文知识、科学常识以及社会学识等。同时，要结合学校实际、专业特色以及行业优势等设置通识教育的内容。在实施通识教育的过程中，要合理优化课程体系、活动体系以及环境体系，通过设计合理的课程内容不断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还有人提出，在高职教育中实施通识教育的途径:首先，制定主辅修制，改变高职教育中专业过窄过细的局面;其次，明确通识教育目标，引导专业教师开展通识教育;再次，选择科学的教学方法，在专业教学中逐步确立通识教育理念;最后，加强通识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调动教师开展通识教育的积极性。此外有人提出，要完善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运行模式，调整课程计划，确保专业课、通识课及实验课之间的比例。总体来看，当前高职院校的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明显成绩，但是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2商务英语专业课程特点及其与通识教育融合的可行性

商务英语是以商务内容为基础以商务语境为特点的专用英语。商务英语不仅包括从询盘、报盘、受盘以及结算等整体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而且包括金融、贸易、运输、投资、财会以及法律等知识。因此，商务英语专业课程具有跨学科性质，要适应国内外经济事业发展的要求，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并将其作为工作语言，掌握丰富的商贸知识与实践经验，具备商务操作能力及一定的管理能力。在高职教育活动中，通识教育与商务英语专业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之间能够相互融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识教育拓宽了商务英语专业教学的范围，有助于消除学生在商务英语专业学习过程中所受到的知识、思维以及方法等的限制。因此，要根据商务英语专业教学的特点与规律，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培养复合型的商务英语人才。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具有综合素质的商务英语人才需求日益旺盛。因此，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应当重视培养具有较强英语应用能力、掌握扎实商务知识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这就需要积极推进商务英语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首先，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要以培养商务活动中的语言应用能力为目标。由于现代商业活动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因此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学目标不能只是简单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而应该注重向学生传授西方社会中的企业经营理念、工作要求，以及与外国人开展商务交流中的工作方式，介绍西方人的生活习惯等。其次，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要重视教授学生商务英语词汇、主要句型及其语言规范，要引导学生熟悉商务情景及商务活动，鼓励学生掌握有关商务礼仪，熟知各种商务文化知识，并能够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于各种商务活动之中。最后，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具有开放特点。由于商务活动中主要以英语作为交流语言，因此，必须要引导学生学习了解国外的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等，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并掌握市场营销等知识。只有充分认识到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综合性与专业性特征，不断完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模式，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要求，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要求。

3商务英语专业教学与通识教育整合的实践建议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学目标是培养厚基础、宽口径、知识结构优化并且能够适应不同商务环境的优秀商务人才。在这一点上，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教学目标与通识教育理念是一致的。这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强化通识教育理念，摒弃商务英语专业只是为了“考证书”的思维，努力培养出符合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综合性商务英语人才。

3.1课程设置中建构语言教学和文化的融合

当前，随着中外经贸往来日趋频繁，中西文化交流显著增多。因此，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应当重视并将更多的中外文化知识纳入到日常教学活动中，促进语言教学和文化的融合。首先，要重视对学生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的培养。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更应当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情感态度、掌握科学的学习策略，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和深厚文化意识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创新型商务英语人才。其次，改革高职商务英语课程设置。除了设置培养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和外贸知识的相关课程外，还应当科学设置中西方文化相关课程，例如英美文学、中华传统文化等，加深学生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理解。最后，合理设置第二课堂和跨专业选修课程。高职商务英语教师要根据教学需要，鼓励学生制定课外阅读计划，组织开展各类英语讲座、英语知识竞赛或者其他文化普及活动，定期开展英语文化交流活动，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文化修养。

3.2课程设置中建构语言教学和多学科知识的融合

根据通识教育的理念，学生的知识结构仅仅“专”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具有“博”的特征。因此，在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学中，学生不仅要学习英语语言文化知识，而且要掌握多学科的知识。首先，为推进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高职商务英语专业除了要重视讲授语言文化类课程外，还要增加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甚至要根据区域经济特点开设一些自然科学课程。如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处于北部湾经济区，重点产业有石化、能源、钢铁铝、海洋等，可以考虑给学生普及相关的产业知识;其次，根据商务英语专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跨专业选修课程，为学生增长知识、提高实践能力搭建平台。最后，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要以学习语言文化知识为起点，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途径，丰富学生的人文知识素养，充分满足现代商务活动对于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如在商务英语阅读课程中向学生普及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社交礼仪等知识，在商务函电课程中介绍英语国家的谈判风格以及商业流程、销售技巧等。因此，要在商务英语教学中，有意识地融入多种学科知识，使学生能够在中外商务活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3.3课程设置中建构语言教学和修养类课程的融合

近年来，国际商业丑闻不断出现，企业道德意识滑坡的事件触目惊心，劣质商品严重威胁着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因此，重视商业伦理以及道德操守已经成为高职教育的重要内容。人们不仅要求商务从业者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丰富的管理经验及创新意识，而且更加强调商务活动的从业者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在这种背景下，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在开展语言教学的同时，要重视对学生思想修养方面的教育，推动语言教学与修养类课程的融合。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关注的不仅仅是学生未来的发展机会，还应激发学生对于商务活动中的社会责任、商业道德以及职业伦理的认同感。在开展语言教学的过程中，只有融入修养类知识，才能使学生理解，只有立足于社会价值，才会为自己的未来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未来的职业竞争创造积极的条件。

3.4课程设置中建构语言教学和学习效果监测的融合

为了准确把握高职商务英语专业与通识教育融合的效果，必须要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科学评价，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为此，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育应当建立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方案，建构起形成性考核与课程终结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形成性考核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改善学生的学习状况。因此，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监测应当包括知识范围、课堂活动、课后安排、口头表达、书面写作、学习态度、自学能力以及合作精神等。同时，在评价学生学习效果时，要加大学生平时作业的考核力度，消除传统的借助笔试来判定学生学习成绩的弊端。例如，安排学生分小组利用课余时间整理分析英语国家文化区别于中国文化的内容，以小组划分的形式，完成各自所在小组的任务。在完成作业过程中，要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对收集到的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样就有助于学生能够更加扎实地掌握知识，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4结论

高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一线所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而且要引导学生了解、熟悉并应用商务礼仪以及商务文化知识，能够把学到的知识熟练运用到商务活动中去。因此，高职院校要重视通识教育，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要灵活应用各种教学方法，深入推动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努力培养出具有通识素养、专业扎实、德才兼备满足社会需求的商务英语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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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绘新，李鹤艺.通识教育视野下大学英语改革途径探索［J］．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14(3)．